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一看就停不下來的中國史》（6）
歷史其實是「灰」的，非黑，非白
歷史的勢利
曹丕只是個奸詐、荒淫的昏君嗎？
說起曹操，後人褒貶不一：有人視他為梟雄，有人稱他為大奸，不過總的來說，毀譽參半。
然而，作為曹操的兒子，曹丕就沒有他爹那麼幸運了。不僅在政治上被批沒業績，甚至被冠上了陰險荒淫之名。
歷史上的魏文帝曹丕，果真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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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小說和段子所賜，人們對曹丕篡漢普遍的認識大概是下面這個樣子的：
曹丕的父親曹操，對內掃平了北方各路諸侯，對外壓制南方的孫劉，功高蓋世卻以漢家丞相自居，雖然出格的動作很多，但始終沒有行廢立、禪代之事。哪怕蠢笨的漢獻帝在許昌玩衣帶詔，曹操都沒有對他動手，甚至一口氣嫁了三個女兒給他，自己當起了外戚。
然而曹操一死，曹丕這個狡詐陰險貪權的變態狂就火急火燎地搞事情：魏王的位子還沒坐熱，就逼漢獻帝禪讓，送大漢入土，建立魏王朝……
「曹操統一北方」，曹丕只是坐享其成，真的是這樣嗎？
初高中教科書里，早已把「統一北方」劃為曹操的業績，但事實上，所謂曹操的「統一北方」水分很大。而曹操留給曹丕的，也不是一個可以樂享其成的江山：有兩塊地，名義上聽曹操的話，但其實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而曹操對他們，也很無奈。這兩塊地，一東一西，分別在兩撥豪族的控制之下。東邊的即以青州、徐州為中心的豪族；西邊的則是以涼州的敦煌、酒泉、金城為中心的河西豪族。
河西豪族對曹魏的主要威脅，在於勾結羌氐，隔絕西域並為亂西垂。但不管怎麼說，畢竟遠離曹魏的統治中心，難成氣候。而青徐豪族就不一樣了。青州、徐州，距離曹魏的統治中心許昌、鄴、洛陽一帶，近在咫尺。而青徐兵悍勇，一旦亂起來，曹魏可是吃不消。於是對青徐豪族，曹操的態度「撫」字當頭：你別鬧事兒就行。
史載曹操「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
「霸」，即臧霸，泰山華縣人，打黃巾起家。本附陶謙，陶謙死後曾助呂布攻曹，后又降曹，被曹操委任為二州之主。既為地方豪強之一，又總攬該地的豪強，足見此人在地方上的影響力。而青徐二州，也的確很不消停。諸葛亮《后出師表》里說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此處的「昌霸」，即昌豨，徐州豪強，東海太守。
而曹操去世后，青徐兵果然生事了。史載：「會太祖崩，霸所部（即徐州兵）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曹操一死，青徐兵居然騷動，一伙人擅自離開洛陽，不幹了。相當於給了初登王位的曹丕一個下馬威。
當時曹丕的臣子，很多人主張發兵征剿，並更易青徐地區的長官，即「易諸城守，用譙沛人」。
曹丕不糊塗。
他深知此時自己的首要任務是繼承王位，掌握要害，安定局面，再從長計議，以求解決之道。如果此時動武，引起曹魏內亂不說，甚至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在青徐之外的地區引發更大的動亂。所以曹丕用賈逵、徐宣等人的策略，以屈求申，撫而不剿。
代漢建魏之後，曹丕以「天命」代替「丞相魏王之子」來加強自己的權威，也同時開始張羅收服青徐之事。
首先是青徐官職的變動：曹丕稱帝，百官多有晉陞，而青徐豪族之首臧霸卻未得升遷。不僅如此，曹丕還累次提拔宗室曹休以防吳為名，總督青徐軍事，位在臧霸之上。曹休到任后，便著手排擠青徐豪族。
待曹休在青徐略有活動后，曹丕便趁吳蜀猇亭之戰結束的當口，以孫權不質子為由，先後三次興兵伐吳。然而事實上，曹丕伐吳並沒有做滅吳準備：第一次伐吳打得最歡，但曹丕根本沒有要渡江滅吳的意思，后兩次伐吳用兵廣陵更是對吳「不尋戰機」。而從用兵的實際效果看，曹丕反倒以伐吳之名，把青徐的問題給解決了。
第一次伐吳，曹丕便趁機將臧霸明升暗降，趁機削奪兵權，令其去洛陽入朝任職。而臧霸本人「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很乖地聽安排了。
然而臧霸被調走後，青徐，尤其是徐州還是不穩。於是曹丕第二次伐吳，率軍進駐徐州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將青徐地區的官員大換血。
一年以後，曹丕捲土重來。其時琅琊郡所屬的利城在郡兵蔡方等人的鼓噪下叛亂，曹丕抓住機會，平定兵變又順道「幸徐」，再至廣陵，「耀兵十萬」，震懾青徐豪族。
至此，青徐徹底收服，不再是曹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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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國君，治理一個強敵環伺的國家，首要的一點是知己知彼：清楚自己的斤兩，清楚對方的斤兩。這樣才能捏對柿子。
在這一點上，曹丕做得很到位。
《三國演義》里說，曹丕曾趁蜀主劉備去世，興兵五路伐蜀。在正史里，這是沒有的事。曹丕對蜀漢，最多是佔了孟達、劉封不和的便宜，收了孟達和上庸三郡而已。而對吳，上面已說了，三次伐吳，志不在吳。
曹丕心裡清楚，以目前魏、蜀、吳三國的國力，誰也吃不了誰。任何兩家大動兵戈，無非是便宜了第三家，而絕無鯨吞彼此的可能。所以曹丕當政的七年裡，曹魏對吳、蜀，局部戰爭有，但大規模衝突並沒有發生。然而曹魏的其他敵人，可就沒有吳、蜀這麼幸運了。
其他敵人？除了吳、蜀，曹魏還有敵人嗎？
有，當然有。那便是五胡！
曹丕時期，威脅中原政權的胡人，主要是兩部分。一部分是西北的，常常與河西豪族勾結的羌氐；另一部分則是虎視曹魏北境的匈奴和鮮卑。有賴於曹魏強悍的軍事實力，以及一堆猛人的存在，西戎北狄在曹丕時期是妥妥的軟柿子。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今陝西武功西）人。演義裡面沒有這人，但這傢伙懂內政，懂外交，還懂軍事，典型的文武全才。
涼州河西之地，自曹操時代就不太平，當地豪強常常叛亂，邊陲的羌氐也時常侵擾。平定漢中張魯后，蘇則便受命安撫下辯（今甘肅成縣）的氐人部落，後轉任金城（今甘肅蘭州）太守，鎮守河西的東大門。隴西李越叛亂，蘇則率領羌胡軍隊平之。
公元220年，河西西平的麴演，張掖的張進、酒泉的黃華舉兵叛亂，又勾結胡人，一起圍攻武威。武威太守毌丘興向蘇則告急。當時郝昭等人的軍隊正在金城，但受詔只能駐守，不得西進。而蘇則卻認為叛軍雖盛但終是烏合之眾，若急襲便可擊潰，但若等朝廷下令發兵，恐怕就遲了。所以便違詔發兵，不僅解了武威的圍，還與毌丘興一併剿平了叛軍。
蘇則後來因觸犯曹丕被貶，但河西的局面並未因蘇則的離開而惡化，因為當時總督河西軍事的是另一個猛人，曹真。
與曹丕相似，在演義里，曹真也是一個被黑的角色。然而歷史上的曹真，可謂曹魏的常勝將軍，不僅臨陣指揮頗有章法，更具帥才，可統御三軍諸將。魏明帝時期街亭一戰，張郃即在曹真的統籌下擊敗馬謖，保住了曹魏西垂。
公元221年，河西胡人叛亂。時為鎮西將軍的曹真統領諸將及州郡兵平叛。史載：「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遂平。」自東漢末年斷絕的河西走廊，至此再度打通。次年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曹魏恢復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統治。
西邊武功如此，北邊也毫不遜色。在梁習、田豫、牽招等人的努力下，無論是匈奴、鮮卑、還是烏丸，在曹魏身上占不到一點便宜。鮮卑首領軻比能率眾次次犯邊，結果來一次被吊打一次。史載「胡人膽破」，而曹魏「威震沙漠」。
曹丕時期的邊功，固然與曹魏實力對西、北游牧民族尚處於優勢，以及良將善戰有關。但倘若曹丕真如演義中所述，對吳蜀大動干戈，為了一統天下而用兵數年，恐怕曹魏再好的底子，再多的良將，對游牧民族的入侵都難以抵禦。
西晉永嘉年間，由於帝國已被八王之亂掏空，五胡趁機入主中原。「五胡亂華」一般從304年氐族建立成漢政權算起，一直到439年北魏統一北方，中原才算安定下來。若非曹丕不以滅吳、蜀為功，而西拓北守，五胡亂華不用等到西晉永嘉年間，可能會提前80年左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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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歷史有一大忌諱，即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因為一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人們對九品中正制大多持否定態度，而對確立這一制度的曹丕，自然也不會有什麼誇讚之詞了。
這實在是歷史的誤會。
雖然在今人看來，九品中正制有這樣那樣的弊端，然而在當時，卻是一個創舉。
先說這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此語出自西晉大臣劉毅（216—285年）給晉武帝的上疏《疏請罷中正除九品》。上疏的時候，距九品中正制確立尚不足70年。在這封上疏中，劉毅列數九品中正制的種種弊端，請求廢除並重新實施漢代察舉制。劉毅的主張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比如衛瓘。但最終，晉武帝司馬炎沒有採納劉毅的意見，而九品中正制，也在曹魏至隋確立科舉制的四百年間，成為王朝主打的選官制度。
那麼晉武帝為什麼拒絕劉毅？既然這制度這麼爛，魏晉之後的皇帝、賢臣為何不廢止它呢？四百年間的君臣，都是白痴嗎？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而所有的原因，都離不開兩個字：時局。
九品中正制，最早發端於曹操時期。之所以要突破兩漢時期的察舉制，轉而尋求新的選官辦法，那是因為看似完備的察舉制，在漢末已然變了味兒。
所謂察舉制，簡單地說是一種自下而上的人才推選制度：通過鄉里的評議，推選賢能之人入朝接受策問和考核，能者仕官。察舉制確立於漢武帝時期。初創的時候，鄉里評議尚能公正，察舉制也確實可以舉賢。但隨著時局的變化，察舉制越來越不能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時局發生了什麼變化呢？世家豪族崛起了。
到東漢末年，九州分崩離析，漢朝已有名無實，而察舉制則完全為地方上的世家豪族所把控。換句話說，察舉制「舉上去」的人，大多是世家豪族看上眼的。而這些舉上去的人若做了官，不論入朝還是外放，也多是世家豪族利益的代言人。
