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詩人的感覺誤區（1）

一部中國文學史，從《詩經》、《離騷》開始，其實，就是一部中國詩人的活動紀錄。所以，詩人是文學史中一向唱主角的人物。很長時間，小說和寫小說的人，是名不見經傳的。《太平廣記》收錄了宋以前的幾乎全部的小說，但許多作者的名字和況，都付之闕如。歷朝歷代，從皇帝到臣下，從倡優到歌伎，都是很看重，而且只注意那些頭昂得高高的詩人，對他們的詩篇和他們的活動，關心的程度要高於傳奇和傳奇作者。「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野史」。古人早定了性，小八臘子之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與詩人是無法相比的。

在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狂得一塌糊塗的時候，一些以撰寫傳奇為業的作家們，也只能眼饞地羨慕這位詩人的聖眷恩隆罷了。他們若想在河邊站著，看看熱鬧，恐怕警衛員也會將他們轟開的；要不識相的話，很可能電棒就要戳過來了。而當白居易功成名就，以一代詩聖的身分，安居洛陽度其晚年，有幾位絕妙小女子作伴，偎紅倚翠，憐香惜玉，快活得不可一世的時候，那些寫《謝小娥傳》的李公佐、寫《柳毅傳》的李朝威等等人物，大概也只有在門外垂涎三尺的資格，豎起耳朵聽白公館里傳出來的或歌或舞，或笙或簫的樂聲而已。

詩人在他不倒楣的時候，說他是天之驕子，也不為過的。但在得意番茄的時候，往往缺乏最起碼的清醒，這也是詩人，當然也不僅僅是詩人，怕是所有燒包的文化人的通病。因為，詩人那根不大容易控制得住的激動神經，一旦隨著大腦膨脹，而飄飄然起來，是很容易闖進感覺誤區，結果倒把自己毀了的。翻一翻中國文學史，詩人，作家，文化人，這類自己把自己坑了的教訓，簡直不可勝數。

東晉南朝時期，中國出了兩位大詩人，就是這種聰明的，能控制住這根神經和不聰明的，怎麼也管不住自己，把小命送了的兩個例子。一位是「採菊東籬下」的田園詩人陶淵明（365~427），另一位就是「池塘生春草」的山水詩人謝靈運（385~433）了。

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戰亂頻仍的年代，殺過來，殺過去，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生命處於危殆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麼思想文化巨人的。幸虧還有這兩位大詩人，不然的話，文學史掀到這一頁，恐怕更暗淡了。當時的社會狀態是，王朝不停地更迭，疆界不斷地改變，戰爭無休止地進行，災難頻頻落在老百姓的頭上。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胡馬鐵騎，剽劫殘掠，關洛化為廢墟，黎民百不存一。南方呢，那些逃到江南來的西晉上層，和當地士族結合，統治著半壁江山，根本沒有收復失地的打算。王公貴族，世家門閥，將帥統領，地方牧守，忙於爭權奪位，分封割據，互相廝殺，爭奪不已。到了陶淵明，到了謝靈運嶄露頭角的時候，偏安早成定局，北伐已是空谷遺音了。

說實在的，也就剩下一些知識分子，還存有一份可貴的傷時憂國之心。《世說新語》里記載過：「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愷）中座而嘆日：』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雖然這類文士沙龍式的憂傷，無濟於事，而且多少也有一點吃得太飽，幫助消化之意在內；但總是反映出一種與當局苟且偷安的政策稍有不同的聲音。這也就足夠足夠的了，還能要求他們做些什麼呢？

何況時間是治癒任何創傷的最佳藥方，對陶潛來說，嚮往胡馬鐵蹄下的張掖和幽州，不過是詩人羅曼諦克的遐想。而對晚生二十年的謝靈運來說，他祖父謝安派謝玄擊退苻堅的淝水之戰，已成了昨日的輝煌，朝野習於苟安，社會趨向奢靡，在他們的詩集里，連新事對泣的那種山河之異的感，也難得一見了。

要是碰上了一些鼓吹別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自己卻躲在屋裡的好漢，也許該高聲責怪，或者揮筆痛斥新亭飲宴的諸位文士，包括這兩位逃遁到田園山水中的詩人，竟沒有拎著兩枚手榴彈，越江而北，深入敵後，作敢死隊，光榮犧牲於敵人屠刀之下，而面露奚落鄙夷之色吧！其實，說現成話，說風涼話，或事後諸葛之類，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忙著鞭撻別人而自己又並不身體力行，這種卑怯的勇敢者，不過是魯迅筆下《聰明人，奴才和傻子》中那個悻悻然的小人罷了。至於那些在洋人卵翼下的拿綠卡和不拿綠卡的賈桂們，為討好主子而信口雌黃，更是不值一嗤。陶淵明之田園，謝靈運之山水，這類文學上的逃遁，都是特定的時代和社會裡，自然形成的態勢。文學這東西，作為上層建築，它的大致走向，總是離不開經濟基礎的制約和社會潮流的影響，從來也不以哪個人的喜好提倡和厭惡扼殺而改變的。若是悖謬於這種最起碼的常識，而求全責備，百般挑剔的話，說得好聽些，叫做緣木求魚，說得不好聽一些，那就是痴人說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