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他如何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第十一章大國之治
這一瞬間如此輝煌！
當張居正終於位極台鼎、獨步政壇的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陽中登上東華門。如果曾有這樣的閑暇，他能看到的，該是京城九門浩茫如海的煙藹……
從這裡伸展開去，是何其遼闊的疆土！
北至庫頁島，西至烏斯藏（西藏），河山雄渾，哪裡不是西風殘照，何處沒有漢家陵闕？
這樣一個老邁的帝國，它將如何重生，如何奮起？將怎樣在萬丈塵埃中洗滌一新？
張居正從一個書生走到了這個制高點，「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他是從哪裡來的這無比勇氣？
「位卑未敢忘憂國」，這不錯，當年他一個青衫學子也曾經這樣做過。可是，國之興亡，真的只是寄於匹夫的肩頭嗎？難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憂國」了嗎？
肉食者鄙，鄙在哪裡？大概就在於此！
海內多頹靡之政，綱紀已土崩瓦解，各路當道者卻還在自己掘自己的墓。不問民生，只問錢途。國家的事情，哪還有半點神聖感？
獨有張居正攘臂而起，他不屈從於濁流，就是要在高位上發出迅雷疾風，搗破這醉生夢死的局！
張居正受過申不害、韓非法家思想的浸染，他相信只要「掃除廓清，大破常格」，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人心不是不可救。
關鍵是，從哪裡開始救起？
他說：「事有機，政有要」，這個機要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國確實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議：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卻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時候刀耕火種，先民們尚能溫飽，且有餘興手舞足蹈。而今百姓疲於奔命，卻苦於謀一粥一飯，往往難於上青天。
這原因又在哪裡？
有殘民枉法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視百姓為草芥的為上者，就有視官吏為仇寇的布衣。
張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
民的問題，還在於官有了問題。
當時的官員腐敗、頹靡到了什麼程度？
請看張居正對他們的描述——虛文浮誇相沿成習，剝下奉上以求政績，奔走趨承以圖升職，強制攤派以謀達標，敷衍草率以推罪責。
真是活畫出一群人的嘴臉。
且不說他們乾的事如何，僅是吃，也把國家給吃窮了。
明代的冗官之多。膨脹之速，堪稱驚人。當時人統計，天下有文官24000人，武官100000人，廩生35800人，吏員55000人。全國收上來的稅糧2600萬石，還不夠給他們發俸糧的。以至於王府缺祿米，衛所（駐軍）缺月糧，邊防缺軍餉，各省缺奉廩（工資糧）。
張居正在隆慶年間就曾建議，與其拖欠工資，上下都煩惱，還不如裁掉一批官員以節省工資款。
工資雖然有拖欠，官員們卻照樣活得很滋潤。明嘉靖以後，官場中貪風大盛，從首輔到吏員無不貪賄，當官竟然成了一場貪污競賽。《新會縣誌》風俗篇載：正德、嘉靖年之前，有兩袖清風的人辭官回家，鄰里都紛紛慰勞，嘖嘖稱讚；如有貪官回鄉，眾人皆恥於與之來往。嘉、隆之後，風向大變，有官員退休，鄉人竟不問人品，惟問揣了多少金子回來。人們相與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貧窮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見官風如何。
這群貪官，吃了，拿了，又屁事不幹。苟安於位，但求無過，多敬上司，少惹是非，是官場上的信條。官話雖然講得如滔滔流水，對民間疾苦竟一如盲聾。
顧炎武曾說：那個時候，貪污巨萬卻只不過被罷官，小小的刑名官員都能富得流油。何為至上，何為小道，全都顛倒了。
這樣一批無良心、無廉恥、無信念的官員，如何能當得起強國富民的中興之責？
張居正把他們看到了底。他說：這一群人中，「實心愛民、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弟者，實不多見！」
那麼，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集群，又該從何下手才是？張居正認為，「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何謂「本源」？中國哲學說：「上樑不正下樑歪」，誠如斯也！張居正說：「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內閣及部院）」。只有督撫部院帶好了頭，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紛紛落馬，下面的當然就更加肆無忌憚。
至於整頓的時機，他認為則應是新君即位時，因為這時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輿論可恃，正是向弊端開刀的好時機。若是優柔寡斷，或只打雷不下雨，則會大失人心，導致惰政依舊，窒息政局，「后欲振之則不可得矣」！
張居正決心出手了！否則這批蝗蟲，必將把國家吃垮。
他為大明帝國的改革布下的第一顆棋子，就是「課吏治，信賞罰」。先提高行政效率，讓國家像個國家。
不然的話，帝國這輛老馬車連車軸都要銹住了！
當初朱老皇帝建立這個帝國的時候，剛剛脫離農民身份不久，民間疾苦，仍痛在他心頭。那時他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裡恨透了。如今要立法嚴禁，凡是遇百官貪污蠹害百姓的，決不寬恕。」
他之所以用嚴刑峻法來對付貪官，本心還是想建立一個為人民的政權的。可惜皇權專制之下，求清廉，講民本，無異於緣木求魚。當官是享受，沒好處誰當官？人民噤口，誰來監督？老皇帝到最後陷入了與武則天一樣的惶惑：為何殺人如麻，貪官仍前仆後繼？前任被剝的皮就在官府公座旁，後任貪瀆照舊，安之若素（趙翼《二十二史剳記》）。
國人本性，於開疆拓土上，於與敵談判上、於科技探索上，總是適可而止，以退讓求平穩，以無為勝事功。唯有貪污之欲，永無止境！
不知大家背著這三生三世都用不完的金山，要到哪裡去？
性好貪瀆，卻又冠冕堂皇。古來堂堂州縣衙門，皆有座右銘。曰「正大光明」，曰「明鏡高懸」，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直至近世，又有「天下為公」云云，還不是成了掛羊頭的招牌？
然而，哪個能「正大」？何處有「明鏡」？正如古人所謂：「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
蒼天盲了眼，不知道國家養了一群碩鼠，但張居正知道。
他在擔任首輔的17天之後，隆慶六年七月，就代皇帝對百官擬了一個戒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這個警告令說：「近年以來，士風敗壞，紀律鬆弛，致使有人鑽門覓縫，以之作為撈取好處的途徑；有人拉幫結夥，公然施展排擠之術。污衊老成廉潔的官員為無用，誇讚奉承奸詐之徒為有才。用人之道，全在愛恨恩仇，遂使國家的任免幹部之權，成了臣子獲取酬謝的資本。」
