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扇綸巾自東華門飄然而入 第八章談笑間強虜
張居正入閣的頭三年，負責的是邊防軍務。文淵閣里，書香滿溢，但邊塞的警號卻常常擾了他的好夢。
書生報國，也須知兵。張居正年輕時，學的是「萬人敵」，兵法謀略讀了個爛熟，進翰林院后又研究過山川形勢，如何禦敵自是瞭然在胸。此時，正是他施展的時候。
中國的事情，向來是知易行難。經天緯地的法子，說是誰都會說；到了實際去看，你面對的，簡直如爛泥一潭。
大明帝國的北邊，有兇猛異常的韃靼。這是大明的百年惡夢。北宋覆滅的悲劇，也是本朝大臣常常要提及的一個話頭。為了防備這些虎狼之師，明朝修築了漫長的邊牆。邊牆之內，共設有九鎮（九大軍區）；即，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太原、固原。這就是所謂的「九邊」。這一線連綿邊防，看起來威風凜凜，但實際卻擋不住韃靼的鐵騎。
明代的「邊兵」，還算是精銳的，可以一拼。「京營」（內含土木之變後於謙組建的「團營」）就要差得多，但也還能打。至於其他各州府「軍籍」的兵，全部淪為了雜役，給衙門和當官的人家建房、背糧。那時連一個秀才都可以支使大兵給自己幹活。因此全國約270萬兵員，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當勞工。
國家出了官田養兵，結果給大小官員們養活了百萬勞工。要是創建「軍籍」的朱老皇帝能起死回生，難免當場高血壓發作，還不知道要剝多少人皮才能解恨！
「九邊」的兵，卻是要用來打仗的。邊境一吃緊，兵當然就不夠用，要添人。而添人就要花錢，邊防軍費開支之巨，讓張居正無法安枕。嘉靖初年，每年所費才不過59萬兩，到隆慶這時，早已飆升到260萬兩以上了。
當時的情況是「邊臣日請增兵，本兵（兵部）日請給餉」，張居正頭都要大了。不僅如此，他還甚為懷疑：兵馬數目是不是實數？軍餉是不是都用在了實處？這中間的黑洞究竟有多大？
他在給一位鹽務官的信中談及此事，也只能嘆氣：「今邊費日增，計每歲所入之數，尚少銀四十餘萬兩。民力已竭，費出無由，日夜憂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與應天龐巡撫》）
前方兵不足，將領也有一半是畏戰的。俺答部落統共才10萬餘眾，其精銳不過3萬，兵鋒所及，竟像在自己家裡遛馬。若不是邊將怯戰少謀，又何至於此！
中樞發號施令的的兵部，又是油滑官僚霍冀在主政，對邊將冒功領賞的睜隻眼閉隻眼，而真正殺退了敵人的又故意壓住不賞，估計全看賄賂多少而定。如此賞罰不公，即使有敢拼的邊將也不拼了——人不能太老實！
堂堂大明的國防部，國家安危之所系，居然能任用這樣的尚書，大明的所謂國防，不是跟開門揖盜差不多了么？
危若累卵之勢，張居正能否撐得住？看他當時給各邊將寫的書信，不得不佩服他確有指揮三軍的帥才。首先，他調派了王崇古、方逢時、譚綸、李成梁、戚繼光等將領，各統大軍於九邊，互為犄角。這些人都是一代名將、國之干城。在後來的表現也相當不俗，不負張居正的厚望，為他扎紮實實守住了最吃緊的薊遼一線。
張居正是聰明人，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唯有打仗來不得虛的。用將，就一定要用能打的。像嚴嵩奸滑一時，卻只用了個草包將軍仇鸞，又有何用？只能是在皇帝面前給自己丟分。
對於前線的軍事，即便微末小事他也很留意。國運之所系，在這個時候，趙括是萬萬當不得的。
他入閣后不久，薊遼總督譚綸建議，要在薊鎮前線修建敵台，也就是碉堡，每一里一個。台內駐紮兵卒，平時負責瞭望，戰時可以出擊。張居正立即接受了，並督促操辦，用了一年時間，大功告成。他在一開始寫給譚綸的信中，問得頗為詳細，能看出決不是個粗枝大葉的人。
他問：昨天看到你的建議疏奏，這的確是個「設險守要」的好辦法。兵部馬上就要批複了。但你說一個敵台需要50個兵，那麼1000里就需要5萬人。不知這5萬人是讓原來鎮守的兵充當呢，還是另外找。要是用原來的兵，那麼城裡怎麼守？要是新增的話，那麼兵又從哪裡來？
他又問，看見你說的這敵台，周長才有一丈二，雖然說的是收頂之式，但我揣摩基礎也不過比這大一倍多而已，這麼小的地方，50個人怎麼周旋得開？還有士兵的衣、糧、柴、水之物充塞其間，不是太狹窄了嗎？如方便的話還請指教（見《又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再來看一段他關於軍糧的詢問。
他說：我最近聽說薊鎮的軍糧，是要求士兵到一二百里之外去支取，士兵頗以為苦。他們一戶數口之家，就依靠這一石糧食活命，不僅發放得不及時，且斤兩還不足。同時又要他們到數百里之外去等候領取，往返道路，僱人雇車，這錢是誰出？名義上是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矣！況且近來又有一些攤派，都在這糧食里出，這麼干，想讓士兵吃飽、為國家折衝禦侮，那能成嗎？我聽說，按照過去的制度各區駐地都有官倉，倉庫如今雖然有損壞，但制度還在，官員也還在。能否修理一下，就近發軍糧呢？此事你也不必上疏了，直接和管糧郎中商量個辦法就是了。（見《與薊遼督撫》）
一個總理大國事務的高官，看見下面有報告上來，不是簡單批一個「一定要抓緊辦好」就算，而是舉一反三，窮究根底，心細如同老農。我們能嘲笑古人不會辦事么？
對於兵部尚書霍冀賞罰不公的事，張居正也曾據理斥責，予以糾正。兵部是顯要部門，並無規定一定要服從大學士指揮。大學士斥責在任兵部尚書的事，在明代極為罕見。張居正就是這樣一個「大破常格」的人。心中有鬱悶，他就要說。
談到賞罰之事，他自是不無感慨：「世間一種幸災樂禍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何時明朝人不再有內鬥了，國家也許就不會這麼疲弱了。
張居正在運籌邊務的過程中，最令人稱道的，就是堅決保護了戚繼光。
戚繼光是一員古今罕見的奇將，號令嚴，賞罰信，訓練士兵的軍法和制敵的戰術，都空前絕後。士兵皆願為他效命。中國古代具有個人特色的隊伍，除了「岳家軍」之外，就是他的「戚家軍」了（以義烏募兵訓練而成）。不論是抗倭還是御虜，其作為，都是可以讓人驚喜的。
