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一看就停不下來的中國史》（7）
微觀國史，脈絡無比清晰
朝代標籤
秦隋兩朝，為何短命？
讀歷史總有一個感覺，秦朝和隋朝的歷史評價，為什麼遠遠配不上它們的歷史地位？
秦、隋都結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開創了大一統的先聲。這蓋世功業，理應好好吹一吹，然而並沒有。歷來史家捧得最多的是緊隨其後的漢、唐兩代。
秦、隋兩代吃虧就吃虧在太短命了，一個活了15年，一個存在29年（均從完成統一大業起算）。以人的生命比擬，一個未成年夭折，一個未到而立之年離世；從朝代留名的可能性看，還沒來得及好好修飾本朝的歷史就掛掉了。可惜啊！
這倆朝代一亡，就有很多大咖趁熱研討這個問題：這麼強的朝代，為何這麼快就亡了？
關於秦朝：漢代的陸賈說，秦朝速亡是因為不尚德而尚刑，太倚重嚴刑峻法了。賈誼的觀點也類似，說是秦朝不施仁政。清代的王夫之則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秦始皇用錯了人。
關於隋朝：隋亡對唐初統治者觸動很大，唐太宗君臣專門組織過研討會，交流心得，吸取教訓。唐太宗認為，隋朝短命要怪隋文帝事事親為，處理得又不合理。魏徵則重點反思了隋煬帝的荒淫暴政。
除了這些傳統的解釋，我們能找到新的視角，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嗎？
二傳手定律
這是我生造出來的一個概念，用來解釋中國歷史上朝代興替的大致規律：一個朝代的第二代接班人，關係到這個朝代的國祚長短，其重要性甚至超過開國皇帝。這個接班人選對了，有作為或者扶得起，這個朝代長壽的概率就呈幾何級增長；一旦選錯了，亂作為或者扶不起，就會把還未焐熱的江山玩完。
秦、隋兩代都是二世而亡。如果要問責，秦二世胡亥、隋煬帝楊廣都是直接責任人，很明顯是這兩個二傳手把球搞丟了。但要追究終極責任人，秦始皇和隋文帝都難辭其咎。接班人是他們選的，看走眼也好，帶病任用也好，組織部門都要擔責，更何況是皇帝，一言欽定。
王夫之眼光毒辣就在這裡。他說，你們都別嚷嚷了，秦始皇沒選對人，秦朝就亡了。（「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不知人。」）一句話把指定人和接班人的責任都說得清清楚楚。
歷史沒有如果，但還是要說如果。如果是扶蘇而不是胡亥繼承皇位，秦朝還會不會二世而亡？
應該不會。史載，扶蘇對秦始皇的運動進行過多次勸諫，比如針對打倒知識分子的「焚書坑儒」運動，他說，儒生都讀孔子的書，現在以「重法繩之」，恐怕天下不安啊。
扶蘇和秦始皇在治國觀念上截然不同，他若繼位，正好可以對父親的過激做法進行撥亂反正，而不會像胡亥那樣變本加厲。秦朝的統治還有迴旋的餘地，就像一把弓，張得很滿了，再去使勁撐開，難免嘎嘣斷了，如果往回收一收，張弛有度，還能用很長的年頭。
隋文帝楊堅也一樣，錯在廢了太子楊勇，而立楊廣為接班人。楊堅執政之初，名聲還不錯，在減輕百姓負擔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但後期已經趨於暴虐，容不下異見分子，實行酷刑，濫殺功臣。隋朝要續命，只能寄希望於接班人通過仁政來補救。
楊勇是合適的人選，其人品、能力都很好，當太子時已受到百官擁戴。楊廣正好相反，作風奢靡，好大喜功，這樣一個接班人完全不利於隋朝的喘息。隋文帝竟然老糊塗到看不出楊廣是個戲精，被他裝孝順、扮樸素給蠱惑得一愣一愣的。結果證明，改立太子的代價大到把楊家人的江山都弄丟了。
作為對比，我們再快速看看那些長壽王朝的二傳手們。
在西漢，劉邦死後，繼位的是漢惠帝劉盈，但實際掌權的是呂后。漢惠帝終歸是仁厚之君，輕徭薄賦，無為而治，讓帝國度過了二傳手危機。如果剔除呂后干政的幾任皇帝，真正的二傳手是漢文帝劉恆，那更是一個相當棒的接班人，拉開了「文景之治」的序幕。
唐代的二傳手李世民就不用說了。貞觀之治之後，唐帝國的皇帝躺著也能坐江山。
明代的二傳手建文帝比較弱，但朱棣起兵篡奪皇位，江山好歹還在朱家人手裡。實際上，朱棣充當了明代真正的二傳手，幹得那叫一個霸氣。
清代入關前的二傳手皇太極，入關后的二傳手康熙，都是歷史上排得上號的雄主，也不用多說。
總之，選好二傳手的大一統朝代，國祚基本短不了，沒有三四世而亡的。三世以下，奇葩皇帝儘管上位，帝國秩序一旦穩定了，照常運行得很溜。像明朝一樣，從正德到天啟，連續六任皇帝都不太像話，要麼發展業餘愛好，要麼長期罷工不上朝，但仍歷時百餘年不倒，到了極想有所作為的崇禎反而成為亡國之君。歷史慣性強大到了超越個人作為。
改革衝擊波
我用這個概念來解釋秦、隋兩代的短命與偉大。所謂改革衝擊波，指的是：改革有風險，任何改革都會附帶產生一輪衝擊波。改得好或改得是時候，可以抵擋其釋放的負能量，得到永續發展的紅利；改得不好或改得不是時候，則會為其所傷，萬一招架不住，整個王朝會吐血而亡。
秦、隋兩代短命，正是因為招架不住改革衝擊波。但這兩個朝代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們的改革舉措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不改革，它們或許不至於速亡，但社會因循守舊，沒有進步，於後世而言，並無益處。它們不約而同選擇了風險極大的改革，功不在當代，而利在千秋。
秦、隋這兩個改革先驅王朝，實際上是丈八高的燈台—照遠不照近，犧牲自己，成全了後起的漢唐。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這是一種高尚的精神，純粹的精神，脫離了低級趣味的精神……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體制均大刀闊斧推行統一的改革措施。包括重劃國家行政區劃，改分封製為郡縣制；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等。這些改革，隨便哪一條都動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乳酪。本來六國被征服者的離心力就很強，秦始皇不給予拉攏安撫，還來動他們的利益，相當於火上澆油，逼他們造反。結果，除了農民造反，六國的貴族們基本也都反了。
