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禁城的曙光中冉冉上升 第六章吉星照我上

歲交冬至，寒風凜冽的北京城，人心裡卻涌動著莫名的暖流。一條病龍終於升天了（龍馭上賓），冥冥中的機括忽然彈開，有些人壓抑了許久的命運，隨之急劇躍起。

在那個歲末，偌大的北京有三個人的命運，就發生了這樣的變化，讓他們本人也感到頭暈。首先一個，當然是裕王。在主持了父皇的喪儀后，他便有了一個新的身份：皇帝。因年號的關係，後人稱他為隆慶皇帝，有時也叫他「穆宗」（其實這是他死後為他定的廟號）。

他再也不是一個「小心敬畏」、「朝夕危懼」、不受父皇待見的藩王了。在此之前，他這20多歲的藩王著實令人可憐。自從進入裕邸后，嘉靖「惑於二龍不相見之說」，怕兒子剋了老爹的壽，除了年節問安，再不與他見面。骨肉父子，卻「生不得見，死不得訣」，大臣們都為他酸鼻子（《萬曆野獲編》）。

中國人都喜歡多子多孫，老嘉靖卻由於過於珍愛生命，忌諱兒孫到了畸形的程度。裕王生了兒子（就是後來的萬曆皇帝），也不敢向嘉靖報喜，甚至連小孩的名字也不敢取。

如此皇子，何如平民？

僅僅被冷落還罷了，地位又朝不保夕。他的生母已死，在皇帝身邊沒有奧援。比他小一歲的景王，其母尚在，條件比他好多了。嘉靖對景王「愛幸日異」，再加上小人為謀私利，暗地鼓動「奪嫡」，裕王怎能不日日活在恐懼之中？

當年連嚴嵩父子輩，也要來欺負，常常截留給王府的例行賞賜，有時一拖就是三年不發，裕王還得低三下四地去求嚴世蕃。

如今這一切屈辱，一掃而空。他大步走上龍庭，威加海內外。

與他相關的裕邸舊人，也通通加官。這就是一個命運中的機括，張居正就是借這個機緣在官階上得以一步三跨的。這一點，我們稍後再說。

還有一個人的命運，也是天翻地覆。他就是人們首先要想起來的——蹲在大牢里的海瑞。

老皇帝駕崩，鐵窗內的海瑞一無所知。提牢主事（監獄長）得知宮中遺詔里有「開釋言官」的說法，便知道海瑞此番要重歸大海了，前程未可限量。於是備了酒菜，與海大人共飲。

海瑞見牢頭忽然這個態度，大惑，心想今明兩天必是要押赴西市砍頭了。罷罷，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海瑞好歹沒算白來人間一場。他面不改色，喝著小酒，談笑如常。

畢竟是要上奈何橋了，海瑞忽而又有些傷感，向牢頭託付後事——老婆孩子還在家裡苦熬著呢。牢頭這才道出皇上晏駕的實情，然後哈哈大笑說：「先生不日必有大用，我這是祝賀大人要陞官呢！」未等牢頭說完，海大人竟一頭栽倒，喊了一聲「哀哉」，為那咽了氣的嘉靖哭了個死去活來，吃下去的酒飯，全吐出來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詔下，海瑞出獄復了原職。幾天後又升為大理寺丞，當法官去了。此後官職節節上升，一直當到了應天巡撫、省級幹部。此是后話。

鯁直的人，處事往往異於常人，不幹正事的老皇帝死了，合朝都振奮，你哭個什麼勁兒？這就是直臣常被人目為笑柄的原因所在。直臣的作為，無法融入一個準則很混沌的體系，因此，也就被批評為不具備可操作性。只有清譽，沒有效益。

張居正不想做只有清譽的人，他想做出效益來。歸隱林下，只是他在嚴嵩專權時期曾有的一念而已，20年的養精蓄銳，他的才具與聲望已積累到一定程度，如今箭在弦上，用不著再「病夫空切杞人憂」了。

元日一過，雄雞高啼。吉星光芒萬丈地照在他的雲錦官袍上。新春，張居正由翰林院侍讀學士升禮部右侍郎（副部長，從二品）兼翰林學士。也就是副部長兼了正式的翰林院院長（過去只是代理），晉陞為顯赫的高級幹部。這一步實在邁得驚人，年前他還只是翰林院的侍讀學士，不過一個正四品的中級官員，此次竟一下連升三級！

這是新皇帝對裕邸舊人的「佣酬」，是慣例，也是皇上的青眼有加。而且，大家且慢驚嘆，這隻不過是小小序曲，入閣才是大戲，現在不過是資格已全部具備了。

二月，吉星又增加了一個耀眼的亮度。由隆慶特批，張居正晉陞吏部左侍郎（常務副部長）兼東閣大學士，光榮入閣。同時入閣的，還有原裕邸講官陳以勤。

張居正這是把「天時、地利、人和」都佔了。

改元，是大吉大利的事，內閣按例要添新人，這是個好時機。裕邸舊人，這是誰也無話可說的好身份。新皇帝對張居正原本印象就不錯，徐階的推薦很容易奏效。此外還有一個有利因素，就是原裕邸大太監李芳現在也水漲船高了，成了司禮監掌印太監，內廷大總管，權力無邊。他在裕邸就是張居正的密友，自然也會極力推舉。

這次入閣，是不用群僚「會推」的，而由皇帝「特簡」，這是會推之外的一個選拔閣臣的方法。皇帝直接下手諭，吏部備案就是了。住院皇帝選什麼人，除了徵求首輔意見外，還可能徵求掌印大太監的意見。

