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中國文物常識》（6）
織綉染纈
唐有「雙矩錦」「盤絛綾」，和其他花紋一樣，內容似還少人分析過。比較說來，這類絲綢花紋，實同源異流，同出於古代竹篾編織物，由之影響發展而成，且可代表較原始提花織物紋樣。時期早可以到三千年前的商代，晚也必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即已成熟。古人所謂「純錦」「重錦」，或陳留出的「美錦」，這種矩紋錦即或不佔主要地位，也必然有一定地位。
在金元之際，絲織物的生產，由色彩綜合為主的要求，轉而為用金來做主體表現，正反映一種歷史現實，即民族鬥爭歷史中，文化落後的游牧民族武力一時勝利時，就會形成一種「文化後退」現象。
談錦——矩紋錦的本源及其發展[18]
中國織錦，從比較可靠的文獻——《詩經》《左傳》《國語》等稱述，至少已有了約二千五六百年的歷史。古代所謂貝錦、重錦、純錦，雖為二千年來經、史學人時常稱引疏解，實物究竟應當是個什麼樣子，卻少有人具體提出。即或比較後來一些記敘，由於近半世紀的出土實物日益增多，把文獻和實物相互印證，工作上得到許多便利，有種種可能，過去學者通人如漢代鄭玄釋《三禮》，晉代郭璞注《爾雅》，唐代顏師古注《急就章》，及明、清以來如顧炎武、趙翼等，孤立引書、證書，即再博學多通，不易弄得清楚明白的問題，也可起始從文物互證得到許多新的認識、新的理解。例如對於《急就章》中涉及絲綢部分，前人以為屬於色澤形容的，新的發現已明白大部分實為花紋形象。但從整個情形說來，這部門生產成就及其在發展中如彼如此原因，問題還可以說是一片空白，不僅僅是漢代的知道的不夠多，即近五百年生產，也還是所知有限。既未在藝術史研究工作範圍之內，也不曾在國內幾個有條件大博物館，成為一個專題研究課目，佈置一點人力，來起始認真作些初步探索工作。因此文化史或藝術史涉及這部門藝術成就時，多缺少應有理解，只能空泛交代幾句不着邊際的說明，居多完全觸不著本題。一面涉及百十萬勞動人民，累代連續生產了大幾千年，還留下實物以十萬計的藝術品，我們對之還十分陌生；另一面是明、清以來，少數文人、畫家，在筆墨藝術風格上，略有突破，直到如今，還在藝術上佔用若干篇幅，作詳盡分析，而在藝術出版物上，也一再重印，還在國內作各種不同規模的展出。從這一點上，讓我們感覺到，若對於「民族優秀遺產」的「古為今用」要求落實時，發生困難是意中事。特別是關於絲織物這一部分在藝術上的偉大成就，所抱的輕視、忽視態度，是不大合理的，有負於古人的。因不揣鄙陋，試從常識出發，作些探索工作。拋磚引玉，實有待國內專家學人共同努力。
唐有「雙矩錦」「盤絛綾」，和其他花紋一樣，內容似還少人分析過。比較說來，這類絲綢花紋，實同源異流，同出於古代竹篾編織物，由之影響發展而成，且可代表較原始提花織物紋樣。時期早可以到三千年前的商代，晚也必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即已成熟。古人所謂「純錦」「重錦」，或陳留出的「美錦」，這種矩紋錦即或不佔主要地位，也必然有一定地位。
雙矩錦得名雖出於唐代，敦煌唐代壁畫服飾部門和邊沿彩繪部門，均少有反映。恰說明唐代裝飾藝術在絲綢上的要求，已將重點放在團窠圖案一類以寶相、牡丹、地黃、交枝小簇花為主的植物紋樣，和鴛鴦、鸞風和其他鳥鵲含綬穿花等動物圖案相互交錯處理上，較古式的矩紋圖案已不再占重要位置。但是它的繼續生產還是事實。而且還在發展中，千年來依舊生產，且衍進變化成種種不同花式。在稍後的宋代及近三百年，在錦類生產中，還續有發展，做出百十個新花樣。
矩紋錦在唐代，似只在張萱《搗練圖》卷中一個骨牌凳墊子上繪出過。從比較得知它和青綠簟紋錦、金銀錠式錦均同屬一格。傳世實物雖不多，惟《營造法式》彩繪部門，卻還保留下好些種不同格式。明、清仿宋錦實物，以康熙有代表性，大致還可找出卅種不同樣子，可以證實它原來的式樣和衍變的過程。由此明白它在提花彩錦中出現，可能比龜子錦還早些。錦紋基本既從竹篾編織物而出，至少商代已可能有這種花紋產生，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卻逐漸成熟，發展成各種相似而不同的圖案。儘管到目下為止，還未發現過這種錦緞，另外一時必將從新的發現實物中得到證實。因為一切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又必然和其他事物有一定聯繫，且在不斷發展中的。我們無妨從「聯繫和發展」來作些初步探索：
一、商代白陶器上有相同連續矩紋圖案。
二、同時或早些青銅器上也有相同矩紋圖案（方鼎上反映特別具體）。
三、安陽出土一個白石雕刻人像，衣服上即使用這種矩紋圖案，而且反映得十分清楚明白。
特別重要便是白石刻人像上的花紋，雖間接卻具體。且不僅商代各物上存在種種相同花紋圖案，此後也還並未絕跡失蹤，還繼續反映到工藝品中，成為裝飾圖案一部門。
一、春秋戰國中原地區各處出土青銅車軸頭上還有這種連續矩紋，地子或作芝麻點，或作羽狀捲雲紋。時間比楚式鏡子上反映當略早些。
二、楚式青銅鏡子上，主要花紋圖案之一種，且形成種種不同變格式樣，地子或作整齊細緻羽狀捲雲，或作不規則螺旋雲紋。由於過去對於它的來源成因不明白，或稱「山」字鏡，或稱「T」字鏡，或稱「矩形」鏡，或稱「規矩」鏡，可極少注意到它和紡織物紋樣的關係。並且它既和「山」字可能有一定聯繫，也和禮制玉中的「蒲紋」不可分割。
三、戰國或秦漢之際大型空心磚邊沿有這種連續矩紋。從類似磚上使用
紋已確知為絲綢中的綾紋，則磚上連續矩紋，更必然是一種織物花紋。
四、戰國玉璧上有這種連續矩紋，此外玉羽觴、玉具劍上之玉璏上，也使用過這種連續矩紋。這個一般可說是一種雲紋的變格，事實上卻更近於連續矩紋的縮小。（周代禮制玉說的蒲紋，如非指這類紋樣，即應當是另外一種青蒼玉大璧上所反映的一種直格紋和縱橫交錯的條紋。至於《三禮圖》所繪在璧上作小簇寫生蒲紋，則只是宋人以意為之，完全不符實際。因直到目下為止，出土周代大小玉璧千百件，還從無作《三禮圖》上那種寫生般蒲紋的。）
五、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彩繪俑，有些衣沿作這種連續矩紋。如結合史志上說的「衣作綉，錦為沿」的記載，則無疑這種花紋，事實上即當時一種錦紋。最具說服力也是這個俑上衣沿的反映，和商代那個白石刻人像花紋一樣，是直接出現於衣服上的。六、山西侯馬近年出土大量鑄銅用陶范，有幾個約四寸長人形陶范，有着矩紋短短花衣的，也有着條子式三角迴旋雲紋花衣的。這個材料且進一步為我們說明，既有全身矩紋圖案，又有間隔條子式花紋圖案，白陶早已發現過這種條子式作
方折迴旋雲紋，彩陶則間隔條子也常有發現。白陶上矩紋且和人形泥范上衣着花紋完全一致。由此可知，當時生產這種花紋紡織物，至少已有幾種不同方式，幅面較窄只堪作衣沿或腰帶用的，或和目前還在西南苗族、西北回族用粗毛編織的帶子式材料技術相差不多，是屬於原始腰機地機，用手指憑操作習慣理經提花，而用一種木石璋式刀具或牛肋骨作工具，代筘壓線進行的。這雖是種原始提花機，而直到如今，卻還在邊遠地區繼續使用。十八世紀海南島黎族使用的工具全份，還陳列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運用這些工具進行織作方法，則在雲南石砦山出土銅器上，還有極典型形象保存，陳列於北京歷史博物館。這還是一千九百年前時留下來的。（至於西藏式織氆氌工具，卻已有了進一步改進。）同一時期也正是中原地區如陳留襄邑使用新式提花機織出「登高望四海」「長生無極」「韓仁」諸彩錦時！從這些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假定，即由商代到東周，這種矩紋彩色提花紡織物至少有兩種不同幅度：一種不過三五寸寬，楚俑所用衣邊，是不用剪裁照原來幅度綴上的。商白石人像和侯馬泥范人形所穿花衣材料，卻是照古代二尺幅筘立式提花機作成的。
矩紋錦在漢代已少見，同式花紋反映到其他裝飾圖案也少見。說明了一個問題，即由於生產發展，織機改進，這類近似幾何規矩圖案已不能滿足生活要求。因此漢代彩色花錦出土不下數十種，基本紋樣多是雲山中鳥獸平治為主題，打破了傳統束縛，自出新意。圖案來源不外從兩個方面：即反映現實主義的遊樂狩獵生活，反映於文字則產生《羽獵賦》《上林賦》等敘述，其次反映浪漫主義的對於神仙方士長生不死的迷信情形，反映於文字，則有如《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有關海上三山等敘述，及樂府詩關於博山爐形容。這兩種思想，影響到工藝裝飾圖案各部門，產生冠飾上的盾形金博山，和陶井欄青銅燈上的金博山形裝飾。產生五鹿充墓出土的錯金戈戟附件上的花紋，上作仙人駕鹿車在雲中馳逐，各種鳥獸駭躍騰驤于山雲間。產生朝鮮漢代古墓出土的同式錯金銀附件花紋，上作騎士射虎，及孔雀、鴻雁、麋鹿、野豕于山雲中奔走馳逐。影響到翠綠釉陶和栗黃釉陶鼎或尊蓋部博山，產生千百種各具巧思的金銅博山爐。反映於絲織物，則成各種大同而小異的錦紋，而以較著名的「韓仁」錦和「登高望四海」「新神靈廣」「明光」諸錦最有代表性。事實上這種錦紋也可以說是立體博山爐的平面化，圖案來源是共通的，都出於海上三神山的傳說。這種錦紋的成熟，如據上面文字分析，早或在秦始皇，晚亦不會到武帝以後，因為「登高望四海」必然和當時封建統治者大奴隸主妄想長生不死上泰山封禪有密切關係。錦上字體也具秦刻石風格。有些也可能早到戰國中晚期，因為花紋作
