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淵閣終於飄起一片祥雲 第七章1569年的最後
隆慶三年（1569）十二月，白雪覆蓋了靜靜的北京城。與這瑞雪一同到來的，是一陣強勁的政治旋風——高拱重歸紫禁城。
「高老又回來了！」京中官僚們對高拱的稱呼，顯示了這個人的分量。
高拱的回來，同時也顯出了政治遊戲的詭異。民間都知道，是「邵大俠」使了回天之力，才有高拱鹹魚翻生的奇迹。這件事史有記載，說是邵大幫主因此「名傾中外」（《明史》），估計今後可以以此為生了。但是，我以為，隆慶可能不這麼簡單，幾個太監不大可能把他唬住。當時情況是，吏部尚書楊博因徐階下台的緣故致仕，朝中需要有一個能壓得住的人來管人事，隆慶便選了高拱，讓他既入閣，又管吏部。
吏部尚書這個官，是六部首長中地位最高的，俗稱「太宰」，主宰一切官員的命運。首輔弄不好是轄不住他的。到後來的萬曆年間，首輔地位略跌，吏部尚書就完全不聽首輔的了。
高拱回來，以大學士兼掌吏部事，這在明代是破例，非常少見。因為這樣一來，該大臣的權力就太大了，大政方針和人事考核任免全在一個人手裡，要是把江山給顛覆掉了，皇帝也有可能還不知道。
但隆慶百分百地相信高老。我就這麼用他，天下人你們就看著吧，這就是我的擎天巨柱！
至於張居正如何對待高拱的復出，恐怕很難以猜度。他是一個日夕憂慮國事的人，看問題往往看大局，因此期待的成分大約多一些。
在高拱剛回來時，他在給一個地方官的信中說：「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為也。」他沒忘記，這是他一生中僅見的一個與他氣味相投、旗鼓相當的人。
後來在共事了幾年後，他在對高拱賀壽時說：「即余駑下，幸從公后，參預國政，五年於茲，公每降心相從。」像我這樣的低劣之才，有幸跟著高老您參與國家大事，五年來（實際只有四年多一點）您老總是放下架子跟我交往——這當然是客套話，但多少透出，他還是很感激高拱給了他一個施展的機會。
待高拱死後，張居正對他們之間的關係，評價就更高了，達到了「生死之交」和「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的高度。人死了，生者自然是其言也善，但他感念高拱的一份同僚之誼，還是真實的。
相比之下，他對李春芳、趙貞吉之類的書生宰相，則嗤之以鼻。他後來在萬曆初年回憶，隆慶四年一次「北虜」犯薊州，京城戒嚴。堂堂金鑾大殿之上，朝臣們就研究起如何守城的技術問題來了。趙貞吉甚至私心慶幸有敵人來犯，以證明不按他的主意整軍，就沒有好結果。首輔李春芳呢，不知所措，控制不了會議局面。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措施都極為可笑。最後敵人連影子也沒來一個，京城防守了一個月後，解嚴了，白白花費了幾十萬兩銀子。
很難以想象，當時地球上最大的國家，竟是由這樣一群廢物在管理。一次小小的邊境戰役，就鬧得中樞亂了套，還有臉說什麼天朝上國？歷來，只有主政者如虎，國家才能虎虎有生氣。主政者若是如綿羊，國家就等於置身於狼群之中，你就是喊一千遍「公理在上」又能奈何？
基於這個背景，張居正對高拱的回來，是憂是喜，就不難判斷。即使高拱是虎，也暫時威脅不到他張居正什麼。在隆慶一朝，高拱根本不屑於向張居正下手。他們雖然同氣相求，但政治份量並不在一個等量級上。
真正感到憂慮的是徐階。他素來知道高拱是個眥睚必報的人，當年拱掉高拱確實是做得狠了點兒。
徐階的三個公子在鄉里胡鬧得夠了，也遇到了大麻煩。鐵面清官海瑞，於隆慶三年六月任應天巡撫，開始清理大戶兼并民田事宜。他脖子一挺，放出話來：「法之所至，不知其為閣老尚書家也！」巡視所過之處，向他告狀，自訴被鄉官奪了田產的老百姓，竟然有幾萬人！
海瑞平日最恨的就這個，你肉山酒海的我管不了，居然還不讓老百姓吃口飯！於是，他「力摧豪強，撫貧弱；貧民田入富室者，率奪還之。」（《明史·海瑞傳》）這景象我們現在很難想象：一群穿制服的公差，如狼似虎地闖進大戶家，掀桌子，抖手拷，勒令退田——這實在是超越了人們的「常識」。
徐家三位公子急忙向張居正寫信告急。張居正回了一封意味深長的信，他說：「群眾情緒近來是比較厲害，等海公到了你們那裡，我當寫一封信給他以委婉疏通。至於師翁，他年紀大了，可能會受不了這場面，你們千萬要日夜好好保護。」然後是一句很含蓄的警告，「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不要給自己帶來後患。
言之鑿鑿，你們聽不懂就算了。
不管張居正是如何贊同海瑞的做法，老師的面子還是要顧及的。高拱「復辟」以後，張居正得知徐階終日惶惶，還特地去信囑咐後任的應天巡撫去登門安慰一下。至於前任海瑞嘛，「其施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為民。」他退田是為了老百姓。老百姓不容易啊！知道嗎？「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即懷春」，你總要給人家一點點溫暖呀。
應該說，張居正在處理這些事上，原則與人情都照顧到了，無可挑剔。
不出徐階所料，高拱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前徐大相國的所作所為。高老只有一個原則：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明朝的官官相軋，好像世世代代都是這一個原則。
你徐階啟用的人，不論好賴，我通通給你拿掉。你徐階逮捕了許多方士，說他們製作假藥害死了前皇帝，我就偏要為他們說情：「先帝晚年有病，畢竟是善終，不是暴卒。說先帝為方士所害，天下後世將怎麼看待先帝？我高某請求法司改判！」
他把徐階賴以立足的根基《嘉靖遺詔》全盤推翻，那是假的！之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他摸透了隆慶的心理——先帝雖然毛病多多，但批評多了，皇帝還有什麼權威？所以，今後再不許批評！
所幸隆慶頭腦還是清楚的，他也就做到放了方士為止，並沒有興起反攻倒算的大獄，從而把高拱的清算活動大大打了折扣。當年追隨徐階的人，一個也沒受到追究。
可憐當初最先跳出來攻擊高拱的給事中胡應嘉、歐陽一敬，聽說高拱大人要出山，都因憂慮過度，給嚇死了。
看來，隆慶還是很不錯的。生活上腐敗得一塌糊塗，政治上清明得洞若觀火，這是一個奇皇帝！
但是風向畢竟變了，朝中一些原來依附徐階惟恐不及的官員，現在立馬掉頭，猛拍高拱馬屁，拚命羅織徐階的罪名，以洗刷自己，以表示咸與維新。人間的老套大抵相似，「惡政」一除，我們居然發現全是受害者！昔日窮凶極惡之徒，今日也來控訴受迫害的委屈，人之善變，不亞於烏龜穿馬甲。
徐階與高拱兩人，都還不是惡徒，互相較量，即使落敗了也還可不失紳士風度。反倒是他們各自養了些有奶便是娘的東西，致使他們在狼狽時，被這些「叭兒狗」再三折辱。惡狗總是比主人還凶，何朝何代，無不如此。其醜態百出，令當時的人也感嘆：「宦途真市道哉！」（《國榷》）做官也是有行情的啊，看漲時有多少人趨之若鶩，看跌時就有多少人棄你如破鞋！
海瑞也加入了倒徐的大軍。但他與眾人有所不同，打出的仍然是信念的旗號，對昔日曾為他緩頰的大恩人徐階，一點也不留情面，對徐家奪人田產的事「痛裁之」。這個人，當初讀書時可能讀得太專註了，到現在還以為——既然講孔孟，就不應該害民。他哪裡知道，孔孟也有真孔孟和假孔孟之別，而且數來數去還是假的居多。
