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佛教建築的演進》（3）
石窟寺
第一節石窟寺的歷史因革
一、概述
石窟又稱石窟寺，是指在崖壁上開鑿的洞窟式寺廟及其附屬建築。作為一種重要的佛教建築形式，石窟發端於印度，卻在中國大放異彩，不僅形式多樣，功能劃分也遠較印度石窟為細緻，成為中國佛教建築的重要內容。
印度石窟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自然條件的因素。印度歷史上就有老年人離家入山遠離現實的傳統，佛教之前的印度原始宗教也都講究避世靜修，所以佛教很自然地繼承了這個傳統，僧侶注重遠離人群靜修參禪。此外，印度的熱季和雨季都比較極端，熱季炎熱無比，雨季陰雨連綿，僧侶想要潛心修行，必須藉助某種特殊的建築物來抵抗潮濕悶熱的氣候，而具有一定進深的石窟正好可以滿足這方面的要求；其次，石窟建築最為發達的中部地區屬於玄武岩地質，石質堅硬，適宜開鑿洞窟。誠如學者戴藩豫所說：（印度）窟院發達的理由，第一石質，岩窟之大部沿西印度海岸地方，其石質堅緻，為水平層，露出部分為垂直，故能為大洞窟；第二印度甚熱，岩窟為最適宜之居住，非徒樂閑寂而遠紛藪，抑且為理想之修禪道場。[1]印度佛教的鑿石開窟約開始於公元前3世紀中葉，7～8世紀逐漸衰微。除印度比哈爾邦巴拉巴爾山區有一組最早的石窟群外，其餘主要分佈於溫迪亞山脈和德干高原一帶，其中重要代表有巴查、卡爾利、納西克、阿旃陀等。在一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大致可分為早期佛教石窟（公元前3世紀～公元3世紀）和笈多王朝時期石窟（4～7世紀）兩大時期。
佛教興起之初，佛寺建築皆為木構茅棚，最初的石窟也完全為仿木構形制。印度最早的石窟是比哈爾邦格雅城北的巴拉巴爾石窟群，開鑿年代約為公元前3世紀的孔雀王朝時代。其中主要者為洛馬沙梨西石窟，該石窟為單穴，一門，高4米，平面橢圓形，內部帶有仿木結構的圓筒形拱頂的長方形廳堂，係為個人禪修而開鑿的石窟。其結構和細節部分完全按當時木構僧舍鑿刻，門口雕鑿的兩根立柱上端由彎曲的扁帶狀椽子連接成兩扇狹長的弧面窗，在拱形門楣上雕鑿出茅棚式頂，木構建築中的柱、梁、檁、椽皆無遺漏，門楣還刻有一道裝飾性的浮雕，以群像禮拜佛塔（窣堵波）為題材。它的鑿石技術和精心修飾代表着印度石窟藝術傳統的開端，直接影響到後來的石窟（圖3-1-1）。
由於阿育王的推動，這一時期石窟建築規模越來越大，數量越來越多，並逐漸形成兩類主要形制：支提窟和毗訶羅窟。支提式石窟，又稱佛殿式石窟，為僧徒拜佛的聖所，主體為一長方形拱頂殿堂，殿內正中設一窣堵波，內藏佛骨。佛寺或僧房式石窟為僧徒住所，中心為一方形大廳，周圍遍鑿供僧侶居住的石室，廳內中央正對大門處設一佛堂。多數重要石窟都兼有佛殿和僧房兩種形制。
現存早期佛教石窟中，支提窟以位於孟買東南的巴雅石窟為代表。該石窟位於印度西海岸的浦那城附近，計有18窟，開鑿於公元前2世紀初年。其平面大致呈長方形（寬9、深21米），但在窟室的終端，是半圓形。繞左右壁和圓形後壁，設一周八角形石柱，共27根。柱高4米，上端承托著茅棚式拱頂，洞內總高約8米。在半圓形後部的中央設立佛塔。券面上鑿出窟門、明窗和露台等，具有明顯的模仿木結構建築的痕迹。
公元1世紀前後，仿木結構被捨棄，石窟建築開始自成一體，其傑出代表就是卡爾利石窟的大佛殿。
卡爾利石窟是小乘佛教的「代表之作」，[2]它位於孟買東南，大佛殿高13.7米，進深37.9米，寬13.9米，全殿由中堂和兩側堂組成，以列柱間隔，中堂寬8米，是主要部分。兩邊列柱高5.4米，下有鼓形柱礎，上有蓮花形柱頭，其上刻跪象、躍馬和騎手的雕像，上承高8.3米的券頂。中堂終端正中立窣堵波，上豎一木製傘蓋。門面為石刻結構。門前立雙石柱，蓮花形柱頭上刻四獅連體並立像，四獅之上可能還承一銅製法輪，但今已不存。大門與殿堂之間為門廊，高18米，三面遍佈浮雕，兩壁基部雕出群象頂托之狀，裝飾極為富麗精美。
笈多王朝時期（320～540），佛教石窟陸續興建，其主要代表是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位於印度德干高原西部的文達雅山，山間有一條小河名為果瓦拉河，在臨河的懸崖上開鑿石窟，作為佛殿僧房，排列在谷中。玄奘《大唐西域記》一書中對阿旃陀石窟有非常詳盡的描述：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余。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葯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雕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鐫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秣陀阿至跋祿羯呫婆國（南印度境）。[3]阿旃陀共計29窟，大約於公元前2世紀開始修建，公元650年前後竣工，前後達幾百年之久。按照各窟的開鑿年代可以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相當於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屬於小乘佛教時期，包括第8、9、10、12、13等石窟；晚期為大乘佛教時期，開鑿於公元450年至650年之間，相當於笈多王朝時期及稍晚（圖3-1-2）。[4]從其建築形式上來看，阿旃陀石窟可以分為支提窟和毗訶羅窟兩種。支提窟共有5窟，分別為第9、10、19、26、29窟，第10窟最早。第10窟製作簡單樸實，正面為一馬蹄形支提窗，窟內兩排貫穿中殿的列柱支撐仿木結構的拱頂，後殿為半圓形，後殿中央鑿出支提。晚期的支提窟趨向奢華，裝飾富麗堂皇，以第19窟為代表。該窟正面為2根雕飾華美的石柱和6根壁柱，用以支撐門廊，門廊上用浮雕形式刻畫精緻的飾帶。廊頂上方是巨大的馬蹄形支提窗，窗兩側各有一尊守門神葯叉雕像，周圍眾多的壁龕中雕刻着姿態各異的笈多薩拉納特式佛像。內部的15根列柱同樣雕飾華麗，八角柱身刻有凹槽與花格飾帶，坐墊形柱頭的隅撐精雕細刻，升至分成節間的拱廊。半圓形後殿的岩鑿窣堵波前面由一對圓柱支撐的拱門內雕有一尊笈多薩拉納特式佛陀立像。第19窟門廊前庭左側壁的高浮雕嵌板《蛇王與王后》則是阿旃陀雕刻的代表作。
阿旃陀的早期毗訶羅窟平面均作方形，中間為廣場，圍以僧房，中有列柱以區劃內外。晚期毗訶羅窟的形制發生顯著變化，石窟正面修建了列柱門廊，內部的廣場四周也列置雕飾華美的列柱，後壁中央還雕鑿出供奉石雕佛像的佛龕，使其兼具了僧房和佛殿的功能。
阿旃陀石窟的營造形式，模仿竹木結構建築的痕迹非常明顯，因而根據這些洞窟的形制、裝飾以及繪畫風格，可以推測早期西印度地區的建築面貌。
阿旃陀石窟有大量的雕刻與壁畫，以宣揚佛教為主要內容，有關於釋迦牟尼的誕生、出家、修行、成道、降魔、說法、涅槃的壁畫，也有反映古代印度人民生活及帝王宮廷生活的畫面。畫中人物、花卉、宮廷、田舍、飛禽、走獸等，各窟風格不盡相同，有的柔和純樸，有的大膽豪放。尤其是晚期壁畫，達到了輝煌壯觀、精美絕倫的境界。[5]巴格石窟（BaghCaves）是印度大乘佛教石窟群。5～7世紀開鑿，位於中央邦巴格河側岸山岩。共計9窟，現存6窟，分佈在長達685米的岩面上。第1窟開鑿時代最早，第2、3兩窟次之，第4、5、6等窟較晚。其中第2窟製作最為精良，它由前面的圓柱廊、中部方形大殿和後部帶窣堵波的內室構成，總進深長45.7米。此窟正面建築已毀，6根八角柱僅遺留殘干。頂部原飾蓮花圖案，其左右兩側神龕原來都刻畫有人物形象，現唯左邊一龕尚存毀損的佛陀或蛇王及侍從等雕像。門廊至大殿辟有3條門道，上置兩明窗，廊道兩壁多以浮雕人物作為裝飾。其餘諸窟的形制與第2窟大體相同。其中第4窟又名染伽殿，窟內壁畫取材於佛教《本生經》《譬喻經》，但內容已趨於世俗化，如音樂歌舞、說法誦經、宮廷生活等均有表現。
佛教在公元前後沿着巴基斯坦、阿富汗，漸次越過蔥嶺向東進入中國新疆地區，首先接觸天山以南各少數民族。根據常書鴻先生的研究，其進入中國新疆地區的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印度西北部貴霜境內的罽賓（今克什米爾）通過喀喇昆崙山到達和田，一條是經貴霜王國的首府富樓沙遺址安息、康居境內翻越帕米爾高原到達疏勒（圖3-1-3）。石窟也隨後進入中國，目前所知道國內最早的石窟位於新疆克孜爾，時間大約是在3世紀。[6]5～8世紀是中國石窟發展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石窟分佈十分廣泛，遍及十幾個省區，並逐漸發展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石窟藝術，隨後開始漸漸衰落。到16世紀之後，中國的石窟開鑿歸於沉寂，各種佛教活動都是以寺院為中心進行，石窟不復有過去的輝煌。
中國政府和學者、民眾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也對石窟進行了力所能及的調查和保護。由政府或高校科研機構組織的調查工作始於20世紀30年代，包括1930～1933年西北科學考察團調查新疆地區石窟；1935年北平研究院記錄響堂山石窟；1942年春由重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合組「西北史地考察團」；1943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與北大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等。1942年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專門負責對敦煌文物的臨摹、保護和研究。新中國成立后，石窟研究和保護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不僅對各地的石窟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還在不少石窟設立了專門的保護和研究機構，對石窟研究工作也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和突破，並且由個體研究向綜合研究、由單學科研究向多學科研究、由國內研究向國際合作研究的方向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第二節中國石窟寺的地理分佈
中國石窟寺的地理分佈呈現出北多南少，中西密東南疏的特點。就區域而言，新疆、甘肅、陝西、河南、山東、河北、四川、江蘇、浙江、雲南、西藏等省都有分佈[9]。
略述如下：
一、新疆地區
新疆地區的石窟寺分佈最為廣泛，其分佈的地域特點，集中在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點上，基本和絲綢之路北線重合。石窟由西向東可以分為三個大的區域，即古龜茲區（拜城和庫車地區）、古焉耆區（焉耆）、古高昌區（吐魯番地區）。拜城地區有克孜爾石窟；庫車地區包括森木賽姆、麻扎伯哈、克子喀拉罕、庫木吐喇、焉耆的七格星石窟等；在吐魯番地區附近主要有伯孜克里克、勝金口、吐峪溝、雅爾湖石窟等。
克孜爾石窟位於拜城東約50公里的克孜爾鎮東南7公里的戈壁懸崖之下，東距庫車約67公里。該石窟群共有235個石窟，其中保存比較完好的有74窟（圖3-2-1）。其開鑿的年代，最早不超過東漢末年。從唐天寶十三年、唐貞元十年等毗訶羅窟內的題記來看，有些石窟在唐代就已經廢棄。