但是，從歷史主義的角度分析，秦始皇這些改革都是功德無量，奠定了以後中國歷史「統一是主流，分裂是逆流」的底色。
隋朝改革亦如此。隋朝建立後進行了合併州郡以精簡機構、創立租庸調製、把萌芽於南朝的科舉制進一步制度化以及完善府兵制等改革。比如科舉制，擺明是跟門閥士族對著干，阻力可想而知。這些有益的嘗試，在隋朝未來得及顯示其作用，隋朝便滅亡了。
秦、隋兩代都低估了改革衝擊波的威力，但雖死猶榮。這些改革成果通通為後起的漢、唐所吸收。換了朝代，衝擊波減弱，改革紅利逐步釋放，再加上漢初、唐初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無為而治的三板斧，撿了大便宜的漢、唐不繁榮長壽都不好意思。
漢、唐能夠長治久安，實在應該感謝秦、隋在前面試錯探路，才給了它們一套守成發展的穩定系統。這套穩定系統一旦啟用，經過兩三代人的運行考驗沒有問題，就絕不可能一下子崩潰，要到中後期才慢慢老化，慢慢修理。秦、隋就當是為漢唐做了嫁衣裳吧。
就教訓而言，秦隋改革的失誤在於時機不對，有點操之過急。立國未穩之時，應以平穩政策引導之，到天下太平、時機成熟，再行改革。此時，衝擊波還在，對抗力量還在，但帝國已積攢了足夠的抵禦能力，或許可以涉險過關，不至於亡國。
這方面的例子，可以宋王安石變法、明張居正改革為例。兩次改革動作都不小，反對派也很強勢，反攻倒算，輪番上演，最後改革雖有反覆，不算成功，但均經受住了衝擊波，兩個朝代都活得好好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這兩次改革都在王朝的中期進行，時機選擇適當。
如果秦、隋早期都能多奉行一點拿來主義，將改革大業留待中興之主進行，結果真的會不一樣。
盛世迷魂陣
這是一種相對形象的說法，我造這個概念用來剖析某些帝王的心態：建立了或自以為建立了不世之功，就飄飄然如墮迷魂陣中，意識不到危機近在咫尺。結果，真的把一手好牌打爛了。
秦、隋兩代於大亂之後實現了國家大一統，儘管不排除窮兵黷武，但在當權者眼裡，這就是盛世之霸業。緊接著，慾望擴張，好大喜功，一切不好的毛病都犯了。秦始皇誇耀武功，頻頻外出巡幸，到處刻石頌功，「以為自古莫及己」，給人一種自古以來無人比我牛的即視感。隋煬帝不僅向外示強，還炫富，好臉面。胡人來了，酒肉隨便吃喝，都不用給錢，理由是「中國豐饒」，全然不顧全國還有那麼多貧窮人口。
盛世迷魂陣中的統治者無不嚮往勞民傷財的事情，如大舉征伐、大興土木。這些忌諱，秦、隋都幹了。秦修長城，建全國性公路網，隋貫通大運河，都是以一個王朝之力承擔了巨大的成本。秦始皇修帝陵，建阿房宮；隋文帝建仁壽宮，大肆崇佛。秦打匈奴，隋征高句麗。這些都是帝王們在盛世的幻覺中干出來的大事。
這些都逼得不堪重負的農民都起來干大事。農民一鬧騰，這個朝代基本就凶多吉少。秦、隋兩代後期，均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所以都離死不遠。
不僅秦、隋兩代統治者如此，大國心態下的統治者都容易陷入盛世迷魂陣不能自拔。漢、唐、清等朝代都出過這樣的皇帝。
漢朝在經歷了幾代人的休養生息后，到漢武帝時臻於鼎盛，恰好這一時期就出了問題。漢武帝一系列「大手筆」，雖然功績卓著，但也耗空了國庫，激化了社會矛盾，動搖了大漢根基。漢武帝晚年不得不下「罪己詔」，希望挽回漢朝漸頹的國勢。
唐朝在唐玄宗統治前期，國力鼎盛，社會繁榮，然而「開元盛世」接著就是「安史之亂」。唐朝從此由盛轉衰。
清朝到了乾隆帝時期，號稱「康乾盛世」。這個自稱「十全老人」的皇帝，被別人也被自己捧得好高，但後世史家明明白白告訴我們，清朝正是從乾隆朝展露敗象的。
這幾個朝代，比秦、隋好運，靠著歷史慣性沒有很快亡國，但也慢慢跟亡國挨著邊兒了。他們誇耀文治武功之後，西漢、唐、清的後半段基本已無大國存在感。
傳統帝國的皇帝任何時候都要謹防墮入盛世迷魂陣，這條禁忌甚至比製造盛世本身還重要。這反過來也能解釋，宋孝宗、明孝宗等製造不出盛世的低調皇帝為什麼反而廣受好評。
唐朝以後，中國的貴族為何衰落了？
貴族，自古以來便是平民百姓仰望的對象，同時也是不少家族累世奮鬥的追求目標。但中國歷史到了唐代以後，中國的貴族卻突然轉弱，最終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消失。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一個小故事。
話說李世民自玄武門兵變奪位后勵精圖治，大唐帝國日趨強盛，「貞觀之治」開始出現。有一天，李世民召集屬下重臣喝酒，席間李世民突然興起，指著一杯酒說，「除了我之外，你們誰自認是我們在座中最尊貴的人，我就把這杯酒賞給他喝！」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魏徵等重臣面面相覷，誰都尊貴，但誰都不敢公開說自己是最尊貴的，這酒，實在不好喝。突然，有個人站了起來，二話不說便過去把酒拿了起來，他說，陛下，我先把這酒喝了，然後再說理由。群臣面面相覷，但心裡也不得不服他。這個人便是蕭瑀。
蕭瑀是誰？
按照他自己的話說：「我是梁朝皇帝的兒子，隋朝皇帝的國舅，當今天子的親家翁，以及當朝的宰相，當今天下除了天子，屬我最貴。」
所以蕭瑀敢喝這杯酒。
蕭瑀，他的父親，便是梁朝的皇帝、梁明帝蕭巋，所以自稱皇帝的兒子；他的姐姐，是嫁給隋煬帝楊廣的蕭皇后，當之無愧的國舅；而他本人的兒子，則是李世民的駙馬，確實是當朝天子的親家翁；蕭瑀本人，則在李淵起兵后，全力支持輔佐他建立唐朝，並且在玄武門之變中全力支持李世民奪位。他本人曾出任唐朝宰相，死後子孫後代中又有八人相繼出任唐朝宰相。
無論是他的祖上，還是他本人，或是他的後代，都顯赫無比，所以《新唐書·蕭瑀傳》中說他的家族在唐代：「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蕭瑀，他和他的家族，是中國貴族最後的輝煌寫照。
