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綠》（7）
第十一章《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綠》（7）
八方風雨
文藝者只有筆，他並沒「一應俱全」
地帶着印刷與交通工具。等到文藝者的筆因客觀的條件而不得不銹起來，那個損失將非僅後悔所能彌補的。這一年的筆是沾著這一年民族的血來寫畫的，希望她能盡情地揮動，寫出最後勝利的歡呼與狂舞。
有筆的人都是有這個信仰。
八方風雨
一、前奏
雖然用了個頗像小說或劇本的名字的標題——八方風雨——這卻不是小說，也不是劇本，而是在八年抗戰中，我的生活的簡單紀實。它不是日記，因為我的日記已有一部分被敵人的炸彈燒毀在重慶，無法照抄下來，而且，即使它還全部在我手中，它是那麼簡單無趣，也不值得印出來。所以，憑着記憶與還保存着的幾頁日記，我想大概地、簡單扼要地，把八年的生活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地寫下來。我希望它既能給我自己留下一點生命旅程中的印跡，同時也教別離八載的親友得到我一些消息，省得逐一地在口頭或書面上報告。此外，別無什麼偉大的企圖。在抗戰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戰後，仍然是個平凡的人。那也就可見，我並沒有趁著能夠混水摸魚的時候，發點財，或做了官；不，我不單沒有摸到魚，連小蝦也未曾撈住一個。那麼，騰達顯貴與金玉滿堂假若是「偉大」的小注兒，我這裏所記錄的未免就顯著十分寒磣了。我必定要這麼先聲明一下，否則教親友們看了傷心，倒怪不大好意思的。簡言之，這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報告。假若有人喜歡讀驚奇、浪漫、不平凡的故事，那我就應該另寫一部傳奇，而其中的主角也就一定不是我自己了。
所謂，「八方風雨」者，因此，並不是說我曾東討西征，威風凜凜，也非私下港滬，或飛到緬甸，去弄些奇珍異寶，而後潛入後方，待價而沽。沒有，這些事我都沒有做過。我只有一支筆。這支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的武器。我不肯，也不應該，放棄了它，而去另找出路。於是，我由青島跑到濟南，由濟南跑到武漢，而後跑到重慶。由重慶，我曾到洛陽、西安、蘭州、青海、綏遠去遊盪，到川東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觀光。到處，我老拿着我的筆。風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濕了我的瘦小的鋪蓋捲兒；比風雨更厲害的是多少次敵人的炸彈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這，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也就是「八方風雨」。
二、開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還沒有離開濟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裏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敵手，我曾函勸諸友逃出來，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羅網呢？到上海去吧，滬上的友人又告訴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動」。
第二，從泰安到徐州，火車時常遭受敵機的轟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滿三個月，大的孩子也不過四歲，實在不便去冒險。第三，我獨自逃亡吧，把家屬留在濟南，於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煩又危險。這是最凄涼的日子。齊魯大學的學生已都走完，教員也走了多一半。那麼大的院子，只剩下我們幾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報：上午八點開始，到下午四五點鐘才解除。院裏靜寂得可怕：賣青菜、賣果子的都已不再來，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貓狗都跑來乞飯吃。
我着急，而毫無辦法。戰事的消息越來越壞，我怕城市會忽然地被敵人包圍住，而我做了俘虜。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做漢奸，怎麼辦呢？這點恐懼，日夜在我心中盤旋。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
我必須趕緊出走。
幾次我把一隻小皮箱打點好，幾次我又把它打開。看一看痴兒弱女，我實不忍獨自逃走。這情形，在我到了武漢的時候，我還不能忘記，而且寫出一首詩來：弱女痴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
話因傷別潸應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
可是，我終於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門。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黃昏。在將要吃晚飯的時候，天上起了一道紅閃，緊接着是一聲震動天地的爆炸。三個紅閃，爆炸了三聲。這是——當時並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軍隊破壞黃河鐵橋。鐵橋距我的住處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樹木都被震得葉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鋪戶都上了門，街上幾乎斷絕了行人。大家以為敵人已到了城外。我撫摸了兩下孩子們的頭，提起小箱極快地走出去。我不能再遲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躕，我就會放下箱子，不能邁步了。
同時，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臨別的末一句話是：「到車站看看有車沒有，沒有車就馬上回來！」在我的心裏，我切盼有車，寧願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敵人捉去我。同時我也願車已不通，好折回來跟家人共患難。這兩個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戰，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張不了什麼，走與不走全憑火車替我決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請他陪我到車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應着家中。
車站上居然還賣票。路上很靜，車站上卻人山人海。擠到票房，我買了一張到徐州的車票。八點，車入了站，連車頂上已坐滿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車。
生平不善爭奪搶擠。不管是名、利，減價的貨物，還是車位、船位，還有電影票，我都不會把別人推開而伸出自己的手去。
看看車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對友人說：「算了吧，明天再說吧！」
友人主張再等一等。等來等去，已經快十一點了，車子還不開，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還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間車的窗。窗子打開，一個茶役問了聲：「幹什麼？」友人遞過去兩塊錢，只說了一句話：「一個人，一個小箱。」茶役點了頭，先接過去箱子，然後拉我的肩。友人託了我一把，我鑽入了車中，我的腳還沒落穩，車裏的人——都是士兵——便連喊：「出去！出去！沒有地方。」
好容易立穩了腳，我說了聲：「我已買了票。」大家看着我，也不怎麼沒再說什麼。我告訴窗外的友人：「請回吧！明天早晨請告訴家裏一聲，我已上了車！」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沒有地方坐，我把小箱豎立在一輛自行車的旁邊，然後用腳，用身子，用客氣，用全身的感覺，擴充我的地盤。最後，我蹲在小箱旁邊。又待了一會兒，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額恰好放在自行車的坐墊上——那個三角形的，皮的東西。
我只能這麼坐着，不能改換姿式，因為四面八方都擠滿了東西與人，恰好把我鑲嵌在那裏。
車中有不少軍火，我心裏說：「一有警報，才熱鬧！只要一個槍彈打進來，車裏就會爆炸；我，箱子，自行車，全會飛到天上去。」
同時，我猜想着，三個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獨自還沒睡，等着我也許回去！這個猜想可是不很正確。後來得到家信，才知道兩個大孩子都不肯睡，他們知道爸走了，一會兒一問媽：爸上哪兒去了呢？
夜裏一點才開車，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維持着原來的姿式坐着，看不見外邊。我問了聲：「同志，外邊是陰天，還是晴天？」回答是：「陰天。」感謝上帝！北方的初冬輕易不陰天下雨，我趕得真巧！由泰安再開車，下起細雨來。
晚七點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沒有吃什麼，見着石頭彷彿都願意去啃兩口。頭一眼，我看見了個賣干餅子的，拿過來就是一口。