這個戚繼光，在後世名聲之大，達到無人不曉的程度。人人皆以為他是近乎完美的人。其實他個人品質還是很有些問題的，好行賄，好爭功，時人對他議論很多。高拱還一度嚴辭參劾過他。但張居正看準了他是棟樑之材，從中緩解，讓他「帶病」留任。
當國之後，張居正更是依賴戚繼光鎮守北方。時人稱，戚繼光在鎮十六年，「薊門宴然」，啥事也沒有。名將名相，相得益彰！
聞道鐵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北秋。
這還是張居正在庶吉士畢業后做的詩。那時，他只是慨然一書生，而今邊塞的防務，就在他的案頭處理。遙聞鼓角，北望燕山，回想年輕時的報國之志，總還沒算完全落空吧。
此時在關山的那一邊，與張居正對壘的，就是威名赫赫的俺答汗。
這個俺答，蒙文史籍把他叫做阿勒坦汗（何其堂皇！過去我們老是不好好翻譯別人的名字）。他是一位蒙古族的大英雄，說起來也是需要一本大部頭書的。
俺答的世系相當顯赫，是土默特蒙古部的頭兒，達延汗的孫子，屬孛兒只斤氏。這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後裔。他所屬的蒙古部落，是由明初被成祖攆到漠北的「北元」延續下來的。明朝人俗稱他們為「韃靼」（達達）。
俺答的崛起，就在嘉靖年間。開始他不過是個部落頭領，其部游牧於陰山南麓及河套一帶。嘉靖三年後，屢次幫助其兄吉囊攻掠兀良哈部；嘉靖十一年和十三年，兩次攻入西海（青海），大敗亦不刺和卜兒孩。后又屢次出兵攻瓦刺部（就是逮了英宗做戰俘的那個部落）。還多次攻掠明朝的大同、宣府、延綏，戰無不勝，漸漸地成了氣候。
嘉靖二十一年，哥哥吉囊死了，俺答當仁不讓，把哥哥的部眾收歸名下，控制了蒙古右翼三萬戶，稱「司徒汗」，與大汗（達延汗的繼承者，明朝人通稱為「小王子」）分庭抗禮，並進而吞併左翼一些部落，迫使汗庭東遷義州（今遼寧義縣）邊外。
這下，他成了蒙古部落里最有實力的一支。所控制的範圍，包括了當時蒙古的大部分，東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大漠，南臨長城。還曾一度用兵西藏。
俺答部落縱馬塞上，感覺什麼都好，就是日用品不足。老百姓的鐵鍋用壞了，得不到更新，貴族的綢緞衣服穿爛了，換不了新的，因為當時明朝執行的是拒絕「貢市」的政策，不允許他們與明朝經濟接軌。
所謂「貢市」，意謂「朝貢」和「互市」。朝貢，就是他們派使者向明朝進貢馬匹，明朝給予一定報酬，有時報酬還很豐厚，不一定等值，可算是一種特殊的貿易。互市，就是邊境貿易，在老百姓之間展開。
俺答為了讓自己的部眾有鐵鍋可用，曾屢次遣使到明廷，請求貢市，都被頑固的嘉靖拒絕。俺答沒有辦法，不讓貿易就只有搶。他乘著嚴嵩專權時期朝政紊亂，多次發兵攻擾邊鎮，動輒出兵幾萬、十多萬，殺死明朝總兵官以下的各級武官，先後有23名，讓安逸慣了的大明舉朝震驚。這種攻掠，也有以武力逼迫明朝開放貿易壁壘的意思。
嘉靖二十九年，10萬蒙古鐵騎威逼北京的「庚戌之變」，是其中震動最大的一次。
邊境的形勢為何如此緊張？是因為國防線太脆弱了。
當時北京以北的防務，主要靠遼東、薊州、宣化、大同這四個鎮。明朝設立了薊遼總督、宣化總督各一名，把守一方，像兩個拳頭護住北京。遼東方向，起初尚無敵兵騷擾；宣大一帶有險要可守；所以最薄弱的就是薊州。從北京到山海關一線，僅有的屏障，就是一條邊牆。蒙古鐵騎兵隨時可越過喜峰口、黃崖口、古北口打進來。
敵一入境，可在數天之內奔襲至北京城下。薊遼重鎮，瞬間就成了外線，只能遠遠地干看著。
北京城的幾次戒嚴，就是這麼造成的。
一切問題，都是從成祖放棄三大衛引起的。長城以北，沒有我方一兵一卒，等於敵人就在窗戶底下。也曾經有人提議恢復大寧衛，屯重兵，東與遼東、西與宣府「聲援相通」，如果有了這個重要屏障，北京的壓力要小得多。
正如後人所說：「明初邊備，自遼東而大寧、而開平、而宣府、而豐勝、而大同、而寧夏、而甘肅，東西延亘，指臂相依，稱全盛焉。」理想的邊防，就應該是這樣子。可惜，要恢復大寧，起碼要出精兵20萬，而且還要打得好。兵從何來？將又安出？豪氣今又安在？如今的明朝君臣，再不是成祖征漠北的那一代人了，壓根就只能是說說而已。
當然，俺答也是生不逢時。他沒有老祖宗成吉思汗那麼好的運氣。大明不是大宋，大明說什麼也是一個強國，首都又在北方邊境。成祖當年遷都北京的這一決策，倒還沒錯。首都在邊境，邊境的武備相對就強。北京一有警，從各鎮趕來勤王的兵到得也快。俺答縱是兇猛，每次也只能打到北京城下。北京拿不下來，往南也不敢再進一步。
到隆慶初年，雙方的強弱開始易位。由於朝廷已調譚綸總督薊遼、保定；王崇古總督宣府、大同、山西；戚繼光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地練兵；北邊的防守稍有復甦。
既有名將鎮守，又有張居正、高拱在上謀划調度，至隆慶四年，明虜之間的遭遇戰，明軍已是屢有斬獲了。
可是，這片陰云何時能才能徹底驅散？
世代宿仇，不是輕易可以破解的。以明朝目前的國力、兵力與士氣，可能永遠也別想「封狼居胥」了。
可是，張居正的一生，每一步都似乎有天助。隆慶四年九月，一個千年不遇的機會來了！
邊境上突發了一個小小的事件，但是，它猛然間牽動了全局。究其原因，是因為一個漂亮女人。
歷史為她陡然改變了走向。
但事情說破了，卻十分搞笑。原來這是俺答家族裡鬧的一次桃色事件。
俺答的三兒子早年死了，留下一個孤兒叫「把漢那吉」（這名字又沒給好好翻譯）。這個小孫子，是奶奶、也就是俺答的老婆一手帶大的。
把漢那吉長大后，娶了妻比吉。可是他又看中了姑姑的女兒——表妹「三娘子」。想必那三娘子一定是漂亮異常，聰明伶俐，同時又解風情，日後才可能惹出這麼一場大禍來。
把漢那吉心滿意足。但他沒高興多久，一頂鋪天蓋地的綠帽子就把他給扣住了。給他戴綠帽子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爺爺——老俺答（見《明通鑒》）。這三娘子是蒙古部落鄂爾多斯的公主，為俺答的長女所生，按說是俺答的親外孫女。爺爺看上了外孫女，這在我們看來，不可思議。但按當時部落的風俗，這沒什麼，而且是兩相情願。完全符合李銀河老師的私情合法「三原則」。
俺答公然娶了三娘子。
當然，這事情未免太離奇，於是也有另外的說法。即，三娘子並不是俺答的外孫女，她本為鄂爾多斯所聘，可是俺答看上了這小女子，想奪過來，就將把漢那吉所聘的女子，許嫁給了鄂爾多斯，這才惹惱了把漢那吉（見《明史紀事本末》）。
