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來一個「王大臣」 第十章欲掃天下先
從那無上榮光的平台上走下來，張居正並沒有驕狂不可一世。正如他在隆慶五年擔任會試主考時說的那樣，一流人才必須「嚴乎內外，審於施應，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從時」（《辛未會試程策》）。干大事，就要有干大事的頭腦。他從這一刻起，每走一步，都是精心所為。
有很多的事，他要一件件先理清好。理清完了屁股底下的事，才能安安穩穩去闊清天下。
首先一件事是「正名」。張居正費盡心機奪來首輔位子，就是要幹事的。要想幹事的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孔子的話，有用的不多，最有用的可能就是這句。
在平台召見的時候，張居正於感激涕零中也沒忘申明要「遵守祖制」，這就是在做「正名」的工作。什麼叫「祖制」？在當時條件下，就是高舉朱元璋的旗幟。
朱老皇帝在沒當皇帝的時候，把人間的苦都吃遍了。為了避免兒孫再吃二遍苦，他制定了一整套國家制度，應該說，絕大部分還是有利於朱家江山永固的。但是將近200年下來，這套「洪武祖制」幾乎被他的後代扔了個精光。尤其正德、嘉靖兩朝，皇帝為所欲為、寵信佞臣，制度毀壞得也就相當徹底。國號雖然還叫「明」，跟朱老皇帝的那個「大明」已是相去萬里了。朱老皇帝那會兒，貪污60兩銀子以上就要殺頭剝皮，到嘉靖年間，凡有能耐的，哪個不撈他個200萬兩？
張居正要掃清天下的頹糜之風，就必須改革現行的做法。但如果他提出要創新制，全體官僚可能都要蹦起來跟他作對。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免不了到頭來做個王安石第二。
因此他只說恢復祖制。
恢復祖制，聽起來沒有那麼刺耳，官僚集團暫時不會視他為異端。但是，只要改革動起來，不可能不砍到官僚集團的肉。當官僚們群起反撲時，「恢復祖制」就成為道義上的擋箭牌。貪官污吏們的那些道理，拿不到桌面上來，所以無法在道義上壓倒他。
這就是「朱元璋旗幟」的妙用。
第二件事，是要好好培養小皇帝，在培養的過程中，還要讓小皇帝不知不覺把絕大部分皇權讓渡給他張居正。要改革，僅有相權是遠遠不夠用的。若想壓服百官，你必須百分之百代表皇帝。明代的皇權與相權，實際一直在互相制約和爭鬥，甚至許多言官就是靠這種爭鬥來吃飯的。張居正不想把自己的才智都花到與皇帝斗其樂無窮上。因此他在平台上向皇帝提出的一個要求，就是「宮府一體」。什麼是「一體」？說白了，就是你得聽我的。
萬曆年間的沈德符說：「柄國者，非藉手宮掖，安能久擅大權哉？」他說的是首輔必須藉助宮內來強化自己的權力。張居正則做得更徹底，他要把皇帝的權力全拿過來。
上天也非常照顧他，讓他攤上了個娃娃皇帝。娃娃不會做皇帝，自然就要由他首輔來擔任「帝師」。在張居正擔任老師的過程中，君臣之間的權力轉移就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皇帝本人也不覺得有什麼怪異，反而認為自己遇到了一個無所不能的大忠臣。
當然，張居正培養小皇帝，也不全是為了功利目的，他認為這是國家的根本大事。如果小皇帝缺乏教養，成了個武宗那樣的混混兒，恐怕大明又不得安寧了。
張居正一點一點地教育萬曆怎麼當皇帝。
第一就是要視朝，去開朝會。也就是「有事啟奏，無事退朝」那種碰頭會。在過去，明朝的皇帝不上朝、不見群臣，幾乎成了遺傳病。「君臣不相接久矣」，小人進讒言、使詭計，也就「始得行乎其間」。可以說，後來大明亡也就亡在了這個病根上。道理很簡單，皇帝常和大臣接觸，對於外廷才有所了解，才不至於造成宦官勢力借皇權壓倒外廷的局面。外廷不受氣了，才能好好地管理國家。
君臣要想常見面，就要堅持早朝制度。明代上朝的時間很早，在每天天亮之前。皇帝和大臣都要起五更爬半夜的，極為辛苦。正德皇帝（武宗）和嘉靖皇帝就是因為吃不了苦，才怠工的。張居正在這上面做了折衷，說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早朝了。每一旬只要三、六、九日上朝，其餘日子就不上了。
萬曆沒費事就同意了。他小時候聰明懂事，知道這是堅持「朱元璋旗幟」的基本要求，從此一直堅持了15年。這樣，就使外廷和皇帝始終有一個溝通機會。宦官的作用，在萬曆初年被大大削弱了。
萬曆小皇帝視朝，這在當時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明代正德、嘉靖、隆慶三朝，沒有一個皇帝是正經上班的。現在可算有個有模有樣的皇帝了，雖然剛脫了開襠褲。小萬曆對各種奏疏都看得很仔細，有前後矛盾的、格式不統一的，都能看出來，親自予以批駁。他親筆擬的批複，文字上有理有據、溫文爾雅。不像他的一些老祖宗，動不動批個什麼「拖出去著狗吃了」、「先打了再問」之類的流氓語言。
他處理事務，頗近情理。先帝的遺孀恭妃派人把宮中的金壺偷偷拿回家去，被守門太監舉報。萬曆批示道：「她家貧，賜給她一百金。但先帝賜她的器具，則不能拿出去。」又有文華殿角門的礎柱突現「天下太平」四個字，擦都擦不掉。內閣認為是祥瑞，請他去看。萬曆去看了看，一臉的不高興：「假的！」智力比他祖父不知高了多少倍。
就連當時的朝鮮使臣，也在情報里告訴他們的皇上：「天朝民情欣甚，都認為皇上年雖幼沖，決非隆慶之比。」
小皇帝有勵精圖治的苗頭，張居正就抓緊了教育。萬曆對他也是事事依賴，開口閉口「元輔張先生」。好一對融洽的師生！
這一年，時近年關的時候，張居正在給皇帝講課後趁機提出，服喪還沒期滿，春節就免了宴會為好，宮裡的元宵燈會也別辦了。
萬曆點頭稱是：「煙火昨天我就下了指示，不要辦了。」
張居正又說：「這不光是盡孝道，也是節財儉用，乃皇帝之美德也。」
結果這一年春節宴會停辦，節約銀兩七百餘。
到第二年，萬曆實在是想看燈會，就試探道：「元夕螯山煙火是不是祖制啊？」
張居正知道他的鬼心眼，便正色道：「嘉靖中偶然有，但那是為了敬神，不是為了娛樂。隆慶以來，年年舉辦，靡費無益。現在咱們新政應當節省。」
馮保見小皇帝心切，就提議等以後手頭不緊了，偶爾辦一次也無妨。萬曆很高興，接著話頭說：「就看一次吧。」張居正決不讓步：「搞一次就要十萬金！天下民力枯竭，財政部計無所出。還是省省吧。」
萬曆聽了，馬上回心轉意：「朕極知民窮，如先生言。」（見《明神宗實錄》）
——讀史至此，草民不禁泫然欲泣。十一歲的小孩子皇帝，尚知體恤民窮，而況成人乎！天理良心，安在哉，安在哉！