在點破了貪官昏官的貓膩之後，張居正代皇帝下了決心：「我馬上就要大事掃除，以廓清烏煙瘴氣。」各衙門給我好好辦事，「休得以自己的好惡為標準，以開枉法之門。職能部門應分好了工，以替國家分擔艱難，監察科道，要以公心為是非，各進直言以供我諮詢。」
張居正在給李幼滋的幾封談論改革的信中，更是明確表達了他革除百弊、振興帝國的大志，他說：「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核名實」。「核名實」，就是核查官員究竟能幹不能幹，幹了多少？與他的官職相不相稱？他說，不考核成績，怎能知道一個官員有多少真才幹？
他也清楚，此去前路，不會有真正的知己與盟友。敢為天下先者，從來就是「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蘇軾詞）。但這一切，他慨然受之，表示「一切付之於大公」，即便遭受怨恨誹謗，也無所顧忌（雖怨謗有所弗恤也）。
他決心要實事求是，正己肅下，自己帶個好頭。法律要求嚴懲的，雖是權貴，也不寬恕。凡是有才幹可重用的人，雖是被人疏遠無人理睬的，也不能遺漏（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
說起來，張居正目前已位極人臣，若像嚴嵩那樣以固寵為要，也可保一生榮華。但他不屑為之。人之為人，就在於有慨然丈夫之志。滔滔東逝水，已淹沒了多少鼠輩，人豈可朝下走、貪小利、等同螻蟻而耗完一生？
眼見得國家已經如病貓，何日得重見雄風？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確實已到了一個關口。滿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卻不留意如何幹事。國家養了官，卻日日在擾民害民。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義的初衷開起了大玩笑么？打碎了一個，又來一個，那麼，當初浴血，又是何必？
國家養官，用的是來自老百姓上繳的稅糧。養一個這樣龐大的隊伍，國家與百姓本來就不堪重負，而這個官僚群體要是再不干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時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這個樣子。龐大的官僚機器所謂的行政工作，可以說就是無數的「公文旅行」。比方說，某官上奏一件事情應該抓緊辦，皇帝照準，「批紅」讓有關部院去辦，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撫按去調查並辦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難辦，或有人請託，或部門利益有糾紛，這公文就可以無限期地被扣押住，不辦也不回復，一拖幾十年的也有。
張居正說：「各衙門批複需要辦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雖勤，而實效極少。」以言官的工作而論，「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通過驛站）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言官提議的新辦法以文件形式發下去，是否好用，就無人過問了。就算是皇帝下旨催問效果，答覆也僅僅是「正在採取有力措施」——讓你皇上的文件也成一紙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隨則廢弛」的事一點也不奇怪。
國家，就這樣成了一架奇怪的機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來，卻沒做一件實事。光見機器轉動，不見產品出來。國家費盡心機徵稅，百姓如牛負重納稅，就供著這幾萬官員「過家家玩」。
這是一個紙糊的國家。無怪一個僅有10萬騎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擁有270萬常備軍的大帝國打得鼻青臉腫。是船不堅炮不利嗎？是大明的科技落後嗎？是將士的勇氣不如人嗎？
只要想想，二萬多文官、十萬多武官、五萬多吏員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來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寫寫「正在採取措施」——我們還指望能夠戰勝誰？
嘉靖年間，這種惰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門有了官缺也隱瞞不報，等有了合適的親戚朋友再來頂上。有的官員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報道，而是去鑽營門路，趟好了路子再說。有的官員對任命不滿意，就稱病不領文書，直至任命作廢，再去活動好的職務。
張居正對此忍無可忍，於萬曆元年，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考成，就是考核成績，做了還是沒做，必須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規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須將所有往來公文登記造冊，每月底註銷一次（檢查是否辦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考察的之外（比方賀歲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詢、互商、回報、督促檢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記冊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備查，一份送內閣備案。六科根據這個登記冊逐一檢查，到下個月底陸續完銷（落實辦結）。這樣，就能確保絕大部分事情不會拖過兩個月再辦完。然後，每半年再匯總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沒辦完的，要開列清單報給內閣，並下文件到部追查，部里要講明原因。第二年的每個季度，六科都要再對上一年沒辦完的事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銷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辦事的官員，由部院舉報；部院註銷不實的，由六科舉報；六科有隱瞞的，由內閣舉報。所有的公務，只要逾期未完，負有責任的官員名單都將上報給內閣，由內閣擬旨查問。無正當理由而不辦的，要給以懲罰。
這就是「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說辦就必須來實的，事情才能辦得成。
形成如此一個層層監督的網路，內閣對下面的辦事效率和進展情況，就心中有數了。六科也有了正經事干，沒功夫去胡說八道了。
這個辦法，看起來沒什麼神奇，不過是把一個雞蛋豎了起來。
