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拿得起放不下的歐洲史(上)》(8

第八章 《拿得起放不下的歐洲史(上)》(8

殘陽羅馬

蠻族來襲

大帝狄奧多西去得太早,他還來不及看到自己兩個兒子慢慢長大。

雖然已經兩分帝國,但東帝國的掌門人剛剛成年,只有十八歲。而西帝國的掌門人,則只有十一歲,才過了玩泥巴的年齡。

這些隱憂,狄奧多西並非不知道,所以他在生前已經提前做好了佈局。

西帝國,由大將斯提利科(FlaviusStilicho)做了攝政王(caretaker);而東帝國,出來幫助皇帝當家的,叫作魯菲努斯(FlaviusRufinus)。然而不管是斯提利科,還是魯菲努斯,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正宗羅馬人,充其量算是混血。

斯提利科的父系是日耳曼人,母系是羅馬人,魯菲努斯據稱是高盧人。

蠻族當道,已經是當時羅馬軍界的主流。

原因很簡單。

自打塞朝二帝卡拉卡拉宣佈羅馬帝國普遍公民權以來,羅馬公民這四個字已經越來越不值錢了。以前的時候,自由人當兵以獲取羅馬公民權,類似於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是平頭百姓進入騎士階層改變自己命運的不二法門。但既然所有人生下來就可以是羅馬公民,那還當兵幹嗎?拼死拼活在戰場上九死一生,要的不就是個榮歸故里,衣錦還鄉?想當年本朝太祖愷撒在世,為了給退伍士兵爭取分地分房子的利好,不惜跟元老院撕破臉。即便是到了太宗屋大維時代,退伍老兵依然是福利多多。不過如今時過境遷,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才是如今帝國軍界的潛規則。

所以,羅馬人不屑於當兵,也就只能請蠻族人來當兵。至少,對於蠻族人來講,從苦寒之地移民中土,並且獲得一個還不錯的吃皇糧的機會,這事不得不說是相當划算的。這就更不用說,一旦混出點名堂的話,還能討一個羅馬正經人家的女兒做老婆,一躍而進入羅馬的主流社會。就像西羅馬攝政王斯提利科的老爸當年所做到的一樣。

羅馬人不願意當兵,並不意味着軍隊編製以及戰爭規模下降。

恰恰相反,羅馬帝國後期的戰爭規模越來越大,羅馬軍隊的人數也翻番增長。為了保衛一個冗長的邊防線,帝國軍費預算逐年增加。當時的軍隊,原有以步兵為基礎的羅馬軍團建制逐步瓦解,代之以騎兵部隊,騎兵部隊的大量入列更是讓帝國財政不堪重負。為了對抗周邊國家及部落武裝的升級,羅馬士兵手中的單兵作戰裝備也越來越精良。早期的木製盾牌不復存在,代之以全金屬盾牌,而士兵手中的重型標槍,也改成了用於投擲作戰的攻擊性極強的輕型標槍。金屬盾牌需要士兵更加強壯以保持足夠的機動力,輕型標槍作戰則需要士兵具備更強的投擲力,一揮手就是五十米的近距離殺傷是最完美的。

歷史記載中,比羅馬本土士兵更加高大強壯的蠻族士兵,顯然在冷兵器時代更加適合羅馬帝國後期的高烈度戰爭。而且相比戰術上越來越保守的羅馬正規軍,蠻族雇傭軍至少在作戰意志上也更加堅決。

所以說,對於羅馬帝國的先軍政治模式而言,先帝戴克里先把帝國一分為四,劃分四大戰區,更實際的意義就是為了滿足更大規模戰爭的需要。這是審時度勢,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做法。

而到了狄奧多西時代,蠻族士兵充作羅馬生力軍的情況,更是不可遏制。

與此同時,不管是被吸收進入帝國軍界的蠻族,還是繼續留在帝國邊疆之外的蠻族,都紛紛接受了基督學說,有的甚至還具備很高的理論水平。只不過,絕大部分蠻族,信仰的是基督教中的「阿里烏教派」(Arianism)。這個教派堅持耶穌比上帝要低一個層次,違反了正統基督教所持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理論,從而被羅馬帝國視為異端。然而,一旦蠻族進入羅馬帝國主流社會,所謂的「阿里烏教派」就會主動變為正統基督教,這個轉身並不算艱難。

實際上,在羅馬帝國末期,究竟是帝國在逐漸蠻族化,還是蠻族在逐漸文明化,並不能一刀切地下結論。如今很多西方主流觀點認為是蠻族打斷了羅馬帝國的文明發展,多半是為了痛陳中世紀之黑暗,為了謳歌後來的文藝復興之偉大,所不得不採用的一種論證方式。這種觀點雖然主流,但未必就代表了當時羅馬帝國的真實情況。

當時的帝國元老院,根據高級幕僚出身的不同,已經形成了羅馬派和蠻族派的分野。雖然在討論軍國大事的時候都是正襟危坐,高談闊論,但隱藏在內心深處的「華夷之辯」,也還是心照不宣的。

在這種情況下,西帝國攝政王斯提利科以及東帝國魯菲努斯的出現,也一定不是偶然的。換句話說,當時即便沒有斯提利科出現,也會有斯科爾斯;即便沒有魯菲努斯,也會有格里菲斯。

如今狄奧多西去世了,在內朝,小皇帝身邊的兩位蠻族宰相一手遮天。

而如果我們把目光重新放到帝國的邊疆,那裏同樣是蠻族的世界。

公元395年,就在狄奧多西剛剛去世后不久,帝國範圍內的哥特人(Goths)就開始鬧獨立了。而與之前的歷次「哥獨」運動相比,這一次,蠻族顯然不是鬧着玩的。

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起源於波羅的海的哥特蘭島(Gotland),後來在公元2世紀左右的時候,遷徙到了達契亞東部,黑海北部,在今天烏克蘭境內的烏克蘭草原(UkrainianSteppe)靠西邊一帶。

到羅馬帝國末期的時候,哥特人分裂成了兩個部分。根據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同,在德涅斯特河(DniesterRiver)以西的,被叫作西哥特人(Visigoths);在德涅斯特河以東的,被叫作東哥特人(Ostrogoths)。

原本無論西哥特人還是東哥特人,都在多瑙河下游到烏克蘭大草原這塊樂土上無憂無慮地生活,策馬揚鞭,快意江湖。不曾想,到了公元4世紀後半期的時候,他們突然發現,在自己的東方,出現了一群比羅馬軍團,以及自己的日耳曼蠻族同胞還要厲害得多的苦主。這群人面部扁平,皮膚略暗,五短身材,聽口音也不是本地人。

這群人,被後世稱為「匈人」(Huns)。

匈人的文明程度更低,在匈人眼中甚至連哥特文明都屬於高等文明,以至於匈人後來把哥特語當成了自己的官方語言。雖然低等,但匈人打起仗來卻一點都不含糊,且手段極其兇殘。匈人所過之處,屠城滅國,殺人奪財,草木含悲。如果說,哥特人是羅馬帝國眼中不折不扣的「蠻族」,那麼匈人就是哥特人眼中貨真價實的蠻族,是蠻族中的蠻族,簡稱「蠻中之蠻」。

關於匈人的來歷,眾說紛紜。早期的很多西方學者,認為匈人很有可能是當年被大漢帝國打到被迫西遷的北匈奴的後人,而時間上也大致能對榫得上。但從如今所掌握的大量證據來看,當年的假說似乎也並不能完全站住腳。

不過我們從地緣的角度來看,具備很多東方黃種人特徵的匈人,確確實實是來自於亞歐大陸的東部,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當年的亞歐大陸,從最東部的中國出發,能夠到達西方的路線,大概有幾條。這些通道後來被開闢成商道,幾千年中養活了沿線無數商人與手工業者,也造福了無數普通老百姓。這些商道,就是後來聞名遐邇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按照地理位置分,大概可以分成四條。

最南邊的走海路,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西南叢林出印度,被稱為「西南絲綢之路」;最為傳統的一條,從古代的洛陽、長安出發,走河西走廊,過西域、波斯,經新月沃地到達地中海,這一條被稱為「綠洲絲綢之路」;最北邊的一條,由中原地區向北翻過古陰山、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亞北部,沿裏海和黑海沿岸低地草原,直達歐洲腹地的喀爾巴阡山地區,這條路被稱為「草原絲綢之路」。這條絲綢之路,我們平時接觸較少,但這一條同樣很重要。

所以,其實匈人到底是不是北匈奴的後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知道有這麼一條亞歐大陸陸路大通道,沿着這條通道,來自東方的游牧部落,可以順利地自東向西進入歐洲腹地。而當年的匈人,就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只不過,當時在這條陸路大通道上,橫亘著無數的大小民族的大小部落。匈人這一路走下來,沿線的其他游牧部落可就遭殃了。

阿蘭人生活在這條陸路大通道的頓河(DonRiver)流域,西邊與東哥特人相鄰。阿蘭人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歐洲蠻族之一,反而是和今天的伊朗人有點淵源。在人種學上,專家把我們在上一節提到的達契亞東邊的薩爾馬特人,與阿蘭人歸類到一起。把這群生活在南俄與伊朗高原之間的操北伊朗語系的古代蠻族,統稱為「斯泰基人」(Scythian)。而在中國古代的史書中所記載的「奄蔡」,被公認為就是西方歷史中所記載的阿蘭人。

公元350年,關於匈人的第一次記載見於西方歷史,匈人與阿蘭人大戰於頓河,阿蘭人慘敗。而到了公元374年,阿蘭人徹底為匈人所征服,一部分阿蘭人加入了匈人部落,還有一部分阿蘭人,則開始向西流浪。

越過頓河之後,匈人的眼前又是一片大草原,東哥特人原本是這片草原的主人。在匈人強悍的武力面前,東哥特人並沒有支撐太久。僅僅一年之後,東哥特人也投降了匈人。

唇亡齒寒。

德涅斯特河以東的東哥特人完了,河流以西的西哥特人也無法獨善其身。面對匈人的大兵壓境,有心以死相拚卻打不過,束手就擒也不甘心,西哥特人只能在部族首領的帶領下大舉西遷。

自毀長城

蠻族西遷不要緊,帝國當局尷尬了。

一百年前,那個一統三國的羅馬皇帝奧勒良,迫於財政虧空撤防達契亞行省的惡果,終於開始顯現出來。偌大的帝國,在多瑙河以北地區根本無險可守,尤其是到了冬季,封凍的河面根本擋不住游牧民族的鐵騎南下。丟了達契亞,多瑙河防線形同虛設;一旦丟了多瑙河,往西潘諾尼亞草原就門戶洞開,意大利本土也就岌岌可危;而往東,「新羅馬」君士坦丁的大後方直接就暴露在了蠻族眼皮底下了。

如今的帝國,比之當年則更加不如。

帝國已經腐爛到了骨子裏,元老院的羅馬貴族好大喜功,色厲內荏。對於北方蠻族的威懾力,已經僅僅停留在了口頭上,以及往日歷史的榮光里。

公元376年,羅馬帝國東部皇帝瓦倫斯(FlavivsIvlivsValens)答應了西哥特人南下避難的請求,允許西哥特人進入到東羅馬帝國境內,補充帝國兵源及勞動力。其實也是扯虎皮拉大旗,這也就是皇帝給了自己一個台階。瓦倫斯此前並非沒有做過全殲西哥特人的嘗試,然而就是這樣一支據說只有一萬多人的日耳曼小股部落,堂堂羅馬帝國東部皇帝居然無可奈何。最後的妥協,也只能算是無奈之舉了。

關鍵是,西哥特人渡河之後,就進入了麥西亞,甚至是色雷斯。

越過色雷斯,就已經是「新羅馬」君士坦丁堡了。

所以,瓦倫斯和西哥特人達成的協議,是一個妥妥的權宜之計,甚至可以說是緩兵之計。接下來,在羅馬帝國的東部,一定不能讓西哥特人像一把匕首一樣插入自己的背後。如果那樣,北邊有西哥特人,東邊還有強大的薩珊波斯,帝國的東部就危險了。

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

西哥特人也不容易,千里迢迢,背井離鄉來到了繁華的帝國腹地,怎麼可能再重回多瑙河以北,去面對殺神一般的匈人部隊呢?如果在匈人和羅馬人之間選一個做敵人的話,西哥特人寧願選擇後者。因為選擇後者尚且還有賭一把的機會,選擇前者那就是十死無生。

談不攏,只能開打。

有些矛盾屬於結構性的矛盾,根本繞不開,矛盾越往後拖就越是激化。

公元378年,西哥特人同羅馬人正式攤牌,並發動起義。

很顯然,此時的西哥特人已經從當年被匈人追殺的窘迫中定下神來。不僅是西哥特人,手足兄弟東哥特人也來助陣,甚至是當年被打散了的阿蘭人也來幫忙。最終西哥特人聯軍在新羅馬西部門戶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大敗羅馬軍團。六萬羅馬士兵中的四萬戰死沙場,其中也包括了羅馬東部皇帝瓦倫斯,以及大量高級將領。

偷雞不成蝕把米。

其實要說,羅馬皇帝戰死,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我們前文說過,羅馬皇帝本身就是帝國的職業經理人,也都是帶兵將領出身,御駕親征是家常便飯。然而,羅馬皇帝死在哥特人手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一個多世紀之前的公元251年,羅馬皇帝德基烏斯也是死在了哥特人手上。想當年,那也是第一個死在蠻族人手中的羅馬皇帝。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了,斗轉星移之下,羅馬人的進步卻不夠明顯。

相比一百多年前那次皇帝戰死的影響力,阿德里安堡之戰的影響是深遠的。帝國境內的廣大蠻族兄弟們,終於看清了貌似強大的羅馬帝國的虛弱本質,他們都明白了羅馬人的外強中乾。

由此,西哥特人就敲響了羅馬帝國崩盤的喪鐘。

那麼,回到本節開始的那段文字。

得虧,危急關頭,羅馬人中間湧現出了一個不世出的皇帝狄奧多西。狄奧多西看清楚了帝國的本質,以及蠻族來襲的嚴峻現實。對內,大帝不拘一格用人;對外,大帝採取了又打又拉的態度對付西哥特人。軍事上,狄奧多西正面禦敵,卻跑到後方去收拾西哥特人中的老弱婦孺,把蠻族搞得心煩意亂,無心戀戰;政治上,狄奧多西並沒有反對西哥特人留在帝國範圍之內的色雷斯,且更是把西哥特人整建制編入了羅馬軍團。

