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五節歷史沿革（4）

五、元明清時期

毛南族先民屬於伶人中的「苦蕒伶」。《宋史》卷四九五記載：「（乾道）七年……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御，仡伶乘隙焚劫……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為瑤蠻侵掠，民皆轉徙而田野荒穢。會狩卒無遠慮，乃以其田給靖州仡伶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十一年……沅州生界仡伶副峒官自由子三人貨丹砂麻陽縣……」這裡記載的「仡伶」，當是伶人的一支，是侗水語支諸民族中侗民的先民。明鄺露《赤雅》記載：「伶人，雕題高髻，狀若猩狒，散居莽中，不室而處，飢拾橡薯，射狐鼠，逢蠆低蟓，甘生如芥，卉衣鳥，重譯四姓。」清代李宗坊《黔記》記載：「伶家苗，在荔波縣十月晦日，祭鬼為節。男女均以藍花帕寬蒙，未婚者，其帕稍長。每仲冬，男女相聚歌舞。所歡者，約而奔之，及生子后，方歸母家，名曰回親，始用媒妁通聘。」這裡記載的是居住在湖南西南部、貴州東南部和南部、廣西北部這一地域的侗水語支各族（侗、水、毛南、仫佬等族）伶人居住區，風俗一脈相承，可見伶人是由僚人展而來的。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慶遠風俗考》記載：「伶僚者，壯之別種，其性、氣習、飲食、居處、服用、器械及婚、葬、燕、祭皆與壯同。編入版籍，略供賦役，亦如熟種然，但語差異耳，今日思恩（今環江）、南丹亦有此種，謂之『苦蕒伶』。其居天河之東鄉者，名曰『僚』（當是仫佬族的先民）。」清乾隆（1736~1795年）《慶遠府志》記載：「（苦蕒伶）山田磽确，時時苦飢，每採藥負薪，易粟而食。」這些史料中記載的「僚伶」、思恩南丹的「苦蕒伶」「天河之東的僚」和「荔波亦有此種」的族群，是和壯族同屬壯侗語族而分屬不同語支的侗、水、仫佬、毛南諸族。其中「思恩苦蕒伶」的況與毛南族歷史階段上的苦難境遇最為相似，應當是毛南族先民。

元朝，毛南族地區屬於慶遠南丹溪峒軍民安撫司，明朝屬於慶遠府。明朝對慶遠府境少數民族仍用宋、元舊制，利用土酋「以統其民」，但重要的是增設了衛、所等軍事機構，加強其統治力量。明初，封建王朝於要衝之地，連郡則設衛，一郡則立所，開設屯田。每衛所的官軍以十分之七的人馬守城，十分之三的人屯耕，每人承耕土地10畝左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於慶遠府內設置慶遠、南丹兩衛，各轄前後左右中五所，官兵13600餘人，分守河池、南丹、思恩、荔坡等地。統治機構的設置也較宋、元時期嚴密，如毛南族聚居的思恩縣，於正德年間（1506~1521年）就設置鄉、里、甲制，全縣共分四鄉二十三里三十九甲。由於明朝直接統治的加強，毛南族社會在中原王朝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強大影響下，社會經濟和文化都得到進一步展。

至明初，慶遠府境內少數民族地區還是「山高地瘠，田寡人稀」，刀耕火種，為「饌糧」之地，封建王朝無丁戶籍，無賦稅徭役之徵。但到萬曆年間（1573~1620年），便「開徵官民田地塘稅」，至清初，征的漢土官民田地塘稅面積已達3637頃，比之前增加了145頃，實征夏秋米糧16450餘石。耕地面積的擴大，反映出農業生產的展，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毛南族地區耕地面積的擴大。此外，洪武年間（1368~1398年），「開設慶遠衛所，創製屯田」，屯墾的田地面積達35頃，其中思恩一縣屯田就有25頃，折色米500餘石。官軍屯田，系由官府供給耕牛、農具和種子，因而不斷傳進先進的耕作技術和生產工具，對毛南族的農業生產無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所種植的農作物，據《古今圖書集成》轉引《慶遠府志》，「稻種不一，黍早晚二種，蕎麥春秋二種，菽各種不一」，並能引水灌溉，史籍有「竹筒水泉，最是佳事，土人往往能之」1的記載。飼養的家畜種類有牛、馬、羊、豬等。此外，還出產葛布、棉花、青麻、山椒、藍靛、茶、蔞、楮皮紙等，有些已與外來商人進行交換。精緻的毛南族竹笠也在明末清初廣為流行，成為人們的裝飾品之一，史載「竹笠極其密，少年婦女戴之」。南丹土州盛產錫礦，民間開礦煉錫，亦有相當技術，顯示出手工業也得到一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