退田的官司接二連三，公差不時上門來逼。徐階的兒子哪裡見過這個，從來沒想過自己也會受壓迫。於是慌了手腳，嚷嚷著讓徐階想辦法，弄得老爺子狼狽不堪。徐階原想，只象徵性地退一點了事，但海瑞不幹，堅持起碼要退回一半。他開導徐大人說：「你不這樣，這些『刁民』怎肯罷休？為富不仁，對您又有什麼好處？」
我們海大人是很懂得邏輯學的——有豺狼心腸的富人，才有不講理性的「刁民」。人之初，性本來並不是這麼惡的。
看見剛退職的大學士尚且不保，江南一帶的豪強知道大勢不好，紛紛遠走邊地，以避群眾運動。太陽終於打西邊出來了，「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李贄《續藏書》）
千年的秩序，就這樣被海大人一朝顛覆。如此看來，海瑞之所以流芳百世，自有著人心的向背。世世代代真心感念他的，恐怕都是些草芥小民。小民們沒讀過孔孟，但他們也知道「民為貴」的說法。可是，三千年啊，有多少官陞官漲，蘑菇一樣生生不息，肯這麼為老百姓做主的，怎麼就這麼一個海青天？
不過，小民的歡樂，總是轉瞬即逝的。盤根錯節的老樹，絕非一人兩人之力就可以拔除。海瑞領導的退田運動，到隆慶三年底，遭遇了豪紳的強烈抵制。徐階的三個公子以重金買通言官，反誣海瑞是「沽名亂政」。當慣了大少爺的他們，依然狂妄，說：「千金能去一撫臣，則錢亦神矣！」
有錢就能把省長扳倒，無怪公子們要喪心病狂地斂財。
轉過年，到了二月，海瑞果然被罷官。這位海大人，連皇帝他都不怕，面對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卻只能連呼「奈之何！奈之何！」
只有高拱根基牢固不怕事，他接過手來，繼續清查。對海瑞，他也說了幾句公道話。
他說：海君做的事，說完美無缺，當然不是；說它一無是處，也不對頭（好個辯證法）。他過激、不盡人情，當然不可；但凡是他為民做主的舉措，就全部廢掉，則尤其不可。要是全部翻過來，弊端仍將在，而民心則盡失，這絕非國家之利。
作為一個當國者，高拱是清醒的。誰在動搖這個國家的基礎，他一清二楚。「民心」這個東西有多重要，他也一點兒不含糊。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總認為天底下最可惡者，恰恰就是「民心」。人和人，一樣的腦組織，產生出來的思想真是有天壤之別。
對於徐家的不法情事，高拱讓言官出頭向皇上檢舉，隨後應天巡按就逮了徐家的三個小子。高拱又專門委任了一個人來窮追到底。這人是他的門生，前蘇州知道府蔡國熙，此時正離職在家。高拱將他起複，不久又升為蘇松兵備。高拱指示應天撫按，凡是控告徐階父子的事，都交給蔡大人來辦。
官府嚴厲，百姓洶洶，徐大老爺算是掉進深淵裡去了。幾次自殺，所幸未遂。徐階的兒孫被整治得昏天黑地，牽著他的衣襟號泣。徐階仰天嘆道：「我不過勉強逃過一死，哪裡還能保你們活啊！」悲慘之狀，如墜地獄。
徐階在做官之前，家裡不過一普通讀書人家，17年大學士當下來之後，家中田產竟累積到二十萬畝，其富甚至超過嚴嵩。他雖然不收賄賂，名譽尚屬清白，但時人對他以權勢謀財的行徑，還是早就有非議的。
昔日權傾一時，今日被人追索，分明是冰火兩重天。不知他心中可有悔恨？
當官當昏了頭的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會倒，以為全世界的人都只會朝他笑。今日事，夠他銘記三生的。只可惜，這個寶貴教訓對他已經永遠沒用了。
清查進行了兩年多，前首相徐階貪財之名，哄傳天下，三個逆子也被發配戍邊。一世的清名，全毀了。所幸高拱還是個講「費厄潑賴」（紳士風度）的人，後來決定收手。張居正此時也極力主張罷休，多少對他也起了一些作用。
於是高拱屢次致信蘇松地區的當道者，要求對徐階與其兒子給予寬容，其辭頗懇切，說是「必望執事作一寬處，稍存體面，勿使此公垂老受辱苦辛，乃仆至願也」。
高拱之所以沒有「追窮寇」，就在於他認為目的已經達到。徐老大人既已嘗到欺辱百姓而遭的報應，也就算了。
他在與別人談及此事時，曾經說道：「華亭（徐的別號）之事，一切忘卻。」徐階已不復當日氣焰，「黃粱已熟，大夢已醒」，讓他自己回味去吧。
後世史家多認定高拱對徐乃是挾嫌報復，說「拱再出，扼階不遺餘力」（《明史·高拱傳》）。我以為，他的報復心理固然有，但從其為人來看，這樣做，也有他向來容不得違法亂紀的因素。前因後果，總起來考察，高拱做得還是相當磊落的。
徐階有幸，終不至於死掉。後來高拱下了台，他便一直在張居正的護翼之下了，晚年倒也無事，而且，是死在了張居正的後面。
世事何是夢？何是真？老人家自是領略到了真味。
再說高拱回閣后，僅居於李春芳之後，是為「次輔」，但他的權力資源無人可比，行事也就無所顧忌，實際上已具有首輔的威力。這時候，自然該下手來清理內閣這個牛圈了。當代有人評論說，高拱是個一流的政壇「拳手」，往日令張居正一籌莫展的人事，高拱一來，便挨個兒「修理」。僅僅兩年左右時間，文淵閣內，就被他打掃得乾乾淨淨了。
紫禁城內靠東邊的文淵閣，原本是個藏書館，明成祖正式成立「內閣」那會兒，沒有辦公地點，就借用了這裡。後來是乾脆與這個皇家圖書館合署辦公。最後，皇上又下令給文淵閣添了幾間平房，成了內閣正式的辦公署。
高拱曾在這裡受了徐階不少窩憋氣，今日，環顧左右，也是不順眼的人多——這樣天天講「之乎者也」的內閣，還能辦什麼事？於是，他又來了倔脾氣：知道我是誰嗎？有我，就不能有你們！
這樣強悍精明的人，一回來，勢必和另一個自負也頗高的趙貞吉形成對峙。說起來，他面對的還是一個徐階遺留下的老班底；趙老夫子、李大狀元、張小相公，都曾是徐階口袋中的人物。
李春芳無主見，事事退讓，先擱下再說。張居正謹小慎微，又與高拱畢竟有不淺的淵源，看來似可以為謀。只有那個趙老頭，既是徐階提拔的，又對徐階傾心敬仰，新的內閣混戰自然是拿這個老頭兒開刀。
內閣充滿了戰前的緊張空氣。首先忍受不了的，反倒是高拱的昔日袍澤——陳以勤。他雖並未捲入政爭，但對高拱主持吏部的做法大有異議，不斷上疏旁敲側擊，這當然觸怒了高拱。不過高拱念及舊誼，也僅僅一個不理睬就是了。最終，他覺得無法作為，於隆慶四年七月歸老田園了。
在高拱入閣后，趙貞吉見高拱掌了吏部，權勢太大，便也經過活動，兼管了都察院，成了科、道領袖，一時與高拱成雙峰對峙之勢。
隆慶對他們兩個都是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也的確，有這兩個人給他看家，他盡可以放心，只管夜夜金樽美酒花姑娘了。
可是，在咱們中國，像「一山容不得二虎」這樣濫俗到家的俗語，往往包含的是千古不移的真理，比孔孟還要接近真理的核心。
高拱與趙貞吉，若真是能如隆慶所願，攜手並進，那還真是大明朝的至福。可惜，兩人從來就沒有好好合作過一天。隨著隆慶皇帝發出的一道整治科道的命令，兩人立刻撕破臉皮，兔起鶻落，大打了一番。
強手過招，招數之凌厲不說，還帶有某種喜劇性。明朝人，這回好好的看了一場文淵閣大戲！
這兩個人在朝中的勢力，可以說是各領了一支精銳軍團。高拱，掌管的是人事系統。他的吏部，分管的是官員的註冊、定級、考核、授銜、封賞之事，是往上抬人的。跑官的人，就要往這兒跑。不過在徐階任吏部尚書之前，吏部的官員們有個很嚴格的不成文規矩，就是決不與百官接觸，自成體系，省得老有人半夜敲我們家門。
趙貞吉管的是科道。科，就是「六科」，其職能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了。道，是都察院系統的簡稱。之所以稱為「道」，是因為都察院下設了「十三道監察御史」，負責當時十三個「省」的監察之職。這是個「條條系統」，不受地方牽制。他們管的是監察百官、巡視郡縣、糾正冤獄的事情，職責是往下「砸」人的。這兩大部門，在明代公文里常常合稱「科道」。其官員，就是具有極大殺傷力的「言官」。