終狄奧多西一朝,西哥特人都沒有再生事端。

然而,狄奧多西駕崩,就在先帝走的同一年,西哥特人又開始鬧獨立了。

此時的西哥特人,帶頭人換成了亞拉里克(Alaric)。亞拉里克不同於之前的蠻族首領們,他曾經追隨狄奧多西大帝南征北戰,因此具備很高的軍事造詣,同時耳濡目染,已經算是一個有一定羅馬化程度的蠻族領袖。

就這樣,狄奧多西身後,有一定羅馬化的蠻族亞拉里克,恰好就對上了西帝國的蠻族宰相斯提利科。

也是在狄奧多西離世的同一年,匈人部隊已經成功地越過了多瑙河,闖入了帝國的色雷斯大肆燒殺搶掠一番了。在匈人的強大壓力之下,東羅馬帝國答應對匈人割地賠款,並且答應年年進貢,歲歲來朝。

實際上,此時此刻的匈人部落,已經佔據了最為肥沃的潘諾尼亞草原,並且以喀爾巴阡山盆地為基地,在不斷滋擾羅馬帝國的基礎上,也不斷蠶食周邊的日耳曼大小部落。他們逼迫大量的日耳曼部落西遷(後文還會詳細講),比如汪達爾人(Vandals)、蘇維匯人(Suebi)、勃艮第人(Burgundians)等。這些蠻族部落跟早期的西哥特人一樣,他們退無可退,只能越過帝國北部邊界萊茵河一路向西,尋找遠離匈人的安全地帶。

這當然還不是最讓人頭痛的。

最恐怖的是,之前曾經反目成仇的西哥特人,後來也和匈人部落合流了。西哥特人的領袖亞拉里克,審時度勢之下,和匈人組成了攻守聯盟,一起經營西起潘諾尼亞草原、匈牙利草原,東到麥西亞、色雷斯一線。這塊區域恰好就處於東西兩羅馬的正北方向,向西可以威逼意大利,向東隨時可以南下新羅馬。並且,精明的亞拉里克,還強迫東羅馬小皇帝任命自己為名正言順的伊利里亞總督。以官方程序註冊了東西羅馬中間的這塊戰略要衝,同時也是兩不管區域。

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帝國軍隊只能從萊茵河防線上後撤,支援北部危局。而這樣一來,萊茵河方向上,就會有更多蠻族越境進入羅馬帝國境內。所以,日耳曼大小部落西遷,與匈人西哥特人聯軍遙相呼應,成了當時帝國的死局。

羅馬帝國的大廈將傾,蠻族宰相斯提利科顯示出了自己鐵血的一面。

也是在狄奧多西離世的公元395年這一年,斯提利科派出自己的屬下,誘殺了東部宰相魯菲努斯,同時掌控了東西兩羅馬的軍事指揮權。

從這一年開始,斯提利科連續掌權十三年,在這十幾年中,攝政王斯提利科這位蠻族出身的優秀將領,採取「以蠻制蠻」的基本戰略,南征北戰,東擋西殺,打敗了各路蠻族的一波又一波攻勢。在斯提利科的努力之下,帝國依然在形式上保持了北起不列顛行省,南到阿非利加行省的疆域。

戰場上,斯提利科屢次擊敗西哥特人的偉大領袖亞拉里克,並且在亞拉里克第一次進攻意大利期間,斯提利科不僅痛擊對手,還俘虜了亞拉里克的老婆,迫使亞拉里克主動向西羅馬小皇帝霍諾里烏斯講和。

然而,無論歷朝歷代,古今中外,大臣這份職業做到了這個節骨眼上,都需要考慮功高震主的問題了。你在政治外交軍事上高歌猛進,對於帝國是好事,但對於皇帝來說,未必是好事。比如亞拉里克第一次南征意大利,小皇帝放棄了西帝國舊都羅馬,也放棄了新都米蘭,反而是倉皇「東狩」,到了波河入海處沼澤遍地、易守難攻的小城拉文納(Ravenna),丟下斯提利科在一馬平川的波河平原上嚴陣以待,主持大局。然而,一旦敵人撤退,對斯提利科的反攻倒算也就來了。往好處講,皇帝在大臣面前威風掃地;往壞處考慮,皇帝也要擔心擁兵自重的嚴肅話題了。更何況你斯提利科還是個蠻族出身,更何況這還是在誰拳頭大誰就可以做皇帝的羅馬帝國時代。

我們所擔心的問題,斯提利科這樣的聰明人當然也有所察覺。

比如斯提利科早早就把自己的其中一個女兒瑪麗亞(Maria)嫁給了皇帝,而到後來瑪麗亞去世,斯提利科更是再接再厲,把另外一個女兒特爾曼婭(Thermantia)嫁給皇帝續弦。

然而,同樣一件事情往往有兩樣解釋,有時候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結論。在小皇帝看起來,蠻族將領接二連三地嫁女兒,難道不正是他想外戚專權,永遠把持朝政的鐵證嗎?更不用說,霍諾里烏斯身邊還有各種小人進讒言。

公元408年,三十一歲的東羅馬帝國皇帝阿卡迪烏斯死於宮廷政變。忠心耿耿的斯提利科進言,希望能夠帶兵進入東羅馬控制局勢。然而,小皇帝霍諾里烏斯以此為借口,羅織了一個莫須有的謀反罪,處死了斯提利科,並且斬草除根地幹掉了斯提利科的兒子。

斯提利科死後,被史家稱為「最後一個羅馬將軍」(thelastoftheRomangenerals)。這個稱號實際上充滿了黑色幽默,因為這個稱號意味着,在他之後,羅馬人再也無力抵抗蠻族潮水般的輪番進攻。

斯提利科之死一個月後,他的一生之敵亞拉里克再次南下,包圍了羅馬城。曾經宣誓效忠斯提利科的羅馬蠻族軍團,紛紛倒戈加入了亞拉里克陣營。亞拉里克燒殺搶掠一番,獲得了小皇帝霍諾里烏斯的巨額賠償金,撤出意大利。

僅僅兩年之後,嘗到甜頭的亞拉里克捲土重來,率重兵攻陷了羅馬城。

自公元前387年高盧王布雷努斯(Brennus)攻陷羅馬城以來,接近八百年間,羅馬城從未被蠻族攻破的記錄被打破。八百年前的羅馬淪陷,尚且保留了古羅馬七丘之一的卡匹托爾山(CapitolineHill)這個最後的臉面。而這一次的羅馬淪陷,則是徹徹底底輸掉了尊嚴。亞拉里克下令,允許蠻族士兵對羅馬城放手劫掠三天。

羅馬這座所謂的「永恆之城」(theeternalcity),徹底淪為一座悲傷之城。只是當時的羅馬人還想不到,這一次的悲傷,並不是最後一次,當然也不是最徹底的那一次。

羅馬城被蹂躪的同一年,西羅馬小皇帝下令,羅馬軍團從不列顛撤軍。從此之後,羅馬人的勢力,再也沒有踏足過不列顛島。如果說達契亞的撤防,意味着帝國全面轉入守勢;而不列顛的撤防,則意味着帝國疆域全面崩塌的開始。

最後的羅馬人

公元410年的羅馬陷落(SackofRome),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從這一年開始,西羅馬帝國小朝廷,鐵了心偏安於小城拉文納,而帝國範圍內的眾多蠻族政權,則再也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中。雖然帝國中央也曾經屢次重整旗鼓,準備收拾舊山河,但帝國崩盤的大勢已經不可逆轉。

公元418年,第一個打進羅馬城的蠻族部落西哥特,在羅馬帝國的阿基坦高盧行省(GalliaAquitania)宣佈獨立建國,定都圖盧茲(Toulouse,今法國西南部)。巔峰時期的西哥特王國,向南翻越比利牛斯山,幾乎佔領了整個西班牙。

西羅馬帝國範圍內,第一個蠻族政權西哥特王國(VisigothicKingdom)的建立,讓帝國元老院無可奈何也無計可施,這件事情極大鼓舞了蠻族人民的幹勁。

公元439年,阿蘭人與汪達爾人的聯合政權汪達爾王國(VandalsKingdom)在北非宣佈獨立,定都迦太基。汪達爾王國的獨立,讓西羅馬帝國既沒了面子,也沒了裏子,因為作為西帝國財政的重要來源,北非的丟失給了西帝國沉重一擊。並且與此同時,汪達爾王國再接再厲,組建強大的海軍,拿下了整個西地中海地區的幾個重要島嶼——西西里島、科西嘉島、撒丁島等。

由此,西哥特王國和汪達爾王國,一北一南,一陸一海,消耗著西羅馬殘存的最後一點能量。與此同時,匈人帝國則更加肆無忌憚,用焦土政策洗劫著越來越多的羅馬城市,讓很多城市成為無人區,甚至有些城市到今天都沒有緩過來。

當然,羅馬人也不是全然沒有翻盤的機會。

西羅馬名將埃蒂烏斯(FlaviusAetius)的橫空出世,堪稱上帝賜予羅馬人的最後一個禮物。

就埃蒂烏斯的身世來講,他很可能又是一個蠻族出身。有據可查的,是他的母親,是貨真價實的意大利人。而他的父親,則被懷疑是日耳曼蠻族後裔。埃蒂烏斯出生后,西羅馬帝國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在埃蒂烏斯十九歲這一年,他親身經歷了羅馬淪陷這一標誌性事件,這件事情在普通羅馬公民心中,毫無疑問就是一個古羅馬版本的「靖康恥」。

埃蒂烏斯的父親,是北方戰線上並不多見的精明強幹的忠臣良將。在父親的安排之下,埃蒂烏斯早年曾經作為人質被送入匈人部落,這段經歷讓他十分熟悉匈人戰法,同時也更加深刻地意識到當時西羅馬帝國所面對的複雜的內外局面。

更加機緣巧合的是,埃蒂烏斯在匈人大營中,結識了尚在少年時代的阿提拉(Attila)。阿提拉比埃蒂烏斯小十五歲,兩個人堪稱忘年交。阿提拉作為交換的人質,也曾經到羅馬帝國學習和生活。

多年以後,埃蒂烏斯子承父業,深刻領會了前輩們「以蠻制蠻」的帝國戰爭總方略,利用匈人帝國的大軍,多次平定了帝國內外危局;而年輕的阿提拉,則在公元436年,三十歲的年紀,登上了匈人之王的寶座。

在此後的十幾年中,埃蒂烏斯與阿提拉,這對當年相識於微末的忘年之交,一直保持着一種十分奇特的默契。埃蒂烏斯在西帝國縱橫捭闔,北擊西哥特,南和汪達爾,保持了西帝國在高盧、西班牙以及北非地區的最後的尊嚴;而阿提拉這一邊,他依然發揚了匈人「留城不留人,搶掠不佔地」的作戰方針,對東帝國以及東帝國北方的大片日耳曼部落,採取了十分殘酷的征服。阿提拉的兇殘,勝過以往的任何一位匈人領袖,他被當時的歐洲各族人民認為是上帝派來懲罰歐洲人的代理人,從而被稱為「上帝之鞭」(ScourgeofGod)。

埃蒂烏斯與阿提拉的戰爭交集,出現在公元450年。

這一年的阿提拉渡過了萊茵河,上帝之鞭的鞭梢,指向了西方的西哥特王國。

而對於埃蒂烏斯來講,他並不想讓阿提拉的部隊在意大利本土的西邊和東邊同時陳兵百萬。東邊的潘諾尼亞草原既然已經無險可守,那麼阿爾卑斯山西北的高盧,則不能有失。至少對於當時的西帝國來講,保持匈人帝國,西哥特王國與西羅馬帝國的三國鼎立,才是埃蒂烏斯最基本的軍事戰略指導思想。多年以來,一直在互相試探著各自底線的兩個人,終於知道了對方的戰略意圖。

在阿提拉的軍中,有匈人,也有東哥特人,此外還有一些其他日耳曼部落的僕從軍,比如格皮德人(Gepids);而埃蒂烏斯,則動員了幾乎所有的可以團結的盟友,建立了最廣泛的西歐人民革命統一戰線。其中包括羅馬人,西哥特人,也包括老牌蠻族阿蘭人,勃艮第人以及新崛起的日耳曼部落法蘭克人(Frank)。

兩派力量,在高盧香檳的沙隆(Chalons)這個地方遭遇。毫無疑問,這是一場事關歐洲各民族、各政治勢力命運的一次大會戰。

會戰之中,儘管羅馬軍團不出意外地彰顯著自己的頹勢,然而勇猛善戰的西哥特人,卻讓匈人兵團吃盡了苦頭。西帝國聯軍的統帥雖然是羅馬人埃蒂烏斯,但決定戰爭走向的力量,卻是西哥特人。為了戰爭的勝利,西哥特人甚至損失了自己的國王,特奧多里克(Theoderic)。

最終,西帝國聯軍完勝匈人部隊,且將阿提拉團團困在了包圍圈。

戰鬥的千鈞一髮之際,埃蒂烏斯命令西哥特人撤出了戰鬥,阿提拉雖然敗局已定,但他本人卻逃出生天。

後世的很多學者,對於戰場上的這個細節,感到難以解釋。然而從中國人的角度理解,卻並不難讀懂當年埃蒂烏斯的良苦用心。這其實算是一個歐洲版本的「華容道」。而對於志在維護三國鼎立的西帝國來講,捉放曹才是保持這個局面的最好選擇。而如果採取不同的方式處理,阿提拉死於沙隆會戰,那麼很有可能西哥特王國將會聲威大振,甚至會借沙隆會戰的餘威,一舉蕩平西羅馬帝國。