關於三娘子的出身與婚姻，史籍上有多種版本，這裡無法逐一考證。但我個人認為，還是俺答看中了自己的外孫女比較具有歷史的戲劇性。
被爺爺給搶了老婆，這是奇恥大辱啊，把漢那吉沒去反思自己有什麼問題，把滿腔怒火撒向了爺爺。一賭氣，帶了大老婆比吉和自己奶媽的丈夫（奶爸），一行8個人，跑到長城邊，在大同鎮的敗胡堡叩關，要投降大明。
把漢那吉聲稱要去大同鎮，指名要見大同巡撫方逢時。
在古代，這叫「降人」。降人到了，大明這邊卻有一陣慌亂。因為就這麼幾個勢單力孤的降人，後面肯定會有大兵來追還，這不是要惹起戰禍？收留還是不收留，眾說不一。
巡撫方逢時不敢擅作主張，立刻轉報宣大總督王崇古。
王崇古十分機敏，憑直覺感到轉機來了。他認為當然可以收留，命方逢時「盛陳兵衛」迎接把漢進關。就這樣，500名盔甲閃亮的漢家騎兵，把這倒霉小伙給迎進了巡撫衙門，當起了貴賓。官府對他們「優給衣食」（估計綢子衣服早就穿壞了），但不許亂走動，等於軟禁了起來。
當時有部將諫阻王崇古：「一個孤豎，何足重輕，不如勿納為是。」王崇古說：「這是奇貨可居，為什麼不收留呢？」
又有部將建議，不如斬首了算了，也挫一挫俺答的氣焰。王崇古堅決反對，說，「一個胡人的小兔崽子，斬之何益？北虜內訌，老天送給了我這個把漢（怎麼不多出幾個三娘子？），正好以此肅清胡塵，說不定這就是停戰的機會！」
張居正沒有看錯人，王崇古的確是眼光犀利。他和方逢時聯名草擬了一道上疏，談了自己的意見。
王崇古考慮的十分周詳。他說，這是老天懲罰他們，讓他們骨肉叛離，千里來降。咱們應該給這小子豪宅住著，美食吃著，但嚴禁出入，以防有詐。如果俺答到邊境上來要人，咱們就要求開互市，讓他們把「板升」逆賊（漢奸）給送回來，還回掠去的人口，然後咱們再把這個小子禮送回去。這是上策。
如果俺答擁兵來犯，不可理喻，咱們就明告訴他要殺把漢，俺答一定怕，不敢太猖獗，這時候咱們再提出條件。這是中策。
還有一策也不錯。就是如果俺答不管把漢了，咱們就把他安置在邊境外，令他召降部眾，猶如漢朝的屬國烏桓國。等到俺答老死了，咱們就給把漢一個名號，俺答的兒子辛愛一定不忿，要興兵來爭，那就讓他倆打去吧。如果雙方僵持，我們就平安無事。如果雙方廝殺，我們就聲稱要派兵去援助。他們根本沒工夫來侵犯我們，我們也就可以休生養息了。
要是按照舊例，把降人安置在海濱，俺答就會日日南侵不止。如果分配給諸將，讓他隨營立功，他一個少爺，受不了約束，日久必然生怨，早晚是要跑回去，說不定會惹出禍事來，得不償失。這是下策。
——王崇古出身於山西鉅賈家庭，的確是精於算計。他和方逢時都是嘉靖二十年進士，兩人從政后都一直負責軍事，一腦袋都是在想怎麼不戰而屈人之兵。
與此同時，與俺答接洽的事情也開始部署。方逢時準備派百戶鮑崇德去和俺答談。
張居正在事發不久就聽到風聲，連忙寫信去詢問。他問：「昨天有人自雲中來，言虜酋有孫，率十餘騎來降，不知的否。……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公宜審處之。」
接著，王崇古的上疏就到了，高拱和張居正看后，不約而同拍案叫絕！他們都看出了解決問題的契機。高拱在回信時，說這是「蓋數百年所無者」。張居正回信說：「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
王崇古在奏疏上提到的「板升」，是指一夥漢奸。這夥人以趙全、李自馨（原明朝的生員）為首，投了韃靼以後，在邊境以外誘聚明朝的逃民、降人、亂兵、秘密教眾等，漸漸聚起了幾萬人。又在豐州築了城堡，開水田，過起日子來了。「板升」是蒙古語「房子」的意思，當時就特指這些住房子而不住蒙古包的漢人。
「板升」的成分很複雜，叛逃的原因也不一，有的甚至頗令人同情。但是他們投降敵人後，出於對明朝的忿恨，常常鼓動和誘使韃靼殺掠明朝邊鎮，他們自己也參與其中，這就無可原諒了。
趙全是個極聰明的人，對明虜雙方形勢洞若觀火。俺答視其為心腹，每次出征，都要先到趙全家裡喝酒議事，商量完了再依趙全的謀划行動，無有不中者。有了「板升」們的介入，俺答的戰略更加高明，明朝邊境的形勢也就更加嚴峻。甚至趙全還在謀划稱王，準備尊俺答為帝，要學千古逆賊石敬塘了。如其所謀，大明的半壁江山就要危矣！
因此這次解決「三娘子危機」，大明的上下，都把解決板升的問題一併考慮在內。
明朝處理邊境危機不當，以往是有慘痛教訓的。
早在嘉靖三十六年，俺答的兒子辛愛有個小老婆桃松寨，不知何事與辛愛鬧翻，率部前來降明。辛愛大怒，興兵來討。其時的兵部尚書和宣大總督驚慌失措，毫無章法。竟然誘騙桃松寨及其部將出塞往西跑，然後密告辛愛將其追上捕殺。此事丟透了大明的國格，不僅令降人寒心，韃靼方面也瞧明朝不起，氣焰更為囂張。
張居正經過思考，立刻給王崇古寫信，詳授機宜。
他說：往年桃松寨的事情，中央處置失當，人皆嘲笑，至今齒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所以決不能草率。剛才我接到情報，說俺來到邊境來要人了。我方就怕他不來要，白白扣了人質，反而結下怨仇。「今來索要，我之利也」。
張居正隨後把策略詳細道來，他說：王公您首先要堅壁清野，守險以待之。然後好言對俺答說，不是我們誘使你孫子來降，是他羨慕我們的先進文化、厭棄了你們的落後文化才來的。按「中國之法」（原文如此），凡是拿下虜酋及其子孫首級者，賞萬金，封侯爵。但我不能這麼做，因為那吉是慕我教化而來，我不忍心殺掉，而且給他的待遇相當不低。您要是想要人，就端正態度來談判，如果您斬了叛徒趙全等人之首，與天盟誓，數年內一騎不得入我邊關，則我可以禮送您孫子返回。您現在提大兵來要人，難道我怕你嗎？如今的宣大人馬，又不同於往年了。你要來就來，我伺候著！
張居正又指示，一定要把這個那吉看好，不能讓他與外面通聲氣，以免他又跑回去。對於陸續來降的人，如果是「真虜」的話，就分配給將士；「華人」（原文如此）則讓他們各回老家，不宜讓他們聚在一起，以免生事……
此後，高拱與張居正的應對策略，可說是有板有眼。俺答這個蓋世英雄，完全被他倆的策略牽著鼻子走了。
把漢那吉究竟是不是「奇貨可居」？這是處理事件的關鍵，高拱立刻做了調查。得到情報反饋說，俺答原來是個極怕老婆的人（但又何以能娶了三娘子？），他老婆就是把漢那吉的奶奶。不僅俺答愛這個孫子，奶奶更是愛。老太太得知那吉是因為老爺子的緣故降了明，氣暈了，拿起柴火棒子敲俺答的頭說：「即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高拱《伏戎紀事》）