在蕭瑀以前，中國的貴族早已有之。從夏、商、周，到春秋戰國時期晉國的六卿趙氏、中行氏等諸侯世臣家族，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家世族，例如著名的四大士族崔盧王謝：即清河崔氏、范陽盧氏、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都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貴族和世族大家。貴族到了唐代，更是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便是超級貴族出身。
我們來看看李世民的顯赫家世。
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西魏八位柱國大將軍之一，死後被追封為唐國公，這也是唐朝國號的由來。李世民祖父李昺：隋朝柱國大將軍、安州總管。李昺的老婆，也就是李世民的奶奶，是中國歷史上最牛的超級岳父獨孤信的第四個女兒。獨孤信的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皇帝宇文毓，獨孤信的第七個女兒又嫁給了隋朝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李世民的祖父李昺是他們的連襟。李世民的老爸、唐朝開國皇帝唐高祖李淵：隋煬帝楊廣的親表哥。7歲就襲爵封唐國公，曾在隋朝任衛尉少卿，也是隋代軍事重鎮太原的最高長官、太原留守。而李世民本人，則是隋煬帝楊廣的表侄子。
可以說，唐朝，是一個由貴族出身的皇帝和貴族臣子為主體的朝代。
歷史學家梁庚堯在《中國社會史》一書中指出，從唐肅宗到唐朝滅亡的179位宰相中，出身於名族和公卿子弟的共有143人，佔總人數的80%；而出身於中等家族的僅有22人，佔比12%；而真正寒門出身的宰相只有12人，佔比7%，其他1%未能確定。
唐帝國，是一個典型的貴族社會。
但從隋代開始的科舉制，也讓許多普通家族的寒門子弟得以慢慢進入到權力中樞。在唐朝，當高官普遍要有貴族出身，寒門子弟要出頭仍然是非常不易的，但時代的趨勢在慢慢改變，這也讓許多依靠貴族出身做官的人心裡總歸覺得遺憾。
唐高宗晚年的宰相薛元超就曾經跟自己的親人說，「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意思就是說，我一生富貴有餘，但是有三件事最為遺憾，第一個可惜我不是進士出身，第二個可惜沒有娶到五大貴族（李、王、鄭、盧、崔）的女兒，第三個就是沒能參與編修國史（在唐代，編修國史是士人的至高榮耀，代表超級有文化）。
薛元超的一席話，道出了唐代社會的貴族構成和科舉制對整個唐代社會的衝擊。
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的貴族就已經有開始衰落的跡象。當時很多貴族子弟由於長期不學無術，南方的宋、齊、梁、陳等四個朝代的很多朝政實權開始慢慢落入到了寒門士子手中，很多貴族子弟出門穿著高高的木屐，頭戴高高的帽子，臉上還塗著粉（注意，是男人），深居簡出，自詡是「神仙」。有的貴族子弟甚至看到馬高聲大叫受了驚嚇，連聲說，「這哪裡是馬，分明是老虎啊，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貴族子弟衰弱不堪，沒落是遲早的事。如果說科舉制是破壞貴族制度的熔化劑，那麼唐朝末年的頻繁戰爭，則成了插在中國貴族心臟上的一把尖刀，並極大加速了中國貴族的滅亡。
黃巢，是屠戮唐朝貴族的超級殺手。
公元880年，在歷史上以瘋狂屠殺聞名的黃巢農民軍攻破長安城，在長安開始了大規模的燒殺擄掠，大量的貴族和平民遭到瘋狂屠殺。史載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意思是黃巢將李唐王室貴族在長安的，幾乎殺得一個不留。
公元881年，由於唐朝軍隊的反擊，黃巢撤出長安城，對唐朝官軍的到來，老百姓無不歡呼鼓舞。但黃巢很快又殺回長安城，由於惱怒長安城的老百姓竟然歡迎官軍，黃巢指使軍隊對長安進行屠城：「巢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
唐朝晚期的詩人韋應物，寫了一首唐詩描繪黃巢的屠戮，以及晚唐社會和整個貴族階層的毀滅性破壞，這就是著名的《秦婦吟》。其中有詩句這樣寫道：「華軒綉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意思就是說，大量貴族階層的豪宅被毀滅，長安城內到處是王公貴族們的累累白骨。
黃巢叛軍被平定后，中國歷史上最後的貴族們，又迎來了「白馬之禍」。
天祐二年（905年），六月，由於計劃篡奪帝位，朱溫指揮他的手下將唐王朝最後的王公貴族們在一夜之間幾乎斬殺殆盡，並將他們的屍體全部扔進了黃河，史稱「白馬之禍」。「士族清流為之一空」，中國的貴族們，走到了集體滅亡的邊緣。
兩年後的公元907年，朱溫逼迫唐哀帝李柷禪位，改國號梁，唐朝滅亡，而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兩千多年的貴族階層，至此也走入了滅亡的境地。
進入五代十國后，武人政治橫行，類似開頭提到的蕭瑀家族，在時代的戰亂中不要說出人頭地，後代子孫連性命都堪憂。從此以後，中國的這些貴族階層，開始脫離了中國政治的核心，許多貴族子弟要麼在戰爭之中遇害，要麼遷徙到了南方，家世最終逐漸淪落，變得跟一般的家族一樣，無復當年的輝煌。
宋代后，科舉昌盛。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為了矯正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國武人政治的弊端，也非常鼓勵讀書。據說趙匡胤在祖廟中就立有石碑教育後人，其中有三條訓令，第一條是不殺柴氏子孫（趙匡胤是通過陳橋兵變，奪取了他義哥柴家的江山）；第二條是不殺讀書人和提意見的人；第三條是子孫有違此誓者，皇天不祐！