科道裡面絕大部分都是小官，六科都給事中（科長）僅僅是個正七品、一般給事中只有從七品，跟個縣長差不多。監察御史也是正七品。官階雖小，卻可以彈劾一、二品的大員。這是古代行政制度里有名的「小尅大」原則，是為了防止官大了誰也管不了，腐敗一暴露就是千萬貪污犯。皇帝就拿這些「小蘿蔔頭」盯著你，一動就檢舉你，有利於高級官員的防微杜漸。
這科道官員也有權力批評和勸阻皇帝，話說多了皇帝往往不愛聽。雖然皇帝也明白「良藥苦口」，但哪個瘋子喜歡天天有人罵他呀？
好脾氣的隆慶就是讓言官們給罵急了。一開始，他還能禮賢下士，有一次，御史詹仰庇曾經上疏勸隆慶不要疏遠皇后，不該把皇后禁閉在別宮裡，都憋出病來了。這不是管到皇帝的家裡去了么，隆慶只是批了幾句話，說：「皇後身體不好，去別宮是為了養病。你哪裡知道內廷的事，光在那裡胡說八道！」也就完了。換了嘉靖，那還不得打爛屁股！
可是隆慶忍耐了四年，不想再忍了。這次是因為御史葉夢熊上疏引用宋時典故不當，隆慶大怒，借題發揮，直接下詔（沒通過內閣票擬）說：「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要求對科道官員四年來的作為來一次徹底考察。一天到晚說別人，你們自己難道沒問題？
這裡所說的考察，跟我們今天的意義略有不同，含有「整風」、「追查問題」、「過篩子」的意思，是有罪推定。
這是皇帝對言官的一次總清算。言官們平時那些貓膩，他也多少明白一些，不信查不出你們的問題來。
這道聖旨一下，最高興的是高拱。隆慶元年他被趕下台，就是這幫言官捧徐大老爺的臭腳，起鬨起的。這次出山，還始終沒倒出手來雪恥呢。叫你們嘰嘰喳喳，今天要你們原形畢露，以前那是時候沒到。
這個晴天霹靂，把趙貞吉的陣營嚇得不輕。老趙感到義不容辭，便上疏反對。說：「因此一人，遂波及於諸臣，並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眾心洶洶，人人自危。」我對此甚為憂慮，因此不能保持沉默。
老傢伙說得也很有道理。他說，我翻了翻花名冊，自陛下上台以來，科道的官員先後有二百多人，中間難道就沒有赤心報國、忠直敢言之士嗎？我們老祖宗設立科道，就是為了讓他們「風聞言事」，聽到什麼就說，對與不對，還有執政大臣把關、皇上你親自上裁呢！縱有不當，責罰也僅僅止於說錯話的人。哪裡聽說要將好幾百號人通通加以審查，一網打盡，這不是要重蹈漢、唐、宋亂政時的覆轍，不讓人說話了嗎？
此疏一上，眾言官精神為之一振，趙老爹，您說得好啊——大家都伸長了脖子看下文。
高拱恨言官不是一天兩天了，見老趙要「護犢子」，當老母雞，不禁大為惱火，立即上疏說，既然皇帝您發話了，那就得執行。除三品以上的都察院首長可以自糾自查外，其餘監察人員都要查一遍。到底有沒有徇私舞弊的？不僅現在查，將來還要隨時查。你們這些言官，好事幹得不多，無非是些「公室之豺狼、私門之鷹犬而已」！（高拱《本語》）你們道貌岸然的裝什麼？
不過，爭論歸爭論，考察還是如期開始了。
考察一開始，兩人立刻進入短兵相接。有時為一個人的去留，在文淵閣從早上爭到大中午，口乾舌燥。
老趙這回是拼了，就是要保護自己的幹部。
平日里我等微末草民。可能很少去考慮「真理」究竟是什麼東西？其實真理就是酸棗刺，它是兩頭尖。方向雖不同，刺人可都疼，哪一頭都可以刺著人，關鍵是看你用了哪一頭。
老高和老趙，就這樣各執一端，狂怒地向對方使狠手。
——我說得不對嗎？老傢伙！
——我說得也沒錯啊！瘋狗！
兩位大佬在文淵閣殺紅了眼，完全失去了理智。
高拱提出了一份懲治名單，要把趙貞吉在科道的親信一概罷黜，讓你變成個沒毛的雞！
趙貞吉立刻反制，也提出了一份名單，要把高拱的狐群狗黨通通摘烏紗帽。哼，難道我平時是聾子、瞎子？
雙方這下子僵住了，估計哪一夥的屁股都不幹凈，拎出任何一個來都可以「見光死」。這兩份名單要是一併執行，那這架打得也就沒意義了，成了自殺式襲擊了。
於是有人站出來調停，兩位，有話好好說。調停的結果很快出來了：雙方都歇菜，你不追究我的人，我也不去揪你的人。
但是。高老有個附加條件，那就是：以前跟了徐階跑、而現在又沒投到你老趙門下的王八蛋，你就不要管了。
這下子，高拱一口氣貶斥了27個科道官員。這數目看來好像並不多，但是明朝的六科一共才40人，都察院「十三道」一共110人，整個國家的監察系統才150人。就這150人管著全國12萬多官僚的違法亂紀問題。150人一下被幹掉了27個，用當今時髦的術語來說，這落馬人數的「增幅」或者叫「同比增長值」，也是很驚人的啊！
還有以前彈劾過高拱，今日自知不免，不等你「考察」就自動辭職的，人數也有一批。
這考察是秋風掃落葉，只要沒有老趙庇護的，一個不留。高拱手底下，長期以來也攏住了一些言官，誰要是替被罷免的人說話就彈劾誰。瞄準一個、打一個，簡直是一場政壇大屠殺。韋慶遠先生在描述這場酣斗時，用了一個極其精當的形容——「閣內已儼然存在兩敵國」（《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
打完了小卒，還不解恨。高拱的門生、吏科都給事中（俗稱「科長」）韓楫，蹦了出來，於陣中直取對方三軍主帥。他上了個摺子，彈劾趙貞吉在考察中營私，分明是「庸橫輔臣」，無能而又專橫。懇請皇上速速將他罷斥，以清政本，以明法典！
這個韓楫，老早就是高拱倒徐的馬前卒，場場惡鬥都落不下他。
趙貞吉心裡恨恨：娘西皮！這高霸王，又放出這些賴癩皮狗了！於是，他立即上疏自辯。
老趙滿腔悲憤，振振有詞：皇上，你看韓楫不是在胡說八道么？人要是無能，就不可能專橫。專橫怎麼可能是庸臣的特長？您信任我讓我掌管都察院，我哪裡敢不盡職？我認為，高拱本來就是內閣近臣，參預中樞機密，同時在外又掌握幹部人事權，這權力也太大了。皇上您委任我管監察系統，不就是要我節制他的權力么？十個月以來，他歪曲考察本意，放縱大惡之人，昭然在人耳目。如果我還不出來說話，那可就真是庸臣了。人要像高拱這樣，才談得上專橫。他姓韓的小子不就是想罷免我嗎？行，但是請皇上在放歸我之後，讓高拱這傢伙回到內閣來，千萬不要給他這麼大的權，省得讓他到處結納狐群狗黨！
好，連老將都給逼出來了！高拱見狀，寸土不讓，也立即上疏做了答辯。老傢伙，就讓皇上來評個公道吧！
老趙的上疏言辭犀利，也充滿了邏輯性。但是君主一般是不容易為邏輯所打動的。高高在上的時間久了，思維總是異於常人，明明眼前是哀鴻遍野，他看著也是一片太平盛世。
而高拱的自辯，倒是很一般。無非是說，韓楫參劾趙閣老，是他的個人行為，絕非受我指使，而且我也沒有放縱大惡。他強調的關鍵一點是，既然趙閣老這麼看不慣我，那就請皇上將我罷免以謝趙老。
高拱將完了趙貞吉的軍，這是又在將皇帝的軍了。他給了隆慶一個明白無誤的信息：不是他走，就是我走！兩隻老虎，不可再處於一籠。
若是換了勤快一點的皇帝，可能就會分別去做工作：都是肱股大臣，看我的面子還是和為貴吧。但是隆慶是個懶人，他喜歡快刀斬亂麻，很快地，詔書下來了，其中沒提趙貞吉有什麼錯，只是對高拱表示：你忠誠輔佐，辦事公正，是我的左右手，怎麼能引咎辭職呢？好好乾吧，辭職不予批准。
滿朝的人都在等待這個裁決，現在清楚了——高拱全勝！
趙貞吉似乎感到很意外。老頭兒明白了，這是徹底輸了。於是只好灰溜溜地夾起公文包走路，致仕回鄉了。
隆慶對高拱，是鐵了心地信任。高拱的權力資源，可說是一等一級的。趙貞吉雖然也很受賞識，但恩寵的等級要低得很多。兩人的強弱之勢，非常明顯。老趙最正確的戰略，應該是採取守勢。雖然你很強硬，但我沒有破綻，你也拿我沒奈何。而現在這樣不顧一切的決戰，勝負的結果只能有一種，老趙事先應該想得到。兩個人拼的，不過是恩寵的等級——那隆慶是個聽得進真理的人么？
趙貞吉就這樣走了。首輔李春芳痛心於徐階的勢力土崩瓦解，在這前後也走了。高拱如願以償升任首輔，同時內閣又補進了一個殷士儋。殷過去也是裕邸的一個講讀，現任禮部尚書。