「好風憑藉力」。看來，人的飆升，確實是這個道理。

張居正後來也不諱言這一點，他承認這是「因緣際會，驟步崇階」，一步登天了。原因就在於聖主念舊，師翁引薦（《答中丞洪芳洲》）。

身份的急升，他並沒有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門去」那畢竟只是貧寒文人對驟然暴發的反應。一個百病纏身的大國需要打理，同時今日內閣也不是個省事的地方，張居正此時還是惶恐的心情多一些。

不過，今日登閣，畢竟是他多年夙願，走上文淵閣的台階，胸中還是有一股豪氣——他要「竭一念縷縷之忠，期不愧名教，不負於知己耳」！

初進內閣，不知道「畫眉深淺」，張居正的忐忑不安是有道理的。論資歷、論年齡，論拜相時間，他都排在6名閣臣之最後，暫時還沒有傲視群雄的資本，只有夾起尾巴做人。

那時他給友人寫過幾封信，都流露出這種心情。比如「仆以淺薄，驟冒非份，日夕惶惶，罔知攸措（不知所措）」；又比如「仆以謭薄，獲依日月之末光，猥從末階，驟儕三事」等等，都是如履薄冰的樣子。

但《明史》張居正本傳卻有完全不同的記載，上面說，當時徐階以宿老身份居首輔位置，與次輔李春芳皆能「折節禮士」，對同僚彬彬有禮。而張居正是最後入閣的，卻獨獨有一副宰相的樣子，「倨見九卿，無所延納」。人比較沉默，但每說一句話，就一語中的，鬧得人極為怕他，對他的敬畏重於其他各相。

什麼叫「倨見九卿，無所延納」？

「倨見九卿」，就是對待九卿態度很傲慢。九卿那可是不得了，全都是正部級的高官，叫做「堂官」，包括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和通政司使（皇帝的秘書長）。而「無所延納」，是不拉幫結派的意思。不拉幫結派，是有可能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在隆慶內閣的混戰中，一直是沒有清晰陣線的。但初入閣就倨見九卿，這怎麼可能？

據朱東潤先生講，《明史》的這個說法，完全來自王世貞的《張居正傳》，王說張居正雖然最後拜相，但自稱宰相應有宰相的尊嚴，所以倨見九卿。

朱先生說，這是亂說。張居正入閣之初，吏部尚書楊博、戶部尚書葛守禮官都比他大，能力和官聲都相當不錯，居正要是「倨見」的話，人家也不可能買賬。這兩人，都是張居正平時比較敬畏的大佬，資歷就在那裡擺著，張居正一日躥升，就敢慢待人家，是決不可能的。

朱先生還舉了日後發生的一件事為例，說後來萬曆即位的時候，張居正當國（做首輔），啟用陸樹聲為禮部尚書。陸是嘉靖二十年進士，比張居正早兩科（早六年），張居正見陸，用的是後輩見先輩禮。一次，老陸到內閣拜訪張居正，見待客的座位放得太偏，這禮部首長就是不肯落座（因為不合乎禮）。張居正連忙改正了座次，老傢伙才坐下來。此事也見出張居正是個知道深淺的人物。我以為朱東潤先生說得有道理。

張居正入閣后不久，就擔任了《世宗實錄》總裁（總編輯），為死掉的嘉靖寫編年史，這又是隆慶皇帝的特別看重。

到了四月，春暖花開，面向龍椅，吉星又一次爆發出強光。隆慶皇帝以重校「永樂大典成」的功勞，升張居正為禮部尚書（正二品），兼英武殿大學士。正二品的官兒，已經趕上當年賞識他的那個顧磷大人了，可以挎著犀帶而招搖過市。

然而勢頭還沒有停止。到隆慶二年正月，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這已是從一品的虛銜了！

噹噹噹噹！

張居正真的是吉星高照，額頭放光了！從一個以前的從五品侍講，僅一年多的時間，就頂上了從一品的榮銜，這是連升八級。就連為他寫明史本傳的人，在寫到他的遷升之速時，也禁不住用了驚嘆的筆調——「去學士五品僅歲余」！

且驚且嘆。可以想象得出，執筆人在燭光下使勁拍桌子的那種樣子。

令人驚奇的還有呢，按照明代的官制，大學士這一職務的品級是有彈性的。它本身的官階僅有正五品，不高。但如果兼任了尚書、侍郎，則品秩可加得很高，從武宗時期起固定加官為正一品。也就是說，張居正的入閣，是以侍郎兼大學士的，官階是正一品！「從五品」——「正一品」，這是整整升了九級！

在中國近代的戲文中，「連升三級」，基本就是個理想化的概念，甚至帶有荒誕意味，但在張居正的身上，荒誕變成了無法搖撼的事實。

當然，這僅是金光閃閃的一面。

我們再來看另一面。自嘉靖年間起，內閣地位空前提高，六部尚書完全淪為內閣的屬吏，事事須向閣臣請示，內閣成了一塊香餑餑。而在內閣的內部，也分出了首輔、次輔、群輔三個檔次，首輔的權力遠高過其他人，諸閣臣只能望其項背。

這樣失衡的權力設置，相差如此懸殊的政治地位，必然引得很多人去爭首輔之位。因此閣臣之間「內相猜若水火」的事，就接二連三地發生。有人說，嘉靖以來的首輔，莫不是依靠傾軋排擠得來的，這完全是事實。政壇老將張璁就曾哀嘆：「從來內閣之臣，鮮有能善終者。」（《明神宗實錄》）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玩火者的終局是自焚——沒有人能笑到最後。