萬曆的素質強過乃祖乃父，張居正自信孺子可教，所以第二件大事就是要叫他好好讀書。
本來，大明祖制中包含有皇帝的培訓方式，分兩種——經筵和日講。經筵是短訓班，分春秋兩季各三個月，每旬逢二的日子開講。場面比較隆重，由勛臣和大學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祭酒擔當主講，科道官員等也來陪讀。講完了課，大夥還可享用一頓豐盛的宴席（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所以叫「經筵」。日講是常課，隨時舉行，由大學士和講讀官主講，君臣可以討論，實際上成了小型碰頭會。
到武宗時候，這些全都被廢棄。連著幾位皇帝都懶得讀書。張居正現在決心要把這惡習扭過來。他定了一個課程表（《日講儀注》），規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餘每天上午都要來聽課，除非大寒大暑或者風雨，全年一天不停。而且說干就干，八月份就開日講，到第二年元年新春正式開經筵。
這年底，張居正讓講讀官弄了一本圖文本的《帝鑒圖說》，是講歷代帝王「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呈給萬曆做課外讀物（此書現在市場上還有刊行的）。萬曆看到有圖，大喜，連忙翻開來看。他也真夠聰明，不等張居正解說，自己就能講出裡面十之四五的內容。此後，這本看圖說話就放在了萬曆的座右，每天日講完畢，就由張居正解說，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課，張居正不僅經常到場，還親自擔任主講。他重點讓萬曆學的，是《大學》和《尚書》里的「堯典」、「舜典」，還有《資治通鑒》。這是要把小皇帝往聖人方向培養了。君臣這麼一開課就是10年，大家都很投入，經常「談經終日竟忘疲」（張居正詩）。
小傢伙天資聰穎，觸類旁通。看到《帝鑒圖說》上說宋仁宗不喜歡珠寶，他就脫口而出：「國之所寶，在於賢臣。珠玉之類，寶之何益！」這認識水平比他爹可是強了一百倍。張居正連忙跟進，進行榮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貴五穀而賤金玉。金玉雖貴，但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區區一點點為價卻不低，徒費民財，不適於用。《書經》上說『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就是這個意思。」
萬曆馬上想了起來：「是啊，這宮裡的阿姨們就是好化妝。朕在年節時賞她們東西，常常要節省一點，她們的話就多，什麼『能用爺爺你多少啊？』朕就說了：『你們可知道，如今國庫里還有多少啊！』」
張居正不由感慨萬端：「皇上，您只要能這麼想，就是國家的至福啦！」
說完這事情，萬曆又提起，剛才講官還講了秦始皇銷毀民間兵器的事。他問：「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傷人了嗎，銷毀兵器有什麼用呀？」
張居正答道：「治理國家，只有在對百姓施恩德和廉政上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麼亂子，往往出在你防範的重點之外。這大秦帝國，就是幾個小兵倡亂，豪傑並起，才亡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和』啊。」
萬曆聽到這裡，不覺肅然！
張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個根本，就是要讓萬曆明白：你們朱家憑什麼擁有天下？
印尼民間哲學有曰：「河裡的青蛙，是從哪裡來？」
搞不懂這個，遲早會把江山斷送掉。
這方面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朱老皇帝的作為。張居正建議萬曆讀一讀朱老皇帝自己寫的《皇陵碑》。這是一篇歌謠體的自傳，是明朝人憶苦思甜的最佳讀本。萬曆看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對張老師說：「先生給的《皇陵碑》，朕覽之數遍，不勝感痛！」
張居正便啟發他說：「自古以來的聖人，沒有一個像咱們聖祖吃那麼多苦的。那時候他四處盲流，甚至到了無以糊口的地步。老爺子、老太太去世，竟然買不起棺材。這是上天要聖祖拯救蒼生，才讓他如此備嘗艱辛的。聖祖自淮右起義，動機就是為了救民啊！登了大寶以後，他把所有繳獲來的珍奇異寶都毀掉，穿的依然是舊衣服。三十年克勤克儉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還要召集農村基層的老農與「糧長」，問他們民間疾苦。你知道這是為什麼？這就是只有以『天心』為自己的心，才能創造宏圖大業，傳到皇上您這兒。」
萬曆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賴先生輔導。」
張居正又拿隆慶做比照。他說，先帝喜歡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費甚巨，皆取之於民。皇上能節約一件，則民間就會有數十人能穿上像樣的衣服。皇上如果隨便做一件豪華衣服，民間就會有數十人為之受凍。您不能不念及於此。」
這個說法，雖然是對自己的老爹有非議，萬曆還是「深以為然」。
萬曆完全為張居正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對張居正執弟子禮，畢恭畢敬。張居正偶爾肚子疼，萬曆也要親手調一碗辣湯奉上。張居正患病在家，萬曆就會馬上派太醫院御醫前去診斷，又親自包了一包葯，派太監送去，守著張居正服下然後回來複命。
萬曆後期曾任大學士的于慎行回憶說：「盛暑講課時，皇上要先站到張相公站的地方，試一試溫度涼熱。冬天講課時，皇上要給張相公在地上鋪一塊毯子，怕相公的腿著涼。」
君臣若此，同心謀國，實為古今所未有！
這一和諧關係，基本貫穿整個「萬曆新政」時期。從這個時候看，萬曆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中興之主」。至於張居正死後，萬曆突然恩斷義絕、而且完全背棄了早期努力的原因在哪裡？倒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朱東潤先生強調張居正對萬曆的教育失之過苛，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黃仁宇先生則以為，是萬曆在張居正死後發現了張並不是道德完人，由於失望而心生怨恨。這兩種說法，影響甚廣，幾成定論。