我差點兒噎死。一邊打着嗝兒，我一邊去買鄭州的票。我上了綠鋼車，安閑地，漂亮地，停在那裏，好像「戰地之花」似的。
到鄭州，我給家中與漢口朋友打了電報，而後歇了一夜。
到了漢口，我的朋友白君剛剛接到我的電報。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從這一天起，我開始過流亡的生活。到今天——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已整整八年了。
三、在武昌
離開家裏，我手裏拿了五十塊錢。回想起來，那時候的五十元錢有多麼大的用處呀！它使我由濟南走到漢口，而還有餘錢送給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結的婚。
白君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在武漢，還另有兩位同學，朱君與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們。蔡君還送給我一件大衣。
住處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將幹些什麼呢？」這好決定。我既敢只拿着五十元錢出來，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掙飯吃的本領。我的資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懶，勤動着我的筆，我就有飯吃。
在漢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給《大公報》寫的。緊緊跟着，又有好幾位朋友約我寫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問題了。
倒是繼續住在漢口呢？還是另到別處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國府明令移都重慶。二十二日，蘇州失守。武漢的人心極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地影響到我。我的行李簡單，「貨物」輕巧，而且喜歡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願意再走。
我打電報給趙水澄兄，他回電歡迎我到長沙去。可是武漢的友人們都不願我剛剛來到，就又離開他們；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猶豫不決。
在武昌的華中大學，還有我一位好友，游澤丞教授。他不單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與床鋪都讓給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雲架橋——多麼美的地名！——地方安靜，飯食也好，還有不少的書籍。以武昌與漢口相較，我本來就歡喜武昌，因為武昌像個靜靜的中國城市，而漢口是不中不西的烏煙瘴氣的碼頭。雲架橋呢，又是武昌最清靜的所在，所以我決定搬了去。
游先生還另有打算。假若時局不太壞，學校還不至於停課，他很願意約我在華中教幾點鐘書。
可是，我第一次到華中參觀去，便遇上了空襲，這時候，武漢的防空設備都極簡陋。漢口的巷子裏多數架起木頭，上堆沙包。一個輕量的炸彈也會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壓死人。
比這更簡單的是往租界裏跑。租界裏連木架沙包也沒有，可是大家猜測著日本人還不至於轟炸租界——這是心理的防空法。
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裏邊用木頭撐住，上覆沙袋，這和漢口的辦法一樣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報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樹林裏邊。這，只須機槍一掃射，便要損失許多人。
華中更好了，什麼也沒有。我和朋友們便藏在圖書館的地窖里。摩仿，使日本人吃了大虧。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國的猛襲波蘭與倫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軍事或政治或工業的中心炸得一乾二淨，我與我的許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漢了。可是，日本人那時候只派幾架，至多不過二三十架飛機來。他們不猛襲，我們也就把空襲不放在心上。在地窖里，我們還覺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與望雲諸兄也都來到武昌千家街（註：應為千戶街。）福音堂。馮先生和朋友們都歡迎我們到千家街去。
那裏，地方也很清靜，而且有個相當大的院子。何容與老向打算編個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幫他們一點忙。於是我就由雲架橋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長沙去的事。流亡中，本來是到處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這麼在武昌住下去。
四、略談三鎮
把個小一點的南京，和一個小一點的上海，搬攏在一處，放在江的兩岸，便是武漢。武昌很靜，而且容易認識——有那條像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難迷失了方向。漢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樣的嘈雜混亂，而沒有上海的忙中有靜，和上海的那點文化事業與氣氛。它純粹的是個商埠，在北平、濟南、青島住慣了，我連上海都不大喜歡，更不用說漢口了。
在今天想起來，漢口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印象。雖然武昌的黃鶴樓是那麼奇醜的東西，雖然武昌也沒有多少美麗的地方，可是我到底還沒完全忘記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蕩船，在華中大學的校園裏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適高興。
特別值得留戀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這是老字號。掌柜與多數的夥計都是河北人。我們認了鄉親。每次路過那裏，我都得到最親熱的招呼，而他們的馳名的二鍋頭與碧醇是永遠管我喝夠的。
漢陽雖然又小又臟，卻有古迹：歸元寺、鸚鵡洲、琴台、魯肅墓，都在那裏。這些古迹，除了歸元寺還整齊，其他的都破爛不堪，使人看了傷心。
漢陽的兵工廠是有歷史的。它給武漢三鎮招來不少次的空襲，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彈。
武漢的天氣也不令人喜愛。冬天很冷，有時候下很厚的雪。
夏天極熱，使人無處躲藏。武昌，因為空曠一些，還有時候來一陣風。漢口，整個的像個大火爐子。樹木很少，屋子緊接着屋子，除了街道沒有空地。毒花花的陽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
越熱，蚊子越多。在千家街的一間屋子裏，我曾在傍晚的時候，守着一大扇玻璃窗。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擊落了幾百架小飛機。
蜈蚣也很多，很可怕。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灑了雄黃；雖然不準知道，這是否確能避除毒蟲，可是有了這點設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穩一些。有一天，一撕一個的小的郵卷，呼，裏面跳出一條蜈蚣來！
提到飲食，武漢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除了珍珠丸子一類的幾種蒸菜而外，烹調的風格都近似江蘇館子的——什麼菜都加點燴粉與糖，既不特別地好吃，也不太難吃。至於燒賣裏面放糯米，真是與北方老粗故意為難了！
五、寫鼓詞
當我還在濟南的時候，因時局的緊張與宣傳的重要，我已經想利用民間的文藝形式。我曾隨着熱心宣傳抗戰的青年們去看白雲鵬與張小軒兩先生，討論鼓書的作法。
在漢口，我遇見了富少舫（山藥旦）先生，董蓮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鄭先生。這三位，都能讀書寫字，他們的愛國心也自然比一般的藝員更豐富。他們的眼睛不完全看着生意。只要有人供給他們新詞兒，他們就肯下功夫去琢磨腔調，去背誦，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響到生意，（都市中有閑的人們，既不喜新詞兒，又不喜接受宣傳，）他們也不管。他們以為能在生意之外，多盡些宣傳的責任，是他們的光榮。
和他們認識之後，我便開始寫鼓詞。
這時候，馮先生正請幾位畫家給畫大張的抗戰宣傳畫，以便放在街上，照着「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辦法，教民眾們看。這需要一些韻語，去說明圖畫，我也就照着「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臘月好冷天」的套子，給每張作一首歌兒。
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地，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麼是大手筆，什麼是小手筆；只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儘力於抗敵；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既願以筆代槍，那就寫什麼都好；我不應因寫了鼓詞與小曲而覺得有失身份。