但是，堂堂大明朝200年，誰也沒想起這個雞蛋其實是可以豎起來的。
即使是聰明蓋世的朱老皇帝，也只是制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備案的制度，也沒想起來要制定相應的落實制度。
朱老皇帝白當了一回農民，他居然會不明白，驢子不抽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來后，兵部率先執行，其他的部院紛紛跟上，效果奇佳。萬曆三年正月，鳳陽、廣東、浙江三地的巡撫因上年未辦結事而被罰俸三個月，全國官員震動。萬曆四年，地方撫按中有63人未完成134事，為此，郭思極等人因未完成11事以上而被奪俸。萬曆五年十一月，戶部員外郎賈實等48人因瀆職而被勒令致仕。萬曆六年，共查上年應辦的137件事，有76人被查出逾期。
考成法，點石成金了！
張居正以一人的意志與權威，終於終結了龐大帝國無效的「空轉」。《明史》稱，考成法一出，「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萬曆六年戶科給事中石應岳說：「考成之法一立，數十年廢弛叢積之政，漸次修。」萬曆時人沈鯉也曾說：「天下再無不奉法之吏，朝廷亦無制定了而推行不了的法律。」
張居正由此建立了極大的威望，「中外無不想望其風采」！
考成法為帝國的車軸加了油，張居正還對不大靈便的車軸也進行了修理。與考成法相輔相成的，還有以下幾個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選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種途徑，一為進士、二為舉人、監生、貢生，三為吏員。監生、貢生分別是由地方學官推薦，考入中央大學和省級大學的「大學生」。吏員是通過服吏役而獲得做官資格的人。明代農民、士兵家有兩三男丁以上的，須抽一名能識字的到官府服役，為期三年，抄抄寫寫，跑跑總務。三年後，優異者可進入京城各衙門服役三年，而後就可做官了。這種做法實在堪可玩味——幾乎是強迫普通的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間，上述三類人都可當官。永樂以後，開始講究文憑。「吏部用人專以資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進士；舉人、貢生則多受限制，吏員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進士出身的壟斷（老百姓做官哪能那麼容易）。
嘉靖皇帝曾經有意改正這一弊病，恢復「三途並用」，但實行了兩年，各地巡按保薦上來的官員仍是「進士十之七八，舉人百之一二，歲貢則絕不齒及」（《明會要》）。到了隆慶年間，更是發展到進士無論怎樣的廢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學歷文憑者，不分青紅皂白都是香餑餑；文憑低一點的，則被視為無用之人。比如，進士出身的為政如果寬厚，往往被譽為愛民；若舉人為政寬厚，則被斥為姑息養奸。進士為政嚴厲，被譽為精明強幹；舉人嚴厲，那就是暴虐無道了——天生的小媳婦，怎麼也沒個好！
此種選人辦法，可謂比傻瓜還傻。其後果就是，一旦科舉考中了進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進，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縱自己，驕狂不可一世。未得到進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為劣等人才，註定升不上去，於是心灰意懶、得過且過。
這種「文憑=才幹」的選干制度，根本就不是激勵機制，而是反激勵機制。導致士人在考試前，人人皆思進取、想報國。一旦考完，中了進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無恐；未中進士的，前途無望，紛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兩種人都缺少認真幹活的動力，國家哪裡還有什麼可用的人才？
早在隆慶年間，高拱就開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張居正主持內閣后，並不因人廢政，繼續執行這一政策，主張「良吏不專在甲科（進士），甲科未必盡良吏」。曾有明文規定，推薦官員「毋得偏重甲科」。
為了對付官僚群體對新的選拔思路的抵制，他對科道官員的推舉乾脆規定了比例：進士佔四分之三，舉、貢佔四之一，確保總能有一部分優秀的舉貢人才進入科道。對太常寺（禮樂司）、鴻臚寺（禮儀司）及五城兵馬司（首都警備區司令）等衙門的主官，均取消了出身限制，非進士的也可擔任。
有一個他「破格用人」的例子最為搶眼。吏員出身的黃清曾任通判，為官一貫清廉，被譽為「天下第一等清官」，且富有才智，善於應變。後任嘉興同知，主持修建2700餘丈長的海鹽縣海塘，工程至為堅固，費用最為節省（因為不貪污）。此人什麼都好，就是與上級、同僚的關係處不好。張居正不顧下面的議論，將其提拔為兩淮鹽運使同知（副省級），讓他主持修建漕河關鍵部位——高寶內堤。此堤在這之前長期完不了工，黃清一去，兩年即告完工。張居正激賞此人能力，又提升他為太僕卿（馬政司主官）。黃清死後，張居正應總理河道大臣潘季馴的請求，為黃清立了祠，以供百姓紀念。小小一名吏員，「編製之外的」，竟受器重若此，對當時官場震動極大。
明代的官員任職，還有一大弊病，就是任期過短。本來明初洪武至正德之前，官員任期一般是九年，叫做「考滿」，考滿了才能調動。如果政績卓著，上下都很滿意，則任期也可能長於九年。各時期都有任期超過十五年的地方官。永樂至正統年間，任吏部尚書的蹇義甚至連任三十三年，幾乎幹了一輩子「太宰」。
到正德年間，這個好傳統被武宗毀壞，任職更調過於頻繁。一官到任，屁股還沒坐熱就走了，談何了解一方民情？辦妥一件實事？官員在任時，都毫無長期打算。只要「無過」就可升遷，誰還願意多事？所以皆「不以民事為急，崇尚虛文，計日待遷」。有那說得天花亂墜如孔孟再生、實際事務一樣不幹的，也許反而升得更快。
嘉靖年間也曾經有過規定，官員必須期滿才調動，「不許無故更調」，但卻實行不了。隆慶年間，有所好轉。張居正則在萬曆二年，明確了久任之法，規定知府通過兩考（三年一次考核）才能升職，如滿了三考也就是任職九年，就可升布政使、按察使（正省級），不滿九年的只能升副職，這中間差了兩個級別。還規定，各省提學官沒處理完本年科舉事宜，不得升調。
各部官員也是如此，如有賢能稱職者，就地加官，不必紛紛更換部門，免得客觀上鼓勵奔走謀肥缺的慾望。
當然，占著茅坑不干事也不行。張居正還規定，知府知縣「有才不宜於官、官不宜於地者」，省長可以自行調換。
這久任之法一實行，官員想坐火箭也難了，必須得在任上干出點實事，否則影響升遷。
——驢子是怎樣跑起來的？很簡單，就是用鞭子趕的。
張居正在考成法之外，對吏治採取的第二個辦法，是整頓考核制度。
大明帝國的官員考核，在制度上可以說是很嚴謹的，但好制度就怕歪嘴和尚。本來，「考滿」制度相當科學，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只要有成績，就升兩級，跨了一大步。另外還有「京察」，每六年對全體京官考察一次；「外察」，每三年對外官考察一次。「考滿」制度是看你政績，京察外察是挑你毛病，側重點不一樣。
這一套制度，遇到了歪嘴會如何呢？就是走過場，考語不實，賞罰不公，甚至到期不考的也有。