森木賽姆在庫車城東北約40公里。已編號的石窟為54個。由於石窟尤其是壁畫被破壞，保存完整的石窟有19個，最早的石窟與克孜爾石窟的開鑿時間大致相同，最晚的第44窟，接近敦煌莫高窟壁畫的題材與風格，可以推知森木賽姆石窟群的最晚開鑿時間約在回鶻高昌前期。早期多屬小乘佛教思想，晚期則受中原地區大乘佛教影響較大。窟形大部為支提式窟，毗訶羅窟極少。
麻扎伯哈石窟在克內什存東南約5公里，現在還保存着34窟，其中較完整的只有4個支提窟，從壁畫題材與風格來看，最早約相當於森木賽姆的第二期，最晚約為森木賽姆的第四期。
庫車克子喀拉罕石窟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新城西北約12公里的山溝里。現存編號有46窟，其中窟形完整的有38個，一半支提窟，一半毗訶羅窟。其中11個窟殘存有壁畫。共分為四期，早晚的壁畫內容和技法有較大差異。
庫木吐喇石窟在庫車城西南約30公里處渭干河東岸的山麓或者斷崖上，分為南北兩區，北區洞窟已經編號者有80個，南區編號洞窟為32窟，約有不到一半保存比較完整。根據窟形、壁畫題材與風格，可以推定其最早的石窟與克孜爾第二期石窟開鑿的時間大致相同，最後廢棄時間，應該是在回鶻高昌的前一階段。庫木吐喇石窟大致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早起年代為5～7世紀，洞窟形制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兩種，其形制、壁畫的題材佈局與克孜爾石窟縱起洞窟十分接近，具有顯著的龜茲特色；中期為8～9世紀，洞窟形制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方形窟頂也多作縱券形。此期在壁畫題材和繪畫風格上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即除了延續具有龜茲本地特色的早起洞窟之外，還出現了和中原唐代石窟相似的洞窟。這表明中原佛教藝術對龜茲佛教藝術產生過強烈的影響。晚期為10～11世紀或稍晚，這一時期也是庫木吐喇石窟的衰落期，但是仍然保留了不少重要的遺存，尤其是回鶻時期開鑿的洞窟，是研究當地石窟藝術的重要資料。
七格星石窟在庫爾勒與焉耆之間。是由南、北兩個寺院遺址和一個小型的石窟群所組成的。南、北兩個寺院的規模非常大，都是由大殿、僧房、佛塔等建築遺跡構成的，建築物的牆是採用土坯間雜葦草的砌築方法。石窟有10個，從窟形、壁畫風格和殘存的造像遺跡來看，其開鑿的時間與克孜爾石窟第二、三期的時代接近。
伯孜克里克石窟位於吐魯番城東北約50公里處，是古高昌地區保存較好的一處石窟群，共有編號57窟，主要洞窟是9世紀以後回鶻高昌時期的遺跡。伯孜克里克石窟建造情況分為兩種，一種是在斷崖立面上開鑿石窟，有的在窟前接砌土坯前室，另一種是在與斷崖相接的枱面上用土坯砌成窟。石窟的平面大致有長方形和方形兩類，北區以中心柱窟為主，中區和南區多方形窟和長方形窟，有的窟中設耳室和佛壇。窟頂主要為縱券頂，亦有穹隆頂和套斗頂。從殘存的壁畫題材及其風格，供養人的衣冠服飾、漢文與回鶻文或者漢迴文對照的題記來看，可以推斷最早的石窟應該在南北朝末期麹氏高昌時代。最晚的石窟應為13世紀，回鶻高昌末期，蒙古人統治高昌的時代。伯孜克里克石窟是回鶻高昌時期佛教藝術的典型代表，它一方面受到龜茲、於闐佛教藝術的某些影響，同時又與敦煌石窟晚唐至宋代的壁畫藝術有着某些相同點，這說明它在佛教藝術東西交流路線上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吐峪溝石窟在高昌古城東約15公里。分為東南和西北兩個區域，共計25個石窟。其開鑿的時間西北區最早應該是晉設高昌郡之前，東南區最早則為晉前涼設高昌郡時代，其餘各石窟都是高昌建國時代開鑿出來的。吐峪溝石窟群在高昌地區是開鑿最早的一處（圖3-2-2）。
雅爾湖石窟在交河古城西南約1.5公里處，交河南岸的半山腰共計7個石窟，從第7窟壁畫的風格來看，接近吐峪溝的早期石窟，相當於晉設高昌郡時代，最晚的石窟，從壁畫題材與供養人的服飾來看，約在五代至宋初，回鶻高昌時代。
除上述石窟之外，在新疆喀什以北的阿圖什地區的山崖上也發現有石窟遺址[10]。
二、甘肅寧夏地區
甘肅省石窟是現存石窟分佈最多的省區之一，石窟集中分佈在絲綢之路沿線及其附近地區。現存的石窟遺址包括以下地點。
敦煌莫高窟，位於敦煌城東南約26公里的鳴沙山下。其最初開鑿年代應在前秦建元二年前後，經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歷代均有鑿建。南區近千米的崖面上，洞窟鱗次櫛比，密若蜂房，中部上下多達五列。已編號洞窟492個，根據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畫的題材遺跡藝術風格的特點和變化，莫高窟可以分為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朝四個大的發展時期。尤以隋唐時期為莫高窟的全盛期。
敦煌千佛洞，位於敦煌城西南約30公里的黨河北崖上，現存的編號石窟共16個，其中多數是北魏時期的石窟，最晚的石窟建於唐代，其形制、壁畫題材和藝術風格等都與莫高窟同期洞窟十分相似。
榆林窟在安西縣南約70公里，踏實河西岸，東西相距不到100米。東崖有壁畫石窟20個，西崖有壁畫石窟9個，其開鑿年代始於北魏，五代、宋初以及西夏元朝統治時代，也都有開鑿或者修建（圖3-2-3）。
酒泉文殊山石窟，在酒泉城南約15公里，石窟開鑿於前山和後山兩處，前山有千佛洞、萬佛洞、太子寺，後山有古佛洞、千佛洞、觀音洞，前後山之間還有六七個小窟。其開鑿時間約在十六國，元明兩代仍有修建。
祁連山石窟群在張掖縣南約60公里的祁連山腳下，有馬蹄北寺、馬蹄南寺、金塔寺、上中下觀音洞、千佛洞等7處，其開鑿的年代大約自十六國晚期一直到隋唐時期。
永靖炳靈寺石窟，位於永靖城西北約15公里，黃河北岸寺溝峽中的北山上，窟龕開鑿在距地面10～30米的山崖之上，有窟龕183個。從最早開鑿的第163窟上層壁畫風格和西秦乞伏熾盤「建弘元年」題記判斷，應該是東晉末年開始建造。經唐宋直至元明仍有開鑿與修建（圖3-2-4）。
天水麥積山石窟，位於天水縣城東南45公里處，石窟開鑿在山峰南面的峭壁之上，分為東西兩個部分。西部石窟共有十數層，窟外有棧道互相連接，東部主要是北朝時代開鑿的上、中、下三層七佛閣，現在的編號共有165窟。根據1961年的調查，整個窟群可以分為西秦、北魏中期、北魏晚期、隋、唐、宋、元、明等八期。其中北魏晚期所開鑿的石窟佔多數（圖3-2-5）。
天水仙人崖石窟，與麥積山相距約10公里，主要有西崖、南崖和東崖等組成，山下有明清兩代所建的佛寺。據研究人員分析，其開鑿年代不晚於北魏孝文帝景明前後，最晚的石窟當在宋元時期。[11]寧夏固原須彌山圓光寺石窟，在固原城西北45公里，賀蘭山支脈須彌山上，現存窟龕共60多個，保存完整造像的有17窟，開鑿的時間約為北朝，以唐代開鑿的石窟居多（圖3-2-6）。
慶陽北石窟寺，在慶陽西峰鎮西北25公里寺溝附近，涇水支流莆河和茹河的交匯處東岸的覆鐘山下，共有窟龕295個，大小雕像2100餘軀，集中分佈在高10餘米、長120米的峭壁上。最早開鑿的時間約為北魏永平二年，以唐代開鑿的石窟居多，以後各代均有開鑿。窟龕的精華是北魏和唐代窟龕，北魏洞窟平面多作方形或者長方形，窟頂為平頂、覆斗頂或者穹隆頂。唐代窟龕數量最多，占石窟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洞窟平面多作方形、長方形或者馬蹄形，有的在地面上有低矮的佛壇，窟頂多為平頂或者穹隆頂，個別洞窟窟前有木構建築。
庄浪石窟，為庄浪縣境內16處石窟的總稱，初建於北魏，經西魏直至明清時代的開鑿，形成了包括雲崖寺、紅崖寺、朱林寺、大寺、西寺、朝陽寺和木匠崖、三教洞、陳家洞、店峽石窯河灘、紅崖灣等佛寺和石窟在內的宗教建築群。據研究人員統計共有窟龕99個，石造像25尊，泥塑128尊，壁畫60多平方米。[12]三、陝西省邠州大佛寺，在邠州城西北10公里，北接涇河。窟群分為三部分，正中為大佛石窟，西南為小窟群，東南為千佛洞，再東的半山之中還有許多小窟龕，其開鑿的時間約在隋代。
耀縣東山藥王洞石窟，在耀縣城東隔河2里的藥王山北山上，共有7個石窟，其中第2窟的菩薩是隋代雕鑿，第6窟菩薩像系初唐所造。
鄜縣(今改稱富縣)石弘寺又名石空寺，在鄜縣西約65公里，共有7個石窟，其中第6、7窟最大，從第5窟景龍和貞元二年題記來看，開鑿的時間約在盛唐。最晚的第1、7窟，為明代雕造。鄜縣閣子頭寺在鄜縣南15公里，有石窟一所，系北宋哲宗和徽宗時代所雕造。
慈善寺石窟位於陝西麟游縣城東約8公里漆河西岸的崖面上（圖3-2-7）。共有洞窟3座，為高宗時期開鑿。另外在南山崖面上還有佛龕9個。第1窟平面為橢圓形，穹隆頂。窟內鑿出凹字形壇，正壁壇向外伸至窟中央，壇上主尊佛像為圓雕，身後與正壁間形成甬道，左右壁壇上依壁各雕一坐佛，三尊佛像均高4米余。第2窟為大像窟，平面為馬蹄形，穹隆頂。窟內正壁依壁雕造高達4.7米的立佛像。左右壁各有一尖拱形淺龕，內雕一菩薩像。第3窟未完成。慈善寺石窟佛像著雙領下垂式袈裟或通肩袈裟，衣紋突起，裙擺緊裹雙腿，顯露足形。菩薩像頭戴冠，上身斜披絡腋，下身着裙，身體健壯，有明顯的扭曲。[13]延安城東清涼山萬佛洞，共有3個窟，一大兩小，大窟四壁密密麻麻地刻着佛、菩薩、千佛等像，兩小窟中，刻的是羅漢、布袋和尚、文殊、普賢等像，從題記來看，開鑿於宋元豐年間，並一直延續到明代。
四、山西省
大同雲岡石窟，位於大同城西16公里武州川峽谷北岸，東西綿延約1公里。是中國石窟群中最大的石窟。現存的石窟可以分為三個區域：東區（1－4窟）、中區（5－13窟）、西區（14－52窟）。在第5和第6窟的上層，由龍王廟西岸塔柱窟起，有造像的8個窟。第11至第13窟的上層，又有53個窟龕。所以雲岡石窟總計有100多個窟龕。
其開鑿的時間和緣由，《魏書·釋老志》中有記載：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后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
其開鑿的時間應該是在「復佛法之明年」。據《魏書·高宗紀》記載，「興安元年……乙卯處復佛法。」由此可見，雲岡石窟的開窟時間應該是在興安二年（453）。此後一直延續到晚唐五代時期，雲岡石窟一直斷續有開窟造像。
天龍山石窟位於太原西南約45公里處。石窟位於天龍山南坡的半山腰中，現存石窟21個。根據各個石窟的造像風格可知，第2、3窟是東魏開鑿的，第1、10窟是北齊開鑿的，第8、16窟是隋代開鑿的，第4、7、11至15、27、21等窟是唐朝開鑿的，第10窟是五代開鑿的（圖3-2-8）。
河南地處中原，為歷代人文薈萃之地，因此其石窟遺跡亦相當繁盛，其中比較重要的石窟包括：龍門石窟，位於洛陽城南12公里處的伊闕。根據古陽洞孫秋生等的造像題記，它創建於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在北魏遷都洛陽之前。根據1961年的調查編號，兩岸共分為5個區，其中東岸有1個區，西岸有4個區，分別是：一區包括潛溪寺、賓陽洞三窟等56個窟龕，時代從北魏到初唐；二區包括敬善寺等95個窟龕，多是中小型窟，西部有幾身摩崖大像，這些窟龕的開鑿時間，基本上是從初唐到武周這段時間；三區從雙洞北小窟起往南包括萬佛洞、獅子洞、蒼龍洞等，再加上奉先寺以東的上下幾層窟龕，共有385個，其開鑿時間，自北魏晚期歷經北齊一直到中唐時期；四區包括奉先寺以南藥方洞、古陽洞、火燒洞等大小窟龕共498個，該區亦是龍門石窟的精華所在。其開鑿的時間從北魏太和七年一直延續到宋代（圖3-2-9）。
東岸為第五區，共有63個窟龕，該區的造像特徵出現了密宗形象，是龍門造像中的新題材，其開創的時間，從武周開始一直到盛唐。
鞏縣石窟，位於鞏縣城西北約3公里處，石窟群開鑿在邙山腳下的砂岩斷崖上，現存大窟5個和若干小龕，其中第1至4窟為中心柱式窟，第5窟為一座中型佛殿式窟，從各窟中心柱窟形、幕形大龕以及造像風格來看，各窟開鑿的時間較為接近，約在北魏末期。自6世紀上半期到唐代以及後來的宋、金、元、明各代，也有開鑿和修補（圖3-2-10）。