在馮先生那裏，還來了三位避難的唱河南墜子的。他們都是男人，都會拉會唱。他們都是在河南鄉間的集市上唱書的，所以他們需要長的歌詞，一段至少也得夠唱半天的。我向他們領教了墜子的句法，就開始寫一大段抗戰的故事，一共寫了三千多句。他們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們的書詞里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語。他們的用韻也以鄉音為準，譬如「叔」可以押「樓」，因為他們的「叔」讀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只會用北平的俗語；於是，我雖力求通俗，可是有許多用語與辭彙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由這點經驗，我曉得了通俗文藝若失去它的地方性，無論在言語上，還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躍與感動力。因此，我覺得民間的精神食糧，應當用一個地方的言語寫下來，而後由各地方去翻譯成各地方的土語；它的故事與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減改動，才能保存它的文藝性；反之，若僅用死板的、沒有生氣的官話寫出，則儘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強聽懂，也不會有多大的感動力量。
這三千多句長的一段韻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確知道那三位唱墜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誦得飛熟，並且上了弦板。說不定，他們會真在民間去唱過呢——他們在武漢危急的時候，返回了故鄉。
六、組織文協
文人們彷彿忽然集合到武漢。我大大可以遇到新的文友。
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愛到上海去，所以我認識的文藝界的朋友並不很多，戲劇界的名家，我簡直一個也不熟識。現在，我有機會和他們見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艾蕪，魯彥，郁達夫，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還遇到戲劇界的陽翰笙，宋之的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導演與名藝員。
朋友們見面，不約而同地都想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團結到一處，共同努力於抗敵的文藝。我不是好事喜動的人，可是大家既約我參加，我也不便辭謝。於是，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
籌備得相當地快。到轉過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會便開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點弔兒郎當，趕到遇到要事正事，他們會幹得很起勁，很緊張。文藝協會的籌備期間並沒有一個錢，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車馬自備。就憑着這一點齊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會開成，而且開得很體面。
這是，一點也不誇大，歷史上少見的一件事。誰曾見過幾百位寫家坐在一處，沒有一點成見與隔膜，而都想攜起手來，立定了腳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親熱的，一心一德的，成為筆的鐵軍呢？
大會是在商會裏開的，連寫家帶來賓到了七八百人。主席是邵力子先生。這位老先生是文協首次大會的主席，也是後來歷屆年會的主席。上午在商會開會。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飯後即在普海春繼續開會，討論會章並選舉理事。真熱鬧，也真熱烈。有的人登在凳子上宣傳大會的宣言，有的人朗讀致外國作家的英文與法文信。可是警報器響了，空襲！誰也沒有動，還照舊地開會。普海春不在租界，我們不管。一個炸彈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國作家，我們不管。
緊急警報！我們還是不動。高射炮響了。聽到了敵機的聲音。我們還繼續開會。投彈了。二十七架敵機，炸漢陽。
解除警報，我們正在選舉。五點多鐘散會，可是被推為檢票——我也是一個——及監票的，還須繼續工作。我們一直干到深夜。選舉的結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不分黨派，不管對文藝的主張如何，而只管團結與抗戰。就我所記得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郁達夫，姚蓬子，樓適夷，王平陵，陳西瀅，張恨水，老向，諸位先生都當選。只就這幾位說，就可以看出他們代表的方面有多麼廣，而絕對沒有一點誰要包辦與把持的痕迹。
第一次理事會是在馮先生那裏開的。會裏沒有錢，無法預備茶飯，所以大家硬派馮先生請客。馮先生非常地高興，給大家預備了頂豐富、頂實惠的飲食。理事都到會，沒有請假的。
開會的時候，張善子畫師「聞風而至」，願做會員。大家告訴他：「這是文藝界協會，不是美術協會。」可是，他卻另有個解釋：「文藝就是文與藝術。」雖然這是個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絕他，他就做了文協的會員。
後來，善子先生給我畫了一張頂精緻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隻工筆的黑虎。為這個扇面，我特意過江到榮寶齋，花了五元錢，配了一副扇骨。榮寶齋的人們也承認那是傑作。那一面，我求豐子愷給寫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丟失在洋車上，使我心中難過了好幾天。
我被推舉為常務理事，並須擔任總務組組長。我願做常務理事，而力辭總務組組長。文協的組織里，沒有會長或理事長。
在擬定章程的時候，大家願意教它顯出點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規定了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而不願有個總頭目。因此，總務組組長，事實上，就是對外的代表和理事長差不多。我不願負起這個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藝界的資望既不夠，而且沒有辦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無論如何不准我推辭，甚至有人聲明，假若我辭總務，他們也就不幹了。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點了頭。
七、抗戰文藝
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地連任，整整做了七年。
上長沙或別處的計劃，連想也不再想了。文協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這又做得很快。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這個日子選得好。「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不行，這太緊促。於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適夷、孔羅蓀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地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積極地，它要在抗戰的大前題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
消極的，它要盡量避免像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標；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這不大容易做到。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泄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在武漢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會員，仍停留在那裏。他們——像馮乃超和孔羅蓀幾位先生——決定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不離開武漢。於是，在會刊編輯部西去重慶的期間，就由這幾位先生編刊武漢特刊。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武漢是二十五日失守的。連同這四期特刊，《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復刊。