這事,確實也未可知。

戰爭的尾聲固然出人意料,但整個故事的尾聲則更為出人意料。

沙隆會戰之後又過了兩年,公元452年,阿提拉繞開了高盧,不與西哥特人正面交鋒,直接借道進入了意大利本土。來去如風的匈人部隊,甫一進入意大利境內,就以雷霆萬鈞之勢徹底摧毀了北方重鎮亞基利(Aquileia)。西羅馬帝國皇帝瓦倫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III)聞風倉皇南遁,從拉文納一路逃到了舊都羅馬。波河平原無險可守,只留下大將埃蒂烏斯死守波河防線。

歷史的驚艷,恰好發生在這一刻。

和羅馬皇帝逃亡的路線相反,羅馬教皇利奧一世(PapaLeoI)從羅馬城出發,一路北上來到了波河岸邊。令後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阿提拉賣了利奧一世一個天大的面子,突然撤軍了。

從此以後,羅馬教皇的聲名日隆,而羅馬皇帝則威嚴不再。

第二年年初,阿提拉暴死。

據稱,阿提拉是死於新婚之夜,新娘是一位日耳曼少女。

同樣的出人意料,發生在了阿提拉年輕時的忘年交埃蒂烏斯身上。

阿提拉死後的公元454年,埃蒂烏斯被人誣告謀反,逃跑皇帝瓦倫丁尼安三世信以為真。之後,皇帝將埃蒂烏斯騙入大內之中,就在朝堂之上,將埃蒂烏斯就地正法,血濺宮廷。

一代名將埃蒂烏斯,魂歸天國。

埃蒂烏斯後來被稱為「最後一個羅馬人」(thelastoftheRomans),在他之後,西羅馬帝國在墮落的深淵中越陷越深,再也沒有機會爬出來。

深謀遠慮的埃蒂烏斯,在沙隆之戰的「華容道」上放走了阿提拉,這個決定最終讓搖搖欲墜的西羅馬帝國又堅挺了多年。然而,最終西帝國還是熬不過羅馬版本的「赤壁之戰」。

這場海戰,叫作「卡本海戰」(BattleofCapBon)。

卡本這個地方,我們在愷撒一節中曾經提到過。這個地方是北非最北端的突出部,是一個半島,這個半島的戰略意義極其重要。我們知道,「意大利島」深入地中海,恰好把地中海切分成了東西兩個部分。然而這個切分並不完美,南邊留出了足夠空間以使東西船隻往來於突尼西亞海峽。不過如果我們把意大利半島、西西里島,以及卡本半島連成一條線來看的話,這三個板塊就好像一個「大陸橋」,把地中海相對比較完美地切分成東西兩半。

更為難得的是,卡本半島長期以來就是北非的重要經貿中心,自打阿非利加設省開始,就是帝國最重要的財政來源之一。帝國末期,汪達爾人與阿蘭人漂洋過海來到這裏,建立了汪達爾王國,這件事情讓西羅馬帝國如芒刺在背,同時也斷了西帝國的財路。沒有錢也就沒法打仗,沒法打仗也就沒法搶錢,更沒法應付北方戰線上層出不窮的蠻族襲擾。況且汪達爾人的胃口極大,他們不僅佔了原西帝國的北非阿非利加行省,而且還拿下了西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島、撒丁島、西西里島等幾個大島,其鋒芒之盛,直逼當年共和國時代的強國迦太基。

公元453年,阿提拉一命歸天之後,匈人自己發生內訌,外部的盟友格皮德人又起兵造反,最終導致匈人帝國分崩離析,消失於歷史長河之中。既然來自東西兩帝國北方的匈人壓力突然消失,兩家也就可以有時間騰出手來,好好研究一下如何解決汪達爾人在北非盤踞的問題了。

只不過,這一時期,已經扶不起的西帝國又連續發生內亂,蠻族將領掌握了西帝國朝政,八次廢立羅馬傀儡皇帝,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十幾年。在公元455年,汪達爾人居然還乘亂反攻大陸一把,殺入羅馬城,大肆洗劫了整整兩個星期。當時的羅馬教皇利奧一世再次出山,他曾經寄希望於汪達爾人能夠像當年的匈人首領阿提拉一樣,為上帝的力量所感化,從而知難而退。然而,除了教皇的勇氣令人印象深刻之外,言辭懇切的說服教育,在野蠻人貪婪的口水面前幾乎毫無用處。

經過這次洗劫之後,羅馬城作為城市的功能已經被毀壞殆盡。換個角度來講,這次羅馬再次淪陷,汪達爾人已經斷了古羅馬的龍脈。野蠻的汪達爾人,從此為西歐歷史留下了「汪達爾主義」(vandalism)這個單詞,用來形容野蠻人對文化的破壞。

所以,羅馬人對汪達爾,只能老賬新仇一起算。

公元468年,東西兩羅馬終於同時做好了戰爭準備。兩兄弟在征服汪達爾這件事情上達成了共識,雙方準備傾其所有,一戰而再定地中海。

於是,三國兩方,會戰於卡本半島這個地方。

當時的情況是正逢初夏,地中海東風勁吹,所以東西羅馬的聯合艦隊為防止提前被風吹上陸地,就把艦隊拋錨停泊在了卡本半島以西洋麵上。汪達爾王國如臨大敵,與東西羅馬代表開始了艱苦的談判,豈料五天之後,東風突然變成西北風,提前出海的汪達爾艦隊從西方和北方掩殺過來。由於風向轉為上風,汪達爾人採取了火攻的方式,而由於西北風大作,羅馬艦隊被風吹到了卡本半島的西部灘頭,無法動彈。這樣一把火下來,羅馬艦隊的全部家當,被燒了個精光。

這是一場妥妥的歐洲版赤壁之戰。

兩大帝國聯手的最後一次大會戰,居然以這樣一種戲劇的方式結尾。

卡本海戰之後,西羅馬的元氣耗盡,而東羅馬再也無力支援自己的兄弟。

由斯提利科而埃蒂烏斯,由沙隆會戰而卡本海戰,不管面子還是裏子,不管時耶還是命耶,西羅馬帝國,終於到了說再見的最後一刻。

公元476年,蠻族將領奧多亞克(FlaviusOdoacer)發動兵變,廢黜了西羅馬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Augustus),這位名字裏既有羅馬創城的羅慕路斯,又有帝國創朝的奧古斯都的末代皇帝,代表兩位先人送西羅馬帝國走完了最後一程。更為諷刺的是,奧多亞克是蠻族不假,而這位羅馬末代皇帝,其實也是如假包換的蠻族出身。其實,這件事情也更加印證了我們之前的觀點,西羅馬帝國到了後期,已經說不上到底是帝國正在蠻族化,還是蠻族正在文明化了。往大了說,兩者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而已。

奧多亞克宣稱,遙尊東羅馬皇帝芝諾(ZenotheIsaurian)為正朔,並且把西羅馬帝國的徽章(insignia)轉讓給了東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終於在官方上予以註銷。從此,世間再無那個繁華的羅馬城,那個曾經閃爍著人類文明之光的永恆之城。

紫氣東來

西羅馬帝國,壽終正寢了。

似乎看上去,歐洲的天一下子就黑了。在後世無數西方的專家學者口中,歐洲從此就進入了蠻族橫行的漫漫長夜。這種論調,尤其是到了文藝復興之後,甚囂塵上。

事實果真如此嗎?

我們注意到一個細節,當時的奧多亞克把西羅馬帝國的徽章,轉讓給了東羅馬帝國,並且奧多亞克也向東羅馬帝國表示了口頭上的臣屬關係。這件事情,是非常驚心動魄的一個暗示。

自戴克里先四分帝國以來,實際上帝國一直以來就有分而治之的習慣。而自君士坦丁大帝遷都新羅馬之後,帝國的政治中心已經慢慢地轉移到了東羅馬帝國。我們站在當時羅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來講,長期以來東羅馬帝國就已經是整個羅馬疆域內的經濟中心、人口中心,君士坦丁之後又成了政治中心。而就西帝國而言,自戴克里先時代開始,羅馬的政治中心地位就已經慢慢交給了米蘭,此後更是因為戰亂關係,交給了北部小城拉文納。

換個角度,西羅馬帝國的金字招牌雖然沒了,但東羅馬帝國還在。且自君士坦丁大帝以來,東羅馬帝國已經成為東西兩羅馬中間,更加代表正統的那一個。當時設置兩個帝國的目的之一,也正是為了防備可能出現的戰爭中的極端情況。當時的諸多蠻族,雖然已經在西羅馬帝國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眾多日耳曼小王國,但這些小王國沒有一個敢僭越稱帝,很多在形式上還保持着對東羅馬帝國中央的認同。西帝國的中央沒了,但在地方上,相當長的時間之內,西羅馬帝國的地方行政系統還予以保留,西羅馬帝國的王公貴族,遺老遺少還在遵循着過去的生活方式有條不紊地過日子。

一句話,西羅馬帝國亡國了,但以新羅馬為中心的羅馬帝國,並沒有亡。

這個帝國,依然疆域遼闊;這個帝國,依然是羅馬人和蠻族心目中的太陽。可是這個叫作「羅馬」帝國的政權,究竟跟羅馬城還有多麼強相關的關係呢?

西羅馬帝國雖然已經不復存在,但羅馬作為一個城市來講,托祖宗之福,它不可動搖的光環至少還有兩個。

第一個光環,榮耀。

羅馬自創城以來,把自己的名字擴展到了整個拉丁姆地區,此後又擴張到了整個意大利半島。歷經一千多年的滄桑,羅馬這樣一個區區小城邦起家的名字,居然傳遍了整個地中海世界。這就像是中國的漢帝國,雖然漢王劉邦從漢中起家,自漢水上游北上關中而奪取天下,但得天下之後的劉邦,索性就用「漢」這個名字命名了自己身後的那個龐大帝國。幾千年過去了,大漢這個名字,早已經超越了當年的漢中,甚至於後來的漢朝,轉而成為整個民族的象徵。況且當時西羅馬亡國,亡掉的只是個形式上的皇帝,羅馬城中,羅馬貴族們還在,元老院的元老們還在。有這些人在,羅馬城的靈魂就還沒有離開已經死去的軀殼。

有羅馬城在,就有羅馬人的精神在,也就是有羅馬帝國的餘暉在。

第二個光環,宗教。

羅馬城,是當年聖彼得和聖保羅的殉道之處。

在基督徒看來,這樣的聖地,在帝國範圍內並不多見。

自君士坦丁大帝欽定基督教為國教,到羅馬帝國後期的時候,基督教一家獨大的局面已經不可逆轉。公元382年,狄奧多西大帝的前任皇帝格拉提安(FlaviusGratianus)乾脆把代表羅馬朱庇特信仰的勝利祭壇(AltarofVictory),從元老院中掃地出門。同時,格拉提安又禁止了朱庇特大祭司與維斯塔貞女祭司們的活動,並沒收了相關不動產與收入。與此同時,格拉提安把原屬於朱庇特大祭司的光榮稱號「PontifexMaximus」,交給了基督教第三十九任教宗(Pope)。

皇帝快刀斬亂麻不要緊,但一石就激起了千層浪。

要知道,跟教宗的宗教地位大概地位相同的牧首(Patriarcha),在帝國範圍內至少一共五個。這五個牧首,分別佈道於五個城市——基督教起源的耶路撒冷,帝國東部新月沃地上的一線城市亞歷山大里亞與安條克(Antioch,敘利亞行省),此外就是新羅馬與羅馬。這五個城市,是基督教徒們集中的五大教區,五個城市的宗教領袖,後來被官方合稱為「五大牧首」。

羅馬教宗被皇帝封為「Pontifex」,宗教地位被拔高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教皇」。一直到今天,在大多數的中文語境中,天主教教宗都被稱為是「教皇」。

五大牧首原本誰也不服誰,凡事也還要開會商量,講個禮讓有序。結果因緣際會,羅馬忽地一下子出了個教皇,從此基督教世界就平地起了波瀾。

格拉提安皇帝敕封教皇之後不久,就安然離世,繼位的就是狄奧多西大帝。狄大帝變本加厲,在帝國範圍內清理多神崇拜的遺毒,把一切跟基督教不相容的崇拜或者信仰,都視為異端,並予以清理。在狄大帝的打擊之下,甚至古希臘的奧運會都被予以廢止。並且,繼君士坦丁之後,狄奧多西又再次強調了基督教的國教地位。如此這般,基督教也就在整個歐洲登上了神壇。

當然,和基督教地位一起提升的,就是羅馬城。

為了結束各大城市牧首之間的爭論不休,狄大帝之後,東羅馬皇帝狄大帝的孫子狄奧多西二世索性在公元445年,承認了羅馬教宗的教皇地位。然而就在狄奧多西二世死後的第二年,公元451年,東羅馬中央就反悔了,要求新羅馬牧首具備和羅馬教皇平起平坐的宗教權力。當然,羅馬教皇也是夠有種,對皇帝的這個決議拒不接受。在一年之後的公元452年,就發生了我們前文提到的,教皇利奧一世不畏兇險,勸退匈人之王阿提拉的神跡。教皇利奧一世後來為自己贏得了「偉人」(theGreat)的稱呼,他也是第一個贏得此殊榮的羅馬教皇。

羅馬城就這樣一步步,夯實了自己的基督教宗教中心的崇高地位。

如果說後來西羅馬沒有滅國的話,原本在一個帝國範圍內,宗教中心在羅馬,政治中心在新羅馬,這件事情倒也無傷大雅。至少在形式上,羅馬教皇的一切還都是羅馬皇帝給的,教權也都還在皇權的掌控之內。不過來到了公元476年,西羅馬全境淪陷,教權與皇權之間的關係就尷尬了。

不僅僅是宗教,公元476年開始,很多事情都開始發生了微妙的改變。

在西方的史書上,往往把這個時期開始的東羅馬帝國,叫作「拜占庭帝國」(ByzantineEmpire),而把這個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叫作君士坦丁堡。原因是當年古希臘時期,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舊址就叫作「拜占庭」,而「新羅馬」另外一個名字其實就是「君士坦丁堡」。不過實際上,這個所謂的拜占庭帝國,是從公元17世紀德意志民族的一個學者開始這麼叫的。公開的說法,是為了區分德意志人的「神聖羅馬帝國」(HolyRomanEmpireoftheGermanNation)與「東羅馬帝國」。而且在當時,「神羅」還健在,而「東羅」已經死透了。

