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十一烈士暮年（一）（9）

8月17日、20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兩次指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動的侵略戰爭。***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工廠可以一分為二，要搶時間搬到內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線，不僅工業交通部門要搬家，而且學校、科學院、設計院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這三條鐵路要抓緊修好。會議決定，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保證。第一線能搬遷的項目要搬，明後年有能見效的項目一律縮小規模。這個決定標誌著國民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根本轉變，即由解決「吃穿用」改向以戰備為中心。

同年，**還提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號召，大寨、大慶和人民解放軍，都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典型，號召全國學習，開展比、學、趕、幫，曾經對各方面的工作起了一定程度的積極作用。可是，**倡導的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五反」、「四清」等運動，其結果必然也會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造成一定的干擾。

儘管如此，由於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國民經濟的繼續調整工作進展還是比較順利的。1963年工農業生產開始回升。1964年全面好轉。在1964年底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央和國務院正式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面高漲，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好轉，並將要進入一個新的展時期。

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還根據**的意見，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即「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四個現代化」作為中國經濟和社會展的奮鬥目標，它的提出，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早在七大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就提出要把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此後實現工業化成為經常涉及的口號。1957年2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提出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進一步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5］這個口號的變化過程，反映了**和中國**人對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奮鬥目標的認識過程。這一目標一經在三屆人大上正式提出，就成為動員全國人民大幹社會主義事業的奮鬥目標。

這個時期，**為經濟的迅速展和國家的強盛而處心積慮、奔波忙碌。1963年，河北生百年一遇的水災，**及時出「根治海河」的號召，並親自到邯鄲聽取河北省水利建設規劃；對大西南的鋼鐵基地攀枝花的選址和建設，**也十分關注。1964年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在領導三線建設中，他既從戰備的需要出，同時也考慮到建設內地的長遠戰略要求。**在視察天津時詢問：「大三線建設，小三線建設，會不會是浪費會不會化為水」地方負責同志回答：「不會的，就是敵人不來，從經濟建設上說，也是有用的。」**聽了很滿意。他指出：「要爭取快一點把後方建設起來，三五年內要把這件事搞好。後方建設起來，敵人如果不來，也沒有什麼浪費。」他認為：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也就是沿海工業支援內地工業，使內地工業逐步趕上沿海工業的展水平。針對黨內有些人認為大規模的戰爭打不起來的看法，他說：「他們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們本來就是做兩手準備。」［6］1965年6月16日**在聽取修改「三五」計劃，加緊三線建設的彙報時，仍一再強調照顧人民的利益，他認為，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他強調製定「三五」計劃，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不要留有餘地。留有餘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餘地在老百姓那裡，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1966年3月，他在給**的信中，將此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在這個時期，**不僅自己仍然苦心孤詣地思索著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而且基本上支持了中央第一線同志為領導經濟建設所做的種種努力。正因為如此，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鬥，這個時期的經濟建設取得巨大的成就，成為建國以來建設成效最突出的時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