這個是沒有問題了。高、張二人立即決定，建議授予把漢那吉「中國名號」（原文如此），並鼓勵他吸納舊日部眾。因為凡是授予了中國名號的虜酋，威望都能凌駕於所有的大漠部落。這就構成了對俺答的巨大壓力，迫使俺答同意我方開出的贖人條件。只要談判達成協議，「吾中國乃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安」。
第三步，就是要堅守堡壘，「勿與輕戰」。即使俺答示之以弱，也不要攻擊。而是不斷騷擾他的後方，讓他來了也掠奪不到什麼東西，只能徘徊在野外。
第四步，派人在陣前喊話，說：「那吉來降，我們厚待如此，你不感恩，還敢威脅？你要是有你孫子的遠見，慕義來降，待遇又豈止你孫子這樣？你擁兵而來，不慚愧嗎？」以此瓦解他的心理防線，促使他答應談判。
第五步，對俺答的氣焰，也要適度給予回擊。俺答被老婆逼得急了，率最精銳的兵馬，大破雲中，直抵宣府，「索那吉甚急」。后王崇古派善戰的總兵趙岢率兵襲擊，趁著俺答在宣府一帶往返交涉，心神不安，大敗了俺答的前鋒。俺答畏懼明軍之盛，稍稍退兵，開始有了求和之意。
這個兇悍的蒙古汗王，在老妻的逼迫和大明兩個書生宰相的策略面前，完全被攪昏了頭，只有一步步就範。
擔任此次談判的明方主官，是一個小人物——鮑崇德。他以前曾被韃靼擄去服過勞役，精通虜情，和韃靼方面交情甚密，這次是自告奮勇前往做說客。
到得虜營，他按照既定方針鼓動了一番如簧之舌。俺答見明軍不好欺負，又擔心那吉的性命，本來就已亂了方寸，聽了鮑崇德軟硬兼施的說詞，不禁心動。
有記載曾把他的表現描述得活靈活現。說是，俺答屏退左右，對鮑崇德說，我本意就是想進貢來的，都是趙全他們哄我，說我該坐天下，唆使我連年用兵，兩下里不得安寧。
俺答說：「這次老天爺使我孫投順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可憐我還穿著破的呢），恩厚若此……（哽咽幾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執獻（綁了他娘的）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邊，各酋長誰敢不服？再與我些鍋、布等物為生（好多年都沒喝湯了），我永不敢犯邊搶殺，年年進貢。將來我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劉應箕《款塞始末》）
老汗王上了道了，從此放棄了成吉思汗的大夢。
朝中得報，高拱立即主持了彙報會，請隆慶批准同意放人。到十一月十三日，詔下，完全同意高拱、張居正的計謀，授予把漢那吉「指揮使」官爵，那吉奶媽的老公為正千戶，其餘人也有封賞。這下子，那吉穿上了正三品的大紅袍了，煞是榮耀。
六天以後，十九日，俺答就把趙全、李自馨等八名「板升」頭目一起綁了來。
二十一日，明朝隆重遣送把漢那吉返回家鄉。
把漢那吉又回來了！再不復昨日的狼狽像，一彪人馬在大明官兵的護送下，紅袍金帶，褐冠朱旗，吹吹打打出了關。
大明官員見到俺答，拔高了聲音，正色告誡他：「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尋常，著俺答好生看待，不許作踐他！」
俺答此時百感交集，連聲承諾。一見到寶貝孫子那吉，連忙滾下馬來，爺孫倆抱頭大哭。
緊接著，高拱、張居正就把「封貢」和「開市」問題提到了日程上。封貢，就是要封給老俺答一個名號，俺答從此算是歸附明朝，自認屬國，每年進貢馬匹。開市，就是在得勝堡開闢集貿市場，蒙古方賣馬，明方賣布匹、絲綢、鐵鍋、茶葉，互通有無。
嘉靖初年以來蒙漢對峙幾十年的陰霾，就此消散。
但是，朝中反對勢力很大，輿論一片嘩然，其中以兵部反對最甚（估計是怕今後無油水可撈了）。
大明的官員，為什麼對俺答的態度如此強硬呢？這裡面有一些歷史淵源。
宋時抗金名將岳飛遭冤殺，本朝民族英雄于謙也同樣遭冤殺。這兩位「少保」的命運，引起了後人強烈的同情。到了明中期以後，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個情結，那就是對外只能開戰，不能妥協。誰也不願意被指為誤國。
但是，僅僅有義憤是不夠的，因為我們必須活在地球上。睜眼看看，明朝的軍隊，實在是沒法提了。明中期以後的軍務，廢弛得一塌糊塗。每鎮的邊兵里，不僅缺額，且有一半不過是民兵（土兵、募兵），不是正規軍，戰鬥力很低，裝裝樣子還行。
張居正所關注的軍糧問題，也是個軟肋。常常發放不及時、不足額。當朝的大官又喜歡經手銀子，因為便於貪污，所以後來經常按糧食數額折價發銀子，折算率又很低，以藉此剋扣。發一斤糧食的錢，士兵在市場上根本買不到一斤糧食。飯都吃不飽，又如何打仗？
明初洪武和永樂年間的軍隊，還叫個軍隊。而當下軍隊的裝備和士氣，只能說是烏合之眾了。因為軍費不足，士兵們軍衣襤縷，形同乞丐。所謂鎧甲，就是在衣服上縫點兒小鐵片，跟唱戲差不多。甚至還有以紙麻塞在衣服里充數的，稱之為「紙甲」。真真聞所未聞！
所以，以如此之軍力，去擋俺答的十萬雄兵，不是以卵擊石？
人們習慣了。自成化年後，凡是能殺得三五個敵人的軍隊，那就是鐵軍了。武宗在正德十二年微服出塞遊玩，與北元的軍隊遭遇，損失官兵幾百名，殺死對方16名，竟宣布是獲得大捷。弘治十五年，殺了達延汗80餘人，竟然保舉了1563個有功官員。即便在最近，由總兵趙岢打勝的一仗，也不過斬首對方6人！
面對這樣的軍隊，任是什麼樣的「憤青」，也是沒脾氣了。因此，在處理「三娘子危機」的過程中，高拱和張居正的一系列策略，都是相當之高明的。
在目前，如何才能「不教胡馬度陰山」？
硬打是不可能了，只能智取。張居正堅持「封貢」和「開市」的主張，你總要讓人家有飯鍋用嘛！他寫信叮囑王崇古和方逢時，在此問題上決不能退縮：「事機所在，間不容髮，尊見既定，斷而行之！」（《與王鑒川計送歸那吉事》）
朝中以內閣與邊臣為一方，兵部與言官為一方，形成尖銳對立。反對派無非是認為，議和乃示弱，馬市易啟邊釁。甚至有言官誣告方逢時等通敵，罪不容誅。言之鑿鑿，就像親眼所見一樣（言官的話，要到爪哇國去聽）。