關於這個神聖羅馬帝國,我們後文還會詳細講。而關於「拜占庭帝國」,這個稱呼是十分荒謬而且極其不尊重的。

因為在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這個「賬號」被「銷號」了,也就意味着老字號羅馬帝國全世界只剩下了一家,就是東羅馬帝國。在西羅馬一息尚存的時候,東羅馬是政治中心、經濟中心、人口中心,甚至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化中心,是事實上的羅馬帝國「正統」。那麼等到西羅馬滅亡了,東羅馬帝國也就成了唯一的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不僅不會自稱為「拜占庭帝國」,甚至都不會自稱為「東羅馬帝國」(拉丁語:ImperiumRomanumOrientale),而就是「羅馬帝國」(拉丁語:ImperiumRomanorum)。

這個羅馬帝國,上承王政羅馬,羅馬共和國過渡,直到後來的羅馬帝國。這個羅馬帝國的名字,之前叫作「元老院與羅馬人民」(拉丁語:SentusPopulusqueRmnus),而到了東羅馬帝國繼承法統之後的羅馬帝國,就叫作「羅馬尼亞」(Romania)。而至於說「羅馬尼亞」的首都,帝國官方上也不叫「君士坦丁堡」,而一直叫作「新羅馬」(NovaRoma)。

當然,為了行文方便,我們後文依然稱呼這個羅馬帝國為「東羅馬帝國」。

西羅馬國土的淪陷,讓東羅馬帝國失去了宗教中心,也失去了羅馬人精神上的龍興之地。因此,早期東羅馬政府的當務之急,就是收復羅馬故土。

然而,東羅馬帝國自己本身所處的位置,也很糾結。

之前東西羅馬分治,西羅馬能夠幫助東羅馬經營一下北方萊茵河-多瑙河一線的蠻族入侵,而且是這個方向上軍備的主力。而相對應地,東羅馬的主要戰備方向在東方,當時主要是薩珊波斯。當時的東西羅馬背靠背,各自互為對方的後盾。而西羅馬一旦不復存在,最大的受害者其實就是東羅馬,因為大後方沒了。除了東方戰線上的薩珊波斯依然還在,帝國西北邊防也完全由東羅馬來接盤。而西北這個方向上,歐洲三大蠻族之一的斯拉夫人(Slavs,後文會詳細講),已經開始慢慢興起。

一句話,東羅馬帝國手裏,除了新羅馬這個首都堅固的城牆可以依仗之外,幾乎就是一個四戰之地。從地緣上分析,在帝國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上,根本不太可能建立一個天然形成的穩定邊防線。

所以,這個新生帝國的宿命——

對內,必須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形式,否則面對不斷蜂擁而至的外敵入侵,無論決策速度和強大的執行力,都是無法保證的。至少,東羅馬不能倒退到羅馬帝國時代,成為一個皇帝還要經常受制於元老院的國家。

對外,只能是依靠新羅馬的城防佈置整個帝國的防守,或者趁自身實力一時的強大,拼上老命擴張到自己實力可以到達的極限。當然,後者所說的這個極限,前人已經替東羅馬做過嘗試,最優解還是當年羅馬帝國的固有疆界。然而悲哀的是,這件事情難度極大。

所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新生的東羅馬都必須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其實就內政來講,東羅馬皇帝已經可以稱得上是中國人認知中傳統意義上的皇帝了。皇帝基本上實現了紫袍獨尊,乾綱獨斷,也實現了皇帝一個人集帝國的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在此基礎上,皇帝這個職務的繼承製也吸取了羅馬帝國的教訓,不再扭扭捏捏,而是把長子繼承製予以強化。東羅馬帝國一共經歷十二個王朝,其中出現了九十三位皇帝。在這九十三位皇帝中間,長子繼承皇位的有二十四個,非長子的其他子嗣繼承皇位的有十一個。即便不是兒子繼承大統,皇帝的其他親屬,比如兄弟、侄甥、姐妹、女兒、父母、孫子和配偶都可以成為法定繼承人。而王朝更迭,造反派基本上能夠以相對比較和平的方式黃袍加身,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大規模國內戰爭。

還有一點十分要緊,宗教權。

東羅馬皇帝的麾下,不允許有超越皇權的教權存在,因為皇帝本人,就擁有帝國範圍內最高宗教地位。不過這樣一來,羅馬城的地位尤其尷尬。西羅馬淪陷之初,羅馬已然不在東羅馬皇帝的掌控之中,失去了的靠山的利奧一世甚至還要豁出老臉去幫羅馬城爭一條活路。而在另外一方面,教皇在基督教業內聲名日隆,不僅能夠影響羅馬人世界,還能夠影響最廣泛的野蠻人世界。就教皇的這個附加屬性而言,教權雖然理論上不如皇權,但卻儼然要高於東羅馬皇帝治所僅限於東羅馬一域的皇權。

最好的解決方案,當然是皇帝揮師西征,拿下羅馬城這個故國舊都。了卻一個念想的同時,也把教權統統收歸給皇帝本人來整合;如果沒有實力去完成最優解決方案,索性就退一步,把新羅馬的牧首重新打造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面旗幟,以抵消來自亞平寧半島的巨大宗教離心力。但無論是最優方案還是次優方案,都需要東羅馬的皇帝本人足夠爭氣,因為誰讓你自帶政教合一體質呢?

在各種內外壓力之下,東羅馬足夠爭氣的查士丁尼大帝(FlaviusPetrusSabbatiusJustinianus)橫空出世。

查士丁尼出身農民家庭,但查家再窮沒有窮教育,因此查士丁尼擁有還不錯的文化功底。長大之後,查士丁尼的叔父查士丁一世(JustinI)被擁立為皇帝,建立了查士丁尼王朝(Justiniandynasty)。查士丁死後,就把皇位傳給了自己的侄子查士丁尼。

這一年,是公元527年,西羅馬亡國之後的第五十一年。

查士丁尼王朝是東羅馬的第三個王朝,也是西羅馬亡國之後的東羅馬第二個王朝。此時此刻的羅馬人民,對於收復故土還有着強烈的期待,而在廟堂之高的皇帝,更是擁有厲兵秣馬、一雪前恥的使命感。

對於查士丁尼大帝本人來講,他的文治武功在整個東羅馬帝國,都屬於鳳毛麟角。他在位期間,整理並頒佈了《查士丁尼法典》(CorpusJurisCivilis)。這部法典,對現代英國、法國、美國等國法律,影響至深。此外,查士丁尼大帝的對外征服也達到了后羅馬帝國時代的極盛,從某種程度上,他在位期間的東羅馬重新實現了把地中海囊括為內湖的宏願。他那個時代的羅馬地圖,至少在看上去是讓所有羅馬人揚眉吐氣的。

地中海沿岸這些新征服的領土,東羅馬帝國還來不及好好消化,戰爭和苦難卻讓東羅馬在這些地方不得人心。尤其在意大利本土,雖然查士丁尼的部隊收復了故都羅馬,但強行恢復奴隸制的措施不得人心。原本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羅馬人民,很快就發現東羅馬的征服者對於意大利本土的治理體驗,甚至不如原來的蠻族政權東哥特(後文還會講)。而且,略微令人感到意外和傷感的是,在羅馬人與蠻族軍隊對羅馬城的反覆爭奪拉鋸中,羅馬城被打得破敗不堪,而元老院貴族也幾乎喪失殆盡。到6世紀下半葉為止,羅馬元老院這個光榮稱號已經徹底地消失在西方歷史記載中。

更加恐怖的打擊來自鼠疫的大範圍傳播,這種被後世歐洲人驚恐地稱之為「黑死病」(BlackPlague)的烈性傳染病,恰好就爆發於查士丁尼在位期間。正因為如此,這場傳染病也被稱之為「查士丁尼瘟疫」(PlagueofJustinian)。

這場羅馬人的滅頂之災,造成了東羅馬首都近一半人口死於非命,並且在此後的五十年中,四分之一的羅馬人民也紛紛染病身亡。大量帝國兵員,勞動力憑空消失,別說此前的大規模戰爭難以為繼,就算是最基本的國民生產都捉襟見肘了。當然更大的打擊還來自精神層面,那個曾經威加四海的皇帝查士丁尼,據說也曾經感染過鼠疫,這件事情毫無疑問造成了更大規模的恐慌。

就這樣,在帝國的內憂外患中,查士丁尼大帝連同他光復故國的雄心壯志,都化作了南柯一夢。

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大帝駕崩。

查士丁尼大帝去世之後,繼位的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II)難以為繼。論軟實力,新皇的工作態度和工作能力根本沒法和查士丁尼比,查士丁尼那樣的人,幾百年才能出一個;論硬實力,連年的戰爭耗光了國庫,先帝剛剛征服的領土又狼煙四起。西邊的意大利方向上,日耳曼蠻族的後起之秀倫巴底人(Langobardus,後文還會講)崛起,巴爾幹半島上,斯拉夫人、阿瓦爾人(Avars)開始頻頻滋擾帝國的北方;東部的薩珊波斯再起刀兵;甚至於南部的阿拉伯人都開始蠢蠢欲動。

此前查士丁尼大帝所征服的土地,陸續得而復失。

東羅馬帝國,終於開始捲入了國力大起大落的規律中無法自拔。

君權神授

東羅馬的西征,帶着嚴重脫離現實的浪漫主義色彩。

羅馬人,其實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遠遠不是一個種族概念。只要你認同羅馬文化,你就是羅馬人,而不管你原本是何種族。因為羅馬文化天生是多元的,兼容並包的,就像早期羅馬人的多神信仰一樣。這一點,跟我們的漢地儒家文化,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在羅馬帝國的範圍內,拉丁語是普通話不假,但每個地方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己的獨立語言系統,尤其是文明發展較早的地區。羅馬帝國疆域內,巴爾幹地區依然在說希臘語,埃及人依然在說科普特語(Coptic),而猶太人依然在說希伯來語。而且即便是通行拉丁語的幾個西歐行省,古典拉丁語(ClassicLatin)也只是作為書面用語,老百姓在生活中喜聞樂見的,其實是「通俗拉丁語」(VulgarLatin)。古典拉丁語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文言文,是官方用語,而通俗拉丁語就是所謂的拉丁方言。這些拉丁語方言,發展到現在就形成了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現代語言。

在當時的羅馬帝國範圍內,普通老百姓就說拉丁方言,或者是本民族語言。而如果你想在仕途上、宗教上有所建樹,就必須要學古典拉丁語。換個角度講,會說古典拉丁語的老百姓,都是文化人;而帝國範圍內的文化人,也必然都會說古典拉丁語。這樣的二元語言體系,在羅馬帝國的巔峰時代,保證了整個帝國的政令統一性,同時又最大限度地保留與活躍了地方文化。

然而,一旦帝國分崩離析,麻煩就來了。

說到底,歐洲眾多語言跟中文完全不同,是徹徹底底的表音文字。表音文字的缺點,就是一旦字音發生了變化,字形也必然隨之變化。而像中文這樣的表意文字,不管字音如何發展變化,字形可以恆久不變。這種開了外掛的傳承模式,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彌合了漢語各方言體系在流傳過程中的信息變異或者丟失。所以在中國古代,即便是口語不通,也可以用「筆談」交流,甚至漢語和日本語這樣完全不同的語系,也可以借用漢字來進行「筆談」。這個事,在歐洲絕對辦不到。

關鍵是,拉丁語是最早流行在拉丁姆地區的一個小語種,拉丁語傳播的時候,古埃及、古希臘這些地區早就存在強勢的本地語言了。希臘語甚至強勢到了佔領了亞平寧半島南部,以及西西里島地區。羅馬人雖然憑藉武力征服了埃及和希臘,但這些地方的古典文化,又掉過頭來反哺了古羅馬文化。比如我們前文講到的那些古希臘神話,古羅馬人幾乎是照抄照搬到了古羅馬神話體系中。絕大部分情況下,羅馬人只是給希臘眾神改了個名字,劇本、台詞、情節鋪陳,動都沒有動。在希臘語中的一些抽象辭彙,用拉丁語根本就無法表達清楚,最後硬著頭皮還是要借用希臘語辭彙以優化拉丁語體系。尤其在羅馬貴族圈子裏,甚至以會說希臘語為榮,比如愷撒。

在這種情況下,意大利本土以及意大利以西原來的蠻族行省,拉丁語相對流行。而到了東部各行省,長期以來一直就是希臘語佔上風。羅馬帝國大一統的時代,拉丁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地位也還算穩固,而到了西羅馬帝國亡國后,如果東羅馬帝國再勉強保留拉丁語為官方語言,就已經是既沒有必要又不合時宜了。當然,帝國的掌舵者依然還可以用行政手段苦撐老羅馬人的場面。比如在查士丁尼時代,《查士丁尼法典》的原文,就是全部用古典拉丁語寫成。但這與其說是查士丁尼的堅持,倒不如說是羅馬遺老遺少們對往日帝國的一種情懷。這樣的情懷和查士丁尼的西征一樣,都是面子大於裏子,也完全脫離了東帝國的政治現實。

於是,到了查士丁尼王朝之後的希拉克略王朝(Heracliandynasty),開朝太祖希拉克略(FlaviusHeraclius),索性對東羅馬實施了全盤希臘化。希拉克略把希臘語定為帝國的官方語言,同時給皇帝去掉了拉丁文的「奧古斯都」頭銜,代之以希臘文的「國王」(Basileus)。

單純是語言的轉變,其實倒也算水到渠成。

問題,還是出在了宗教上。

眾所周知,耶穌基督本人是猶太人。也就是說,早期基督教典籍都是用希伯來語寫成的。那麼在傳播過程中,根據受眾的擴展,希伯來語的典籍不可避免地要翻譯成希臘語。所以,《舊約》的權威版本,普遍都認希伯來語。而《新約》的權威,則一般認同希臘語版本。不過後來,既然基督教要做普世宗教,也就必須翻譯為拉丁文,於是也就有了拉丁語的基督教典籍。

還是那個老話題,表音文字的弱點。我們中國古代儒家最高綱領四書五經,經典教材上的一個字都不能改,因為改了原文也就變了意思。同樣,如果把中文翻譯英文,甚至是把中文文言文翻成白話文,都有可能導致信息上的詞不達意。那麼作為表音文字,對希伯來語和希臘語典籍的轉譯,必然會有同樣的問題。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聊天嘮嗑也就算了,哈哈一笑,無傷大雅。但如果涉及宗教典籍的轉譯和謄抄,就必然會出大問題。

我們前文提到的,哥特人所普遍信仰的「阿里烏教派」,就是耶穌基督他老人家在天有靈,擋不住蠻族兄弟們對基督教的學習熱情,哥特人私自把《聖經》翻譯成哥特語,造成了對《聖經》解讀不同的變異流派,也成了基督教徒眼中的異端。

這個話題推而廣之,即便是相對比較統一的正統基督教本身呢?