式雲紋，正和戰國楚式銅鏡花紋及彩繪漆盾花紋有共通點。古代有關絲綢名目的「軻」和「綺」，可能和這個花紋有關。「長樂」「明光」則系秦漢宮殿名目。這種花紋錦緞，直到晉代還繼續生產。《鄴中記》所說「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及《南史》稱「仙人鳥獸雲氣異樣花紋」，和米芾所見晉永和時「仙人鳥獸雲氣織成錦」必然有密切聯繫。或簡直就是同一織物。到北朝晚期或唐代初期，錦類才有進一步變化，龜子紋錦或屬固有格式，連珠團花、對羊、對靈鷲、對天王狩獵、野豬頭等圖案，則有可能來自西域，或更遠一些地區。根據見多識廣的張彥遠記載，說竇師綸在成都做行台官時，出樣製作的瑞錦，游龍翔鳳諸花樣。既稱章彩奇麗，流行百年不廢，可知花紋圖案組織及和色方面成就，均必有過人處。從日本正倉院所藏唐代實物及敦煌唐代彩繪壁畫種種壯麗絲織圖案還可窺見大略。韋端符《李衛公故物記》和《唐六典》羅列了部分綾錦名目，並特別對於一近似織成錦式刻絲衣袍花紋加以讚美。陸龜蒙《古錦裙記》則記述所見特種錦裙，雖說或陳、隋間物，其實以鳥銜花使用習慣而言，則大致成於唐初。
雙矩紋綾錦見於《唐六典》諸道貢賦，盤絛綾錦則着錄於較晚的大曆禁織綾錦紋樣詔令中，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諫織繚綾奏議」也提起過。唐代以來，大撮暈彩錦類，雖已達到和色極高藝術效果，惟在應用方面似以本色花綾和染纈比較廣泛。紅紫使用有一定限度，惟青碧色不受何等拘束。
彩錦類在歷史各階段中如玄宗開元初年和肅宗時，常因政治上原因，一再明令禁止。矩紋和盤絛在織法上比較簡單，且切合新流行於上中層社會坐具墊子類需要，從而得到發展是意中事。但從「諫織盤絛繚綾奏議」中，可見比一般本色花綾還是華美難織，貨幣價值也必然較高。直到宋代，社會生產有進一步發展后，錦緞花紋也因提花技術有了提高，更重要是絲綢生產數量的擴大和品種的加大，彼此競新立異，因此由比較簡單的龜貝錦發展而成的八答暈錦，由團窠錦發展而成的大寶照錦，由一般花紋比較疏朗的素地串枝牡丹錦發展而成的滿地金，或間金紅地藏根滿地花加金錦。燈籠式也由北宋成都起始織造金線蓮花燈籠錦而發展成各種各樣不同式樣。梭子杏仁式樗蒲綾，也由唐代遂州所織，到宋代發展而成許多相似不同花紋，有對鳳、游龍、聚寶盆、牡丹等等，就織法說則有羅、紗、緞，就材料說有織金，有間金，有裝花，有本色花等等。從簟紋發展而出的矩紋錦，這時節由於應用面的擴大，也得到進展，從《蜀錦譜》和後來些《博物要覽》所記宋代幾十種綾錦名目中試加分析，即可知至少有×種和簟紋有關。或由之發展而成。即明代普遍流行，清代又在南京、蘇州大量織成的萬字地大小折枝串枝花式，明人所謂「落花流水」錦，不下百種式樣，也無一不是由之發展而來。這類宋錦實物雖保存已不多，但《營造法式》彩繪部門若干種花式，基本上即是錦緞式樣，可以用來和現有明、清同式錦緞互證，給我們對於它有深一步認識。
織金錦[19]
中國絲織物加金，從什麼時候起始，到如今還是一個問題，沒有人注意過。比較正確的回答，要等待地下新材料的發現。以目下知識說來，如把它和同時期大量用金銀裝飾器物聯繫看，或在戰國前後。因為這個時代，正是金銀錯器反映到兵器、車器和飲食種種用器的時代，是漆器上起始發現用金銀粉末繪飾時期，是用金捶成薄片，上印龍紋作為衣上裝飾時期。但是文獻上提及錦繡時，是和金銀聯繫不上的。春秋以來只說陳留襄邑出美錦、文錦、重錦、純錦。「錦」字得名也只說「和金等價」，不說加金。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過這時期墓葬中絲織物加金的記錄。長沙戰國古墓中，得來些有細小花紋絲織物（新近還發現棺木上附着的黼綉被），可不見着金痕迹。陝西寶雞縣（今寶雞市陳倉區）鬥雞台，發掘過西漢末墳墓，雖得到些鳥獸形薄金片，或是平脫漆上鑲嵌的東西，可不像是衣服上的裝飾。西北樓蘭及交河城廢墟中，掘出的小件絲綉品，其中有些金屑存在，絲織物還極完整，不見剝損痕迹，當時是用金箔粘貼，還是泥金塗繪，又或只是其他東西上殘餘金屑，不得而知。東漢以來，封建帝王親戚和大臣的死亡，照例必賜東園秘器，有用硃砂畫雲氣的棺木、珠襦玉柙。這種玉柙，照《後漢書·輿服志》解釋，是把玉片如魚鱗重疊，用金銀絲縷穿綴起來裹在身上的。一般圖錄中還沒有提起過這種實物式樣。中國歷史博物館中有份劉安意墓中出土遺物，有骨牌式玉片一堆，上下各穿二孔，穿孔部分猶可看出用金縷的方法，還是用細金絲把玉片釘固到絲織物上。當時這種金絲有一部分必然外露，但決不會特別顯著。
《史記》《漢書》都稱西北匈奴、胡人不重珠玉，歡喜錦繡。漢代以來中國每年必賜匈奴酋長許多錦繡。中國向大宛、樓蘭諸國換馬和玉，也用的是錦繡和其他絲織物。這種絲織物中，是有加金的，如《鹽鐵論》說的中等富人的服飾，即有「罽衣金縷，燕貉代黃」。說的金縷也可能指的是大夏、大秦外來物。
《晉書·大秦國傳》稱：
大秦能刺金縷綉。
西北匈奴羌、胡民族，既歡喜錦和金銀，就有可能從大秦得到金縷綉。近半世紀西北發掘的文物，證實了史傳所稱西北民族愛好錦繡的習慣。在蒙古和新疆沙漠中，得到的漢代絲織物，如帶文字的「韓仁」錦、「長生無極」錦、「宜子孫」錦、「群鵠」錦、「新神靈廣」錦、「長樂明光」錦，和不帶文字的若干種綾錦繡件，截至目下為止，還是中國古代絲織物中一份最有代表性的、珍貴的遺物。它的紋樣和古樂浪漢墓出土的絲織物大同小異，恰是漢代中原絲繡的標準紋樣（正和《鹽鐵論》說起過的，兩地當時受中原墓葬影響情形相合）。
中國科學院黃文弼先生，在他作的《羅布淖爾考古記》中說：
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冢中，死者衣文綉彩，甚為麗都，雖黃髮小兒，亦皆被服之。
遺物中有一片近乎織成刻絲的織物，上面做的是一匹球尾馬拉一輛車子，文獻和其他報告圖錄中，還從來沒有提起過。但似乎沒有見過刺金縷綉。其中一個青紅錦拼合成的錦囊，記錄上雖說是從魏晉之際古墓中得來，其實是正格漢式錦，一作龍紋，或即《西京雜記》所謂蛟龍錦，有無極字樣。一作對立小鴛鴦花紋，有一「宜」字，似宜子孫錦，已啟唐代作風。這些絲織物據朱桂莘先生說，當時或著金。但從提花緯線考察，不像加過金。在北蒙古古墳中，曾得到一小片桃紅色有串枝花的毛織物。花紋和一般絲織物截然不同，和漢末鏡緣裝飾倒相近。如非當時西北著名的細罽，從花紋看，有可能來自大秦或西方其他國家，時代當在魏晉之際。
因《西域傳》記載，中國絲織物加金技術上的發展，一部分學人即以為實來自西方。但是，一切生產都必然和原料發生聯繫。錦緞類特種絲織物生產，除古代的陳留襄邑、山東臨淄，漢以來即應當數西蜀。金子生產於西南，漢代西蜀出的金銀知漆器，在國內就首屈一指。因此，中國絲織物加金的技術，說它創始於西南，或比較還符合事實。最早用到的，可能是金薄法，即後來唐、宋的明金縷金法，明、清的片金法。絲織物紋樣既和同時金銀錯紋樣相通，加金部分也必然和金銀錯大同小異。
張澍《蜀典》引魏文帝曹丕《典論》，批評三國時絲織物說：
金薄蜀薄不佳，鮮卑亦不受。如意虎頭連璧錦，來自洛邑，亦皆下惡，虛有其名。
循譯本文的意思，即川蜀織的金錦和彩錦，送給鮮卑民族，也不受歡迎！洛陽有名的出產，品質並不高。
《諸葛亮文集》則稱：
蜀中軍需惟依賴錦。
可知當時蜀錦生產還是軍需主要來源。川蜀是金子重要生產地，捶金箔技術，於蜀中得到發展，是極自然的。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會的需要。《三國志·魏書·夏侯尚傳》稱：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餙鏤之物。
說的即明指各種絲織物衣服上加金銀裝飾。或刺繡，或織成，則不得而知（用金銀縷刺繡作政治上權威象徵，從此一直在歷史發展中繼續下來，到以後還越來越廣泛）。
歡喜用金銀表示豪奢，在西北羌胡民族中，最著名的是石虎。陸翙著《鄴中記》稱，石虎尚方錦署織錦種類極多，可沒有提過金錦。其中有「大明光」「小明光」諸名目，這種錦在漢墓中即已發現，還是韓仁錦類漢式錦。但這時節印度佛教大團花已見於石刻，反映於絲織物，很可能就有了後來唐代的暈錦類大花錦，宋時的大寶照錦，用虹彩法暈色套彩，技術上比韓仁錦已大有進步，可不一定加金。至於當時的織成，則近於宋以來刻絲。有幾種明白稱金縷和金薄，說明小件絲綉用金的事實。
《鄴中記》又稱：
石虎獵則穿金縷織成合歡禱。
可見當時也用到比較大件衣着上。所說金縷即唐宋的捻金，金薄即後來的明金和片金（但唐人說縷金，卻有時指明金，有時指捻金。捻金又可分後來克金式的和一般庫金式的）。
《西京雜記》也記了許多特別絲織物，曾說「蟻文萬金錦」，這個著作說的雖是漢代故事，反映的卻多是魏晉六朝時物質，蟻文萬金似乎只是奇異貴重的形容，花紋正如西域所得錦緞，並非用金織就。
許多記載中，惟《蜀典》引曹丕批評，所說金薄、蜀薄指的近於後來織金，且和曹操《上雜物疏》文中一再提起的「金銀參帶」漆器相關聯。文中還提起許多漆器是用金銀繪畫的。
另外，東晉時也用泥金，王隱《晉書》稱，江東賜在涼州的張駿以金印大袍。如金印大袍指一物，用金印必泥金方成功。
又《北史·李光傳》，說賜光金縷綉命服一襲。還是像捻金綉，不是織金。
就情形說來，織金法大致至遲在東漢已經使用。川蜀機織工人所作金薄，必和所做金銀扣漆器一樣，當時實在具有全國性，既可得極高利潤，自然會繼續生產。
到三國時，由於中原長年戰爭，影響到銷路，也必然影響到生產。這時生產技術雖保留，品質已退步，不如本來。至於用捻金刺繡和捻金法，技術上有可能是從西方傳來的。魚豢《魏略》即稱大秦能織金縷綉。至於在中國和泥金塗畫，三種加金同時用到，當在晉六朝之際。以北方用它多些。原因除奢侈享樂，還有宗教迷信，諂媚土木偶像（《洛陽伽藍記》提金銀著佛像極多）。不久南北同風，南方用於婦女衣裙，且特別顯著。隋代用泥金銀即極多。到唐代，貞觀時先還儉樸，及開元、天寶之際，社會風氣日變，一般器物多用金銀，或金銀裝飾，如漆器中的平脫鏡子、桌兒、馬鞍（姚汝能《安祿山事迹》還提到金銀杓瓮笊籬）。加之外來技術交流，一般金細工都有長足發展，從現存實物可以明白。絲織物加金技術，也必然於此時得到提高。捻金織物於是同樣得到發展機會。不過從唐人詩詞描述中看來，用於女子歌衫舞裙中的，還不外兩種方法：一即銷金法的泥金銀繪畫或印花，一即捻金線縷金片的織綉。以泥金銀繪和捻金刺繡具普遍性，織金範圍還極窄。
「銀泥衫穩越娃裁」，「不見銀泥故衫時」，「羅衣隱約金泥畫」，「羅裙拂地縷黃金」，即多用於女人衣裙的形容，也間或用到男子身上。
《雞跖集》稱：