高拱、張居正抓住根本不動搖，命中書官翻出成祖時的老檔案，上面載有成祖封北元歸順者「忠義王」、「忠順王」的先例，堵住了反對派的嘴。
最後由隆慶親自「上裁」。他說，「此事重大，邊臣最明白底細，現在邊臣說幹得，你們幾位愛卿也說有道理，那就干吧，多費點錢糧也罷。」
一錘定音！
隆慶四年十二月，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子弟也各給封賞。同時宣布開市。
明廷對開市也做了一些限制，以防發生負作用。為了防止韃靼把鍋買回去后翻造兵器，特令邊貿只能出口「廣鐵」鑄的鍋，據說廣東的鐵鍋硬度不行（低檔產品），造不了兵器。火藥硝磺等嚴禁流出。至於棉花、衣服等蒙古人民急需之物，全部放開。
十二月二十二日，趙全等「諸逆」從邊境押到。隆慶親自主持受俘儀式。此項儀式之莊重，在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中有極為傳神的描繪。而後千刀萬剮，傳首九邊（頭顱在九大鎮巡迴展覽）。
禍首伏誅，天下太平。
這樣做，其實哪裡是多費錢糧？和談以後，僅宣大三鎮，每年就可省下邊費60萬兩，等於明朝年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賺大了。
關鍵是老百姓可以喘口氣了。史書上關於休戰後的描述，歡欣之辭令人動容。譬如「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明史稿》），譬如「由上谷至河湟萬里，居如堵，行如家」（《國榷》），又譬如「九邊生齒（人口）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辟，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方逢時語）。
可憐老百姓，「有生之樂」的日子在史上並不是很多。這樣喜氣洋洋的文字，在史書上也不是很多。
一場「鐵鍋戰爭」，化干戈為玉帛，邊境此後30年基本相安無事。
今人有曰：俺答的這次歸順，是受降、封貢、互市三位一體，自漢唐以來，中原從未有人做到過。
高拱、張居正，在這件事上居功至偉！
兩人聯手期間，內亂外患逐一平定，大明的頹勢有了復振的希望！
首先「韃靼」已被死死壓住。那時的蒙古，有兩大部分，一部是蒙古右翼，就是俺答，他統轄了土默特部和他死去的哥哥吉囊的鄂爾多斯部。另一部，是蒙古左翼的察哈爾部，也就是小王子的土蠻部，這本是達延汗嫡系的繼承者，卻被俺答從草原攆到了遼東。
蒙古的「左翼、右翼」，有時候搞得我們頭暈。其實只要打個比方，就很清楚了——將蒙古比做一個巨人，他面朝我們明朝站著（阿Q說，他必須面朝我們站著）。他的右手，正好就是蒙古的西部（宣大以北），他的左手，就是蒙古的東部（遼東）。
跑到遼東去的小王子土蠻部，不接受明朝的封貢。高拱、張居正啟用總兵李成梁，在遼東的卓山打了它一傢伙，基本把它打服。
此外廣西古田的僮人叛亂、廣東的曾一本等叛軍作亂和敵視明朝的貴州永西土司，也都逐一被平定。到隆慶六年，大明已經是四海昇平。張居正不無得意，謂之「東師奏凱，西虜款關（求和）」。
李賀詩云：「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哪個書生又成為了萬戶侯呢？）
張居正，將不會有這種哀嘆！
當然，英雄自有過人之處。我在翻揀他處理俺答事件的資料中，發現他基本都是頭一天獲得邊報，第二天就有明確答覆。當時的軍情和中樞指令，都是由兵部快馬遞送，晝夜兼程，一來一往不過三五日。軍情的報送和回饋，都是隨到隨辦。
可以想見，張居正秉燭伏案的緊迫情狀。
入夜聞刁斗,軍聲壯若何？
古人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不講效率。而我們今人，若被告之「二十個工作日即可答覆」，竟不免感激涕零，仿若格外開恩。
古今異同，不亦悲乎！
這註定是一條纏身的厲鬼。
張居正在隆慶年間的大事不多。除了處理俺答歸順一事，在他的年表當中，往往還有一條：「隆慶二年，廢遼王。」
這件事，與張居正有何干？
各位，這短短的一句，挖掘開來，實是有歷史令人驚恐的乖戾。一個平民出身的權貴，與一位皇族子弟，生生死死纏了一輩子的恩怨，就在這一句話中！
這個遼王，可能大家還有印象。他的王府，就在張居正的家鄉江陵。張居正的爺爺張鎮，就在遼王府做護衛。所謂「護衛」，就是警衛人員，站崗放哨的。
兩家從此開始了一段糾葛。
遼王的名字挺古怪，裡面有一個字是「火+節」，太生僻，我們姑且簡化，就叫他「朱憲節」吧。
遼王這一世系，祖上為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植，原來封的是衛王。洪武二十六年改封遼王，封地在廣寧府，就是今天遼寧省的北鎮市（至今北鎮還有一個街道辦事處叫廣寧）。建文帝時，「靖難」役起，遼王不願意跟著瞎鬧，渡海南歸，從此被安置在荊州。
嘉靖三年，第六代遼王襲封，王妃毛氏不能生育，因此遼王一直沒有孩子。好在襲了王位第二年，小老婆給生了個兒子，與張居正恰好同歲，只大張居正兩個月，這就是憲節。按古制，毛氏算是憲節的嫡母，掌管小孩的一切起居教育事宜，視同己出。
到了嘉靖十六年，老遼王死了，憲節年幼且又守喪，所以暫時不能襲封，只能繼續做王子。
這個憲節，是個典型的紈絝子弟，資質一般，學習不上進，十多歲了，《四書》還背不下來。小孩子臭毛病不少，自我感覺卻是很不錯（這我們應該不陌生）。而同齡的張居正，早就是名滿荊州的神童了，兩下里的差別實在太大。
張居正小時常跟爺爺到王府玩，與憲節也可稱得上是朋友了。
在王府，毛氏一直是執掌大小事務的，見張居正聰明伶俐，便不時招居正入府賜食。一次，她讓憲節坐在下首，諄諄教導說：「你這樣不上進，終有一天要給居正牽著鼻子走呀！」
望子成龍，古已有之。
憲節哪裡受得了這個，滿臉漲紅，好歹還沒有當場發作。從此，在兩個小孩友誼的後面，就因嫉恨而埋下了一顆詭異的種子。
嘉靖十九年，十六歲的憲節三年喪服已滿，照例襲封，成為第七代遼王。張居正也恰在這一年考中舉人。
憲節襲了王位，還是咽不下少年時的氣——我是誰，還趕不上個平民？
小遼王以慶賀自己襲封王位為名，把護衛張鎮召進王府，賜他喝酒。這憲節存了歹毒之心，強灌了老頭一頓。結果，張鎮竟活活醉死！
張居正此時已通世故，人給害死了，又害得冠冕堂皇，如何辦？他只有隱忍。從此與遼王結下隱蔽的深仇，竟一直埋藏了快30年。