現在的內閣，很像是裕邸大講堂的翻版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這也是個濫俗的民間話語，不過，你能說它概括得不對？所有的宏大話語，都是冠冕堂皇的，而在那後面藏著的，恰恰就是這些濫俗到家的真理。
現在該論到高拱捻著鬍鬚微笑了——河清海晏啊，如今的內閣還稍微有那麼點模樣了。
官場排擠人的手段，其實到哪裡都是一樣。連芝麻小官也都會。要想把你擠走，就給你製造不友善氣氛。對自己人有說有笑，對你，則視若無物。無論你說什麼，我就是一個反對。我這一夥里的人，哪怕是癩蛤蟆，我也要把他捧上天，而你，就是蘇東坡再世，也能給你找出文理不通來。
七、八品的小官兒，管的不過是十幾個人，尚且要搞一統天下，就更不用說操持國柄的大佬了，那肯定是要把班子徹底「洗刷刷」。
可是，班子還沒有完全乾凈。這個殷士儋，倒還不是高拱一夥的。裕邸的舊人先後入相，他是進來得比較遲的，隆慶四年十一月才入閣。老殷升得慢，就疑心是高拱不肯提拔。這次入閣，走的是「中官」路線，來路不大光明。高拱看不大好他，看好的是自己的直接下屬——吏部侍郎張四維。殷士儋見此情形，就疑心自己的相位八成是坐不穩了。漸漸的，對高拱，連殺的心都有了。
殷士儋的背景，是隆慶身邊的大太監陳洪，根子很硬，不大買高拱的賬。高拱看他也是如鯁在喉，不耐煩之極。這時，忽而又有御史郜永春參劾張四維家庭出身不正，是個大鹽商，過去有勾結官府、權錢交易的劣跡。高拱立刻疑心是殷士儋在幕後主使。
緊跟著，就有韓楫等人上疏，對殷士儋走閹宦的後門入閣提出異議。殷士儋也認定是高拱在幕後主使，兩人就此劍拔弩張。
這一天，六科的給事中們會齊到內閣，按例和大學士們開碰頭會。大家互相作個揖，然後開會，因此這例會的正式名稱叫「揖會」。
這下冤家正好碰了頭。殷士儋走過去對韓楫說：「聽說科長（原話如此）對我不感冒，不感冒可以，但不要被人當槍使！」韓楫未加理會。散會時，高拱忽然來了一句：「做事不合規矩哪行啊！」
一聽首輔這陰陽怪氣的話，殷士儋就知道這是在諷刺他「走內宦路線」，頓時勃然大怒：「你為了提拔張四維而壓我，我沒脾氣。現在你又想驅逐我給那個傢伙騰地方，是不是太過分了？你驅逐了陳公，又驅逐趙公，完了又驅逐李公，現在又來驅逐我。你這樣子就能坐得穩這個座兒？」說著揮拳就要痛揍高拱。
老高急忙閃開，殷士儋連續幾拳打在了茶几上，竟「其聲砉然」，也就是「嘭嘭」作響！
文淵閣里演開了全武行，張居正在一旁不能袖手，連忙來勸，也被殷士儋連帶著一頓臭罵。
這山東大漢倒是個敢作敢當之人。有人立馬彈劾他不成體統，他也就掛冠而去，不再玩了。這是隆慶四年十一月的事，老殷僅僅在內閣幹了一年。史書上說，他後來「退居里第，閉門卻掃，不談世故」，當卧龍先生去了。
說來也巧，隆慶內閣先後落敗的幾位輔臣，陳以勤、趙貞吉、李春芳，包括最早高拱一派的那個郭朴，回鄉后都能安居草野。或詩酒應酬，或徜徉山水間，很讓當時的士人羨慕，以為簡直可比「鳳翔千仞」、「松柏後凋」的仙人了。
他們的結局，很符合林語堂先生的「享樂人生」。看來，官場失敗，絕非就等於人生失敗。當官當到了頂的人，才能看得這樣透。世間最躁進的，可能就數有些七、八品的「芝麻綠豆」了。
「不知腐鼠成滋味」啊，他們把那一頂小小的烏紗，看得可是很金貴呢！
文淵閣終於平靜下來。靜日生香，年末的冬陽照在差點被殷士儋砸碎的案几上，竟有一派祥和之氣。
高拱坐下來，再環顧四周：身邊只剩下張居正張少傅一個人了。
此刻，他最想對張居正說一句什麼呢？
我想應該是——「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拱耳！」
來人啊！煮酒，煮酒！
且看牛刀是如何小試的
諸位讀史到此，一定看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隆慶九相」（隆慶末期，高拱又引進了一個高儀，因年邁多病幹得不長，於萬曆元年死於任上）命多不好，數年的車輪大戰，幾乎人人都遍體鱗傷。兩大派的主帥徐階、高拱，在朝中是舉一發牽動全局的大人物，卻都不免身遭重創，先後黯然還鄉。
在這鋒芒雜錯的刀光劍影中，怎麼會看不到張居正的影子？
他在前期為徐階所庇護，避身於事外，倒也可以理解。徐階倒台後，連累徐家班底接二連三被逐，張居正何以能獨善其身？他是徐階最為青睞的大弟子，與聞嘉隆轉型時的國家機密，這事情中外皆知。那麼，他是怎樣在徐階去后保全自己的？他與徐氏的淵源，猶如胎記，而能使復出的高拱忽略這一點，容他在新內閣里安安穩穩地做少壯派，其玄奧又在哪裡？
我只能說，首先是因為他很幸運，其次是由於他很小心。能在隆慶內閣的行星大碰撞中，躲閃其間而毫髮無損的，唯有他一人能做到。
內閣兩派，他是唯一與兩邊都有淵源的人，這是關鍵中的關鍵。
他在高拱這一面，也有很深的根基。裕邸舊人這一身份（這要感激徐階），使他與隆慶、高拱都有了一層只可意會的政治血緣。他既是徐階物色的接班人，同時又是高拱的親密朋友，關係之鐵，時人甚至用「刎頸之交」來形容。
按常理說，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屬於兩個政治營壘，除非是間諜。而張居正，恰恰就具備兩個陣營的特別通行證。
屬於徐氏，是因人事上的脈絡，這在我們中國是一種牢不可破的關係。屬於高氏，是因為觀念上的契合，這在士大夫階層中，又是一種物以類聚的癖好。
加之張居正昔日曾為裕王老師，使得他比別人又多了一個保護層。只要不犯大錯，不捲入旋渦的中心，起碼別人不可能在皇帝面前搬弄得了他的是非。因為隆慶對大臣，一是看得准，二是看準了之後印象就永遠不改。
說到這裡，我們也許可以看出來了，正是他入相前的經歷，把他造成了一個極其幸運的左右逢源者。也許，徐階當年想到了這一點，也許僅僅是徐階無意為之。總之，在一場又一場的亂仗中，確實是沒有一塊磚頭是專門砸向張居正的。
此外張居正得以自保，也源於他超乎尋常的謹慎。前期在徐階的授意和卵翼之下，他遵循「不上前線」原則，你們儘管斗，我來坐戰壕。戰鬥中，我只是個沉默的士卒，陣線上的面目很模糊。因此在徐、高之戰中，兩派均未得罪。
但是，永遠沉默也是不行的，時局一旦有變化，關鍵的時候一定要跨出一步。
在高拱反攻倒算時，他若再模糊就已經不行了，因為已沒有了可靠的庇蔭。再含含糊糊，就等於承認自己是徐階餘孽，要被人指著鼻子逼問「為什麼不懺悔」。因此，他這次有了態度，就是基本站在高拱一面。
徐氏已大勢已去，保住老命就算不錯，在隆慶一朝絕無反攻的可能。以張居正之聰明，他沒有必要去做無謂的殉葬。因為他的恩師，恰恰是他事業上的障礙、觀念上的敵人。此時局面已經明了，高拱遲早會清洗內閣，張居正所期待的「實學」用武之地就在前面，因此他當然會站在高拱一面。
《明史·張居正傳》可以為證：「拱至，益與居正善。」這個「拱至」指的就是高拱捲土重來；「益與……善」，就是兩人關係越來越好。為什麼會越來越好？剛剛我已經說清楚了。
張居正這樣做，是在走鋼絲。他自己也說是「畏行多露」。怕言行表露得過多，被人抓住把柄。
比如，在高拱「復辟」后，如果無條件贊同高拱的話，就有可能被徐派人馬指為「賣師求榮」。所以必須出面為老師求情。但如果求情的分寸不當，又可能被高派人馬視為非我族類。
隆慶初年的那些日子，張居正可能有很多失眠之夜。
所幸，他安然度過難關。他的一個基本做法是，既與強勢的一方保持一致，又要適度地同情弱者。這才是高明的左右逢源，而不是芝麻綠豆們的有奶便是娘。
由於他是兩大陣營中唯一與對方有淵源的人，因此失勢的一方在危難時，需要靠他出面來緩衝。這個居間的身份，自然會讓弱勢者心懷感激。他也就因此洗脫了「背主」或者「賣友」的惡名。
——他為什麼不濕鞋呢？因為他永遠離河一尺。
