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十一烈士暮年（一）（11）

十一烈士暮年（二）

1964年2月，**批評**中央聯絡部有人主張「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有人不講階級鬥爭；中央農村工作部有人主張「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4月，他在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時提出，如果中國出赫魯曉夫，搞資本主義路線，你們怎麼辦12月，他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1965年10月，他同各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

正是在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氣氛中，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了。

1959年4月，**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時，要求黨內幹部為黨的事業要敢於講真話，不要怕這怕那。同時對廣泛存在的不敢講真話的惡劣作風，提出尖銳的批評。他認為，有很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並說應當提倡魏徵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站起來說真話。當時**曾對胡喬木說，建議找一位研究歷史的人寫寫這方面的文章。當時身為北京市副市長的史學家吳晗接受胡喬木的建議，積極響應**的號召，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后又應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之邀，寫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1962年，在黨內除有**秘書頭銜外沒有其他職務的**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說：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但當她提出要批《海瑞罷官》時，卻沒有得到響應。

**一心要打開批判的突破口，但她看出在彭真主持工作的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罷官》的，於是她秘密來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合作，借上海攻北京。1965年初，**在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支持下，由張春橋組織上海《解放日報》編委姚文元執筆寫作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文章定稿前，**不止一次地親自審閱過。

1965的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毫無根據地把吳晗1960年寫的《海瑞罷官》一劇中描述的明朝海瑞所進行的「退田」、「平冤獄」硬是同1962年受到指責的「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證明《海》劇影射現實，對它作了猛烈的攻擊。

第一線的中央領導集體在一段時間內不知道或不確切地了解**對姚文元文章的態度，所以最初不同意姚文元的觀點。又由於上海有關方面沒有按正常做法向中央有關部門報告表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因而中央有關部門沒有出轉載姚文元文章的通知。因此，除華東各省外，全國報紙都未及時轉載姚文。這在**的意料之外。他指示出單行本，而全國新華書店不知內，許多書店又沒有及時訂購。這一切使**非常憤慨，印證了他關於「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判斷，從而加深了對北京市委和中央一線主要領導人的不滿。後來，迫於壓力，北京各報相繼全文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但各報刊登時均增加了編者按語。《北京日報》的按語是彭真親授的；《人民日報》的按語是經周恩來親自修訂的。這些按語都強調要根據「雙百」方針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力圖把這一討論局限在學術討論範圍內。然而，揣摩到**意圖的**、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則積極物色「左」派，以便組織文章伺機擴大批判聲勢。這時《紅旗》雜誌編委關鋒和戚本禹攪了進去。在康生的支持下，戚本禹在《紅旗》雜誌1965年第13期上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借批判胡適，不點名地批判了翦伯贊、吳晗等人的歷史觀。

12月，**在杭州對陳伯達等人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擊中要害」。「要害的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些話，更進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罷官》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