所以，入閣實際是一場懸崖之舞，很少有人不失手的。

最可怕的是，皇帝對於內閣的授權或放權，是沒有法律界定的，全憑一己的好惡。皇帝對於輔臣的評價，也是非理性的居多，有如小家千金豢養寵物。大臣地位甚至不如寵物，錦衣衛、東廠（秘密警察）就是對付大臣的。輔臣的言行，甚至輔臣家中僕人的舉動，都在被監視之中。高官之途，就是一條鋼絲繩，「盪呀么盪悠悠」，險象環生。

一旦帝眷衰退，或者什麼言論觸了「逆鱗」（觸犯了皇帝的脾氣），那就會失權、丟位、甚至掉腦袋。如夏言、嚴嵩那樣的行政高手，也都在所不免。

所以入閣就是一場賭博，是皇帝拿著殽子，讓大臣下注，輸贏是皇帝說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在職的輝煌和失位的倉皇，構成了一個最有吸引力的賭局。不斷有人甘願飛蛾撲火。

這就是人性。

這就是「權力尊嚴」的魅力。為看到屬官的諂媚，為看到賄金源源不斷，人們只迷醉於這隻夜光杯美酒蕩漾的時候，不大考慮它被粉碎的時候。

張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這種高處不勝寒的地方。

他考慮到後果沒有？他預測過前景沒有？他究竟有多少勝算？客觀地說，他有過考慮，但不可能清晰地預見到來日的禍福。

他的選擇，是一往無前。因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學，與他的老師大不相同。徐階崇拜的是「陸（象山）王（陽明）心學」，認為凡事「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心之本體即是天理」，主張「致良知」。

什麼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幾年我們這裡流行的「人文關懷」吧？反正是求諸個人道德凈化，遇事可以權變，不要固執，不能硬來。治國，講究一個靜，一個平衡，維持現狀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號，就是這麼來的。

而張居正不同。他是講究「實學」的，痛恨「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馬楊二山》）。他說，現在的迂闊虛談之士，動不動就拿宋末的亂政來影射現在，然而都是別人嚼過的糟粕，無助於實用。

儘管他在徐階影響下，曾深受陽明心學熏染，又與陽明後學多有私交。但他觀察「心學」的擁護者卻別有眼光。

他說，我也曾經周旋於他們之間，聽其議論。然而發現他們的真實目的，就是沽名釣譽，為爬上去找個捷徑罷了。他們所說的人文主義（「道德之說」），就是佛祖所說的「蝦蟆禪」，以「趨異」為能事，專門濫用新名詞。其實王學末流，已顯出空疏之弊。

他說，近時的學者，皆不務實，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辭概念上下功夫，講的虛無縹緲，都是大而無當的東西。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邏輯——「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說起來都有主張，但如何實行，無人感興趣。

張居正本人，卻是要「治平天下」的，一貫研習的，則是經世之學。何謂「經世」？也許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飭軍政」。為了富國強兵，就要「尊主權」、「振紀綱』」。要使人們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剛進內閣的時候，他就想做一二件實事。有人對他失望，議論說：「我以為張公掌了權，能行帝王之道，然而看他的言行，不過富國強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張居正聽說后，一笑：「您過譽了！我怎麼能有本事富國強兵？」他說，孔子、舜帝、周公，開口說的都是「足食足兵」這兩件事，他們的理念就是所謂帝王之道了吧，他們又何嘗不想富國強兵！

他自稱所本的是：「仆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為功，以崇尚本質為行，以遵守成憲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草民慨嘆：這樣的人物，當今已是很罕見了。人人都無所崇仰，唯一己之利是圖，幸福也就愈加渺茫矣。）

張居正在很早就形成了這樣的一套「實學」理念，而且準備把它付諸實踐。他在內閣中，有時也痛感「人事不齊，世局屢變」，導致匡濟之業宏圖難就，但他並不畏懼失敗。他曾在一封寫給徐階的信中說，如果萬一失敗，那麼就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許國、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

「敢於任事，不避毀譽」，這就是張居正。其勇氣的來源，就在於他的理念。

不是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嗎？心懷天下與蒼生，這就是張居正的鴻鵠之志！

內閣里掀起一場車輪混戰

與張居正踏上內閣紅地毯幾乎同時，隆慶初年的內閣陡起一場風潮，水火相剋，很像一場擂台賽。結果是，不斷有人滾下台去。

導火索當然是《嘉靖遺詔》。前此，徐階與高拱的矛盾，還是在內心裡暗較勁兒，《遺詔》一出，火就壓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斥在密議起草之外，「惘惘若失」，自然大為不忿。

看似老實的郭朴，竟然跳起來罵：「徐公誹謗先帝，可斬也！」高拱也是恨恨的。

這兩位是河南老鄉，郭朴死心踏地願意跟高拱走。

在《遺詔》正式下達之前，徐階曾把草稿給高拱過目。高拱看了，認為語氣太過。之後他與郭撲對桌而坐，說：「先帝是英主，在位45年，乾的不全是壞事吧。當今皇上是他的親兒子，30歲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過昭示天下，不是寒磣先帝呢么？那齋醮的事，是誰在幫著干？那大興土木的事情，還不都是他父子在籌劃，這都成了先帝的罪？裝模作樣地附和於身前，人一死就罵，我不忍也！」說完，與郭朴相對落淚。

這話當然有點矯情，嘉靖的胡鬧，徐階當初的無奈，高拱怎能不清楚？他這樣說，主要是對徐大老爺有怨氣，借題發揮罷了。這話傳了開去，不少人側目而視——這人怎麼這樣？其實，矯情的言語，我們現在也還在天天在說，不能苛求古人。不過高拱確實是有些心胸不寬，否則，內閣的戰火點不起來。

徐、高的恩怨，早在張居正入閣之前，就播下了種子。事起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告的一個惡狀。