澠池鴻慶寺石窟，位於今義馬市東南8公里，東距北魏洛陽城約60公里。南臨澗河，北依白鹿山。現存北朝開鑿的石窟6座，其中大型石窟2座（1、3號窟），中型石窟1座（2號窟），小型石窟3座（4、5、6號窟）。除了第1窟為中心柱式窟、第6窟為禪窟外，其餘都是佛殿窟。從中心柱窟形和四壁殘存的佛本生故事等來看，應是北魏晚期作品，各窟開鑿的時間相距不遠，此後一直延續，至明代而止。
偃師水泉石窟位於寇店村南萬安山斷崖上，面對沙河，北距北魏洛陽城約20公里，現存進深9.5米的大型敞口縱長方形平頂佛殿式窟一座和小龕若干。據宿白先生考證，認為其開鑿時間約在北魏後期胡太后執政年間（圖3-2-11）。
嵩縣鋪溝石窟位於鋪溝村南小山上，現存中型佛殿窟1座，小型佛殿窟5座，平面皆作方形，正壁皆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是北魏晚期作品。
虎頭寺石窟位於宜陽縣城東12.5公里苗村南200米的虎頭山麓。因石窟內有近千尊造像，又名千佛寺。石窟從東北而西南，山崖呈環拱之勢，面積約30餘平方米。石窟北面有摩崖碑碣兩方，高2.10米、寬1米，已風化剝蝕不可識。碑碣西南為一中型洞窟，高2.70米、寬2.25米、深6.20米。造像一佛二弟子，本尊釋迦佛高1.80米，立侍弟子高1.30米，右壁一菩薩立像高1.23米，左壁一力士高0.68米，力士左側又造小菩薩2軀，高0.35米。石窟南面為高約10米的懸崖峭壁。在崖壁上約30平方米範圍內浮雕有整齊的小千佛，每個高12厘米左右，共計774尊。在千佛中間為一座高1.6米的三世佛龕。該石窟的建造時間約為北魏正昌前後。
安陽寶山石窟在安陽城西約38公里處，其中最大的窟開鑿於東魏武定四年，[18]以後的唐和五代也開鑿一些小型窟龕。
湯陰縣前嘴村石窟位於湯陰縣城西30公里，系一盝頂方形大窟並有許多小龕，其開鑿的時間約在北齊時代。
沁陽懸谷山千佛洞，系隋代開鑿的一中型石窟，石窟平面為方形，覆斗形窟頂，窟內造像佈局為三壁三龕式，三龕皆作圓拱形。北壁龕內為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東西壁龕內均為一坐佛二菩薩一鋪三軀主像。在大龕的周圍和前壁佈滿了千佛造像，根據殘存的題記中有「大隋皇帝」字樣，可以確定為隋代開鑿。除了千佛洞石窟之外，尚有中晚唐、五代、宋、金等造像龕。[19]浚縣千佛洞，位於浚縣城南1公里浮丘山的西北端。山頂有一突兀山崖，高約4米。山崖西壁鑿有兩個石窟和許多小佛龕，有唐代及以後雕刻的造像960餘尊，故名千佛洞。經過多年風雨的剝蝕，佛龕多半殘毀，尚存建築有前殿、後殿各3間以及兩廊配房等。最初開鑿時間為唐高宗永隆年間。
六、山東省
山東省的石窟主要在濟南附近和青州的駝山與雲門山。
濟南市附近的石窟包括佛峪寺摩崖造像、柳埠鎮郎公谷內千佛崖，四門塔和龍虎塔造像。佛峪寺摩崖造像由北而南，坐東向西開5層龕，第1層有5個大龕，第2層刻32身佛像，第3層主要有4個大龕，第4層有1個龕和千佛像，第5層也有大龕六七個。開鑿年代最早的是隋開皇四年，還有開皇二十年開鑿的石窟，以後金元時代也有雕鑿。
郎公谷位於濟南城南41公里的柳埠鎮東南。谷為南北向，南端為四門塔，谷西岸下游有神通寺，次北有龍虎塔，崖上有千佛崖。千佛崖坐西向東，由北而南有6個大龕和許多小龕，從龕形和造像來看，是初唐風格。黃石崖石窟群為西北向，有四五個小龕，最東端的窟是沿天然石洞開鑿，有許多佛和菩薩像。從題記上看，最早的是北魏正光二年，最晚的是東魏興和二年，但是從造像的風格來看，其時代應為北魏末年。
雲門山石窟在青州雲門山南半山腰，有2個大龕和3個中型龕，大龕外面有附加窟檐的痕迹。駝山的半山中鑿有5個石窟，有一個大龕，許多小龕和摩崖造像，第5窟以北又有一個長方形的類似龍門、莫高窟等地的瘞葬窟。
從雲門山第1、第2號大龕的菩薩像雕鑿的高寶冠、寶繒下垂，帔巾橫於腹間一道，以及衣帶下垂如紳的風格，再從一些小龕的題記來看，大龕開鑿的時間應為隋開皇十年之前，其他三個小窟是盛唐時期的作品。駝山的第134窟形與造像風格完全相同，從其周圍的小龕題記看，應該是在初唐或武周之前開鑿的（圖3-2-12）。
七、河北省
河北省有南北響堂山、宣霧山、下花園等幾處石窟。
南北響堂山石窟位於邯鄲西南。北響堂山石窟位於石鼓山的半山腰，共有8個石窟，其中主要的有南、北、中三個石窟。南洞為北齊天統年間開鑿，北洞為東魏年間開鑿，其餘為隋唐時期開鑿。
北響堂山石窟在邯鄲市峰峰礦區鼓山之腰和村東。石窟築于山壁，分南、北、中三組，每組有一大洞，共9洞（圖3-2-13）。大佛洞寬13.3米、深12.5米。壇上坐佛高近4米，肌肉豐滿，線條柔和。刻經洞內外壁上滿刻經文，旁有石碑，記北齊天統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唐邕寫《維摩詰經》等4部經書的經過。山上有天宮，山下有常樂寺廢址，遺存宋代石經幢2座。前有古塔，平面八角形，高5層。但在每兩層之間各加一仰蓮平座，故形似九層，第五層中嵌一石碑，刻有「皇祐六年重修」字樣。
南響堂山石窟在邯鄲市峰峰礦區鼓山南麓西紙坊村北，地處滏陽河北岸。石窟依山而築，共7窟，分上下兩層，上層5窟，下層2窟，名華嚴洞、般若洞、空洞、阿彌陀洞，釋迦洞、力士洞、千佛洞。華嚴洞最大，寬深均6.3米，佛像千姿百態，造型美觀，共1228尊。千佛洞洞壁有佛像1028尊。石窟近旁有正殿、配殿、靠山閣、藏經樓及八角形磚塔等附屬建築。
宣霧山石窟位於隆堯縣西北，有3個石窟和6群摩崖造像，以千佛堂石室為中心，其東有多心經石室，東南有同聲谷石室。千佛堂石室東南有1號崖，上有60龕；石室之東有2號崖，有208龕；3號崖有100龕；石室的左右有4號崖，有371龕；千佛堂西南有長4.95米的佛涅槃像；涅槃像西有5號崖，計134龕；涅槃像南的山坡上有6號崖，計507龕。據碑記記載，此處石窟的開鑿時間應在唐初，另有五代後唐時期的造像。
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分佈廣泛，內涵豐富。據統計，全省近50個縣市有比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龕在10個以上的分佈地點有120多處。[21]四川地區開窟造像時代可推述漢代，從石窟、摩崖造像風格、洞窟形制看，四川石窟、摩崖造像開鑿自盛唐開始，但大多數為盛唐以後遺存。代表性的石窟和造像包括大足香山寶頂和龍崗山、廣元皇澤寺和千佛崖、樂山大佛等。
龍崗山石窟位於大足城北，共有290個窟龕，分為南北兩區。南區98個窟龕皆為晚唐到五代時的作品，北區190個窟龕中，部分為晚唐至五代開鑿，其餘都是兩宋時代的作品。全窟造像題材極為複雜，其中以密宗形象為最多，尤其是在兩宋時代。
大足香山寶頂聖壽寺石窟位於大足東北。窟群範圍較小，開鑿的時間也不長，主要內容包括佛本生故事，經變圖、祖師像、圓覺菩薩像、反映世俗生活的牧牛圖等。其開鑿的年代約在南宋紹興年間，元明以來又有開鑿（圖3-2-14）。
巴中縣境內有南龕、北龕、西龕、東龕和大佛寺等幾處造像，其中以城南化成山南龕摩崖造像為最多，共計30多個龕。開鑿年代約在初唐時期，一直延續到宋代。
樂山大佛像位於樂山城外岷江與大渡河匯合處，為一彌勒佛大像，高約64米，開鑿時間為唐開元年間。
九、浙江省
浙江地區的石窟集中分佈在杭州西湖附近，此外新昌地區寶相寺內有高達30米的摩崖造像。杭州地區的石窟造像包括西湖西北岸的飛來峰、西南岸的煙霞洞和石屋洞、東南岸的八卦田、將會台、慈雲嶺以及東北岸的紫陽山等處的窟龕，時代多為五代到宋元時期，不見唐以前的作品（圖3-2-15）。
十、江蘇省
江蘇省的石窟包括三處，南京棲霞寺千佛岩石窟、徐州雲龍山石窟和連雲港孔望山石窟。
南京棲霞寺石窟集中在千佛崖上，主要石窟開鑿於半山中一處相對平坦的地方。窟門南向，開鑿一排石窟，其中一處較大的石窟作穹隆頂，內造較大的一佛二菩薩像。大窟的東面有幾個小型石窟，內造佛、菩薩等像。千佛崖石窟共有大小石窟佛龕250個，造像52餘尊，自南齊永明七年開始雕造，至梁天監十年初具規模。唐末五代時略有補造[22]（圖3-2-16）。
徐州雲龍山石窟位於雲龍湖畔，在其東岩鑿有大石佛，石佛兩側保留着72個佛龕，年代上自北魏，下至明清。
孔望山摩崖造像位於連雲港老城以東，一般認為該摩崖造像為漢代所造的佛像，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十一、遼寧省
遼寧省義縣萬佛堂石窟群位於義縣城北，分為東西兩個區，西區10個窟，東區7個窟。從造像題記等分析，為北朝時期的造像，但是窟內造像多遭風化或者經後人改造（圖3-2-17、圖3-2-18）。
十二、內蒙古地區
內蒙古地區的石窟有兩處，一處是位於巴林左旗林東鎮附近，計有窟龕100餘座；一處是位於赤峰市西南，計有石窟2個。兩處均屬於遼代石窟。
十三、雲南省
雲南地區的石窟主要分佈在劍川地區，包括沙登村、石鍾寺、獅子關三個地點。沙登村石窟群共有4處，大約相當於中原晚唐階段，是劍川石窟中最早的一處；石鍾寺石窟群共有8個窟，開鑿年代為段氏大理國時代，相當於中原地區的五代至宋，部分石窟為元代所開鑿；獅子關石窟共3處，開鑿時間亦在大理國時代（圖3-2-19）。
十四、西藏地區
西藏地區的石窟主要分佈於拉薩、阿里地區和山南地區的曲松縣。
扎拉路普石窟位於拉薩布達拉宮西南藥王山東麓。石窟略呈長方形，窟門東向，窟內中後部建有一個四方形的中心柱，中心柱四面各開有一個佛龕和外圍環形一周的狹窄轉經道。窟外壁，即東、西、南、北四面均開龕，雕有松贊干布像和諸佛菩薩等造像。該石窟的時代約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初唐時期。
東嘎石窟和皮央石窟位於阿里地區札達縣。東嘎和皮央石窟的木構建築已毀。窟頂採用的是覆斗樣式，覆斗和四面覆坡建築與壁畫結合，形成巨大的壇城。石窟無中心柱，而是以中心佛龕來替代中心柱，其上供奉主尊，正面和兩側石壁開龕立泥塑佛像，石窟內雕塑較少，多繪壁畫，壁畫為各種壇城。東嘎石窟群分佈在今東嘎村的北面斷崖上，石窟依山勢的走向呈東西向開鑿，現存洞窟約有近200座，其中繪有精美壁畫的幾座洞窟，集中在東面的一片呈U字形的山崖上。東嘎、皮央石窟群，是西藏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一處佛教石窟遺址。據初步觀察分析，石窟的類型包括供佛禮拜的禮佛窟、修行起居的僧房窟、堆放雜物的倉庫窟以及安置高僧骨殖的靈塔窟等。其中，禮佛窟中殘存着大量繪製精美的壁畫，有着十分豐富的內容（圖3-2-20）。
第三節中國石窟的分區和分期
中國的石窟分佈於16個省區，從地理方位上看，包括西北地區的新疆、甘肅、寧夏等地區，華北地區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內蒙古等省區，華東地區的江蘇、浙江兩省，西南地區的西藏、雲南、四川等省區；從數量上看，西北、華北和西南地區多，華東地區相對較少；從時間上看，新疆地區出現石窟最早，然後逐漸向東擴展，直至中原地區，在該地區發生轉型之後再向四周擴散迴流；從石窟分佈的地理位置來看，石窟在西北地區呈線狀分佈，主要分佈於絲綢之路沿線，並隨着絲路走向的變化而變化，在中原地區則是呈點狀和面狀分佈，形成了以洛陽地區、大同地區、南京地區、四川廣元、雲南劍川等石窟集中分佈的地區，以及其他散佈各處的小型石窟或石窟群。
一、分區