遼王生來就跋扈慣了，他哪裡知道，與匹夫之仇也是結不得的。兩人在表面上，仍是朋友。遼王閑工夫多，學會了作些臭詩，兩人常有詩酒往還，顯得非常親近。
嘉靖二十六年，張居正考中進士，入選翰林院。遼王沒那個機會，就跟著嘉靖皇帝提倡的潮流走，崇奉起道教來，被嘉靖封為「清微忠教真人」。
明朝發展到嘉靖這一朝，皇室的直系後代與旁系親戚已發展到數以萬計，每個人都有歲祿，從郡王的一萬石到旁系最低的二百石不等。這是個帝國的巨大毒瘤，中央財政有一半就消耗在這上面。
此外，宗藩在政治上沒出路，但這些廢物總要折騰，於是就在地方上狠命兼并土地。惟恐財富不多，帶到地獄的時候太寒酸。遼王府亦不例外。
等毛妃一死，小遼王在府內的管理大權到手，立刻發威，養了一批惡奴，打砸搶騙，強買強賣，無所不用其極，成為荊州一霸。地方官員礙於皇上賜的「清微忠教真人」牌匾，只有裝聾作啞——孔孟之道確實是真理，但惟獨管不了皇親。
嘉靖三十三年，張居正的元配顧氏病逝，居正不免意志消沉，對朝政失望，告假回到江陵。在三年的休假期間，與遼王走動得比較勤。估計也是遼王強拉他的時候多。
遼王雖然信了道教，但吃喝玩樂、泡女人還是一樣不少。現在又多了一樣，隔三差五要跑到道教聖地龍虎山去拜訪張天師。按《大明律》規定，宗室藩王沒有皇帝的恩准，是不得離開封地半步的，違者要削為庶民。但遼王有「清微忠教真人」這塊護身符，誰敢阻攔？其實，求仙訪道只是堂皇的名義，到幾百裡外去遊山玩水、尋花問柳才是真。
張居正一回鄉，遼王就拉著他詩酒唱和。遼王這種人，從小聽的就是阿諛奉承，真的以為自己是不世之才，胡編幾句臭詩，還要張居正立刻和詩，這幾乎就是變相的折辱了。
張居正已在官場混過了幾年，知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便也耐著性子跟這白痴玩。張居正的文集《張太岳集》中就留下了幾首這時的應和詩。他跟遼王相處融洽，當面奉承他「英敏聰達，才智絕人」（跟所有過分溢美的話一樣，你就反著聽吧），跟對付嚴嵩差不多。但他對嚴嵩的才氣還是真心敬佩的，對遼王，則只以廢物視之。
嘉靖三十七年，張居正受命到汝寧府（今河南汝南縣）去冊封崇王。因為離家較近，就順便回家去看了看父親。這是父子倆最後一次見面。
這期間，遼王又拿著手寫的三大冊詩稿，請張居正寫序。遼王附庸風雅，自號「種蓮子」，張居正也就給他一通胡吹，說遼王在「拈韻限句」的詩會上，因為出的韻太險，別人袖手不能出一語，「種蓮子」大人卻能「援毫落紙，累數百言，而穩貼新麗，越在意表，傾囊瀉珠，累累不匱」——還是領導高明啊！
像遼王這類人，不管他怎麼狂，履歷上三個字便可歸納：「生得好」。要是他出生在平民人家，那麼就得四個字來歸納：「阿貓阿狗」。到了隆慶元年，嘉靖仙逝了，這種蓮的王爺也就蹦到頭了。
就在當年，湖廣巡按御史陳省專程赴京，彈劾遼王橫行枉法事，隆慶下詔削了遼王「真人」的名號。現在問題倒還不是很大，但卻是一個很嚴重的信號。但遼王哪裡知道收斂，一仍其舊。到了隆慶二年，又有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遼王十三大罪。這下，可是嚴重了，隆慶命刑部侍郎洪朝選前去實地核查。
其時，湖廣按察副使（省紀檢副長官）施篤臣正在江陵，他對憲節一向極不感冒，趁此機會要搞他一傢伙。他假意表示可為遼王疏通，說動了遼王給洪朝選送禮，而後卻把禮品全部截獲。遼王吃了啞吧虧，耍開了脾氣，在王府院里高高樹起一面大白旗，上書「訟冤之纛」——我比竇娥還冤呢！
施篤臣去看了看，故意大驚小怪：「遼王造反了！」立刻派了500個法警把王府團團圍住。
洪朝選到底是中央來的，比較正派，到現場去看了看，知道是胡扯。還朝後，沒有告遼王造反的罪，而是據實奏報遼王「淫虐」之罪。皇族為非作歹，不過是小菜。如果僅此，遼王也沒有大問題。
可是有一個人——張居正掌握他的大問題。
憲節無嫡子，想以私生子冒充嫡子做繼承人。按例，此事應由王府奉承正（監督官）署名蓋印。但奉承正王大用堅持實事求是，不肯署名。遼王就偷出大印私自蓋了。後來，王大用竟莫名其妙地死了，有人懷疑是被遼王所害。
張居正與王大用素來交情不錯，在三年休假期間，聞王大用死，不勝悲哀。特為他撰寫了墓志銘，後來還寫了一篇《王大用傳》。這件事，他默默地藏在了心裡。
洪朝選復命之後，是決定遼王命運的關鍵時刻。就在此時，張居正突然上疏一道，直斥遼王「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裡外遊戲，有司莫敢止（地方當局不敢禁止）」，連帶將遼王「狸貓換太子」、迫害王大用的事情，一併舉報。
頓時，朝野一片嘩然。遼王休矣！
很快，隆慶的裁決下來了，說憲節本應當誅，但念及是皇室宗親，免死，廢為庶人，高牆禁錮！
這一禁，到後來就把他給關死了。
事發這一年，距離張鎮在遼王府被酒灌死，已經過去了28年。
這個遼王一家，到此就很慘了。他本人死於鳳陽的宗室監獄，因無兒子嗣位，朝廷又不準旁支改襲（過繼），於是除其封國。這個「遼王」的封號就給取消了。遼府諸宗，都改由楚王管轄，不知後來過得是否愜意。自此，這一家的一切，都被稱為「廢遼」了。
由這裡又引出一段公案，迄今還爭紛不休。即是，張居正死後，遼府次妃（小老婆）王氏委託言官代為訟冤，稱張居正侵奪（收購）了廢遼王府，「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
這可是駭人聽聞！
於是，張居正因羨慕遼府的壯麗，而構陷遼王，就成了一條千夫所指的罪狀。同時，也構成了張居正死後風波中的一個大浪頭。
百年公案，訴訟紛紜。真相究竟如何？
那座遼王府，確是江陵最為壯麗的一座府邸。府中湖山掩映，長堤翠柳。居正小時候就在這裡玩耍過，估計印象很深。如今堂皇遼府歸了張家，宿仇又得報，自然是快意無比！
還有人說，因為張居正嫉恨洪朝選不肯誣告遼王造反，所以後來他當了首輔后，於萬曆八年吩咐福建巡撫勞堪，將洪朝選構陷下獄。洪不屈，絕食三日而死。
孰真孰偽，誰能告訴我？
直到後世，張居正究竟是否謀奪了遼府？收購遼王府的錢又從哪裡來？甚至最根本的一個問題——張居正是否參與了扳倒遼王？仍是眾說不一。對其他的，本文留待以後再表，這裡我僅分析一下，張居正究竟有沒有可能告了這置遼王於死地的一狀。這一點，對我們了解張居正的政治品格及謀略特色，有很大關係。