張居正了解這裡邊的癥結，他說「吏之難，非治民之難也，（而是）事人之難也。非得下之難也，悅上之難也。」看來，官兒也不好做啊——不是治理老百姓難，而是伺候人難；不是物色能幹的下屬難，而是取悅上級難。
張居正，太了解官員的痛苦了！
烏紗革履夜夜飯局，那是表面光；迎來送往、笑到臉僵，才是全無脊骨反類犬，不如平頭老百姓有尊嚴！
可是，「為人上者又以愛憎喜怒」來評定名次——「說你是，不是也是；說你不是，是也不是」。你有甚辦法？誰叫他官大呢！
把大官伺候好了，不管你幹得好壞，他都給你下個「稱職」的評語，你就算沒白朝他笑。
本來明初時規定，官員考語由各衙正官來寫，「察其行能，驗其勤惰，從公考核明白，開寫稱職、平常、不稱職詞語」（《明會典》），但是各衙正官一般誰肯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到後來通通寫上「稱職」。大明稱職的官員，你要是只看考核記錄，那是成麻袋的裝，但沒幾件事情是干明白了的。對此，張居正嚴令，考語必須分出等級，「大家好」就是大家都不怎麼樣。他還提出了好官壞官的區分標準：「惟以安靜宜民者為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甚隆，亦列下考。」
安民為上，其餘免談。玩花架子工程的，無一例外，都是劣等官員。
張居正要求，考察官員「但當察其事之實否，不必問其曾得罪於何人也」；考核必須依據事實，勿雜以愛憎；「不許偏執成說及出身資格，任意低昂，致枉公論」。得罪了什麼大官，不能影響提拔；一般的輿論評價，不能作為依據；出身資格更不能作為標準。由內閣及六科監督部、院，部、院監督各省長官，考察一旦失實，就是「不稱職」。你不好好考察別人，我就要考察你。這樣一來，哪一層都不敢馬虎。
官員分出好壞后，對好的要獎勵。根據張居正的建議，從萬曆二年起，皇帝親自接見列入「廉能」一類的官員，賜宴並獎勵。皇恩浩蕩啊，小小官員何嘗想過能目睹天顏？因此這是對廉能官員的最大激勵。而對「貪酷異常者」，則要移送法司問罪。
即使是勛貴犯法，張居正也敢於來硬的。開國功臣、朱老皇帝的義子沐英的後裔，世襲黔國公，世代鎮守雲南。當時的黔國公沐朝弼屢次違犯國法，按律應當法辦。但一般人顧忌他在雲南根深蒂固，怕引起變亂，主張姑息。張居正力排眾議，他認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辦，沐朝弼必不敢反。於是派一使者前去雲南宣讀詔書，宣布由沐朝弼的兒子繼承爵位，然後逮捕了這位老爵爺。沐朝弼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個龐大的惰性群體開戰，從張居正這一面來說，是一場十足的「一個人的戰爭」。自從高拱被驅逐后，從隆慶六年到萬曆三年八月，與張居正同在內閣的，只有一個呂調陽。後來陸續增加了張四維、申時行、馬自強。但「江陵柄政」時期，只有他一個人有實權；內閣和全體上下官員只是在執行他一個人的意圖。
兩宮太后與皇帝將「中外大權悉以委之」，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劍。這場不對等的戰爭，也因此以張居正的大勝而告結束。
帝國這輛破車，終於讓他給修理出個樣子來了。
所有的問題，一旦說破，竟然簡單到難以置信。
所有的問題，原來，都是人的問題。即便恢復到老祖宗的體制，只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國家也一樣有朝氣。
張居正說過：「法之不行，人之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
他多年潛心鑽研典章制度，知道帝國的軟肋在哪裡——辦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與辦公效率結合到了一起。交給了你幾件工作？辦完了幾件？沒辦完的是什麼原因？三個問號解決好，就萬事大吉。
反觀之，所有複雜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法律法規千萬條，有幾句話是真正能操作的？幾句話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種「主義」前仆後繼，哪個主義能在低效率下創造「高產田」？更不要說吹牛、粉飾、搭花架子哄上級玩的勾當了。
張居正不是現代人，但不等於不是現代人就不聰明。聰明跟現代不現代的沒有關係，只跟能不能痛痛快快的辦事有關係。
萬曆二年正月十九日，大明皇帝宮內的會極門張燈結綵。文武百官服裝鮮亮，肅立兩旁。12歲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員虔誠地三叩九拜，「萬歲」聲直衝雲霄。
大太監馮保高聲宣讀獲獎廉能官員名單，模範們魚貫而出，伏地謝恩。
廉潔幹練者揚眉吐氣，這才是國之大幸啊！
張居正位列百官排頭，春陽照在他的臉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權之重，古今未有；治國之才，古今未有！這也是帝國之大幸。
大明的國運，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壇上的香煙，蒸騰直上。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
否！
他張居正，永遠不會有這種悲嘆。
為什麼呢？時也，勢也，千載難逢的機運也。
腐朽與新生，沉淪與崛起——這中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天塹，而是一葦可渡、舉手之勞。
之所以做不到，是沒有人在認真地做；之所以做不成，是沒有人真正想把它做成。
朱老皇帝以一農民，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帝國。這是奇迹。但是當這個帝國具備了所有完善的國家機能以後，為何反而創造不出奇迹來了？是因為：哀莫大於心死！肉食者，既然有肉吃，他就不再想創造什麼奇迹了。食不著肉的人，裹腹尚難，他們沒有什麼義務去創造奇迹。
國家之老，老於人心。
既然大明這條寶船是永不沉沒的，那還用管它往哪裡開？
——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沒的么？
可惜，夏蟲不可語冰，跟他們說這些是沒用的。貪酷之官，只知道財富是無盡的；庸惰之官，只知道太陽是每天都要升起來的；奔競之官，只知道寶塔尖上的風光是最好的。
對他們來說，民力，可以無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無顧忌地踩踏；笙歌，可以無終結地演奏下去。
這一切，永遠不須償還。
他們哪裡知道：就在這腳下三尺土中，「宮闕萬間都做了土」！
昏睡百年的大明，就這樣不可挽救了么？
歷史，恰在這個時候選擇了張居正。
書生報國，惟以智慧。還有就是——「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他起自布衣，登入廟堂，「且受深恩，義當死報，雖議謗有所弗恤也！」
人力可勝天，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難道世路多荊棘，他不知道嗎？
他當然明白。
但國家興衰，不止是一個人的禍福。拯民救時，就在今朝！是五尺男兒，能罷得了手嗎？
正所謂「無限滄州漁父意，夜深高詠獨舷鳴」（張居正《泊漢江望黃鶴樓》）。
這內心裡最深刻的嘯聲，有誰聽，有誰聽！