由此可見，宋朝的開國皇帝對寒門士子和讀書人的超級重視，因為世間已無貴族，皇權必須更多地依靠寒門士子們來輔佐。
而根據統計，以《宋史》中列傳的北宋人物共1533人進行分析，發現他們其中共有845人，也就是佔比高達55.12%的人物，完全是平民出身，祖上沒有任何人做過官。這也透露出，中國古代的貴族，在唐朝的權力中心仍佔據絕對多數，但到了宋代，朝堂上已經是平民出身的人占絕對多數了。
中國的貴族，在唐朝以後，不知不覺間逐漸消失了。
一個新的平民時代，開始了。
宋朝到底有什麼好？皇帝叫外賣，中產滿街走
如果可以穿越，我願意活在宋朝。
很多歷史小白看到這句話鐵定一臉懵圈：一個積貧積弱的朝代，挨打受虐。作為國民，一點兒大國崛起的榮譽感都沒有，活在那個朝代，多窩囊，多憋屈呀！
但反過來說，窮兵黷武的強國，人民就覺得很受用嗎？明朝在太祖、成祖時代，國力強盛，天下第一，哪個知識分子或小民覺得幸福感爆棚，與有榮焉呢？
武功不行的宋朝，能圈那麼多粉，不全靠賣萌吧？
我們假裝自己能穿越，一同感受宋朝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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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偽裝成趙王爺，皇室成員，以便打入上流社會。
任何時代，上流社會都活得很滋潤。但滋潤和滋潤，是有品質差異的。你要品味上去了，嘴養刁了，讓你跟著商紂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也會覺得粗鄙，索然無味。那個時代，物質缺乏，上流社會可以拿來嘚瑟的，就是「多」—比誰的肉多，誰的酒多。酒池肉林，因此創下紀錄。至於好不好吃，口感如何，沒人關心。
在宋朝，炫富不炫多，炫精，講究精緻，顯然更符合現代人的口味。
與蔡京同時代的羅大經寫過一個故事：有個士人在開封買了個小姐，此女自言，從前曾在蔡京家做廚婢，專門負責做包子。那位士人聽后很是高興，就命她為自己做一籠包子，意在嘗嘗一代名相蔡京府中的包子什麼滋味。不料，那小姐皺了皺眉說，做不了。士人又疑又氣，說：「你剛才不是說，你從前是蔡太師家的廚婢嗎？而且還是專門做包子的，怎麼推託不會做呢？」小姐回答說：「我雖是蔡太師廚房包子局的，但分在蔥絲部，只負責揀蔥切絲，其他如切薑絲之類，一概不管。至於包包子，更不在行了，因為另有一撥人專項負責。」
這就是上流社會人的日常。連一個包子都分工這麼細，做出來能不精緻，能不好吃嗎？
自家豢養一幫廚子，蔡京當然會享受，但在當時還是略顯老派了。宋朝的商品經濟已相對發達，尤其是在兩京，無論時新水果的獲得，還是包買酒樓的飯菜待客，都跟現在沒有大的差異。
上層社會的消費，也習慣跟市場發生聯繫。南宋皇宮會從早市上買早點。宋高宗、宋孝宗愛吃市井小食，在宮中會「喧喚」市食，做得好的老字號，攀上皇家生意那是分分鐘的事。比如李婆婆雜菜羹、賀四酪面、臟三豬胰、胡餅、戈家甜食等，都享受過慶豐包子同樣的禮遇。
這種消費習慣，跟唐朝有很大不同。唐朝的上層消費習慣是搞特權，盡量與市場保持距離。
唐德宗臨時召見吳湊，任命他為首都市長（京兆尹），且要立即赴任。時間緊迫，吳湊還是請了親朋好友來家裡吃飯，慶賀自己升遷。親友趕到時，酒宴也擺好了。客人不解，問怎麼這麼快就能把酒席做好？吳府的人說，都是從市場上買現成的。
這件事說明什麼？唐朝的市場也比較發達，三五百人的酒宴，直接從市場買熟食就可搞定。不過，上層人看不上，除非不得已，像吳湊要趕時間請客這種情況。他們不會購買市場服務，覺得格調不夠。所以，吳湊的客人才少見多怪地問了一句，其實內心對那些飯菜是鄙夷的。
而宋朝上流社會把市場消費當作時尚，這跟上層人物的構成有關。
你若穿越到唐朝，躋身上流社會，遇到的成功人士，出身世家大族的很多。但到了宋朝，世道變了，科舉成為政府選拔公務員的唯一途徑。考好了，平民就能逆襲。階層流動之後，消費的特權意識也沒那麼濃厚，商品經濟更對這些新貴的胃口。
這種消費風尚，反過來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
大型酒樓和高檔茶肆開起來了，專做上層人的生意。這些大型酒樓環境幽雅，服務周到，甚至還有歌舞佐酒助興。消費當然不菲，但上層人覺得花錢能買來舒服和面子，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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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會有錢有閑，不存在消費負擔問題，豈一個爽字了得。但我們過過穿越癮，遲早要面對現實。畢竟穿越也要講究基本法，首富也有困難時。現在你什麼身價、地位，穿越宋朝，要匹配，不要好高騖遠。所以，我們這次不用偽裝，直接過去就是宋朝一小市民，工薪階層。
歷史學者程民生對宋朝人的生活水平做過很有意思的考察。據他的研究，北宋至南宋前期，維持一個人生命的最低生活費用，摺合成銅錢大約是一天20文。
20文錢是什麼概念？北宋中期，呂南公舉過一個例子，淮西有一個以打零工養家的佣者，靠出賣勞動力，每天平均可得錢100文左右，有時掙錢多於日常，便將多出的部分打酒買肉，與妻兒宴飲歡歌。
100文錢相當於一個工薪階層的日薪，按照最低生活標準，一個人幹活就可以養活一個五口之家。但人不能僅限於吃飽飯，維持生命，這樣的生活就沒有幸福感可言。如果一個五口之家，有兩人賺錢，小日子還是不錯的。或者像呂南公寫的這名幫傭，每天多賺一點點，生活質量就明顯改善，十分瀟洒。
北宋元豐年間，蘇軾被貶到黃州，經濟收入急轉直下。他的應對辦法是：每月月初拿出4貫500文錢，分成30份掛到屋樑上，每天早晨用畫叉摘取一份使用，即150文。一個官宦人家，日子雖沒以前舒坦了，但過起鄉居小市民的生活，精打細算，還是足以應付的。