唐永壽中，敕賜岳牧金銀字袍。
又：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時，武后賜以紫袍龜帶，自製金字十二以旌其忠。
這可見男子特種衣袍上加金銀文字，從晉以來就是一種政治上權威象徵，不會隨便使用的。
又《唐書》稱：
禁中有金烏錦袍二，元宗幸溫泉，與貴妃衣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元宗賜安祿山衣物中，也有「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雞袍」。指的都是當時特種統治身份才能用這種加金絲織物衣服。
又《唐語林》稱，貴妃一人有綉工七百餘人。為了滿足當時楊家姐妹的窮奢極欲的享樂，衣裙中用金處必然極多。至於如何使用它，從敦煌唐代女子服裝可以見出當時花朵的佈置方法，主要多是散裝小簇，即宋時金人說的「散答花」。串枝連理則多用於衣緣、斜領和披肩、勒帛。花式大都和現存唐鏡花式相通（特別是男子官服中的本色花綾，如雁銜綬帶、鵲銜瑞草、鶴銜方勝、地黃交枝等等，反映到遺物和鏡文中，都極具體分明）。它的特徵是設計即或用折枝散裝花鳥，要求的還是圖案效果。做法則刺繡和銷金銀具比較普遍性，也有可能在彩色夾纈印花絲織物上，再加泥金銀繪的。
《新唐書·肅宗紀》：
禁珠玉寶鈿平脫、金泥刺繡。
正反映元宗時金泥刺繡必十分流行，經安史之亂后，才用法令加以禁止。但唐代特種絲織物，高級錦類，一般生產我們卻推想是不用織金，也不必用金的。韋端符記李衛公故物中有錦綾袍，陸龜蒙記所見雲鶴古錦裙，說的都是唐代講究珍貴彩色綾錦，文字敘述非常詳細，均沒有提起錦上用金。兩種織物照記載分析，都近於後來刻絲。
日本正倉院收藏唐代綾錦許多種，就只著明有四種唐代特種加金絲織物。惟用金到衣服上，且確有織金，和許多不同方法加金，開元天寶間《唐六典》已提到，用金計共有如下十四種：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砑金、披金、泥金、縷金、捻金、戧金、圈金、貼金、嵌金、裹金（此為明楊慎所引，今六典無）。
唐人記閻立本畫，用泥銀打底，是和泥金一樣把金銀做成細粉敷上去的。若用於衣裙帳幔，大致不外是印花和畫花。捻金是縷金再纏在絲線上成線，也可織，也可綉。一般說來，繡的技術上處理比較容易，用處也比較多。織金通常卻用兩種方法：一則縷切金銀絲上機，是三國以來金薄法，唐、宋、明金法，明、清片金法；一作捻金線織，捻金法有可能從西域傳來。早可到三國時，由大秦來。晚則唐代由波斯通過西域高昌、龜茲諸地區兄弟民族，轉成中原織工技術。北宋末文獻記錄已有捻金青紅錦五六種。但直到明代，織金錦中用到捻金的，占織金類比例分量還是極少。清代方大用，是因細捻金線技術有了特別進步，才把這種捻金範圍擴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應數清華大學藏乾隆兩軸刻絲加金佛說法圖，徑幅大到一丈六尺以上。原藏熱河行宮，共十六幅，辛亥以後取回北京，存古物陳列所，日本投降后，不知為何被人偷出售於清華。還有一種細拉金絲織成的純金紗，明代已見於着錄，北大博物館曾藏一背心，似清代剪改舊料做成）。
唐代宗時禁令中稱：大張錦、軟錦、瑞錦、透背、大襇錦、竭鑿錦（即鑿六破錦，龜子紋發展而成的）、獨窠、連窠、文長四尺幅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及常行文字綾錦，及花紋中盤龍、對風、麒麟、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均宜禁斷。
禁斷諸綾錦名目，如瑞錦、大襇、麒麟等錦，有一部分還可從正倉院藏綾錦中發現。這些錦樣的設計，多出於唐初竇師綸。
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說得極清楚：
竇師綸，敕兼官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麟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
張彥遠見多識廣，筆下極有分寸，說的「章彩奇麗」，必然是在講究色彩的唐代，也非常華麗。這些錦樣真實情形，已不容易完全明白，但從正倉院藏琵琶錦袋（似織成錦），和時代雖晚至北宋，花式尚從唐代傳來的紫鸞鵲譜刻絲，內容我們還可彷彿得到一二。這種華麗色調，在宋錦中已有了變化發展，但反映於這片刻絲，還十分動人。一切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此外我們也還可以從同時流行反映於敦煌洞窟天井牆壁間彩畫團窠方勝諸錦紋，及銅鏡、金銀器上的花紋圖案，得到唐代絲織物花紋基本特徵。
因此我們明白，唐代絲織物工藝上的重要貢獻，還是以花紋色調組合為主，即部分加金，也是從增加裝飾效果出發，如正倉院藏加金錦，和元明以來之納石失、遍地金、庫金、克金，以捻金或片金為主要的絲織物，是截然不相同的。
絲織物加金有了進一步發展，大致是在唐末五代之際。絲織物花紋由圖案式的布列，發展為寫生折枝，也是這個時期。其時中原區域連年兵亂，已破敗不堪。前後割據於四川的孟昶，江南的李煜，吳越的錢俶，政治上還能穩定，聚斂積蓄日多，中原畫家和第一流技術工人，能逃亡的大致多向這些地方逃去。幾個封建統治者，都恰是花花公子出身，身邊又各有一群官僚文人附庸風雅，金銀一部分用於建築裝飾和日用器物，一部分自然都靡費於婦女彩飾衣裙中。這些地方又是絲織物生產地，織綉工和當時花鳥繪畫發生新的聯繫，大致也是在這個時期。惟關於這個時代的絲織物，除詩詞反映，實在遺物反不如唐代具體（僅近年熱河遼駙馬墓出一件捻金織雲鳳類大袍或被面）。詩詞中敘女子服飾用金極普遍。在瓷器上加金銀邊緣裝飾，也是這個時代，從吳越創始各種「金銀棱器」。
到宋統一諸國時，從西蜀吳越得來錦緞數百萬匹，除部分犒軍耗費，大部分是不動用的。北宋初年，宮廷儉樸和社會風俗淳厚，都極著名。舊有的還不大用，新生產也不會在這個時間特別發展。直到真宗時，社會風氣才有了變化。由於政治上的新中央集權制，一面是從諸國投降得來無數金銀寶貨，一面是從各州府財政收入統屬中央，且集中京師，就有了個可以奢侈浪費的物質基礎。其時正和佔據北方的契丹結盟議和，權臣王曾、丁謂輩，貢諛爭寵，企圖用宗教迷信結合政治，內騙人民，外哄契丹，因之宮中忽有天書出現，隨即勞役數十萬人民，修建玉清昭應宮，存放天書。把全國最好的工人，最精美的材料，都集中汴梁，來進行這種土木興建工程。並集天下有名畫師，用分隊比賽方法，日夜趕工作壁畫。一千多間房子的工程全部完成時，君臣還儼然慎重其事，把天書送到廟裏去，大大地犒賞了參加這個工程的官吏和工人一番，絲織物用金的風氣，也因之日有增加。
宋王栐著《燕翼詒謀錄》，記述這個用金風氣的發展，便認為實起於粉飾太平，上行下效，不僅士大夫家奢侈，市井間也以華美相勝。用金情形，則可從反覆禁令中充分反映出來。其實，當時禁者自禁而用者自用。例如：汴梁城中二十餘酒樓，特別着名的樊樓，樓上待客用的大小金銀器具，就有二萬件。三兩個人吃喝，擱在桌面的銀器也過百兩。即小酒攤吃過路酒的，也必用銀碗。大中祥符八年詔令，提起衣服用金事，名目即有十八種之多。計有銷金、縷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
除部分是用於直接機織，其餘大都和刺繡、印畫、纏裹相關，即從用金方法上看，也可以想見這個中世紀統治階級，是在如何逐漸腐敗墮落，此後花石綱的轉運花石，壽山艮岳的修造，都是從這個風氣下發展而來的。
不過，現存宋錦或宋式錦，都很少見有加金的。說宋錦加金，且和一般習慣印象不相合。這有兩個原因作成：
一、照習慣，鑒賞家對於錦類知識，除從《輟耕錄》《格古要論》《博物要覽》諸書知道一些名目，居多只是把畫卷上引首錦特別精美的龜子紋、盤絛瑣子紋、八達暈等幾何紋式彩錦，就叫做宋錦。即名目也並不具體清楚明白。因此不聞宋錦有織金。
二、宋人重生色花，即寫生折枝，這些花也反映到錦的生產中，打破唐以來的習慣。這種生色花，而且部分加金，或全面用金。明代把這些花錦，斜紋織繆絲地的叫「錦」，平織光地的叫「緞」，福建漳州織薄錦叫「改機」（弘治間織工林宏發明），凡彩色平織，帶金的叫做「妝花緞」或「織金緞」，不作為錦。因此，即遇到這種宋錦或宋式錦，也大都忽略過了。其實宋錦和社會上的一般認識，是不大相合的。折枝寫生花部分加金和全面用金，在宋錦中是不少的。文獻中提起的近百種錦名，大部分還可從明錦中發現。
宋錦加金至少有兩種方法，我們已經知道。一即古代之金薄法，宋代稱為明金。《洛陽花木記》稱，牡丹中有「蹙金球」，以為色類「間金」而葉杪皺蹙，間有黃棱斷續於其間，因此得名。又記「蹙金樓子」，情形也相差不多。宋人歡喜把本色花鳥反映到各種工藝品上去，若反映於絲織物上時，自然即和建築中的彩繪勾金，及現在所見織金妝花緞用金情形大體相合。宋錦中是有這種格式的。加金有多少不同，在宋人通呼為「明金」。記載這種絲織物名目，花紋和用處較詳的，以《大金集禮》提起的比較多而具體。說的雖是南宋時女真人官服，我們卻因此明白許多問題。因為這種服制花式，大多是抄襲遼和宋代的。也有捻金錦，如明、清捻金或庫金。文獻上提起捻金錦的，多在南北宋之際。《大金吊伐錄》記靖康圍城時，宋政府和金禮物中即有金錦一百五十匹。周必大《親征錄》稱南宋使金禮物中，即有捻金絲織物二百匹。周煇《清波雜誌》卷六，載給北使禮物，也提起過青紅捻金錦二百匹。又周密記南宋初年高宗趙構到張浚家中時，張是當時有四萬頃田著名大地主，獻錦數百匹，其中也有捻金錦五十匹。可知這種捻金錦在當時實在是有代表性的高級絲織物。同時也說明這種金錦，至遲在北宋中葉已能生產，但始終不會太多。《大金集禮》又叫作「捻金番緞」，說明從金人眼目中它既不是中國織法，也不是金人所能織，顯然是西域金綺織工做的。又叫作捻金綺，和錦的區別或在它的織法上。關於這種織工，南宋初洪皓著《松漠紀聞》說得極詳細：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后悉羈縻於西夏。惟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人捲髮深目，眉修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虯髯。帛有兜羅綿、毛罽、絨錦、注絲、熟綾、斜褐。又善結金線。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克絲，甚華麗。又善捻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惟以打換達靼。辛酉歲，金人肆眚，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虯者，蓋與漢兒通而生者。