官員對一個王朝的運行，何其重要，然而在晚期的察舉制之下，最高統治者卻幾乎喪失了對官員選拔的話語權。
對此，曹操一家人是不開心的。
作為法家思想的貫徹者，曹操一向注重實際。有兩種人他最不喜歡：其一，能力差的人；其二，世家豪族。他希望能找到一種辦法衝破世家豪族對人才選拔的壟斷，卻又一直沒太好的辦法，所以所謂曹操時期九品中正制的發端實際上只有「定品」。問題只能留給自己的兒子解決了。
然而到曹丕時代，時局又變了。
曹操的家族，由於認了宦官乾爹，以致名聲一直不好，不被世人當作名門，曹操本人的施政對世族豪強也多是打壓。然而曹操的兒子，無論曹丕還是曹植，都喜歡結交士人，與世族打成一片。尤其曹丕的擁護者司馬懿、陳群、賈詡等人，皆有名望，是一方望族。
所以，曹丕的上台，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曹魏的統治者對世家豪族的態度，從曹操時期的提防、壓制，開始向曹丕時期的合作轉向。
在選官這件事上，曹丕的訴求很明確：以前那種「舉誰」你們說了算，我是不答應的，但我也不會完全將「舉誰」的權力收上來，我只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我能有一點存在感。
於是「中正官」出現了。
中正官的職責很簡單：定品。根據品級為賢才申請相應的官職。中正官的產生，則由各郡長官推選，並由現任官兼任。這樣一來，曹魏家族就可以通過九品中正制影響官員的選拔任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時期的定品，不完全以出身而論，道德和才能也在考察之列。畢竟曹丕骨子裡跟他父親是一個路子的。於是很多有才能的人得以衝破地方世家豪族的屏障，走向仕途，而曹魏統治者與世家豪族的關係，也在這一制度下得到緩和。
不管從哪個方面說，曹丕所立的九品中正制都比察舉制進步多了。
等到司馬氏專權的時候，時局再變。
司馬氏，河內大族。司馬懿兄弟八人，號稱「司馬八達」，名滿天下。司馬家族本身就是世家豪族，所以到了司馬氏手上的九品中正制，很快演變成了「察舉制2.0」：專門為世家豪族服務，定品時漸漸變為以出身為主了。
到了東晉南北朝，門閥政治興起，經過司馬氏加工的九品中正製成了門閥制度的好搭檔，因而一直延續下去，直到隋唐因門閥的衰落才被科舉徹底取代。
作為察舉制和科舉制的過渡，九品中正制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畢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兩漢的察舉制已經不能滿足政治需要；而世家豪族遍地，即使出現科舉制也沒有施行的政治基礎。曹丕時期所確立的九品中正制，堪稱時代產物。
能順時而為，當給曹丕記一筆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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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曹丕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評價說：「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前半句誇，後半句則委婉指出曹丕不夠大度，也因此不能與「古之賢主」比肩。
南北朝人士顏之推說：「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
有才，但品德不過硬。
總的來說，唐代之前史家學者對曹丕的評價還算中肯，既承認他的才能，同時也不否認他的道德污點。
然而自唐起，輿論開始轉向了。最典型的是唐朝史家劉知幾所言：「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疏忌骨肉。」沒一個好詞。
到了宋代，對曹丕的評價也是一路走低，如范仲淹說：「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發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家事都被翻出來說了……
明代之後，由於《三國演義》的助攻，曹丕的形象就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了。
然而最早黑曹丕的還不是《三國演義》。早在劉宋時期，劉義慶所編的《世說新語》，就已經把曹丕黑得夠戧。在《世說新語·賢媛》里有這樣一段記載：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嘆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曹丕把父親曹操的宮人全收了，惹得卞太后大怒，痛罵病中的曹丕死了活該，以致曹丕去世，卞太后都不曾再探視親兒子一眼。
從《世說新語》的這段記載開始，「荒淫」成了曹丕甩不掉的一個標籤。然而《世說新語》，是小說啊……
曹丕，冤不冤？
中華第二帝國的開創者，史上最被低估的皇帝
公元601年，天下太平無事。整個東方世界，只有兩件八卦可記。一件是，高麗僧人把口紅傳到了日本。還有一件是，隋文帝楊堅被老婆氣得離家出走。
這一年，60歲的老皇帝臨幸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小宮女。事情被老妻獨孤皇后發現，小宮女被活活打死。聽到這個血腥的消息，楊堅龍顏大怒。然後，騎上一匹馬，往帝都城北方向馳去，一直到了山谷間二十餘里，仍不回頭。看樣子是連皇帝都不想做了。
大臣們一時都慌了，高熲、楊素一路追趕，終於在山谷里追上了，堵住去路，苦苦勸諫。楊堅委屈得要命：「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意思是，臨幸個宮女都不行，做皇帝還有什麼意思？高熲勸道，陛下身系家國社稷，怎能因一婦人而看輕天下？
似乎一想起天下百姓，楊堅飆升的荷爾蒙就消退了。他怒氣漸消，據說待到下半夜就返回宮中，繼續做那個「不得自由」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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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官寫東西總是惜墨如金，特別是關於帝王生平的篇章，把豐功偉績寫完，文章也該收尾了。但凡八卦花邊無關宏旨，一概略過。楊堅被老婆欺負這件事，竟然被記了下來，還寫得這麼詳細。每次讀史書，看到這裡，就總覺得有點蹊蹺。寫這件八卦到底要說明什麼呢？
有兩點值得思考：第一，為什麼大臣一勸諫，楊堅就聽？是在證明楊堅是個從諫如流的好皇帝嗎？第二，楊堅為什麼感慨自己的皇帝做得不自由？是說他受外部約束或者自我約束很嚴格，絲毫不敢任性嗎？
接下來，我跟大家仔細分析一下這個事情。
楊堅這個皇帝，在中國歷史上存在感比較弱，感覺被嚴重低估了。如果皇帝也像演員可以劃線的話，楊堅可能會被划入二線皇帝的序列，地位和知名度遠低於嬴政、朱元璋、李世民這些一線皇帝。
但實際上，楊堅絕對是一個實力派皇帝。
他開創的制度，影響了中國歷史多少年。隋朝以後，歷代皇帝都在拾他的牙慧。而這些，在楊堅那裡，只能算是小目標。更大的目標都被他實現了。建國才兩年多，也就是公元583年左右，隋朝就打敗了頭號強敵—突厥。乘著這股氣勢，楊堅心中已經勾畫了一幅世界性帝國的藍圖。
要知道，中國上一次成為東方世界的中心，還是在漢武帝征討匈奴勝利之後，到楊堅在位時，已經過去600多年了。即便從西晉衰落後，中原政權被周邊異族政權狂虐算起，到此時，也接近300年了。這數百年間，沒有一個大國構建起政治與文化的權威體系，導致各民族、國家間交相征伐，弱肉強食。到頭來，受苦受難的，還是各政權治下的百姓。
楊堅帶領中國重新崛起，結束了戰爭，結束了殺戮，功德無量。
隋唐兩代被稱為中華第二帝國，是繼秦漢之後崛起的新帝國時期。作為中華第二帝國的肇建者，楊堅稱得上是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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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開創偉大功業的皇帝，在私德、作風或手段上總會留下爭議。比如嬴政、朱元璋的口碑都不好，都以殘暴出名。
偉人飽受詬病，似乎是歷史的常態。但楊堅似乎是歷史的例外。是楊堅這個人特別好，既雄才大略，又不兇殘狹隘嗎？不是。主要是因為他比其他皇帝高明了一點點，善於給人營造好印象。
他要搞什麼大新聞，都不會以朕的名義進行，而是無限擴大民意的基礎，以人民、臣下的名義行事。搞得好像就連他登上帝位也是被逼的。
公元581年正月，楊堅讓人替北周靜帝寫好退位禪讓詔書，送到他的王府。然後，還假裝不知情，假意再三推辭，最後才接受了大家的擁戴，穿上龍袍，登上心儀已久的寶座。這種體面的奪位方式，無形中淡化了權力轉移的殘酷性。
統一全國后，楊堅知道，以自己的功業在歷史上絕對排得上號了，得搞點什麼儀式來匹配這不世的功業才行。大臣溜須拍馬慣了，皇帝放個屁都秒懂他想表達什麼，於是恭維隋文帝德配天地，再造太平盛世，鼓動他封禪泰山，樹碑立傳。楊堅卻欲擒故縱，嚴詞拒絕，說憑我這點德行，還不配封禪泰山。以後誰也不準提「封禪」兩個字。
聽聽，真的是一代明君，堪比堯舜。然後，他真的不提「封禪」，換了個詞兒「東狩」，還是去了一趟泰山。理由是經不住大臣們的一再勸告！
被獨孤皇后氣得離家出走那一次，也是要大臣勸著說「以天下蒼生為重」，才覺得找到了台階，趁勢回宮。
這些戲碼，君臣配合得天衣無縫，看得出平時沒少排練。
隔著一千多年的時光，我們彷彿都能聽見楊堅的內心獨白：你們勸我呀，勸我呀，朕從諫如流，會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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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大臣的苦勸與楊堅的聽勸是一場約定好的政治秀的話，那麼，楊堅說自己「不得自由」則可能是一句真心話。
還在做北周的國丈那會兒，他就權勢很大，面臨的風險也很大，時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得自由。
他的女婿，北周宣帝年紀輕輕，雖然比較昏庸荒淫，但還是能感受到楊堅對自己的威脅，而且嚴重懷疑楊皇后就是楊堅安排在自己身邊的間諜。有一次，宣帝心情不好，威脅楊皇后說：「我早就看你爸不順眼了，明天就滅了他。」幾天後，宣帝召楊堅入宮，事先埋伏下刀斧手，下令說楊堅如果有任何心情緊張的表現，就直接做掉他。楊堅來了，舉止自若，毫無異樣。這才撿回了一條命。
當了皇帝后，楊堅也很辛苦。私人生活被獨孤皇后困住，不得自由只是一種表象，更深層的是，他被國家政務困住了，大小決定都要自己拿主意，以至於廢寢忘食都干不完。他被迫成了一個工作狂，沒有私人時間。