不過，這是以吃飯為主的日常費用，如果加上添置衣物、年節應酬、房屋折舊、生老病死等開銷，按照程民生的研究，一般百姓全年所有的花銷平攤下來約為每人每天100文左右。
宋朝值得穿越，這話不是吹的，不信你穿越到明朝看看。明朝早期經濟遭遇體制性的嚴重大衰退，後期則遇到天災式的大衝擊，前後兩段，人民日子都不太好過。
宋史研究者吳鉤經過對比指出，以打工為生的宋代下層平民，其生活條件與生活水平相對而言要優於明朝的同行。宋朝是一個「高收入+高消費」（相對而言）的社會，明朝則是一個「低收入+低消費」（絕對意義上）的社會。
最關鍵的是，在宋朝，做一個中產的概率比其他朝代都要高。
宋代有個富民階層，他們是民戶中的富裕者，相當於我們今天說的中產階級。這些人主要包括地主階級中的鄉村上三戶以及坊郭戶中從事商業、手工業等行業的富裕者。蘇轍曾說：「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可以說，富民階層成為宋代社會的中間層、穩定層和動力源。
開封是北宋最富庶的地方，盛產富民。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宰相王旦說：「國家承平歲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家產100萬貫的人很多，10萬貫者比比皆是。而當時的小康標準大概是家產1萬貫，這些人更加數不勝數了。
明代文學家郎瑛曾經無比感慨：「今讀《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
你們感受一下，一個明朝人話里行間對宋朝人的羨慕嫉妒恨。
宋朝市民的小確幸，到底是怎麼得來的？宋人施德操在《北窗炙輠錄》中寫過一個小故事，可以很好地解答這個問題：
一天夜裡，宋仁宗在宮中聽到很熱鬧的絲竹歌笑之聲，就問宮人：「此何處作樂？」宮人回答：「此民間酒樓作樂處。」緊接著向仁宗抱怨訴苦：「皇上您聽，外面民間是如此快活，哪似我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說：「你知道嗎？因我宮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民才會如此快樂。我宮中若像外面如此快樂，那麼民間就會冷冷落落也。」
民間的快樂勝過皇宮，這大抵是宋朝執政者集體追求的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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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我們這次穿越倒霉透頂，時光一流轉，剎都剎不住，就變成了宋朝一個貧民（當時叫「窮民」），甚至一個乞丐。那可如何是好？
這是再好不過了。一個社會中最底層的人有沒有生存空間，任何時候都是檢驗一個朝代好與不好的試金石。
我們現在不正好自己去檢驗一下宋朝的成色有多足嗎？
宋朝打破階層固化，向上流動的通道是開放的，向下滾動的通道也歡迎你。上至官僚富商，下至平民百姓，不管天災人禍，都可能淪為窮民。
一旦發生天災，各地的流民紛紛湧入發達的地區等待政府的救濟。伴隨著財富向城中聚集，兩宋時期城鄉之間的流動極為頻繁。
乞丐是最典型的窮民群體。淪為乞丐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宋朝有些乞丐原是讀書人。讀書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如果家中無法負擔，你又很上進，要科考改變命運，這時候你大可以一邊乞討一邊求學。還有考不上名落孫山的，只能乞討為生。有個比較聰明的讀書人夏廑，家裡沒錢，就去看同學們賭錢，然後從贏錢的人那裡討點小錢，這在當時叫作「乞頭」。
總之，不管你遭遇什麼困境變成窮民或乞丐，宋朝政府都不會坐視不管的。這個朝代比起歷史上任何朝代都更為重視慈善救助事業，並將其視為仁政的標誌。
救助乞丐、收養棄嬰、救助城市赤貧者、幫助生病無錢求醫者，都有專門的法律。根據宋朝的「居養法」，政府為城市窮民提供臨時性住房，同時按照「乞丐法」發放米豆，對疾病者施以藥品。這基本是現在福利院的雛形了。
經過有宋一代的努力，救濟對象擴大到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基本覆蓋各個階層中需要救助的人。在救助主體上，注重官方和民間的相互合作，南宋之後越來越依賴於民間救助力量。一直到明清，政府雖大力提倡並舉辦福祉事業，但論規模、設施等未必能超越宋代。
在宋代做一個窮民，恐怕比唐代中後期或明代前期的農民還要幸福一些。
陸遊，一個至死不渝的奮鬥者，他的夢想是要南宋進取收復中原。比起市民的小確幸，他更愛大國崛起。用現在的話說，這是個老憤青，罵政府，懟高官。所以他嘲諷宋朝的慈善事業說：「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屍。」意思是，軍糧缺乏、民力不足，國家戰鬥力不行，朝廷都不關心，只關心社會救助有沒有到位。陸遊這樣噴不無道理，但他還是略顯天真，看不到問題的本質。你想啊，宋朝一直被噴積貧積弱，但300多年間沒有因窮民問題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國祚綿長，為嘛？
宋朝執政者格外重視窮民問題，以完善的社會救助進行了有效的社會控制。當民眾由於戰爭、災荒、賦稅等原因無法生存時，就會鋌而走險，導致社會失序，嚴重時顛覆整個王朝。宋朝採取及時必要的社會救助，讓一切不好的苗頭早早消失。這等統治手腕，比起元明兩代的統治者高明多了。所以，在宋朝，以飢荒號召起義的李自成們基本是沒有市場的。
揭秘真實的晚清武備：其實不落後，為何還挨打？
甲午戰爭中，中國在威海衛戰役失敗后，北洋水師剩下的艦船都被日軍收編了。當時，有人給日本艦隊寫信，請求釋放「廣丙號」巡洋艦，理由是廣丙艦屬於廣東水師，此次戰役，與廣東無關。