這個記載極其重要。我們知道，唐代工藝生產中若干部門，是和印度、波斯、阿拉伯，或西域回鶻技工關係密切的。絲織物加金工藝，在唐代得到高度發展，由金薄進而為捻金，和這個盛於唐、到宋代入居秦川為熟戶的回鶻，必有聯繫。金人稱「捻金番緞」，也是這個原因。
金錦中明金和捻金花緞，說得比較具體的，是《大金集禮》提起金人服制中的種種。可知道明金還是用處多。時代稍後記錄中，元人費著作的《蜀錦譜》只提及一種，可推測得出紋樣的，即「簇四金雕錦」。如簇四和營造法式彩繪簇四金錠相通，金雕即盤絛，則這種錦必然是捻金，不是明金。因為這種錦正如同瑣子一樣，捻金可織，片金織不出。至於陶宗儀《輟耕錄》說的一種「七寶金龍」宋錦，卻有可能是片金兼捻金兩種織法，明織金中還保留這種錦類式樣。
更詳細地敘述這種宋代金錦花紋色澤的，只能靠時代晚后三百年《天水冰山錄》記嚴嵩家中收藏的宋錦名目得知。記錄中明說是宋錦的，計有大紅、沉香、蔥白、玉色種種。其中有三種織金錦，名目是：青織金仙鶴宋錦，青織金穿花鳳宋錦，青織金麒麟宋錦。
這個文獻對於明代錦緞名目，記得非常清楚，當時說宋錦，必有不同於明錦的地方，如不是宋代舊織，也必然是宋式錦。但宋織錦和明織錦根本不同之處在什麼地方？如不能從用金方法上區別，問題就必然是在配色藝術和組織技術上有個區別。從宋代種種工藝來比較，我們都可知道宋錦不可及處，即打樣設計時，佈置色澤，組織紋樣都當成一件大事，而用金從藝術上說來，卻不怎麼重要。這三種青地織金錦，有可能是部分明金，不是全部用金的。
宋范成大《攬轡錄》記南宋乾道六年使金時，在路上見聞和京師印象：
民亦久習胡態度，嗜好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以北皆然。而京師尤甚。惟婦女衣服不甚改。秦樓有胡婦，衣金縷鵝紅大袖袍，金縷紫勒帛，掀簾吳語，雲是宗室郡守家也。
根據這個記載可知，開封被金人佔據后，中國淮河以北人民的服裝，即多在壓迫中改作金制，惟婦女不大變（這裏所記某婦人穿的金縷鵝紅或系鵝黃，是小鵝毛色。如鵝紅，即只能是鵝頂鵝掌紅色了）。金人服制各以官品大小定衣服花頭大小，文獻上記載得極詳細。照《大金集禮》記載，且知道官吏衣服上的花紋用牡丹、寶相、蓮荷甚多。有官品的通是串枝花。這是沿襲唐碑墓誌、敦煌彩繪、《營造法式》、遼陵墓誌等等花式而來的。這些花還繼續發展到元代「納石失」金錦紋樣中，也反映到明代織金中。史傳記載，金兵破汴梁后，除織工外，婦女多擄去刺繡。《金史·張汝霖傳》稱章宗時為改造殿廷陳設，織錦工用到一千二百人，花費兩年時間才完工畢事。後來更加奢侈。這種織工自然大部分即得於汴梁和定州一帶，有北宋初年由川蜀、吳越、江南來的頭等錦工，也有唐以來即在西北，宋代成為秦川熟戶的西域金綺織工。這種織錦工人和中國絲織物史發展，還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即元代納石失金錦的生產，實由之而來。
《元史·鎮海傳》說：
先時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宏州（山西大同附近）。既而得西域織金綺紋工三百餘戶，及汴京織毛褐工三百戶，皆分隸宏州，命鎮海世掌焉。
這裏所謂「西域人」，顯然即是洪皓《松漠紀聞》說起過的先「居秦川為熟戶」，後為金人遷徙於燕山及西北甘肅一帶，為人捲髮深目，眉修而濃，眼睫以下多虯髯，善捻金線，又會刻絲織作的回鶻族織工！
鎮海管理的絲毛織物生產，即元代著名的納石失，名義上雖還叫作波斯金錦，其實生產者卻有可能大部分都是中國人，和同化后的金綺工。《元典章》五十八，關於它的使用記載得極詳盡。《輿服志》稱天子質孫冬服即分十一等，用納石失做衣帽的就有好幾種。百官冬服分九等，也有很多得用納石失。《元典章》「織造納石失」條例，許多文件反覆說到應如何做，不許如何做。對於偷工減料的低劣貨色，禁止格外嚴，也可反映當時生產量之大。在當時，不僅絲織多加金，毛織物也用金，叫作毛緞子。不僅統治者百官衣服上用織金，三品以上官吏帳幕也用織金（蕭洵記元故宮殿廷時曾描述）。國家生產納石失，不僅宏州設局，另外還設有許多專局，同屬工部管轄監督。如撒答剌欺提舉司，即有別失八里局。又織染提舉司，也有專織納石失局。《元典章》提起納石失或織金緞時，雖一再傳達詔令，說某某種龍形的不許織造應市，卻又說織造合格的即允許市面流行。這種特殊絲織物隨蒙古族政權織造了將近一百年，曾經反映到遊歷家馬可波羅眼目中，因之也反映入世界各國人民眼目中。但是這種絲織物，竟和元代政權一樣，已完全消滅，明代即少有人提起，這是和歷史現實發展不大符合的。
絲織物雖然是一種極易朽敗的東西，一世紀的大生產，總還應當有些殘餘物品留下來，可供研究參考。從圖畫中可見的，如元帝后妃像中幾個后妃緣領花紋裝飾，可推測必然是納石失。元著名武將畫像披肩，可能是納石失。《明實錄》記洪武初年賜親王、功臣錦綺織金，必然還是元代庫中舊存舊樣絲織品。明初畫像服飾材料，因之也必然有部分反映。
實物發現最有希望的地方，是故宮和中國北京和西北各地大喇嘛廟裏，保存得完完整整的成匹成幅的直接材料，因明、清二代的興替，宮廷中或已無多存余。至於零碎間接的經墊、佛披、幡信、袈裟和其他器物及密宗佛像邊緣裝飾上的，卻必然還有不少可以發現。在故宮庫藏里，許多字畫包首，冊頁扉面，和其他宋、元舊器襯墊絲織物，同樣可希望這種發現。其次，即明《大藏經》使用的經面、經套，其中織金部分，或出於納石失式樣，或即是本來的納石失。前一部分，北京廟宇里的東西，剩下的也已經不會怎麼多。因為元、明以來密宗佛像，近數十年被帝國主義豪奪巧取，盜出國外的不下萬千件。稍好的就不容易保全。但是，即就北京市目下能得到的而言，如果能集中一處，斷縑敗素中還是可希望有重要發現（有小部分可能是宋錦，大部分卻是明織金錦緞，紋樣還是極有價值的）。西北區大廟宇，由於宗教傳統的尊重，不受社會變亂影響，就必然還有許多十分重要的材料。故宮收藏則從中得到的明、清仿宋彩錦，或多於元納石失金錦。至於明《大藏經》封面，就個人認識說來，即這份材料，不僅可作納石失金錦研究資料，好些種金錦本名或者就應當叫做納石失，並且還是當時的納石失。
我們說明代加金絲織物，大都是元代納石失發展而來，從《野獲編》記錄洪武初年，向北方也先聘使禮物中的織金名目，也可見出。五彩織金花錦由一寸大散答花朵到徑尺大的大串枝蓮、大折枝牡丹，和三五寸花頭的蜀葵、石榴、雲鳳、雲龍、雲鶴，不宜於衣着，可能作帳幔簾幕、被褥的材料，和其他文獻記錄比較，我們就會具有一種新的認識和信念，納石失金錦問題，雖在多數學人印象中，還十分生疏，卻是一個可以逐漸明白的題目。明織金是一個關鍵，必須給以應有的重視。其次，即現存故宮部分充滿西域或波斯風的小簇花織金錦，通名「回回錦」，在乾隆用物帷帳和蒙古包帳檐中都使用到。整件材料，部分還附有乾隆時回王某某進貢的黃字條，可知這類金錦至晚是乾隆時或較前物品。這類回回錦特別值得注意處，即花紋還充分具有波斯風，和唐代小簇花裝飾圖案近似。在有關帖木兒繪畫人物服裝和元帝后像領沿間用金錦花紋，也十分相似，元代納石失也許僅指這類花紋金錦而言，還須待進一步研討。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為中國絲織物加金歷史發展問題，試重複一下，提出如下意見，供國內專家學人商討：
用金做裝飾的絲織物，在戰國有可能已產生，漢代以後得到繼續發展。但真正的盛行，實只是元、明、清三代。起始應用雖可早到二千二三百年前，作用不會太大，用處也不會如何多。但至遲在東漢時，明金做法已能正確使用。六朝到唐末，是一個過渡階段，在這個時期中，或因佛像中的金襕，影響到封建統治階級婦女的裝飾，衣裙領袖間除彩色描繪外，用金已比較多。特別是當時貴族婦女，需要用金表示豪富甚過於用色彩表示藝術時，金的使用範圍必然日漸增加。但是，金銀在絲織物中的地位，始終還是並沒有超過具有複雜色彩的傳統刺繡和織錦重要。在裝飾價值上，則只有小部分的泥金縷繡的歌衫舞裙，有從彩色刺繡取而代之的趨勢。到唐代，特別是開元、天寶時代，因王鉷、楊國忠等人的聚斂搜刮，楊氏姐妹的奢侈靡費，和外來的歌舞，西域阿拉伯回鶻的金綺織工，以及諂佞佛道的風氣，五者匯合而為一，織金絲織物需要範圍就日廣，生產也必然增多。到這個時代，用金技術已經綽有餘裕。但用金事實，還是在社會各種制約中，不可能有何特別發展。到宋代，因承受唐末五代西蜀、江南奢靡習慣，用金技術更加提高，織金、捻金和其他用金方法已到十八種。但使用還是有個限度。譬如說，封建帝王親戚服制上常用，一般中等官吏衣服即不會濫用。婦女衣裙上局部用，全部還是不用。宣和時，更有兩種原因，使絲織物加金受了限制，不至於大行於時：
一、衣着中因為寫生花鳥畫的發展，把絲織物上裝飾紋樣，已推進了一步。刺繡和刻絲，都重視生色花，能接近寫生為第一等。即染織花紋，也開始打破了唐代以來平列圖案佈置的效果，而成迎風浥露折枝花的趨勢。換言之，即黃筌、徐熙、崔白、趙昌等畫稿上了瓷器，上了建築彩繪，上了金銀器，這個風氣也影響到絲織物的裝飾花紋。所以從唐代團窠瑞錦發展而成的八搭暈錦，鑿六破錦發展而成的球路等彩錦，幾何圖案中都加入了小朵折枝花。色調配置且由濃麗轉入素樸淡雅，基本上有了改變，金銀雖貴重，到此實無用武之地。