這麼勤政的好皇帝，難道不應該表揚嗎？
別人看不透，但著名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卻早看透了。
李世民曾問大臣蕭瑀，楊堅這個皇帝做得怎麼樣？蕭瑀把楊堅大大吹捧了一通，說隋文帝這個人不縱慾，長時間工作，深入基層，吃工作餐，簡直是君王勤政的典範。
沒想到李世民大搖其頭，一點兒都不贊同：「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順而已！」
就是說，楊堅這個人對人性悟得太透徹，知道人心叵測，他通過篡奪女婿的皇位建立隋朝，怕有人也覬覦他的皇位，重演他的故事，於是乾脆誰也不相信。
他居高臨下，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什麼都懂的位置上，不得不事必躬親。可是這樣做的結果，對於皇帝來說，哪怕十件事判斷錯了一件，執行下去就是滔天惡浪。
他剛愎自用，格局狹隘，日子久了，旁邊的人只揀他喜歡聽的說。表面上他能與臣下對談，實際上什麼也聽不進去。
說白了，楊堅所謂的「不得自由」，就是權力欲太強。這個世界上的工作狂，其實跟楊堅都是同一種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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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在北周的驚險經歷，一定程度上練就了楊堅的個性。
這就是，當皇帝，城府要深，演技要好。這樣才不會被近臣摸透，才能對臣僚進行控制，而不被他們反控制。歷史上那些被大權臣或大閹宦操弄的成年皇帝，基本上性子都太直，喜怒哀樂形於色，很容易就被利用。尤其是明朝中後期大多數皇帝，都很任性，很率真—我就愛扮大將軍打仗，我就喜歡閉門煉仙丹，其他我不管—權臣閹宦最中意他們服侍的皇帝直來直去，有句話叫「不怕你有原則，就怕你沒愛好」，正是這個道理。這些皇帝在權力手段上的致命弱點在於，不懂得演戲。
楊堅不一樣，他在這方面很有天賦，天生是個好演員。他可以做到這樣：我雖然喜歡，但我偏說不喜歡；我雖然不喜歡，但我偏要表現得很喜歡。看你們怎麼辦？
他變幻莫測，猜忌嚴苛，底下的大臣根本無法真正熟悉他，看破他。他可以前一秒對大臣許諾加官晉爵，后一秒就在金殿上對其實施杖責，也許只是某句話讓他感到不爽，直接翻臉不認人。
他甚至嫌執行杖責的人下手太輕，懷疑他們手下留情，於是下令將行刑者推出去斬首。如此一來，行刑者無不狠如虎狼，所以經常有人當堂死於杖下。
然後他又突然表演仁慈，讓人把木棍從金殿上撤走。過了段時間，他又想打人，就假裝忘了這事，大吼一句：誰把棍子拿走的？是誰？
更可怕的是，他還擅長搞釣魚執法，經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賄，發現有人受賄了，直接處以極刑。
他對老百姓也經常飆演技，時而寬厚得可以跟民眾同行同吃，時而又荒唐到連民間大點的船隻都要沒收，理由是大船可能被用來藏匿奸黨。
總之，楊堅一直在揣摩一件事，那就是怎麼演好皇帝這個角色，最好是演絕了，直接拿個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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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堅一生最成功與最失敗的戲，是同一場戲。
在這場戲里，他表演節儉。
節儉到什麼程度？他吃飯不過一肉，舊衣服縫縫補補照穿，車子破舊了也不換，大臣進獻綾羅綢緞，他當場燒掉。可以說，節儉到把自己感動哭了。
他不僅自己節儉，還要求家人親屬節儉。太子楊勇適度奢侈了一把，直接被他黃牌警告，後來被罰下場，擼掉太子身份，與這次警告也有點關係。
他不僅要求家人親屬節儉，還要求百官節儉。其實也不用要求，大臣們一看皇帝好這口，都「自覺」地節儉起來。你想啊，皇帝都對自己這麼狠，大臣們能對自己仁慈嗎？還不是一個個苦修演技，不把自己弄得跟半個月揭不開鍋似的，就不要在大隋影視圈混了。
他在本人節儉的同時，也捨不得讓老百姓過上較為富足舒服的日子，緊緊守著國家的財富，死活不讓肥水外流。所以，老百姓的生活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還是過著緊巴巴的苦日子，沒能分享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甚至，在關中百姓遭遇災荒、生活難以為繼時，他仍不肯開倉賑災，而是任憑一隊隊饑民艱難地踏上逐糧洛陽的苦旅。難怪明清之際的大儒王夫之看楊堅不爽，一語道破，說：「隋文帝之儉，非儉也，吝也。」就是說，楊堅不是節儉，他是吝嗇。吝嗇跟節儉是兩回事。
節儉，用來要求自己才叫節儉，用來要求別人就叫吝嗇。如果還利用手中的權力，上綱上線，上到法律層面，穿得好看了，殺；吃得太好了，打……那這樣的社會就更可怕了。很不幸，楊堅就是這樣一個人。
你只要查清楚人家的實際收入夠不夠得上他的消費力，有沒有貪污腐敗搞非法創收，就可以了。不要用法律與道德去制約一個人的消費習慣，是不是？
我再多說兩句：節儉是一種美德，很好，但是，適度的奢侈也不全是壞事，還可能是整個社會進步的階梯。一個沒有消費慾望，沒有炫富追求的社會，遲早會陷入發展的困境。不追求奢侈，也就不崇尚打拚，這個社會終將處於一種低端的發展狀態。
說回隋文帝楊堅。一個皇帝，明明可以錦衣玉食，但他偏要粗食布衣，這固然很好，然而相對於他手中的帝國，這點節約的偏好，只能算是小節儉。是否夠得上大節儉，要從他治國的大項目才能看出來。
楊堅即位第二年，開始營建新都，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十幾年後，又營建仁壽宮，徵調民夫數十萬平山填谷。新宮用了兩年建成，蔚為壯觀，一點都看不出節儉的模樣。這期間，為了趕工，上萬民夫勞累而死，不見楊堅有何反思。穿穿破衣服、坐坐舊車子，這樣的節儉跟耗費巨資、累死成千上萬百姓的大工程比起來，簡直虛偽得讓人作嘔。
結果，偽節儉的楊堅正是在節儉這件事上遭遇了算計。
他的二兒子楊廣覬覦皇位，跟父親互飆演技，把自己裝得跟勞模一樣能幹，跟乞丐一樣節儉。這個渾身都是戲的戲精，順利騙過了老影帝的眼睛，成功繼位。楊廣上位后，做了史上最奢靡的一件事—把整個帝國敗光了。隋朝，成了繼秦朝之後二世而亡的統一王朝。這是后話了。
總之，楊堅這個人，的確是個偉人。但是，再偉大的人，也有他的毛病。我們讀歷史，不能用他的毛病去否定他的功績，但也不能用他的功績去美化他的毛病，要跟法官斷案一樣，講求客觀公正。
崇禎為何非要袁崇煥死？
袁崇煥現在的地位很高，被當作抗擊后金（清）軍的英雄、大明王朝最後的救命稻草。他一死，管你崇禎活多少年，明朝鐵定沒戲了。
不過明朝人不這麼看。至少他被凌遲處死的時候，北京城裡的官民都是高聲叫好，甚至爭啖其肉，以解心頭之恨。
歷史上有岳飛、于謙冤死，但從來沒有一個英雄死得如此憋屈。哪怕遭遇構陷不得不死，清醒的老百姓和懂事的天氣變化也能證明他的清白。
然而，袁崇煥沒有受到這樣的待遇。當他死時，全世界都當他罪有應得。
這是很詭異的一件事情。袁崇煥究竟死得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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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的對手認為他死得冤。
清朝滅了明朝之後，最早為袁崇煥撥亂反正。一些清朝內部檔案顯示，袁崇煥被凌遲處死，是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成書於乾隆朝的《明史》出版后，這一說法公開化。大意是說，后金決策層故意讓兩名被俘的明朝太監偷聽到袁崇煥與后金有不可告人的交易，然後將這兩人放了。按照后金人的設想，這倆太監回去后，自然會跟他們的主子密報這起驚天大陰謀。
這出反間計從策劃到實施，都很粗糙，帶有強烈的舞台效果。考慮到后金的偉大領袖從努爾哈赤開始就把《三國演義》當作兵書使用，也就不難理解他們的靈感出自哪裡了。
總之，反間計是使了，但效果卻不好。證據是，崇禎殺袁崇煥，幾大罪名里根本沒有一款關乎「通敵」。乾隆不會管那麼多，只當祖宗使出去的妙計成功了。
問題是，乾隆為什麼要為袁崇煥撥亂反正？
乾隆自己說：「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
這裡隱藏了兩層意思：一是清朝政權的來源問題。袁崇煥被冤殺，說明明朝「主暗政昏」，所以以清代明是合法、順乎天命的。二是任何時代的統治者都需要忠臣。乾隆倡導忠君思想，所以要為袁崇煥等忠臣烈士平反，號召臣下學習袁督師好榜樣。
2
袁崇煥不是死於反間計，而是死於「己巳之變」。
1629年，后金天聰汗皇太極率領軍隊越過明軍層層設防的關寧防線，從薊鎮突入明朝內地，是為「己巳之變」。
皇太極這次奇襲，不亞於在北京城裡投下一顆原子彈。
從1619年薩爾滸之戰大敗，至此11個年頭，明金的戰事都在邊疆打，打得再狠，叫得再急，京城官民基本都無感。等到皇太極打到城下，半個多世紀沒有經受過戰亂流離的北京市民和朝廷官員們，在入侵者的燒殺劫掠面前，才把邊患與個人的日常生活聯繫起來。
這就好比，對於晚清的東北人來說，鴉片戰爭不是戰亂的開始，中日甲午戰爭才是。他們眼中的賣國賊不是琦善，而是李鴻章。
「己巳之變」中京城官民的心態亦與此相同。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感慨后金的強大，而是陷入了對守邊大吏袁崇煥的懷疑與憤恨之中。
恰在此時，后金散播袁崇煥的謠言起到了發酵作用。袁崇煥的人設徹底坍塌了。整個社會對袁崇煥怨謗紛起，清代史學家趙翼說，當時舉朝之臣及京城內外，都罵袁崇煥是賣國賊。
儘管袁崇煥在城外與后金拼死拼活，被弓箭射得跟刺蝟似的（還好鎧甲夠厚），朝廷就是不讓他和他的軍隊進城休整。然後崇禎召見袁崇煥，由守城士兵放個筐下來，把他提到城牆上。
「叛賊」袁崇煥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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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崇禎是個明白人。他把袁崇煥關了好幾個月，罪名也定了好幾個，但都沒有謠言及官憤民怨中提到的「通敵」。
然而，崇禎為什麼不替袁崇煥澄清謠言，反而必須要他死呢？
許多文章都認為，輿論和黨爭影響了崇禎的決定。我倒認為，這種影響畢竟有限，最根本的原因是崇禎自己就認為袁崇煥該死。
你想啊，皇太極都殺到北京城下了，這麼大的變故總得有人擔責吧，這麼大的屈辱總得有人背鍋吧？這個人不可能是皇帝本人，那就只能是皇帝任用的某個官員。
這個人不是袁督師，還能是誰？
有個小插曲可以反證，袁崇煥之死的直接原因是為「己巳之變」擔責：負責處理袁案的兵部尚書梁廷棟本來要將袁崇煥滿門抄斬，結果余大成告訴他說：「袁罪何來？豈非敵襲圍京？吾視尚書反覆六任也，坐兵部者全身而退者未有一人。今袁無能，令處夷刑，后敵又圍京，先顧公之三族。」梁廷棟設身處地一想，肯定脊背發涼，所以強烈建議給袁減刑，不至於禍及三族。