說起張居正的身後事，現在人人都在嚼這兩塊饃。
但我個人認為，這兩種說法都誇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韋慶遠先生在這方面的觀點更接近事實。他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萬曆在大婚以後（萬曆六年）道德大滑坡，與張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銳矛盾。二是，成年之後的萬曆，在由誰來掌握最高權力的問題上與張居正發生了衝突。
這個說法，才有可能是問題的實質。這裡暫且按下不說。
如果萬曆後來沒有受身邊無賴宦官的影響，而是一直求上進。那麼，張居正「致君堯舜上」的理想很可能就得以實現。
那麼，晚明的歷史，將因此而截然不同。
可惜。歷史的走向，往往是越走越糟。這就是中國哲學的「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定律，沒什麼道理可講。期盼百年，場場落空！也許生為明朝人，這本身就是個大不幸。
張居正在隆慶末年需要擺平的第二件事，是處理好與李貴妃的關係。
李貴妃起自民間，從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親李清是個泥瓦匠，十分熱愛勞動。一直到隆慶二年，李貴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閨女有話了：你還缺那倆錢兒嗎？）。嘉、隆兩帝的沒出息，讓她深感痛心，所以決心把孩子培養成合格帝王。
萬曆讀書有時侯偷懶，她就喝令罰跪。且下令不許30歲以下的宮女在小皇帝身邊伺候，以免壞小子過早做「壞事」。每次講課完畢，她都要令萬曆把內容複述一遍，「以驗其記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時她就走進萬曆寢室，喊一聲：「帝起！」然後讓宮女扶起小皇帝，親手打水給小傢伙洗臉，再把他扶上小轎送走。
——身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媽如此的管教與約束，據說是史上罕有。
任命張居正為首輔主持朝政，就是出於她的決斷。張居正的嚴謹內斂，也恰好符合李貴妃心目中的「帝師」標準。
張居正當然知道這裡面的利害。目前皇權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這個27歲的單身女人手裡。小皇帝，不過是她授權的二級管理者。
中國哲學講究「擒賊先擒王」，張居正在協調與皇權的關係上，就牢牢地擒住了這個王。
出身微寒與孤兒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貴妃的心理極其敏感，生怕宮內外有人瞧不起她。張居正便適時為她解除了後顧之憂。
在張居正執政之初，恰好遇到兩宮尊號的問題。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爐后，先帝正室還在的，皇后要被尊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為皇太妃，等級上要低了許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稱太后了，但只能是「禿頭太后」，「太后」兩字前面不能加徽號。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則尊加兩個字的徽號，以示等級差別。
張居正摸透了李貴妃意欲出頭的心理，他提議，陳皇后與李貴妃不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號。
這當然是違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貴妃不可能推辭，便將此事做為結好宮闈的重要步驟，極力促成。
他吩咐禮部：「既同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個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的舉措，輕鬆帶過。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辦，於是「兩宮並尊」（《國榷》）。陳皇后稱「仁聖太后」，李貴妃稱「慈聖太后」。後來沈德符論及此事，說張居正這樣做，是「內諂慈聖，以為固權也」（《萬曆野獲編》）。
在今人看來，兩個字也許一錢不值。但在古代禮法等級社會，名號卻是性命攸關。甚至迄今餘韻尚在，否則流行辭彙中何來「正廳級待遇」、「國家一級作家」之類的說法？我們也未必就能笑古人愚執。
兩個字換來了李太后對張居正執政的無條件支持。在當時，挾高拱被強力驅逐的威勢，這個違制的動作竟沒有遇到什麼抵抗。稱得上是明朝一次成功的「別針換別墅」的案例。
李太后終於正了名，在地位上與陳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過去那樣，每日向皇后請安了。其心情之愜意，可以想象。
投桃抱李，她對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較約束，不讓他們給外廷的工作添亂。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請求加官進爵的，她就讓他們把過去用的瓦刀拿來。然後問，這是什麼？答曰：瓦刀。李太后就會訓斥：「當日你們就靠這個過活，今日已經大富大貴了，還嫌不足么？」對親屬的廉政教育十分到位。
此後，李太后的父親瓦匠李偉跟著雞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經提出請撥公款給自己造府第、建生塋（活人建墓），張居正都很痛快就給了方便。但是這位前瓦匠貪心不足，串通內庫官員，在承攬京營軍士冬衣製作中偷工減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軍士嘩亂。司法部門不好追究，張居正就將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後面前，叫人拿了漁網似的破軍衣給太后看。李太后頓感大丟顏面，傳諭內閣依法處置，決不要袒護。