二、當時藝術風氣鑒賞水準已極高。特別是徽宗一代由於畫院人才的培養，和文綉院技術上的高度集中，錦類重設計配色，要求非常嚴格。金銀在錦中正如金碧山水在畫中一樣，雖有一定地位，不可能佔十分重要的地位。徽宗宣和時，庭園佈置已注意到水木蕭瑟景緻，桫欏木堂的建造，一點彩色都不用，只用木的本色，白粉牆上卻畫的是淺淡水墨畫，和傳世王詵的漁村小雪，趙佶自作的雪江圖近似，在這種宮廷藝術空氣下，絲織物加金，不能成為一個主要生產品，更極顯明。
屬於金工技術發展，和社會發展似乎稍有參差。關於金薄、縷金、捻金技術的進展，照近三十年考古材料發現說來，商代即已經能夠捶打極薄金片。春秋戰國之際，在青銅兵器和用器上，都用到這種薄金片和細金絲鑲嵌，就處理技術上的精工和細緻而言，是早超過縷金絲作衣飾程度的。洛陽金村發現的一組佩玉，是用細金鈕鏈貫串的。壽縣和河南出土，捶有精細夔龍紋的金質片，可作戰國時期金工高度技術的證明。特別是三年前在河南輝縣發現的金銀錯鑲松石珠玉彩琉璃帶鈎，和信陽長台關戰國楚墓出土的鐵錯金銀加玉帶鈎，實可作公元前五世紀中國細金工藝最高記錄的證明。這個時期的巧工，文獻上雖少提及出處，一部分來自楚民族和西蜀，可能性極大。到漢代，技術上有了新的展開，用金風氣發展，仿雲物山林鳥獸縷金錯銀法，已打破了戰國以來幾何紋圖樣，漆器上的金銀扣和參帶法，且使用相當普遍，中等漢墓里即常有發現。講究處則如《禹貢文奏》和《鹽鐵論·散不足篇》所敘述，許多日用小件器物都用金銀文畫裝飾。鎏金法應用更加廣泛，且使用到徑尺大酒樽和別的用具上。但從用金藝術說，比起戰國時實在已稍差了些。這個時期蜀工已顯明抬頭。西北和樂浪所發現的漆器中，都具有文字銘刻。蜀工之巧在漢金銀扣器中已充分反映出來。隨同絲織物生產的發展，西蜀絲織物加金的技術，必然和扣器有同樣成就，到漢末才逐漸衰落，但生產還是能供應全國需要。
晉人奢侈而好奇，王愷、石崇輩當時爭富斗闊，多不提金銀珠玉，只說南方海外事物中珊瑚犀象，和新興的琉璃。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不會以金銀裝飾為重。北魏羌胡貴族多信佛，用金銀作佛像和建築裝飾，均常見於史傳。但作衣服似和社會要求不大相合。石虎是極講究用金銀鋪排場面的一個胡人，算是極突出的，史傳才特別反映。西域金工做的捻金絲織物，亦必然在這個時期才比較多。南朝似乎猶保留了漢以來金銀鑲嵌工藝傳統，常見於詩文歌詠中。但這個時代正是越州系縹青瓷在社會上普遍受尊重的時代，金銀器在社會上能代替富貴，卻不能代表藝術，即衣裙上用金，詩人形於歌詠，也着重在豪華，和服飾藝術關係就並不多。到唐代，豪華和藝術才正式結合起來，這從現存金銀平脫和金銀酒食用具在工藝上達到的藝術標準可見。但絲織物加金還不是工藝中唯一的重點。因為唐人重色彩濃麗，單純用金是達不到這個要求的。金的裝飾作用，已在絲綉織物上加多，還不至於大用。有捻金、織金等十四種方法，一般使用的是女人服飾上的泥金銀繪畫。
宋代絲織物用金方法已加多，但工藝重點則在瓷器、繪畫和刻絲織錦。瓷器裝飾金銀，雖從五代吳越起始，並無什麼美術價值。宋代定州瓷器，雖還用到這個傳統，用金銀緣邊，分量已減少成薄薄一線。繪畫用大小李將軍作金碧山水法的趙千里，在宋人畫中，即只代表一格，並非第一流。刻絲重生色花，不重加金。克金還未發現。錦緞則如前敘述，要求藝術高點在色彩配合，不在金銀。宮廷中織金絲織物，或有相當需要量，一般社會對錦緞要求，必不在加金。因此加金絲織物，不可能在北宋早期有極多生產。文彥博在成都為貢諛宮廷織造的金線蓮花燈籠錦，近於突出的作品。南宋捻金錦已當作給金人的重要禮物，在南方大致還是發展有限。因織金固需要一套極複雜的生產過程，更重要的還是極大的消費。南宋時經濟情形，是不可能如元、明以來那麼大量消費金銀到絲織品上去的。《夢粱錄》雖提起過這個偏安江南的小朝廷，由於上下因循苟安心理的浸潤，和加重稅收聚斂，經濟集中，社會得來的假繁榮，都市中上層社會，靡費金銀的風氣，因之日有所增。一個臨安就有許多銷金行，專做婦女種種泥金、印金小件用品，但是捻金、明金，由於技術煩瑣，在當時使用還是不會太多。
織金的進一步發展，和女真人佔據北中國有密切關係。
至於女真人對於絲織物加金的愛好，則和它的民族文化程度有關。金人興起於東北，最先鐵兵器還不多，用武力滅遼后，民族性還是嗜殺好酒。圍攻汴梁時，種種歷史文件記載，說的都是搜刮金銀、擄掠婦女為主要對象，雖隨後把戶籍、圖書、天文儀器和壽山艮岳一部分石頭，也搬往燕京（這些石頭最先在北海，明代遷南海瀛台）。作設都北京經營中國的準備。金章宗還愛好字畫，和一群附庸風雅的投降官僚文人，商討文學藝術，其實只是近於籠絡臣下的一種手段。全個上層統治心理狀態，金帛聚斂和種族壓迫實勝過一切。八百年前的金代宮室佈置，真實情況已不得而知。惟從《張汝霖傳》稱用一千二百織錦工人，工作兩年的情形看來，卻可以想見，當時土木被文繡的奢侈光景。金人始終猶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慣，除服飾外，帷帳簾幕使用格外多，建築中許多彩畫部分，在這時節是用絲織物蒙被的。大串枝花絲織物的發展，必然在這個時期。《大金集禮》載文武官服制度，和其他使用織金絲織物記載，都敘述過。元官服制度多據金制，《輟耕錄》記載可知。元代的納石失金錦，就由於承襲了這個用金風氣習慣而來。《馬可波羅遊記》說的，用織金作軍中營帳，延長數里，應是事實。
絲織物加金盛於元代，比金人有更多方面的發展，由許多原因作成。這和當時蒙古民族的文化水準、裝飾愛好、藝術理解都有關係。更重要還是當時國力擴張，及一種新的經濟策略，用大量紙幣吸收黃金方式，統治者因而佔有了大量黃金的事實分不開。如沒有從女真、西夏和南宋三方面政府和所有中國人民手中及海外貿易，得來的無數黃金，元代納石失金錦的大量生產，還是不可能的。
錦類的紋樣發展，春秋以來常提起的襄邑美錦、重錦、貝錦，雖不得而知，惟必然和同時期的銅玉漆繪花紋有個相通處。到漢代，群鵠、遊獵、雲獸、文錦和同時金銀錯器、漆器花紋就有密切聯繫，已從實物上得到證明。傳玄為馬鈞作傳，稱改造錦機，化繁為簡，提花方法已近於後來織機。《西京雜記》記陳寶光家織散花綾，由於提花法進步，色澤也複雜得不可思議。唐初竇師綸在成都設計的錦綾樣子，和文獻上常提及的幾種綾錦，從正倉院藏中國唐錦中，猶可見到對雉、斗羊、游鱗、翔鳳諸式樣。余如盤絛、柿蒂、樗蒲也已經陸續從明錦中發現。從這個發現比證中，得知道它和漢代已有了不同進展，顏色則由比較單純趨於複雜，經緯錯綜所形成的藝術效果，實兼有華麗和秀雅兩種長處。到宋代，因寫生花鳥畫的進步，更新的大折枝、大串枝和加金染色藝術配合起來，達到的最高水準，正如同那個時代的瓷器和刻絲一樣，是由於種種條件湊合而成，可以說是空前的。時代一變，自然難以為繼。
在金元之際，絲織物的生產，由色彩綜合為主的要求，轉而為用金來作主體表現，正反映一種歷史現實，即民族鬥爭歷史中，文化落後的游牧民族武力一時勝利時，就會形成一種「文化後退」現象。這種文化後退或衰落現象，是全面的，特別屬於物質文化和人民生活密切關聯的工藝，每一部門都有影響的。也只有從全面看，才容易明白它的後退事實。若單純從絲織物加金工藝史發展而言，則元代納石失金錦，依然可以說是進展的，有記錄性的，同時還是空前絕後的。因為如非這個時代，是不可想像能容許把黃金和人力來如此浪費，生產這種絲織品，使用到生活各方面去，成為一部分人最高美的對象的！
談刺繡[20]
刺繡出於繪畫的加工，使用到紡織物方面，和多數人民生活發生密切的聯繫。它雖起源於紡織物提花技術發明以前，卻在紡織物高度發展后，還能夠繼續存在和發展，為多數人所愛好。就中國現存有花紋紡織物殘餘材料分析，約在公元前十二世紀絲綢提花技術已有相當成熟。刺繡應用到服飾及儀仗中旗幟和其他方面，時間顯然還應當早些。
根據中國古文獻《尚書·益稷》中記載說來，刺繡和氏族社會結合在政治上的應用，是屬於半傳說中的著名帝王大舜，囑咐治洪水的大禹，為在衣服上繪綉十二種圖案起始的。十二種圖案是「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通稱「十二章」（前六種圖案是手繪的，用於上衣；后六種圖案是刺繡的，用於下裳。當時衣裳的圖案花紋，手繪與刺繡並存）。這種用在古帝王衣服上裝飾圖案，花紋色彩真實情況雖難於考究，惟公元前十二三世紀以來，青銅器和玉、石、牙、骨等雕刻圖案，多還保存下來，許多花紋圖案都做得十分精美，彼此之間的關係又極顯明。刺繡雖因所用材料性質不盡相同，圖案花紋和這些古代工藝品卻必然有一定的聯繫。從當時工藝圖案中去探討古代刺繡十二種裝飾圖案，總還有些線索可尋。《尚書》在公元前二世紀的西漢，就被當成古代重要歷史文獻而流傳，因此「十二章」舊說，二千年來深入一般學人心中。但究竟是什麼樣子？卻少具體說明。漢代部分錦繡圖案，就由於反映這個傳統而形成。但是極顯明，歷史既在不斷發展中，新的創作和古代花紋是有距離的。公元前一世紀的時期，有個宮廷官吏史游，貫串前人舊作，用三七言韻語寫了個通俗讀物《急就章》，曾提起些絲綢錦繡花紋。雖只二千年前事情，經後來學者研究註釋，由於孤立地引書、注書，不結合實物分析，還是不容易明白。直到近半世紀，在西北地區發現許多漢代錦繡后，這部門知識，才比較具體。用它和同時期工藝紋樣相互比較，又才深一層明白它的成因，大約可分作三部分：一屬周代以來舊有樣式，二受當時儒家傳說影響，三受漢代流行神仙思想影響。至於公元三世紀后帝王服飾種種及十二章圖案，卻近於二世紀以來學者附會舊說而成，《帝王圖》前後延續千餘年，累代各有增飾。例如唐人作帝王圖所見，除肩部圖案日中三足烏、月中蟾蜍，系本於漢代傳述舊樣，其餘花紋多去古日遠。至宋《三禮圖》所見十二章，則和六朝以來又隔一層了。明程君房《程氏墨苑》玄工卷一下《有虞十二章圖》則本於宋《三禮圖》。
還有個歷史文獻《禹貢》，曾提起中國古代九州物產，若干地區養蠶和生產起花絲織物，每年納貢。文獻產生時代雖可疑，惟說及絲綢主要生產在山東、河南一帶，卻和公元前三世紀文獻說的「錦出陳留，綉出齊魯」情形相合。