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帝國官員對袁崇煥獲罪的原因是心知肚明的。「己巳之變」在當時被視為自明與后金交戰以來軍事上最大的失敗。根據以往遼東軍事失敗必罪督撫的慣例，「己巳之變」本身就足以導致袁崇煥獲罪，而且輕則戍刑，重則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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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袁崇煥這次嚴重的失常發揮，崇禎從重而非從輕進行懲處，深層原因則在於，他感覺自己幼小的心靈被這個中年大叔傷害了。
崇禎定了袁崇煥的罪，打頭第一條就是「付託不效，專恃欺隱」。這相當於宣布了君臣兩人之間有過約定，結果崇禎發現自己被袁督師欺騙了感情。
這個約定很多史籍都有記載，版本大同小異。簡單來說，崇禎元年（1628年），賦閑了9個月的原遼東巡撫袁崇煥，被重新起用為遼東督師。在獲崇禎召見的對話中，袁崇煥當著年輕皇帝的面誇下海口，說給他五年時間，后金可平，全遼可復。
當時就有人私下對袁崇煥「五年復遼」的計劃表示嚴重懷疑，說得好聽你是痴人說夢，說不好聽你這叫專業忽悠。以明朝和后金的力量對比來看，明朝能遏制后金的攻勢已屬不易，遑論收復失地。
袁崇煥也知道這次忽悠大了，趕緊向崇禎提條件。大明集團CEO對這個鬥志滿滿的大叔，以及這個十分響亮的口號都很滿意，錢糧保證不缺，武器絕對給好的，妒忌讒言我通通不聽，只信任你一人。完了，還賜給他尚方寶劍。
可以說，袁崇煥以一個大餅換來了最高權力的眷顧，個人地位達到頂點。他是一個做大事不拘小節的人，不管「五年復遼」能不能實現，此時贏得皇帝信任，有機會大展拳腳才是最重要的。
一個完美計劃，讓自己坐上了職場晉陞的直升機，值！
僅僅過了一年多，后金這家初創公司搶市場就搶到大明集團的核心地盤來了。這難道就是袁崇煥的「五年復遼」？儘管五年之約期限未到，崇禎已無再多的感情投入，有的只是受了欺騙和愚弄后的一把怒火。
袁崇煥除了認栽，還能怎樣？當年在皇帝面前吹過的泡沫，被京城門口的敵軍擠破了，現在只好用一條老命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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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文史大咖張岱指出，袁崇煥的悲劇是他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他說，袁崇煥這個廣東人個子矮小，性格暴躁，像只猴子，「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
復盤袁崇煥在崇禎朝的表現，其實已足夠他被殺好幾次。
在帝國做官，無論你多麼善戰能幹，多麼不可替代，有一條紅線始終要堅守住：什麼都可以去挑戰，但千萬不要挑戰大老闆的面子和權威。很不幸，桀驁不馴的袁崇煥，都挑戰了。
殺總兵毛文龍，第一次挑戰了大老闆的權威。
毛文龍該不該殺，這是另說。袁崇煥先斬後奏，則犯了大忌。這事報到朝廷，崇禎先是大大吃了一驚，可能第一念頭就要拿袁崇煥是問。不過，他畢竟少年老成，想著遼東正倚重袁抵禦，於是仍在聖旨中對袁殺毛文龍表示了支持。然而，袁日後招禍的種子已經埋下。
跟后金謀議和之事，挑戰了大老闆的面子。
袁崇煥在給皇帝的上疏中明確了他「五年復遼」的計劃，其中即提到「和為旁著」，意思是把議和作為一個套路，目的是實施緩兵之計，爭取時間鞏固邊防。崇禎對這個計劃整體做了同意的批複。但最後加諸其身的罪名，有一條恰恰與議和有關，叫「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
「謀款」即議和之事，「斬帥」指殺毛文龍一事。可以看出，它們的邏輯關係是這樣的：袁崇煥為了推進議和，不惜幫助敵人斬殺了毛文龍，從而解除了后金的後顧之憂。然後，為了議和，不惜放縱清軍長驅直入，打到京城門口。
崇禎這麼強調議和的罪名，實際上是這事兒泄露出去，很傷面子，所以這個鍋必須得讓袁崇煥來背。議和，從來就是做得說不得。天朝上國跟蠻夷匪徒講和，讓天下人怎麼看？即便到了晚清，慈禧想和洋人議和，但鍋得由李鴻章背著。
袁崇煥死後12年，歷史重演。當時的兵部尚書陳新甲秉承上意與后金議和，不料消息走漏，崇禎惱羞成怒，給陳新甲安了個「私款辱國」（私自議和，有辱國體）的罪名，梟首示眾了事。
個人在軍隊中威望太高，再次挑戰了大老闆的權威。
袁崇煥手下精兵多從兩廣招募而來。這些子弟兵聽得懂他那句「掉哪媽，頂硬上」的口頭禪，眼裡只有袁督師，沒有崇禎帝。袁崇煥下獄后，部將祖大壽擁兵嘩變，朝廷怎麼喊話都沒有用，最後全賴袁的一紙手令搞定。
這樣的封疆大吏，如果沒有足夠的智慧應對皇帝的猜忌，那麼等待他的遲早是死路一條。很明顯，袁崇煥沒有這樣的智慧。
可與之對比的是晚清的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的處境與袁崇煥何其相似。人家怎麼處理的？既然他沒有自己做皇帝的野心，就乾脆把子弟兵遣散了，讓慈禧太后睡個安穩覺，自己也不用夜夜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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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讀歷史，總是扼腕嘆息，如果袁崇煥不死，清能不能取代明要打個問號。牛人讀歷史也是這樣，所以才說「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梁啟超語）。
其實，這都是沒有的事。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沒有什麼活神仙。朝代更替是綜合實力變遷的結果，不排除一定的偶然性，但絕非一人一事所能改變。以明朝整體局勢的衰頹，給你十個袁崇煥，也多頂不了幾年。
更何況，袁崇煥絕非完人，雖有過輝煌戰功，但也犯了不少低級的戰術錯誤。要命的是，他的綜合素質不夠硬，虛長了崇禎二十多歲，卻表現得不及崇禎老練。做事任性獨斷，性情乖僻自負。凡事不會從老闆的角度考慮得失，不替老闆解憂還時常讓老闆不安心。
這種老天真，任何時候都是致命的。
歷史就是這麼殘酷，即便沒有「己巳之變」的追責，沒有「五年復遼」的忽悠，沒有崇禎的嚴酷，袁崇煥始終難逃一死，大明始終難逃覆亡。
林則徐沒有錯，錯的是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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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3月，春風灌滿開封城。此時距林則徐以「戴罪之身」來到開封祥符工地，投身黃河大堤修復工作已經半年多了。
在這段時間裡，林則徐每天黎明便去河堤工地督工，常常深夜三四更才得休息。雖然「身體難支，屢欲乞疾」，但想到河南、安徽兩省六府二十三縣正在洪災中掙扎的百姓，也為自己能「效力贖罪」，林則徐還是咬牙堅挺。
如今，黃河大堤已趕在春汛前修復完工，百姓們再不用遭河患之苦；主持修復大堤的好友王鼎也上書道光帝，直言「林則徐襄辦河工，深資得力」。假如皇帝開恩，能按照慣例論功行賞，讓林則徐「將功折罪」，他大概就可以免於流放新疆，甚至能繼續留在東南，為大清抗英。
然而，隨著3月10日浙東戰役清軍的慘敗，林則徐的希望最終變成了失望。在道光帝回復的諭旨中，所有參與治河的官員都得到獎賞，但林則徐得到的只有道光帝飽含惱怒的一句話：
「林則徐仍遵前旨即行起解，發往伊犁（今新疆伊犁）效力贖罪。」
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咽。寫下「人事如棋渾不定，君恩每飯總難忘」的詩句，林則徐收拾行囊繼續西行。
走到西安的時候，林則徐病了。他向清廷請病假，就地租房子住下養病。其間他把妻兒接到西安團聚。經過兩個月的「纏綿醫藥」，林則徐「瘧始漸止」，再一次踏上流放之路。
臨行前，他寫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其中一首，後人耳熟能詳：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
戲與山妻談故事，試吟斷送老頭皮。
這是對家人的安慰，也是對自己的安慰：
只要對國家有利，絕不惜命避禍，遠戍新疆就遠戍新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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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為了國家，林則徐一點也不惜命，不避禍。但鴉片戰爭之後，他變了。這場爆發在兩個文明之間的不對稱戰爭，讓林則徐備受打擊。
戰前，林則徐對擊敗英國信心滿滿。比如在寫給英國國王的信里，林則徐就說了：「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者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在他看來，英國人的生活離不開中國特產茶葉和大黃。所以一旦斷絕貿易，英國人就「無以為生」了。
關於英軍的戰鬥力，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里，林則徐又說：「夫震於英夷之名者，以其船堅炮利而稱其強，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足裹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上岸，更為無能。」在林則徐的彙報中，英國人無非海軍厲害，除此之外一無所長，尤其他們的步兵腿裹得太緊了，屈伸不便，一上岸就廢了……
甚至定海失陷后，林則徐仍然堅持這種看法：「彼等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堅，一至上岸，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纏裹，腰腿僵直，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由於英軍「渾身纏裹，腰腿僵直」，一趴下就站不起來，莫說是清軍兵勇可以「手刃數夷」，就算是個平頭百姓，都足以要了英軍士兵的命……
然而結果是，大清一直敗，陣陣敗，從頭輸到尾，不僅海戰打不過，陸戰也毫無還手之力。作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西之間的差距，這一回林則徐終於看透了，而且看得那麼痛。