張居正在處理這件事時，頗費了一番心計。他革退內庫官30餘人，重新發放合格軍衣，平息了事件。然後，又巧為武清伯開脫，說責任其實不在李偉，讓李偉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訓斥完事。再藉此稱讚太后「至公無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誦」（《萬曆起居注》）。此舉既制伏了李國老，又給足了李太後面子。
張居正上台，需要處理好的第三件事是，與太監領袖馮保的關係。馮保這人，招權納賄，名譽不甚好。《明史》本傳沒給他下什麼好評語，說他「性貪」、「橫肆」、「黠猾」。
這一點，要從兩方面看。在我們的印象中，宦官不壞的好像很少（蔡倫、鄭和是特例），似乎良知道德都隨著那玩意兒一起給閹掉了。但是，史書一般都是朝官寫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處。歷代宦官為禍，是朝官的惡夢，大臣們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對宦官都沒有什麼好稱呼，比如「宦豎」、「大璫（帽子上的裝飾）」、「權閹」、「中涓」之類。在史書中，修史的官員對前朝的宦官當然不會留情面，於是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定型的印象。其實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華橫溢的，也大有人在。
馮保跟前朝後代的一些「權閹」比起來，還算是比較本份的。只要不得罪他，為人也還平和、謹慎，不大有太過格的事。
張居正對馮保在李太後面前的得寵，決不像高拱那樣看不得，而是相當尊重。嚴守「井水不犯河水」規則，不去搶佔不屬於自己的地盤。但是對馮保這個人，又沒有敬而遠之，那樣的話就可惜了。他看出了馮保是聯結皇權與相權的關節點，決不可忽視。對馮保，張居正以結好的方式進行了不露痕迹的駕馭，借用馮保之力，來加強自己的權勢。所謂馮保的權力，說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權力。正是這條管道，源源不斷地給張居正送來了強大的權力資源。
張居正心中有數：有了這個本錢，再放開手整頓朝政，才沒有後顧之憂，才能有雷霆萬鈞之力。
當初李貴妃「矯詔」讓馮保同受顧命，張居正也有參與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是的話，那就是他進行了一筆相當成功的政治投資。
在整個萬曆新政時期，馮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許是在與高拱火拚的過程中，嘗到了外廷的厲害，也看到了張居正的超凡能量，所以他對張居正始終尊重並全力支持，決不干涉外廷事務。
張居正就是這樣子，把一個歷來騷擾外廷的惡勢力，變成了一個支持他改革弊政的良性勢力。
兩人互為利用，相得益彰。
無怪後來有人評論說：馮保依仗執政，言路方面就不用擔心，可以在宮中適當來點兒貓膩。而張居正依仗中官，則保持了太后的恩寵長期不衰（見蔣棻《明史紀事》）。
這就是中國哲學的「狼狽為奸」，現在一般都被闡述成「雙贏」。
張居正平時在和萬曆對話時，凡是講到為君之道，馮保總是不失時機地添油加醋：「張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別託付來輔佐皇上的，所以你要聽仔細了。」
而張居正也利用馮保對整個宦官系統進行約束和鉗制，以至在後來新政展開時，中官無一人敢於阻撓者。
張居正對馮的表現相當滿意，說他「未嘗內出一旨，外干一事」。馮保對付高拱的那套辦法，從來沒對張居正使用過。
後來，有一次馮保的侄子、都督馮邦寧（名不副實）在鬧市酗酒，欺凌百姓，恰遇張居正的親隨姚曠。姚曠勸他不要胡鬧，馮邦寧不聽，反而扯壞了姚曠的腰帶。張居正遂寫了個條子給馮保，讓馮保自去處理。結果馮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奪去他冠服，一年內不許參與重大活動（停職反省）。像這樣能嚴厲約束其家屬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這就是張居正的魅力所在吧。
于慎行高度讚美這一合作關係，說「自是宮府一體，其心若蘭矣」。
皇上、太后、大太監，全部搞掂。
大明中晚期的一輛規格最高的「三套車」，就這麼在歷史的冰河上跑開了！
對上的問題解決了，餘下的就是對下的問題了。張居正驟登高位，手握大權，並不等於萬事皆備，他還有一個收攏人心、建立公信力的問題。
橫在他前面的，並不是坦途，而是溝壑縱橫。
首先是高拱的被驅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氣者。憑什麼讓他滾蛋，你坐莊？這情緒必須壓制下去。張居正坐在文淵閣中，只覺得腳下隨時有火山要爆發，「日夕兢業」，不敢大意。他對自己聯馮驅高的貓膩，做了大量的撇清，反覆向人解釋，自己對高拱被逐曾經「冒死為之營訴」。這當然是欲蓋彌彰，但總比不蓋好。
其次是資歷問題。張居正雖然浸淫官場25年，但與前幾任首輔比起來，資歷尚淺，如何才能讓人樂於效力？這就不是說說就能辦到的了。縱觀歷史，凡能夠領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長期身居高位的資歷，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馬來。當年老嚴嵩做了7年的禮部尚書，又做了6年大學士，才升任首輔。徐階做了3年禮部尚書，后又做了10年大學士，才扶正的。這資歷，張居正根本沒法比，他雖然也做過6年大學士，但入閣前只有禮部侍郎的虛銜，從來沒擔任過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來的。
用官場流行語來說，這是「下面沒人」。