中國古代文獻記載錦繡比較具體可靠的是公元前四、五、六世紀的《詩經》《左傳》《國語》《禮記》《考工記》《墨子》《晏子春秋》……或用詩歌描寫當時人衣服裝飾應用錦繡的情況，或記載當時諸邦國外交聘問用錦繡作禮物的情形。《禮記·月令》曾敘述及周代蠶織染事和有關法令，得知政府曾設官監督生產。又說「畫綉共職」，可知自古以來就重視設計。
戰國以來，由於鐵工具在若干地區的普遍使用，生產各部門都有了提高，商品貿易的流動，刺激了影響多數人生活的絲綢生產，錦繡在高級商品中，因此佔了個特別位置。文學作品中，對於貴族婦女、歌舞使用綉文華美的形容，也日益加多。這時期的實物，雖因年代過久，不易保存本來色澤，卻可從其他工藝圖案的反映，得到重要啟發。特別是這時期流行的青銅鑲嵌金銀器物的裝飾圖案，彩色華美的漆器圖案，和精美無匹的雕玉圖案，都必然和同時的錦繡裝飾圖案有密切的關係。加之近二十年來，湖南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大量彩繪木俑和漆器，信陽長台關出土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還有一部分提花紡織物發現，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相比較，豐富了我們許多知識。比如照《禮記》所說，天子諸侯棺木必加黼綉蓋覆，河南輝縣出土彩繪朱漆棺，上面圖案就是記載中的黼紋形象。另一出土漆鑒花紋，則在公元前二世紀出土錦繡中，還有相似圖案發現。燕下都出土花磚的圖案，更是標準黼綉紋樣。漢儒注黼紋為「兩弓相背」，從當時實物比較，才知道原來是兩龍紋。
公元前三世紀末，漢統一大帝國建立后，絲織物統由國家設官監督生產，齊國臨淄和陝西長安，都各有千百男女工人，參加特種錦繡和精細絲織生產，供應政府需要，工藝上的成就，並且和國家政治經濟都發生密切關係。西漢初年就採用儒家建議，重視政治制度排場，帝王貴族及各級官吏，服飾儀仗，起居服用，各有等級，區別顯明。例如當時主持司法的御史官，平時就必需穿繡衣，名「繡衣執法御史」。帝王身邊又有一種「虎賁」衛士，也必需穿虎豹紋錦褲。宮廷土木建築生活起居用錦處甚多，在宮中直宿的高級官僚，照例用錦繡作被面。著名將軍霍去病死去時，政府給他的殉葬用綉被，就達一百件。宮廷貴族一般歌妓舞女，服飾更加紋彩炫目。據《漢舊儀》稱，武帝時於通天台祀太乙歲皇，即用童男女三百人衣繡衣，於高及數十丈的建築物上歌舞，通宵達旦。逐漸到豪富商人，除身衣錦繡，出入騎馬乘車外，還有用錦繡作帳幔、地衣的，致政府不能不用法令來禁止，直到豪富大商人，鬻賣奴婢的也有用錦繡做衣邊，腳穿五色絲履的。正不啻為當時諺語「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作一註解。所以政府有法令「禁賈人不得衣錦繡乘騎」。這種種又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即絲綢產量之大，和它在商品市場上所佔地位的重要。特別是對於西北居住各游牧族和海外各古國，文化交流錦繡就佔有個重要地位。因為好衣着錦繡的風氣，不僅僅是長安和其他大都會貴族和商人的風氣，同時遠住中國西北部的匈奴族和其他部落胡族，也都喜歡衣着錦繡。文學家賈誼在他的作品中就說過，每來長安，族長必衣綉，兒童也衣錦。大歷史學家司馬遷著《史記》，還說起政府每年必從長安運出錦繡八千匹，作為對於匈奴統治者的禮物，其他贈予還不在此數內。張騫探索西域交通歸來時，得知川蜀方面早已有布匹運往印度諸國，此後長安也有大量錦繡和生絲，由西北運往大秦（古羅馬）、波斯和印度，開闢了「絲路」。同時大秦、印度所織的縷金綉、胡綾，及各色毛巾，和中國西北部諸族所特產的毛織品，也到了長安（見《魏略》）。促進了中國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促進了中原地區和邊沿地區的物質交流，原來首先就是這些出自多數勞動人民生產的成就。
近半世紀來，科學考古工作者，在中國西北部發掘古墓和居住遺址中，不斷發現公元前一二世紀精美絲織物，有些錦繡出土后還色彩鮮艷如新。死屍還有用錦繡纏裹一身的。至於這種特種絲綉價值，有個經濟史料名《范子計然》，曾道及當時山東生產的錦繡價值：
齊細綉文，上等匹值二萬，中值一萬，下值五千。
至於普通綢絹每匹價不過六七百錢，比較說來，錦繡約高過一般綢價二十五倍。
刺繡紋樣作不規則雲紋和規矩花紋部分還和公元前三四世紀工藝圖案相近。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諾因烏拉古墓中發現之錦繡，和在新疆沙漠中出土之錦繡和在關內懷安發現的刺繡圖案風格基本上都相同。又在諾因烏拉古墓中發現之毛織物，上有三個匈奴騎士繡像，騎士所披衣衫花紋圖案，也是公元前三、四世紀金銀錯圖案。
公元後二世紀到六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南北分裂政治紛亂的時期，黃淮以北各地區，由於長期戰爭，生產破壞極大，絲綢的生產已失去漢代的獨佔性，長江上游的四川蜀錦，因之後來居上，著名全國。又由於提花技術的改進，彩錦種類日益增多，從晉人陸翙著《鄴中記》，記載石虎時在鄴中織造諸錦名目和衣飾用綉，和新發現漢代錦繡比較，才知道大部分花樣還是漢代本有的。從晉人著《東宮舊事》，循復《山陵故事》及其他文獻記載，又得知一般提花織物，種類已有增加，刺繡在應用上也得到新發現，顯著特徵有二類：一即寫生花鳥圖案，逐漸被採用。其次，即這時期佛教在中國各地流行，由於宗教信仰，產生了許多以佛教故事作題材的大型綉件，精美的還用珍珠綉成，有高及六七公尺的。當時的洛陽和金陵（今南京），都各有數百座大廟宇，也和宮廷一樣，使用大量錦繡作為裝飾，豪華程度為後世少見。青年男女戀愛，用錦繡互相贈予之事常見於詩人歌詠中。實物遺存雖然不多，反映於雲岡、龍門各地重要洞窟石刻裝飾部分，卻十分豐富。特別重要是在甘肅敦煌壁畫中屬於藻井、天蓋、帷帳及衣飾部分，充分反映出這一時期（約三個世紀）刺繡圖案組織壯麗和彩色華美。
公元後七世紀的隋代，重新建立了統一的帝國，到第二王朝即非常奢侈，音樂歌舞廣泛吸收了西域各民族成就，及中印度成就，大朝會日曾集中音樂舞部二萬八千人於洛陽，歌舞連月，並懸錦繡於市，炫耀胡商蕃客。又使用人力過百萬，建造了貫通南北大運河，乘坐特製大型龍舟由北向南，船上所用帆纜，多用彩色錦繡作成，連檣十里，耀日增輝。隋政權不久即為農民革命所傾覆。
接着唐大帝國的建立，從各方面都反映出這個時代文化特色，是健康飽滿，鮮明華麗，充滿青春氣息。當時不僅代表宮廷皇權的服裝儀仗，大量使用色彩壯麗的錦繡，即一般民間，對於刺繡需要也極廣泛。當時錦類配色已極華美，各地生產的花綾品種更多。婦女在花素衣裙上加工的，約可分作四類：
一、印染。
二、金銀粉繪畫。
三、彩繪。
四、刺繡。
普通衣裙刺繡小簇花是常用格式，串枝寫生花式也日漸流行，花中還雜有常見到的形態特別輕盈活潑的蜂蝶雀鳥。這種配合使用又多和青年男女愛情喻義有關。政治或宗教上用到的刺繡，有大及十公尺以上的。歌舞上畫綉服裝更是色彩富麗，排場壯大。有一個宮廷藝術家李可及佈置一次「嘆百年舞」的舞蹈場面，背景和地面耗費綢絹竟到數千匹。唐代歷上一個著名奢侈皇妃楊玉環，個人平時即用綉工八百人，其姐妹共用綉工千人，相習成為風氣，反映刺繡在社會上的普遍應用情況。十九世紀末，在中國西北部甘肅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量中世紀古文物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精美絲織品，包括佛幡和佛像等物。當時帝王為壯觀瞻，六軍衛士衣甲鮮明，部分多用綉畫，男子的衣飾雖然只能照品級著本色花鳥綢緞，但當時男女均習慣騎馬，馬身裝具障泥，必用錦繡做成。中等社會婦女衣裙，刺繡花鳥更是一般風氣，在繪畫中和詩人作品中都反映得十分具體。
當時服裝部分採用受波斯影響甚多的西域式樣，衣多作方斜領沿，上綉彩色花鳥，後來明、清領沿裝飾，就是從這個習慣發展而成。唐代以來，在社會各階層間——特別是上層社會，繡花已被當成一種文化娛樂，畫家作的《紈扇仕女圖》（《倦綉圖》），反映的就是這種生活。
十世紀的北宋刺繡，在題材上進一步的新發展，最顯著的是把著名畫家花鳥反映於各種綉件中，使花鳥更趨於寫實。其次是技術上的新發展，介於刺繡和編織物的刻絲，反映當時著名的繪畫和墨跡，也在社會上當作純工藝品，而創造得到社會的重視。宋代皇帝為增加政治上的排場，曾組織二萬八千人的一個儀仗隊，穿着五色錦繡花衣，扛着各種武器、樂器和五色彩繡的旗幟，在皇帝出行時排隊護衛，名叫「繡衣鹵簿」。某種品級職務的穿某種顏色錦繡，扛某種錦繡旗幟，記載得極其清楚明白。高級文官和武將，於大朝會日，必須穿上政府每年賜予的錦袍，這些華美袍服是各按官品等級作不同花紋的。婦女衣綉更普遍，流行的綉領、冠幘、抹額，有各種不同花樣。講究的還用真珠絡結。宮廷坐具椅子和綉墩以及踏腳的小榻也用真珠絡結。金線綉也極流行。當時在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城中以建築壁畫著名的廟宇大相國寺兩廊，售賣綉貨的聚集成市，最受歡迎的是庵堂中女尼繡的服飾用品。皇后的衣服上的成雙雉鳥，照規矩是五綵線綉成的。坐的椅子靠背，是用彩色絲線和小真珠綉成的。平民也喜愛刺繡。逢年過節，做母親的多把小孩子穿戴繡花衣帽，裝扮得極其華美。刺繡技法上精細至極的綜綉——發綉，雖傳說創於唐代盧媚娘，能於方尺絹上綉《法華經》七卷，其實這種細綉技法如聯繫其他工藝圖案分析，到宋代才有可能產生。北宋末又還流行一種本色綉，現稱一色綉，曾見於詩人陸遊《老學庵筆記》中。宮廷綉雖向纖細精工方面發展，民間綉則布色圖案比較健康壯美，這是從同時期陶瓷器銅鏡子花紋和其他工藝的花紋反映可以推測的。宋代民間瓷中的「紅彩」就是根據刺繡需要發展而成的。這時期由於捻金線技術的進展，織金錦類和金線綉也都盛行，據王栐著《燕翼詒謀錄》所記載，當時在婦女衣裙上使用金銀加工技術，即已達到十八種。和北宋時佔據中國東北部的契丹「遼」政權，就用法令制定金線綉鵝、鴨、水鳥定官職尊卑。佔據西北的黨項「西夏」政權，統治者不論男女，也多服繡衣。十一世紀后在中國華北建立「金」政權女真族統治者，本於游牧民族習慣愛好，男女仍多喜愛錦繡衣服。當時在北京建都，為裝飾一宮殿即用織綉工人二千，經時二年，始告完成。捻金織綉素來為回鶻工人所擅長，十二世紀在繼續發展。