只是戰敗的打擊還不夠。由於清廷將中英開戰歸咎於林則徐禁煙不善，自戰事不利於清廷開始，朝中關於林則徐的非議便鋪天蓋地。在許多人口中，若要與英國議和，首先就要懲辦林則徐，宛如南宋初年，要與金朝議和就得懲辦岳武穆一樣。
當初道光帝委任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東督辦禁煙時，曾明確表示要林則徐「力杜來源」，而自己「斷不遙制」。
如今這「斷不遙制」變成了「誤國誤民，辦理不善」的詰責，變成了「廢弛營務，辦理殊未妥協，深負委任」的判詞：「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昨日功臣，今日罪臣；昨日恩寵，今日責罵。甚至立了治河之功，都得不到皇帝的寬宥。朝中輿論洶洶，紛紛指責林則徐是戰爭之禍首。
一片謾罵聲中，那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心，變了。
3
在前往新疆的途中，林則徐寫信給朋友。在信里，林則徐談起中英差距：
「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后，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
「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人家的大炮能打十里內外，我們的大炮卻打不到；人家打炮跟放排槍一樣啪啪啪，我們打一炮就得歇好一陣子。正所謂「器不良，技不熟」，光靠「膽壯心齊」，調百萬軍隊過來也白瞎，就算岳飛、韓世忠再世也無可奈何。
對於中英之間軍事上的差距，林則徐這段話說得很透徹、很形象。在清廷的官僚中，這大概是最早透露出「向西方學習」的意思。
然而緊跟著，林則徐又寫了一句話，特別囑咐收信人「不要給別人看」。也就是說，他並不打算將這一想法公諸於世。當年，在貶謫路上經過揚州的時候，林則徐將自己在廣州收集、翻譯、整理的各種國外信息，以及未完成的《四洲志》手稿轉交好友魏源，囑咐他將此書完成。之後，無論林則徐身處何地，身為何職，林則徐都沒有公開提起過「洋務」「師夷」這樣的主張，遑論大力倡導。
明明找到了問題的癥結，卻又為何緘口不言呢？
在我看來，只要聯繫當時林則徐的處境，就能明白他的苦衷。
當時的林則徐身為一個「罪臣」，境況已然糟糕透頂。前有皇帝諭旨，罰戍新疆；後有大臣清議，指指點點。此時以他這樣的身份，在大清新敗之際，說出「洋務」「師夷」這樣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話，這讓天朝上國的顏面往哪裡擱？讓大清帝國的尊嚴往哪裡擱？這樣的言論，既打擾了做「上國夢」的人，又把自己往火坑裡推。權衡之下，智慧取代了勇氣。林則徐選擇了明哲保身，選擇了「避一避」。
他依然愛國，時局讓他擔憂；但環境險惡，也讓他心生忌憚。
他只好沉默。
昔日在廣東禁煙，那個懷著「死生有命，成敗在天」的心情，豪言「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的林則徐，已經隨著鴉片戰爭散去的硝煙，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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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秋，林則徐終於抵達伊犁。
在新疆，林則徐變成了一個「乖寶寶」。對國家時局，尤其東南形勢，他三緘其口；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治下的民生、西北的塞防，以及自己何時能得到皇帝的原諒，遇赦東返。
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遇到了財政困難，巨大的軍費開支，以及戰爭賠款讓「生活簡樸」的道光皇帝頭大。為了平衡預算，道光皇帝想到了裁軍，林則徐所在的伊犁鎮總兵就位列其中。對此，林則徐代伊犁將軍布彥泰擬稿復奏，結合西北邊防形勢直言「新疆邊防重地，兵制礙難更張」，保住了這支西北邊陲的駐軍。
為了開發伊犁，充實邊疆，林則徐力主墾荒，並親自拿著工具，率領民眾興修水利，引水灌溉。對林則徐在新疆農墾的作為，後人評價說：
「浚水源，辟溝渠，教民耕作……大漠廣野，悉成沃衍，煙戶相望，耕作皆滿。」
此外，根據清廷的指令，1845年，年過60的林則徐還親自帶隊，開始對南疆進行勘察工作。
南疆條件艱苦、道路綿長，白天夜晚冰火兩重天，但林則徐撐了下來，先後帶隊勘查了庫車、烏什、阿克蘇、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喀什沙爾、巴爾楚克、伊拉里克（屬吐魯番）、塔爾納沁（屬哈密）等地。林則徐的腳步，幾乎踏遍了整個南疆。
1843年7月，與林則徐同案被流放新疆的兩廣總督鄧廷楨獲釋東歸，一個月後，同被流放到伊犁的前東河總督文沖也獲釋入關。
林則徐見此，心生一絲失落。在給友人的信里，他寫道：
「嶰翁（鄧廷楨）自閏月望后首塗，不及兼旬已由烏垣東發，題糕時節（重陽），定可入關，一飛河帥（文沖）現亦賜環。弟惟靜心株守，不敢妄有希圖。」
伊犁墾荒小有成就后，伊犁將軍布彥泰給皇帝上書，為林則徐求情：
「查林則徐到戍已及兩年，深知愧奮，奴才每於接見時，留心查看，見其賦性聰明而不浮，學問淵博而不泥……平生所見之人，實無出其右者。竊謂人才難得……以有用之才置之廢閑之地，殊為可惜。如蒙天恩，棄瑕錄用，俾得及時報效。」
然而皇帝並沒有給出答覆。
直到完成南疆勘察之後，戍疆三年的林則徐才獲准東返。
後來，林則徐累遷陝甘總督、雲貴總督等職。任上，林則徐兢兢業業，本本分分，作為一個聽話的大臣，繼續為清廷維穩。
5
1849年，秋風蕭瑟。
重病的林則徐請辭，於次年三月回到故鄉福建侯官（今福建閩侯）。
1850年，秋風蕭瑟。
由於廣西拜上帝會興起，林則徐再度被清廷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西督辦軍務，鎮壓太平軍。
在接到清廷任命的第二天，病魔纏身的林則徐便啟程赴任。在給好友的信里，林則徐這樣寫道：
「粵匪猖狂已極，非練精卒無以接其鋒……仆受國家殊恩，目擊時艱，安能自諉衰朽，偷生忍恥！」
然而17天過後，行至普寧（今廣東普寧）的林則徐再也撐不住了。臨終前，他讓隨行的兒子林聰彝代筆，給時任皇帝咸豐上了最後一道奏摺：
「此次更蒙皇上特遣視師，謬膺重任，既感深而思奮，尤敵愾以心殷。豈料半途遂廢，上負聖恩委任，只期圖報於來生。但期將士一心，戰守並用，能堅壁而清野，終掃穴而擒渠……」
言畢，林則徐撒手人寰，享年66歲。
得知林則徐去世，悲痛無比的咸豐帝親筆寫了輓聯：
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君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灑英雄。
但這有什麼用呢？
林則徐還是帶著他想說卻終沒能說出口的話，住進了墳墓。
其實早在1842年，魏源就已完成林則徐的囑託，依據《四洲志》完成《海國圖志》50卷的編纂。後來該書又不斷增補，到1852年全書內容已達100卷之多。在這部鴻篇巨著里，西方的科技、世界地理，以及主要西方國家的歷史都有介紹。魏源更直截了當地提出：
「師夷長技以制夷。」
然而，正如林則徐當年所慮，此時的大清上至皇帝下至草民，都不需要這樣的聲音。林則徐、魏源等人的心血被當作「奇聞」，而那些振聾發聵的呼喊竟像針入大海，未起一絲波瀾。
於是魏源也不再說話了。
1857年，魏源去世。睡覺的人繼續做夢，睡醒的人繼續沉默，直到更響的炮聲在耳畔轟鳴，驚得所有人更加迷失、恐懼、不知所措。
6
林則徐死了，幾十年後作為民族英雄為人們所紀念。
不過，也有人責備林則徐，說他人生最後十年慫了，說假如他那時能振臂高呼，「洋務運動」或許能早二十年到來，即便最終救不了中國，好歹也不至於落得後來那樣慘。蔣廷黻先生就這樣寫道：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百勝的；后一個林則徐是慢慢地覺悟了的，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的。」
在蔣先生眼中，林則徐儼然是一個沽名釣譽的偽君子。
然而在我看來，所謂的「知而不言」，顯然不是林則徐應該背的鍋。正如常說的那句話：
林則徐沒有錯，錯的是那個時代。
在當時，沒有人願意麵對現實。大清還是那個萬國來朝的大清，英夷還是那個要啥啥沒有的英夷。地割了，款賠了，但天朝上國的美夢卻繼續做。
沒有人願意聽「我們不如他們，我們得向他們學習」這樣的話。任何「人家比咱強」的聲音，都會被視作異類：
「你咋這麼沒自信呢？你骨頭咋這麼軟呢？」
而林則徐，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清廷官員，他愛國，憂國，卻也畏人言。在一個不能容忍不同聲音的時代，還能指望林則徐說什麼呢？
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於，人們需要林則徐，需要他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但卻不給他生存的土壤，用眾人之口封了他的口。
所以說「林則徐」常有，但配得上「林則徐」的時代，罕見。
替罪羊李鴻章，為何成了萬人踩的賣國賊？
1894年6月，一位28歲的西醫書生、名叫孫文的年輕人，給大清帝國的時任大學士、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1823—1901年），上了一封洋洋洒洒幾千字的《上李傅相書》。
13歲就前往美國，並在美國和香港遊學多年的孫文在文中提出，「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
但1894年，正是大清帝國權臣李鴻章最為焦頭爛額的時刻；他不知道的是，這也是他的生命倒數第八個年頭的開始。
此前四個月，1894年2月，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隨後日本勢力潛入朝鮮暗中資助叛亂，大清帝國與日本的矛盾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在此危急關頭，作為大清帝國重臣，李鴻章千頭萬緒，實在無空接見孫文。他對孫文的書信持欣賞態度，但並無太大在意，只是下令給孫文發了一張出國考察農務的護照，以表示鼓勵這位年輕人出國考察。
中國近代史上的兩位顯赫人物，就此錯過。