這個變動的痕迹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極缺乏。因此，在文協的周年紀念日起，會刊由周刊改為半月刊。後來，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會中經費支絀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絕不允許它倒了下去。在武漢的時候，它可以銷到七八千份。假若武漢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銷到萬份以上。銷得多就不會賠錢，也自然可以解決了許多困難。可是，武漢失守了，會刊在渝復刊后，只能行銷於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幾個大都市，連洛陽、西安、蘭州都到不了。於是，每期只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說不到賺錢了。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文協呢，由文藝界抗敵協會改名為文藝協會，《抗戰文藝》也自然須告一結束，於是編輯者決定再出一小冊作為終卷；以後就須出文藝協會的新會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文協分會，也都出過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與經費的困難，時出時停。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會曾經出過幾期外文的刊物，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抗戰文藝。
這是頭一個向國外作宣傳的文藝刊物，可惜因經費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戰勝利，也並沒有繼承它的。
我不憚繁瑣地這麼敘述文協會刊的歷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並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地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地打着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着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
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做不到呀。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地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裏，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著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於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於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並且產生了新的風格。文藝工作者只能負討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寫出民眾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周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將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與《嘆五更》什麼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准否大量地印，准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只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麼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士兵們無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裏去借《三國演義》，與《施公案》一類的閑書。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我們確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於是，大家只好乾着急，而想不出辦法來。
八、入川
在武漢，我們都不大知道怕空襲。遇到夜襲，我們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燈把黑暗劃開，幾條銀光在天上尋找。找到了，它們交叉在一處，照住那銀亮的，幾乎是透明的敵機。而後，紅的黃的曳光彈打上去，高射炮緊跟着開了火。有聲有色，真是壯觀。
四月二十九與五月三十一日的兩次大空戰，我們都在高處看望。看着敵機被我機打傷，曳著黑煙逃竄，走着走着，一團紅光，敵機打幾個翻身，落了下去；有多麼興奮，痛快呀！一架敵機差不多就在我們的頭上，被我們兩架驅逐機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窩的母雞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動那樣，老老實實地被擊落。
可是，一進七月，空襲更凶了，而且沒有了空戰。在我的住處，有一個地洞，橫著豎着，上下與四壁都用木柱密密地撐住，頂上堆著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兩三點鐘吧，空襲，我們入了這個地洞。敵機到了。一陣風，我們聽到了飛沙走石；緊跟着，我們的洞就像一隻小盒子被個巨人提起來，緊緊地亂搖似的，使我們眩暈。離洞有三丈吧，落了顆五百磅的炸彈，碎片打過來，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們門外的一排貧民住房都被打垮，馬路上還有兩個大的彈坑。
我們沒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襲，我們就跑過鐵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熱，草厚，沒有風，等空襲解除了，我的襪子都被汗濕透。
不久，馮先生把我們送到漢口去。武昌已經被炸得不像樣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兩次彈。蛇山的山坡與山腳死了許多人。
因為我是文協的總務主任，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不離開漢口。
我們還時常在友人家裏開晚會，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襲，我們煮一壺茶，滅去燈光，在黑暗中一直談到空襲解除。邵先生勸我們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緊急的時候，你們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脫了！」
這樣，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與肖伯青（文協的幹事），便帶着文協的印鑒與零碎東西，辭別了武漢。只有友人白君和馮先生派來的副官，來送行。
船是一家中國的公司的，可插著意大利旗子。這是條設備齊全，而一切設備都不負責任的船。艙門有門軸，而關不上門；電扇不會轉；衣鈎掉了半截；什麼東西都有，而全無用處。開水是在大木桶里。我親眼看見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腳水用完，又倒在開水桶里！我開始拉痢。
一位軍人，帶着緊要公文，要在城陵磯下船。船上不答應在那裏停泊。他耽誤了軍機，就碰死在繞錨繩的鐵柱上！
船隻到宜昌。我們下了旅館。我繼續拉痢。天天有空襲。
在這裏，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熱鬧——是熱鬧，不是緊張。
中國人彷彿不會緊張。這也許就是日本人侵華失敗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國人的「從容不迫」的道理。
我們求一位黃老翁給我們買票。他是一位極誠實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做事多年。他極願幫我們的忙，可是連他也不住地抓腦袋。人多船少，他沒法子臨時給我們趕造出一隻船來。等了一個星期，他算是給我們買到了鋪位——在甲板上。我們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們浮着水走就好。
彷彿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板上，連煙囪下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開飯，晝夜地開飯。茶役端著飯穿梭似的走，把腳上的泥垢全印在我們的被上枕上。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着一排候補員呢！
三峽有多麼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見。人太多了，若是都擁到船頭上去觀景，船必會插在江里，永遠不再抬頭。我只能側目看下面，看到人頭——頭髮很黑——在水裏打旋兒。
八月十四，我們到了重慶。上了岸，我們一直奔了青年會去。會中的黃次咸與宋傑人兩先生都歡迎我們，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滿。這時候重慶已經來了許多公務人員和避難的人，旅館都有人滿之患。青年會宿舍呢，地方清靜，床鋪上沒有臭蟲，房價便宜，而且有已經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遠客滿。