平時倒是沒甚問題，下面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當首輔的時候，你指揮不動，才能感覺到，下面的小蘿蔔頭不僅是人，而且還很難擺弄。
張居正只有採取清理的辦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標控制得很精準。
高拱是個很乾練的吏部尚書，任職三年，基本隊伍已經建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後給張居正留下的，是一個需要認真對付的文官隊伍。
官員里永遠有靠上躥下跳進讒言吃飯的傢伙，其哲學概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設性的事情做不來，毀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門生韓楫就是一個。基本可以證明，高、張交惡，韓楫沒少「做醋」。
對這類人，張居正稱之為「害政者」。
「害政者」總是笑臉朝著有權勢的人，屁股朝著沒權勢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愛的笑臉，而張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許多屁股。
現在你們要換成笑臉也來不及了！
他說：「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系，所謂『芝蘭當道，不得不鋤』者。」我就是要拔了你們這些仙人掌！
但這樣的人畢竟只是一部分，還有一些讓張居正看不順眼的，不過僅僅就是「站錯隊了」罷了。
那沒有辦法，玉石俱焚吧！
他剛一執政，就開始清理門戶，隆慶六年六月，對南北兩京四品以上官員進行考察。七月，對所有京官進行考察。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為鎖定了目標，就不是泛泛地開大尾巴會、表言不由衷的態。兩次大掃除，共斥退吏部員外郎穆文熙等30餘人，並將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等50餘人調離京城。之後，從庶吉士中補充了一些人進來，重建了言官隊伍。
後來又貶斥了一批尚書、巡撫級別的高官。
這可以說是一次很徹底的大清洗，時人說：「一榜所黜皆高黨！」（《國朝征獻錄》）
這一通掃蕩很解決問題。那時候的官員，看問題也比較科學，降就降了，打起背包就走。一個龐大的文官體系，有升有降才是正常的。只有在不斷代謝的東西，才是活的。只升不降、連平級調動都要大驚小怪的官員體制，怎麼可能是個活物？不過百足之蟲罷了。
幹掉了一批，就要選拔上來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樣子，總要和「高黨」比一比。安排內閣與各部首長，也是一門藝術。如何醫治政變留下的創傷，只有把有聲望的人安排上來。
內閣里，高儀死了，張居正不能「獨相」。因此張居正選了禮部尚書呂調陽。呂調陽是個忠厚長者，張居正選他入閣是動了點兒腦筋的。這個平台上，不能允許有潛在的對手，哪怕他現在還很弱小。夏言、嚴嵩、徐階、高拱都各自有教訓。張居正把別人拱翻，現在就要防止悲劇在自己身上發生。這便是中國的「州官」定律。
吏部尚書由當時資望最高的楊博擔任，禮部尚書空缺由陸樹聲補上；兵部調來抗倭名將譚綸；戶部用了王國光；刑部用了王之誥；工部朱衡與左都御史葛禮光留任。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誥是張居正的親家，但從不依附張，頗得輿論欣賞。
明代的六部堂官，雖然並不由首輔來選，但在當時情勢下，張居正多有策劃是無疑的。
這樣一套班子，可謂聲威赫赫，基本可以服眾。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遠超過嚴嵩、高拱剛上台時進行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說，是「揚人如掖，摧人如擲，天下從風而靡」。好傢夥，提拔人就像往上拽，貶斥人就像往外扔。
這次清洗，既是對將來萬曆新政革除弊政打下基礎，另一方面，也是張居正為建立自己的權力體系而採取的措置。
他在《陳六事疏》中，曾經反對新官一上任就撤換幹部，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這是因為，中國哲學里「老鴉站在豬身上」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就在他環視海內，覺得乾坤初定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事變從天而降！
事發突然，且極其弔詭，險些毀了他一世英名。
凌晨刺客直奔皇帝而來。
這是一件註定要考驗人性底限的事件，倏忽而來，令人驚愕。
張居正經過半年才穩定下來的局面，陡起軒然大波，以至令他取捨難定，猶疑再三。這在他一生的行事中為僅見。
往前一步是什麼？
他也有惶然的時候。
事發萬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凌晨的夜幕中，萬曆皇帝被他媽叫醒，乘坐軟轎出乾清宮上朝。轎子剛出乾清門，從西階上猛然下來一個人，身穿太監服裝，慌慌張張直奔轎前。守門兵卒見勢不對，立刻虎狼般撲上前，三下五除二擒住。
皇帝隊列連忙停下。一片鼓噪中，兵卒立刻對該恐怖嫌疑分子實施搜身。結果搜出綁在腋下的刀、劍各一把。
宮禁之中，竟混進了刺客！
此人雖然下巴上沒鬍鬚，穿的也是太監衣服，但面孔陌生，沒人認識他。
大膽！隨值的太監與眾兵卒心有餘悸，喝問該嫌疑人：「叫什麼？哪來的？」
該犯略遲疑，立刻有無數拳腳伺候。最後他吐出兩句話：「小的我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隸常州府武進縣。」
此外，打死再沒有二話了。
皇帝重新啟轎上朝去了，事情交給馮保處理。
話是再問不出什麼了。馮保照直彙報上去，萬曆親筆批了個旨：「王大臣拿送東廠究問，此外再派當差的校尉去著實緝訪了以後，來回話。」
讓東廠這幫惡狗來治他！
警衛森嚴的皇宮如何混進了外人？其實這事也不算蹊蹺。高牆雖然跳不進去，但門是可以混進去的。
按照《明會典》，文武百官進宮辦事，須出示「門籍」，也就是腰牌，上面註明姓名、籍貫、官職。這是皇宮的特別通行證。進宮時交給衛兵，出來時取走。太監也有這東西。