關於石窟的分區，前人做過不少工作，對於石窟的分區也不盡相同，比較典型的石窟分區意見有兩種，一種是以宿白先生為代表，一種是以馬世長先生為代表。而閻文儒先生則在其《中國石窟藝術總論》一書中，大致將中國的石窟分佈劃為五個區域：古代西域地區、河西四郡、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上游、長江中下游地區。但是閻先生並沒有對此進行進一步闡述。[23]馬世長先生在其所著《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概要》一書中，講中國境內的石窟分為新疆地區、陝甘寧地區、華北與中原地區、南方地區石窟等幾塊大的區域。[24]宿白先生是中國佛教考古的開創者和先行者。他對於中國石窟分區的意見在學術界產生了深刻影響，代表了中國石窟藝術考古的主流意見。他將中國石窟分為新疆地區、中原北方地區、南方地區和西藏地區等四個大的區域，又將中原北方區分為四個小的區域，即河西區、甘寧黃河以東區、陝西區和晉豫及其以東區。[25]現將宿白先生的主要觀點節錄如下：新疆地區的石窟分佈在喀什以東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線，集中的地點有古龜茲（今庫車、拜城一帶）、古焉耆（今焉耆七格星一帶）和古高昌（今吐魯番附近）三個地區。
中原北方地區指新疆以東、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長城內外的廣大地區。這個地區石窟數量多，內容複雜，是中國石窟遺跡中的主要部分，可以再細分為河西、甘寧黃河以東、陝西、晉豫及其以東等四區。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寧黃河以東兩區多塑像壁畫，陝西和晉豫及其以東兩區多雕刻。四個地區中，除個別石窟外，多雜有摩崖龕像。
南方地區指淮河以南地區。這個地區石窟數量不多，佈局分散，摩崖龕像多於洞窟。鑿於5～6世紀之際的南京棲霞山龕像和新昌剡溪大佛，原先都前接木構殿閣。廣元一帶6世紀的石窟，形制多屬佛殿窟，少數為塔廟窟。8世紀以後，四川地區的佛像漸趨複雜。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龕開鑿於10～14世紀，前期多阿彌陀、觀世音和羅漢像，13世紀以後多雕藏傳密教形象。開鑿於9～13世紀的大理劍川石窟都是佛殿窟，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南詔王及其眷屬為主像的窟龕。
西藏地區石窟多為不具造像的禪窟和僧房窟。摩崖龕像分佈廣泛，題材多釋迦、彌勒、千佛、十一面觀音和各種護法形象。以上窟像的雕鑿時間，大都在10世紀以後，即藏傳佛教所謂的后弘期。拉薩藥王山是西藏窟龕較集中的一處。山南麓密佈摩崖龕像，東麓的札拉魯浦石窟是現知西藏唯一的一座吐蕃時期開鑿的塔廟窟。在山南地區有不少利用天然溶洞改成的禪窟。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多為窟形規整、四壁滿繪佛像的佛殿窟。
石窟的開鑿營造受諸多方面條件的影響，一是佛教信仰的流行，一是需要強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為後盾。此外，還需要有適合的地理地質條件。中國石窟分佈區域可以分為兩類情況，一類是位於交通線或其附近，一類是位於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及其附近區域。對於石窟的分區考查，亦須考慮到這種特殊性。在考查了中國石窟的分佈、地域特色以及石窟內容后，並綜合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中國石窟可以分為六個區域，即新疆地區、河西走廊地區、中原華北地區、長江上游地區、長江下游地區和西藏地區。其中，前兩個區域正好處在中西交通線的絲綢之路上，后四個區域則分別為不同時代當地的中心。以下分別加以介紹。
2.河西地區。包括甘肅、寧夏兩省區。在佛教和佛教藝術傳播的過程中，這一地區起到溝通和連接東部中原地區和西部新疆地區的作用，不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也是石窟藝術傳遞和轉型的中轉站。這一地區的石窟不僅數量多、規模大，持續時間也長。主要石窟地點包括延續時間長、洞窟數量多的是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以東的重要石窟有安西榆林窟、玉門昌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肅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還有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崖石窟、固原須彌山石窟、慶陽平定川石窟、慶陽南北石窟寺。縱觀這一地區的石窟藝術，早期基本承襲了西域石窟的藝術特色，以中心柱窟、佛壇窟、佛殿窟等窟形為主，石窟裝飾上重視壁畫的裝飾作用。晚期則基本與中原地區石窟建築趨向一致。
3.中原華北地區。集中分佈於以洛陽為中心的河南地區，以大同為中心的山西和河北南部地區，其他地區亦有少量分佈。該地區的石窟多開鑿於5～6世紀，此後則向四周發散，延及陝西中北部、山東中南部等地區，如7世紀開鑿的彬縣大佛寺石窟、耀縣藥王洞石窟、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河南安陽寶山石窟，6～8世紀開鑿的山東青州雲門山石窟、駝山石窟，8世紀開鑿的陝西富縣石泓寺石窟，11～12世紀開鑿的陝西黃陵萬佛寺石窟、延安萬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11世紀開鑿的內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後昭廟石窟，13～14世紀開鑿的內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窟石窟，15～16世紀開鑿的平順寶岩寺石窟等。這一地區的石窟在窟形上除繼承河西區的石窟形制之外，從北魏晚期開始出現了大量的佛殿窟，並日漸成為主流窟形；在石窟的裝飾上，壁畫裝飾減少，代之以雕刻的四壁佛龕或者千佛像等雕塑作品。
4.四川地區。這一地區的佛教造像歷史非常悠久。樂山柿子灣、麻浩崖墓門楣雕刻和彭山崖墓明器上的早期佛像雕刻，是目前已知的少數幾處漢代以來的佛教藝術遺物。
廣元千佛岩、皇澤寺是早期洞窟的代表，與中原北魏晚期窟龕接近，說明6世紀中葉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龕像已影響四川北部造像。洞窟以佛殿窟為主，少塔廟窟。佛殿窟中主要造釋迦、無量壽、彌勒像，還有釋迦、多寶對坐像。廣元6世紀的窟龕造像應受北方中原影響。7～8世紀的隋唐盛世，中原典型窟龕中的各種凈土變和密教形象開始流行於四川地區。8世紀以後，岷江、嘉陵江流域盛行倚坐彌勒佛、凈土變和觀音造像。
位於四川中部的安岳石窟形制基本上都是方形平頂。釋迦、彌勒佛說法龕為四川盛晚唐時期典型地方特徵的雙層龕形制，外龕方形平頂，內龕穹隆頂。說法龕內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或者是一佛、四弟子、二菩薩、二力士，龕底部外刻博山爐、二石獅，彌勒佛一般安排在岩壁較高處。
綜上所述，蜀地北部石窟，特別是廣元、巴中受北方中原石窟的窟形、題材影響很深，反觀蜀中腹地的石窟、造像題材，則地方特點明顯。
5.江南地區。本地區石窟數量不多，佈局分散，除個別地點外，摩崖龕像多於開鑿洞窟。就時代而言，主要集中於六朝中晚期。鑿於5～6世紀的南京棲霞山石窟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構殿閣。而杭州西湖周圍的窟龕，基本上為五代宋元時期的雕鑿，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唐朝以來的石窟造像傳統，一方面又融合了一些佛教信仰的新元素。元代造像則顯示出明顯的藏傳佛教特徵。
6.西藏地區。本地區摩崖龕像分佈廣泛，題材多為釋迦、彌勒、千佛、十一面觀音和各種護法形象，並多附刻六字真言。雕鑿時間，大都在10世紀以後，即藏傳佛教的后弘期。拉薩藥王山東麓的札拉魯浦石窟，是現知西藏唯一的一座吐蕃時期開鑿的塔廟窟，塔柱四面各開一座佛龕，窟壁雕像多為後世補鐫。該窟右上方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山南扎囊、乃東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傳是吐蕃時期高僧的禪窟。后弘期這類禪窟窟前有的還接建木結構，如薩迦北寺夏爾拉康。窟形規整、四壁滿繪佛像的佛殿窟，似多見於西部的阿里地區。
二、分期
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於中國石窟的分期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27]但是總的看來稍顯局限。主要表現在單個石窟（群）研究多，而綜合性的分期研究少；區域性的分期研究多，整體性研究少。從分期的角度來看，囿於地域的廣大和石窟形制發展的漸行性，分析起來比較困難。
中國石窟最早產生於新疆克孜爾地區，時間大約為3世紀，從3世紀開始到5、6世紀，石窟沿絲綢之路由西向東次第推進，或者稱為「波動式」發展，[28]直至中原地區。在此過程中，先後形成了「龜茲模式」、「涼州模式」和「雲岡模式」。這幾種模式反映出石窟藝術在由西向東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同時也是石窟藝術由外來模式向本土化方向推進的反映。到隋唐時期，佛教基本上完成了本土化的進程，一方面中原地區的石窟和造像藝術已經完全成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石窟形制和造像風格；另一方面，這種石窟藝術又向西和西南地區發散，影響到河西地區、新疆地區、四川地區乃至西藏地區的石窟風格。五代至宋，石窟造像中出現了諸多新的元素，石窟形制模仿地面寺廟建築、密宗形象的流行等，佛教造像本身也發生變化，觀世音、文殊、地藏菩薩等佛教形象不斷成為一些石窟造像的「主角」；元代統治者信奉藏傳佛教，因此這一時期反映藏傳佛教形象的石窟大行其道，同時出現了儒釋道三教合流的石窟雕塑形象。元代以後，石窟在全國各地紛紛衰落，少有開窟造像的記載。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大致可以將中國的石窟造像分為五期。第一期為公元3～4世紀，這一時期開窟造像的中心在新疆和河西地區，總體上呈現由西向東推進的態勢。早期的石窟形制以中心柱窟、大像窟為主，後期出現了佛壇窟和佛殿窟等形制。佛像的塑造嚴格按照佛教教義，模仿印度式樣進行，4世紀時在河西地區出現了「涼州模式」，其主要特點是以大像窟和中心柱式窟為主，佛像包括釋迦、交腳彌勒和思維菩薩等，佛像多取坐姿，面相渾圓，目細眉長，深目高鼻，身軀健碩，具有西域少數民族人種特性。
第二期即大約為南北朝中晚期，也是佛教石窟開鑿的全面發展期。在北方地區形成了以大同雲岡和洛陽龍門兩個石窟中心，南方地區形成了以南京棲霞山為中心的石窟群，在四川地區則有成都、廣元等地為中心的石窟群。這一時期的石窟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廟窟，也有少數禪窟和禪窟群。造像則包括三世佛、釋迦、交腳彌勒、釋迦多寶對坐像、千佛和思維像，其次有本生、佛傳和維摩文殊對坐像。七佛、無量壽（阿彌陀）、倚坐彌勒、觀世音和騎象的普賢等出現較晚。