我們下決心不去另找住處。我們知道，在會裏——哪怕是地板呢——做候補，是最牢靠的辦法。黃先生們想出來了一個辦法，教我們暫住在機器房內。這是個收拾會中的器具的小機器房，很黑，響聲很大。
天氣還很熱。重慶的熱是出名的。我永遠沒睡過涼席，現在我沒法不去買一張了。睡在涼席上，照舊汗出如雨。牆，桌椅，到處是燙的；人彷彿是在爐里。只有在一早四五點鐘的時候，稍微涼一下，其餘的時間全是在熱氣團里。城中樹少而坡多，頂着毒花花的太陽，一會兒一爬坡，實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東西可真便宜，一角錢買十個很大的燒餅，一個銅板買一束鮮桂圓。好吧，天雖熱，而物價低，生活容易，我們的心中涼爽了一點。在青年會的小食堂里，我們花一二十個銅板就可以吃飽一頓。
文協的會友慢慢地都來到，我們在臨江門租到了會所，開始辦公。
我們的計劃對了。不久，我們便由機器房裏移到樓下一間光線不很好的屋裏去。過些日子，又移到對門光線較好的一間屋中。最後，我們升到樓上去，屋子寬，光線好，開窗便看見大江與南山。何容先生與我各據一床。他編《抗到底》，我寫我的文章。他每天是午前十一點左右才起來。我呢，到十一點左右已寫完我一天該寫的一二千字。寫完，我去吃午飯。等我吃過午飯回來，他也出去吃東西，我正好睡午覺。晚飯，我們倆在一塊兒吃。晚間，我睡得很早，他開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我們，這樣，雖分住一間屋子，可是誰也不妨礙誰。趕到我們偶然都喝醉了的時候，才忘了這互不侵犯協定，而一齊吵嚷一回。
我開始正式地去和富少舫先生學大鼓書。好幾個月，才學會了一段《白帝城》，腔調都摹擬劉（寶全）派。學會了這麼幾句，寫鼓詞就略有把握了。幾年中，我寫了許多段，可是只有幾段被富先生們採用了：
《新拴娃娃》（內容是救濟難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嘆》（內容是掃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禮》（內容是讚美重慶），富貴花小姐唱。
《王小趕驢》（內容是鄉民抗敵），董蓮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時常在陪都演唱。其中以《王小趕驢》為最弱，因為董女士是唱山東犁鏵大鼓的，腔調太緩慢，表現不出激昂慷慨的情調。於此，知內容與形式必求一致，否則勞而無功。
我也開始寫舊劇劇本——用舊劇的形式寫抗戰的故事。這沒有多大的成功。我只聽說有一兩出曾在某地表演過，我可是沒親眼看到。舊劇，因為是戲劇，比鼓詞難寫多了。最不好辦的是教現代的人穿行頭，走台步；不如此吧，便失去舊劇之美；按葫蘆挖瓢吧，又使人看着不舒服；穿時裝而且歌且舞吧，又像文明戲。沒辦法！
這時候，我還為《抗到底》寫長篇小說——《蛻》。這篇東西沒能寫成。《抗到底》後來停刊了，我就沒再往下寫。
轉過年來，二十八年之春，我開始學寫話劇劇本。對戲劇，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曉得小說與劇本有什麼分別。不過，和戲劇界的朋友有了來往，看他們寫劇，導劇，演劇，很好玩，我也就見獵心喜，決定瞎碰一碰。好在，什麼事情莫不是由試驗而走到成功呢。我開始寫《殘霧》。
初夏，文協得到戰地黨政工作委員會的資助，派出去戰地訪問團，以王禮錫先生為團長，宋之的先生為副團長，率領羅烽、白朗、葛一虹等十來位先生，到華北戰地去訪問抗戰將士。
同時，慰勞總會組織南北兩慰勞團，函請文協派員參加。
理事會決議：推舉姚蓬子，陸晶清兩先生參加南團，我自己參加北團。
這是在五三、五四敵機狂炸重慶以後。重慶的房子，除了大機關與大商店的，差不多都是以竹篾為牆，上敷泥土，因為冬天不很冷，又沒有大風，所以這種簡單、單薄的建築滿可以將就。力氣大的人，一拳能把牆砸個大洞。假若魯智深來到重慶，他會天天闖禍的。這種房子蓋得又密密相連，一失火就燒一大片。火災是重慶的罪孽之一。日本人曉得這情形，所以五三、五四都投的是燃燒彈——不為炸軍事目標，而是蓄意要毀滅重慶，造成恐怖。
前幾天，我在公共防空洞裏幾乎憋死。人多，天熱，空襲的時間長，洞中的空氣不夠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會裏，所以沒受到什麼委屈。五四最糟，警報器因發生障礙，不十分響；沒有人准知道是否有了空襲，所以敵機到了頭上，人們還在街上遊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裏跑到馮先生那裏去，因為青年會附近全是火場，我怕被火圍住。徹夜，人們像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經過這個大難，文協會所暫時移到南溫泉去，和張恨水先生為鄰。我也去住了幾天。人心慢慢地安定了，我回渝籌備慰勞團與訪問團出發的事情。我買了兩身灰布的中山裝，準備遠行。此後，我老穿着這樣的衣服。下過幾次水以後，衣服灰不灰，藍不藍，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像個清道夫。吳組緗先生管我的這種服裝叫作斯文掃地的衣服。
文協當然不會給我盤纏錢，我便提了個小鋪蓋卷，帶了自己的幾塊錢，北去遠征。
在起身以前，我寫完了《殘霧》。沒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發表。我走了半年。等我回來，《殘霧》已上演過了，很成功。導演是馬彥祥先生，演員有舒綉文、吳茵、孫堅白、周伯勛諸位先生。可惜，我沒有看見。
慰勞團先到西安，而後繞過潼關，到洛陽。由洛陽到襄樊老河口，而後出武關再到西安。由西安奔蘭州，到由蘭州榆林，而後到青海，綏遠，寧夏，興集，一共走了五個多月，兩萬多里。
這次長征的所見所聞，都記在《劍北篇》裏——一部沒有寫完，而且不大像樣的，長詩。在陝州，我幾乎被炸死。在興集，我差一點被山洪沖了走。這些危險與興奮，都記在《劍北篇》裏，即不多贅。
王禮錫先生死在了洛陽，這是文藝界極大的一個損失！
九、由川到滇
從二十九年起，大家開始感覺到生活的壓迫。四川的東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漲就漲一倍地天天往上漲。我只好經常穿着斯文掃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煙由使館降為小大英，降為刀牌，降為船牌，再降為四川土產的捲煙——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別的日用品及飲食也都隨着香煙而降格。
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有時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機來炸重慶，有時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於一兩架，自曉至夜地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睡得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日本人大概是想以轟炸壓迫政府投降。這是個夢想。中國人絕不是幾個或幾千個炸彈所能嚇倒的。雖然如此，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裏我沒法子寫作。於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須預備下鄉，而馮先生總派人來迎接：「上我這兒來吧，城裏沒法子寫東西呀！」
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陳家橋馮公館的花園裏。園裏只有兩間茅屋，歸我獨住。屋外有很多的樹木，樹上時時有各種的鳥兒為我——也許為它們自己——唱歌。我在這裏寫《劍北篇》。
霧季又到，回教協會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寫以回教為主題的話劇。我們就寫了《國家至上》。這劇本，在重慶、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蘭州、恩施，都上演過。他是抗戰文藝中一個成功的作品。因寫這劇本，我結識了許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窮。我窮，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並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趕寫《面子問題》劇本，我開始患頭暈。
生活苦了，營養不足，又加上愛喝兩杯酒，遂患貧血。貧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頭暈——一低頭就天旋地轉，只好靜卧。這個病，至今還沒好，每年必犯一兩次。病一到，即須卧倒，工作完全停頓！着急，但毫無辦法。有人說，我的作品沒有戰前的那樣好了。我不否認。想想看，抗戰中，我是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適當的飯食，而且時時有暈倒的危險，我怎能寫出字字珠璣的東西來呢？
三十年夏，疲勞轟炸鬧了兩個星期。我先到歌樂山，後到陳家橋去住，還是應馮先生之邀。這時候，羅莘田先生來到重慶。因他的介紹，我認識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梅先生聽到我的病與生活狀況，決定約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昆明的天氣好，又有我許多老友，我很願意去。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機，三個鐘頭便到了昆明。