還是在前一年的11月，嘉靖病得快不行的時候，胡應嘉上疏告高拱，說高拱把家安在西安門外，半夜不在西苑直廬值班，偷跑回去跟老婆親熱，根本沒有克己奉公的好思想。這個事倒是有，原來高拱五十多歲了，尚無兒子，頻頻往家跑是為了延續香火，沒別的意思，本也是情有可原。這事徐階也知道，一笑了之。

僅這一件事問題還不大，可怕的是胡應嘉告的第二件事，他說，皇上身體「稍違和」（拍馬！實際是病大發了），大小臣工都籲天祈禱，盼望皇上早日恢復健康，高閣老卻把值班室的辦公用具往外搬，是何居心？

這一箭來得毒！暗含之意是：高閣老是否在準備應變，一心以為皇上要死了，用不著在西苑值班了？

幸虧嘉靖已經病得不省人事了，此疏壓下，沒有引起風波。隆慶登位后，高拱上疏做了辯解，新皇帝認為這告狀奏疏純粹是扯蛋，自己的老師我還不了解么，怎會如此不堪，便讓內閣議議，要把胡應嘉削職為民。高拱和郭朴當然同意，徐階則主張從輕。高拱便認定了是徐階在幕後指使，要「深文殺我」（羅織罪名殺我），從此把兩人恨之入骨。

徐階很鬱悶（這麼坑害人也確實不大像他的風格）。偏巧這胡應嘉又是徐階的同鄉，這就更說不清了。

胡應嘉當的這個「都給事中」，官名挺怪，「給事中」意思是「在內廷服務的」，「都」是「最大的」之意，相當於六科中某一科的「科長」。明代對應著「六部」，有「六科」，對部里起監察作用，並直接對皇帝負責。明代制度，凡以皇帝名義發出的旨意，給事中要對之進行複核，如有不妥之處，可以封還奏報（打回去）。全國各地上報給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據分工抄報各部，並提出駁正意見。

六科之官權力極大。皇上交派各衙門口辦理的事情，由他們每五天督辦一次。倘或有拖緩不辦者，由他們向皇上報告。都給事中官階只有正七品，給事中是從七品。雖然是芝麻小官兒，但不容小視，因為他們對大臣有直接彈劾的權力，對皇帝也有批評的權利。

六科給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都是負責紀檢工作的，統稱為「言官」，看見什麼不對就可以說，而且這意見由皇帝批示了以後，很快就公告滿朝文武，形成巨大的輿論監督壓力。皇帝就是通過這個機制，來限制大臣少幹壞事的，同時有這麼一幫多嘴的人，也可以提醒皇帝自己別犯錯誤。但言官們說得對不對，一般由皇帝來裁決——「說你錯、不錯也錯」，千古定律。

大臣們是比較畏懼言官的，惹他們不起，都千方百計搞好與「言路」的關係。高拱是個倔脾氣，主張對言官也應該監督考察，因此惹了一大片，與言官們的關係不怎麼樣。而徐階，則考慮到言官們幾十年來被嘉靖打壓苦了，新政之初，應該愛護言官，造成新氣象。他的這個態度，深得人心，所以基本能左右言官的傾向。

這個「言官」的機制我看挺好，起碼比媒體的監督有力量。但言官也容易因考慮私利，受人指使或者拉幫結派，無端就掀起政潮。

胡應嘉一敗，果然就有打抱不平的。高拱居然敢主張把一個言官削職為民，這還了得。言官們群情洶洶。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跳出來，上疏指責高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將來必為國巨蠹」，話說得很難聽了。此後又有言官紛紛上疏，乾脆就說高拱不具備「宰輔器」了。矛盾最後交到了徐階這裡，他建議將胡應嘉貶到福建建寧當個推官（縣法院院長）。總算擺平了事情。

剛剛告一段落，不料隆慶元年一月，戰端陡地又起，這下鬧大了，後果為雙方所始料不及。胡應嘉前次被貶后，很快因為幾句話的建議受到隆慶的賞識，得以起複，又牛起來了，但馬上又因辦事違規被皇帝斥責。徐階讓當天輪值的郭朴執筆，他口述，票擬一個處分意見（代皇帝寫個處分意見）。郭朴當即拿起筆說：「這個胡，是個小臣，皇上剛即位他就敢越法，罷了他的官得了！」

徐階知道這是高拱的意思，要報一箭之仇，便拿眼睛掃了掃高拱，見高拱在一旁「已怒目攘臂」——瞪起眼珠挽起袖子，要一觸即發了。徐階便不再說話，任他們去寫。而後，他與李春芳等聯名寫了個奏疏，表示應留下胡應嘉，以利廣開言路。

徐階在寫這個奏疏時，高拱故意不說什麼，用目光示意郭朴，郭朴便上前與徐階爭辯，雙方火氣很大，「幾失色」，差點兒翻了臉。

王世貞後來在《嘉靖以來首輔傳》中對這段衝突的描寫，活靈活現，似乎他就在現場一般。想想，五、六十歲的閣老們在辦公室為一個七品官的任免，幾乎動起手來，那也是很有趣的。

此時兩派策略，頗為不同。高拱對胡應嘉事件的態度很不圓滑。因為曾有前隙，在處理胡時，如果是有經驗的老官僚，一般就應該迴避了——省得背個報復的名。但高拱卻任著性子來，激怒了眾言官，惹火燒身。

而徐階則退居二線，一言不發。私底下默許或者鼓動言官萬炮齊發（草民我以為，他一定是進行過幕後策劃的，否則言官的攻勢不會如此有路數）。後來的史家談遷評論說，新皇帝剛上台，如果把言官處分得太狠，怎麼能避免人們在將來議論他？所以皇帝不可能支持高拱。徐階誘使高拱走進與言官大戰這個泥潭，「誠智老而滑矣」！（《國榷》）