金戈鐵馬入夢來
張居正的「江陵柄政」十年間，最值得人稱道的還有善用將帥、安定邊陲之功。
在隆萬交替之際，大明的天下還不能算四方晏然，各處仍時有聞警。這都是正德、嘉靖兩朝留下來的爛事。
那兩位自我感覺良好的皇帝，在國防決策上實屬低能兒，對外戰略完全短視，忽戰忽和，缺乏長期打算。對所啟用的邊將也是信疑不定，讓人很難願意賣命。仗要是打輸了，那就都是下面的錯兒，薊州前線在十七年中，竟更換大將十人，沒有一個不是獲罪撤職的。總督王忬與楊選兩人，還因吃敗仗而被皇上殺了頭。
只有低能的下屬，沒有低能的上級。皇帝的心理倒是平衡了，但事情卻毫無起色。
兵備鬆弛，到了近乎兒戲的程度。
軍官們普遍強迫士兵服勞役，十分殘苛，導致兵卒大量逃亡。當官的正好吃空餉。以京軍、邊軍的編製論，合計有百萬，但實際有多少鬼才知道。以京軍為例，嘉靖時的編製14萬，按人頭一個個數的話，只有不到6萬，而能打仗的，大概也就2萬。
明初的軍屯到後來已經無法生效，軍費均由財政支出。一年軍費70餘萬兩，一打仗就超過上百萬兩，佔全國年總支出的70%！從太倉發放到邊境的軍餉，年年不足用。這個大包袱，哪個背得起？
花這麼多銀子要是養一批精兵，也還不算冤枉。可是大明的軍人情況如何？軍官都是世襲，吃慣了空餉，罵慣了士兵，哪裡懂得帶兵。一遇檢閱會操，就臨時拉來一批老百姓充數。兵部的大員下來，檢閱陣前，只見一片嘻嘻哈哈，「呼舞搏笑而已」。兵部官員受了賄，也不見怪：弟兄們好啊！
這就是大明軍。無怪在庚戌之變時，京軍一聽說要出城打韃子，竟人人號啕大哭！
邊防潰爛，這「潰爛」二字一點都不過分。
就在張居正入閣那年，隆慶元年，仍有一次俺答犯境，兵鋒直薄北京城。經過張居正與高拱經略，邊防才有所復振。到他完全執掌了最高軍事權之後，更是加緊調兵遣將，整飭武備。大明的千裡邊防，畫角連營，漸漸的有了一支虎賁之師！
書生穩坐帳中，決勝萬里之外。
張居正在入閣后的16年中，與邊防將官頻頻通信，指點機宜，部署措當。這些函件捨棄了公文套路，事無巨細，詳為謀划，在他的文集中收錄的有百餘封。
「燕然未勒歸無計」。他知道，在前方的將領選得好不好，是邊防安寧不安寧的關鍵。
他選將，要的是既驍勇善戰、又足智多謀。
他用將，是授予大權，坐鎮要害，統轄一方，用之不疑，曲為維護。
有了稱職的統帥，自會有不怕死的大將。
有了稱職的大將，自會有不怕死的雄師。
那時四方皆有將星熠熠：俞大猷、譚綸、戚繼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時、殷正茂、凌雲翼……均為一時之雄。北虜南倭。無不心生懼意。邊防上的形勢，開始由危轉安了。
這其中，張居正對戚繼光、李成梁兩位著名將領的使用與關愛，不能不細說一下。
戚繼光是山東登州衛（今山東蓬萊）人，字元敬，號南塘。他出身於軍士家庭，嘉靖二十三年17歲時承襲父職，任登州衛指揮僉事，負責海防，也就是對付「南倭」。曾有雄心壯志曰：「封侯非我願，但願海波平！」
嘉靖三十一年，戚繼光應考山東武舉，在數百人中脫穎而出。次年夏，被提為山東都指揮僉事，參與當地的防海抗倭。此後十餘年間，輾轉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再到廣東，到處留下「戚家軍」赫赫威名。
張居正入閣后，調戚北上，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這是為戚繼光特設的一個職務，本意是能讓他帶更多的兵，但因和三鎮的總兵官權力劃分不清，「諸將多觀望」。於是兵部將他調任薊州總兵官，能實際控制一鎮的軍隊。可是這樣一來，名銜卻有所降低，戚繼光為此怏怏不樂。張居正那時還只是內閣的普通輔臣，不能直接改變這一狀況，便說服隆慶皇帝改任戚為總理練兵兼鎮守，可以節制其他兩鎮總兵，使之便於練兵。
戚繼光是一名罕見的將才，從軍「三十年之間，未嘗一日不披堅執銳，與士卒共命於矢石之間」（王世貞語）。《明史》上也說：「戚繼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看來他是從沒有玩過虛的。
他初到北邊，見北地邊軍紀律鬆弛，就與譚綸一起調來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訓練而成，紀律嚴整，可充軍中骨幹。剛到北邊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佇立雨中不動，從早至暮，有如樹林。北方邊軍看見，無不震駭，「自是始知軍令」——才知道軍令如山是什麼樣子！
戚繼光不負張居正重望，到北方后，輪訓三鎮邊軍，使其聲威稍壯。又從沿海招募貧民屯墾，解決了軍糧問題。
最為天才的是他的兩大發明。一是「馬、步、車」協同作戰。在平原地帶，蒙古騎兵銳不可當。戚繼光臨陣時以數十輛車圍成堡壘，馬、步軍掩藏其中。敵至，則騎兵突出廝殺，車輛趁機列好陣。
一旦敵方大軍逼近，騎兵便迅速退入車陣中。待敵騎突入近前，則陣內火器萬槍齊發。打得敵人焦頭爛額，步兵見機殺出，手持拒馬器與竹制銳利長矛，一字排開，敵騎兵頓時人仰馬翻，不一忽兒，隊形就大亂，紛紛潰散。騎兵便在這時躍出追擊，攆他個屁滾尿流。
以此制敵，昔日鐵騎聞風喪膽！
第二個發明是修築空心敵台。原北京一帶邊牆是明初大將徐達所築（並非秦長城）。嘉靖年間陸續修過，但年年有所損壞。戚繼光認為，薊鎮邊防綿延二千里，只要一處有缺口，則整個邊牆都是廢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純屬浪費。他提議，最好跨牆修建空心台，也叫做「敵台」。高五丈，中空，裡面三層，上有雉堞（槍眼），內可宿百人。裡面鎧甲、器械、糧草俱全。士兵居內可守望，也可迅速集結成野戰軍。
本書前面曾經講過，張居正對此給予了無保留的支持，親自督促建造。歷時三年，從居庸關到山海關，共修了1200個，又從後方調來浙兵9000人負責防守。
巍巍邊防，只見千里連營，戚家軍大旗獵獵！
大明原來的軟腹部——薊州，成了鐵打的壁壘。
史載，北邊一時守備堅固，敵不能入，都轉到遼東去了。過去俺答入寇北京郊區的事，做夢也別想了。
戚繼光不僅會帶兵，亦能作文，有詩集名曰《橫槊集》。時人說他「軍中篝燈讀書，每至夜分。戎事少閑，登山臨海，緩帶賦詩」。好一個能文能武的大將軍！
猛士出燕山，萬里塵埃靜。
可惜的是，按照中國哲學「出頭的椽子先爛」的規律，這樣的人當然不能安穩。戚繼光成名以來，外界非議不斷，實際上很受了些窩囊氣。若是大家批評他不廉潔或盛氣凌人倒也罷了，該人確實有這類毛病。但挑剔他的人，都是武大郎的後代，專從軍務工作上故意掣肘。
戚繼光剛剛北調時，有的督撫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慣。他們無法否認戚的平倭戰績，就說「南兵」不適合北邊。張居正明確表態說，戚繼光「才智並非拘於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為何就不行？
隆慶那幾年，由於戚繼光治軍不合一些要員的胃口，觸犯了當道，幾乎遭滅頂之災。張居正堅持「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及時給予了援手，使得戚繼光能脫離險境，並有施展的餘地。
張居正任首輔以後，把與戚繼光惺惺相惜的譚綸調為兵部尚書，又把自己的得意門生梁夢龍調去接任譚綸為薊遼總督。這樣，戚繼光上面下面就都有了人，再有什麼非議，自然有人給擋住。
對戚繼光性格上的弱點，張居正可說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勸導。反覆告誡「願足下自處，務從謙抑」，勸他不要與人爭功，不要無謂冒犯上司。這些勸說，使氣量狹窄的戚大將軍有所收斂，適當地把尾巴夾了一夾，免去了很多麻煩。
