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第三節漢族向華南的遷徙和發展（3）

（三）避亂落籍

兩漢末年，由於社會動亂，不少士民為避亂而遷入華南，如王莽時魯國汶陽（今山東寧陽）士氏避亂落籍蒼梧廣信縣；光武帝初年時山東青州王氏落籍珠崖；桓帝時潁川1唐氏，獻帝時陳國（今河南淮陽）袁氏避亂落籍桂陽縣。這些都是士大夫階層的人避亂落籍，史書有所記載，而一般下層平民避亂落籍的雖然更多，史書卻不可能對此有所記載，但合浦一帶「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2，則是史家認同的史實。歷史展的一種趨勢，兩漢時遷入華南的漢族以比當地土著族群文明程度高的文化而吸引和融合了一部分土著族群，其突出的事例就是南越族的迅速漢化。

前已述及，南越族本是先秦的蒼梧人與粵南及珠江三角洲的越人在漢初融合，以趙佗建南越國為標誌而形成的一個族群。由於秦征服嶺南時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並先後遷入80餘萬漢族，加上漢武帝平南越的10萬大軍直搗南越國都番禺；平南越后又將動叛亂的呂嘉子孫宗族徙遷四川「置不韋縣，以彰其先人之惡」。3而留在粵南及珠江三角洲的南越人本來在趙佗統治時，由於趙佗實行了「和輯百越」的政策，大力推廣中原漢族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引進「金、鐵、田器、馬、牛、羊」4。1983年在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大型的南越式鼎，70多件冶鐵工具，成捆的鐵劍、鐵矛等武器和完整的鐵鎧甲。5在展生產力的同時，又大力推廣漢文化。《南粵叢錄》引《粵紀》云：「廣東之文始尉佗。」如南越國時期的墓葬中出土的木牘、木簡、印章以及在銅器、陶器和漆器上寫、刻、印、烙的都是漢字，南越王墓「文帝行璽」「泰子」「趙昧」「帝印」「左夫人印」「右夫人璽」等19枚印章即是實例。更重要的是還用漢字布命令，「下令國中曰」，可見漢字的使用已較廣泛。又如，趙佗仿效漢律，「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1。再如，趙佗還鼓勵漢越兩族通婚，趙氏王族和南越領呂嘉建立家族聯姻，史載丞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2。由於有趙佗推行漢文化長達93年的基礎，所以漢武帝平南越后，南越國中心地帶，即包括番禺在內的粵中地區的南越人迅速地漢化了，而這些被漢化的南越人，就是今天漢族中講粵語（又稱白話）的廣府人的先祖。南越人的漢化是秦漢時遷入華南漢族的一個重要成果。

漢族遷入華南滾動展的另一個成果是部分蒼梧人的漢化。前已述及，先秦時居住在桂粵湘交界一帶的蒼梧人，除一部分在春秋戰國至秦相交時南遷粵中及珠江三角洲與當地越人融合而成南越人，還有一部分蒼梧人除西遷成為今天廣西三江侗族和廣西金秀茶山瑤（操拉伽語）以外，留在原地的蒼梧人在遷入漢族的影響下也逐步漢化而成為今天粵西和桂東北約20萬操「標話」的漢族。3這一些操「標話」的漢族之所以漢化速度比較緩慢，是因為西漢時，中原地區與嶺南來往的主要通道是從湖南零陵，過營浦（湖南道縣）、冷道（今湖南藍山），再過九嶷山到封中（今之賀州市東南和封開縣北部），然後循賀江、西江水道而到番禺。所以西漢曾是蒼梧人聚居的蒼梧郡居賀江下游和西江中下游，正處在這條中原與嶺南的通道上，而使這一地區的土著蒼梧人從秦代就開始受到中原漢文化的熏陶和影響而開始漢化。但是，東漢建武十五年（39年）以後，桂陽太守衛颯在粵北、湘南鑿山通道500里，列亭傳，置郵驛，4使中原地區到嶺南只要過長沙、耒陽、郴州、臨武，直入粵北，順北江水道可直抵番禺，不僅縮短了路程還可騎馬快進，使北江的含誆（今廣東英德）從此成為通道的中轉站，蒼梧郡卻開始失去了通道地位。及至唐代，張九齡於開元十六年（728年）修建粵北南雄跨大庾嶺至贛南的通道，1從中原至嶺南，可從鄂州（今武漢）順大江而下，到江州（今九江）轉洪州（今南昌），再沿贛水而上，跨大庾嶺過南雄，順湞水轉北江而下達番禺，使得從中原到番禺更便捷了。昔日的蒼梧郡便成了一個封閉的孤島，故使這一部分開始漢化了的蒼梧人展相對緩慢，致使蒼梧文化的積澱便在語上形成了與侗語、拉伽語相接近的標話2，而成為華南漢族中獨特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