徐階以言官打前鋒的策略大獲全勝，高拱百口莫辯。當他意識到自己上了套時，已為時過晚，相當被動了。於是大罵徐階：你結好言路就是為了驅逐我高某！

徐階馬上稱病請假，四次上疏請求退休（那我退還不行嗎？）。棋路到此，已經相當精彩。

高拱確實是太直了。他想不到，當年徐階鬥倒嚴嵩，為眾官撥雲見日，大家能不感恩戴德？不僅如此，現在朝中的大小官員，徐階在當首輔的6年中，又不知結交或扶植了凡幾！這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高拱現在公然與徐階對決，觸犯的就不僅僅是言官了。

在他這一方面，也有為他說話的。高拱的一個門生、御史齊康，氣不過，拔劍而起，殺入了群毆陣中，向徐階一陣亂砍（勇氣可嘉）。

這下，更加激怒了眾官。一時之間，九卿大臣（所有的部長及最高法院院長、複審法院院長）、南北科道（北京和南京的監察系統）一起爆發，交章論奏，彈劾高拱，斥其為「大兇惡」。光祿寺丞（宮廷餐飲司的處長）何以尚，甚至要請尚方寶劍以誅高拱！這人是廣西人，和海瑞是至交，兩人經常喝著小酒談論政事。海瑞被關押，他也受到牽連蹲了大獄，是和海瑞一起被平反的，其感念徐階，自不必言。

在這一階段，史載「言路論拱者無虛日」（《明史·高拱傳》），先後28道奏疏排山倒海壓過來。估計隆慶皇帝腦袋都大了。

群情激憤到這個程度，高拱根本就沒法兒再幹了，只得稱病求退。隆慶十分眷戀他的這位老師，但見輿論如此沸騰，只得准了。

隆慶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還有一個郭朴。言官們窮追不放。九月，郭朴被逼不過，也自請退休了。

徐階大老爺牛刀小試，凱歌以還！

但是，時論對此也有非議。稍晚後有人評論說，高拱是個清廉耿直的人，家裡清貧得跟寒士一樣。言官們這麼攻擊，是太過了（支大綸語）。

徐階這一仗玩得漂亮——前鋒搦戰，誘敵深入，全面包抄，只犧牲了一個不成器的胡應嘉，就打得高拱全軍覆沒。然而，當徐大老爺捻須微笑時，他沒有想到，隆慶皇帝雖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並不是個白痴。

一個顧命大臣，在新君面前顯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連皇帝也無法左右，那麼皇帝該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們只顧彈冠相慶，大概無不以為10年以內，朝局已堅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這樣，他們很快就會看到。

混戰之間，我們卻沒有看到張居正的影子。他沒有聲音。入閣之前，他僅為一個正五品的侍讀學士，閣老們打架，輪不著他參與。況且，他與兩邊，關係都非同尋常，因此所抱的態度是堅不介入。

入閣以後，情況有些微妙。一面是恩師提拔，難以報答於萬一。另一面，與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澤之誼，即我們今天單位里所說的「手足情，同志愛」。因而只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沒態度。本身已是閣員了，對雙方的執政理念，總要有個傾向，否則不是成了藏頭露尾的小人了？

兩方面的作派確實大有不同。高拱是個認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個「實事求是」的典範。而徐階用政，則多從策略考慮，講究以行政上沿襲的手法婉轉達到目的。有時顧慮過多，就不惜放棄原則。

這裡僅舉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議說，某即將被罷官的高官素有聲望，不應該擬去職。而徐階內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幹掉的，就提出：那麼我們就請皇帝「上裁」吧。高拱斷然反對，說：「這個頭兒不能開！先帝是因為在位多年，通達國體，所以過去常請他『上裁』。而當今皇上剛即位，哪裡知道一幫下屬哪個賢哪個不賢？讓他上裁，要麼難以決斷，要麼就是交給別人去辦了（指太監）。如此，天下大事去矣！」

此話真是忠直得可愛。張居正素來欣賞這種「實學」精神，對雙方的行政理路，他內心實際是有所褒貶的。

在風潮之中，張居正見言官挾輿論以自重，氣焰囂張，甚不以為然。對徐老師使用權術，以輿論醜化政敵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與高拱，畢竟還有很深的情誼，於是「見其狀，不平，往請於徐階，不聽。」他在徐老師那裡，是為高拱求過情的。

老師不肯收手，作為學生，又不能起而反對老師，張居正只能獨善其身。一日，徐階向他就政爭中的某事徵詢意見。張居正說：「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見，明日就成了中傷他人的材料。」老師啊，打死我也不能說。（《國榷》）

這位時年43歲的內閣「末臣」，彼時政治品質還絲毫未被權力腐蝕，應該說，是相當光明磊落的。

對老師，只能是這樣了。但對言官的囂張無度，他這回既然領教了，心裡就已經有數——來日方長吧。

塵埃落定。張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氣，總算是兩邊都未得罪。既未負師恩，也未負「同志之愛」。

可是，這口氣還沒有喘多久，朝局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大佬徐階，搖搖欲墜了！

幾乎是高拱前腳走，後腳，徐階就面臨著失寵的尷尬。隆慶皇帝與徐階的關係驟然緊張。

雖然徐大老爺在「嘉隆轉軌」中功勞甚大，朝官一片擁護，新皇帝也是認賬的。但徐階忽略了他與「中官」（太監）的關係，同時與隆慶之間的君臣位置也沒擺好。事情就麻煩了。

隆慶這個人，也是個甚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這裡說說。

他在做藩王的時候，位置不穩，所以人倒還老實。可能是由於壓抑太久，反彈得就很厲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來了。用三句話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貪財。樣樣都到了極端的程度。