我很喜愛成都，因為它有許多地方像北平。不過，論天氣，論風景，論建築，昆明比成都還更好。我喜歡那比什剎海更美麗的翠湖，更喜歡昆明湖——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像北平萬壽山下的人造的那個。土是紅的，松是綠的，天是藍的，昆明的城外到處像油畫。
更使我高興的，是遇見那麼多的老朋友。楊今甫大哥的背有點駝了，卻還是那樣風流儒雅。他請不起我吃飯，可是也還烤幾罐土茶，圍着炭盆，一談就和我談幾點鐘。羅膺中兄也顯著老，而且極窮，但是也還給我包餃子，煮俄國菜湯吃。鄭毅生、陳雪屏、馮友蘭、馮至、陳夢家、沈從文、章川島、段人、聞一多、蕭滌非、彭嘯咸、查良釗、徐旭生、錢端升諸先生都見到，或約我吃飯，或陪我游山逛景。這真是快樂的日子。在城中，我講演了六次；雖然沒有什麼好聽，聽眾倒還不少。在城中住膩，便同莘田下鄉。提着小包，順着河堤慢慢地走，風景既像江南，又非江南；有點像北方，又不完全像北方；使人快活，彷彿是置身於一種晴朗的夢境，江南與北方混在一起而還很調諧的，只有在夢中才會偶爾看到的境界。
在鄉下，我寫完了《大地龍蛇》劇本。這是受東方文化協會的委託，而始終未曾演出過的，不怎麼高明的一本劇本。
認識一位新朋友——查阜西先生。這是個最爽直、熱情，多才多藝的朋友。他聽我有願看看大理的意思，就馬上決定陪我去。幾天的工夫，他便交涉好，我們做兩部運貨到畹汀的卡車的高等黃魚。所謂高等黃魚者，就是第一不要出錢，第二坐司機台，第三司機師倒還請我們吃酒吃煙——這當然不在協定之內，而是在路上他們自動這樣做的。兩位司機師都是北方人。
在開車之前他們就請我們吃了一桌酒席！後來，有一位摔死在瀾滄江上，我寫了一篇小文悼念他。
到大理，我們沒有停住，馬上奔了喜洲鎮去。大理沒有什麼可看的，不過有一條長街，許多賣大理石的鋪子而已。它的城外，有蒼山洱海，才是值得看的地方。到喜洲鎮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圖畫中。喜洲鎮，雖然是個小鎮子，卻有宮殿似的建築，小街左右都流着清清的活水。華中大學由武昌移到這裏來，我又找到游澤丞教授。他和包漠庄教授、李何林教授，陪着我們游山泛水。這真是個美麗的地方，而且在趕集的時候，能看到許多夷民。
極高興地玩了幾天，吃了不知多少條魚，喝了許多的酒，看了些古迹，並對學生們講演了兩三次，我們依依不捨地道謝告辭。在回程中，我們住在了下關等車。在等車之際，有好幾位回教朋友來看我，因為他們演過《國家至上》。查阜西先生這回大顯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車，一天便可以趕到昆明。
在昆明過了八月節，我飛回了重慶來。
十、寫與游
這時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報館。青年會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辦。
夏天，我下鄉，或去流蕩；冬天便回到新蜀報館，一面寫文章，一面辦理文協的事。文協也找到了新會所，在張家花園。
物價像發瘋似的往上漲。文人們的生活都非常地困難。我們已不能時常在一處吃飯喝酒了，因為大家的口袋裏都是空空的。文協呢有許多會員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錢少，也就顯著冷落。可是，在重慶的幾個人照常地熱心辦事，不肯教它寂寞地死去。辦事很困難，只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壞，本來就貧血，又加上時常「打擺子」
（川語，管瘧疾叫打擺子），所以頭暈病更加重了。
不過，頭暈並沒完全阻止了我的寫作。只要能掙扎著起床，我便拿起筆來，等頭暈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這麼掙扎著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寫了：鼓詞，十來段。舊劇，四五齣。話劇，八本。短篇小說，六七篇。長篇小說，三部。長詩，一部。此外還有許多篇雜文。
這點成績，由質上量上說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把病痛、困苦與生活不安定，都加在裏面，即使其中並無佳作，到底可以見出一點努力的痕迹來了。
書雖出了不少，而錢並沒拿到幾個。戰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這樣的：商務的三本（《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因滬館與渝館的失去聯繫，版稅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駱駝祥子》《櫻海集》《牛天賜傳》《老牛破車》四書，因人間書屋已倒全無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駱駝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賜傳》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櫻海集》與《老牛破車》都無機會在渝付印。其餘的書的情形大略與此相同，所以版稅收入老那麼似有若無。在抗戰中寫的東西呢，像鼓詞、舊劇等，本是為宣傳抗戰而寫的，自然根本沒想到收入。話劇與鼓詞，目的在學習，也談不到生意經。只有小說能賣，可是因為學寫別的體裁，小說未能大量生產，收入就不多。
不過，寫作的成績雖不好，收入也雖欠佳，可是我到底學習了一點新的技巧與本事。這就「不虛此寫」！一個文人本來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着錢呢？沒有餓死，便是老天爺的保佑；若專算計金錢，而忘記了多學習，多嘗試，則未免掛羊頭而賣狗肉矣。我承認八年來的成績欠佳，而不後悔我的努力學習。我承認不計較金錢，有點愚蠢，我可也高興我肯這樣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來的。
有許多去教書的機會，我都沒肯去：一來是，我的書籍，存在了濟南，已全部丟光；沒有書自然沒法教書。二來是，一去教書，勢必就耽誤了亂寫，我不肯為一點固定的收入而隨便擱下筆。筆是我的武器，我的資本，也是我的命。
三十一年夏天，我隨馮先生去游灌縣與青城山。
我真喜愛青城山。它的翠綠的顏色直到如今還印在我的腦中。三峽，劍門，華山，終南，祁連山我都看過了，它們都有它們的特點，都有它們的奇偉處，可是我覺得它們都不如青城。
我是喜安靜的人，所以特別喜歡青城的幽寂。
可惜，我沒能到峨嵋去！四川真偉大，有多少奇山異水可看呀！一個人若能走遍了四川，也就夠開眼的了！就是在重慶那麼亂的山城裏，它到底有許多青峰和兩條清江可以做詩料呀！
我愛花，即使不能去看高山大川，我的案頭一年四季總有一瓶鮮花給我一點安慰。梅，各色的梅；臘梅，各種的臘梅；杜鵑、茶花、水仙、菊和各種的花，都能在街頭買到。看着花，我想像著那山腰水濱的美麗，便有些樂不思「離」蜀矣！
十一、在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個小鎮子，離重慶有五十多公里，這原是個很平常的小鎮市；但經盧作孚與盧子英先生們的經營，它變成了一個「試驗區」。在抗戰中，因有許多學校與機關遷到此處，它又成了文化區。此地出煤。在許多煤礦中，天府公司且有最新的設備與輕便鐵路。原有的手工業是製造石器——石硯及磨石等——與挂面，現在又添上小的粉麵廠與染織廠。
這裏的學校是復旦大學，體育專科學校，戲劇專科學校，重慶師範，江蘇省立醫學院，兼善中學和勉仁中學等。遷來的機關有國立編譯館，禮樂館，中工所，水利局，中山文化教育館，兒童福利所，江蘇醫院，教育電影製片廠……。有了這麼多的學校與機關，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榮起來。它的整潔的旅舍，相當大的飯館、浴室和金店銀行。它也有公園、體育場、戲館、電燈和自來水。它已不是個小鎮，而是個小城。它的市外還有北溫泉公園，可供遊覽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虛大師與法尊法師，他們在縉雲寺中設立了漢藏理學院，教育年輕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兩年，此地遭受了轟炸，炸去許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隨炸隨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齊美麗了。
這是個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體而微地，凡是大都市應有的東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慶，百貨可以源源而來。
它的安靜與清潔又遠非重慶可比。它還有自己的小小的報紙呢。
林語堂先生在這裏買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國的時候，他把這所房交給老向先生與文協看管着。因此，一來這裏有許多朋友，二來又有住處，我就常常來此玩玩。在復旦，有陳望道，陳子展，章靳以，馬宗融，洪深，趙松慶，伍蠡甫，方令孺諸位先生，在編譯館，有李長之，梁實秋，隋樹森，閻金鍔，老向，諸位先生；在禮樂館，有楊仲子，楊蔭瀏，盧前，張充和，諸位先生；此處還有許多河北的同鄉；所以我喜歡來到此處。雖然他們都窮，但是輪流着每家吃一頓飯，還不至於教他們破產。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來到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哪知道，這樣一來可就不再動了。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與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價米，裏邊有許多稗子與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咽下去，入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只好很快地抓着吞咽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地挑揀；於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