有當代人說，這不過是「委蛇」、奸詐、滑頭。
怎麼來解釋他的權變？
張居正是個熱衷於執政的政治家，不是道德名臣，更不是聖人。他以權術立足，以事功為業。因此以完美品德標準來衡量他，顯然有失公允，解釋不了他的行為動機。
過去蹉跎於故紙堆20年，今日相業已經到手，唯一遺憾的是內閣環境惡劣，不得伸展。那麼他最基本的期望底線，就是不要被搞掉；第二願望，則是廓清內閣、打造一個能幹事的平台。
當年未能站出來與老師一起玉碎、甚至事後也感到某種愧疚的原因，是為了保住底線（徐階本人安插他入閣，期冀的也決不是讓他玉碎）。而後熱情迎來高拱出山，兩人日益密切，則是為了實現第二個願望。
這樣一個人，說他委蛇狡詐，違反本心，逢迎了自己並不贊同的勢力，那是忽略了此人的複雜性。
他是一個很典型的「紅心白蘿蔔」。人事關係的交錯，鑄成了他這個奇特的身份。徐階的人馬，看到的是他的白皮兒，諒解他的苦衷。高拱這方面，看到的卻是他的紅心兒，因而欣然接納。
在歷史轉折的詭異之點，往往是「紅心白蘿蔔」的人，方能不被淘洗掉，從而將歷史驚人地推進一步。
如果他沒有這樣的雙重身分，而是非紅即白，那麼無非是跟李春芳、郭朴一樣，與統帥人物一損俱損，政治上從此心灰意懶，以優遊田園終其一生。
他不肯對高拱落井下石，為落魄的徐大老爺講情，力助高拱清掃內閣，都是符合本心的行為，絕非為保全自己的違心之舉。
況且，以大明官場的利益糾葛，即使道德名臣，也不免有攀附強勢人物之心。
隆慶元年，廣東道御史齊康上疏彈徐階「二子多干請（幫人跑官）及家人橫里中（橫行鄉里）」之事，徐階以退為進，申請致仕，引起徐陣營的全面反彈，攻擊高拱的上疏無日無之。如果僅此，高拱還不至於全線崩潰。恰在此時，直聲滿天下的海瑞放了一發重炮，直指齊康是受高拱指使，甘當鷹犬，目的不過是期望高拱登首輔之位，自己能撈到更高的官爵。海大人詞鋒凌厲，橫掃千軍，要求皇上果斷罷斥高拱。
連時代楷模都說話了，高拱立刻陷入了道德譴責的火牛陣，難以突圍。最終，以告老回家完事。
海大人的這次講話，毫無事實根據，不過是濫用道德武器掄了一回，私心裡也可能有依附徐階強大勢力的意圖。事後，果然就有「應天巡撫」烏紗的回報。至於整治徐家少爺，那已是徐階離職一年後的事了。整治徐少爺，現在看來，不排除有洗刷、撇清的嫌疑，不然不會做得那麼絕。
然而一切已晚，高拱回閣后，成為了實際上的首輔，海瑞雖已有「反戈」之舉，但舊賬不可能一筆勾銷。三個月後，言官們剛剛對海瑞提出異議，海大人的官帽子就保不住了。整治徐少爺的事，由高拱自己接過來做了。
後來張居正秉政，終身未啟用海瑞，除了嫌他操切太過之外，對他在「反戈」中的薄情寡義無法原諒，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那麼張居正在隆慶前期，是不是光顧著固寵保位了呢？否。資料證明，在幾場大混戰中，他都在關鍵的時刻，起了關鍵的作用，有時參預得相當之深。
他的某些行為，顯然與「君子坦蕩蕩」不符，或密謀於室，或吹風於耳，都或許有之。各類史書、筆記上記載得很多，這裡也不必避諱。但從他入閣以後力圖有作為這一主線來看，在登上首輔之前的這些機巧，實算不得大罪大愆。
並且，我個人認為，正史或筆記上所說的，張居正「構陷」、「投隙」、「鉤隱」、「乘間」，十之八九可能都是子虛烏有。
下面我們來簡單梳理一下，他在「隆慶混斗」中備受人指責的幾個小動作。
先是高拱與徐階酣斗被言官圍剿時，沈德潛《萬曆野獲編》說，張居正作為徐階的門生，「為之調停其間。慫恿高避位。」意思是高拱中了張居正的招，不戰自退。
可是，高拱一走，內閣無為的狀態將無限制地拖延下去，這於張居正究竟有何好處？
我認為此事即使有，也無可非議。高拱那時被朝中當要津者和言官們集體抵制，已無轉身的可能，硬挺下去，恐怕連隆慶也將不知如何措置。如果張居正確實勸過高避開，那也是出於理性的考慮。聯繫他此前不願為徐提供攻擊高拱的炮彈，完全可以推論，勸說高拱暫避鋒芒決沒有什麼禍心，前後兩個行為的動機是一樣的——不願意見到高拱遭受更大打擊。
如果說這樣做是為了向徐階討好，那麼我以為，以張居正與徐階的親密關係，張已無須以這類行動再去拍徐的什麼馬屁。
勸高拱「走為上」，不過是張居正憑本心做了一件對朋友有利的事。
其次在徐階的離開上，王世貞《國朝獻征錄》上說，徐階被隆慶冷落、不得已上疏求歸時，「張居正不欲階久居上，且與拱有宿約」，於是就秘密告訴大太監李芳，說徐階這次是真的不想幹了，由李芳向隆慶遞話，導致徐的求去被批准。然而正史及其他筆記的上，並無此事的證據——王世貞是如何得知這些機密的？
徐階在內閣固然是壓了張居正一頭，但他走後，仍然有李春芳、陳以勤排序比張居正高，那麼驅徐的意義又何在？如果說「驅徐」是實現「迎高」的宿約，那麼這兩件事相隔一年零四個月，似乎又不太可能有這種因果關係。王世貞在這裡，恐怕又在想當然耳。
再者就是趙貞吉被高拱驅逐，在明末和現代，都有人說是張居正挑撥所致。這倒是唯一能找到一點點事實的說法。也就是這其中透露了，在趙、高之爭中，張居正的傾向非常明確。他為高拱出過主意，打過氣，都有可能。當時兩人已經處於聯手狀態，行動默契也不足為怪。
之所以張居正要擁護高拱，前面已經講過，是因為兩人治國的理念相近。而就閣內的權力來講，驅走了眾人，高拱也未見得能給張居正以更大的空間。從後來的事情發展看，張居正完全知道這個道理。
而趙、高決戰的原因，是由隆慶要整治言官而引發。沒有這個觸動雙方重大利益的事情發生，兩人也不可能激化到這個程度。趙貞吉其實是被隆慶本人逼走的。說是因張居正進讒言、挑撥離間所致，無乃欲加之罪乎？
還有更極端者，沈德潛言之鑿鑿地說：「蓋隆慶一朝，首尾六年，與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計次第見逐。」把責任全都歸到張居正一人身上。
我倒有些不明白了：張居正一個一個、沒有原則地驅逐人，難道他會感覺很好玩？
我看，張居正之所以遭非議，是因為只有他一個人未被驅逐過。這又是一個「楚人無罪，懷璧其罪」的事例。
張居正沒被驅逐的真實原因，我以為，是由於他在內閣中當時的權力資源最小。大樹徐階已經倒台。他的裕王舊人身份，在內閣也沒有什麼可依恃的，因為就連淡泊內斂的陳以勤，在裕邸的資格都比他老得多。大太監李芳本來可以做他的一個後盾，但可惜後來已經失勢。甚至在他之後入閣的殷士儋，在「中官」的背景上也足可以讓他氣短。
——這就是張居正在內閣的「末相地位」。其「末位」，不僅僅指的是入閣的順序。
這樣的一個脆弱者，對高拱或對其他人來說，實際上是一個無害者。他因此而在這個淘汰機制中僥倖被保留。
這就是莊子所說的，不材之木，方能終其天年。道理完全一樣。
高拱之所以惟獨留下了張居正，撇開別的原因不說，這應該是最深層的一個原因。當然，高拱也恰恰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這就是后話了。
隆慶一朝紛紛擾擾，張居正如履薄冰。但他還是做了一些事情。隆慶二年，徐階走了以後，內閣與朝中官員的空談之風略有減弱，張居正私心裡還是頗欣慰的。在分別給幾位朋友的信中，說了幾次「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之類的話。
如果徐階還在的話，《明史》上說他「陰重不泄」，也就是悶著。大家想干點實事，很難。後來的首輔李春芳雖然無能，但他也還寬厚，內閣多少就有了一點清爽之風。張居正那時已過不惑，年華已非常不禁老，他愁的就是，總有人「欲守故轍，騖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為之時矣」。
這是清醒者的痛苦。而盲者，就不會有看見深淵的痛苦。