第三期是隋唐時期，屬於佛教石窟的興盛期，在承襲了前代石窟造像傳統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較晚出現佛壇窟。除釋迦造像外，阿彌陀、彌勒、藥師等凈土圖像和觀世音像逐漸複雜起來，出現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開始盛行。這一時期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在拉薩地區出現了西藏地區最早的石窟，石窟為中心柱式窟，明顯受到中原地區石窟形制的影響。
第四期包括晚唐、五代和北宋時期，石窟開鑿漸趨衰落，石窟形制模擬地上佛殿的情況日益明顯，佛壇後面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構堂閣的做法開始流行。窟內壁畫則盛行排列多種經變的新形式。佛龕兩側流行文殊、普賢相對的佈局。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視，敦煌莫高窟和富縣石泓寺石窟都出現了「文殊窟」。對觀世音的崇奉更為普遍，許多地點出現了觀世音的各種變相。天王的形象也在這個階段逐漸盛行。這一時期一個引人注目的情況是四川地區石窟造像開始崛起，在中原地區石窟風格、本地區的石窟傳統以及密宗流傳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地域特色。由於古格王朝的建立，西藏阿里地區成為又一個佛教石窟造像的發達地區。
第四節石窟寺的類型和功用
對於石窟的分類，其標準亦不盡相同，有的是從石窟的形制來劃分，將其分為僧房窟、中心柱式窟、覆斗式窟、毗訶羅窟、穹隆頂式窟、窟檐式窟等；[30]亦有將其分成塔廟式窟（中心柱式窟）、大像窟和僧房窟、禪窟等；[31]《克孜爾石窟志》中，則將克孜爾現存的246個洞窟分成支提窟和毗訶羅窟兩大類，並細劃分成中心柱窟、方形窟、大像窟、僧房窟和其他窟形等幾種類型。[32]宿白先生在其《中國石窟寺研究》一書中，則是將石窟的形制和功用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和劃分，他將中國的石窟寺分成七類，「1.窟內立中心塔柱的塔廟窟；2.無中心塔柱的佛殿窟；3.主要為僧人生活起居和禪行的僧房窟；4.塔廟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5.佛殿窟內設壇置像的佛壇窟；6.僧房窟中專為禪行的小型禪窟；7.小型禪窟組成的禪窟群。」[33]對石窟形制劃分的不同，源自於研究重點的差異。考古學家主要從石窟形制和窟內佈局的角度來進行劃分；宗教學者則主要從石窟的使用功能的角度來劃分石窟的類型。二者各有重點，考察的重心和得出的結論自然會有差異。
由於石窟的出現與佛教的偶像崇拜以及僧侶的修佛行道有着直接的關係，因此從功能上考察上述各種石窟，無外乎可以劃分成兩種，一種是為了供僧侶巡禮觀像的支提窟；一種是供僧侶日常生活和禪修的場所，即毗訶羅窟。支提窟在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先後演變成大像窟、佛殿窟、佛壇窟等不同類型，並且其形制也根據各地建築的流行風尚，衍生出覆斗式窟、穹隆頂式窟、窟檐式窟等變化形式；而毗訶羅窟在印度的初始形制就是平面作方形，中央為庭院，周圍圍繞小室，供僧侶居住和禪修。在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毗訶羅窟的功能逐漸細化，分為供僧人起居（兼作禪修）的僧房窟，專門用於禪修的禪窟，除了單體的僧房窟和禪窟之外，還有由多個禪窟組合在一起的禪窟群。
北朝以後，在石窟中還出現了一種用於瘞葬僧侶或者信徒的瘞窟。這是一種性質較為特殊的石窟類型，因為與佛教僧侶或者信徒關係密切，故可以將其歸為後一類。
下面分別加以詳述。
一、支提窟
支提窟是指在窟中立塔或者開鑿塔形的中心柱的石窟，所以又稱中心柱式窟，或者稱為塔廟窟。
支提在印度語中作「Caitya」。「Caitya」一詞是由動詞詞根√ci派生而來，√ci一詞在印度語中含有積集、重積的意思。「Caitya」本來是指具有鍊石、瓦的常說，即聖火壇。它的出現與婆羅門教的祭祀活動有着直接的關係。
研究表明，「Caitya」一詞是為了火葬而集聚的柴薪，由Cita派生而來。在死者的遺骨上作冢、土饅頭，或者在這一場所種植樹木作為標誌。[34]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也提到當世尊圓寂之後，許多人與神並聚，以眾香木為柴而層層積疊，這樣的場所稱為支提。
支提供養還與古印度文明中的聖樹供養有着直接關係。古印度的傳說認為，樹木是死者的靈魂寄居場所。由於樹木有着周而復始的生命力，一般被視為創造力的象徵。
支提窟發展到後來，出現了十分豐富的雕刻裝飾，並把門與窗分開，在門窗外側雕刻有葯叉、門神以及供養人等形象，列柱也往往在柱頭上施以華麗的裝飾。佛像的產生併流行，再一次形成了支提窟的重大變化，就是在塔的正面也雕刻出佛像、菩薩、飛天以及供養人的形像（圖3-4-2）。塔本身的形式也不再是塔座加一個半球形覆缽的簡單形式，而是從塔柱到塔身，再到塔剎都加以裝飾，在造型上加以變化，顯得精緻無比。如阿旃陀第19窟、26窟，埃洛拉第10窟就，是代表。
印度支提窟的普遍形式為：從平面上看，後部為半圓形連接前部的縱長方形，沿洞窟四周有裝飾性的列柱。後部中心為佛塔，佛塔為典型的印度式樣，下部圓柱形上部半球狀覆缽形，石窟頂部多為拱券形，頂上往往有仿木結構的架梁，門上有明窗，窗門形成尖拱形門楣裝飾（圖3-4-3）。
2.克孜爾一帶的地質條件和印度德干高原不同。印度的德干高原岩石堅密細緻，而克孜爾地帶石質屬於砂質沉積岩，表面為風化層，相對疏鬆，不適宜開鑿寬大的洞室。因此當地的工匠便把印度支提窟中間窣堵波變化成為一根粗大的石柱，用以支撐洞頂，不使塌毀，同時在石柱前面鑿出佛像，變印度的禮拜窣堵波為禮拜佛像，信徒繞柱右旋，相當於印度的繞窣堵波右旋。應該說，中心柱式窟的出現是適應了克孜爾地區特殊地質性質的需要而對印度的支提窟進行改造的結果。
龜茲地區流行的「中心柱窟」，平面為縱長方形或者方形，在主室後壁左右兩側的下部，向後鑿出與主室側壁方向一致的通道，左右甬道的內端相連，形成與主室後壁平行的后甬道。甬道頂多作券頂，左、右、后甬道形成可供繞行的通道，有的洞窟將后甬道加高，形成了后室。克孜爾的中心柱窟一般在後壁正中開有佛龕，最初是有佛像的，現在大多不存。在佛龕的兩側開有較低的通道，通到後壁。由於通道的環繞，洞窟的平面看起來是圍繞一個方形柱形成的禮拜通道。然而從這個「柱」的形象，我們已看不出有「塔」的特點了，與印度支提窟的形式有着較大的差距。不過在滿足信徒右繞禮拜方面，與印度傳來的支提窟或者中國內地的中心柱窟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把克孜爾石窟中的這類洞窟稱為中心柱窟是合理的（圖3-4-4）。
龜茲的中心柱窟可能在洞窟的券形頂這一點上還保持着印度支提窟的特點，包括在券頂兩側下部的挑梁形式等特徵，仍可看出印度建築形式的影響。但其他的結構則很難說是來自印度支提窟的因素。像克孜爾石窟這樣的地方，由於山岩的地質特點，不能完全開鑿出類似印度那樣的窟形，況且，在佛像產生以後，直接對佛像的禮拜也許比面對塔或者別的代替物更讓人有一種親切感。所以當洞窟中出現了佛像，其身後的塔是否完整似乎並不重要了。龜茲石窟流行的洞窟形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印度本來的支提窟形式，而形成了具有龜茲文化特徵的中心柱窟。
隨着佛教向東傳播，中心柱式窟也向河西乃至中原地區推進，在各地都留下了一批中心柱式窟，包括河西地區各石窟、敦煌地區石窟、洛陽龍門石窟及其周邊地區、雲岡石窟等，成為早期石窟一種最重要的窟形。
河西地區現存較早的中心塔柱窟有天梯山石窟第1、4、18窟，張掖金塔寺石窟的東窟、西窟，馬蹄寺千佛洞石窟第1、2、4、8窟，文殊山前山千佛洞、萬佛洞、後山古佛洞、千佛洞以及昌馬石窟第2、4窟，肅北五個廟石窟第1、5、6窟等。在這些中心柱窟中，馬蹄寺千佛洞第1窟有着明顯的龜茲石窟樣式特徵，即正面為大佛像，兩側有稍低的通道，一直延伸到後壁，兩側的通道為券形頂。從洞窟前頂殘存的情況看，可能是人字披頂（圖3-4-5）。
天梯山石窟的中心柱窟，被認為是時代較早的洞窟，宿白先生認為是涼州石窟第一期。對於河西地區中心柱窟的開鑿時代，學術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天梯山第1、4窟和金塔寺石窟東窟、西窟是其中最早的，這一點似乎比較一致。
從中心柱的結構與佈局來看，與天梯山石窟比較接近的，應該是馬蹄寺千佛洞第2窟。此窟在中心柱每一面的下部有一大龕，其上又分為3～4層，每層塑出3～5身佛像。千佛洞第8窟中心柱正面與之相似，但其餘三面上層未見分層，有可能為後代改修。金塔寺石窟的東窟、西窟也屬於這一形式，即在中心柱的下部開一個主龕，而在上部又有2～3層佈局。東窟的中心柱每一面下部有較大的一個主龕，其上有3龕，最上部塑5佛。龕內各有1佛，在龕外還有浮塑菩薩、飛天等。西窟中心柱每一面下部也有一個較大的主龕，其上又有一龕，最上一層表現天宮欄牆上的伎樂（或菩薩）。顯然，金塔寺石窟表明中心柱窟的佈局開始定型化，中心柱上部的佛龕主次關係相當分明，在中心柱基座以上，第一層的佛龕較大，龕內佛、菩薩像是窟中的主要尊像。第2層以上的佛龕及龕內外的尊像相對較小。文殊山前山千佛洞、萬佛洞的中心塔柱都是在塔基以上分2層，每一層各面開一龕，內塑佛像。而分層的形式與天梯山石窟顯然有着淵源關係，即每一層上部較寬，下部較窄，而窟頂也呈弧形。文殊山後山古佛洞，則是在中心塔柱的每一面開一龕。後山千佛洞則只有正面開一龕，馬蹄寺千佛洞第4窟與之相同。
綜觀河西地區的中心柱窟，與龜茲式的中心柱窟有着較大的差異，更可能是直接受印度式支提窟理念的影響，而採用中國式的方塔形式來重新營建支提窟的。從中心柱的佈局來看，最初分層較多，往往有三層以上。每一層也有三身或五身的造像。其後逐漸地分出主次關係，塔柱上的佛像有大小之別，強調第一層佛龕。後來形成了每一面只開一龕的形式。中心柱下部是一個寬於塔身的方形基座，中心柱一般位於窟室的中央，窟頂則沿中心柱四面形成斜坡形，或者券形。
雲岡石窟第1、2、3、4、6、11、39窟均為中心柱窟。第11窟的中心塔柱高達13.3米，分為三層，下層較高，四面開龕，造立佛，中層正面為方龕，中央一交腳菩薩，兩側各有思維菩薩。其餘三壁均有二佛。上層為須彌山形，四面各有阿修羅形象。后室內壁上均無佛龕（圖3-4-6）。
除第11窟外，雲岡石窟塔廟窟中的中心柱形式完全從建築上模仿樓閣式塔的形式。特別是第39窟中心柱為五層佛塔，差不多是照搬了一座完整的樓閣式佛塔。只是在頂部連接窟頂的地方，造出須彌山形。同樣形式的佛塔我們還可以在第9窟、第1、2窟等窟的浮雕中看到，有的甚至在塔頂部還以忍冬紋表現出須彌山形，與各塔廟窟的中心柱實際形式十分一致。第1、2窟的中心柱基本是一樣的，均為3層，有一個台基，第1層較高，四面開圓拱龕，第2層四面開盝形龕，最上層是連接窟頂的須彌山形。在第1層與第2層之間做出伸出的屋檐，並有相應的斗栱等建築形式。第2層和第3層之間，有垂下的華蓋垂幔裝飾。第2窟中心柱較複雜，第1層與第2層之間已毀壞，第2層與第3層之間有檐，而且第3層上部也有檐，在屋檐上部又有華蓋及垂幔。在第3層的檐四角有柱支撐著上部的檐。這樣看來，在第1層與第2層之間、第2層與第3層之間的檐也有可能曾有過完整的柱子（圖3-4-7）。
第6窟中心柱上層四角也有塔形柱，而且其下層雖沒有真實的柱子，但在四角浮雕出了柱形，說明當時的構想是按實際的樓閣式塔來表現的。如果考慮到北魏滅涼州后，「沙門佛像俱東」這一史實，雲岡石窟的開鑿，又是在涼州高僧曇曜的主持下進行的。雲岡石窟最早的中心柱窟取法於涼州，是很好理解的。而在北魏佛教興盛之時，中國北方的佛塔已不同於涼州一帶的舊有形式了，石窟中的中心柱（塔）形制必然要採取了當時更為流行的形式，所以，在第1、2窟、6窟以及39窟中表現的中心塔柱更接近於現實中的塔的形式了（圖3-4-8）。