舊羅馬有個教皇,新羅馬有個皇帝。教皇說拉丁語,皇帝說的是希臘語。

比語言分歧更大的,是對於教權的明爭暗鬥。你一個生活在淪陷區蠻族世界中心的挂名教皇,能有今天還不是仰仗東羅馬皇帝帶來的片刻安寧。即便如此,剛剛吃上一口飽飯,馬上就忙不迭地跑到新羅馬來爭權奪利,手未免伸得太長了,無論怎麼琢磨皇帝都覺窩火。說白了,表面上的春風化雨,度化人心,卻擋不住凡塵俗世的金錢誘惑,權力吸引。縱然是每天滿嘴仁義道德的宗教領袖們,也難逃這個窠臼。

東部皇權與西部教權之間的摩擦,最終釀成一樁大事件——「聖像破壞運動」(Religiousdisputeovericonoclasm)。

話說原始的基督教是不能崇拜聖像或者聖物的,這不僅是基督教的規定,也是基督教的母體——猶太教的規定。不過在基督教西傳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和古希臘、古羅馬的原始多神崇拜相抗衡,而無論古希臘還是古羅馬,原始神話中的人物形象都更加鮮活,更加生活化。大量的畫像、雕塑、神廟,更是比比皆是。那麼基督教如果要想贏得中下層老百姓甚至於廣大奴隸的人心,也就必須屈就於這些事物發展的最基本規律,先從抽象問題的具體化開始入手。於是,基督教的聖像崇拜也就應運而生了。

對於舊都羅馬的教皇來說,聖像崇拜的利大於弊,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因為教皇的周圍是蠻族的汪洋大海,大量的蠻族國王、貴族、老百姓,這些人早點接受上帝福音,往小了說有利於教皇自身的安全,往大了說則有利於基督教世界的不斷擴張。然而同樣的事情,擱在東羅馬皇帝身上,則就完全是兩碼事了。

首先東羅馬的疆域內民族眾多,況且還有像猶太教這樣的基督教老祖宗在,猶太教是出了名的硬骨頭,而且還時不時地威脅要拿出關於彌賽亞的最終解釋權這個終極大殺器。在希拉克略皇帝時代崛起的阿拉伯帝國,依靠《古蘭經》和圓月彎刀,征服了一個遼闊的疆域。帝國原有的三大教區,亞歷山大里亞、安條克、耶路撒冷,全部淪為阿拉伯帝國的領土。

無論是猶太教還是新生的伊斯蘭教,都是反對聖像崇拜的。換個角度來講,如果東羅馬皇帝想要和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爭奪民心,甚至於策反異教徒,在東羅馬帝國版圖內宣傳聖像崇拜,就一定不是一個好辦法。

不過,這只是原因之一。

還有個原因。

公元610年登基的希拉克略,他深刻認識到了東羅馬帝國國防現狀的嚴峻形勢。在不能夠大肆擴張的情況下,只能想如何自保的辦法。

要只談首都防守的話,倒也簡單。因為新羅馬的城牆實在太堅固了——當年君士坦丁大帝時期開始就修建了城牆,被稱為「君士坦丁城牆」(WallsofConstantinople)。但這個城牆周長太短,牆面也只有單面。於是到了狄奧多西大帝時期,重新修了一道城牆,用以保護擴張后的城市範圍。這道城牆周長約有二十公里,被稱為「狄奧多西城牆」(TheodosianonTeichos)。狄奧多西城牆有內城牆和外城牆兩道防線,外城牆有兩米厚,內城牆達到了五米厚,內外城牆之間間距有十五到二十米,此外外城牆的外面還有護城河。這個雙保險的內外城牆,光是城牆上的城門樓子,各自就有九十六個之多,幾乎三步一崗,五步一哨。

不過除了首都,還要守帝國下轄的各個行省。

但是當時的帝國,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上都不消停。東邊的薩珊波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北方的斯拉夫蠻族,以及南方的阿拉伯帝國更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北方巴爾幹半島無險可守,南方的安納托利亞半島也是形同虛設,最糟糕的情況就是被人兩面夾擊,到時候跑不了還是要退守博斯普魯斯海峽。

沒辦法的情況下,希拉克略實行了「軍區制」(ThemeSystem)。

所謂的軍區制,有點類似於中國古代的節度使制度,希拉克略把東羅馬帝國各行省整合,重新劃分為十一個軍區,軍區的負責人既負責行政,也負責軍事。同時對各個軍區實行軍事屯田,類似於中國古代的府兵制,也是一個傳承於古羅馬的地方義務兵制度。這個制度集中了古羅馬早期一些軍事政治智慧,同時也吸取了西羅馬帝國亡國的一些教訓。

不過,既然已經涉及了軍事屯田,就必然需要耕作用的土地。然而不巧的是,這樣的土地當時大量地流入了基督教會及修道院手中。這樣,基督教的宗教利益與國家利益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衝突。而且,教會和修道院無論從土地上得到多少經濟利益,都不需要繳稅。且只要是正式進入修道院修行的修女修士,都不必做國家的義務兵。這樣下去的話,國家遲早要被基督教掏空。

所有以上的各種原因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皇權終於對教權動手了,並且以官方的名義打出了「破壞聖像」的旗號。

破壞聖像運動的活動召集人,是東羅馬皇帝利奧三世(LeoIII)。

利奧三世,是東羅馬帝國的第五個王朝伊蘇里亞王朝(Isauriandynasty)的開國皇帝。利奧三世的破壞聖像運動,起於公元726年。支持破壞聖像的,大部分都是戰天鬥地的無產者;而反對破壞聖像的,則是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

正如中國古代滅佛的「三武一宗」一樣,利奧三世也並不是一個平庸的君主。他敢於向基督教開炮的底氣,來自他為帝國建立的豐功偉績。早在717年,巔峰時代的阿拉伯帝國擴張到了狄奧多西城牆根下。利奧三世帶領新羅馬城軍民,苦戰一年時間,終於讓二十萬阿拉伯軍隊無功而返。這期間,利奧三世還使用了當時領先世界的黑科技——希臘火(Greekfire)。東羅馬人將已經發現的石油搬到了戰船上,使得帝國的艦隊擁有可以噴火的強大技能。希臘火這樣一種跨時代的熱兵器,終於讓阿拉伯帝國停止了對東羅馬的征服,也頑強地將伊斯蘭教西傳的腳步,擋在了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亞洲一側。

無畏的皇帝,強力推行破壞聖像政策。皇權與教權的矛盾,迅速被激化。

公元731年,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三世(St.GregoryIII)宣佈開除羅馬皇帝利奧三世的教籍。利奧三世當然也不含糊,他宣佈剝奪教皇對意大利南部帝國領土徵稅的權力,同時解除教皇對伊利里亞地區的管轄權。不僅如此,利奧三世死後,他的兒子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V)繼承老爹遺志,繼續對反革命教會和修道院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

羅馬教皇的好日子,終於到頭了。

公元751年,意大利半島的波河平原、西帝國舊都拉文納,被蠻族倫巴底人攻破。蠻族聲勢之浩大,直逼羅馬城。此時此刻的東帝國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和東部戰場上的阿拉伯人激戰正酣,無暇西顧。走投無路又找不到靠山的情況下,羅馬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enII)找到了法蘭克王國(KingoftheFranks)求援(後文還會講到),而且教皇親自來到巴黎,老人家先是飽含深情地歌頌了基督教徒之間地久天長的宗教友誼。同時強調,法蘭克人雖為蠻族,卻是正統基督教信徒,一直堅持和那些阿里烏教派異端分子劃清界限。所以,法蘭克人和教皇同為基督教兄弟,理應為教皇分憂解難。

法蘭克蠻族聽完聖訓,心悅誠服。

法蘭克蠻族的宣誓效忠,是教皇的一根救命稻草,羅馬教皇以及教皇麾下一眾教徒的生活質量,就此煥然一新。教皇不僅拯救了羅馬城,也中興了西部基督教。五年之後,法蘭克人打敗倫巴底人,並且獲得了從拉文納一直到羅馬的大片領土。法蘭克人隨後把這塊領土無償贈送給了教皇(也就是「丕平獻土」,後邊還會講)。在法蘭克人贈土的基礎上,西部基督教成立了「教皇國」(PapalStates)。至此,倫巴底人引起的危機得以圓滿解決,教皇反而因禍得福。

法蘭克蠻族與羅馬教皇的合流,是一道分水嶺。

從此以後,即便在軍事層面上,羅馬教皇也在開始培植新的監護人,而不是在東羅馬一棵樹上弔死,況且羅馬皇帝那種略帶憐憫似的援助,教皇也受夠了。遠水解不了近渴只是一方面,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講,羅馬教皇是一匹烈馬,而東羅馬帝國的後院卻並沒有草原。

當然,東羅馬方面,也做出了回應。

公元787年,在東羅馬後來的首位女皇伊琳娜(IreneofAthens)的主持下,基督教世界在東羅馬城市尼西亞(Nicaea)聚集,召開第七次大公會議(SeventhEcumenicalCouncil)。伊琳娜代表東羅馬帝國發言,宣佈支持聖像派,恢復對聖像的敬禮,聖像破壞運動得到階段性解決。

然而,東西方大分裂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

公元800年12月25日聖誕節,羅馬教皇利奧三世(LeoIII),在羅馬城的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diSanPietroinVatican),把一頂皇冠戴在法蘭克國王查爾斯(CharlesI)的頭上,宣佈他為羅馬人的皇帝(EmperoroftheRomans)。從此之後,查爾斯就成了查理曼大帝(CharlestheGreat)。

這件事情的政治隱喻,遠大於其實際意義。

羅馬教皇和查理曼大帝,屬於各取所需。而教皇與東羅馬帝國之間,算是做了一個了斷。

其實這些年來,羅馬教皇與東羅馬的皇帝之間,糾結的無非只有一件事情——君權神授。在羅馬教皇眼中,君權應該是神授的,但這個神,必須是教皇;而在東羅馬的皇帝眼中,君權也應該是神授的,但這個神,絕對不是教皇。這一次查理曼大帝的加冕,只是教皇用非常和平的方式進行宣示——君權神授,既然你認定我不是你的「神」,那麼從此以後,你也不必是我的「君」——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而且不僅如此。

頗為黑色幽默的是,教皇選擇此時為查理曼大帝進行加冕,在時機上也必然是動了一番腦筋。因為此時此刻的東羅馬,坐在皇帝位子上的正是我們前面提到的伊琳娜,她是羅馬帝國的第一位女皇,也是伊蘇里亞王朝的末代皇帝。

在羅馬教皇的眼中,東羅馬女皇帝篡位上台,況且又是個女兒身,這個羅馬皇帝的法統,顯然不是那麼名正言順。考慮到羅馬人民的感受,國不可一日無君,我趁着你羅馬人沒有皇帝,幫你們選一個皇帝怎麼樣?

這麼做,東羅馬帝國當然不幹,所以就一直不承認查理曼的合法性。

沒有東羅馬帝國的官方認定,日耳曼蠻族出身的查理曼也沒有辦法,只能是硬著頭皮搞外交攻勢,各種說服教育工作。一直到公元812年,東羅馬第六個王朝弗里吉亞王朝(NikephorianDynasty)末代皇帝米海爾一世(MichaelI)在位期間,東羅馬才承認了查理曼這個皇帝的合法性。但即便如此,也只是承認查理曼「皇帝」這個稱呼,而不是「羅馬人的皇帝」。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第二年,東羅馬帝國破壞聖像運動再起,進入如火如荼的階段。這次運動又持續進行了三十年,到了公元843年,東羅馬第七個王朝阿摩里亞王朝(Amoriandynasty)的末代皇帝米海爾三世(MichaelIII)在位期間,持續了一百多年的破壞聖像運動才被官方通告予以廢止。無巧不成書的是,就在同一年,查理曼大帝的帝國也分崩離析,被他的三個孫子三分天下。

這段恩怨糾葛,看上去已經平靜地告一段落。

然而誰都沒有料到,此後事情的發展急轉直下。

宗教分裂

依然是在米海爾三世在位期間,公元857年,皇帝驅逐了受控於羅馬教皇的新羅馬牧首伊納爵(Ignatius),轉而任命自己的親信佛提烏(PhotiosI)為新牧首,佛提烏後來被稱為東部的「佛提烏一世」。新上台的佛提烏一世,迅速向羅馬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I)示好並報備,不過佛提烏的熱臉貼了個冷屁股,教皇答應承認佛提烏的牧首任命,也同意皇權對教權的干涉,但是教皇同時要求,米海爾三世必須交出手上掌控的西西里島領土,轉贈給教皇做回報。這下,可就徹底惹惱了東羅馬帝國一方。

公元861年,基督教羅馬教皇尼古拉一世宣佈革除佛提烏一世的教籍。而公元867年,基督教東部牧首佛提烏指責尼古拉一世傳播異教,並也宣佈開除尼古拉一世的教籍。東西方基督教的這次糾葛,被稱為「佛提烏分裂」(Photianschism)。

此後的佛提烏一世,在東羅馬帝國的疆域內,浮浮沉沉很多年。但有一樣是從來沒有改變的,就是對羅馬教皇的強硬態度。而且為了跟西方基督教分庭抗禮,在佛提烏一世時代,東方基督教開始正式以官方名義,向斯拉夫蠻族傳教。

涉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巨大分歧,最終引起了基督教世界的大論戰。

此後的很多年中,西方教皇和東方牧首之間唇槍舌劍,你來我往,互相稱對方為基督教世界的修正主義路線。其實仔細探究起來,雙方爭論的焦點無非是涉及宗教認知方面的一些細枝末節。