既然有通行證，就有可能假冒或轉借。一些想混進紫禁城的人，自然會有辦法。有的人借了太監親戚的衣服，早上混進去，晚上再出來，居然也沒事。
皇宮裡有近萬間房子，哪裡有那麼多人來看守，於是有那膽大的，晚上在裡邊找個偏僻地方過夜，第二天再混出去，亦無不可。
天下事就這麼無奇不有。那麼，這些人混進皇宮來打算幹嘛呢？
所幸，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什麼政治目的。有的，就是想開開眼界，回去好在被窩裡跟老婆吹吹牛。還有的，想進來發點兒小財，順手偷個金碟子金碗什麼的。
《明實錄》里記錄了不少這樣的稀奇事。對這些人，一般處理得都比較寬大。皇帝也理解：老百姓么，就這素質。輕的打一頓屁股就放人，情節嚴重的則發配充軍，沒有一個是判死罪的。
王大臣就是這麼一個不守本分的人，異想天開跑進了大明朝的心臟。他被帶到東廠以後，給特務們一頓暴打，馬上就招了。
他說：「我本名叫王章龍，是從戚繼光戚總兵那裡來。」
難道是戚繼光派來的刺客？
難以置信！
張居正聽到馮保那邊傳來的消息，不禁驚出一身冷汗！戚繼光是軍中要人，手握重兵，是他張居正安放在邊境的一顆重要棋子。這消息要是走露出去，於自己極為不利，而且容易在戚繼光那裡激成意外之變。
他連忙叮囑馮保：事關重大，不能再讓那傢伙亂咬了。
其實，這王大臣與戚繼光一點瓜葛也沒有。他本是常州的一個無業游民，跑到戚繼光的兵營前想要投軍，人家沒收。他沒辦法，只好流落在北京。後來給一個太監當了雜役，幹了時間不長，就偷了主人的衣服穿上，偷偷混進了宮。
他深更半夜揣著利器潛入皇宮，目的何在？有關的史料上均不載。估計連他自己都沒想明白，就闖了進來。十九日天快亮的時候，剛好碰見萬曆皇帝上朝的隊伍，這王大臣生平沒見過這等威儀，給嚇得不輕，想找個地方躲一躲，結果反而驚了聖駕。
馮保接到張居正的建議后，覺得有道理，但他由此產生了一個念頭：牽連戚總兵當然是不妥，但是可以讓這傢伙去咬別人。
誰？頭一個就是那不識相的高閣老！
高拱雖然下了台，但餘黨尚在，他本人也有可能東山再起，這一風險必須連根拔除。
如何才能消除隱患？惟有把人搞死！
中國哲學說，無毒不丈夫。我雖然已經不是丈夫，但毒卻是一點不能少的。
王大臣，你就是上天送來的一柄利器！
馮保想好了主意，就再次提審王大臣。他屏退左右，關上門窗，低聲對王大臣說；戚總兵的事，不能再胡說了，要說就說是前司禮監陳洪公公主使，受高閣老之命前來謀刺皇上。你小子只要照這個路子招認，保你高官得做，富貴一生。否則，活活打死！
這王大臣本來腦子就不大夠用，哪裡禁得住這樣哄，居然就答應了。
馮保大喜，決心把這事情辦成鐵案。他叫來心腹親隨辛儒，賞了20兩銀子，讓他去東廠監獄，和王大臣同吃同住，一句一句教王大臣假口供。
果然，再次過堂的時候，王大臣有了新的供述：「是高閣老的家奴李寶、高本、高來三人與我同謀的。」
馮保心裡一聲冷笑：世界上的事哪有真的？誰在台上誰就是爺，這就是真的！
他立即差遣東廠校尉（緹騎）四名，飛馬馳往河南新鄭縣，對前首輔高拱實施監視居住。
四位緹騎馬不停蹄趕到新鄭，先去了縣衙。這東廠校尉是什麼身份？那是連錦衣衛官員見了都要敬禮的。知縣見了，惟有畢恭畢敬。緹騎吩咐，此行是為監視高閣老而來。那縣官忙不疊派了一干衙役、捕快、牢頭，把高府圍了個水泄不通。一隻鳥兒也別想飛出來！
卻說高拱府里遠遠望見衙門的人出動，都心知不好，僕役丫鬟一鬨而散。高拱本人則以為這是皇上要治他死罪了，一聲嘆息，便找出繩子來要上吊。家人連忙死死把他抱住。高拱無奈，只好硬起頭皮，出來問幾位校尉大人：「你們想要幹什麼？」
四位緹騎見了高閣老，倒也十分有禮貌，答曰：「我們可不是來逮您的，是怕此事驚嚇了您老人家，特意前來保護的。」
高拱明白了暫時尚無性命之憂，才稍安下心來。
中國的「虎落平陽被犬欺」定律，古今皆同。堂堂朝廷重臣，就這樣被一個只會玩貓膩的「宦豎」搞得死去活來。真是天理何在！可嘆，如今太監雖是絕跡了，但「有卵的太監」似乎還未繁衍到盡頭。
這件案子來得如此撲朔迷離，當時輿論認為其中甚有不可解之處。王大臣不過一盲流分子，私穿太監服裝混進大內已屬離奇，卻又身懷利器，究竟意欲何為？《萬曆起居注》和《萬曆以來首輔傳》都認為所謂「搜出刀劍」云云，系馮保事後栽贓。這也可以聊備一說。
事態仍在擴大。三天後，也就是正月二十二日，張居正上奏，正式代表內閣就此事表態。他說：「發生這樣的事，臣等不勝驚懼震駭。經研究，臣等認為，宮廷之內侍衛嚴謹，若非熟門熟路的人，豈能如此順利地接近聖駕？王大臣的這個行為，顯然蓄謀已久。中間又必有主使勾引之人，請下旨責令刑偵衙門進行緝訪，務得下落，杜絕禍本。」
這個奏本，據當今有關學者推測，顯然是馮保已就構陷高拱的意圖與張居正通了氣，張居正不僅同意，而且予以配合，先以奏疏方式大造輿論。
皇帝哪裡知道這些「潛規則」，既然大內都能混進外人，當然要查，於是立即批複；「卿等說得是，照辦。當天守門的太監和衛兵也要拿下拷問。」
張居正的題奏一上，邸報傳出四方，朝野立刻轟動。關注此事的官民人等都已看出，現任首輔要興大獄了，矛頭所指，正是前任首輔高拱！當下京城裡人心惶惶，上至堂官，下至小民，無不驚駭萬分。不知又有多少人頭要落地，不知高閣老如何能逃過這一劫？
然而，馮保在高層鬥爭的檯面上，畢竟是初出茅廬，這個案子的情節之離奇，辦案的手段之荒誕，豈能堵塞天下人之口？
人心，就在此時顯示了它的力量。
科道官員首先表示了不平，紛紛打算上疏指出其漏洞，但顧忌張居正的權勢，一時還不敢冒然。刑科給事中聚在辦公室里議論，群情激昂：「此事關我刑科，其無一言，遂使國家有此一事，吾輩何以見人！」於是當即草擬一疏，建議皇上將此案從東廠提出，移交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審，以求公正。為取得張居正的諒解，他們專程到朝房去面見張居正，陳述理由。
張居正不為所動，告訴他們：此時已成定案，無法更改，你們也不要上疏了。科道官員哪裡能服，連續五天到張府求見，張居正躲得蹤影全無。從朝至暮，只有一群官員在張家苦等。
御史鍾繼英等得不耐煩，自己獨銜上了一本，暗示此案大有蹊蹺，涉嫌陷害。張居正接到通政司轉來的奏本，大怒，票擬「令回話」。你什麼意思，給我講清楚！
此時，張居正素所倚重的吏部尚書楊博，也持反對意見。他勸告張居正說：「事大，迫之恐起大獄！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他萬不能做出這種事來。若一意追究，必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