中心柱窟是北朝時期莫高窟最流行的洞窟形制，在莫高窟北朝40個洞窟中，中心柱窟就有16個，特別是北魏時期開鑿的洞窟基本上都是中心柱窟。北朝以後中心柱窟就逐漸減少，除敦煌以外，河西地區石窟中，北朝時期也大多為中心柱窟。以北魏的中心柱窟第254窟為例，具有如下特點:主室平面呈縱長方形，洞窟的中央靠後部有一座象著着佛塔的方柱，上部與窟頂相連。方柱的四面開龕造像，一般在正面開一大龕，其餘三面分上下層各開一龕。西魏以後，逐漸形成中心柱四面均開一龕，不分層的形式。中心柱佔據了洞窟後部的主要空間，環繞中心柱形成一個迴廊，以供人們環繞塔柱右旋觀瞻和禮拜。洞窟前半部較為開闊，頂部為中國式的人字披頂，後部為平頂，比前半部略低。中心柱窟往往在門上部有明窗，有的學者認為莫高窟大部分洞窟在營建之初就沒有前室，那麼，在門上的明窗用以採光就成為了可能。第254窟還在南北兩壁上部開鑿列龕各五龕，但有列龕的僅此一例，其餘的中心柱窟在南北壁未開龕或僅在靠前部開一龕（如第263窟）。
敦煌地區中心柱式窟中心塔柱的結構一般為，下部塔基通常高約1米左右，較高者如第431窟高約1.7米；塔基與上部塔身之間有一段略向外凸出的平台，高10～20厘米不等；上部除正面外，其餘三面再分為兩層者，也有略為凸出的橫向台以為分隔。下層佛龕均為圓拱龕內塑佛像，上層佛龕，北魏時期多為闕形龕內塑交腳菩薩或思維菩薩，後來也多為圓拱龕。圓拱龕中還有一種雙樹龕，就是在龕外以繪或塑的形式做出雙樹，大多數雙樹龕中塑有苦修的佛像，表明龕內為樹下修行的釋迦。
在寧夏須彌山石窟有一種形制獨特的中心柱式窟。編號為51窟，由主室、前室、左右耳室四部分組成，總面闊26米、進深25米。主室方形平面，覆斗形頂，仿木結構，中心方柱直達窟頂，方柱四面各開一單層佛龕，內為一鋪三身造像；前、左、右三壁正中為方門，分別與前室、左耳室、右耳室相通，前壁上部開明窗，用於採光，正壁開一大通龕，三尊禪定佛並坐，右壁門西側為一大龕，內為一禪定佛二脅侍菩薩，主尊高達63米，余壁出現多重現象。按照三壁有門，門側一大龕的現狀看，開龕時的統一考慮應該是右壁門兩側各為一大龕，左壁與其相對稱，造像亦應對稱。[37]二、大像窟大像窟屬於中心柱窟的一種變體，因為窟內置立大塑像而得名。大像窟中的大像一般立於中心柱前壁正中，在形制佈置上與典型的中心柱式窟有些差異，主要表現為突出地安置了大立像，並擴大了后室。在中國境內，大像窟最早見於克孜爾地區，和中心柱式窟一樣，也是由西向東發展推進，在全國各地的石窟中都有大像窟的形制。
龜茲地區大像窟的典型窟形是：洞窟主室高大，其高度以能容納大像為限。主室頂為縱券形，正壁前下部，大多存有半圓形像台，像台上殘存有立像雙腳的痕迹。主室正壁兩側下隅，鑿有低矮的甬道，可以進入后甬道或后室。具有后室的大像窟，在後室中多有涅槃像。根據大像窟的種種跡象和相關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的數據判斷，龜茲石窟中的部分大像窟的年代較早。
以克孜爾石窟為例。克孜爾石窟中的大像窟數量較少，僅有8個，包括第47、48、70、77、136、139、146窟等，第136、139、146三窟分佈於谷東區，其餘均分佈於谷西區。各個大像窟中的大立像早已無存，現僅在壁面上殘存有規律排列的眾多用來固定大像的鑿孔。
大像窟多有高大的主室和后室，主室高一般在5米以上，最高可達16.5米，均為縱券頂。克孜爾第60窟主室面積最大，達94平方米，后室多低於主室，面積亦多小於主室，多為橫券頂，僅第77窟為梯形頂，都鑿有大型涅槃台並砌有列像台。第47窟是最高的大像窟，主室高16.5米，長7.9米，寬7.6米；后室高6.3米，長10米，寬4.5米。
克孜爾地區的大像窟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中的大像窟一般無前室，只有主室、后室和中心柱三個部分，其形制以第47窟為代表。
第二階段的大像窟，形制略同於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中心柱窟採用第一階段大像窟的佈局更為近似，如第77窟，出現了后室低窄的大像窟，如139窟。
第三階段大像窟的主室已經大部塌毀，中心柱也已經廢除，原來大佛像中部以上緊貼崖麵塑造，崖面下部向內造出橫長方形低窄后室，原大立佛像的腿腳部位成為主、后室的分界，明顯有別於第一和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典型石窟為第70窟和第148窟。
克孜爾地區大像窟的塑像佈局形式可以分為五大類。
第一類為後室式大像窟。后室正壁塑大佛像，側壁分層塑立像，后室正壁鑿涅槃台，后室前壁鑿列像台，后室側壁鑿列像台和甬道外側列像台連通，如克孜爾第77窟。該窟后室為橫覆斗式頂，甬道為券頂，形制較為簡單。有的石窟則在此種形制的基礎上，於甬道內側壁和后室前壁開龕，如克孜爾第48窟。主室側壁的下部繪因緣佛傳內容的壁畫，這種形式和中心柱窟相同。后室和甬道頂為較平的券頂，繪舉哀天人。還有部分石窟主室高度增大，主室側壁的下部由繪壁畫變為塑列像，側壁塑像增多，如克孜爾第47窟。
另一種為主室和后室塑像，主室正壁塑大像，側壁分層塑列像，后室正壁鑿涅槃台，側壁鑿立像台，后室前壁開龕，龕上部鑿出涅槃台，甬道繪壁畫，和前述大像窟中在甬道開龕、鑿立像台不同，甬道的概念更強些，塑像的佈局和后室式中心柱窟的佈局相同，如克孜爾尕哈第12、16、23窟、森木賽姆第11、43窟等（圖3-4-9）。
第三類為後甬道式大像窟。主室正壁塑大像，主室側壁塑列像，如庫木吐喇第63窟，主室和后室塑像。台台爾第5窟，主室正壁塑大像，在後甬道正壁兩端各開小龕，右端開上下排列的兩個小龕。主室、甬道和后室塑像:庫木吐喇第2窟，在主室正壁、前壁、后甬道正壁兩端、后甬道前壁、甬道內側壁開小龕（圖3-4-10）。
第四類沒有上述兩類的中心柱體，在正壁下端鑿出向內凹進的通道，正壁大像塑好后，在大像後下方形成后甬道空間，如克孜爾第70、148窟、庫木吐喇第52窟。
第五類為由其他類型的窟改擴建形成現在的規模，先擴建成大型方形窟，在其中築壇基，再在壇基上造大像，塑像後有背屏，並與窟頂相接形成像柱形式。背屏后空間形成后室，后室正壁鑿涅台，后室側壁、左右甬道直至主室左右側壁鑿列像台，如克孜爾第60窟。
在東部地區，大像窟大約出現在北朝晚期，敦煌莫高窟的大像窟，出現的年代較晚。莫高窟第96窟中的倚坐彌勒佛高34.5米，為世界第三高的大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室內泥塑佛像，開鑿於武則天時期（圖3-4-11），南大像（第130窟）高26米，始鑿於唐開元間。大像窟窟前多附建多層木構樓閣，莫高窟的大像窟窟前木構建築，歷史上經過多次改建。唐代大像窟其主像皆是倚坐像的彌勒大佛，且開鑿盛極一時，這似乎與武則天稱帝利用佛教而大造輿論有着某種聯繫（圖3-4-12）。
雲岡石窟的大像窟在洞窟形制、造像樣式、雕刻風格等方面都與龜茲大像窟差異較大。它的特點是橢圓形平面，穹隆式窟頂，主像佔據洞窟絕大部分空間，代表的洞窟有雲岡石窟第5、13、16～20窟等（圖3-4-13）。
大像窟的開鑿以唐代較為普遍，四川則延續至宋。如四川樂山大佛，就是依山開鑿成的一尊倚坐彌勒佛像。
四川樂山大佛高71米，堪稱世界之最，與其同時代或稍早的甘肅麥積山隋代石窟；莫高窟武周延載二年（695）開鑿的北大像（像高33米）及開元年間開鑿的南大像（像高26米）；陝西彬縣慶壽寺大佛（像高24米）；甘肅炳靈寺第l7l窟大佛（像高28米）一樣，開始在大像前興建大型木構樓閣。因此，大像的開鑿不是偶然現象，是當時社會宗教信仰流行趨勢和社會風氣的反映（圖3-4-14）。
三、佛殿窟
這類石窟平面多作方形，故也有研究者將其稱為方形窟，又因其是寓禮拜和講經於一體的窟形，是從我國早期佛殿式寺院建築演變而來的，其使用功能與寺院佛殿相似，也被稱為佛殿窟。佛殿窟從一開始即產生了多種形式，常見的如三壁三龕方形窟、三壁建壇的方形窟和正壁建壇的橫方形窟等。[38]前兩種形制的石窟實際上是對地面佛殿的完全模仿，也因此隨着地面佛殿佈局的變化而變化。目前所知的較早的佛殿窟大約是在十六國時期，北魏以後尤為盛行。佛殿窟是中國石窟中最具典型性的窟形，遍佈各地，其流行使用的時間也最長。
目前所知較早的佛殿窟多出現在河西地區，以麥積山為例，開鑿於十六國後秦時期的第74窟和78窟，窟內沿正、左、右三壁鑿出倒凹字形的高台基佛壇，每面置佛像一軀。頂部和四壁轉角處為弧形，正壁兩側上方各開一圓拱形小龕。[39]在龜茲石窟中，佛殿窟數量僅次於中心柱窟。洞窟平面一般為方形，或橫長方形。窟中的塑像均已損毀，洞窟形制的差異和變化，主要表現在窟頂上。
佛殿窟完善於北魏晚期，隋唐時期成為石窟寺的主流，宋元以後隨着鑿窟之風的衰落而逐漸消失。雲岡石窟佛殿窟是中期洞窟形制的其中一種，主要為第7～10窟及第12窟，其特徵與佈局是：1.雲岡佛殿窟的形制是南北縱軸線平面方形或近似方形，並左右對稱的佈局，這種佈局形制沿用了中國傳統的建築佈局法。早在商朝宮室即有這種佈局方法，其特點就是沿着縱向縱軸。在邯鄲發掘的戰國時代趙國都城遺址，中心有一條南北向的中軸線。北魏時期以洛陽永寧寺為代表的寺院平面佈局可以看出，大約早在漢代已在孕育之中，所以在寺內的佈局上，既有一條十分明晰的中軸線，又同時左右對稱。雲岡和洛陽永寧寺反映了北魏當時平面佈局的基本原則和特徵，在敦煌北朝壁畫上也是這樣的表現。這種縱列方式為唐乃至現在中國的建築，還都沿襲著這種特徵。
2.中期大型的洞窟均由前室和后室構成。第7、8窟前室原依崖面架木構屋頂，前室前方左側和第8窟右側各雕塔柱。第9、10窟和第12窟前室前方列楹柱，上方崖面雕有設斗栱的仿木構窟檐，直接體現了漢代殿堂的建築形式的特徵；同時洞窟前室是外部空間與洞窟空間的過渡，在建築意匠上似乎讓人們從現實人的世界進入佛的天國，而在這裏產生意緒上的轉化。后室正壁分上下兩層龕，各造像一尊；或正壁造大像一尊，左右兩側下方鑿有禮拜道，窟頂雕飾平棋藻井。平棋與藻井早在漢代建築已有，就其功用而言，都是作為宮室殿堂內部屋頂的裝飾。
佛殿是供奉佛像設的主要場所，可見，雲岡洞窟出現的平面方形、平棋藻井頂、重層佈局的壁面及窟口崖面上的雕飾斗栱的窟檐外貌，都是北魏建築匠師模仿當時寺廟佛殿的表現。
自北魏晚期敦煌地區出現佛殿窟之後，佛殿窟成為自始至終一直在使用的一類典型洞窟。隨着時間的不同，形制也在發生變化。
在北魏末，出現了平面方形、正壁開一大龕、覆斗頂形式的佛殿窟。此種窟形，成為方形佛殿窟的典型式樣。其變化主要表現在佛龕的形制上。北朝時期，由於佛龕容納的佛像較少，故而佛龕進深較淺，多使用圓拱形龕。佛龕的龕底距地面較近，龕形高大，故而龕內佛像突出醒目。隋代佛龕龕口漸趨方圓，並出現雙層龕口大龕（龕平面作凸字形），佛龕龕底與地面距離升高。由於出現雙層龕口，龕內可以容納更多的佛像。這種佛龕的出現與佛像組合的擴大密切相關。唐前期佛龕多為敞口龕，佛龕頂部上口上仰，兩側龕口外敞。這種式樣，便於展示龕內塑像。唐後期（中晚唐）佛龕形制規整，平面多為橫長方形，龕頂作盝形頂。龕內安置倒凹字形佛壇，佛像皆安放在佛壇上。此後龕形變化不大。平面方形覆斗頂的佛殿窟，可以說是中國本土化了的一種窟形。其空間式樣，意在模仿世俗社會生活中流行的帷帳形式（圖3-4-15）。
麥積山第4窟是一種特殊形制的組合型佛殿窟。該窟是在崖壁上開鑿出來的單檐廡殿頂的大窟廊，廊外鑿出八根檐柱，面闊七間，廊後壁開鑿七座石窟（圖3-4-16）。石窟內部形制相同，都雕鑿出佛帳形式，帳頂四周和中心各有一朵泥塑蓮花。每帳內部都是在後壁中央位置塑造一佛二脅侍，左右兩側立菩薩三軀。
四、佛壇窟
佛壇窟是佛殿窟的變異形式。在窟中安置方形或長方形佛壇，造像集中佈置在佛壇上。
新疆龜茲地區的克孜爾石窟中，在第二階段曾經流行過佛壇窟[40]。典型的例子有第39、76、80等窟，平面呈方形或長方形，單室或者分為前後兩室，中間由甬道相連接。在石窟主室的中央築有長方形佛壇（雙室窟位於后室中央）。佛壇上應集中放置佛像，但因為年代久遠或者改築的緣故，佛壇上的塑像多已不存。克孜爾佛壇窟的頂部有多種形式，包括券頂（縱券頂或橫券頂）、穹隆頂、平頂和覆斗式頂。