比如關於三位一體的描述,東正教主張聖靈只來自聖父,而天主教則主張既來自聖父,也來自聖子。這個爭執的本源,是公元325年在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次大公會議,也是第一次尼西亞會議中達成的共識——《尼西亞信經》(NiceneCreed)的解讀。天主教的拉丁文原文認為,應該在(聖靈)「從父出來」中間加上「和子」一詞(20)。然而,東方基督教希臘文的原文,卻沒有加上Filioque這個詞。那麼在講希臘語的東方基督教看來,拉丁文的西方基督教當然是曲解了《尼西亞信經》,甚至往大了說,這就是異端宗教學說。

比這個「和子糾紛」更加瑣碎的,是其他一些完全沒有必要的爭執。比如東正教認為,聖餐應該用發酵餅,而天主教則認為聖餐應該用無酵餅。用我們中國人的觀點來看,一個要吃活面饅頭,另一個非要吃死面饅頭,這樣都可以掐起架來,那就跟豆腐腦的「甜黨」與「咸黨」之爭,沒任何區別了。

當然,相對於天主教的新式宗教禮儀,東正教確實顯得有點保守,有點拘泥於古禮,但也正是這種堅持,讓東正教自認為更加正統。

爭執到後來,分歧就越來越大,一直到雙方的矛盾再也無法調和。

公元1053年,東羅馬帝國的大牧首彌格耳(MichaelCerularius),關閉了首都新羅馬的所有拉丁教堂,並且寫信質疑羅馬教廷篡改教義,從現象到本質上都已經淪為正統基督教的異端。事件發生之後,雙方的斡旋並沒有起到積極效果,分裂已經不可避免。

公元1054年,羅馬教皇利奧九世(LeoIX)派出去談判的代表,亨伯特(Humbert)一言不合就惹惱了彌格耳,後來被逐出了聖索菲亞大教堂(HagiaSophia)。再之後,羅馬教皇與東羅馬帝國牧首互相開除了對方的教籍,東方基督教正式分裂。這件事情,在西方歷史上被稱為「東西大分裂」(East-WestSchism)或者乾脆叫作「大分裂」(GreatSchism)。

東方基督教為了強調自己的正統性,索性給自己起了個名字——希臘「正教」(GreekOrthodoxChurch);那麼與之相對應地,羅馬教皇也不含糊,既然羅馬教皇要做普世的教皇,那麼索性就強調自己的「普世性」,稱為羅馬「公教」(RomanCatholicChurch)。發展到了今天,在中文語境中,兩個宗教就分別被稱為「東正教」和「天主教」。

多年以後,人們又一次回想起來,當年在公元787年,旨在彌合東西基督教因為破壞聖像所產生隔閡,由東羅馬女皇伊琳娜所召集的那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居然成了整個基督教世界東正教與天主教同台演出的絕唱。從此以後,大公會議成了天主教的獨角戲,而東正教再也沒有參與過類似會議。

東正教與天主教,正式分道揚鑣,各自另起爐灶。

聖城淪陷

宗教上的爭執不斷,並沒有耽擱東羅馬帝國迎來自查士丁尼大帝之後的另外一次中興時代。

那個曾經引起東西基督教「佛提烏分裂」事件的米海爾三世,天生就是一個不折騰毋寧死的主。不僅對待宗教如此,對待內政亦是如此。米海爾最為得力的助手,叫作巴西爾(BasilI)。巴西爾這位亞美尼亞農民出身的東羅馬帝國的得力幹將,是一個野心勃勃、胸懷天下的人。他出身貧寒,後來憑藉自己的堅忍不拔的精神,一步步贏得了米海爾的信任,並做到了皇帝護衛一職。

米海爾三世的痛苦之處在於,他的皇后沒法生出兩個人共同的孩子。

東羅馬帝國的皇帝雖然已經越來越接近東方君主制下的集權皇帝,比如紫袍加身、長子繼位、皇家儀仗、宮廷太監、文官體系、軍事屯田等。但在皇帝的後宮,受到基督教會的普世影響,東羅馬一直堅持了「一夫一妻制」。當然,古代歐洲這種所謂的一夫一妻制,其實也是值得商榷的。家庭中名義上的一夫一妻,擋不住皇帝或國王在外尋找情人。而朝野上下,對這些風流韻事,也大都見怪不怪了。

弊端當然也有。

比方說在中國古代宮廷,皇後生不齣兒子,那就嬪妃生;嬪妃生不出了,那就宮女生。總之,皇帝身邊的合法妻妾多的是,只要有男丁在皇家牒譜登記在冊,就有繼承大統的可能性。而如果嬪妃或者宮女們生出的庶子坐了天下,也可以認前朝皇后當皇太后,並不影響皇家法統威儀的嚴肅性。然而,在一夫一妻制下,皇帝只有跟皇後生出的孩子才能夠得到官方承認,而私生子則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況且私生子的媽媽很可能已經嫁為人婦,在古代沒有DNA親子鑒定技術,誰又能說清楚私生子到底是不是皇帝的骨血呢?所以,情婦幫你生的兒子再多都沒有用,他們根本就不可能成為合法繼承人。基督教在這方面是偽善的,也是教條的。

皇后不能生育,這件事可就急壞了皇帝米海爾三世。於是,總能有奇思妙想的米海爾三世想出了一個萬無一失的好辦法。他逼迫自己最信任的屬下巴西爾跟結髮妻子瑪麗亞(Maria)離婚,並要求巴西爾娶了皇帝的情婦英格里娜(EudociaIngerina)。而且我們知道,此時此刻的英格里娜,早已經生出了兒子,並且高度疑似是與米海爾三世皇帝的兒子。

不僅如此,公元866年這一年,米海爾三世還把巴西爾任命成了共治皇帝。

皇帝的出其不意,反覆無常,讓巴西爾感受到極大的不安與憤怒。於是在第二年的公元867年,一不做二不休的巴西爾刺殺了米海爾三世,自動繼承皇位坐了東羅馬帝國的天下。

巴西爾後來被稱為「巴西爾一世」,因為他本人出生於東羅馬帝國的馬其頓軍區,因此巴西爾一世所建立的王朝,就被稱為「馬其頓王朝」(Macedoniandynasty)這樣,米海爾三世成了阿摩里亞王朝的末代皇帝,而巴西爾一世也就成了馬其頓王朝的開國皇帝。

當然,冥冥之中,我們認為稀里糊塗死去的米海爾三世也沒有虧。因為後來巴西爾一世意外去世,馬其頓王朝的皇位傳給了巴西爾的繼子利奧六世(LeoVI),而這個利奧六世,則很有可能就是米海爾三世和英格里娜的私生子之一。

馬其頓王朝,被認為是東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

這個王朝綿延了接近兩百年,期間除了巴西爾一世,還有像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VIIPorphyrogenitus,利奧六世的婚前生子。Porphyrogenitus是對利奧六世未婚生子的調侃),巴西爾二世(BasilII)這樣文治武功的英主。

這個王朝的巔峰時代,對內堅持實行中央集權,大部分時間內倒也算是政通人和。對外則頑強地保有了巴爾幹半島與安納托利亞半島。帝國東方的薩珊波斯,早在七世紀中葉就已經亡於阿拉伯人之手。所以東羅馬北方邊患,主要是斯拉夫人,南部則依然是那個龐大的阿拉伯帝國。終馬其頓王朝一朝,在對付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的過程中,都還算中規中矩。甚至一度,巴西爾一世與巴西爾二世前赴後繼,將戰火燒到了阿拉伯人的家裏去,頑強地光復了大量失地。

其中巴爾幹半島的區域小強——保加利亞第一帝國(FirstBulgarianEmpire),被巴西爾二世一直打到滅國。帝國在此時期,收復了不少失地,包括克里特島、塞浦路斯島等,尤其是新月沃地的敘利亞以及兩河流域北部失地的收復,更具象徵意義。正因為如此,巴西爾二世本人,也被後世史家稱為「東羅馬帝國的第二個查士丁尼大帝」。

政治軍事之外,宗教上也保持了東羅馬人的強硬。

東羅馬帝國掌控下的基督教牧首,堅持向斯拉夫蠻族地區傳教,對羅馬教廷也呈現出分庭抗禮的趨勢。我們前文提到的宗教分裂,其實也正是發生在馬其頓王朝末期的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IXMonomachos)時代。

然而,我們平心而論,所謂馬其頓王朝的黃金時代,其實水分還是蠻大的。這個黃金時代的最大版圖,也不過還是一個擴大版的巴爾幹半島、擴大版的安納托利亞半島,此外就是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以及地中海東部的若干小島。東羅馬帝國的影響力,依然在不斷縮水,宗教上的強硬,帶來的也只是同天主教的漸行漸遠,直到視同陌路,甚至反目為仇。與此同時,東羅馬帝國內部,貧富差距擴大化的趨勢不可遏制,奴隸制雖然早已解體,但自由農民卻因為陷入赤貧而又重新淪為農奴;實行多年的軍事屯田,造成了各路大軍閥盤踞在帝國邊疆,漸成尾大不掉之勢。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馬其頓王朝確實可以稱得上是黃金時代的一件事情,莫過於當時在政府主導下的文化繁榮。這件事情,後來被稱為「馬其頓文藝復興」(MacedonianRenaissance)。這是東羅馬帝國延續羅馬帝國國祚五百年來,第一次對藝術的全面繼承與保護,因此顯得彌足珍貴。所以此次文藝復興,有時也被後人稱為「第一次拜占庭文藝復興」(FirstByzantineRenaissance)。

千百年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千金一擲,繁花似錦,到最後,都成了黃土一抔。

從洪荒肇始直到今天,依然在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還是文化。

馬其頓王朝之後,帝國在政治上進入了一個螺旋式下降的歷史大勢。這期間出現了科穆寧王朝(Komneniddynast),杜卡斯王朝(Doukiddynasty),安傑洛斯王朝(Angeliddynasty)三個王朝。然而,依然擋不住帝國內部問題越來越多,銀子越花越少,版圖卻又越打越小。

在帝國西北,同樣掛着「羅馬」金字招牌的天主教神聖羅馬帝國,頻頻騷擾東羅馬的邊防線;保加利亞人則東山再起,建立了保加利亞第二帝國(SecondBulgarianEmpire)。在帝國南方,曾經被希臘火擊退的強大的阿拉伯帝國崩盤了,然而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個更加強大的異教徒敵人——塞爾柱帝國(SeljuqEmpire)。塞爾柱以突厥人和波斯人為主要班底,並皈依了伊斯蘭教的遜尼派,鼎盛時期的塞爾柱,不僅打垮了阿拉伯人,還在公元1071年的「曼齊克特戰役」(BattleofManzikert)中俘虜了東羅馬帝國皇帝羅曼努斯四世(RomanusIVDiogenes),讓帝國蒙受了奇恥大辱。

東羅馬帝國,終於感受到身處亞歐十字路口這個四戰之地的苦澀。

面對來勢洶洶的異教徒進攻,面對整個安納托利亞半島這塊羅馬人的祖產可能易手的窘境,東羅馬皇帝鄭重地以宗教的名義,向包括教皇在內的所有天主教兄弟大聲疾呼,希望天主教兄弟以上帝的名義戰鬥,解放被異教徒盤踞多年的帝國故地。而且要知道,就在曼齊克特戰役爆發的同一年,聖城耶路撒冷也慘遭塞爾柱人的蹂躪。

在此後12世紀的內憂外患之中,東羅馬帝國的版圖大大縮水。

版圖的縮水,又反過頭來導致了可耕地面積的下降,對外貿易的逐漸萎縮,更加加劇了帝國衰敗的趨勢。正如我們前文所分析的那樣,東羅馬帝國的版圖存在地緣上的巨大缺陷,這個帝國要麼保持強大,要麼就極度縮水,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因為它沒有可以依託的「山河形便」,只有繞着新羅馬城的那道堅如磐石的狄奧多西城牆可以依仗。所以,這個帝國很難擁有一個長治久安、富國強兵的長遠計劃,而只能是在戰爭的夾縫中求生存,直到它崩盤的那一天。

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一場接着一場,帝國的首都新羅馬淪為焦土。

戰後,天主教取代東正教,在新羅馬的廢墟上建立了所謂的「拉丁帝國」(LatinEmpire)。原有的東羅馬帝國被瓜分殆盡,新的國家鵲起,比如塞薩洛尼基王國(KingdomofThessalonica)、雅典公國(DuchyofAthens)和亞該亞公國(PrincipalityofAchaea)等。此外,另外一個天主教好鄰居威尼斯王國(RepublicofVenice),更是貪得無厭地拿下了原東羅馬帝國幾乎一半的領土。

當然,與此同時,東羅馬的流亡貴族也紛紛打出了復國大旗。見縫插針地在原帝國周邊成立了若干東正教小國,其中最為成功的叫作尼西亞帝國(EmpireofNicaea)。

其實,後來尼西亞帝國的復國,並沒有遇到太大麻煩。

因為說到底,盤踞在新羅馬的所謂拉丁帝國,只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俗話說硬馬硬橋打江山容易,縫縫補補坐江山難。拉丁帝國鳩佔鵲巢的那些年中,乾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借錢,主要借錢對象,就是西歐的天主教兄弟國家。借了東家借西家,拆了東牆補西牆,人送外號「乞丐帝國」。為了搞錢,乞丐帝國偽中央,甚至不惜扒了東羅馬皇宮的金屬房頂換錢用。搞到最後,拉丁帝國財政赤字居高不下,老百姓怨言四起。不用舊日東羅馬貴族群起而攻之,拉丁帝國自己就已經先亂了。

公元1261年,尼西亞帝國皇帝米海爾八世(MichaelVIII),率領另外一個天主教國家熱那亞共和國(RepubblicadiGenova)所支援的艦隊,偷襲新羅馬成功,並趕走了拉丁帝國的末代皇帝鮑爾溫二世。一直到鮑爾溫二世倉皇逃跑的那一天,他還依然欠著威尼斯人一屁股的外債沒有還清。

