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十一烈士暮年（一）（12）

1966年2月3日，彭真作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召集小組開會，擬定《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后被稱為《二月提綱》）。提綱的主旨是試圖就這場學術批判運動的性質、方針、要求等方面做出規定，對已經出現的極「左」傾向加以適當的約束，把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下和學術討論的範圍內，不贊成把它變成嚴重的政治批判。這個提綱，經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同意，2月8日，彭真率五個小組成員到武漢向**彙報。**對提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2月12日，這個提綱由**中央轉到全黨。根據這個提綱的精神，中央宣傳部沒有同意表關鋒、戚本禹批判《海瑞罷官》的所謂「要害」的文章。而姚文元的文章這一炮沒有打響，擁護者不多，連《文匯報》在表一組相關文章時的編者按中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看到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受到抵制，就請出「一尊神」來開闢另一條戰線，直接配合姚文元的進攻。在取得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的支持后，**於2月2日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她既不在中央工作，又不在軍委工作，也沒有受到中央軍委的委託，卻要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個座談會所議的也不是部隊文藝工作，而是整個文藝工作。陳伯達、張春橋等參與了座談會紀要的整理，**親自修改，並在標題上加寫了「**同志委託**同志召開」字樣。座談會紀要全盤否定建國以來黨領導的革命文藝的巨大成績，誣衊建國以來黨領導的革命文藝是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個座談會紀要經**審閱修改後，由他建議以中央軍委名義報送中央批准，於4月10日轉全黨。與此同時，**對彭真在批判《海瑞罷官》問題上的抵制態度極為不滿，說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3月底，他連續找康生、**、張春橋等談話，嚴厲指責「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組都要解散。

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會上康生傳達了**3月底的幾次談話內容，並羅列批判彭真從批判吳晗以來所犯的「一系列錯誤」。16日至20日，**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彭真的「反黨罪行」進行批判並決定撤銷《彙報提綱》，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大革命」之火，以批判《海瑞罷官》為引線已經燃燒起來了。

動全國規模的「文化大革命」是**晚年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錯誤理論的惡性展。1965年，**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他認為：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7］他斷：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如何杜絕和解決各級領導部門已經出現的所謂修正主義問題呢**認為：這需要一種形式、一種公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動廣大群眾來揭我們的黑暗面，［8］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由**主持，**在杭州未出席會議。16日，會議通過根據**會前幾次講話精神起草、並經**多處修改的《中國**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親筆寫道：「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因為，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就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務。這次會議還根據**的意見，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進行錯誤的組織處理，並決定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在組織上使**、康生、陳伯達等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得以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並逐漸替代**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五一六通知》布后。「文化大革命」正式全面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