我入了江蘇醫院。外科主任劉玄三先生親自動手。他是北方人，技術好，又有個熱心腸。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個鐘頭才找到盲腸。我的胃有點下垂，盲腸挪了地方，倒彷彿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來似的。經過還算不錯，只是外邊的縫線稍粗（戰時，器材缺乏），創口有點出水，所以多住了幾天院。
我還沒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慶。只好教他們上北碚來。我還不能動。多虧史叔虎、李效庵兩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學——設法給他們找車，他們算是連人帶行李都來到北碚。
從這時起，我就不常到重慶去了。交通越來越困難，物價越來越高；進一次城就彷彿留一次洋似的那麼費錢。除了文協有最要緊的事，我很少進城。
妻絜青在編譯館找了個小事，月間拿一石平價米，我照常寫作，好歹的對付著過日子。
按說，為了家計，我應去找點事做。但是，一個閑散慣了的文人會做什麼呢？不要說別的，假若在從武漢撤退的時候，我若只帶二三百元（這並不十分難籌）的東西，然後一把搗一把地去經營，說不定我就會成為百萬之富的人。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的發了財的。但是，一個人只有一個腦子，要寫文章就顧不得做買賣，要做生意就不用寫文章。腦子之外，還有志願呢。
我不能為了金錢而犧牲了寫作的志願。那麼，去做公務人員吧？
也不行！公務人員雖無發國難財之嫌，可是我坐不慣公事房。
去教書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筆，去拿粉筆，我不情願。
我寧可受苦，也不願改行。往好里說，這是堅守自己的崗位；往壞里說，是文人本即廢物。隨便怎麼說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錢而外，也是為了身體。酒，到此時才看明白，並不幫忙寫作，而是使腦子昏亂遲鈍。
我也戒煙。這卻專為省錢。可是，戒了三個月，又吸上了。
不行，沒有香煙，簡直活不下去！
既不常進城，我開始計劃寫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一百萬字，我想，能在兩年中寫完；假若每天能照準寫一千五百字的話。三十三年元月，我開始寫這長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頭昏與瘧疾時常來搗亂。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寫了三十萬字。這篇東西大概非三年寫不完了。
北碚雖然比重慶清靜，可是夏天也一樣的熱。我的卧室兼客廳兼書房的屋子，三面受陽光的照射，到夜半熱氣還不肯散，牆上還可以烤麵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當然影響到頭昏。
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揮，它們還會乘機而入，把瘧蟲注射在人身上。「打擺子」使貧血的人更加貧血。
三十三年這一年又是戰局最黑暗的時候，中原，廣西，我們屢敗；敵人一直攻進了貴州。這使我憂慮，也極不放心由桂林逃出來的文友的安全。憂慮與關切減低了我寫作的效率。
十二、望北平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協開年會。第二天，朋友們給我開了寫作二十年紀念會，到會人很多，而且有朗誦、大鼓、武技、相聲、魔術等遊藝節目。有許多朋友給寫了文章，並且送給我禮物。到大家教我說話的時候，我已泣不成聲。我感激大家對我的愛護，又痛心社會上對文人的冷淡，同時想到自己的年齡加長，而碌碌無成，不禁百感交集，無法說出話來。
這卻給我以很大的鼓勵。我知道我寫作成績並不怎麼好；友人們的鼓勵我，正像鼓勵一個拉了二十年車的洋車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郵差，雖然成績欠佳，可是始終盡責不懈。那麼，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誼，我就該更堅定地守住崗位，專心一志地去寫作，而且要寫得更用心一些。我決定把《四世同堂》寫下去。這部百萬字的小說，即使在內容上沒什麼可取，我也必須把它寫成，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三十三年的戰局很壞，我可是還天天寫作。除了頭昏不能起床，我總不肯偷懶。這一年，《四世同堂》得到三十萬字。
三十四年，我的身體特別壞。年初，因為生了個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頭暈。春初，又打擺子。以前，頭暈總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這病。秋間，患痔，拉痢。這些病痛時常使我放下筆。本想用兩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寫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寫了三分之二。這簡直不是寫東西，而是玩命！
抗戰勝利了，我進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協既是抗敵協會，理當以抗戰始，以勝利終。進城，我想結束結束會務，宣佈解散。朋友們可是一致地不肯使它關門。他們都願意把「抗敵」取消，成為永久的文藝協會。於是，大家開始籌備改組事宜，不久便得社會部的許可，發下許可證。
關於複員，我並不着急。一不營商，二不求官，我沒有忙着走的必要。八年流浪，到處為家；反正到哪裏，我也還是寫作，幹嗎去擠車擠船地受罪呢？我很想念家鄉，這是當然的。
可是，我既沒錢去買黑票，又沒有衣錦還鄉的光榮，那麼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寫了一首「鄉思」的七律，就拿它結束這段「八方風雨」吧：
茫茫何處話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
西風碧海珊瑚冷，北嶽霜天翔角斜；無限鄉思秋日晚，夕陽白髮待歸鴉！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四川北碚載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至五月十六日北平《新民報》這一年的筆
去年七七，我還在青島，正趕寫兩部長篇小說。這兩部東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載出，作為「長篇連載」，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兩篇共得十萬字，一篇三萬，一篇七萬。再有十幾萬字，兩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筆。一個刊物，隨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着供給稿子；另一個卻還在上海繼續刊行，而且還直催預定貨件。可是，我不願寫下去。初一下筆的時候，還沒有戰爭的影子，作品內容也就沒往這方面想。及至戰爭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憤萬難允許再編製「太平歌詞」了。青島的民氣不算壞，四鄉壯丁早有訓練，碼頭工人絕對可靠，不會被浪人利用，而且據說已有不少正規軍隊開到。公務人員送走婦孺，是遵奉命令；男人們照常做事，並不很慌。市民去幾裏外去找「號外」，等至半夜去聽廣播的，並不止我一個人。雖然誰也看出，膠濟路一毀，敵人海軍封鎖海口，則青島成為罐子，可是大家真願意「打日本鬼子」！抗戰的情緒平定了身家危險的驚懼，大家不走。在這種空氣中，我開始給本地報紙寫抗戰短文。信用——未能交出預約的稿子——報酬，藝術，都不算一回事了；抗戰第一。一個醫生因報酬薄而拒絕去醫治傷兵，設若被視為可恥，我想我該放下長篇，而寫些有關抗戰的短文。
八月中旬因應齊大之約，搬往濟南。濟南還不如青島。民氣沉寂，而敵軍已陷滄州。我不悲觀，也不樂觀，我寫我的，還是供給各報紙。
直到十一月中旬，黃河鐵橋炸毀，我始終活動着我的筆，不管有多大用處。鐵橋炸毀，敵軍眼看攻到，而當地長官還沒有抗戰的決心，我只好走出來。不能教我與我的筆一齊銹在家中。
到漢口，我的筆更忙起來。人家要什麼，我寫什麼。我只求儘力，而不考慮自己應當寫什麼，假若寫大鼓書詞有用，好，就寫大鼓書詞。藝術嗎？自己的文名嗎？都在其次。抗戰第一。
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筆上，這支筆須服從抗戰的命令。有一天，見到一位傷兵，他念過我的鼓詞。他已割下一條腿。他是誰？
沒人知道。他死，入無名英雄墓。他活，一個無名的跛子。他讀過我的書詞，而且還讀給別的兄弟們聽，這就夠了。只求多有些無名英雄們能讀到我的作品，能給他們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動，也好。我設若因此而被關在藝術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無名英雄們，我必滿意，因為我的筆並未落空。
這一年來的流亡，別離，苦痛，都可以忍受，因為筆還在我手中。想想看，那該是怎樣慘酷的事呢，設若我的手終日閑着，筆尖長了銹！再退一步講，我依然繼續寫我的長篇小說，而沒有一個無名英雄來取讀，我與抗戰恐怕就沒有多大關係了吧？在今日，我以為一篇足以使文人淑女滿意的巨制，還不及使一位傷兵能減少一些苦痛寂寞的小品；正如爭得百米第一的獎牌，在今日，遠不及一位士兵挂彩那麼光榮。在這時代，才力的偉大與否，藝術的成就如何，倒似乎都在其次，最要緊的還是以個人的才力——不管多麼小——而藝術——不管成就怎樣——配合著抗戰的一切，做成今天管今天的，敵人來到便拿槍的事實。