士為知己者死，萬古如此。張居正不但懂得如何治軍，更懂得駕馭人心。以為自己有了點權勢，下級就一定要向你搖尾巴的，那是豬頭領導。
首輔對一個邊將能如此耐心指點的，為前代所未有。戚繼光一個武夫，怎能不甘願效命？
戚繼光樂與士卒同甘苦，每戰之後必親自慰問傷殘，祭奠亡靈，全軍為之泣下。他鎮守邊關16年，虜不敢犯。在張居正執政時期，以軍功升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又晉陞太保，終成一代名將。
張居正傾注心血最多的另一員猛將是李成梁。
李是朝鮮裔人，內附大明已有四代之久，世襲鐵嶺衛指揮僉事。他自幼生長在遼東，深諳韃靼土蠻部的虛實。隆慶元年時間，土蠻部進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參將升副總兵，協守遼陽，從此嶄露頭角。隆慶三年，斬敵酋張擺失。隆慶四年，俺答的兒子辛愛大舉入侵遼東，大明總兵官王治道戰死，遼東全線告急。李成梁繼任總兵官，坐鎮遼陽，他臨危不懼，積極修工事，選將校，招健兒，穩住了局勢。
《明史》上說他「英毅驍健，有大將之才」。此言不虛，他確實有一番奇謀。自此後便轉守為攻，於隆慶五年，夾擊來犯之土蠻部於卓山，斬首580餘級。這在斬殺敵人十數人就算大捷的明後期，簡直是蓋世奇功！
到了萬曆年間，他破敵之役更不可勝數。萬曆三年，泰寧部的炒花糾集兩萬騎，南掠永平、瀋陽，李成梁率火器營迎頭痛擊，殲敵上千。
萬曆六年，率軍趁夜出塞，長途奔襲200餘里，直搗泰寧部與土蠻部進犯大軍的營地——劈山營，斬首430級，此為劈山營大捷。
萬曆七年，土蠻與泰寧部的速把亥兩部合駐紅土城，分兵進攻錦州、義州（今遼寧省義縣）。李成梁趁夜出塞200里，直抵紅土城，斬首470餘級。此為紅土城大捷。
萬曆八年，韃靼千餘騎從永奠入侵，李成梁又出塞200餘里，斬敵人750人，盡毀其營壘。
類似這樣奔襲200餘里斬首數百級的戰例，在這裡不可能逐一盡數。
這一幕幕景象，為大明邊關百年來所絕無僅有。
遼東平原上，煙塵滾滾，大明軍旗所向披靡。土蠻精銳全沒了慣常的威風，被殺得七零八落，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昔日明軍被動挨打的局面，已恍若隔世。
這裡面，也有幾次戰役是張居正親自籌劃的，但能夠在前線取得如此驚人戰績的，非李成梁莫屬。張居正深感李成梁「忠勇可用」，屢次請旨為其加官進爵，並不吝惜封賞。
李成梁的戰績，也使萬曆皇帝大為開心，曾為此告謝郊廟，在皇極門向百官告捷。在張居正的數次提議下，李成梁一路高升，先後加太子太保、太保，世蔭錦衣指揮使（子孫可任此職），封寧遠伯。
李成梁的兩個兒子也是久經沙場的軍人，能獨當一面，且屢有戰功。
李氏父子率重兵，猶如鐵打的堡壘雄踞遼東22年（至萬曆十九年），威震絕域，韃靼各部望之無不心驚！
封爵后，李成梁遂了平生心愿，更是勇猛異常。於萬曆十年，在鎮夷堡設下伏兵，將來犯的速把亥斬首，滅掉了這個騷擾遼東20餘年的心腹大患！
天賜勇將與大明，亦賜良相與中國。
李成梁在張居正的掌控下，功績非凡，標炳史冊。《明史》本傳在寫到他的功績時，真是不吝讚美之詞，其中說：「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
但正像所有的王牌都有其醜陋的背面一樣，李成梁這個人也有他的陰暗面。史載，他「貴極而驕，奢侈無度」，對遼東的軍費、馬政、鹽業、政府採購無不包攬，以此中飽私囊，以至「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在戰功方面也有水分，仗著邊地遙遠不易核查，經常謊報戰功；若敵人已從別處突入內地，他則擁兵觀望，並不出手；有時甚至掩敗為功，放縱部下殺良民以取首級冒功。
擅殺平民冒功，是大明軍隊流行了百年的弊端，無人能夠制止。到了李成梁這裡，更是肆無忌憚。士兵們在戰事結束后，成批殺害邊境平民，割下腦袋，按蒙古習俗重新結辮子，冒充敵首。兵部人員論人頭點數，其他不問。早在嚴嵩當政年間，邊兵擅殺就是邊民的一大害。被嚴嵩害死的錦衣衛官員沈煉曾有詩詠及，至為沉痛：「割生獻馘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感懷》）
草民讀史至此，則有許多感慨：在某種意義上，歷史真不是善良人創造的。軍隊本該保民，區區平民何辜！李成梁若只有鎮遼之功而無其他，也許可算得上是大明少有的聖賢了，可惜，人性的黑暗，就是如此無所不在。
李成梁的所作所為，只瞞過了高高在上的閣部。地方督撫若有異議，一概被他排擠而去。當時也有言官交章彈劾，卻奈何不得他。
張居正對這個桀傲不馴的武夫，當然有清醒的認識。首先，他極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對遼東防務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義，所以從未動過撤換之心。這樣的猛將，可抵雄師百萬，不是隨便哪個就能取代的。鑒於大局高於一切，張居正對李的污行劣跡做了不少讓步。但對李部的所有動向均了如指掌，決不放鬆。
若李大總兵實在鬧得不像話，張居正也決不給他好臉色看。恩威並用，把這個傢伙牢牢攥在了手心裡。
萬曆三年五月，李成梁腦袋不知轉了哪根筋，聽到風就是雨，報稱土蠻部擁兵20萬來犯，前鋒已至近邊的大凌（今遼寧錦州東北），「請兵請糧急於星火」（《萬曆起居注》）。
遼東巡撫張學顏連忙飛報兵部，兵部聞訊張皇失措，一時竟拿不出辦法來。連萬曆皇帝也被驚動，屢問張居正：「虜情如何？」
張居正卻保持了異常的鎮靜，他對局勢做了估計：此時正當暑天，又大雨連綿，不利於騎兵作戰，根本不是北虜進犯的恰當時機，土蠻部不大可能愚蠢若此。他一方面令戚繼光嚴密防守並派兵應援，一方面讓宣府巡撫吳兌探查敵情。
不久，兩方面都有情報回饋：邊境上鳥也沒有一個！純屬李成梁聞風生事，想自抬身價，趁機殺幾個老百姓冒功。
張居正接報大為震怒，請旨對兵部和李梁成嚴詞申斥。他批評兵部「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
張學顏與兵部尚書楊博，兩人都是張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張居正並未稍作寬容，同時對李成梁也狠狠敲了一下。
萬曆六年三月，有韃靼一部因得罪了土蠻，一行七百餘騎東來準備投明。李成梁部一名游擊想冒功，竟揮軍掩殺，斬首470級，擄掠大批牛羊，謊稱獲得「長定堡大捷」。結果又是一番告廟、頒獎、晉爵等等，不亦樂乎。當時張居正請假回江陵葬父，在家接到報告，大為疑惑，寫信給時任兵部尚書的方逢時說：「遼左之功，信為奇特。」敵人來就來么，還帶著牛羊幹什麼？七百餘騎偷襲，必有周密準備，怎的我軍偏師一擊，他們就四散潰逃？
事情最後是調查清楚了，但因皇上已下了「聖諭」表彰，一切都無法更改——天子還能被愚弄嗎？張居正只得向有關邊鎮督撫透露了一個信息：我這裡是洞若觀火的！李成梁大約也知道瞞不過張首輔，此後加了小心，若干年裡未敢再次犯混。
從明末崇禎時期遼東的用將與防務謀略看，張居正對李成梁的倚重與優容，是具有戰略眼光的。那句著名的淺顯唐詩，包含著與國運相聯繫的真理——「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誰不服這個氣，誰就自嘗苦果。連皇帝也不能例外。
至於邊民與降人的冤魂，歷史說到這裡就說不得了。滾滾車輪總是要踏著一些冤魂前進的。
千載悲歌皆如此。
