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什麼人留下個走西口――「走西口」的歷史成因（5）

清代魏源曾說，從隆慶和議之後，「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熔，且為本朝換二百年之太平。」

可見隆慶和議意義之巨大和影響之深遠。

山西是連通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之間最短的一條通道。這一點，那些想在中國建立強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關之前，在制定他們經略中原的戰略時，就把山西作為必須控制的地區之一。他們認為「山東乃糧運一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極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於是，清兵一入關，順治皇帝立馬就召見了當時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他們的名字分別是范永斗、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順治皇帝對其「宴便殿、賜服飾」，又是請客，又是送禮，最終還把這些商人編入了由內務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史稱「八大皇商」。

這「八大皇商」曾為清朝統治者立下過汗馬功勞。明末時他們操縱著張家口的貿易活動，並以經商為名，暗中為清政府輸送軍需物資和報。他們在清政府最困難的時候，還曾多次給清政府提供過大量的糧食。

清朝初期是不允許漢人隨便到蒙古人居住地的。但是，這種局面很快就被當時的一場戰事打破了。

公元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為了平定噶爾丹的叛亂，康熙皇帝親率八萬大軍深入草原腹地。在清軍隊列中，第一次出現了西洋大炮這種殺傷力巨大的先進武器，不僅幫助清軍在一天之內打垮了噶爾丹的主力總隊，而且從此永遠改變了草原上游牧騎兵佔優勢的局面。經過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的努力，清帝國將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內蒙等廣大的西北地區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統治之下。

1691年（康熙三十年）后，清朝連續對準噶爾部用兵，為就地解決糧草供應，在蒙古地區「募民田作」。清政府在內蒙古草原上圈佔的大片牧場，都急需漢人去耕作，流民於是有了「用武之地」。康熙、雍正執政以來實行積極招墾政策，給流民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的機會，有一部分流民從而獲得小塊土地。《清高宗實錄》記載：「古北口至圍場一帶，從前原無民地，因其處土脈肥腴水泉疏衍，內地之民願往墾種，而科糧甚輕，故節年開墾升科者三千餘頃。」清末民國時期推行放墾，一部分流民交付了「押荒銀」，從政府那裡領取了「土地證」，獲得了土地的永租權，成為小自耕農。

康熙、雍正兩朝對西北用兵時，由於補給線過長，軍糧供應成為決定戰事勝敗的關鍵。但是由於戰場與後勤基地之間相隔萬里，運輸線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清史》中記載說：「其地不毛，間或無水，至瀚海等沙磧地方運糧尤苦。」

當朝廷為此事一籌莫展之際，一個山西商人站出來說這件事由我來做吧，說這話的人就是范毓濱。

范毓濱當時主動請纓給康熙打了個報告，他要求幫助政府運軍糧，而且費用只要政府運軍糧的三分之一。原來政府運一石軍糧要一百二十兩白銀，他只要四十兩。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人隨軍運送的糧草，實際上是低價從別處販上，再高價賣到軍隊里。儘管每擔軍糧朝廷只需要付出原來三分之一的白銀，但山西商人仍能從中漁利不少，由此可見朝廷各級官僚的貪墨與山西商人的能幹。不少商人買賣越做越大，逐漸由挑擔推車的行商變為開店鋪甚至「集團公司」的坐賈。

范毓濱的爺爺，恰恰就是參加過順治皇帝賜宴的那八位商人之范永斗。

一個國家都很難做成的事，一個商人做起來可能就更加艱難。有一次，范毓賓運往前線的十三萬擔軍糧被叛軍劫走，他幾乎變賣所有家產，湊足一百四十四萬兩白銀，買糧補運。范毓賓以「毀家紓難」的做法，贏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賞識。

危難中敢於擔當的范毓賓，得以名垂青史。今天，我們可以在《清史稿·列傳》中找到范毓濱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貴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清史稿列傳》中是這樣記錄范毓濱的貢獻的：「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林，剋期必至，省國費億萬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