莫高窟典型的佛壇窟，在北朝時期即有窟例，但流行於唐後期以後。如莫高窟第487窟和第285窟，窟中後部地面上鑿有方形的佛壇。壇上造像幾乎全部遭到毀壞，情況不明。敦煌的佛壇窟，與克孜爾的佛壇窟有所不同，在佛壇後部增設一座連接窟頂與佛壇的背屏，起了分割洞窟空間的作用。此種背屏與寺院佛殿中的扇面牆的作用相似（圖3-4-17）。
佛壇窟在中原地區分佈十分廣泛，延續時間也較長，並形成了多種變化形式。除了石窟平面上出現了方形、橢圓形和馬蹄形等變化之外，窟內佛壇的設置也有變化，一種是正壁設壇的佛壇窟，典型石窟如龍門石窟中的開鑿於北魏晚期的彌勒洞和米思九洞；一種是三壁設壇的形式，如龍門石窟中慈香洞等。而榆林窟第4窟則是在後室中央設壇，壇上置佛、脅侍等像9軀，與敦煌第487、285窟等窟內的佛壇形制相同（圖3-4-18）。
五、毗訶羅式窟
毗訶羅（梵viha^ra，藏gnas-pa）音譯又作毗可羅、鼻訶羅、鼻何啰、尾賀啰，即僧院、精舍之意。梵語原義指散步或場所，後來轉為指佛教或耆那教僧侶的住處。《大日經疏》卷三云：「僧坊，梵音毗訶羅，譯為住處。即是長福住處也。白衣為長福故，為諸比丘造房，令持戒禪慧者得庇御風寒暑濕種種不饒益事，安心行道，令檀越受用施福，日夜常流無有斷絕，故名住處。」[42]佛教傳播的早期，印度的僧侶都過着居無定所的遊方生活，但後來也出現了定居的趨勢，開始在各地設立寺院。這種寺院由窣堵波及僧院組成，又稱為伽藍。伽藍的基本形式是在僧院中間方形大廳的三面建築並排的小房間。小房間作為僧侶的居住之所，稱為「毗訶羅」，大廳和庭院則是作為僧侶集會之用。隨着石窟建築在印度的流行，這種地面建築形制也逐漸移植到石窟形制上。
印度現存的佛教石窟中，如早期石窟（前2世紀—公元2世紀）中納西克石窟第19窟，在入口處有兩根立柱，連同緊靠兩壁的柱子，使三開間的大門後部形成一個小廳。通過中央的門廳而進入主室，形成一定的空間系列。主室的中心是一個方形的中廳，中廳的正面和兩側壁各開有兩個小室。這六個小室就是作為禪修的禪室。
時代稍晚的阿旃陀石窟第12窟（前1世紀），則形成了較為嚴謹的模式，中央為方形，在正面和左右兩側壁各開4個小室，每個小室的大小基本一致。在小禪室之間的外壁還有一些帶有券頂的小龕。類似的還有第11窟和第16窟，中央為方形或者近似方形，四周圍以小型禪窟。納西克第3窟（1世紀）規模較大，入口處有列柱，經門廊進入主室。在進入主室的入口處兩側及上部浮雕出類似山奇大塔塔門那樣的塔門裝飾，兩側還分別雕刻有守門的神像以及葯叉和密荼那等。主室平面為方形，在後壁及右側壁各開6室，左側壁及前廳的左壁開小室共8個。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主室大廳的後壁中央雕刻出一座塔的形象。顯然，這個洞窟不僅僅具有修行的功能，而且還有禮拜的意義。也就是說，到公元1世紀前後，印度的石窟已經將僧侶的禪修與對佛塔禮拜結合起來了。
在印度晚期（5～8世紀）的石窟中，僧房窟出現得更多，如阿旃陀石窟中就有21座，埃洛拉石窟也有不少。這一時期的僧房窟不僅規模較大，裝飾也更加華麗。晚期的毗訶羅窟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後壁中央有佛堂；二、佛堂前面是中廳，左右及後壁開僧房；三、大廳有列柱而形成迴廊；四、與此前毗訶羅窟的簡陋相比，晚期的毗訶羅窟裝飾更加富麗堂皇，顯示出佛教在與上層統治者結合之後，其平民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五、毗訶羅窟仍具有居住和禪修的雙重功能，二者合而為一。
在中亞，大多是以寺院來代替印度那種僧房窟的功能。毗訶羅窟最初也是對寺院建築的模仿。在塔克西拉發現的古代寺院遺跡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類似印度僧房窟的建築佈局，如阿克豪利、卡拉宛及鳩拉羅寺院遺址等，一般是建成一組環抱式的院落形式，四面都排列著大小一樣的小室。這些小室無疑是僧人們起居及修行所用。單從其平面佈局來看，可以說是完整的僧房形式。在塔克西拉的寺院遺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些僧房往往伴隨着塔的建造，在由僧房形成的院子中央，建有高大的佛塔是很常見的，以至在孔雀王朝時期的錢幣上也有表現大塔周圍環繞着僧房的圖樣。還有的僧院中還設有塔堂和佛事堂（大約是用於講經等活動）。在一組寺院建築中，包括了塔、禮拜堂和眾多的僧房，這樣的建築形制，在塔克西拉較為普遍。
典型的印度毗訶羅窟為由多個禪室組合而成的窟群，但是進入中國以後，其形制和功能都發生了變化，有組合禪窟和單體禪窟兩種禪窟遺跡。組合禪窟，主要見於中國西北地區的新疆拜城、庫車一帶的龜茲石窟，吐魯番地區的石窟，敦煌酒泉等甘肅石窟，寧夏固原須彌山石窟等地組合禪窟。據目前所知，其分佈地域最東不超過甘肅河西地區。單體禪窟則在中原華北地區廣泛分佈，尤以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為多，其他如南響堂山石窟西北和北響堂石窟半山腰就有方形無像小禪窟24例，為平頂敞口，面積約1平方米。在大同的鹿野苑石窟，也發現了成組的禪窟。
作為僧人集體坐禪的場所，組合禪窟中最為複雜的窟形，見於新疆庫車蘇巴什寺院遺址。該遺址的第5窟前有前室，主室呈十字形，窟頂為券形的小禪室分列於主室兩側，多達10餘座（圖3-4-19）。此類組合禪窟，還見於吐魯番附近的吐峪溝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酒泉附近的文殊山石窟等。以莫高窟第268窟為例，該窟（包含第267、268、269、270、271窟）是一個由多室組合的禪窟。中央是一個縱長方形的過廳（268號），在後壁開一小龕，內有交腳佛像，窟頂為相連續的浮塑平棋圖案。南北兩側壁各開兩個小室，南側為267、269號，北側為270、271號。小室的大小大體一致，作為僧人修禪的地方，該窟后被改造為禮拜窟。據賀世哲先生研究，第268窟這一組禪窟最初可能是沒有繪製壁畫的，現存壁畫為後代繪製。在莫高窟北區洞窟的清理髮掘中，發現一批禪窟，其中有單體禪窟，也有組合禪窟，窟頂有多種式樣。文殊山石窟的組合禪窟，位於後山區古俠洞附近，與禮拜窟毗鄰，洞窟主室呈長條形，小禱室左右對稱，形制上更接近龜茲地區的組合禪窟。
單體禪窟，新疆克孜爾石窟的室內皆空間較小，實為一圓拱形大龕，而敦煌莫高窟北區須彌山石窟的單體禪窟，多作平面方形的小室，正壁前有一低台，建築空間稍大，但也僅能容納一人而已，且一窟內均無壁畫或其他裝飾。
寧夏須彌山石窟還存在一類石窟為方形無像窟（有10例），從部分石窟殘存石床與煙道痕迹的情況來看，可能是僧房窟。但其中第23窟是一個三室一組的洞窟，中室平面長方形，穹廬頂，寬2.35米，深2.70米，高2.70米。南耳室寬1.40米，深2.00米，高1.95米；北耳室寬1.75米，深1.10米，高2.60米。顯然這是敦煌以東地區較為少見多室禪窟。總的來說，在早期佛教石窟中，龜茲地區存在較多的比較規範的多室禪窟。這種石窟形式影響到了敦煌以及相鄰的酒泉地區。但到了中原地區，雖然仍有不少單室禪窟，但像龜茲那樣的多室禪窟就極為罕見了。
六、僧房窟
僧房窟在過去也被稱為毗訶羅窟，實際上是禪窟在功能上細化的產物。它是在毗訶羅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專門供僧侶生活起居之用的洞窟，其性質等同於寺院中的僧房。
作為僧侶的居所，僧房窟在各個石窟群中均佔有一定比例。在龜茲石窟群中尤為常見。如克孜爾石窟，僧房窟遺存數量較多，有80多個[43]，約為全部洞窟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見，僧房窟在龜茲石窟中所佔比重很大，這表明它在龜茲僧人宗教活動和生活中，曾佔據極為重要的位置（圖3-4-20）。
因為僧房窟的主要功能是供僧侶起居和修行，故而其形制和內部設施，都考慮到生活起居的需要，一般由主室和甬道兩部分組成。甬道是進入洞窟的通道，位於主室的左或右側，頂部多為券頂，少數平頂甬道的長度與主室的進深大體相等。有的還在甬道的盡頭或側旁開鑿小龕，用於儲藏生活用品，在甬道的盡頭折向左或向右，通過門道即可進入主室。主室平面多作橫長方形，頂為券頂。在靠近主室的門口處，多作出一個取暖的灶坑，灶坑的上部壁面，凹向壁內形成火膛，其兩側還裝飾有柱狀砌體。在主室前壁的中部，鑿出一個方形的明窗，明窗的內口大於外口，顯然，這一設計是為了增加通過明窗進入室內陽光的光照量。在門口相對的一側，多鑿出或砌出一個低矮的條狀禪床，供僧人休息或坐禪之用。此外，有些甬道的頂也有做成平頂，主室頂還有做成穹隆頂或盝頂。附有佛龕等的僧房窟，多將小龕置於甬道盡端的正壁內或甬道盡端的旁側。有的在甬道或主室壁上鑿出小龕，供放置燈盞之類的小件器物。在甬道、門道以及明窗的外口處，多有比較規則的凹槽、孔眼遺跡，這些部位原來曾鑲嵌、安置木質的門框或窗框，這表明僧房窟內安置了多道可以啟開的木門或木窗。僧房窟內，壁面上多數敷草泥加以裝修，有的在壁面上施以白灰或石膏，地面大多也經過細緻的整修。僧房窟內，多數壁面上沒有任何裝飾性壁畫，有壁畫的僧房窟，也僅僅是一些簡單的彩色線條而已。僧房窟形制上的變化，主要反映在甬道盡端有無小室，甬道和主室頂部的形式，以及甬道、主室頂部與壁面結合部位的形狀等方面。
由於物力和財力有限，有些僧房窟後來被改造成其他類型的洞窟。在克孜爾石窟中有不少僧房窟被改造為中心柱窟或方形佛殿窟。例如，第80、34、98、172、198等窟被改建成中心柱式窟，第135、189、190窟被改建成佛壇窟，這種改建的現象貫穿克孜爾石窟的整個歷史階段，尤以第二和第三階段為盛。改建的方式一種是打破舊形制和佈局，一種是擴建，還有一種是局部稍加修改。這一現象說明，伴隨着佛教在該地區的興衰以及僧侶和信徒宗教活動方式的變化，對僧房窟需求減少，而對禮拜窟的需求量增加，因而將舊的僧房窟改造為禮拜窟，可以有效地利用原有的石窟建築空間，減少開鑿新洞窟的工程量。
此外在吐魯番地區的雅爾湖石窟、敦煌莫高窟北區洞窟、寧夏固原須彌山石窟等地，也發現僧人居住的僧房窟，它們在形制方面，有諸多自身特點，但大多有火炕、灶坑和排放煙氣的煙道（圖3-4-21）。
所謂瘞窟，指的是用於瘞葬佛教僧侶或者信徒的石窟。從歷史上看，瘞窟有以下三種形式：一是利用天然的石窟或洞穴；二是在便於開鑿石窟之處，稍事加工，做成窟室；三是累石做成一個石穴放置屍體。瘞窟是中國特有的一種石窟形制，廣泛分佈於中原和四川地區，不見於西域地區。其出現的時代大約為北朝晚期，唐朝時廣泛流行，到宋代以後逐漸衰落。瘞葬是佛教「輪迴」思想與我國傳統的「靈魂不滅」喪葬觀念和「事死如事生」傳統喪葬禮俗相結合的產物。
目前所知最早的瘞窟為麥積山第43窟。據考證，該窟為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墓。《北史·皇后列傳》載:西魏文帝大統六年「敕令后自盡」。乙弗皇后死後，「鑿麥積崖為龕而葬……后號寂陵」。這是我國文獻中有關瘞窟的最早記載。該窟分為前後兩室，窟前有崖閣，前室安置佛像，后室為長方形，平頂，為墓穴所在，縱式葬屍[44]（圖3-4-22）。
龍門石窟中已知的瘞窟有39座，均屬於唐代。賓陽南洞北壁唐貞觀二十二年蕭氏安葬亡兒的「石龕」，是龍門石窟目前所知最早一例有明確紀年的瘞窟。初、盛唐時期龍門瘞窟形制較為多樣，葬式亦有不同。如初唐時期的珍珠泉北崖一號瘞窟為前後室結構，窟前設屋形窟檐，前室東、西壁並有佛教造像殘跡，后室後壁橫卧葬屍；唐高宗龍朔元年的婁氏瘞窟窟內仍設佛教造像，前後室結構變為單室結構，窟前的屋形窟檐也變為束腰蓮柱，而死者屍骨則由橫卧式變為坐式；開元二十三年的惠燈瘞窟為單室結構，窟口兩側各雕一力士，死者於窟室內後部半圓形台上作坐式安葬；同一時期的張氏瘞窟呈單室結構，後壁橫卧葬屍，窟口兩側造石獅，而力士則變為世俗題材的執劍門吏。除此之外，還有以開元二十六年靈覺瘞窟為代表的近長方體而內外全無雕飾的瘞窟形制。