張居正除了嘆息「乖謬如此，殊為可恨」之外，又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從全局來看，張居正對戚繼光、李成梁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一舉扭轉了大明邊防的頹局，是極富戰略頭腦的。明代史家談遷論及此時，高度讚賞，說「江陵能盡人之才」。
對兩位的器重，張居正曾多次對人剖白，說自己從中並無私人好處，無非因為他們是「為國任事之臣」，所以才「視之如子弟」，「獎提愛護」。
兩位名將的結局，很不相同。這裡不妨多說兩句。
張居正死後，又有人重彈老調，說戚繼光不適合於北方，旋被調任廣東總兵，第二年又被彈劾，致仕還鄉。三年後又被奪俸，於同一年鬱鬱而終。著有《紀效新書》、《練兵紀實》，為後世兵家所重。
李成梁雖鹵莽，但結局卻相當風光。張居正死後，他仍留任遼東，至萬曆十九年解職。子弟皆列高位，連僕人都跟著顯貴。他離開后，遼東凡十年竟易八帥，看來是誰也玩不轉了。萬曆二十九年，時年78歲的老將軍又被啟用，重回遼東，邊境立刻安定。又幹了8年，共在遼東稱霸20年。后以93歲高齡辭世。
閻崇年先生在《明亡清興六十年》里說，李成梁在古勒城肆意屠城，誤殺了努爾哈赤爺爺和父親，種下了仇恨的種子，導致努爾哈赤立志滅掉大明。此說我不能贊同。
這段公案史書上記載得很清楚，以當時女真的情況看，努爾哈赤不可能是因此事而與大明反目的。他是一個有宏大政治抱負的人物，遲早都會崛起。個人恩怨不足以解釋他的動機。
史載，萬曆二年李成梁攻破建州女真部，斬殺了建州女真酋長王杲。萬曆十一年初，李成梁率軍攻打王杲之子阿台盤踞的古勒城。當時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為明軍做嚮導而被阿台軟禁在古勒城中，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隨明軍前往，先於明軍進入城中搭救其父。後來明軍攻破古勒城，射殺了阿台。遺憾的是，此役中覺昌安和塔克世都為明軍誤殺。
戰後努爾哈赤和兄弟混跡於亂軍，歸附了李成梁。《清史稿》本紀中說，「成梁妻奇其貌，陰縱之歸。」是李成梁的老夫人把他給放了回去的。后李成梁送回了覺昌安、塔克世的屍體，並賜銀給努爾哈赤厚葬其父祖。這一點，李成梁做的還是很有策略的。
明朝在此之後賜予努爾哈赤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允其承襲父、祖之建州左衛都指揮使。明朝的這次封賞，才是努爾哈赤興起的關鍵原因。此時努爾哈赤雖極弱小，但有了天朝的封賞在身（在所有女真部落里是唯一的），他就以此為號召，開始聚集政治和軍事實力，逐漸坐大。
努爾哈赤開始稱王，「定國政」，大敗海西女真九部，統一建州女真，成為一方勢力的整個過程，恰是在李成梁卸任期間完成的。其間，萬曆二十三年，明朝還以努爾哈赤守邊有功，封他為「龍虎將軍」，證明那時大明與努爾哈赤的關係還相當默契。
李成梁起碼對努爾哈赤的崛起無須負什麼責。至於後來努爾哈赤終於統一了女真三十部，國力大盛，以「七大恨」為理由興兵反明，那只是借口罷了。狼想吃羊了，誰還有什麼辦法？
人之在世，常有無數的錯謬糾纏。有時候，「時代」這個詞，也成了某種不負責的借口。其實無論什麼時代，智慧是不能少的。因為所有的悲劇，其實都來自愚蠢。
避免愚蠢的方法之一，即是讀史。
青燈黃卷總有味。
在對以往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解釋清楚了的當代，我們來讀史，往往會有意外觸動。畢竟我們精神的血肉，是來自那些塵封中的紙頁中間。
今人未可笑古人啊！尤其讀張居正治國的史實，心頭時常會彈出一些驚喜。
書生治國，他有著書生的優長，卻沒有迂腐之氣。
在他治下，大明邊防的重振，除了審慎用將之外，還得益於正確的戰略思想。之所以說是正確，就在於「實事求是」。
這四個字，當已說濫了的時候，就等於沒說。
我們往往會看到，中國哲學「瞪著眼睛說瞎話」的原則好象要更流行一些。
張居正當國之初，他對大明的國力有過很客觀的估量。韃靼雖然已由強轉弱，但大明自己亦是千瘡百孔。舉大兵，征漠北，滅胡虜，無論如何也只能是千年大夢。因此，他制定的國策是以撫為主，以戰促和。
你不鬧，就行了。我們各自放牛羊、種莊稼。這也很符合現代的地緣政治理念。
他看到，蒙古諸部也不是鐵板一塊，各部時合時分，彼此也有攻殺。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簡略地說，就是「東制西懷」——拉住一個打一個。
西懷，就是對俺答諸部的懷柔。俺答基本可以說是老實了。封王滿足了他的生平心愿，互市解決了飯鍋的問題，他自然願意長期納貢就封，打仗對他並無好處。張居正就盡量滿足他的要求，甚至賞賜給俺答部的絲綢、鐵鍋、茶葉，都要親自去驗看，不能有假冒偽劣。俺答的兒子黃台吉（體面一點兒的譯法是「皇太極」）、弟弟昆都，都不大聽老俺答的，時附時叛。張居正對這兩人就實行又打又拉，還告訴王崇古要使離間計。總之，能嚇唬住就行。
大明首當俺答部的要衝，是薊門。張居正告誡邊將：「在他鎮以能殺敵為功，此地以賊不入為功。」因這地方離皇陵乃至京城太近，不是打仗的好地方，所以千萬「毋輕與戰」。
近憂沒有了，遠憂也就不怕了。張居正的「東制」，是指對集中在遼東的土蠻等部要狠狠地打。
對韃靼的這兩大勢力，採取冷熱截然不同的對策，就能保證他們永遠合不到一塊兒，彼此心懷怨望。有了「東制」，「西懷」的這一部分在對比之下，就更為珍惜和平。有了「西懷」，橫亘在薊州、宣大之北，與大明形成呼應，「東制」的那一部分輕易也不敢殺過來。
張居正對這一套戰略頗為得意，稱「東制西懷，自有妙用」（《答吳環洲》）。
「西虜」的封貢是經過苦苦懇求才得到的，所以他們一般不會背棄。而對「東虜」那幫傢伙，就是他們來懇求封貢，也決不能同意，就是一個字「打」。假如同意了「東虜」的請求，韃靼東、西兩部就可能同時都看輕了這封貢，反而一個也拉不住了。
張居正自誇道：「一舉而樹德於西，耀威於東，計無便於此者矣！」
讀史到此，又忍不住要拍案！大國戰略，太愚蠢或太坦誠了，都是不行的啊。
即便對已經臣服了的俺答，張居正也不敢掉以輕心。俺答於晚年信奉了喇嘛教的黃教。黃教於明初興起於青藏，後傳入蒙古，信仰者眾。俺答成了堅定的信徒之後，不失時機地利用宗教影響來擴大勢力範圍，讓自己的一個兒子賓兔台吉在甘青一帶建立佛寺，以籠絡當地部落。
張居正看出了俺答的用意，便在這方面盡量優容，以此把這老英雄拴得更緊。明廷經常賜給俺答一些佛經；萬曆三年，還將俺答建立的新城「庫庫河屯」賜名為「歸化」。歸化在漢語里是「歸化遠人」之意，有民族歧視色彩，所以後來不用了，而使用了它的另一個古老的譯名「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萬曆五年三月，信仰愈堅的俺答向明廷提出，要去青海做佛事（設醮）。四月，俺答的兒子賓兔台吉在青海也已建好了寺。兵部和張居正都認為俺答這樣做，是事先徵得朝廷同意的，便請旨予以批准，由萬曆皇帝親自為西海寺賜名「仰華寺」。
誰想到，到了萬曆六年初，俺答竟帶領大隊人馬浩蕩西行，幾乎是傾國而去。張居正覺得事態非同尋常，立刻命令三邊總督和甘肅巡撫做好應變準備，留心俺答這傢伙在歷來無事的西北惹出什麼麻煩來。又讓宣大總督吳兌出面，勸俺答快快返回。
俺答哪裡肯聽？繼續帶領數萬大軍西行。
俺答此行，一方面是拜佛，另一方面也想劫掠西邊的瓦剌部落，伺機占點兒便宜。但英雄畢竟老矣，在甘肅境外，他被瓦剌給打得灰頭土臉。撤回來后，俺答向甘肅巡撫借道，要去烏斯藏（青藏）見活佛。甘肅巡撫哪裡擋得住他，只得任韃靼大軍穿越甘肅向南到了青海。