都察院留任的左都御史葛守禮，對老長官高拱心有念念，索性將東廠辦案的內情透露了出去。消息不脛而走，百官更是激憤。
太僕（馬政官員）李幼滋是張居正的老鄉（湖廣應城人），見輿論太過強烈，就抱病前往張府，問張居正：「張公為什麼要幹這種事？」
張居正說：「怎的說是我乾的？」
李幼滋說：「大內拿下了嫌疑分子，張公就下令追究主使之人。現在東廠說主使人即是高老。高老如有不測，萬代惡名都要歸到您的身上，您怎麼能解脫！」
在道義上，張居正已毫無退路，只有堅不承認：「我正為此事煩惱，幾欲愁死，你怎麼還說是我主謀？」
輿論反彈竟如此強烈，這是張居正事先所不曾料到的，不禁大為沮喪。據說，此間他曾一度去午門關聖廟抽籤，以維持心理平衡。
那幾日，張居正終日躊躇，繞室徘徊。這件事情，究竟做還是不做？令他著實難下決斷！
張居正把事情做到這一步，草民我認為，此乃他一生之中的唯一敗筆。此事逆人心而動，且漏洞百出，羅織構陷的企圖太過明顯。而權謀之事，無論如何也不能做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既然路人都知道了，還要堅持不動搖，豈非花崗岩式的思維？
在當時就有人評論說，以張居正的絕頂聰明，何以把自己降到馮保一流的水平？小人只是圖一時之快，而張居正是要做大事的，如此蠻幹，所擔道義風險之大，實難以預料。
張居正決定還是要把事情幹下去。東廠已經發出拘票，把前司禮監大太監陳洪拘捕到案。一張漫天大網開始撒開。
高拱的項上頭顱，至此已岌岌可危！
據《國榷》一書的描述，事情到此突然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個中因由，是朝廷重臣葛守禮與楊博起了作用。
葛守禮不忍坐視高拱被陷害，便在危急時刻拉了楊博去見張居正。雙方有如下的一番口舌：
張居正說：「兩位還是不必多說了，東廠已經辦結，一待同謀人逮到，就可以上奏請示處置了。」
葛守禮猛然站起，向張居正一拜：「我葛某豈是贊同亂黨逆賊的人？但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擔保高拱無罪！」
張居正沉默以對。
葛守禮又說：「早先夏言、嚴嵩、徐階、高拱諸公，遞相傾軋，身敗名裂。這是張公您的前車之鑒。」
張居正憤然道：「兩位是說我想陷害高公么？」
當下便拿出一份東廠的文件給二人看，意謂此案系東廠一手包辦，與己無關，卻不料在這份審結文件上，張居正曾親手加了四個字「歷歷有據」，一激動之下，他竟然把這個茬兒給忘了。
葛守禮接過文件，看到上面有張居正的筆跡，微微一笑，將文件猛地藏進自己的袖中。
張居正這才醒悟，連忙掩飾道：「那上面有的地方與法理不合，我給改了幾個字。」
葛守禮隨即好言勸道：「機密案情，不報給皇上，先交給內閣，有這道理嗎？我們二人不是說張公您想陷害高老，而是高老的事情，現在只有您才有回天之力了。」
張居正見短處已握在別人手裡，意識到如果繼續幹下去，確實可能後果難料。便猶豫道：「但後事如何了結？」
楊博即說：「有何難結？只須找一個勛臣世家子弟來，不會有什麼顧忌，自然能辦好此事。」
第二天，張居正便令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前去東廠，與馮保一起會審。
朱希孝是輔佐明成祖謀反的「靖難功臣」朱能的第五代孫，是當今朝中級別最高的探長。他以此身份介入，合情合理。自此，馮保壟斷王大臣一案審訊的企圖完全失敗。
張居正已明確開始轉舵。
但朱希孝並不知內情，他感覺夾在馮張的威勢與朝官的清議之間，萬難做人，不管倒向哪一方，弄不好，都有殺身之禍。這位身世顯赫的刑偵武官，情急之下計無所出，竟然急得哭了起來！
糾糾武夫，被逼到這種程度，可見其時官場之險惡。哭夠了，還是要尋個出路，朱希孝只得去拜見張居正，討要一個主意。張居正並不多說，只讓他去找楊博。
楊博心中已有數，便開導朱希孝說：「張公的意思，是想借你保全高閣老的體面，怎麼忍心讓你去干陷害的勾當？」遂將了結此案的辦法一一指點。朱希孝茅塞頓開，大喜，掉頭就走，馬上展開了一系列工作。
此時已是正月二十八，數日之內，事情已峰迴路轉，最明顯的標誌是張居正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建議要謹防王大臣「妄攀主者」。他說：「臣聽說廠衛連日加急審訊，案犯支吾其詞，案情仍不清楚。臣以為應稍加緩和。如迫得緊了，反而將真情掩蓋住了。審訊過急，恐怕還會誣及好人，有傷天地和氣。」
此疏與此前所上的「務求主使勾引之人」的那一疏，立論已有天壤之別，說明張居正已決定將此案全面剎車。
此後，他又連續給高拱寫了兩封信，頭一封是「令拱切勿驚死」，第二封是進一步溫言安撫（《萬曆邸抄》）。
張居正在最後一刻，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愚蠢。此後辦案情況的發展，證明他及早抽身是十分明智的。
朱希孝這人，是掌管錦衣衛的武官，深得張居正信任，但以往與高拱亦有舊交，此時也甚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張居正已發出轉向的信號，朱希孝便決意為高拱洗清。
按照楊博的指點，朱希孝派了一位得力校尉秘密提審王大臣，問他：「私闖大內謀刺皇上是要滅族的，你為什麼要干這事？若從實招來，也許可以免罪。」
王大臣始而茫然，繼而大哭，說：「是辛儒教我這麼說的。他說只有主使者才有砍頭的罪，我這算是自首，不僅沒事，還可以有賞。誰知道現在假口供都成真的了！」
校尉也不多說，只點撥了一句：「到如今你只有說真話，或許還可活命。」
校尉將案犯的供述報告了朱希孝，朱希孝微微一笑，揮手讓校尉退了：「好了，沒事了。」
二月十九日，廠衛聯合會審。朱希孝剛一到東廠，原本風和日麗的天氣，忽然黑雲壓城，風雨大作。東廠內的審訊人員不禁為之色變。
對此案早就持有異議的東廠理刑官白一清，對兩位東廠的問官千戶說：「天意若此，你們就不怕么？高老是顧命元老，這事本來與他無關，現在卻強要誣陷他。你我都有妻子兒女，做這種事，他日能逃得了被砍頭的結局嗎？你倆受馮公公厚恩，應該向他進一句忠言。況且王大臣供詞前後不一，你們為什麼在結案報告上寫『歷歷有據』？」
兩位問官面面相覷，只得解釋說：「『歷歷有據』是張閣老親筆改的。」
不一忽兒，馮保也到了，會審即開始。
東廠問案子，照例是打了再問。十五下殺威棒是少不了的。這一打，王大臣不幹了，大叫道：「說是給我官做，永享富貴，怎的又打我！」
馮保喝問：「說，是誰主使你來？」