我是在這裏稱讚自己嗎？一定不是！我是來說這一年我的筆沒有閑着，和為什麼事沒有閑着。我盡了我的力，該當的；只覺得不夠，羞愧；還敢自諛？因為我自己如是，我便可以切實地說明，文藝界的朋友們多數的是加緊工作，不肯閑起筆來。
大家所寫的不同，可是文藝始終未曾被敵人的炮火嚇得閉口無言。自然，因印刷的，交通的，分配的，種種不便與疏忽，文藝還未曾深入民間與軍隊中。可是，這不足證明文藝者的懶怠，而是許多許多實際的困難未能克服，不能歸咎於作家。第三期抗戰已到，精神食糧必須與武器兵力一齊馬上充實起來，不可稍緩。文藝者，我相信，是願意把筆作為槍的。那麼，政府社會在實際上能予以便利及與幫助，實在是必要的。文藝者只有筆，他並沒「一應俱全」地帶着印刷與交通工具。等到文藝者的筆因客觀的條件而不得不銹起來，那個損失將非僅後悔所能彌補的。
這一年的筆是沾著這一年民族的血來寫畫的，希望她能盡情地揮動，寫出最後勝利的歡呼與狂舞。有筆的人都是有這個信仰。希望政府與社會幫助。橫掃倭寇，還我山河！
載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漢口《大公報》自述
抗戰第一年的深秋，我帶了五十塊錢，由濟南跑到漢口。
一晃兒，四年了！
妻是深明大義的。平日，她的膽子並不大。可是，當我要走的那天，鋪子關上了門，飛機整天在飛鳴，人心恐慌到極度，她卻把淚落在肚中，沉靜地給我打點行李。她曉得必須放我走，所以不便再說什麼。四年沒聽見她的語聲了，沉着的靜，將永遠使我堅強！
兒女都小，不懂別離之苦。小乙幫助媽媽給爸爸拾收東西，而適足以妨礙媽媽。我叱了他一聲，他撇了撇嘴，沒敢哭出來。
至今，我覺得對不起小乙；現在他大概已經學會寫幾個字了吧？
四年了，每一空閑下來，必然地想起離濟南時妻的沉靜，與小乙的被叱要哭；想到，淚也就來到；可是，抗戰期間，似乎應把個人的難過都忍在心中，不當以淚洗面；我不敢哭。同時，我總設法教自己忙碌；沒有空閑，也就沒有了閑愁。
要把相當忙碌的四年中所經歷的一切都寫下來，恐怕不大容易；挑選著說一點吧：一、我的苦惱：自幼就窮，慣於吃苦。
可是，自幼就好潔凈，雖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臉，衣服不怕破爛，只怕臟。
抗戰中，我連好清潔的習慣也不能保持了，很難過。
既愛清潔，很自然也就愛秩序。飲食起卧都有定時，一切東西都有一定的地位。秩序一亂，我就頭昏，沒法寫作。抗戰四年，我沒有寫出很多的文章來，寫出的一點也十分拙劣，恐怕沒有秩序是個很重要的原因。
愛潔凈秩序的人往往好安靜。我就是那樣。不大愛熱鬧，不喜歡見生人。可是，在抗戰中，沒法把自己隱藏起來，什麼地方都須去，什麼生人都須見，不管我願意不願意。設若我能自主，我一定會躲到深山裏去。可是流亡四方，原為做一點有益於抗戰的事，怎能藏起去呢？也許還有人說我風頭十足呢？咱們心裏分明；個人內心的痛苦是用不着報告給不關切他的人的。
按理說，上述一些小苦惱本算不了什麼。比起抗戰將士所受的苦處，這真是微乎其微了。不過，假若我是做着別的事，我想一定不會抱怨什麼；我要寫作，這就不同了。寫作有許多條件，個人的習慣也得算一個。把我放在一個毫無秩序的地方，我實在無法工作。啊，一個人是多麼不易適應環境呀！我真欽佩羨慕那些戰地的文藝工作者和新聞記者，他們即便是爬在土壕里，還能寫他們的筆記或報告。我願自己也有這種本領！戰時的文人，據我看，不但要有文藝上的修養，還須有體質上的準備，「文弱」是戰時文人的壞的形容詞！可惜，我已年過四十，求不生疾病已屬不易；要說一時就把自己練成運動家的模樣，或者近乎夢想了。盼望青年文人們都注意到身體！
好清潔與愛秩序絕不是惡劣的習慣，我想不會有人以為我是要養尊處優地去吟風弄月。我之所以提到因不能保持這並不是要不得的習慣而感到苦惱者，倒是為說明假若我有健壯的身體，我就可以連這點苦惱也漸次消滅，使生活的不安毫不影響到我的工作。同時，我還要藉此說明：這四年來，我已經沒有什麼私生活可言。家眷不在我的身邊，住處無定，起睡沒有定時；別人教我怎樣，我就怎樣，沒有哪一天可以算作我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工作，有時候也不能自主；我生活在團體里，我的寫作也就往往受人之託，別人出題，我去寫。這種沒有私生活的生活，給我許多苦痛，可是漸漸地也習慣下來。為了抗戰，許多寫家是這樣的活着；人家既能忍受，我就也得忍受；戰爭帶來的苦難，每一個人都應當分擔一些。至於說這種生活妨礙了寫作，自然使我最感不快，可是社會上既還沒想到文字的事業應當在安靜方便的處所去做，而給文人們預備一個工作室，我就只好在忙亂與嘈雜的縫子中，忙裏偷閒地去寫一點。寫不出好東西，還是我自己來負責，不怨別人——要怨，也似乎只好怨自己沒有牛一般的力氣吧。
二、我的欣悅：抗戰以前我不是在青島，便是在濟南，連北平也不大常去。因此，平滬兩大文藝本營的工作者，認識我的很少。抗戰後，有了見面的機會，我交了許多的朋友。前面說過，我羞見生人；文人中自然也有不少生人，可是我不怕見他們，且願交為朋友，因為既同是文人，自有相近之處，人雖生，而氣味似久已相投，恨未一面耳。
單單是大家呼兄喚弟，不但沒有用處，而且也顯著肉麻。
我的朋友增多，每個人都有他的經驗與特長，這才是學習與研究的好機會呀，這才使我欣喜呀！我們談，我們相互批評，於是我的膽子大起來。不會寫劇本嗎？去討教！寫得不好嗎？請大家批評！就是在這種友誼中，我才開始練習寫詩歌與劇本。
除了個人的獲得，我也為整個的文藝界欣喜，因為互相教導與批評的風氣在抗戰中造成，一定不會因抗戰勝利而消滅；那麼，這種好風氣的繼續存在，也就是文藝能進步不停的保證。
有了這個欣喜，便克服了一切的小煩惱。什麼衣服無人補啊，餓冷無人問啊，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是干文藝的人，只要在文藝上有所獲得，便是獲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與成就，雖死不怨。
我希望還能再活二十年。這二十年中須再寫出像點樣子的十本或十多本作品。這些作品將是在寫完以後，約請文友詳加批評，而後細細修改；而後再評再改，直到大家與我都滿意了才去付印。有今日的欣喜，我相信這對來日的希冀不是個夢想。
三、我的態度：從家裏跑出來，是為做一點有助於抗戰的事。能做多少，做得好壞，都是才力的問題；我曉得自己的才薄力微，但求不變此心，不問收穫多寡。四年來，我已沒有了私生活；這使我苦痛，可也使我更努力做事；我不怕被稱為無才無能，而怕被識為苟且敷衍。被苦痛所壓倒是軟弱，軟弱到相當的程度便會自暴自棄；這，非我所甘心。我永遠不會成為英雄，只求有幾分英雄氣概；至少須消極地把受苦視為當然，而後用事實表現一點積極的向上精神。
有了此態度；我要做什麼就極容易決定了。我所要做的必是我所能做的；我能寫點小說之類的東西；那麼，寫作便是我的無容猶豫的工作。同時，妨礙寫作的事也必須避免。做編輯，專心去看別人的文字，便沒有時間寫自己的，我不幹。做教員，即使不管誤人子弟與否，一面教書，一面寫書，總不會是相得益彰的事，我不幹。做官，公事房大概不是什麼理想的寫作的地方，我不幹。削去這些枝節，即使本干還是很單細，但總有可以漸次堅實起來的希望；這個希望我抱定了筆與紙不放手。
幸而我的家眷沒有跟着我！假若他們是在我的身邊，我雖終日不舍紙筆，恐怕為了油鹽醬醋，也要耽擱許多時間，耗費許多精神。說不定，還許為了煤米柴炭去做編輯、教員，或小官。我感激我的妻！
在抗戰前，正如在抗戰後，我的志願不大——只求就我所能做的做出一點事來。抗戰後之所以異於抗戰前者，就是抗戰前生活有規律，抗戰後生活比較的散漫。生活的沒有嚴整的秩序，影響到我的工作；可是，生活的簡單使我心中清楚，雖然感到小小的苦惱，而不至於使我悲觀與灰心。同時，我所能做到的，總願多做出來一些；不能做的我絕不輕舉妄動。這樣，我可以在一方面像耕牛似的慢慢地犁著土，在另一方面我抱定不隨便生氣動怒的主意。假若我被人罵了一頓，我必檢討自己一番；罵得對呢，我須接受；罵得不對，便一笑置之。無論如何，我不還口。以罵還罵，有時候或者是必要的，但是我不願這樣做。因為我所能做的是寫一點小說劇本之類的東西，而罵人並不能與小說劇本相併列，所以即使我會罵人，我也不想開口。我未必能把小說劇本等寫得很好，可是我准知道即使罵人罵得極俏皮厲害，也不能代替我那不很好的小說與劇本。因此，假若今天在某刊物或報紙上有罵我的文字，而明天那個刊物或報紙來教我寫文章，我還是毫不遲疑地給它寫；後來，它又罵了；大後天，再教我寫，我還是毫不遲疑地去寫。我寫不出很好的文章來，但是我總求它有一點文藝性，這才能由學習而逐漸獲得一點好的經驗。世界上有很好的罵人文字，永垂不朽，但是，並不很多。我沒有罵人的天才，所以寫詬罵的文字不見得是上算的事；假若我的一本小說可以傳到十年百年，我的一篇罵人的短文也不過只能快意一時而已。我很盼望在今天有幾個能寫罵人文字的人，而且能永垂不朽，給我們的文藝增添一點光采。可是，這種文字極難寫，非有極高的天才與識見不行。
若是破口罵罵別人，以增自己的威風，居心已愧，必定罵不出什麼名堂，而只虛耗了紙筆，在抗戰中（或在任何時期），實無可取！
表白自己或者是件討厭的事。好了我不再多列條目。在第一條里，我說明了自己的苦痛何在，和怎樣就可以克服這種苦痛——身體強的才能有充足的戰鬥力。第二條中，我道出自己的欣喜。這欣喜不是什麼利益，而是好學習的心志遇到了可以學習的機會，足以使我更堅定地做個職業的寫家，從今天直到入墓。第三條是第一、二兩條的產物。我苦痛，就應設法堅強自己，以期繼續地工作。我欣喜，就更當削減一切冗葉繁枝，使自己真能成為文藝之林中的一株有出息的小樹。
這苦惱，這欣喜，與這由苦樂中決定的態度，是四年來生活的實錄，不是空想。既是自己生活的實錄，就不求別人來批評，因為我只覺得自己這麼做是對的，並不希望別人也照方吃一劑。至於這些事實都與抗戰有關與否，我覺得十分慚愧：我真願為國家出力，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可是因才力所限，因一向沒有顯身揚名的宏願，我僅能在文字上表現一點愛國的誠心。從各盡其力的道理來說，我總算沒有偷閑偷懶；從報國救亡上來說，我只有慚愧！
載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