當時72歲的李鴻章不知道的是，這位他並不以為然、草草打發的年輕人，日後將反轉干出一番怎樣的事業；而已進入政治和生命末期的李鴻章，即將迎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驗—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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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是大清帝國前所未有的慘敗。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年初，因為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屬下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的李鴻章，在被罷免各項職務后，又被清廷緊急官復原職，並授全權大臣前往日本協商議和。
作為晚清四大中興名臣之一（另外三位為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協助鎮壓了太平天國和捻軍之亂的李鴻章，同時也是清朝洋務運動的重要領袖人物，儘管此前就對日本抱有深刻警惕，但李鴻章沒想到的是，明治維新僅僅二十多年的日本，崛起速度如此之快，竟然將號稱為亞洲老大的大清帝國徹底擊潰。痛徹心扉已然無用，大清帝國各位重臣都唯唯諾諾不敢擔責，日後自詡為大清帝國「裱糊匠」的李鴻章，無奈下臨危受命，前往日本馬關議和。
1895年3月19日，李鴻章一行抵達日本馬關，日本方面，伊藤博文和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態度蠻橫，提出若想停戰，必須要清國交出大沽、天津和山海關，以試圖將北京直接置於日軍炮口之下。
如此苛刻的停戰條件，李鴻章當然不能答應。1895年3月24日下午四時許，到達日本第五天的李鴻章，在議和無果后返回住處時，突然被一名行刺的日本青年掏槍射中左面頰，李鴻章血流滿面，昏死過去，兇手則當場被擒。
在日後，儘管被痛罵為賣國賊、人人皆曰「可殺」，但是，被刺后的李鴻章，卻顯示出了非凡的勇氣。
李鴻章被刺，國際輿論大嘩，日本政府也非常不安。
經審訊，行刺李鴻章的兇手叫小山豐太郎，年26歲，他供述之所以行刺李鴻章，是因為想破壞清日和談，以促使日軍繼續戰爭、佔領中國。
當時，儘管日本在清日戰爭戰場上節節推進，但國力有限，難以支撐長期戰爭的日本，也想趁機結束戰爭，以求讓清政府割地賠款。再說，列強當時也非常擔心日本獨吞中國，不時在旁敲打。所以，擔心李鴻章趁機退出和談的日本政府，在李鴻章遇刺當晚，立即派出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前往探望，日本天皇也派醫生前來協同治療。另外，日本法院則以殺人未遂罪，判處兇手無期徒刑，以求平息國際輿論、穩住李鴻章，繼續談判。
在此當口上，李鴻章本可因此退出，以免擔當割地賠款的歷史罪名，但看到日本政府態度有所鬆動，估計「日後和款必易商辦」的李鴻章，決定抓住有利時機，盡量減少戰敗的損失。為此，他拒絕了醫生立即手術取齣子彈的建議，暫時以繃帶止血，改而派他的兒子、曾擔任中國駐日公使、通曉日語的李經方接替他繼續談判。
此後，日本不再堅持進佔大沽、天津、山海關的要求，但日本方面仍然盛氣凌人，堅持要清廷割讓遼南、台灣和澎湖列島，以及賠款3億兩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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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0日，遇刺第17天的李鴻章帶傷參加會談，對此伊藤博文仍然盛氣凌人地表示，對於日本的要求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接受，要麼拒絕。對此，清廷擔心日本再次開戰進佔北京，隨即電報李鴻章說可以簽約：「原冀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無可商改，即遵前旨，與之定約。」
儘管有授權簽約的諭旨在身，但李鴻章仍然想抓住最後的機會，請求日本再行退步。
1895年4月15日下午，清日雙方舉行最後一次談判。當天的談判從下午2點半一直談到晚上7點半，歷時5個小時，但日本方面除了答應改動個別細節，其他方面均堅持原來的要求。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後來回憶說，作為大清帝國的宰相和第一權臣，李鴻章當時以卑哀的姿態多次懇求，近乎失態：
「李鴻章自到馬關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會晤這樣，不惜費盡唇舌進行辯論的。他也許已經知道我方決意的主要部分不能變動，所以在本日的會談中，只是在枝節問題上斤斤計較而已。例如最初要求從賠款二萬萬兩中，削減五千萬兩；看見達不到目的，又要求減少二千萬兩。甚至最後向伊藤（博文）全權代表哀求，以此少許之減額，贈作回國的旅費。
「此種舉動，如從他的地位來說，不無失態，但可能是出於『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但弱國無外交，權臣如李鴻章，也終究難挽敗局。
1895年4月17日，清日《馬關條約》最終簽訂，除了遼南的割地範圍和賠款數額稍微減少外，條約的其他部分，均按照日本的要求籤訂。自此，清朝正式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並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2億兩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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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間遇刺、幾乎喪命，但苦苦哀求、近乎失態，希望挽回一些權益的李鴻章，將《馬關條約》談成這個樣子，作為大清帝國替罪羊的李鴻章，已經成了當時以及此後一百多年間，人人都想朝他臉上吐口唾沫的「歷史罪人」。
帝國的罪，要他一個人來當。
儘管這種做法有失公允，但卻是此後歷史的事實。當時，清廷上下，彈劾李鴻章的奏摺蜂擁而來，儘管他只是遵照慈禧等人的諭旨行事而已，但作為大清帝國的替罪羊，那已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日後，在回憶《馬關條約》談判經歷時，李鴻章說，這件事讓他「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此後，1896年在出訪歐美途中，他曾經途經日本橫濱，儘管有人勸他上岸稍事休息，但李鴻章堅決拒絕，因為《馬關條約》是他一生的痛。
這位25歲（虛歲，下同）就考中進士，38歲開始編練淮軍，協助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之亂、力倡洋務的大清漢人重臣，是他同時代人中的佼佼者。
1864年太平天國之亂平定后，曾國藩由於擔心功高震主和被清廷猜疑，開始自裁湘軍，但曾國藩卻積極鼓勵他的學生李鴻章，希望他能為大清帝國盡心效力。李鴻章也不負所望，因為即使沒有曾國藩的提攜，他本身也是才幹過人。
在晚清滿人與漢人、中央與地方、漢人與漢人（湘系與淮系、保守派與洋務派）的激烈矛盾之中，李鴻章幾乎是唯一一個數十年屹立不倒的漢人權臣，即使是他的恩師曾國藩，也有處理教案失措以致朝議沸騰、馬失前蹄的時候，但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之前，事業一片紅火、仕途始終大好。
但甲午戰爭，是他一生事業和大清帝國的滑鐵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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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仍然想儘力挽回戰敗的損失。
為此，他指示總理衙門，將《馬關條約》割地賠款的內容透露給俄國、法國、德國公使，並指令總理衙門遊說三國使節，要他們進行遊說干涉。在此情況下，擔心日本獨佔中國的俄、法、德三國，聯合出動海軍，在日本海進行游弋威脅。日本也不得不進行妥協，最終答應放棄侵佔遼東半島，但前提是要中國支付3000萬兩白銀，作為「贖遼費」，清廷由此才得以保有了遼東半島。
在當時，清廷主張「以夷制夷」，在李鴻章和慈禧等人看來，遼東的「贖回」，顯然是這一策略勝利的結果。為此，清廷開始制定「聯俄制日」方針，希望通過沙俄，來制約日本。
但這顯然是一種病急亂投醫。
近年來，為李鴻章翻案的人很多，儘管李鴻章確實是晚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確實能力有限，在捍衛領土意識方面，作為淮軍代表的他，遠遠落後於他向來看不起的湘軍將領、「左騾子」左宗棠。
阿古柏之亂后新疆全境淪陷，左宗棠堅持帶病出征，李鴻章則認為，收復新疆是浪費銀兩，純屬胡鬧，「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
中法戰爭期間，法軍侵入台灣，左宗棠誓死抗擊，並向李鴻章求援，李鴻章也是愛理不理，將個人私憤置於國家利益之上。
1879年，日本侵佔琉球國，並改為沖繩縣。琉球遺民兩次派遣代表，秘密趕赴天津拜見李鴻章，請求李鴻章發兵救援，李鴻章卻放縱日本，堅持「外須和戎」，以致日本日益猖獗。
《馬關條約》簽約后，通過促請俄、法、德聯合干涉，日本最終放棄了侵佔遼東半島的計劃，對此，在國際外交方面向來昏聵的李鴻章，以為看到了希望，因此他跟慈禧等人一樣，覺得沙俄可以爭取。
但沙俄，又怎會是中國的朋友？
《馬關條約》之後，在朝野內外的一片譴責聲中，李鴻章從權力的巔峰迅速滑落，當時，光緒帝雖然並未將他治罪，但卻命令免去他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職。在晚清的帝黨（光緒）與后黨（慈禧）之爭中，在光緒帝眼裡，李鴻章擺明了就是個后黨的中堅分子。此後，李鴻章迅速從帝國的第一權臣，淪落成大權旁落的「伴食宰相」。
1896年3月，已經從權力中樞被排擠冷落的李鴻章，奉命出使俄國，他表面的使命，是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將於1896年4月舉行的加冕典禮；實際的行程，則是跟俄國簽訂密約，以求「聯俄制日」。
4月，李鴻章抵達俄國，並與之簽訂了《禦敵互助援助條約》（史稱《中俄密約》）。雙方約定，如果日本侵犯俄國遠東或中國和朝鮮，則中俄共同出兵並互相接濟糧食、軍火；戰爭期間，中國所有口岸應向俄國軍艦開放；中國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修築鐵路直達海參崴。