人們總以為，告別了嘉靖舊時代，一切就皆圓滿，人人會自動成為君子國民。其實，新時代自有新時代的弊端。時代決不因為「新」就自動完美。舊的荒唐過去了，新的荒唐又生，人們只好又忍。張居正也痛感隆慶初政一年多過去，「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
到七月徐階一離開，八月，張居正跟著就上了一道《陳六事疏》。他要跟皇上陳述六件事。張居正在這個時候把這東西拿出來，是考慮了老師的面子，他不願在徐階在位時就表露出兩人政見不合。
這個奏摺很有名，實際是張居正的全部執政綱領。一共有六條，無不切中大明吏治的要害，是他為重振帝國開出的六條良方。也就是：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
他在萬曆年間當國十年所為，無不是按照這個既定方針辦的。奏疏把明朝的問題看得入木三分，讀起來相當之痛快。就像庖丁解牛，砉然有聲。
大明朝這頭步履蹣跚的老牛，還真是就得張居正這樣的人來捅它幾刀。
因為這個條陳是張居正後來十年新政的靈魂，所以我在這裡就逐條揀出來羅唆一下。
先說第一議「省議論」。
他說，幾年來我看見，「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先褒后貶），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這就是所謂的「政多紛更」，老是自相矛盾。若此，百姓又何所適從？
張居正指出，「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這是說新官上任時的情形。
——「漫言數事」，就是今日之「我來簡單說兩句」，這兩句，簡直就是滔滔不絕。此外一有新官上任，就不問青紅皂白撤換中層幹部，凡是前任所用，通通撤掉，或調來親朋好友，或有拍馬小人見機跟進，立刻就有官可做。庸官的套路，在哪裡都是一樣的。
張居正又指出，你看這種條陳，文辭華麗，看的人無不驚嘆，不是說他有才，就是說他能幹事，其實他小子剛到任，「地方利病，豈能盡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是聽了人家的風言風語罷了。時間一久，「簡單說兩句」說了些什麼，恐怕他自己也忘了。
張居正強調指出，要辦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現在有些人施政，一開始就沒考慮周全，聽到有人說什麼就馬上實行，沒等見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慮不定，曠日持久，難見成效。他主張，今後「欲為一事，須慎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就是考慮好了再干，干就要干到底。
張居正還特彆強調指出，皇上您應該叮囑各部院衙門，今後要領會朝廷講究務實的方針，一切彙報與報告，必須簡單扼要；是非可否，你給我明明白白說清楚。全體幹部要秉公持正，建立「誠行直道」的人際關係，以提高業務素質為要務。這樣，幹部管理才能有生氣，隊伍風氣也才能起變化。
第二議，曰「振綱紀」。
張居正說，我看近年以來，綱紀不嚴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講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律所管的，居然僅僅是微賤小民；強有力者雖然違法亂紀，可誰也拿他們沒辦法。所有的紀律，反而是只有制定紀律的中央在執行，下面的官員，則有踐踏法規之行而毫無畏懼之心。整個官場，因循守舊之風漸成，舉手之勞就能解決的事情就是辦不成。
張居正指出，在處理違紀上，人情當然可以考慮但不能徇私，法律宜嚴格但不宜猛（嚴打之類的就不必要了）。我希望皇上奮起掌握國家命運的決斷，把你的光輝照耀四方，申明法紀以嚴肅幹部作風，掌握好權力以日理萬機。
張居正還強調指出，獎懲賞罰要統一於公道，而決不能徇私；政教號令一定要有中央來決斷，而不要受那些空談影響。凡是法律應該懲罰的，雖是權貴也不能寬恕；凡是受了冤枉的，雖是卑賤平民也必須糾正。這樣，國家的體統才能正，中央才能有威嚴，下面的那些傢伙，才能有守法意識。
——張大人在這一點上，與商鞅、韓非等法家的思想有相似之處，比較相信法律嚴明的效力。所謂「法必明，令必行」（《商君書》），是他們治理不正之風的法寶。
第三議為「重詔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貫徹好。
張居正說，各衙門報上來要處理的事務，關係到各地方民情利害的，該衙門機關應考慮輕重緩急，按次序上報。中央交辦的事務，必須抓緊辦理，事情才不至於堆在一起。
張居正指出，天子的號令，就如疾風霹靂，如果風也不能動，霹靂也不能擊，那麼可能連自然的進化都要滯住了。
張居正強調指出，近來中央的命令多落實不了，抄發到各部之後，往往拖住不辦。或是簽一句「按中央精神辦」就算完事，「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行」。中央指示下來，各地方官反應遲緩，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餘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積，多數被淹沒掉了（多至沉埋）；可作證的人，一半都死掉了（半在鬼錄），事情也查不出真相來了，最後使犯法的人漏網脫逃。
張居正憤怒地問道：「國有不伸之法……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賞罰何由而當？」
張居正還特彆強調指出，部院各衙門凡大小事務，接到中央命令后，數日之內，應儘快回復。事情比較清楚的，要做一個結論，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議了。要是需要省里調查的，要嚴格立下一個期限，責令上報。部里設立登記簿，辦的時候登記，辦完后註銷。超過期限的，要按違反制度論罪。這也將作為吏部考核幹部的依據之一。這麼幹了以後，人人都會拚命盡職，事情就不會堆在一起推不動了。
——史載，大明的官僚機構，到了嘉靖、隆慶這一代，凡有文件下來，官員都會簽一個「照辦」（欽此欽遵），然後就成空文。什麼「照辦」？哪個還來理會！一年裡文件不知道有幾麻袋，辦沒辦，天知道！文件本身就是一張紙，它又沒有知覺，這事是沒人來管的。國家機構等於基本癱瘓。你看各層，都有官在位置上，也經常有一些「揖會」，傳達這呀那的，但實際工作一樣也推不動。
——人之初，性本懶吧？官員們有吃飯局、泡腳、剪綵的時間，卻沒有辦實事的工夫。
第四是「核名實」，專門講了用人標準，十分詳盡。
張居正說，臣每見朝廷用人的時候，吏部首長就要慨嘆缺乏人才。竊以為，古今人才的人數和水平應該相差不遠，皇帝使用賞罰之權驅使天下之士，什麼樣的人才得不到？而說「世無才焉」，臣不信也。問題就在於「名實之不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
也就是說，提拔上來的幹部，名不副實。選拔時沒有用心考核，選上來的並不是需要的人。於是皇帝對下的賞罰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懷有投機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形成：老牛和千里馬同拉一車，兩者都拖累得疲憊不堪；南郭先生混在樂隊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辦得成？