王大臣此時已有一定覺悟，怒目沖著馮保說：「就是你主使，你難道不知道？為何又來問我？」
當場露餡，直接了當。馮保差點沒氣暈過去，只好強挺著問：「你說你認識高閣老，是怎麼回事？」
王大臣又是一蹦：「不是你教我的嗎？我怎麼能認識高閣老？」
馮保此時臉已氣得成了豬肝色。
朱希孝見場面太尷尬，連忙接過去問：「問你刀劍從何而來？」
這王大臣雖然智力有點兒問題，但是他琢磨，按照馮保所說，承認謀刺皇上，反而能做大官，這裡面的邏輯不大對頭啊！於是索性咬住馮保不放：「是馮公公的家奴辛儒給我的。」
朱希孝怕再審下去，馮保要收不了場，便厲聲喝道：「胡說，連問官都敢攀扯！該打！」
說罷，拉起馮公公就走，審訊不了了之。
馮保被氣暈了頭，越發不肯罷休，回宮後面奏皇上，說：「臣已查明，是高拱主使行刺！」
他話音剛落。宮內一位七十高齡的殷太監，猛地跪在萬曆面前，說：「萬歲爺爺，您別聽他的！高閣老是個忠臣，怎麼能幹這等事？他一個大臣，若要行刺萬歲，他圖的是什麼呢？這絕無可能！」
殷太監隨後又對馮保說：「馮家，萬歲爺爺還小，您積點兒德，好好扶助萬歲。高老是忠臣，受了顧命的，誰不知道？是張蠻子想奪首相做，要誅滅高老。你我是內官，又做不了外廷的官，你跟著張蠻子忙個甚？你現在要是幹了這事，將來一旦翻案，咱們內官一定會受牽連，不知又有多少人頭要落地。可萬萬使不得！」
馮保聽了這一席話，臉色驟變，只覺無言以對。
他退下后，剛好碰見太監張宏。張宏也勸他此事萬萬不可為。
馮保這才感到，眼前的這堵牆，恐怕是繞不過去了。思前想後，決定罷手。他派人給張居正帶了話去：「宮內有人跟皇上說了話，事情辦不下去了。」
第二天，張居正就下令，將王大臣從東廠提出，轉交刑部，由三法司會審。法司動作相當快，當天就提審。但是他們發現，王大臣已經被人強灌了生漆，成了啞巴，無法交代任何口供了。
究竟是何人乾的，各種史料的說法不一，無非說是張居正和馮保兩人之一。
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審，也不問話，只擬了闖入宮禁罪，建議斬首，將此案果斷了結，任何人不再涉及。
這正是張居正最希望的結果。他立即根據法司意見，上疏請求批准執行。
由此，這個王大臣，就成了中國史上最有名的一位盲流。
此事的前前後後，令人驚心動魄。其忽焉而起，忽焉而落，說明為政者終究還是怕眾口喧嘩。在這世界上，人心，固然是最沒有力量的一種力量，但一旦全面引爆，其勢也自是難當！
張居正在輿論面前及時讓步，既保全了他自己，也保住了馮保，儘管二人在名譽上已經失了不少分。
史載：「由是舉朝皆惡保。」（《明通鑒》）
盟友之污，即是己污。如此拙劣的誣陷，無疑是第二個「風波亭」，險些讓張居正成為歷史上的第二個秦檜。
看來，人心畢竟不可太歪。即使沒有蒼天在上，總還要對得起白髮的爹娘！
王大臣一案，敘述得較為具體的莫過於高拱晚年寫的《病榻遺言》。此書內容雖不免摻雜高拱較多個人情緒，但證之《明史》、《萬曆邸抄》、《萬曆起居注》、《明神宗實錄》、《國榷》、《明通鑒》《名山藏》、《萬曆野獲編》等書，情節大同小異，可見高拱所言距事實並不遠。
高拱在回憶中，曾實指張居正企圖將他滅族，事不成后，卻又自鳴其解救之功。這應是不錯的。
而張居正事後曾在給友人的信中，則只是強調，此事全賴他力挽狂瀾。
天啟年間的大學士朱國禎是當時過來人，對此事有比較允當的看法。他說：「看來張欲殺高是無疑的。但張似不應如此愚蠢，或是當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還有一種說法，是說出於馮保的主意，這應是準確的。」（《涌幢小品》）
王大臣一案，轟動中外，連朝鮮使臣也有耳聞，記錄下了王大臣一案在京城的民間說法，即構陷者是誰，「道路之言，皆指太監事。」（《荷谷先生朝天記》）
此案內中一些詳情，恐怕永遠不可為人所知了。各種著作中，也有一些不盡一致之處。譬如，曾有人說辛儒秘密給王大臣送去蟒袍與刀劍，劍柄上鑲有貓眼石，誘惑王大臣以此為贓證，用以加重此案的份量。
還有的書上說，朱希孝在東廠會審時，曾令王大臣辨認混雜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無所知，以此確知他的所謂口供均系捏造。
此案對高拱來說，可算是因禍得福。因這次誣陷失敗，張居正與馮保後來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以迴避清議。因此高拱得以享受一個平安晚年，在故鄉整理和寫作了大量著作，給後世留下了一些有價值的文獻。
從對此事的處理上，我們還可見出張居正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的一個特點，就是易於感情用事，反應較為衝動。這與他平時的沉穩極不相稱，幾乎判若兩人。這個特點，在以後還會數次出現。
此外還有，張居正歷來有收買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認，反而標榜自己是解鈴人。這在此前此後，都有一些表現。不過這種「買好」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盜鈴而已。
最後還要說的是，他在狙擊政敵時，又往往在緊要時刻良心發現，或不願意把事做絕，不肯出手致命一擊，有時反而能為對手略做解脫。
官場功利與人性底限的衝突，在他身上交纏虯結，不可以非黑即白來概括。
近年一些評述張居正的小冊子，為描紅其「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將他排斥異己甚至誣陷政敵的行為，一古腦讚譽為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
改革家，就一定是德行無虧的么？
改革家就沒有私慾了么？
改革家就沒有萬劫不復的敗筆么？
改革家就沒有窮凶極惡的面目么？
只能笑當今之開明之世，當年「評法批儒」的套路還未有窮期！
還有的著作將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說成是張居正胸懷遠大、高度明智所致，亦是讚美不止。
事實如何？怕是張居正心裡最清楚。
他大概唯有慶幸：當一天陰霾消於無形時，只祭了一個王大臣，其他各方並無慘烈的損傷。萬曆初年剛穩定下來的政局，未遭到傷筋動骨的毀壞。
張居正僥倖擺脫了一次最大的危機，那麼，他現在可以向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