米海爾八世,幫助東羅馬帝國復國成功。他本人作為開國皇帝,也同時開創了巴列奧略王朝(Palaiologandynasty)。

巴列奧略王朝,正是帝國的最後一個王朝。

達達尼爾海峽

米海爾八世雖然幫助東羅馬人復國成功,但是此時帝國的周邊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

帝國西北方向上變化並不大,依然是保加利亞人的天下,但在蒙古金帳汗國(Goldenhorde)的打擊之下,保加利亞人朝不保夕。只是按下葫蘆起來瓢,巴爾幹東邊的斯拉夫人消停了,西邊的斯拉夫國家塞爾維亞(KingdomofSerbia)又崛起了。極盛時期的塞爾維亞人,不斷蠶食東羅馬帝國的領土,實力有限的東羅馬人,也是無可奈何。

帝國東部,阿拉伯人的最後一個政權,阿拔斯王朝(AbbasidDynasty)的都城巴格達(Baghdad)被蒙古人攻破,蒙古人進行了血腥的屠城,徹底摧毀了阿拉伯帝國。此後,蒙古人以兩河流域與伊朗高原為中心,建立起了伊利汗國(Ilkhanate)。突厥人的塞爾柱帝國,早在新羅馬淪陷之前,就已經成為歷史。儘管如此,突厥人的巨大影響卻依然存在。

突厥人這個群體,一直到今天都自帶話題體質,我們有必要好好談一談。

突厥(Turk),六世紀中葉崛起於中國漠北,是古代中國北方在匈奴、鮮卑、柔然之後的又一個草原部落聯盟的統稱,主體民族號稱突厥人。突厥這個詞,來源於突厥人經常活動的阿爾泰山,阿爾泰山形似古代戰士的頭盔——「兜鍪」,這個詞在突厥語發音就是突厥。突厥原本是柔然人的附庸,被柔然人稱為「煉鐵奴」。

公元552年,突厥首領阿史那土門打敗柔然,建立了突厥汗國,自稱伊利可汗。建國之後,突厥勢力發展很快,迅速取代柔然佔領了整個蒙古高原。

不過不巧的是,黃金時代的突厥,卻遇到了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盛唐時代。唐太宗時期,東突厥被大唐軍隊徹底打垮,而到了唐高宗時代,又將西突厥趕出了中國北方草原,被逼無奈的西突厥人只能向西逃亡。在西突厥人向西遷移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戰爭與征服,引起了沿途各個民族的連鎖反應。於是從中國新疆開始一直到今天的中亞,並一直延伸到土耳其一帶,形成了一個所謂的「突厥語」區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歷史的記載中,突厥人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東亞人種。而後來的突厥征服過程中,混入了越來越多的白種人成分。於是,所謂的突厥語區域如果從人種來分的話,具有典型的黃白混血特徵。而到了突厥語區域的最西邊,現代土耳其的白種人特徵則已經十分明顯了。

所以,如果從人種上來認證突厥人的話,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情,因為沿途所經之處,各色民族都有。中亞的裏海周邊地區,我們知道在突厥人到來之前是斯泰基人的天下,而到了安納托利亞半島地區,最早則是以文化上的希臘人,東羅馬人為主。我們前文提到的塞爾柱帝國,也是源自於中亞地區一個語言意義上的突厥部落,叫作「烏古斯人」(Oghuz)。烏古斯人後來南下伊朗高原附近,同伊朗人一起,建立了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因為烏古斯人的創始酋長叫作塞爾柱,所以他們所建立的這個國家,就叫作「塞爾柱帝國」,而烏古斯人也就被稱為「塞爾柱突厥」(SeljuqTurk)。與此同時,為了向當時的文明國家阿拉伯帝國靠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塞爾柱突厥開始皈依伊斯蘭教中的遜尼派。改宗伊斯蘭教之後,留在當地的塞爾柱突厥,也被稱為「土克曼人」(Turkman),這些人就成了今天土庫曼人(Turkmenistan)的直系祖先。

當年塞爾柱帝國在曼齊克特戰役中打垮東羅馬軍隊,並俘虜了東羅馬的皇帝羅曼努斯四世。此後東羅馬的東部邊防線門戶洞開,大量的塞爾柱突厥人移民到安納托利亞半島。在安納托利亞半島,游牧部落出身的塞爾柱突厥人,開始接受了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漸接受了農耕文明,並持續不斷地與本地人相融合。於是,在安納托利亞半島上,最終誕生了一個附屬於塞爾柱帝國的塞爾柱突厥系的小國——羅姆蘇丹國(SultanateofRum)。

「羅姆」實際上就是羅馬的意思,意思是在羅馬人的土地上建立的蘇丹國。後來蒙古來襲,伊利汗國建國,羅姆蘇丹國也就成了伊利汗國的附庸國。到了公元1308年,蒙古人最終處死了羅馬蘇丹國的末代蘇丹,結束了羅姆蘇丹國的存在。而羅姆蘇丹國雖然沒了,但是原來的國土上,卻還有三十六個小侯國。在這一水的小侯國中間,有個叫作「奧斯曼侯國」(PrincipalityofOsman)的小國,悄悄地崛起了。

奧斯曼侯國的當家人,是奧斯曼一世(OsmanI),跟塞爾柱帝國一樣,他的國家也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奧斯曼這個人命好,他和他的侯國恰好出現在了一個歷史和地理的夾縫。在安納托利亞半島及其周邊,蒙古軍隊之前像鐵犁一樣把奧斯曼人周邊的所有強國犁了個遍。北邊的金帳汗國打垮了保加利亞第二帝國,南邊的伊利汗國滅掉了阿拔斯王朝。東羅馬帝國早已過了巔峰,已經到了風燭殘年,長期以來就靠着和親這點能耐,保持着與金帳汗國及伊利汗國的友好關係。

而像奧斯曼這樣的小侯國,小固然小,卻佔了小的便宜。它始終就沒有引起伊利汗國蒙古人的半點興趣,再說像安納托利亞半島這樣的山地為主的貧瘠之地,確實也很難吊人胃口。而到了奧斯曼帶領族人崛起于山地之間,伊利汗國卻又陷入到了內鬥之中無法自拔。

在這樣的歷史與地理交錯形成的權力真空中,奧斯曼一世的國家迅速崛起,並最終成長為一個龐大的帝國——奧斯曼帝國(OttomanEmpire)。

正處於青春期的奧斯曼帝國,很快填補了阿拉伯帝國崩盤之後產生的伊斯蘭宗教真空,得到了周邊伊斯蘭教徒的熱情擁護。而奧斯曼帝國則再也不滿足於屈尊於安納托利亞半島綿延不絕的山地之中打轉轉,它逐漸把目光對準了身邊的東羅馬帝國。

遺憾的是,對於奧斯曼帝國的悄悄「升級」,東羅馬人並沒有太大感覺。

一方面,是因為奧斯曼帝國的強大過於迅速。到公元1300年為止,突厥人就已經基本上完全佔領了安納托利亞半島。而這個時候,距離東羅馬帝國復國成功,也不過才過去了三十九年;另外一方面,對於東羅馬這樣一個老大帝國來講,這近一千年的風風雨雨,讓他們對於眼前的危機有點麻木,有點託大。其實羅馬人還是太自信了,而且還是那種能夠找到依據的自信。當年死過皇帝又怎樣?當年被拉丁帝國鳩佔鵲巢又怎樣?不都照樣挺了過來?熬死了薩珊波斯,熬死了塞爾柱突厥,熬死了阿拉伯帝國,對面牌桌上的對手走馬燈一樣變換玩家,唯一不變的還是東羅馬帝國。

面對在亞洲一側瘋狂擴張的奧斯曼帝國,東羅馬人卻為了一個偏安歐洲一側的帝國小朝廷,搞起了窩裏斗。為了爭奪皇位,王公貴族不惜同室操戈,挾洋自重。內政外交一塌糊塗,反而是內訌弄得有聲有色,高潮迭起。

巴列奧略王朝開國太祖皇帝米海爾八世之子,巴朝太宗皇帝安德羅尼卡二世(AndronicusII),和自己的親孫子安德洛尼卡三世(AndronikosIII)為了爭奪皇位打內戰。為打贏內戰,爺孫倆爭相引狼入室,爺爺投靠了塞爾維亞,孫子投靠了保加利亞。最後臉皮更厚的孫子安德洛尼卡三世贏得了內戰。但這個安德洛尼卡三世,從小就是個典型的浮浪子弟,除了治國理政的能耐不行,賭博打獵、追逐情婦,無一不精。不過就是這樣一個皇帝,卻穩穩地坐了十三年的東羅馬江山。

安德洛尼卡三世的繼任者,是他的兒子約翰五世(JohnV)。約翰五世雖然不是個昏君,但他繼位的時候只有九歲,於是,負責輔佐約翰五世的攝政王自行宣佈稱帝,就是約翰六世(21)。

為了從約翰五世手上拿到皇帝正統,約翰六世一不做二不休,北邊投靠了塞爾維亞,南邊又投靠了奧斯曼帝國。為了贏得奧斯曼人的歡心,約翰六世還把自己的女兒塞奧多拉(TheodoraKantakouzene)嫁給了奧斯曼人的首領奧爾汗一世(Orhan)。而且要知道,奧斯曼人可是一直奉行伊斯蘭教的一夫多妻制,即便是東羅馬公主這樣的金枝玉葉,過去了也無非是奧爾汗一世的眾多女人之一罷了。約翰六世嫁女兒,長大之後的約翰五世也不含糊,約翰五世後來把女兒嫁給了一個海盜,做了駙馬爺的海盜帶着大隊人馬進入首都新羅馬,幫助五世廢掉了六世。

就在這種無意義的內耗之中,東羅馬帝國漸漸油盡燈枯。

公元1354年,奧斯曼首領奧爾汗一世準備發動渡海作戰,進軍歐洲。

渡海的地方,毫無懸念地選在了今天的土耳其海峽(TurkishStraits)。聞名天下的土耳其海峽,溝通了黑海(Blacksea)與愛琴海,是歐洲與亞洲的天然分界線,地處四個方向的咽喉要道,是人類進入海洋時代之後的兵家必爭之地。這條海峽由三部分構成,連通黑海一側的是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Strait),在愛琴海一側的是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Strait),而兩個海峽之間的則是一個像內湖一樣的內海——馬爾馬拉海(SeaofMarmara)。我們在前文說過,帝國的首都新羅馬,就扼守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靠近馬爾馬拉海一側。

不管是靠內側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還是靠外側的達達尼爾海峽,其實都不是特別寬闊,甚至可以說成是狹窄水道。博斯普魯斯海峽全長有三十公里,而最窄處只有七百零八米;達達尼爾海峽長約六十一公里,最窄處也只有一公里。這樣狹窄的距離,對於跨海作戰來講其實並不難辦到。只要對岸的海軍願意,隨時都可能發起突襲。因此,歷來掌控這個區域的強權,都務必要把整個海峽納入版圖整體規劃之中。從地緣政治上考慮,西邊是東羅馬而東邊是奧斯曼,本身就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件事情。

而在奧斯曼人的作戰計劃中,隔海直接進攻新羅馬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第一步需要先繞開新羅馬。利用奧斯曼陸軍的巨大優勢,慢慢將巴爾幹半島納入囊中,再回過頭來四面合圍新羅馬。所以,登陸就一定不能選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一側。這樣算下來,也就只能是從達達尼爾海峽一側跨海作戰。而且登陸之後,要做好完全的準備,因為對面的加利波利半島,一旦有東羅馬守軍的話,奧斯曼軍隊的損失也不會小。

一切準備就緒,奧斯曼人發動了渡海作戰。

自從奧斯曼人渡海成功開始,東羅馬和乃至整個巴爾幹地區的噩夢開始了。而且糟糕的是,僅僅在一年之後的1355年,塞爾維亞王國最偉大的國王斯蒂芬·杜尚(StefanUro?IVDu?an)去世。他死後,塞爾維亞王國迅速分裂,巴爾幹地區再也沒有能夠與奧斯曼人匹敵的合格對手。

奧斯曼人的運氣,幾乎好到令人髮指。

越過土耳其海峽之後,突厥人如同虎入羊群,大塊地鯨吞著原屬於東羅馬帝國在歐洲的領土。東西兩個方向,就像是兩個鉗子,狠狠地將帝國首都新羅鉗在了中間,動彈不得。

絕望之中的約翰五世,不得不拋下所有關於羅馬皇帝的往日榮光,屈尊做起了說客,親自拜訪教皇以求得支援,並且輾轉於歐洲各大天主教和東正教國家尋求武力支持。當時的教皇英諾森六世(PopeInnocentVI)趁機獅子大開口,要求約翰五世率領自己的臣民皈依天主教,在這之後,再談組織天主教兄弟國家出兵救援的事情。然而,新羅馬的民眾們卻並不買賬,他們要求教皇先行派兵,再談全民皈依天主的事情。此時距離基督教大分裂已經過去了三百多年,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的眼睛裏面,天主教已經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異教。如何說服民眾,這對約翰五世來講,同樣是一件非常有挑戰性的事情。

歸根結底,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各界群眾,跟其他群眾有所不同。

帝國長期以來非常依賴於新羅馬堅固的城牆,在大多數情況下,東羅馬這個帝國其實更像是一個城邦,外加地方上各軍區的聯合體。這樣一種強化了的首都政治存在,導致了新羅馬的老百姓具備很高的政治素養,以及自詡的參政議政能力。一到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期間,人人都可以高談闊論,人人都幻想成為政治家。因此,東羅馬的皇帝雖然集權,但對京城的老百姓總是禮讓三分。因為極端的時候,那些被政治人物洗腦的民眾,轉過身來就變成了暴民。

比如在查士丁尼大帝時代,就連普通的賽車體育競技活動,都讓熱衷政治的首都市民分成了「藍黨」和「綠黨」,藍黨代表了正統,綠黨代表了自由,兩個黨派從最開始的體育競技之爭,演化為立場之爭,宗教路線之爭。後來兩黨惡鬥,引發了一場反對皇帝的「尼卡暴動」(NikaInsurrection),這群暴徒包圍皇宮整整三天,對首都幾乎所有的公共場所實施了打砸搶燒活動,其中甚至還包括了聖索菲亞大教堂。鐵腕治國的查士丁尼,最後不得已採取了暴力鎮壓。