理政方面，後世史官給他的評語是「端拱寡營」（《明史·穆宗本紀》）。什麼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營」，什麼也不做。朝會時見大臣，一言不發。一連三、四年都是如此，簡直匪夷所思，連朝臣都感到忍無可忍，上疏批評道：「豈無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說句話呀！

那時候，朝鮮國派來晉見的使臣趙憲在《朝天日記》中記載道：「隆慶視朝的時候，東張西望，沒個樣子。且發言甚少，都是太監在傳呼。」大使先生的這個描寫，頗為傳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懶得去參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參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鮮使臣說，隆慶即或是偶爾參加，也極不耐煩。儀式剛完，就令把宮門大開，他拉過一匹快馬，騎上就飛馳進宮。扈從的諸臣，屁滾尿流，攆也攆不上。

政事上不上心，女色上卻孜孜以求。即位之初，還服著重孝呢，就「日為娛樂，游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充斥」（《明穆宗實錄》）。其醜態，宮內外都傳遍了。

剛一當上皇帝，他就下詔增選宮女。吳媽、小尼姑什麼的，多多益善。禮部尚書高儀上疏力阻，說，現在宮裡邊還積壓著宮女好幾千呢，您還是開恩，把她們放歸鄉里為好，就別再濫收了。隆慶的批示反應極快，聖旨第二天就下來了，幾個字：「宮女不多罷！」高部長當場沒暈死！

皇帝好色，民間就恐慌。隆慶二年初春，江南一帶謠傳要選宮女，引發「拉郎配」的狂潮，「女子十二三以上，婚嫁殆盡」（葉權《信博篇》）。誰也不願意讓自己的女兒一輩子「幽在深宮」，成個「白頭宮女」。就連官宦人家也穩不住了，紛紛嫁女。女婿一時極為緊俏，在街上隨便拉到一個，問問是光棍就行。大街之上花轎相連，貧家女子因漲價租不起轎子，就徒步上門入洞房。那時，窮漢娶到富家女易如反掌，不過，野史筆記上說，這樣「婚姻往往不諧」。

一開始，地方督撫也不辨真假。後來弄明白了，官家就趕緊闢謠。但「官愈禁愈為實」。官方發言沒有公信力，你越闢謠，老百姓越相信是真的。一直持續到次年春天才平息下去。

隆慶在貪財上也可稱為一絕。他不經過內閣，直接派太監向各部索要金銀。各部不足，就下令停發工資，把國庫（太倉）的銀子也調進宮來，並急如星火向下攤派，致使南方几省數年內加徵稅款幾百萬兩。

左右太監又攛掇隆慶搜羅珍寶，下詔讓各地大量採買。「買珠買玉，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基層幹部叫苦不迭。甚至有的地方官員懷疑，這聖旨是不是假的呀？（《明通鑒》）

朱家的皇帝，換了一個，仍然是很有特色的嘛。

當然，這個皇帝也有他的優點，那就是在政治上很寬厚，或者說怠惰。他的習慣，是完全放權給閣臣去操作。

對於這個特點，後代治史者有不同的評價。朱東潤先生在《張居正大傳》里認為：「不幸他連駕馭大臣的威柄，也一齊放手，因此穆宗（即隆慶皇帝）一朝，內閣裡面只看到不斷的混亂。」朱先生為此感到痛惜。

而專治明清史的韋慶遠先生，在其七十高齡之年寫出的巨著《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中則認為：「這樣一個庸懦的皇帝，客觀上亦為徐、高、張得行其策，得遂其謀划提供了條件。」

前輩見仁見智，我是贊同後者的。

固然隆慶內閣的混斗，耗去了明朝當時最精英分子的一些精力，耽誤了明朝又快又好發展，但這個時間不很長。自隆慶三年以後，秩序便穩了下來。因為「混斗」也是一種特殊的淘汰機制，「混斗」選擇了最適合領導明朝前進的精英。

此外，隆慶皇帝決不是有人懷疑的那樣，是個智障病人。他在選擇肱股輔臣時，不管是出於直覺還是理性，最終選的還是很准。

可以慶幸的是，隆慶的老師是耿直而想有所作為的高拱。由於歷史的因緣，隆慶皇帝無比信任這位老師。高拱在隆慶後期所做的一切，恰恰為張居正的大展身手鋪好了路。張居正的改革，實際是從隆慶年間就已經發端的，在其後，以張先生為品牌的十年「萬曆新政」，並不是沒有來由就橫空出世、天降狂飆的。

大國，就是大國。它永遠會適時產生出與之相稱的「人中蛟龍」！

徐階，並不是這樣一條「蛟龍」。

他固然已升到了一人之下的高位，但在專制的官員體系中，爬到高位而掌控了國家權柄的，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很可能，那僅僅是一個權術高手，甚至就是個庸常官僚。

國家的經濟、民生、兵備如何統籌？體制痼疾源於何處？如何拔除腐敗以起衰振惰？一個政治家是要會下這盤棋的。

而行政官僚，卻只懂得人際關係這一步棋。如何固寵和如何安插親信，乃是他們的全部本領。

大國如果由這樣的超級官僚來領導，其結果必然是超級穩定。像明朝這樣一個版圖超大而兵備疲弱、人口眾多而榨取過甚的大國，穩定就意味著正在沒落下去。

歷史不想等待，它馬上就要請徐大相國出局了，用的是非常突兀而奇詭的方式。

徐階太熱心了，也太大意了。他以為，以其撥亂反正的功勞，新君能容忍他一反往日的曲從，不斷對皇帝指手畫腳（這是為你好啊）。可隆慶並不這麼想，江山是我家的江山，做臣子的吃的是我家的飯，老說我不愛聽的，煩不煩？

