10.第四章 如何看待同性戀現象（10）

比同性戀和新男性更為極端而徹底的是異裝行為的風行（例子有英國的喬治小子和美國的麥克·傑克遜），其重要意義在於，它是對兩分的簡單概念的挑戰，是對男性和女性這種分類法的質疑。以同樣方式，70年代活躍的同性戀群體也打破了異性戀自然秩序的觀念。（weeks，inparkeretal，48）

同性戀現象對人類社會展的第三個啟示是鼓勵所有被權力和主流文化邊緣化的人們向一切嚴格的分類提出的挑戰，其實質是對福柯所描述的瀰漫性的權力的挑戰。

酷兒理論認為，19世紀以來對人的同性戀還是異性戀的表面看去是中立的描述，其實卻隱藏著錯綜複雜的權力遊戲，統治與屈從的遊戲，這一遊戲將同性戀經驗少數化，用一種新的有效的模式將異性戀權力鞏固化。同性戀之所以在人們心目中成為一種固定的具有異常性傾向的少數派群體，就是權力鬥爭的結果，是話語權爭奪戰的結果。

60年代以來的同性戀運動可以被解釋為對當代世界中一種主體形成形式的反叛，是對既存權力結構的挑戰，對於把個人定義為某種特殊身分、固定在某種社會地位上這種作法的挑戰。60年代和7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為性領域帶來了一系列的重大變化，其中最明顯變化就是放鬆了對同性戀的禁忌。其他變化還包括：第一，對女性**的接受；第二，反生殖哲學的展，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生殖，而是快樂；第三，對人類性行為的多種可能性的越來越廣泛的承認；第四，對新的性形式的有組織的宣傳。雖然一直有許多個人在實踐各種各樣的性行為，有組織的群體行為卻是新出現的，如從德國起的天體運動（nudism）；有組織的同性戀活動等。（bullough，677683）儘管早在1980年，艾滋病引起普遍關注之前，就有右翼道德主義者說：我們將看到道德秩序的回歸和勝利，左翼對權力的挑戰勢頭依然強勁。

在1981年的一次採訪中，福柯說過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同性戀是這樣一個歷史的機遇，即開新的關係和感潛力的歷史機遇，它不是來自同性戀的內在性質，而是來自同性戀所處的非中心地位，來自同性戀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交叉線，它使得這一潛力的實現成為可能。（轉引自halperin，67）同性戀這種處於非中心地位的思潮對於現代社會的最重要的意義在福柯看來是開闊了人類的眼界，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即一種將會打破幾千年來一夫一妻制傳統的新的生活方式。

福柯在1977年曾這樣論述過同性戀解放運動：今天，一個運動正在形成，在我看來，這個運動不是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迷失在其中的更多的性和更多的關於性的真理的潮流的逆轉，而是快樂、關係、共存、依戀、愛和精神強度的其他形式的創建——我不說是重新現。（轉引自halperin，78）儘管福柯說過：我的著作與同性戀解放運動無關。（轉引自halperin，31）但有人提出，在30年代，工會運動活躍分子的衣袋裡揣的是一本《**宣》；60年代反戰運動的活躍分子揣的是《愛欲與文明》和《單向度的人》；艾滋病時代的政治活躍分子揣的則是福柯的《性史，第一卷》。（halperin，1516）

最近在西方新出現的性身分政治使人意識到權力對自我定義的影響，不僅是性別身分與性身分，還有種族民族身分，階級地位身分，這些身分成為性政治的新前沿，成為抵抗制度壓迫的新形式。性身分與統治服從關係相關連，與歷史相關連。這種新的思潮、新的性政治就是90年代在北美和其他地方同性戀中產生的酷兒政治（quee

politics）。新一代人不再自稱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或雙性戀，而自稱酷兒。酷兒意味著對抗——既反對同性戀的同化主義，也反對異性戀的壓迫主義，它的抱負是要包容所有被權力邊緣化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