張居正指出，一般來說，器必試而後知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優劣，現在用人則不然，把一個人稱做人才，卻不通過實踐檢驗；任命了某人之後，卻不考核他的成績；辦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給了適當的處罰。因此，荒謬也就產生了，質樸老實的，被譏諷為無用；大言無當者，以虛張聲勢竊得名譽；超群出眾的，被說成是不合時宜；而拍馬奉承的，則以假象欺世。
有人雖有才幹，卻因為地位卑微而被忽視（一成為下屬就越看他越無能）；而才幹不怎麼樣的，因為有虛名而倍受尊重（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有那偶爾做成了一件事的，終身都能拿來吹牛；有人偶爾出了點差錯，則議論紛紛一巴掌拍死。
更成問題的是，官員往往在一個崗位任職太短，不等他干成什麼人就走了。「更調太繁，遷轉太驟」，當官的怎能有責任心？還有就是，對待幹部太過講資格，因而毀譽都不符合實際。
張居正說，臣竊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道」，沒有好的選人辦法哪裡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選，不可能挑不出適用的。臣願皇上慎重賞賜，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績，任命必須看準了人。有功於國家的，雖千金之賞、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無功於國者，就是一個笑臉也不能給他。
張居正強調指出，請皇上命令吏部，要嚴格考課之法，務求名實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滿、外官六年期滿，都不得隨便連任、濫給恩典。吏部必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原文如此）的評語，以為備案。至於官員的升降進退，一切以「功實」為準，不要被虛名所惑，不要拘泥於資格，不要太顧慮輿論，更不能摻雜個人愛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點小缺點掩蓋其大節。
在京各衙門的副職，須要量才錄用，長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職補上，不必另找（哪有那麼多的外來和尚？）。部院本系統下屬各省的官員，有熟悉規則、盡職盡責者，九年任滿，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職。級別高的可轉任本部的司級、副部，其他級別可直接調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張居正的這一議，相當重要，是他日後厲行「考成法」的藍本。專制皇權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頭痛的問題。奸滑官吏，有看臉色吃飯、奔走逢迎的，往往官運亨通；幹練下屬，有埋頭苦幹、辦事較真的，不是默默無聞，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選拔，人心不服，隊伍哪裡會有士氣？
下面來看第五議「固邦本」，何為邦本？國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會穩定與否。這一條，江陵先生說得言辭懇切，邏輯嚴密，即使我們後來者聰明無比，也不得不服——原來古人什麼都明白！
這一條，也多含有法家思想。法家，總是要講強國、講實際的，除去那些不盡情理的嚴酷，我看法家的真理還是多一些。現在常說的「以人為本」，就是管仲曾經說過的。管仲是齊國成就霸業的大功臣，他說：「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要想稱霸，大國崛起，不是多生產鋼鐵槍炮的問題，而是怎麼樣以人為本的問題。
我們來看張先生的教誨。
張居正首先指出，我聽說，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草民按，彼時之胡說，今日之真理）。《尚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時代，也有外患和盜賊，但百姓卻能安樂，豐衣足食。為什麼呢？因為邦本深厚堅固，所以無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外患內盜才會乘機而起（江陵先生的意思是說，這個因果關係不要弄反了）。安居樂業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義，過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為非作歹（危民易於為非），這是必然的（其勢然也）。
他說，去年因為是元年，國家減稅一半，結果國用不足，邊防開支又大，國庫空虛，不得已派了四個御史分道去催稅款，這雖然是權宜之計，但老百姓就受不了這種搜颳了。臣近日聽取了外官的議論，都說這事情辦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為欽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窮苦，又沒有別的渠道清理欠稅。只好將各地官庫的儲存全部調到京城來，以致各省庫藏空虛，一遇到水旱災害，眼看老百姓餓死而沒辦法救濟。這麼搞，國庫沒等充實，國家元氣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
張居正還教導我們說，臣竊以為，矯枉者必過其正。在當今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節省，恐怕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頭懇請皇上念惜民窮，多給百姓一點實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樓寬路廣場等等），沒有益處的徵收攤派，一切都應停免。您本人則應該崇尚節儉，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要小心選擇好官，讓他們善待小民。考察官員賢與不賢，要把那些律己廉潔、實心愛民的，作為「上考」，也就是稱職，儘快給予陞官。如果只會巴結上司、企圖跑官要官，而無實政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幹，也只能給予「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並押送到邊防管制，什麼時候退完了贓，什麼時候另行發落。