自高拱被「拱」走了以後，徐階更加看重言官的作用。當他發現，新君的身邊竟然漸漸聚攏了一群瞎胡鬧的太監時，他又故伎重演了。在朝中，不斷公開支持言官，諫阻太監操控京城「團營」、在宮內校場操練軍士等等荒唐事。這，自然惹惱了「中官」。

這些太監，可不要小瞧。在大人物身邊，總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得寵。也許，皇帝對能幹的大臣潛意識裡就有些嫉妒：我貴為天子，為何才幹不如你？好，就算我才幹不如你，但我可以讓你難受。皇帝對太監，心裡就沒有什麼芥蒂——你們他娘的下半身都沒了，我還嫉妒什麼？因此，皇帝總是在折辱大臣，而極少折辱太監。當然，大部分以吃拍馬飯為生的太監，輕易也不會惹惱皇帝。

徐階這一來得罪的是整個「中官」群體。老東西還管到宮裡來了！耳邊風當然就吹得緊了：皇上，這老傢伙為什麼不讓我們過幸福生活呢？

皇上的臉色極不好看，幾次批示近乎呵斥。徐階只好「乞休」。

休就休吧，隆慶也來了拗勁兒，只給了老相國回家可以乘坐驛車（公家郵車）的待遇，其餘的，沒有了。經過李春芳的說情，才勉強給了退休金和獎狀。

什麼「先朝元輔，國之大老」？大臣就是我皇家的狗，太監才是我哥們兒！

隆慶二年七月，徐階17年的大學士、7年的首輔生涯，就這麼結束了，距離他「完勝」高拱僅有一年多。而且，這一去就再也沒有返回政壇。這裡面，不能排除隆慶是在為他的老師高拱出氣。

臨走時，徐老爺子把朝政大事和家裡的事，都託付給了張居正——這是他布置下的最後一道防線。

國家的事，其實不用說了。退休了，跟你還有什麼關係？大佬習慣了操心，一時還改不過來。倒是他的三個兒子，應該讓他擔心。徐老雖然是個講「心學」的君子，但兒子們卻是鄉里的一霸，強佔民田，為非作歹，鄉民對其恨之入骨。

老子高唱「孔孟」，兒子狂刮民財，明朝的好處真是都讓他們占完了。徐階一退，會不會有人追究這仨小子，徐階沒底，只能拜託張居正好生留意。

徐階這次，是被「中官」坑了。張居正對此事的心情比較複雜。一則，本應該出頭為老師講兩句話，但他估計了形勢之後，覺得這麼做無益，只能把自己也搭上。二來，老師如果繼續幹下去，朝局還是溫吞水，他張居正天大的雄心壯志，也只能在老師的「心學」影子底下，不得伸展。所以他沒有說話。幾年後，他在寫給徐階的信中，略表示了懺悔，說自己懦弱。這是虛套，還是實話，真是不大好分辨。

最重要的是，張居正因此看到了「中官」的力量。他決不能重蹈覆轍，對那些沒有下半身的，今後一定要拉攏好。除非是皇帝換了腦子。

內閣在這之後，論資排輩，由李春芳頂上，為首輔。李春芳這個「狀元」首輔，是個庸才，一級一級升上來的。又信奉「心學」，一味以靜制動，根本不知道怎麼做最高行政官。張居正對李同學的這種無能，幾乎是公開蔑視。

徐階走後，李春芳心理壓力極大，曾嘆息說：「連徐公都退了，我也長不了吧！」張居正說：「那不正好？可以保全你的名聲。」李春芳目瞪口呆。據說，為此事曾經三次上疏求退。

另一個大員，陳以勤，人還不錯。淡泊，低調，但同時也就沒有很大的氣魄。他們做人都是好人，做官都還欠點執政理念。張居正呢，位列末相，還輪不到他過多表現。於是，內閣有點兒撐不起架子來。

隆慶在在這時，便又調了個禮部尚書趙貞吉入閣。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四川內江人，是嘉靖十四年的進士。也是一位「心學」門徒。他可是有個性，敢想敢幹，然而卻是個向後看的人，動不動要人家「守祖法」。因為自己的科場輩份高，不免就氣盛，並不把張居正等小輩放在眼裡。在辦公室，直呼張居正為「張子」（你去給我倒點水來），並且當面說張的學問不過是「淺學」。

這個趙貞吉，人際關係的學問實在是太差，與各部官員都有些抵觸。

張居正當然感到很不舒服。

據說，他在這個時候想起了高拱。《明史·張居正傳》上說，因為張居正受了趙貞吉的氣，就去找司禮監掌印太監（太監頭子）李芳，策劃讓高拱回來，「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

高拱果然就是在這個時候回來的。難道張居正真的參與了人事更替？

這是誰也鬧不清楚的千古之謎了。

朱東潤先生卻不信，他考證，那時李芳因為得罪了隆慶，正蹲在監獄里等候判決呢，不可能再推薦閣臣。再者，李春芳又能礙著張居正什麼事？張居正如果想引進高拱來抵制趙貞吉的話，無異是「引虎拒狼」，他不會那麼笨的。

草民我認為，這事情極有可能。朱先生還是沒有吃透張居正啊！

張居正當時在班子里，是負責國防事務的，誰說秀才不知兵？張居正就是一個。他在翰林院里沒白白研究山川險要，深諳地緣政治和邊防戰略。這在他以後的施政手段上可以看得出來。