且不談動機問題，僅僅張居正「構陷遼王」這件事是否發生過，到現在還有爭論，爭論的原因是「證據不足」。
今人有三種說法，一種是理直氣壯地承認，認為張居正此舉乃冒著風險懲治了豪強。比如劉志琴先生的文章《張居正改革的成敗》稱：「江陵遼王作惡鄉里，魚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懼遼王府的勢力，對遼王的罪行，不敢如實上報，張居正斷然處治了失職的官員，甘冒『謀產害友』的罵名，廢去遼王，懲辦了江陵一霸。」
從這一段話中，我們似乎感受到了一種非常熟悉的邏輯方法。問題歸納得很明了，因果關係也很簡潔，但是，距離事實太遠，有太濃厚的「官樣」氣息。我們要是這樣來研究問題或者做工作，難免有人會怨聲載道。
首先所述與事實不符，地方官在當時已經不怕他一個正在被調查的親王了，準備落井下石，搞死他。其次，事情已經如實上報，誰也沒有膽量隱瞞造反的事，而恰恰「造反」才是不實的。再次，張居正也沒有斷然處置某人，洪朝選的被下獄是在12年之後；他更沒有權力廢去遼王，即使是參與了「廢遼」，也是用了一些辦法才達到目的。
第二種說法，是斷定張居正謀財害命。以蔡東藩《明史演義》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當國，曾構陷遼王憲節，廢為庶人。……居正家居荊州，故隸遼王尺籍，至憲節驕酗貪虐，多所凌轢，以此為居正所憾。且因憲節府第壯麗，暗思攘奪，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先奏劾憲節淫虐、僭擬諸罪狀，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選親往勘驗，且囑令坐以謀逆，好教他一命嗚呼。待至朝選歸京，只說他淫酗是實，謀反無據。朝旨雖廢黜憲節，禁錮高牆，居正意尚未慊，密囑湖廣巡撫勞堪，上言朝選得賄，代為憲節掩飾。朝選遂因此獲罪，羈死獄中。那時遼王府第，當然為居正所奪，遂了心愿。」
這段敘述，是以清順治年間浙江學政僉事谷應泰總纂的《明史紀事本末》為藍本，添了一點醬油醋而寫成的。
老先生對張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義》里，基本上把張居正當反面人物來寫。這裡面有一處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說遼王「多所凌轢，以此為居正所憾」，估計遼王在長達幾十年的交往中，也沒少從心理和尊嚴上凌辱張居正，這才是一個真問題。至於其他，也有諸多不合事實處，首先郜光先並未告遼王「僭擬」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後來才揭出的，《明史》上說是洪朝選回京後奏報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選親往勘驗，且囑令坐以謀逆」，此一句同樣顯然缺乏證據。人是皇上派去的，「謀逆」是在核查時由當地官員搞出來的，張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會發生「謀逆」鬧劇。怎麼能先就囑咐洪朝選要誣陷遼王造反？其二，前面說過，洪朝選被誣，是在12年後，如果張居正謀奪王府是實，最多一兩年後就得逞了，與朝選獲罪不可能構成因果關係。
此外，高陽先生的《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認「構陷」是實。他寫道：「隆慶末年，襲遼王憲節，頗為驕橫，不理會張居正已為閣臣，對他家多所侵侮，張居正是個有怨必報的傢伙，且又羨慕遼府壯麗，便存下了要扳倒遼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遼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按驗並無反跡，坐以『淫酗』，遼王禁高牆，廢府，張居正奪遼府以為私第。」
他這個敘述，相對比較嚴謹，是反面意見中比較流行的說法。僅僅「隆慶末年」一句，應為「隆慶初年」，二年嘛，當然是初年。
第三種說法，是堅決否認張居正陷害過遼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張居正二、三事》曰：「遼王由於作惡多端而被廢，此事發生於隆慶二年，當時張居正還只在內閣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責任，也該追到當時的首輔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從事科學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態度實在不敢恭維。這句為張居正開脫的話等於沒說。因為廢遼王的事是在隆慶二年十二月發生的，高拱早就於隆慶元年五月被徐階排擠走了，到隆慶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張居正策應回來。他怎麼能對廢遼王負責？
持此說法的還有一位陳禮榮先生，他做了一篇考證文章《張宅並非遼府考——為張居正侵奪廢遼王府「攘以為第」的罪名辨誣》，非常漂亮。他說：「說到遼王憲節因罪除國之事，它發生於隆慶二年。其時，張居正入閣未到兩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輔徐階、次輔李春芳，以及閣臣陳以勤等；以他這樣一個新近進入內閣的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想要挾私忿扳倒一個親王，顯然還不具備相應的政治能量。因此，連神宗自己在事後也曾有『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遺願）』的說法。」
