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第四章 如何看待同性戀現象（9）

站在文化建構論的立場，福柯指出，同性戀不是一種既存的**形式的名稱，而是一種被**著的東西。因此我們的任務是成為同性戀者而不是堅持承認我們是同性戀者。做一個同性戀者就是進入一種過程之中……關鍵不是去做一個同性戀者，而是一個持續不斷地成為同性戀者的過程……將自己投入這樣一種狀態，人在其中做出性的選擇，這些選擇將影響我們生活的面貌……這些性的選擇應當同時又是生活方式的創造源泉。做一個同性戀者預示著這些選擇將貫穿全部生活，它也是拒絕現有生活模式的某種方式，它使性的選擇成為改變生存狀態的動力。（轉引自halperin，7779）

酷兒理論認為，同性戀不是某些人突然現自己所擁有的一種心理狀態，而是一種存在方式，通過這一實踐重新定義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做什麼事，是為了使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世界更加快樂。這就形成了美學的現代方式。福柯對我們的建議是：不應把同性戀當作偶然顯露出來的關於我們自身**的隱密事實，而是應當自問：通過同性戀，什麼樣的關係可以被建立，被明，被擴展，被調整……問題不在於現關於自身的性的真實況，而在於從此刻開始，利用自己的性能力去獲得關係類型的多樣性。（halperin，78）

如果說同性戀是對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是對快樂的一種追求，那麼同性戀就不再是一種性別身分，而僅僅是人們對自己的生活作出的後天的、有意的選擇。於是，同性戀就不再像過去人們所一向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將正常的人從異性戀拉走的拉力，而是一種使所謂的正常人選擇同性戀關係、同性戀行為、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推力。而這種選擇極有可能完全沒有性傾向的依據。對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有意選擇可以出於超越傳統的性別角色的願望，可以出於避免結婚的願望，或者是出於保持一種有異於常人的身分的願望。在當代西方社會中已經出現了一批選擇以同性戀身分安排自己生活的人。

在同性戀問題之外，福柯還從文化建構論的立場出，深刻論述了他對性行為的一貫立場：性行為不是像人們慣常以為的那樣是一種天定的（superimposition）東西，它一方面是從天生本能產生**，另一方面是由允許或禁止的法律來規定我們可以或不可以做什麼的東西。性行為要遠遠超過這個。當人們做這件事時是有意識的，是人為的經驗，是人將某種價值賦予了它。在這一意義上，我想gay這一概念作出了正面的（而不是純粹反面的）貢獻，它對這一類型的意識其中包括感、愛、**、性關係具有正面的意義。在他看來，即使是在本性的層次，同性戀這一概念也沒什麼意義。……對於我來說，它是一個不夠格的分類。……也許可以用快樂風格（gaystyle）的概念，或至少有一種企圖，想創造某種存在的方式，一種生存的形式或生活藝術，或許可以被稱為快樂（gay）。（foucault，1988，287，292）我認為福柯的思想中蘊含著一種極為自由奔放、極具顛覆性的力量。在他看來，性活動就是人類追求快樂的一種活動，因此，與其將人們劃分為同性戀和異性戀兩大類，還不如將他們劃分為快樂風格和痛苦風格兩大類。如果人們都能像大師福柯這樣來看待**問題，這個問題將變得多麼輕鬆，又將具有多麼正面的價值！

同性戀現象對人類的第二個啟示是對性別角色認同的挑戰。世界進入90年代以來，超越性別（transgender）角色的風氣愈演愈烈，漸成氣候。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後現代主義反對本質主義的理論和各種超越性別角色的個人與人群的實踐。

性別問題上的本質主義像其他問題上的本質主義一樣，總是傾向於將事作絕對的兩分，例如：異性戀與同性戀，黑人與白人，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等等。許多後現代主義理論家非常反對這種兩分的觀點。例如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就持鮮明的反兩分立場。從這種兩分監獄（binaryprison）中獲得自由成為對性政治感興趣的許多後現代主義者的奮鬥目標。（moore，inchapmanetal，167）酷兒理論認為，同性戀的傳媒形象影響了異性戀男性，使他們也學會了將男性當作**的對象來看待。結果男性像女性一樣也客體化了，這就創造出了一種平等的氣氛。西方出現了一種與傳統男性陽剛形象大相徑庭的所謂新男性（newman），他們在大街上抱著孩子，他們接送孩子上學校，他們到商店購物，他們參加妻子的產前訓練班，他們是80年代的男性形象，是對傳統性角色觀念中陽剛的硬漢形象的反叛。舊式男性對所有的女性氣質避之唯恐不及，而新男性則熱地接受了女性的角色和特徵。他們與女性分擔家務，分享社交和性的快樂，甚至接受了作為性客體（sexualobject）的角色。有人因此認為，在後現代社會中，男性是一個正在削弱的性別，他們正在日益變得女性化，喪失了傳統性別角色中所包含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