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二節布依族文化名人――莫氏三傑（2）

清道光二年（1822年），與儔老母去世，清廷吏部傳檄重新起用他，但他因不滿當時官場黑暗，無心重返仕途，而自請改任清貧教職，繼續為振興桑梓文化服務，后受命遵義府學教授，潛心執教，度其教育生涯歷時19年之久，直至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於遵義任所，享年79歲，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眾子弟上謚「貞定先生」，以表景仰之。

縱觀莫與儔數十年教育生涯，其教學實踐具有獨特的風格，體現了當時先進的教育思想。先，他滿腔熱，積極改善教學條件。當時，遵義府學有生員百餘人，在貴州具有較大影響，但教學設備簡陋，且官府還欲吞食學校，魚肉士人。針對此，與儔挺身而出，進行抵制，並想方設法改善教學條件。在他極力敦促之下，知府不得不劃撥銀兩修繕府學，使教學條件有所改善。興奮之餘，他特寫《補葺遵義府學記》志，同時，他還從自己微薄的俸祿中拿出部分錢來購買圖書捐贈學校。古代中國，如此大公無私的學官實不多見。

莫與儔不僅滿腔熱，而且學識淵博，師德高尚，教導有方。他一貫提倡實學，重視品德教育，反對追逐科場利祿及華而不實的學風，並針對當時「有師生之名，無訓誨之實」的時弊，提出國家辦學，意在「時肄業，從廣術業，勤訓迪，以儲人才」。他認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應多為家國培養一些具有真才實學、能為國為民辦事的人才。因此，應把德育放在位，謂「學之為道，莫先於正趨向，趨向不正，雖胸貫古今，望絕於世，亦小人身。」他從當時封建國家人才標準出，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處則為名士，出則為名臣，即甚最下無所成，亦是以奉身而寡罪。」雖屬封建意識，但不乏反對不務實學、只求功名利祿的時弊，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他還常用孟子「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為」的格告誡弟子，勉勵他們勇於克服困難，勤奮學習，這對推動學習亦起到積極作用。莫與儔從事教育三十多年，在此期間，他創造了一套具有獨特風格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最突出之處就是要求學生行統一，學用一致。他說：「讀書講求實用」，「經典所載，孰非師法，事事而思其用，則讀一卷書，自有一書之益。」他的這種教育思想，在當時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他招生的辦法也有獨到之處，主張以招收下層士民的子弟為主，上層聽其自便。

在教學方法上，莫與儔重視因材施教，對後進生以講授為主，分晝夜兩部進行教學；高材生以自學為主，重點解決疑難，因人而異。當時的程朱理學，文藝訓詁，內容枯燥，如教授不當，則聽者乏味，收效不大；但經他精心講解，循循善誘，學生聽得津津有味，即使智力低下的人，亦如旱苗吸甘露，怡然有所得，與儔對學生管理甚嚴，禁止他們遊手好閒，不務正業，要求人人一絲不苟，端正學習態度。學生如有過失，決不姑息遷就，但關心備至，和藹可親，多表揚先進，重正面教育，使學生心悅誠服，棄惡從善。

由於與儔學識淵博，師德高尚，傳身教，教導有方，因此，當他受命遵義府學教授時，「士人聞則至，爭請受業，學舍蜂房，猶不足，僦（租）居半城市。」不少英才名家，多出自其門下，如其子莫友芝及門人鄭珍，在他精心指導下，以著述宏富、精通許鄭文學而成為漢學名家，時人並稱「鄭莫」，譽為「西南鴻儒」，故陳田在《黔詩紀略后編》本傳中評價說：「莫與儔教授有法，黔士知有漢學，自先生始。」凌惕安亦盛讚「獨山莫與儔教授遵義，更以樸學教其徒，風氣所扇，四方景從，而人才輩出。」與儔從事教育三十多年，孜孜不倦，為家鄉貴州培養人才，為展文化作出重大貢獻，立下汗馬功勞，《中國少數民族人物傳》把他譽為「布依族教育家」和「清代後期西南地區的文化大師」。

莫與儔不僅以教育名世，而且傳下不少著述。主要有：《二南近說》四卷、《仁事本韻》《喇嘛傳聞》二卷、《都勻自南齊以上地理考》《示諸生教》等。其子莫友芝把他的詩文遺稿輯為《貞定先生遺集》。他擅長考據學，對貴州歷史、地理頗有研究，著有《貴州置省以來建學記》《都勻府自南齊以上考》《牂牁考》《毋斂先賢考》等書，對貴州教育學、史學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莫與儔先生既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漢學家和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