儘管密約號稱一起對抗日本，但昏聵的李鴻章不知道的是，俄國實際上包含野心，並由此攫取了在中國東北修築過境鐵路的特權，為其海陸軍入侵中國提供了「方便」。李鴻章以為「聯俄」可「制日」，卻不知道俄國人的野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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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96年3月至9月，已經76歲的李鴻章，相繼訪問了俄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英屬加拿大等國，儘管他已大權旁落，但作為晚清睜眼看世界的重要人物，他仍然壯懷激烈，希望為大清帝國，尋找到治國良策。
甲午戰爭后，李鴻章也試圖反思，自己和大清帝國失敗的原因。
臨行前，他讓人隨身帶了一口棺材，他對兒子吩咐說，如果他在出訪途中逝世，一定要將他帶回中國安葬。
在德國，他慕名拜訪了號稱「鐵血宰相」、當時已經賦閑的俾斯麥。德國人記錄了當日雙方會見的詳情。
1896年6月25日，俾斯麥特地穿上德國皇帝威廉一世贈送給他的軍禮服，配上軍刀，以最高禮節迎接李鴻章。到吃飯的時候，俾斯麥還特地不讓李鴻章的隨從攙扶李，而是自己親自扶著李鴻章的手臂走到飯廳。
聊天過程中，李鴻章對俾斯麥說：「我這次很高興來到您這裡，想向您請問，怎樣才能在中國進行變革？」
李鴻章還說：「在我們那裡，政府、國家都在給我製造困難，製造障礙，我不知該怎麼辦。」
俾斯麥對此回答說：「如果最高層（指皇帝）完全站在您這一方，有許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這樣，那您就無能為力。任何臣子都很難反抗統治者的意願。」
當時，痛感於甲午戰爭的慘敗，光緒帝並不信任李鴻章，而是開始希望變法。對此李鴻章接著問道：「如果皇帝一直受其他人的影響，接受他人的意見，那我怎麼辦？每天都有一些麻煩，讓做臣子的很難開展工作。」
聽到這裡，俾斯麥突然用了一句法文說，「Toutcommecheznouz」（跟我們這裡一樣）。然後俾斯麥接著用德語說：「在我當首相的時候，也常遇到這種情況，有的時候來自女人方面……」
俾斯麥意有所指，李鴻章也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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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鴻章畢竟已經失勢了。1896年7月回國后，大權旁落的他，無所事事，只是被任命為武英殿總裁和在總理衙門行走。
1898年，76歲的李鴻章最終「告假養疾」。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在賦閑期間，李鴻章曾經跟來訪的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連續交談了三天，期間他自我評價說：
「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又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在《馬關條約》談判期間，伊藤博文曾經對李鴻章說：「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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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慈禧和大清帝國，始終離不了他。
到了1899年11月，他被重新起用為兩廣總督；1900年，慈禧在向列強宣戰失敗后，挾持光緒帝倉皇西逃，並急電李鴻章趕緊進京，繼續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配合慶親王奕劻與各國進行和談。
狼狽逃竄的慈禧，以光緒帝的名義下旨說：
「該大臣（李鴻章）公忠素著，平日威望，亦為外人所信服。國事至此，不知該大臣正復如何憤激！朕亦知該大臣此行為安危存亡所系，勉為其難，著即迅籌辦法，或電各國外部，或商上海各總領事，從中轉圜。務期竭盡心力，為國家捍此大患，朕不勝翹盼之至。」
自嘲為大清帝國的破窟窿到處「裱糊」的李鴻章，再次臨危受命，並參與了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
隨後，李鴻章對慈禧上了道奏摺，痛心地建議說：
「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望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譬諸多病之人，善自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矣。」
此後，清廷果然徹底向列強屈服，甚至公開提出，以後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但當時，佔據著中國東北的俄國人仍然步步緊逼，希望在與清廷的談判中掠奪更多權益。沙俄提出，俄國可以表面「退軍」，但俄國人在東北的所有權益，必須全部轉交給俄國所有的道勝銀行。對此李鴻章告訴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說，我辦外交這麼多年，從來沒簽過這樣的協定，也從來不敢對這種協定承擔責任。
當時，八國聯軍仍然侵佔北京，李鴻章回到暫居的北京賢良寺后，喀西尼繼續追到他的病床前，逼著他簽字。李鴻章為此大口吐血，1901年11月7日，79歲的他，最終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死於北京任上。
此前，他給周圍的人留下了一首詩：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亂，八千裡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
臨死前，躺在病榻上的李鴻章，突然睜大眼睛，嘴唇喃喃顫動，流下了眼淚，似乎想說點什麼。當時他的幕僚周馥見此情景，流著眼淚安慰李鴻章說：「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罷！」身邊的人也紛紛說：「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中堂放心！」李鴻章流著眼淚，最終氣絕，「目乃瞑」。
死訊傳到慈禧那裡，慈禧當場就流下了眼淚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
在慈禧看來，那位不辭辛苦和罵名，始終為她和大清帝國四處奔波的幹將已逝，以後還有誰會像李鴻章一般盡心儘力為她和大清帝國賣命呢？
大廈將傾，李鴻章這根力撐大清的朽木，最終，也倒了。
他死後十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大清帝國，最終在眾叛親離中分崩離析。
一生只做兩件事：他是漢奸，還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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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0月21日，膏藥旗插上了台南城頭。
隨著台南的陷落，日本人終於把他們覬覦已久的肥肉—台灣，給吞下肚。
然而這個吞咽的過程卻讓日本人非常不爽。
根據當年4月中日雙方簽訂的《馬關條約》，台灣這塊「應許」給日本的土地，本該乖乖「歸順」的。事實上，清政府也相當「配合」。在條約簽訂一個月之後，清政府就電令在台文武官員「陸續內渡」，同時委派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作為「割台大臣」，前往台灣辦理交割手續。
5月底，日本兵以「戰勝者」的姿態，大搖大擺地來了。他們前腳登上台灣島，台灣巡撫唐景崧後腳立馬溜號。台灣省三府一州的官員們也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緊隨巡撫大人的腳步紛紛渡過海峽，回到大陸。
台灣儼然變成一座「空島」。
接管這樣的一片土地，在日本人看來太簡單。
可惜他們失算了。
之後的4個月，日本人感覺像過了4年：作為完全佔領全島的代價，登島的5萬日軍死了近5千人，因傷亡和疾病造成的減員超過3萬—這個數字比甲午戰爭期間多一倍還不止。
日軍領頭的軍官則更加不走運：近衛師團長、陸軍中將北白川能久親王，以及第二旅團長、陸軍少將山根信成，直接搭夥去見閻王了。
這一切，都拜一個59歲的中國老頭所賜：
劉永福。
2
1837年，劉永福出生在廣西欽州一個不知名的小鄉村。本名叫「義」，因為在家排行老二，人稱「劉二」。
劉永福的爹本是一個雜貨鋪小販，平日里倒賣點雜貨，順帶經營沽酒生意。指著這個，一家人的生活還過得去。
然而，在劉永福8歲那年，劉爹破產了。沒辦法，一家人只得遷到廣西上思一個不知名小村投奔親戚。日子依然很苦。
劉永福17歲那年，一場疫病奪走了劉家長輩的命。一個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家庭就此被毀掉了。安葬完家裡的長輩，劉永福一無所有。生活對這個少年來說，就是填飽肚子，活下去。
那時的廣西，天災不斷，民不聊生，反清烽煙四起。造反，對廣大貧苦群眾來說，是一條不歸路，卻也是一條生路：冒死求生，總比躺在家裡等著餓死強。
1857年，為了吃飯，為了活命，21歲的劉永福心一橫，投到太平軍小頭目鄭三的麾下，成了一名光榮的太平軍戰士，後來又隨著鄭三投了著名反清人士吳凌雲，入了天地會的伙。
有衣同穿，有飯同食。印象中似乎農民一造反，生活就改善。但實際上，「造反」這門生意相當不好做。
比如當時廣西有的起義軍，開始時每日每人發錢20文、糧米12兩；十天後就變成發錢15文、米8兩；再過十天，又變成錢8文、米6兩；後來錢發光了，米也發光了，就發黃豆；黃豆發光了，就發綠豆；直到最後連綠豆都沒得發。
劉永福的運氣就很不好。雖說豁上性命幹革命，但卻一直沒遇到有錢的老闆。在經歷戰敗、負傷、欠餉等倒霉事後，劉永福先後換了黃升奇、王士林、黃思宏等多個起義軍老闆。
對他來說，同樣都是造反，誰能給飯吃，就給誰當兵，就替誰賣命。
跳槽到王士林那裡的時候，一領到工資，劉永福第一件事就是「盡將錢買肥肉與豆腐，並煮而食」。
生活的艱辛，造反之不易，全在這一碗肥肉燉豆腐裡面了。
3
1866年，而立之年的劉永福投了吳亞忠。
吳亞忠是吳凌雲的兒子。吳凌雲反清失敗后，吳亞忠兄弟幾個僥倖逃出，繼續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在廣西搞事情。
投奔吳亞忠的時候，劉永福已經是一個小頭目了，手下有二百來號人。對這個新來的小夥子，吳老闆喜歡得不得了，大手一揮三萬塊錢撥下來，「米則任要，以食為限」。困擾劉永福多年的溫飽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