五月，俺答和活佛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華寺會面，匯聚「諸酋」，召開了有蒙古、藏、畏兀兒、漢等族十萬人參加的法會，舉行入教儀式。蒙古人有千人受戒。俺答此次尊索南嘉措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其中「瓦齊爾達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譯，意為「執金剛」；「達賴」是蒙文音譯，意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譯，意為「上師」。這就是達賴喇嘛活佛稱號最初的由來。
張居正見俺答新敗不久，拜佛也拜得差不多了，就命甘肅巡撫勸俺答早回故地，善始善終。俺答這才心滿意足而還，幸而沒惹出什麼大亂子來。只是青海一帶的藏人，被他騷擾得夠嗆，「益遭蹂躪，多竄徙」（《明史》）。
萬曆九年，俺答病重。張居正擔心老王萬一去世，諸部必生亂心，若大部歸順了土蠻，那就危險了！他極為警覺，擬詔命邊臣練兵積糧，加意警備。萬曆九年十二月（1582年1月），俺答去世。北邊的形勢驟然緊張，將士們晝夜戒備，誰也說不上會發生什麼。
在此風雲難測之時，張居正指示邊將厚撫士卒，做好戰備，靜觀其變。
幸虧天佑大明。此時，一個蒙古族的巾幗人物出面挽救了危局。她就是早年引發俺答緋聞事件的主角——三娘子。
三娘子又稱「鍾金夫人」、「也兒克兔夫人」，真實姓名已不可考。「三娘子」這個名兒，是蒙漢百姓對她的昵稱。她不僅美艷，且文武雙全，精通蒙文，手不釋卷，又十分仰慕天朝文化。俺答對她信任有加，諸事都交由她裁決。俺答與大明化干戈為玉帛，三娘子在枕頭上沒少吹風。隆慶五年，明廷封她為「忠順夫人」，大名響徹塞上。韃靼各部與大明互市多年，相安無事，三娘子也是從中出力不少。
據記載，每逢開市之日，三娘子總要親自主持，每每只見她「勒精騎，擁胡姬，貂帽錦裘，翱翔塞下」，簡直是天人風采！她與明朝宣大總督等一干官員往來密切，友情甚篤。以至在宣大總督向朝廷的報告中都要題上一筆：「得三娘子主市，可以寧邊。」
俺答死後，子黃台吉繼承了老爹的汗位，並襲順義王。出於政治上穩定諸部的考慮，黃台吉提出，要娶三娘子為妻。這個做法在韃靼高層習俗中並不為怪，父死嫁子，稱為「順繼婚」。三娘子大約瞧不上這位老「台吉」，不答應，負氣率部西去（據說領走的都是娘子軍）。
大明與韃靼之間，驟然失去了一個紐帶人物，雙方關係日趨緊張。黃台吉是個脾氣暴烈的武夫，對通貢互市並不贊成，過去「只為父兄所強」而勉強就範，今後怎樣就不好說了。
張居正和兵部看得明白，能挽回局面的，只有三娘子了。
於是大明方面，由時任宣大總督的鄭洛出面，勸三娘子按習俗下嫁黃台吉。鄭洛是個很會說話的人，他說：「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妝；不歸，一婦人耳。」又說：「若三娘子別屬，我封此黃台吉何用？」三娘子權衡再三，只好從大局出發，做了第二代順義王夫人。明廷也第二次封她為「忠順夫人」。
在三娘子的規勸下，黃台吉改弦更張，再未違約。后黃台吉病痛日多，大汗的權力實際上落在了三娘子手中。在她主持下，有鄂爾多斯等蒙古各部共47支前來通貢互市。
如此三年過後，黃台吉去世，其長子扯力克襲順義王。三娘子說自己老了，便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明朝此時擔心又要出問題，於是再做月老，要求三娘子下嫁扯力克。三娘子也就再次屈從，當了第三代順義王夫人（到此時才算嫁了個平輩的人）。
扯力克對三娘子也是迷得很，「盡逐諸妾」，忠貞不二，與天朝互市的事情都交給三娘子打理。明廷又第三次冊封三娘子為「忠順夫人」，並提出：凡順義王向朝廷呈稟的公文，都要有忠順夫人的共同簽署。三娘子由此正式成為韃靼各部的核心人物，曾成功地阻止了扯力克向明朝挑釁。
明人有好多詠三娘子的詩，都不吝讚美之詞。其中一首說：
氍毹春暖鎖芙蓉，
爭羨胡姬拜漢封。
繞膝錦襤珠勒馬，
當胸寶襪綉盤龍。
紅妝一隊陰山下，
亂點酡酥醉朔野。
塞外爭傳娘子軍，
邊頭不牧烏孫馬。
（馮琦《三娘子畫像》）
遙想當年塞上，怎會有如此人物！
三娘子前後掌軍政實權達40餘年，逝世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四月，享年64歲。葬在今包頭市薩拉齊鎮東20公里處，現在這個地方的「太后廟」里尚存有她的骨灰塔。因三娘子曾參與創建呼和浩特，所以呼和浩特又被稱為「三娘子城」。
三娘子，絕代風華也！雖然我們也有王昭君，但……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歷史為我們送來了非凡人物，不但是國之幸，也是萬千蒼生之幸。
張居正自隆慶元年入閣，主持北方防務16年，沒有哪一年不是在軍書旁午、羽檄飛傳中度過的。
文淵閣內，那張靜靜的書案上，常有聽不見的漁陽鼙鼓隆隆卷過。
將軍白髮征夫淚……
書生的肩頭亦是關山萬重！
他自訴：「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金戈鐵馬，就這樣夜夜破夢而來；吹角連營，亦在颯颯秋寒中揮之不去。
俺答封貢后，蒙漢的對峙雖已冰消，但張居正未敢有一絲放鬆——沒有強勢的防務，哪裡會有一廂情願的和平？軍威不壯，大國又能怎樣？君臣就是再吞淚，也萬難阻嚇住人家的覬覦之心。
張居正不會讓宋代的悲劇在大明重演，他常以「八事」課考邊臣，即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並且規定，每三年派遣大臣巡閱邊防一次，各處成績如何，要如實進行考評。萬曆七年春，他派給事中戴光啟、王致祥、姚學閩分閱九邊，歷時近半年。至九月方回京復命，將九鎮的各項優劣逐一呈報，邊臣皆不敢弄虛作假。
從萬曆元年起，他兩次下令修邊牆，築敵台，增堡寨。由於財力緊張，戚繼光原設想的3000座敵台，最後只完成了1200座；原定5年的工期，竟然連綿拖了10年。
但畢竟在薊鎮千裡邊牆上，每隔三里，就立起了一座敵台。邊牆大多是沿山脊最高處修建的，本就氣勢宏大，再加之敵台高矗，蜿蜒呼應於天地間，就更是壯觀之至！
草民我年輕腳力尚健時，曾數次登上過八達嶺「長城」的最高處。從第三個敵台再往上，目睹過別有洞天。這裡，是未經修復的原生態邊牆，雖然偶有傾頹，荒草萋萋，但磚石依然牢固如昔。俯瞰塞外，平川漠漠，煙靄處無限蒼涼。此時天地岑寂，耳邊惟有風聲，想那明代戍卒，不知是怎樣在這裡度過冬夏的？
男兒有志，勢必登此處。
這就是，我的中華！
置身深秋暮色里，怎能不「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由戚繼光提議、張居正支持建立的「敵台」與明邊牆一道，現在已成了固定的「長城形象」。後人可知，這與秦長城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在明邊牆附近，至今還可以看到戰國長城的殘跡，經歷兩千年歲月的沖刷，那已只是一道不太高的土楞，外面由碎石塊壘成。
而大明的邊牆，至今巍然！在近世抗日的烽火中，也曾一度是阻敵的雄關。
大明從立國后200多年來，北邊飽受強敵襲擾，邊民時遭屠戮、生不如死。在張居正這一代，這種屈辱終於結束。
張居正死後，他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廢棄，而他親手制定的防務策略卻延續了下去，惠及後來的幾代百姓。
「綿綿憶遠道，悠悠恨河梁。」
斯人已去，400年了，何處可尋一縷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