陳先生的文章，考證謀奪遼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據非常紮實。但上面這段話，卻說得不是很有底氣。首先，徐階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徹底退休了，遼王是在年底被廢的，徐階是否參與了廢遼王的事還很難說。在決定遼王命運的時刻，可以肯定徐階已經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對此負責。至於李春芳、陳以勤，都是能力較弱的人，在這種問題上，是擋不住張居正出手的。
一個內閣大學士，是否能「挾私忿扳倒一個親王」？那就要看時機和手段如何。不要說大學士，只要時機對了，連一個七品的言官都可能辦得到。
關鍵是，張居正到底有沒有出過手？
對於廢遼王之事，《明史》（本紀第十九，穆宗條）上記載很簡單，只說「冬十月……己亥，廢遼王憲節為庶人」，多半個字也沒有。諸王列傳里關於他的事多一點，但也很簡略。看來這是個微不足道的人物。
《明史》里關於張居正構陷遼王的記載，原來可能還有一些，但在康熙十二年，張居正的曾孫張同奎聽說康熙皇帝對張居正說了幾句不錯的評語，便進京請求皇帝將《明史》里的「構陷」情節予以刪除。現在，我們只能看到一點未刪乾淨的影子。就是張居正確實授意過福建巡撫勞堪，要整治一下洪朝選。史書里寫朝選死得很慘，死後還不讓斂屍，以至腐爛。朝選的兒子進京伏闕告御狀，也被刑杖。
再看張居正還在世的時候，就有他的一個門生劉台彈劾他專權，引起過很大風波。在彈劾的罪狀里，就有以構陷謀奪遼王府的事。只是當時並未引起人們注意。直到張居正死後，遼王妃再告，才成為一個事件。
然而當時引起義憤的，是謀奪王府一事，而不是「構陷」本身。對於「構陷」，大家都沒有異議，包括對張居正尚能持有公論的人。看來，不管是「構陷」還是為民除害，大家早就知道遼王的垮台，張居正是插了一手的。
至於張居正是怎麼插的手，是直接上疏，還是利用講筵的機會（給皇帝辦的春秋季短訓班），或是通過大太監李芳，均不得其詳。我在上面引用的張居正揭發遼王的話，來自朱東潤先生的《張居正大傳》，原始的出處在哪裡，待考。
我認為，既然有史料為證，我們就不必為尊者諱了，這件事情並不影響張居正的整體形象，反而凸顯出他的一個很鮮明的個性。那就是，在關鍵的時刻，給對方一個出其不意的致命打擊，乾淨麻利。對手既想不到攻擊會從他這兒來，而且也無法再翻身。
搞遼王，非常符合張居正一貫的政治謀略特色。所以我信其有。
那麼，他復仇的動機是什麼？是為了謀奪王府後花園，還是因為爺爺張鎮的那筆舊賬？我看都不太可能。
謀奪王府，我留在後面再談，根據線索，奪沒奪還存著疑呢。爺爺之死，可能會是一個因素，但比重不會很大，因為畢竟只是一個類似惡作劇的行為。皇族，從來就是這套不知深淺的貨色。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所謂「詩酒唱和」中憲節對張居正有意無意的折辱。張居正雖不以詩文著稱，但也是一翰林才子，整天陪著白痴王爺說違心的話，陪笑臉，這就是不可化解的屈辱。那小遼王說話辦事也是沒有分寸的，說不定多有嘲諷與貶低。有權有勢者的狂，相信大家都領教過一些。
這種折辱，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才是最不可原諒的。張居正對遼王的報復心理或者說「殺機」，就因這一點而發。
張居正平生最痛恨兩種人，一是無能的宗族。這些皇親國戚們把國家都快吃垮了，還要直接欺負老百姓。張居正所痛心的「財貨上流」，就是指的這個。二是言官，張居正認為他們只會靠搖唇鼓舌混日子，沒什麼好作用，所以凡觸犯了他的，都不會留情。
只有對於那些有才幹的對手，張居正才會存有敬意，不會趕盡殺絕，總是留有餘地。對遼王這種除了「生得好」而一無所能的人，死，或者不死，他是不會去考慮的。
這就是張居正！他會為農婦夜哭、老農盼雨而動容，卻不會給所謂的「遼王」一個改過的機會。
在被「圈禁」的幾年中，遼王死了，遼王的正妃也死了，死於何時，歷史沒有任何記載，否則，不會是由遼王的次妃出頭來告發。
上帝欲滅亡一個人，必先使其發狂。遼王狂夠了，自去找竇娥去了。張居正在這件事上，沒有什麼錯。
從這一件事情起，我們開始看出，張居正的內心也有狠毒陰暗的一面。在決斷的時候，往往無情。當然，也正是由於這一特點，使他最終贏得了連他自己也不敢想象的大格局。
再看朝局，到了隆慶五年的下半年，「高張聯立」的內閣已是祥雲繚繞。內有善用大臣之君，外有宿敵低首下心來服；兩強聯手，又何所不能？
華夏雖號稱龍之族，但斗升小民們卻沒有什麼飛翔在天的理想，只求風調雨順，能人治國，搜刮不急，有個太平日子過就行了。國勢稍為安寧，就眾人皆有「今兒個真高興」之態，決無奢望。
但是，朱老皇帝設下的這個內閣，現下卻不能平靜。本來在漫長的實踐中，內閣所形成的首輔制，就含有避免兩強掣肘的意思。但，中國歷史上的「一山容不得二虎」律，是沒有辦法消泯的。高、張二人，都是不世之才，卻「不幸而以相傾之材，處相軋之勢」。在這個多事的平台上，難免日久生隙。
風仍然起於言官之口，他們善於窺人之過，察人之色，一有空隙就出手搏擊。或得名，或得利，或灰頭土臉而去，都是他們所願意的。朱老皇帝就給定了他們這樣的生存角色。
此時的內閣，高拱風頭正健，但也正被虎視眈眈著。他一貫「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明史·高拱傳》），在復歸內閣后，借考察言官之機，將觸犯過自己的人一律貶黜，而對於門生故舊則著意提拔。就整個言官階層來講，自是把他恨之入骨——時候沒到而已。
另一邊，張居正入閣后卻一直小心謹慎。就是到現在，雖是二人「並相」，但他畢竟不過是次輔，並不是出頭的椽子，與言官們未結下大怨。正如韋慶遠先生所總結的那樣，他的為政之道，是「非到關鍵之時、要害之處，決不伸手」。
荊州人的這種智慧，使他雖處於弱勢，但未來勝負已是可以預見的了。明人尹守衡的《明史竊》說到了要害：「拱甚狷淺，居正已經弄於股掌中矣！」
靜靜的文淵閣，書香依舊。晨露夕煙中，若登上東華門，可俯看千幢萬幢的華屋。這是帝國的心臟。未來國柄，操之誰手？也許在這一階段里，這就是張居正夙夜思慮的一個問題。
可能連他也沒想到，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馬上就要把眼下的平靜打得粉碎了。
政局在一夜之間急轉直下。
龍翔於天，誰能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