張居正強調指出，陛下應責令戶部反思，為什麼天天琢磨來錢的方法卻財政匱乏？其弊端何在？現在準備的新舉措，是根據什麼原則？當今風俗奢侈，官民穿華麗衣服、造豪華大宅都沒有什麼限制，加上豪強兼并土地，賦稅不公平，偷稅漏稅，恃強不納，田賦征糧偏重於小民。各衙門小金庫到底存了多少錢糧，漫無查稽，誰也不清楚。假公濟私盛行，官吏當然要滋生貪污之心。
張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種種，皆耗財病民之大者。如果能嚴厲追查那些私吞國家財產的傢伙，把他們幹掉，又何必求索於窮困之民、而消耗國家的元氣呢？
——張居正先生一點也沒有危言聳聽。明代自正統年間以來，財政情況就一蟹不如一蟹，每況愈下。《真定府志》載，成化以前，民間除了兩稅、草馬（供給邊防用）之外，不過給官家服幾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後，中央和地方兩級每年增派的稅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員級別高一點的，都盯著下面的財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鷹攫肉，必獲乃已。小民怎能不因貧困而逃走？村裡壯丁不足服勞役的數，就加派田賦。這情景怎麼得了！
史載，當時的官員考核，就是一個稅收情況如何（長吏考課，唯問錢糧），其餘公務，不過虛應故事。到了這位隆慶爺，更是專派御史到各地去「清庫」，有點錢就運回皇宮來供他玩樂。天天晚上狂游燈會，喝酒取樂，以為盛世已經千秋萬代。
真的就千秋萬代了么？燈山酒海里，人也難清醒。草莽之夜哭泣，難以越高牆。
可是張先生關於「危民易於為非」的警告，並不是在嚇唬他。皇爺，禍起蕭牆的時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靜的地方！
最後一條，第六議，講的是邊防的事。這事，也是當務之急。
就在張居正上這道疏的前一年，隆慶元年九月，秋高馬肥，俺答曾率6萬騎犯邊，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馬土蠻部落犯薊鎮，抵灤河。北京再次戒嚴，有人甚至嚇得棄官逃走。到十月敵人才退去。大明帝國又被折騰一回。
張居正是個博覽群書的人，頗知兵事，負責國防后，更是相才將才兼備，確有些詭異的天賦。他對軍餉、兵源、選將等諸多事宜都有獨到見解，這裡就不詳述了。同時他還提出了舉行「大閱」的建議。大閱，就是大閱兵。一是能夠檢驗官兵能力勇氣如何，二是可宣示遠近，讓人知道皇帝已加緊了軍備，以此煞一煞狂虜的銳氣。
從嘉靖二十八年張居正上《論時政疏》起，迄今已經19年過去。這19年，官場歷練把他造就成了一個真正的相才。當年還不過是書生論政，頗逞意氣，現在提出的這幾條，都是成熟的治國之道。
《陳六事疏》的命運，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慶好歹批了幾個字，說「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其見謀國忠懇，該院部看議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議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興奮，總還可以談論一下實事了。都御史王廷、戶部尚書馬森、兵部尚書霍冀，都有談感想的摺子上來。不過說一通，也就罷了。
張居正可能會失望，也可能會徹底明白——明朝的變革，靠的不是觀念，而是權力。一個末相，說得再多又怎樣。當然萬曆年間也有人看出來了。他這奏疏，雖然沒有毛遂自薦，但自我推銷的心機已經表露無遺（《國朝典故》）。張居正多年後回憶，說此舉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陳，誠激於時弊，不得已耳。」（《答廣西熊巡撫》）
冒昧我看倒談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為不作為，全在於有沒有激情。在位者若沒有激情，老百姓也就過悶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說皇恩浩蕩，年年卻是積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兒都謝了！連街頭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天縱英明，為什麼老看不見呢？
張居正的條陳一上，與高拱的思想不謀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個《除八弊疏》準備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氣，就壓下一直沒交。高拱的條陳，簡直就是張居正《陳六事疏》的另一版本。我想，自此他對張居正另眼相看，視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陳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當朝的心學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誣張居正為「小人」的輿論也就從此發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可是張居正白白背了這個黑鍋。
條陳在皇帝那裡幾乎沒有反響。但隆慶獨獨對「大閱」十分感興趣，他和武宗一樣，都願披戰袍、跨駿馬，裝一回大將軍。上疏第二年五月，隆慶下詔要準備秋季大閱。到九月，十多萬人馬齊集京城，京營、邊將、爵爺、錦衣衛特務輪翻操練、比試騎射。「龍旗照耀虎豹營」，一時間也是煙塵滾滾，煞有介事。
當時和後來都有人反對這次大閱，說是勞民傷財，花了二百萬（有誇張），擺個花架子；說是張居正為了討好皇帝才出的這餿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閱兵嚇住的敵人嗎？有錢還不如接濟一下邊防軍家屬。但是閱兵畢竟起了點心理作用，境內就曾一度哄傳要收復河套了，估計俺答也知道了風聲——漢家郎畢竟不是好惹的。
隆慶初年張居正的這個上疏，不過是他後來龍吟虎嘯的一聲初啼。入閣后，他這還是頭一次露鋒芒。昏昏者只見其奇談怪論，昭昭者卻能見出他志在廓清。我們明白了他的抱負之後，也就可以索解他後來與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國沉痾在身。這樣龐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國手，能給他痛哉快哉地來上一針。
天不負居正，給他送來了一時瑜亮的高拱。自隆慶三年起，一年之內，高拱趕走了內閣里擋道的腐儒，開始了史稱「高張聯立」或「高張並相」的祥和時期。
我們兄弟倆，終於可以做點事了吧？
有時人曰：「隆萬間，所稱最名相二，曰高新鄭公文襄，張江陵公文忠。兩公鍾異姿，膺殊寵，履鼎貴之位，豎震世之勛，皆大略相同。」（馬之駿《高文襄公集序》）
所言極是。
生也苦短，哪裡還能顧及什麼「謗牘盈篋」了。有異姿者，必有庸人難以認同的異行。
「當直幾番清座久，隔簾時有御香飄」。這樣的機遇，人生能有幾回？趁著東華門的紫氣祥雲冉冉飄起，哥們兒，該出手時就出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