外國人知道這件事，大牙都笑掉了。梁啟超卻說，對，這句話最能代表我國各省封疆大吏的真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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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表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的船堅炮利驚醒了沉睡的中華帝國，第一批有識之士開眼看世界，認識到了中西之間在「器」的層面的巨大差距。這句話總體沒毛病，然而，認識到差距之後呢？很殘酷，經過了十幾年，這種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敗得更慘。也就是說，認識跟實踐是兩碼事。很多事情，認識到位了，但沒做或做不好，就等於沒認識。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使用的自動發火的洋槍，引起了道光帝的興趣。1842年，耆英就給皇上買了兩把，道光帝試用之後說，這真是「絕妙之品」。當時已經有朝臣說，我們來仿造吧。道光帝覺得仿造不容易，還是先把火藥配方搞到手再說。耆英說，呵呵，火藥配方這玩意兒是秘方，一時也不知道去哪買啊。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交戰的清軍部隊所使用的輕兵器，還是傳統的鳥槍、抬槍、弓箭和刀矛等。
但這時，人家用的是什麼武器？
法軍使用的是1849年試製成功的米涅式步槍，英國使用的是1852年根據米涅式步槍原理製造出來的恩菲耳德式步槍。后一種步槍製作非常精良，比歐洲大陸各國軍隊所裝備的一切步槍都優越。大炮方面，英軍帶來最新發明的阿姆斯特朗炮，法軍亦帶來了新式的拿破崙炮。
人家早就比你先進，完了還比你努力，吭哧吭哧在那研製新式武器。我們呢，痛定思痛，一切照舊，忙著吹牛，搞政績。
時任閩浙總督的慶瑞跟皇帝上奏邀功，說我這軍隊訓練得好啊，每天出操兩次，都是我親自督練。各種把自己往死里誇，看得他不臉紅，咸豐帝先臉紅了，說訓練是好事，但別把軍隊搞成儀仗隊，「徒飾美觀」呀。
呵呵，還真被咸豐帝說中了。福建布政使張集馨跑去現場觀摩，回來說，集訓的軍隊千人不到，竟然六七成都是敲鑼打鼓、扛旗吹號的，剩下三四百號人分了十餘桿抬槍、不足百桿鳥槍，還有短棍鐵叉。這就叫武器裝備了，這就叫軍隊訓練了。張集馨肯定心想，這不是老家的跳大神嗎？
這就是晚清帝國失去的20年。從武器到軍隊，跟英法強國的代差，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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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在武器裝備上真正有所作為，是從第二次鴉片戰爭被吊打后開始的。儘管不中聽，但還是不得不說一句：對於晚清軍事近代化，李鴻章功不可沒。
曾國藩、胡林翼畢竟是儒將，無論打仗還是訓練，總是顧忌天道傳統。搞洋務運動，即便在「器」的層面也沒有徹底洋務化。胡林翼的觀點是，軍隊配備武器，「大約火器手宜四成、三成，刀矛手宜六成、七成」。曾國藩稍微好一點，但也好不到哪去。他自己擬定的湘軍營制是「半用洋槍，半用長矛」。不僅如此，他還經常寫信教訓曾國荃和李鴻章，要他們別迷信西洋武器，要相信「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
反倒是太平軍對洋槍洋炮相當感冒。定都南京后，太平軍就開始使用洋槍洋炮，而且規模日益擴大。到後期李秀成牛的時候，所部已大量使用洋槍洋炮。左宗棠就說了，從前打賊匪，難得見到外國槍械，近數年來，沒有一窩賊匪不配備洋槍洋炮的。
晚清洋務派中，左宗棠算是享受到了外國槍械的紅利，成為「內戰大師」。但跟李鴻章比，影響力還是差了點。
李鴻章一頭扎進洋務事業里，發現水很深，也很甜。他不僅不聽曾國藩的「迂腐之論」，還給老師「反洗腦」。他對曾國藩說，從前俄羅斯、日本不知炮法，跟我們一樣，也很弱，但人家知道這玩意兒的厲害之後，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慢慢地自己也能生產一些，現在儼然已能跟英法稱兄道弟了。他這套理論，後來發展為「武器制勝論」，就是武器越好越新，越能打勝仗。當然，這也為後面的慘敗埋下禍根。
經過李鴻章的努力，他的淮軍逐漸擺脫了舊式刀矛加鳥槍的裝備舊況，變成「槍炮最多而精」的勁旅，在內戰中所向披靡。他同時主導了中國軍工製造業的起步。最早的洋務運動，都是圍繞武器裝備開展的，自己辦企業仿造，造不了的或質量要求更高的，就外購。
早期是通過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關係，向英國購買軍火。德國崛起之後，李鴻章等人發現英國軍火不僅死貴，還沒德國的精銳，有點被坑的感覺，於是大量轉向德國購買。從1881年起的八年內，北洋陸軍就從德國採購了700尊克虜伯炮，而北洋海軍賴以耀武揚威的定遠、鎮遠主力艦也都是從德國定製的。
總之，到1890年左右，清軍主力的武器裝備算是與西方追平了（當然，裝備落後、淘汰武器的八旗、綠營還是不少），不存在明顯的代差。
但是，正如前面所說，李鴻章鼓吹的是「武器制勝論」，所以這種代差的填平就僅僅表現在武器硬體上而已。與之相適應的軍隊管理、戰爭理念、軍工生產等體系，依然很差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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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畫成一幅畫，坐擁先進裝備的北洋陸軍、海軍等清軍主力，會呈現什麼場景呢？有點像給原始人發放了各種型號、品牌的手機，怎麼用好是個大問題。還有個問題也不小，充電插口標準不一，沒電了同樣好麻煩。