對吳老闆，劉永福也是感恩戴德。每次作戰必領麾下將士衝鋒在前，銳不可當。
由於名氣越來越大，劉永福終於打出了自己的旗號。
當時劉永福駐紮廣西安德（今廣西靖西市）北帝廟，廟裡有一尊周公神像，神像手裡拿著一面三角形黑旗，旗上綉著北斗星。考慮到周公的影響力，劉永福便將此旗作為自己的旗幟。
「黑旗軍」就這樣誕生了。
創立黑旗軍之後，劉永福的造反生涯步入正軌，然而好景不長，由於江南的太平天國已被剿滅，清政府可算騰出手來解決廣西這群「頑匪」了。
通過錢，清政府拉攏了劉永福的舊主王士林、黃思宏，還從各處調來軍隊，在廣西提督馮子材的指揮下聯合圍剿吳亞忠。
清兵來了，劉永福奮戰。雖然擊敗了王士林、黃思宏，但面對兵精糧足，深諳戰事的馮子材，到底還是打不過。
在戰鬥中吳亞忠負傷，弟弟們陣亡，起義軍只能據城困守，形勢變得嚴峻起來。
眼見吳老闆這裡人多糧少，且糧食來源已斷，那種吃不飽飯的記憶再度襲上劉永福心頭。為了求生，劉永福借口外出覓食，便帶著麾下二百來號黑旗軍跑了出來。
臨走前，吳亞忠語重心長地對劉永福說，咱倆是親兄弟，你這次去千萬不要像黃鶴一般，一去不返。
然而後來，吳亞忠叫劉永福回來。劉永福的回復是：「有米食則回，無米食則不回。」
吳亞忠聞之破口大罵。
說來說去，還是吃飯問題最重要。
4
脫離了吳亞忠，劉永福決定帶著黑旗軍去越南。
廣西混不下去了，跨過國境逃到越南去，這是當時許多廣西農民軍公認的求生真理。劉永福也對部眾說：「我等在廣西無大作用，且父母之邦，不可騷擾，保護現不需吾們。以弟愚見，專往安南地方，伺機應變。」
然而與其他入越的起義軍不同，劉永福進入越南的時候，打出的旗號是「助越王平叛」。當時在越南北部，白苗、瑤人多割據山頭，而越南官軍對此無可奈何。正是看準了這一點，劉永福才有「為越王攻擊苗、瑤」之意。
這一招實在高明。別的起義軍跑到越南去，還是繼續「當匪」，而劉永福這一支，一旦成功聯絡上越南官軍，助其平叛，就可以轉變身份，名正言順地在越南立足。
1869年，馮子材率軍入越，跨境追剿吳亞忠。而此時的劉永福，早已成功獲得越南官方的認可，改「黑旗軍」為「中和團黑旗軍」，從大清的「匪軍小頭目」，搖身一變成為越南的「團練」，為越王平亂。
在劉永福的努力下，黑旗軍擴編至3000人，而越王因劉永福的幫助也在越北地區找到了存在感。對此越方感激不盡，授予劉永福七品千戶、三宣提督等官職並大讚劉永福：「得公來除巨患，萬民感激，朝廷倚若長城。」
就這樣，在越南劉永福出人頭地，再也不用擔心吃不飽飯，更不用擔心被官軍追剿。
一個貧家少年找到生活的安全感，劉永福奮鬥了前半生。
5
假如劉永福在1869年與吳亞忠一起被馮子材剿滅，那麼後世對他的評價應該不會有任何撕裂。作為一個農民起義軍的小頭目、「反清復明」的天地會「會員」，在以漢族利益為先的人眼中，劉永福當是洪秀全一般的「英雄」。
然而後面發生的事，卻幾乎顛覆了這一人設。
1875年，劉永福以越南官員的身份，率領黑旗軍配合清軍，圍剿吳亞忠舊將黃崇英。
這個黃崇英是個鐵漢子。他堅持反清，既不投降清廷，也不受越南招撫。但為了生存，他跟法國人走到了一起……
經過激戰，黃崇英最終被剿滅。趁此機會，劉永福向清軍提出回國，為大清效力。
清廷婉拒了劉永福的請求。在清廷的答覆中，這樣寫道：
「據稟軍功劉永福既受南國官職，現在帶兵剿賊，未便遽准入關投營。即令思歸情切，亦應俟該國軍務告竣，奏明越南國王呈咨來粵，酌核辦理。」
1882年，劉永福回國祭掃，與宣化典史王敬邦見面。交談過後，王敬邦感嘆劉永福「系情中國官職，蓄志來歸，已非一日。每對人言：願為中朝千把，不願為越南提鎮」。
前來與劉永福聯絡的唐景崧，在給清廷的彙報中也說：「觀其膺越職而服華裝，知其不忘中國。其屢欲歸誠，無路得達。」
「思歸情切」「蓄志來歸」「屢欲歸誠」，對清廷屢屢表忠，這哪裡還能做「洪秀全」？
在20世紀初，革命黨人苦於滅清無路，找不到「發動群眾」的辦法，於是想到通過激發民族仇恨來動員「革命力量」。在這樣的語境下，許多歷史敘事都被重構了。但在20世紀初的熱血漢人章太炎的筆下：
地獄沉沉二百年，
忽遇天王洪秀全。
滿人逃往熱河邊，
曾國藩來做漢奸。
按照這種價值觀，但凡是在清朝做官，維護清朝統治，以「愛清」為「愛國」的，都是「漢奸」。
把這一套用在劉永福身上，效果更加明顯：你既是天地會出身，昔日反清復明，為推翻清朝而戰；如今不但不反清，還要給清朝當兵，打反清的黃崇英，這不是「漢奸」嗎？在他們看來，漢人反清不論在什麼時期都是政治正確。降清的劉永福必然比不上反清的黃崇英。
好在1882年不是劉永福人生的終點。之後發生的事，讓他成了「英雄」，一種不同於洪秀全的「英雄」。
6
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
法國人早就覬覦越南，希望通過佔領越南，繼而窺伺中國西南。自19世紀60年代起，法國便開始對越南進行侵略戰爭。而當時的清政府國力有限，根本沒有保衛小弟的本錢。
1873年，法軍上尉安鄴率領一支百餘人的小部隊，輕鬆攻佔河內等4省。當時身為越官的劉永福挺身而出，率黑旗軍在紙橋設伏，殲滅了進犯法軍，陣斬安鄴。
如今法國人捲土重來，劉永福再次率領黑旗軍出戰，並於紙橋二度擊敗進犯的法軍，擊斃法軍上校李維業。
戰後，劉永福慷慨陳詞：
「永福，中國廣西人也，當為中國捍蔽邊疆；越南三宣副都督也，當為越南削平敵寇！」
法國人見連吃劉永福的虧，便派人來招降劉永福。劉永福嚴詞回絕：
「本爵提督大清國廣西省人也，父母之邦不可背；又越南極品元戎也，知遇之恩不可忘！」
然後繼續率領黑旗軍，在越南與法軍死戰。
當時清政府內部，大多官員還是不接受劉永福，比如主和的李鴻章，就不喜歡在越南到處打擊法國人的劉永福；滇桂兩省的總督巡撫，也不歡迎劉永福，甚至還想緊守邊境，逼劉永福與法軍死拼。朝中大員中支持劉永福的，只有張之洞。
然而劉永福的決心，黑旗軍的善戰，最終還是讓清政府改變了態度。在清政府對法國宣戰的詔書上，是這樣說的：
「劉永福雖抱忠懷，而越南昧於知人，未加拔擢。該員本系中國之人，即可收為我用，著以提督記名簡放，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侵佔越南各城迅圖恢復。」
就這樣，從「反清復明」的起義軍小頭目，到越南的鎮邊大將，再到清廷的「記名提督」，劉永福完成了人生第一大跳。
在他眼裡，顯然清朝就是中國，保大清就是保中國。
7
中法戰爭之後，劉永福回到國內，歷任南澳、碣石等地總兵。雖叫「總兵」，但他手下的黑旗軍已經被裁至300人。畢竟他是有過「黑歷史」的人，無論戰場上表現多好，都始終難得清廷重用。直到甲午戰爭爆發。
1894年，中日開戰。對於台灣防務，朝中大員竟無人願往。清廷這才想起劉永福，而此時的他，已經年近花甲。
對此，劉永福本可以年老體衰為由推辭，也可以借籌餉練兵拖延，但他卻將個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當即告別家小，招集駐守廣州城郊燕塘的黑旗軍舊部，又「招潮勇一千名」，合四營，帶軍4個月的軍餉，端著800支舊槍，渡海來台。
在日本人進犯、在台官員跑路之際，劉永福發布《署台灣鎮總兵就職告示》，鼓勵軍民戮力抗敵：
「自問年將六十，萬死不辭！」
台灣地方勢力想宣告獨立，請劉永福出任「台灣民主國」總統，領台民抗日。劉永福堅辭不受，仍以大清國幫辦一職，領導身在台灣的中國人憤起抗戰。
由於中日《馬關條約》已訂，清政府決心履約，而劉永福如今在台灣擅自抗日，雖然其情可憐，但終究是犯了清廷的大忌。
在清政府的命令下，沿海各省一概禁止援台援劉，以致黑旗軍糧餉斷絕，彈藥不繼，在與日寇的血戰中大部犧牲，最終不得不退守孤城台南。
日軍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寫信給劉永福，勸他投降。劉永福復通道：「台灣隸我中國二百餘年矣……余奉命駐防颱灣，當與台灣共存亡。一旦委而棄之，將何以對我先皇於地下？」
在日軍攻城的炮火中，斷糧斷餉，缺槍少彈的台南守軍潰散，城內土匪蜂起：失敗已成定局。在部下的勸說下，劉永福登上了英國輪船駛離台灣。他仰天長嘆，悲憤慟哭：
「我何以報朝廷，何以對台民！」
反割台鬥爭宣告失敗。
8
台灣之戰，讓日本人印象深刻。日本人感嘆，自甲午與中國開戰以來，「在台灣才開始遇到了真正的抵抗」。
對劉永福的黑旗軍，日本人則評價說：
「雖為敵人，其勇敢真值得讚歎，可稱為中日戰爭以來未曾有的勇兵。」
但劉永福已經心灰意冷。近三十年來，抗法則抗法失敗，抗日則抗日失敗，中國前途在何？看不到，看不到。
反思中，這個60多歲的老人竟日漸傾向革命。
因早年效力越南，劉永福在越南人心中形象一直很高大。1905年，越南的革命者潘佩珠來到廣州拜會劉永福，請他出山，支持已淪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進行革命。
通過與潘佩珠的接觸，劉永福漸漸了解了被清廷嚴禁的「革命黨」，而潘佩珠與孫中山關係甚篤。在潘佩珠的影響下，劉永福了解了中國的革命者孫、黃等人，最終接受了革命理念。
年近古稀的他慨然表示，要為創建民國「貢獻餘力」。
從「聲望素孚，威揚中外」的清廷老臣，到擁護革命，劉永福的人生又跳了一次。
1907年，劉永福告老還鄉，回到欽州。時逢同盟會元老王和順在欽州一代策劃反清鬥爭。劉永福直接給王和順提供庇護，正式上了革命的船。
1911年3月，廣州起義失敗后，劉永福來到廣州，在革命前途未卜的情況下經王和順介紹，加入同盟會，成了一名革命黨。同年辛亥革命勝利，中華民國建立。
這一次，劉永福如願了。
6年後，劉永福病逝，享年81歲。在臨終遺言里，劉永福說：
「予起跡田間，出治軍旅，一生惟以忠君愛國為本。無論事越事清，皆本此赤心，以圖報稱。故臨陣不畏死，居官不要錢，雖幸戰績頗著，上邀國恩，中越均授以提督之職，居武臣極地，亦可謂榮矣。然予心惕惕，終不以官爵為榮，只知捍衛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國為責任。此身雖老，熱血常存……」
9
劉永福人生謝幕了，該怎麼評價他呢？
孫中山曾說過：「余自小即欽慕我國民族英雄黑旗劉永福！」
領袖金口一開，「民族英雄」四個字給劉永福定了性。
至於他出身反清武裝，後來又替清朝鎮壓反清武裝，不會再有人計較；而他抗擊外敵時心中對清廷的忠誠，自然也會被人視而不見。
曾國藩戴過的「漢奸帽子」，萬幸劉永福是不用戴了：哪有既是「民族英雄」又是「漢奸」的道理？
然而問題是，被欽點的「民族英雄」，少之有少；清朝立國276年，從入主中原到開疆拓土，從近代開國到宣統退位，為滿清打工、賣命的漢人，多之又多。按照20世紀初章太炎等人的理論，那些在清朝有功於「國家」的漢人，是不是都要遭遇「漢奸之責」？
回看劉永福的一生，我覺得他其實只是做好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求生。
第二件事：愛國。
求生不得的時候，他只好造反，入太平軍，入天地會，不停改換門庭。這一切的背後都只為一個目的：填飽肚子，活下去。
而當求生問題解決后，他的愛國之情便迸發出來。愛國，成為他活著的追求和意義。
劉永福很愛國，也很懂怎樣去愛國。無論是投效清廷，御外辱，平內亂，還是後來在古稀之年擁護革命，都是他愛國的方式，而且做得很合時宜。就算孫領袖不欽點劉永福為「民族英雄」，「愛國者」之名，他也絕對當得起。
無論在什麼時期，我們都需要劉永福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