這是查士丁尼,換成其他皇帝,結局就不好說了。

比如科穆寧王朝的末代皇帝安德洛尼卡一世(AndronikosI),就是因為沒有處理好當時的內政外交問題,導致了新羅馬市民暴亂。而他本人,也在這場意外中被首都各界群眾撕成了碎片。

在這種情況下,越是到了王朝末世,版圖縮水的時候,東羅馬的皇帝就越是受制於新羅馬城的城牆。換個角度說,就越是受制於首都的民眾輿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百姓趕下台。

況且,反對皇帝代表東正教投降教皇的,還不止百姓那麼簡單。

這幾百年下來,西北邊疆的南斯拉夫民族,遙遠南俄草原的東斯拉夫民族,紛紛在東羅馬帝國的影響之下皈依了東正教。這些後起之秀,紛紛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比如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雖然東羅馬皇帝倒霉的時候,他們未必第一時間率軍勤王,但如果東羅馬皇帝敢動員東正教與天主教合併,這群斯拉夫國家,就沒有一個省油的燈。

約翰五世,就遇到了這樣的窘境。他像喪家之犬一樣,跑到教皇那裏要支援,又跑到匈牙利人那裏要錢要槍。為了帝國的生存,皇帝滿口答應了東西兩教合併事宜。沒想到卻得罪了群眾,而且在歸途中,還被保加利亞當成宗教叛徒,扣押了一段時間。

說到底,東西兩教的合併,帝國內外阻力重重。為了求生,約翰五世不是第一個倡導東正教與天主教合併的皇帝。早在八十年前,巴列奧略王朝的開國皇帝米海爾八世,就已經做過這樣的嘗試。甚至在1274年的第二次里昂會議(也是天主教第十次大公會議)上,米海爾八世還曾經在兩教合併協議上籤了字。但回到新羅馬,皇帝搞不定東正教會,依然是首都市民眼中的叛徒。在約翰五世之後,歷任皇帝也都曾經致力於兩教合併,以自殘和自我否定的方式,換取西歐人的信任與同情,金援與支持。比如約翰五世的孫子,東羅馬皇帝約翰八世(JohnVIII),以及另外一個孫子,東羅馬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XI)。

說起來,這些事情讓人感到無限悲哀。

搞到最後,羅馬人亡不亡天下,居然搞成了皇帝一家一姓的事情了。

對內,一群立場堅定的宗教信徒;對外,一群不肯低頭的斯拉夫小國。西歐人的所謂援助,沒有一次是無條件的,有些時候東羅馬皇帝還要靠變賣領土來換錢,以彌補不斷攀升的政府財政赤字。教皇堅持要求兩教合併再做計較,儘管他知道,這件事情其實就是變相地給羅馬人出難題;遠離是非之地的天主教國家,總覺得奧斯曼人離自己還遠,至少還有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幫自己擋槍;而近在咫尺的天主教國家,則充分運用了逆向思維,天天琢磨著等東羅馬帝國咽氣的那一天,如何讓自己在帝國的屍體上牟利,發戰爭財。比如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

約翰五世鞍馬勞頓,好話賴話說了一籮筐,依然是兩手空空地回到了帝都。

自己的事情,終究還是只有靠自己了。

公元1369年,約翰五世本人,以個人名義皈依了天主教。消息傳到新羅馬,首都市民群情激憤,聲稱這只是皇帝的個人行為。

公元1371年,約翰五世承認了奧斯曼帝國對東羅馬帝國的宗主權,並答應年年進貢,歲歲來朝。隨後,皇帝把自己的次子曼努埃爾(ManuelII,後來繼任的羅馬皇帝曼努埃爾二世)送去奧斯曼帝國做人質。

不僅如此,在東羅馬帝國範圍內,發生任何地方將領反抗奧斯曼帝國的起義之後,約翰五世都要以老邁之軀,隨同奧斯曼軍隊一起出征,討伐自己疆域內的「亂臣賊子」。

就在這樣無窮無盡的屈辱與顛沛流離中,約翰五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亂世位居的當口,試圖憑藉一己之力扭轉乾坤的他,陪同東羅馬帝國,走到了這個老大帝國的黃昏。

亡天下

當雪崩來襲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約翰六世當異教徒持續挺進巴爾幹並深入歐洲腹地的時候,強烈求生欲團結了基督教世界中鈎心鬥角的東正教和天主教。儘管我們並不知道這種團結,算不算得上是姍姍來遲。

公元1389年6月15日,奧斯曼帝國在「科索沃戰役」(BattleofKosovo)中大敗由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匈牙利三國組成的聯軍。這場會戰打得極其慘烈,奧斯曼人的蘇丹穆拉德一世(SultanMuradI)死於陣前,而塞爾維亞一方的拉扎爾大公也在被俘之後殉國。英勇的塞爾維亞人為保家衛國用盡了全力,並且在之後付出了亡國的代價。

此役之後,西歐國家陸路通往東羅馬帝國的通道,被徹底斷絕。科索沃地區開始被伊斯蘭化。

突厥人持續向前挺進。

公元1396年,奧斯曼帝國又在「尼科堡戰役」(BattleofNicopolis)中,擊敗了匈牙利、法蘭西、威尼斯等西歐國家組成的聯軍。

歐洲大陸,幾乎再也無法阻止奧斯曼帝國的星月旗幟。

然而,歷史的弔詭也在同時發生。

正當東羅馬帝國以及廣闊的歐洲大陸都在瑟瑟發抖的時候,在遙遠的東方傳來消息:一位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兒(AmirTemur),率領突厥的另外一部,迅速在中亞和西亞遼闊的疆域上崛起,建立起了龐大的帖木兒帝國。並且這個帝國,在西部戰線上已經遇到了同樣處於青春期的奧斯曼帝國。

公元1402年,當時亞歐大陸上氣焰最為囂張的兩大帝國,在奧斯曼帝國的安卡拉進行會戰,史稱「安卡拉戰役」(BattleofAngora)。帖木兒的部隊獲得大捷,並且俘虜了奧斯曼蘇丹巴耶塞特一世(BayezidI)。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巴耶塞特一世,成名於「科索沃戰役」,當年他在自己的老爸穆拉德一世死後,頑強地領導突厥人贏得了科索沃。不過多年以後,他在安卡拉折戟沉沙,並且在帖木兒的監獄中,痛苦地度過了餘生。

安卡拉戰役的爆發,十分偶然。因為此役之後,帖木兒就開始籌備進攻更加富庶繁華的大明帝國了。很顯然,安納托利亞的貧瘠山地,並不合帖木兒的胃口。然而僅僅在安卡拉戰役結束后三年,帖木兒病死,攻打中國的計劃胎死腹中。而他身後的帝國,也像一陣風一樣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

安卡拉戰役這樣一個歷史偶然,暫時拯救了東羅馬帝國。

不管是東羅馬還是整個歐洲基督教世界,都獲得了難得的休整機會。

然而,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

這樣的寶貴窗口期,終究沒有能夠拯救末日的東帝國。

約翰五世的繼任者是那個敵營十八年的曼努埃爾二世,可惜這個吃苦長大,替父分憂的皇帝,卻並不能夠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承受起山一般的責任。和帝國末世的其他皇帝大差不差,曼努埃爾二世是一個好詩人,是一個好學者,但他卻並不是一個足以帶領帝國走出泥淖的好皇帝。他的套路跟約翰五世一樣,把自己當成外交苦力,遊說西歐各國,向教皇以及其他天主教國家博取同情。而眾所周知的是,這路子根本就是一條絕路。

就這樣,曼努埃爾二世白白浪費了當年帖木兒西侵帶來的巨大歷史緩衝期。

這樣一個平庸皇帝卻十分長壽。他總共執政三十四年,一直活到了七十五歲,才在公元1425年離開人世。當奧斯曼突厥人穩定了東部戰線,再一次捲土重來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

曼努埃爾二世的皇位,傳給他的長子約翰八世(JohnVIII)。

約翰八世在位期間,再一次成功實現了紙面上的東西基督教大和解。公元1439年,約翰八世不無興奮不無期待地跟教皇尤金四世(EugeneIV)在佛羅倫薩簽訂協議,宣佈東正教和天主教終於消除了三百多年的隔閡,重新生活在了一個屋檐下。然而,這個帶着悲情的浪漫主義玩笑,比他爺爺約翰五世當年的舊事沒有好到哪裏去。消息傳回新羅馬,市民們大罵約翰八世賣國叛教,甚至高呼:寧願臣服於蘇丹的穆斯林頭巾,便勝過教皇的三重冠無數(BettertoberuledbytheSultan'sturbanthanbythePope'striplecrown)。

羅馬皇帝滿腦子想的都是一瓶勝利的香檳,盼來的卻是現實中潑在腦袋上的一盆冷水。

形勢比人強。

奧斯曼帝國的兵鋒直指潘諾尼亞草原深處的維也納,西歐人民儼然已經顧不上新羅馬異教徒的口舌之快了。力所能及的忙,還是要幫。因為只有東羅馬挺住了,才能在突厥人的後方砸下一個釘子,這件事對西歐來說並無壞處。

可惜的是,一切都來得太遲了。

公元1444年,匈牙利和波蘭的聯軍,在「瓦爾納戰役」(BattleofVarna)中慘敗給了奧斯曼軍隊,徹底失去了從保加利亞東部黑海沿岸南下救援新羅馬的可能性。公元1448年,第二次科索沃戰役爆發,以匈牙利人為主的聯軍重整旗鼓,再敗於突厥人。

戰役結束之後的第十天,約翰八世帶着深深的遺憾離開人世。

約翰八世死後,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XI)繼承皇位。

到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時候,只能說是已經回天乏術了。

教皇領銜的西歐一眾天主教國家,不是沒有做過嘗試,但無論何種方式,都無法在陸地上擋住突厥人擴張的腳步。從巴爾幹到安納托利亞半島,帝都新羅馬被奧斯曼帝國的國土團團包圍,無法動彈。海路方向,依然還可能有辦法往首都送給養,但環顧西歐諸國,有能力擔負起這項頗具技術含量工作的,只有亞平寧半島雙雄——威尼斯共和國和熱那亞共和國。然而不巧的是,這兩位都是見錢眼開的主,是典型的地中海上的生意人。他們的艦隊是為他們的對外貿易服務的,他們的軍隊是為捍衛商業利益服務的。

總而言之,無利不起早。

為了利益,在他們眼中並不存在基督教世界大團結萬歲,也不存在天主教的兄弟情誼,甚至不存在亞平寧半島古羅馬遺老遺少一家親。

指望他們,根本指望不上。

那麼我再看新羅馬這座飽經滄桑的古城。

這座曾經繁花似錦的帝國,在年復一年的戰爭與內戰的摧殘之下,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超級大農村。城內稍微有點活力的街區,統統屬於來自威尼斯和熱那亞的商人們。而屬於皇家所有的皇宮,還有屬於牧首所有的聖索菲亞大教堂,都已經變得死氣沉沉。由於百業凋零,外援無望,農民們索性在城內開荒種地,養雞種菜,以此來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過即便如此,也已經難以為繼了。

帝國的版圖,如今已經只剩下了新羅馬孤城一座,還有那個被東羅馬人叫作「摩里亞」(Morea)的伯羅奔尼撒半島。如果說還能勉強算得上領土,也就只有星星點點分佈於愛琴海上的幾個可憐的小島。這樣的版圖,既不具備進攻所需的兵馬錢糧,也不具備防守所需的戰略縱深,只能被奧斯曼突厥人為所欲為。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捉襟見肘的帝國財政,已經無法養活那些具備左右時代發展的高科技人才,尤其是軍事人才。比如在君士坦丁十一世執政期間,來自匈牙利的偉大軍事學工程師烏爾班(Orban),就帶着他的烏爾班大炮(Orban'scannon),跳槽到了奧斯曼帝國一方。

公元1453年春,帝國終於迎來了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

奧斯曼突厥年僅二十一歲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FatihSultanMehmet),率步兵七萬,騎兵兩萬,戰艦三百二十艘,水陸並進包圍了新羅馬。而在東羅馬這一邊,能夠參與守城的,只有九千老弱病殘。而這九千人的守城部隊,還要照顧這個長達二十公里的城牆,城牆的很多部分,還面臨年久失修,既無人保養也無人知道到底有沒有破損,破損的話到了什麼程度。千萬不要覺得九千士兵太少,其實說白了,這已經是這座城市的後勤儲備能夠養活的士兵人數的極限了。

與其說是怒海爭鋒,不如說是瓮中捉鱉。

戰爭的結局,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儘管我們知道,我們確實不用去懷疑羅馬人的作戰意志。他們在狹窄的水道上橫上了鐵索,這樣一來突厥人就無法用大船駛入更加狹窄的金角灣,也無法實施近距離的大炮轟城。

但也僅此而已。

羅馬人只是待宰的羔羊,城破只是時間問題。

為了早日進入城內,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金角灣的連接陸地部分,修建澆過油的圓木滑行道,動用人力陸地行舟,以繞開橫海鐵索。等大船進入到金角灣之後,再近距離進行炮擊。與此同時,立體式攻勢也開始了,拋石器,撞城錘,還有地下的攻城隧道,一起動手。城內九千羅馬守軍,已經疲於奔命,防不勝防。

當最後的抵抗力量被消滅殆盡之後,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屠城,為期三天。

新羅馬再一次變成一片焦土,綿延千年的東羅馬帝國,至此油盡燈枯。

這場最後的戰役,被後世稱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Fallof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歐洲人有着徹骨之痛。那個曾經讓歐洲人驕傲的羅馬帝國,從此正式不復存在,轉而成為口口相傳的往日榮光。當然,東羅馬帝國的倒下,也意味着歐洲古典時代的結束,大量科技文獻、藝術珍品、工匠人才被輸送到了歐洲。即將到來的,是歐洲宗教改革和空前的地理大發現。

上帝關上了一扇門,同時又打開了一扇窗。

那個屬於歐洲人的時代,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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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得起放不下的歐洲史(套裝共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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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拿得起放不下的歐洲史(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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