為什麼這樣說呢？武器多了，就要有制式要求，要形成標準化，即同一種武器的技術參數必須相同。這樣，槍也好，炮也好，彈藥也好，在軍隊訓練以及戰爭中的使用才能統一順暢，發揮最大的殺傷力。
沒有制式標準，到了戰場上，才發現槍的口徑不對，子彈不能合膛，那不是要誤大事嗎？
因此，西方國家都很重視武器制式。例如，美國於18世紀末、法國於1826年、德國於1839年分別出現了首款制式步槍。
制式不是隨意規定，成功的武器制式一般表現出較強的穩定性。如1795年式燧發槍，在美國沿用了近半個世紀。日本1880年才在模仿法國技術的基礎上，開發了第一種后裝制式槍—村田銃，時間並不早於中國同類武器的生產。1905年後該型槍械被「三十式」及其改進型「三八式」步槍取代，此後雖仍有技術升級，但制式穩定，大批配給軍隊，量產至二戰後才結束。更為典型的例子是蘇聯的AK-47與美國的M16兩款制式自動步槍，裝備部隊均超過半個世紀。
但是，晚清中國並沒有制式的觀念，導致武器體系非常雜亂。1867年以後，中國有11個局廠能夠生產後膛槍，但式樣基本都不一樣，有0.57英寸（口徑）斯奈德槍、0.45英寸（口徑）馬蒂尼亨利槍、黎意槍、1871年式毛瑟槍、林明敦中針槍、1898年式毛瑟槍、快利步槍等等。若加上同期製造的多種前膛槍，真是雜式紛呈。
從國外購買的槍炮也是如此，有雜式，無制式。中法戰爭中，清政府從外洋購置的軍械中，僅槍支一項，就有雲者士得、哈乞開思、林明敦、士乃得以及毛瑟等諸種槍式，這些槍械分別來自英、法、美、德等國。
不要小看制式問題，任何小問題到了戰場上都會被無限放大，成為影響戰局的致命因素。制式互異給裝備保障，特別是彈藥補充帶來極大困難。時人指出，在作戰中「一種彈缺，即一種槍廢」，雖有利器，儼同徒手。
甲午戰爭后，一位名叫袁昶的官員就犀利地指出，「平壤旅順之戰，我軍以槍子不合膛誤事，日本以小口徑村田槍取勝。各國英用阿模士湯（阿姆斯特朗）所鑄炮槍，德用克鹿卜廠（克虜伯）所鑄，皆取一律。獨中國好奇喜新而不一律，故敗」。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一個原因就是「好奇喜新」，帝國官員要麼不趨新，一趨新起來連他們自己都怕。世界上新出什麼武器，不用考慮標準問題，不用考慮合不合用，就是買買買。因為中堂大人說過了，武器制勝，我們再不能吃武器落後的虧了。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晚清咸豐、同治以後，政治體制從中央集權逐步走向督撫專權。在這種體制下，舉凡練兵、籌餉、辦洋務等大事，都是各省督撫自己做主自己搞。各地軍工廠局購買哪個國家的機器設備、生產何種型號的槍炮彈藥、各地軍隊進口哪個國家的洋槍洋炮全由各省督撫和各地統兵大員自主決定。這些人如果沒有全局觀念，根本不會顧及全軍武器裝備制式的統一。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央一度要求各地局廠統一槍炮口徑，這意味著有些局廠要改變原來的產品方案。
乖乖，這可要了督撫們的老命。老牌的江南製造局既得利益最多，反對也最賣力。南洋大臣劉坤一先後找了好幾種借口，就是不肯改口徑。說出來的道理都很堂皇，但誰不知道，其用意不過是儘可能保住江南製造局原有的家底罷了。
統一制式，這麼基本的軍事常識，一旦觸動既得利益者的乳酪，推行起來難度都這麼大。其他事關軍事方面的改革，就更不要說了。所以，如我們下面將要看到的，坐擁一堆先進武器的中國，開軍事博覽會完全沒問題，但實戰起來，敗得一塌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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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澄清一個誤區。傳統的說法認為，甲午戰爭爆發前，中國海軍實力世界第六、亞洲第一，日本海軍實力世界第十一，中國在海軍裝備上完全碾壓日本。
我不知道這一說法最早是怎麼流傳開來的。但從西方的角度看，他們確實預判中日開戰，中國的優勢更大。
但是，形勢會變嘛，艦艇這玩意兒，近代以後更新換代確實快，幾年一疏忽，一個代差就形成了。從1888年北洋水師宣布成軍后，就沒添過一艘新船。與此同時，日本從天皇到平民，都把海軍建設當作百年大計來抓，平均每年添置兩艘新艦，特別是後面還搞了「吉野號」等幾艘新式快船。到開戰前夕，日本海軍在艦船數量和性能上，已然超越北洋水師了。
我嚴重懷疑那個海軍實力排行的說法，最早是德國人傳出去的。如前所述，德國人在跟中國的軍火交易中大發橫財，想要發更大的財，就得慫恿中國打仗。戰爭一起，軍火訂單就來。所以，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背後都有德國人給中國鼓掌充當說客和觀眾，說打呀打呀，實力擺在那裡，能贏的。
一打才知道，娘的，我們的艦艇大而無當，還沒人家的好用。誰說的亞洲第一，你出來我保證不打死你。
最近有種觀點，說我們一直認為清軍武器落後，其實是老奸巨猾的洋務派大臣們故意營造的一種錯覺，這樣他們才能不斷地從朝廷要錢買買買，打了敗仗也能甩鍋，武器不如人嘛，沒辦法。
事實真是這樣嗎？
不是。李鴻章在內的洋務大臣、封疆大吏從頭到尾都在說洋炮洋槍的好話，說我們配備了世界頂級的槍呀炮呀，請中央放心。他們挑武器裝備的毛病，都是挑國產武器的毛病。說國產武器質量低，火炮時常炸膛，子彈時常不響，射程總是不遠等等。但要知道，這些國產武器都是他們主辦的軍工局廠生產的。沒有一個官員會傻到故意說自己生產的武器不如人，質量低劣，除非它們確實不如人，確實質量低劣。否則，這不是擺明找抽，承認自己無能嗎？可見，他們並沒有說謊。
清軍武器裝備是很先進，但僅限於裝備進口武器的部隊。關鍵是，同時期日軍的武器裝備也不差，甚至更好。大多數清軍配備國產武器，性能相對落後，在跟日軍作戰中，明顯處於劣勢。
李鴻章的「武器制勝論」到這時已經被兌水了。打內戰，清軍的武器還是保持了先進性，但是打外戰，哪怕是打日本這樣的「蕞爾小國」，這點引以為傲的先進性都保不住了。