中、晚唐時期瘞窟皆為矩形單室結構，室內後壁橫卧葬屍，窟室空間呈不斷變大的趨勢，其顯著變化是窟口及窟內佛教、世俗造像題材完全消失。可以看出，結構簡單是唐代後期瘞窟的突出特徵。
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大寺溝窟龕群的北段中層岩面上，分佈有北宋以降的25個石雕佛塔，其塔身部分鑿一方形穴，內置佛教徒骨灰，為塔形瘞穴。
敦煌莫高窟也存在大量的瘞窟，瘞窟的最早發現是在1921年。當時在第464窟中發現一盛裝女屍，但這座石窟尚不是專門用來瘞葬的，而是利用現成的佛窟瘞埋信徒遺體。近年來在莫高窟北區發現大量專門開鑿的瘞窟，這類瘞窟一般較小，平面呈方形或長方形，窟頂較低，窟門較矮，內設棺床，以土坯、石塊封門。這些發現，豐富了莫高窟的內涵，填補了莫高窟研究的空白，同時也為我國瘞葬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46]敦煌石窟中的瘞窟不早於北朝晚期。編號為B221的北區瘞窟是一座單室窟，平面近方形，覆斗頂，西半部設有礫石棺床，應為北周時期開鑿。
除了上述幾種主要的石窟形制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窟形，主要有涅槃窟、儲物窟、講堂窟、影窟等。
涅槃窟其實是佛殿窟的一種變體，其基本形制是在後室正壁設壇，壇上置佛涅槃像一軀，左右壁則開龕造像，一般為一佛二菩薩二弟子，也有隻塑一尊佛坐像的。涅槃窟出現的時代較晚，約在隋唐之後，典型的例子如敦煌莫高窟的第148窟（盛唐時期）和第158窟（中唐時期）。
儲物窟專門用於僧尼存儲糧食、生活用品和用水等物。如龜茲石窟中的克孜爾石窟、敦煌莫高窟，均發現存在洞窟中存儲糧食的倉櫃；在須彌山石窟發現專門開鑿的水窖窟，將洞窟窟前的排水溝與引水溝槽相連接，使所排雨水進入水窖存儲起來，以備生活時取用。倉儲窟一般應與僧房窟臨近，便於生活取用。這一現象表明，當時確實有一部分僧尼是生活在石窟中的僧房窟內。
講堂窟比較少見，而且僅見的幾例，皆存於龜茲石窟，在河西及以東的石窟中均不見該類石窟。其功能專門用來講經佈道的講堂窟平面多作方形，空間巨大，在洞窟的三壁或四壁下部，鑿出低台供人居坐；有的還在窟內一隅加鑿灶坑，洞窟的一側或兩側開門。一般說來，每一窟群一般僅有一個此類洞窟，在新疆地區的克孜爾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森木賽姆石窟均發現這種講堂窟遺存。
影窟是一種紀念性質的石窟，用於紀念僧尼和世俗信徒，與寺院中的影堂相似。該類石窟不見於西域地區，而河西和中原華北地區有不少此類影窟，尤以敦煌莫高窟數量最多。根據調查，敦煌莫高窟此類影窟規模均不太大，一般多置於某一大窟主窟甬道的左側，與主窟的位置較為固定。窟內放置被紀念者的影像，有的還繪製些與其生活有關的壁畫，或放置其他紀念性物品。須彌山石窟中也有此類影窟。
[1]戴藩豫：《印度佛教美術》轉引自《HistoryofIndianandEasternArchitecture》第148頁，參見張錫坤主編：《佛教與東方藝術》，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64頁。
[2][美］杜蘭著，張自華譯：《印度的藝術》，載張錫坤主編：《佛教與東方藝術》，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53頁。
[3]《大唐西域記卷11·摩訶剌侘國條》。
[4]學術界對阿旃陀的時代劃分不盡相同，包括二期、三期和四期等說。本文採用早晚兩期說。（參見李元秀等選編《世界全史》，軍事誼文出版社，2006年；常書鴻：《新疆石窟藝術·緒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王鏞著：《印度美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5]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石窟」條。
[6]參見宿白：《克孜爾部分洞窟階段劃分與年代等問題的初步研究》，載新疆克孜爾石窟研究所編：《龜茲佛教文化論集》，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3年。該文認為克孜爾石窟第一階段，大約接近310±80～350±60年。
[7]參見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第2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8][日］橘瑞超著、柳洪亮譯：《中亞探險》，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頁。
[9]本節對於各地石窟的統計和描述，主要參考閻文儒先生著《中國石窟藝術總論》一書，部分地區的石窟則參照了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龜茲石窟研究所《克孜爾石窟志》，陳麗萍、王妍《中國石窟藝術》，《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文物出版社《中國石窟》，［日本］平凡社《中國石窟》等資料，文中恕不一一註明。
[10]常書鴻：《新疆石窟藝術·緒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
[11]參見董玉祥：《仙人崖石窟》，《敦煌研究》2003年第3～4期。
[12]參見程曉鍾、楊富學合著：《庄浪石窟》，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
[13]參見李裕群：《古代石窟》，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9頁。
[14]楊烈：《寶岩寺明代石窟》，《文物》1961年12期。
[15]參見溫玉成：《河南新安縣西沃石窟》，《考古》1986年第2期。
[16]參見李德寶：《孟縣小型水庫及石窟調查》，《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1期。
[17]宿白：《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載於《龍門石窟研究論文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
[18]宿白：據清末繆荃孫傳抄《永樂大典》平字韻「北平府」條引《析津志》文內發現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窟寺碑》。
[19]參見王振國：《河南沁陽懸谷山隋代千佛洞石窟》，《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20]參見張家口市地名辦公室、張家口市文化局：《張家口市風物誌》，1984年編印（內部發行）。
[21]參見譚洛非：《四川石刻——尚待開發的藝術寶庫》，《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專輯。
[22]參見梁白泉主編：《南京的六朝石刻》，南京出版社，1998年，第44～45頁。
[23]參見閻文儒：《中國石窟藝術總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24]參見馬世長等：《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7年。
[25]參見宿白：《中國石窟寺考古》，《中國大百科全書楯考古卷》，另見《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8～19頁。
[26]閻文儒先生將新疆地區的石窟分為兩大區域，即庫車拜城區和吐魯番區。參見閻文儒：《中國石窟藝術總論》。
[27]在石窟分期方面，學者前賢如宿白、馬世長、閻文儒、溫玉成、樊錦詩、趙聲良、譚洛非、霍巍等先生做過大量的工作，各地學者亦對本地石窟的分期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突出的例子如宿白先生對於中原北方地區的分期，樊錦詩、馬世長等先生對於敦煌莫高窟的分期、溫玉成先生對於龍門石窟的分期等。此處不一一列舉。
[28]參見阮榮春：《佛教南傳之路》，湖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
[29]參見李良：《四川石窟、摩崖造像綜述》，《四川文物》，2001年第4期。
[30]參見蕭默主編：《中國建築藝術史》，文物出版社，1999年。
[31]參見馬世長、丁明夷：《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概要》，藝術家出版社，2007年。
[32]龜茲石窟研究所等：《克孜爾石窟志》，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
[33]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34]E.J.Rapson，Caitya.ERE.Vol.III.P325b.m.Benisti，EtudesurStupadansl』indeancienneParins1958.P47.
[35]參見［日］宮治昭：《涅槃與彌勒的圖像學研究》日本:吉川弘文館，1992年。
[36][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33，《新修大正大藏經》第22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498頁。
[37]參見韓有成：《須彌山北周石窟的特徵》，《固原師專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2期。
[38]參見宿白：《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0年。
[39]參見孫曉峰：《麥積山北朝窟龕形制的演變規律》，《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
[40]參見龜茲石窟研究所等：《克孜爾石窟志》，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按照該書對克孜爾石窟的分期，第二階段相當於公元4～7世紀。
[41]杜鬥成等主編：《炳靈寺石窟內容總錄》，蘭州大學出版社，2006年。
[42]《大正大藏經·卷39》。
[43]《克孜爾石窟志》的統計數字為62個。
[44]天水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中國）文物出版社、日本國平凡社，1998年。
[45]李文生、楊超傑：《龍門石窟佛教瘞葬形制的新發現—析龍門石窟之瘞穴》，《文物》1995年第9期。
[4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載《新中國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47]參見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文物出版社，2004年；倪潤安：《敦煌隋唐瘞窟形制的演變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