到十三世紀蒙古族統治中國政權百年中，因官制中重要朝會，皇族貴戚及大官吏，都必須衣着金色煌煌的「納石失」金錦帽，和用金錦織綉做衣領邊沿等的袍服，因之這部門技術更有顯著進展，幾乎絲織物中的紗、羅、綢、緞，都有加金的，金代即已如此。蒙古游牧民族長住沙漠中，喜歡穿強烈的色彩，也影響到一般工藝品的色彩風格，錦繡更加顯著。花紋圖案一般說來遠比宋代強烈粗豪。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還繼續受這個風格的影響極其深切，表現於一般刺繡和刻絲，用色華麗而沉着。但從十一世紀北宋末期以來，北方定州、汴梁等處高級手工藝技術工人多逃往長江以南，雕漆、刻絲很顯然對於南方工藝都發生了較大的影響。雕漆工人在嘉興寄居后，元、明以來即出了幾個名家高手。張成、楊茂和漆工藝專門著作《髹飾錄》作者黃成，都是嘉興漆工。
刻絲工南宋以來也出了幾個名手，朱克柔、沈子蕃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個人。此外還有吳煦等許多人。刻絲得到社會重視后，技術傳授日益普遍，因此到明代中期，蘇州愛美婦女，有費時經年作一衣裙穿着的。
中國在長江下游地區大量種棉於公元十二三世紀，棉布生產當成商品普遍流行國內，始於十四五世紀。民間染坊在棉布上印花技術的發展，和民間挑花技術在棉布上的應用，大都也在這個歷史階段中。時間近，文獻記載也比較詳盡。更重要還是十五世紀一個著名權臣嚴嵩，因貪污，全部家產被沒收時，曾留下個產業清冊，記載下數以萬計的貴重字畫、金銀器和工藝品的名目。工藝品部分拍賣時，還有折價銀數。其中錦繡絲織物也達數千種。根據這個重要文獻，讓我們對於當時錦繡絲綢有了初步認識。用它來結合現有數以萬計的明代錦繡殘餘遺物研究，明代錦繡問題，因之更加明確具體。特別官服衣料應用灑線綉法是過去人從文獻難得其解，惟有接觸實物才明白的。現存材料最完整而重要的，是山東曲阜孔子家中收藏的部分材料，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藏材料。
明代是個都市市民階層抬頭的時代，蘇州刻絲部分改進發展到婦女費時經年來做衣裙，刺繡自然也日益向普遍方向上發展。除一般衣物用絲綉外，還有兩種近於新起的風格產生，在社會上得到一時重視，一種是用細如胎髮的材料，如白描畫法一般綉故事人物。它出現也不是突然的，產生有個歷史淵源的。是由唐、宋以來吳道子、李公麟的白描畫，發展到十三世紀的元代王振鵬，明代的丁雲鵬、尤求，在繪畫技法上就自成一格。這種白描畫更因木刻版畫直接受它的影響，產生過千百種通俗小說和戲劇精美的插圖。又由於制墨需要，產生制墨名家程君房、方於魯等，作品中千百種精美墨范，在中國版刻史上就佔有一個特別的地位（多安徽刻工）。在刺繡部分則產生髮綉，當純美術品而創造。其次是當時文人畫中正流行一種重韻味的簡單水彩畫，如董其昌、陳道復等所繪的條幅，蘇州綉工常用來作刺繡底稿，一般多在白綾地上面用錯針法或鋪絨法綉成，在明代刺繡上也自成一種風格。第二種是明末上海顧氏露香園綉，彩綉寫生花鳥屏條冊頁，有些據宋、元花卉草蟲冊頁畫卷，有些用明代畫家陸包山等花鳥畫稿，間或也有用徐青藤水墨花卉作底本的。用針逼真細密，配色華美而又準確，發展了刺繡中精細逼真特長，在作品中充滿生意。本屬於一種藝術上的提高，后因愛好的多，於是當成一種高級美術商品而流行，彼此模仿，不免真偽難分。這種刺繡比發綉和仿文人畫的水墨綉，更加容易為群眾接受，因此特別得到發展，並影響到十八、十九世紀和後來一部分蘇州綉法。刺繡本屬於中國社會婦女日常課藝，除專工製作的高級美術品和部分美術商品，大多數生產，是處於婦女處理家事之外，或生產工作餘暇，自作自用。有些地方，照社會風氣，親友結婚，即常邀約親友鄰伴，置辦嫁妝，參加工作的，照習慣也不受物質報酬。作品雖有精粗，都不屬於商品性質。例如日用品之一，收藏青銅鏡子的鏡套，就有各式各樣具備，多產生於社會各階層婦女手中，是美術品而非商品。這種圓形繡花鏡套，到十八世紀玻璃鏡子流行后，就再無使用的。十七世紀遺物還留下很多精美作品，特別重要是從這部分作品可以明白明代刺繡種種不同古代技法。
十七世紀末，中國政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以李自成、張獻忠等為首的巨大農民革命，雖推翻了腐朽的明代統治政權，居住東北的滿族卻得到漢族中大地主官僚幫助，統治了全中國。到十八世紀初，社會生產不斷發展，刺繡因配合政治制度和社會習慣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社會中層以上，官制中大量使用刺繡。宮廷中的儀仗、車轎、馬具，凡利用紡織物部分，都需用刺繡。生活起居日用器物，由床榻、座椅、桌圍、幔帳，到掛屏、槅扇心，大小官吏身邊攜帶的煙荷包、香囊、扇套、眼鏡盒子、名片盒……更無一不利用刺繡。即一般農村婦女，也無不在工作餘暇，製作各種刺繡。工作時最重要的當胸圍裙，就各有不同風格的彩綉或挑花綉，此外頭巾、手帕、衣袖、褲腳，以至於鞋面，無一處不加上種種花綉。由於民間刺繡花樣需要廣泛，間接且刺激了民間剪紙的生產，成為鄉村手工藝一部門。雖參加這部門生產的人數並不多，卻自成一個單獨行業，為中國農村中巧手藝人所獨佔，作品豐富了廣大農村人民的生活，花樣豐富並且充滿地方風格，特別是中國西南地區的成就，更加顯得豐富多彩。直到現代，還留下萬千種顏色華美的圖案，通過八十歲白髮如銀老祖母的記憶，傳給十二三歲初學針線的年少女子。
這個歷史階段由於戲劇的發展，除全國各都市保有不同數量的劇團，即鄉村也常有流動劇團，來往各處，對於戲衣需要的旗幟、衣甲、帷帳道具，數量也相當大，因之又刺激了戲衣刺繡業的發展。北京和蘇州是兩個主要生產區，西南的成都和廣州，也有這個企業的存在。就總的方面說來，全國刺繡需要量之大，在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土製印花布的普遍流行，和有花絲綢後起的漳絨大量生產，刺繡在人民生活的需要量，還是無比龐大。除吸收了家庭婦女業餘勞動大部分，都市中則為適應這個需要，生產機構還分門別類，例如衣服和佩帶綉件，就各自成一種行業，各有專店出售。純粹作觀賞用的美術刺繡，由露香園顧氏綉創始，到十八世紀乾隆時期，有了新的發展。精美的花鳥刺繡，多用當時寫生花鳥畫家蔣廷錫等畫幅作底稿，色彩華美，構圖典雅，具有濃厚裝飾性。花朵一部分或鳥身某部分，還穿綴小粒真珠和珊瑚珠子，增加裝飾效果。宮廷用三藍綉配色法，也從這時期確定影響到應用刺繡一般色調和風格約兩個世紀。大件如宮殿中的三五丈大毛織物龍鳳繡毯，小的如洋縐綢汗巾上繡的小朵折枝花，都採用過這個以三藍為主調的配色法。彩綉中組織規模宏大可稱近三世紀代表傑作的，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大幅刻絲加綉《無量壽尊佛像軸》，寬達307公分，長達620公分。設計之精巧，布色之華美壯麗，都達到了近十世紀以來織綉藝術最高水平。這種織綉品的製作，必須使用大量人工物力，費時數年才能完成。又有在二丈大織金錦上，用真珠珊瑚等綉成種種圖案，作為廟宇塑像披肩的。這時期帝王日常穿着朝服，取材也極精美，刺繡花紋更加華麗炫目。有用孔雀翎毛捻線織成袍服，上綴大小真珠作雲龍花鳥的，可作一時代表。至於美術刻絲綉，則長幅山水卷子的製作，是新發展。到十九世紀晚期，流行通身一枝花婦女長袍料時，也有用刻金銀綉法做成的。
二十世紀初，人民革命結束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政權，衣服制度一改，因之近三世紀以來的這個龐大刺繡業，自然即衰落下來，全國各地積累下來的萬萬千千精美絲綉，不是當成廢物毀去，也就是當成廢物處理，或改作其他用途。最多的是把乾隆以來流行二百年的婦女寬大衣袖部分和裙上裝飾集中部分，改成小件方幅，向海外輸出。在當時商人眼光看來，即是廢物利用一個最有效方法，因此近半世紀中，前卅年，北京手工藝美術品輸出品種中，這種改造加工絲綉品，歷來都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還為此產生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改制加工行業，專做這一部門的刺繡輸出貿易。一般歐洲人對於中國刺繡的印象，是從這部分作品起始的。在這個時期，京、蘇刺繡業和成都、廣州及其他省市刺繡業，僅戲衣刺繡業還保留一部分生產外，其餘當成商品生產的日用刺繡，由於需要不多，不免一落千丈。加之外來機制印花標布的推銷，不僅妨礙中國紡織工業的生產，同時還把大都市僅存的刺繡行業，也大部分打垮了。大都市刺繡業雖一蹶不振，惟因外銷刺激，南方又還有千萬海外華僑需要，因之廣東新刺繡，在出口日用美術手工藝品部門中，還佔相當大比例。蘇州、上海地區生產刺繡日用品，占相當大比重。枕套和觀賞品鏡屏類，供新家庭採購作禮品的，在國內逐漸回到一定市場。廣東汕頭、山東煙台的麻布繭綢單色綉和彩色挑花、貼花等餐巾、枱布、睡衣等，由於物美價廉，輸出生產數字，因之在逐年上升中。湘繡雖屬後起，系從十九世紀末國際展出中引起注意，逐年發展，生產被面和花鳥掛屏，在國內曾有大量供銷。廣綉本來有個較早的傳統，十九世紀以來成品習於用百花雜鳥同置一綉件中，佈置設計和中國畫傳統要求不同，然而用針綉細密而色彩華艷，另具一種風格。到本世紀后，這個傳統風格已失去，新的外銷多種多樣，有一種在黑白綢地上用紅色線綉小折枝滿地花的，多供外銷做披肩桌毯，綉法也受外來影響較大，和傳統廣綉風格少相似處。湘繡較先本從寫生花鳥着手，惟底稿多取材於一般流行畫幅，受晚清上海畫派影響相當大。