然而，這並不致命。好歹中日兩國的武器都在一個層次上，只是有的略強、有的略弱而已，不存在代差，可以用其他因素補救。最致命的地方在於，中國的武器裝備是熱的，作戰觀念卻是冷的。用冷兵器思維去打熱兵器，作戰理念就跟兩次鴉片戰爭時期出土的一樣，落後得驚人。敗就敗在這裡。比如海戰。海戰的核心是爭奪制海權，要主動出擊、艦隊決戰。這些近代海戰法則，日軍學習貫徹得很到位，確實是一支近代化的海軍。
北洋水師呢？空有近代海軍的形，卻還固守著舊式水師的魂。中日幾場海戰中，北洋海軍始終奉行依託海岸炮台進行作戰的消極防禦戰略。黃海海戰後，李鴻章命北洋水師龜守威海衛避戰保船，不得遠出大洋決戰。當時，英國一名海軍中將就發表評論說，中國艦隊為了遠遠躲開日本艦隊，採取了暫時放棄黃海制海權的錯誤策略。這一做法違反了海軍戰略原則，大失敗不足為怪。
問題來了，在日軍攻陷威海，全殲北洋水師后，李鴻章就收戰求和，為什麼？有種觀點說，其時北洋陸軍還很強大，同日軍拚命，勝負還很難講，李鴻章倉促求和是想保住他最後的私人武裝，從而保住他的地位。是這樣嗎？
從結果倒推，甲午戰後，李鴻章的影響力和名聲已然坍塌。在戰時，他未始不能預見到這一點，即便保住陸軍，於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也加持不了什麼了。如果有勝算，哪怕是一丁點的勝算，他肯定不會收兵求和。打贏了，他才是王者啊；求和了，手裡有點兵，照樣為天下不容。
所以，李鴻章求和的原因其實跟海軍被滅一樣，就是陸軍作戰理念同樣落後於日軍一個時代。
清軍陸戰墨守成規、機械呆板，依舊沿襲冷兵器時代的作戰原則和戰法。進攻時，集團衝鋒，不會散兵隊形，常常是剛發起進攻就遭敵密集火力殺傷。防守時，一線配置，缺乏縱深，且只重正面防禦，忽視側翼，兵力、火力配置隨意。日軍往往只需避開正面，從側翼攻擊，即可使清軍防線崩潰。難怪西方人評論說：「差不多中國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陣地時，都因為被敵人迂迴到他們側翼而被迫後退，中國人簡直不知道怎麼防禦自己。」
照此再打下去，一點兒勝算都沒有，還怎麼打？
用先進的武器，去武裝落後的頭腦，照樣挨打。甲午一戰，中國那些貌似輝煌的改革成果，被徹底打回原形。清軍無論從作戰思想、戰略戰術，還是從編製體制、裝備技術、兵員素質，都很難被視為具有近代化作戰能力的軍隊。與同時起步進行軍事近代化改革的日本軍隊比較，清軍的戰鬥力明顯落後。
原來，「落後就要挨打」這句話並沒有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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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事不用說太多了。甲午戰後，尤其是日俄戰爭后，中國覺得日本這個近鄰好牛掰，於是逐漸從師從德國轉向師從日本。各種軍事裝備、人才、技術等等啟動新一輪改革，感覺清末的軍事實力又強大了。但這有什麼用？晚清以來的對外戰爭，幾乎都沒大的勝績，已經宣告了國家軍事近代化的失敗。
每一場對外戰爭都是整體戰，它從來就不是武器裝備的獨立檢驗，而是國家綜合實力的考驗。洋務運動后的先進武器裝備，難掩晚清的落後本質。我想主要有三點值得我們深思，並吸取教訓，避免歷史重演。
第一，軍工產業的自主化比軍火採購的土豪化重要一百倍。晚清吃虧在自己造不出頂級的武器裝備，好東西都要外購。雖然花錢土豪，買了好些，但搞內戰有餘，打外戰不足。明擺著啊，英國或德國賣軍火給你，會毫無保留賣到你強大到可以把它們打趴了嗎？不可能呀，不賣殘次品給你已經很仁義了好嗎！所以，任何時候不要對送上門來的強國寄予太大希望，終歸還得自力更生，自主研發。只有掌握了核心技術，才有真正外戰的話語權和實力。
第二，曾經打過敗仗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怎麼反思。我們一直以來流行的做法是，從敗仗中提取和宣揚愛國主義，捧出一堆殉難的英雄，誰戰死了誰英雄，然後喊幾句緬懷英雄、英雄淚目。這沒錯，但不全對，還要看到，他們為什麼會成為失敗的英雄，而不是凱旋的英雄？我們不差先進裝備，不缺忠義血性，為什麼還是會挨打？不怕死的精神很重要，但是，怕死所以一定要打贏的精神，是不是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更好？
然而，戰死的英雄一旦被樹立成榜樣，戰敗的反思就無法深入。為英雄諱嘛，誰會去揭英雄的短，哪怕英雄確實該為打敗仗負責。
以甲午海戰為例，作為北洋海軍統帥的丁汝昌，是舊行伍出身的淮軍老人，雖然陸戰經驗豐富，且氣節高尚，死而不降，卻對海軍門徑略識皮毛而已。這樣的人放在這個位置，難道不是錯誤嗎？他治下的海軍，賭博、狎妓成風，吸食鴉片也不乏其人。威海衛之戰，北洋水師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日軍魚雷艇夜襲擊沉來遠、威遠兩艦，而兩艦管帶還在妓院沒回來。這樣的統帥，管理無方，難道不應該追責嗎？現在好了，他一死，就是英雄，沒人去反思戰敗的責任問題，確保以後能夠規避。
第三，國家戰爭最忌諱軍隊私有化，晚清軍隊的一切弊端都是私有化種下的惡果。
別的國家，軍隊是國家的軍隊，晚清的軍隊，軍隊是曾國藩的軍隊、李鴻章的軍隊、袁世凱的軍隊，這仗怎麼打？晚清的軍事近代化改革，連統一的國防軍和統一的組織指揮系統，都未能建立起來，怎麼跟別國打？甲午戰爭，全中國都把它看作是日本與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這樣搞法不敗才怪！
文章開頭說了，廣東方面想跟日本要回廣丙艦，說出的理由，就是典型例子。各省各地都沒有為國家而戰的認識，更遑論鼓舞士氣！
當軍隊代表某個人或某個集團利益的時候，每一場對外戰爭的結局在開戰前就已經寫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