在邊防上，與俺答的或戰或和，其實與整個國策的特色有關係。是隱忍韜晦，還是示敵以強，都要與國策吻合，才能做得下去。

而眼下這個班子的構成，不大像能讓張居正施展拳腳的樣子。李春芳是靠寫青詞得寵的，「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6次陞官，全是皇上一手提拔（《明史·李春芳傳》）。入閣后，唯徐階馬首是瞻；徐階走後，推行「沒有徐階的徐階政策」，主張休生養息、「優柔寬政」。他雖沒有主見，但畢竟是首輔，你總不能越過首輔去改變國策。

這不是絆腳石是什麼？

陳以勤，說來還是張居正的「房師」。也就是說，張居正是陳的「門生」。這是個什麼關係？即張居正考進士那年，「經科」考的是《禮記》，由陳以勤批卷子。在過去，這層關係可不得了，是做官的一個重要關係網。所謂「門生故舊滿天下」，就是指這個。

這層關係，又死死壓住了張居正，意見不一致也不能太冒犯房師，總要有所顧忌。再說，陳以勤與高拱一樣，是隆慶多年的老師，當年頂住嚴嵩的壓力，對裕王的皇儲位置「羽翼有功」（《明史·陳以勤傳》），離權力中心比張居正要近得多。張也不可能搖撼他。

這兩個人，主張「祖宗立業、子孫承之」，「苟非至於大壞，固未易變更也」。視勵精圖治為「躁競」，視革除陋習為「紊亂成法」，你還好意思越雷池一步嗎？

明朝的發展，其實已經很成問題了，積弊如山，財力枯竭，外敵窺伺，哪裡還容得你休生養息？再不振作，再不根除頑疾，就沒有時間了。什麼「寬政」？無非是放縱貪官污吏；什麼「和揖中外」？不就是挨打了也忍氣吞聲！

國人啊，「漸已醒」了嗎？

再說這個趙貞吉，他倒是一條漢子。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襲北京那時候，嚴嵩、丁汝夔按兵不動，敵勢鋪天蓋地。嘉靖問計於廷臣，久久無人一語。趙貞吉卻力排眾議，堅決反對議和，並請命上前線勞軍。嘉靖一見，心情大振，立刻升了他的官，讓他奉旨前去「宣諭諸軍」。

史載：「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嚴的乾兒子）至，貞吉復叱之。」這個細節，在當時也真是大快人心（《明史·趙貞吉傳》）。

嚴嵩當然為之惱怒，在票擬時故意不寫授予督戰權，讓趙貞吉到前線一個兵也調不動。當時京城附近敵騎充斥，趙貞吉居然敢一個小卒也不帶，單騎出城，馳入軍營。持節宣慰諸路勤王軍，諸軍無不感動泣下，願意殺敵報國。「北虜」聽說之後，有所收斂，稍微後撤。趙貞吉大名一時傳遍天下。

功臣往往都是白乾。敵人退後，嚴嵩立馬構陷趙貞吉。結果，趙老夫子被打了一頓屁股（廷杖），貶到廣西去當了典史（明代的縣看守所所長不乏名臣啊）。

這樣一個人，名氣大，輩份高（比陳以勤早兩科，比張居正早四科），所以敢於指陳各部、科道失職違紀的貓膩，人得罪光了都不怕。他為官40年，一點兒不懂官場潛規則。書生本色，不給人一點兒面子。

張居正受他的氣大了。每每議論話題，老趙總是朝小張子揮揮手：「這不是你們小輩所能理解的。」一談到經史、玄禪，就笑問張居正：「怎麼樣，深奧吧？你們光知道韓、柳文（韓愈、柳宗元文章）！」

張居正，能不鬱悶乎？

四位閣臣，莫衷一是，這還怎麼干？

他一個人，拿這三個人根本沒奈何。雖然張居正也當過裕邸的講官，與當今皇上有一點兒淵源，但權力資源還差得遠。怎麼才能讓這兩個沒用的離開茅坑，讓那個不懂事的閉住嘴？怎麼才能讓自己離權力中心更近一點，能有個搭檔聯手做事？

他不會不想到「相期以相業」的高拱。徐相已遠走，在朝中，高拱最大的勁敵沒有了。普天之下的王臣，誰還能比高拱離權力中心更近？

藉助高拱，可做大事。這一定是張居正最後的結論。

高拱的回來，已經具備天時。但張居正不大可能直接居間活動。活動這事，已不是外臣所能及，須得有近侍太監說話。李芳已經失勢，張居正在中官那裡的能量恐怕還很有限。

具體的操作，是由一名外號叫「邵大俠」的人主動發起的。張居正，最多是從中策應。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從這時起，我們就可看出他的一個人格特點，就是為了達到做大事的目的，不妨在必要時刻用一點兒權術。關鍵是，要用得恰到好處。

「邵大俠」名叫邵方先，丹陽人，涉黑分子，能量之大相當驚人。他居然能為閣臣一級的官員「跑官」。張居正與邵大俠事先有沒有勾結，沒有證據，但不排除在事情進程中有呼應。

隆慶三年，大俠先跑去與徐階商量：您老願不願意復職？徐階不幹（我不願看皇上那張冷臉）。邵回頭又找到高拱，兩下里一拍即合。大俠立刻進京，找了當時權勢熏天的中官滕祥、孟沖、陳洪，上下其手，把事給辦妥了。

這三個「沒下邊的」，都是鼓動皇上一到晚上就泡宮女、觀燈、熬夜喝扎啤的主兒。太監們為什麼要管高拱的事？這就是所謂的「內外勾結」。一是可能當場收錢，二是高拱肯定承諾了將來會投桃報李（後來的事情可資證明）。

於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

世界上的得意事，最美不過當「還鄉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