用色較重，針線較粗，寫生中有寫意底子，花色本宜於觀賞掛屏的，多用於日用品中之枕套、被面上，這些都指的是經常有數以千計的綉工在生產有商品性的刺繡而言。至於以新的技法，創造新的美術刺繡，個人中在這時期特別有成就的，應數十九世紀末江南女子余沈壽作的絲綉人像和其他寫生花。繡像法本來傳說公元前三世紀即已使用到，在蒙古漢代匈奴族貴族古墓中，曾發現在公元前一二世紀絲毛綉人像數種，就中有作三匈奴騎士形的，針線雖簡單，神氣卻極生動。公元三世紀后的晉南北朝時，多用於佛像。《洛陽伽藍記》曾敘述過這種用珠綉和織成佛像。八世紀後有作四天王等大繡像的。公元後十世紀以來，又有在大和尚所著扁衫上綉作千佛諸神，作法事的，披上表示宗教莊嚴的。這種方法且沿襲下來，直到十九世紀不廢。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佛教密宗教佛像盛行，布色濃厚，組織綿密，用刺繡法表現，效果有極好的。十四世紀以來流行的八仙和南極壽星湊成的「八仙慶壽」因道教流行，也得社會愛好，把八仙繡像綉於帳子類作祝壽禮物的，已成為社會習慣，流行直到十九世紀，且使用種種不同綉法來表現。綉法中的堆綾貼絹法，七八世紀的唐代即已盛行，是把雜色綾絹剪成所需要的人物鳥獸花枝形象，下填絮錦，釘綉於紅白絲綢底子上，形成一種彩色浮雕的效果。這種綉法用於明、清兩代的，多和人像發生關係，和麻姑獻壽、八仙或和合二仙等民間通俗吉祥主題有關。又十八九世紀以來，婦女衣裙上綉工加多，即夏天紗衣，也有加工極細上綉團花作麻姑獻壽、漁樵耕讀、西湖十景，或《西廂》《三國》戲劇小說故事、人物生活形象。雖人物大小不到三寸，也繡得眉目如生，針線一絲不苟。惟這種種多從服裝裝飾效果出發，極少從人物本身寫真藝術出發，因此中國傳統的寫影法，雖流傳千年不廢，十五六世紀以來，還留下許多具有高度藝術水平的人物畫像，卻極少是刺繡表現的。直到十九世紀末，時正流行照相放大炭畫法，余沈壽才用人像作題材，綉成幾幅重要人像，這種繡像送到國際展出時得到成功后，余沈壽之名才為世人知道。但由於攝影藝術的進展極速，先是在放大照相上加色技術不斷進展，其次是天然色彩的發明，同時油畫作人像法流行，綉人像藝術，因之近半世紀以來並無發展，余氏綉法也少後繼者。直到解放后，近五年來，才又有上海王氏五姐妹用剪絨綉法作人像，得到新的成功。就題材說為舊傳統，就技術說則為新創造。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時，中國沿海和內地幾個地區的刺繡生產，大部分都被破壞。
解放后，人民政府對於工藝美術的發展，給予特別的重視。刺繡、地毯、燒瓷、景泰藍、雕漆和刻玉、雕牙等，對外文化交流發生良好作用的手工藝的發展和提高，都十分關心。由調查作有計劃的改進工作，近來並且進一步組織工藝研究所來促進這部門工作。就中生產地區分佈特別廣，種類特別複雜，從業人員數特別多，應數刺繡一項。據手工業管理處和美術服務社初步估計，僅從幾個大區初步調查，直接或間接參加生產的婦女，已達十萬人。因此企業的發展和生產存在的各種問題，也就格外值得重視。近數年來，由於國內外需要量日益增加，地區部門生產，因之形成一種新的高潮。而生產什麼？生產設計部門如何提高？也就是在各方面都成為一個問題。政府在國務院行政系統下特設立一全國手工業管理局，和中央美術學院工藝系擴大為工藝學院，又另設一工藝研究所，就是企圖來解決手工藝各部門的問題，而刺繡無疑是一個更加值得重視的問題。如何從現有人力技術基礎上，和傳統優秀藝術基礎上，好好結合起來，組織這部門生產，改進這部門生產，來供應國內外需要，很顯明是各方面都十分關心的。
新的改進工作，有顯明進步的，是現代花鳥畫家的作品，已在各地區由有經驗工人試驗中用刻絲法、結子、瑣絲法、鋪絨通綉法，製作出許多新作品，在國際展出中得到世界萬千觀眾的好評。又把這些多樣綉法作日用品刺繡生產，更獲得廣大人民的愛好。又流行於民間的各種綉法，特別各地挑花綉技法和精美圖案，也有一部分起始試用到新的生產上來，供應市場各方面需要。這部分無疑還在日益擴大它生產的範圍。總的說來，新的刺繡企業的前途發展是充滿希望的。除企業性的刺繡外，還有長江流域及西南兄弟民族廣大地區流行的日用刺繡，一般都是婦女工余的非商品性生產，其中一小部分，雖然也在鄉鎮市集中出售，依然近於交換生活資料形式，和大都市中集中千百工人在一定計劃中進行的定量生產情形完全不同。至於農村社會主義合作化后，這些剩餘勞動力的生產，是否在短時期內能組織起來，投入有計劃生產，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部分居住比較集中的地區，大致是做得到的。這種新的組織，無疑將可以增加大量生產，但同時也無疑是一個相當煩瑣的工作。待從部分重點地區作些試驗，來慢慢推動，不宜於過分冒進。
談染纈——藍底白印花布的歷史發展[21]
絲綢印花古代名叫「染纈」，加工技術種類多，各有不同名稱，後來發展成藍底白印花布的一種，宋、元時就材料說名「葯斑布」；就染法說名「漿水纈」。轉用到棉布印染，成一般性流行商品時，必然是在明代松江棉布大量生產以後，但其發軔也許會早至公元前，可聯繫到西南地區織作的白疊、欄桿布上頭去。白疊布用木棉織成，欄桿斑布似有織有染，在漢代和西北生產的細毛織物「罽」及「氍毹」「毾」同樣受人重視。印花絲綢現存較早材料是長沙戰國楚墓一件被面，花紋不詳悉。其次是西北出土的一片晉代成品，上印重疊斑花，如照唐、宋名稱，應名「瑪瑙纈」。晉縹青瓷作褐斑花的，即和當時染纈紋相通。近於仿染纈而成。
染纈的緣起，《二儀實錄》以為：
秦漢間始有，陳梁間貴賤通服之。隋文帝宮中者，多與流俗不同。次有文纈小花，以為衫子。煬帝詔內外官親侍者許服之。
此書記載史事常多以意附會，不可盡信，惟談及染纈在六朝流行，隋代宮中受重視，還不太荒謬。《搜神後記》曾提及染纈事。唐人記載稱代宗寶應二年，啟吳皇后墓，有繒彩如撮染成作花鳥之狀。小說則以為，玄宗柳婕妤妹，性巧，因發明花纈。
《雲仙散錄》記：
郭元振落梅妝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纈群（裙），參一曲。
白居易詩「黃夾纈林寒有葉」，又說「成都新夾纈」，就實物和文字聯繫分析，可知染纈盛行於唐代，技術也成熟於唐代。唐代絲織物加工，已使用過種種不同的複雜技術，大致可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包括色彩複雜的文錦和兩色花或本色花的綺、縠、綾、羅以及花紋突起的「剪絨」，薄如煙霧的「輕容」「鮫綃」紗。這些絲織物除剪絨外，其餘加工方法，都是在織機提花過程中一氣呵成。
第二類包括各種不同的「刺繡」和「貼絹」「堆綾」「泥金銀繪畫」「染纈」等等。加工方法都是在絲織物成品上或衣裙材料成品上，另外通過複雜手續完成的。
唐代中等以上人家婦女的衣裙和家庭日用屏風、幛幔，多應用染纈。現存材料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應數甘肅敦煌和新疆發現品，以及日本正倉院部分藏品。從這些材料分析，得知唐代至少已有三種染纈技術普遍流行，即蠟纈、夾纈和絞纈。
一、「蠟纈」，就是我們常說的「蠟染」。它又分單色染和複色染兩種。複色染有套色到四、五種的。因不同顏色容易相互浸潤，花頭多比較大，無論是串枝花或團科花，構圖飽滿，特別宜於作幛子簾幕。元、明時流行的通俗讀物《碎金》中記過九種染纈名目，有檀纈、蜀纈、撮纈（即撮暈纈）、錦纈（當指方勝格子式，如旅大所藏殘佛幡，現在歷史博物館陳列）、蠒兒纈、漿水纈、三套纈、哲纈、鹿胎斑（即宋之鹿胎）。內中說的「三套纈」，大致就指這種生產品，名目似乎也是民間通稱，因為根據元、明文獻記載和明初絲織物分析，元、明人實在已不生產這種高級印染絲綢。近來常聽人說現代西南蠟染從唐代蠟纈發展而出，事實或者正相反。西南蠟染原有個更久遠的傳統，應從木棉織物的欄桿斑布算起。唐代蠟染技術上的成就，絕非某人發明，很可能是從西南兄弟民族方面傳入中原加以發展的結果。到宋代中原蠟染技術在應用上已日趨衰退時，西南民間卻依舊流行蠟染，名「點蠟幔」，和廣西黎、瑤族精美提花棉布「黎單」同為人民愛好。又朝鮮在唐代從中國傳去的染纈法，北宋時也還流行，應用到普通幛子類。
《高麗圖經》二十八：
纈幕，非古也，先儒謂系繒染為文者謂之纈。麗俗今治纈尤工，其質本文羅，花色即黃白相間，燦然可觀。其花上為火珠，四垂寶網，下有蓮台花座，如釋氏所謂浮屠狀。然猶非貴人所用，惟江亭客館於屬官位設之。
染纈由於技術條件限制，圖案紋樣和錦緞多不相同，即同一種圖案，和色效果也不一樣。唐代蠟染的圖案式樣，除實物外，在繪圖中還有些線索可尋，例如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中，有兩三位婦女衣裙，就屬於染纈中的蠟纈或夾纈。《虢國夫人游春圖》中，也有幾個騎馬人衣服是蠟纈，不是錦繡。史傳稱：開元天寶之際，楊氏一門得寵，小器易盈，爭學奢侈，貴妃用刺繡工七百人，楊氏諸姨則用金、玉、錦、綺工達千人。記載雖容易誇張失實，但由於當時統治階級的奢侈靡費，形成一種社會風氣，染纈的花樣翻新，可能和這個時期關係格外密切。此外唐陶俑表現著染纈的也相當多，唐三彩常用的花斑和宋人所說的「瑪瑙纈」，技術處理實有相通處。敦煌壁畫中佛菩薩的穿着、經變故事和供養人的部分穿着，以及藻井、屏風、幛幔上都還保留下許多重要參考材料，值得我們注意。
唐代不僅婦女衣裙用染纈，男子身上的袍襖同樣有使用它的，如《張議潮出行圖》中的兵衛、儀從、騎士，身上穿紅著綠，染纈就占相當重要分量。北宋帝王出行，身前有兩萬多御前步騎隊伍護衛，照《宋史·輿服志》和周必大《繡衣鹵簿圖》記載，其中一部分就必須著某種花鳥獸染纈團衫。這種染纈團花小袖齊膝襖子以及花纈帽，還是根據唐「開元禮」制度而來的，可知開元時就有用染纈做軍服的制度。又敦煌晚唐《勞度義斗聖圖》中幾個舉袖迎風的婦女和另外坐在一旁幾個披袈裟的羅漢僧徒，也同樣有着染纈的。女的身上所著名叫「團窠」纈；羅漢身上披的袈裟，作水田方罫山水縐折紋的，照唐、宋習慣應當叫作「山水衲纈」。水田衣的使用，當時算是一種時髦。
二、「夾纈」的製法，是用鏤空花板把絲綢夾住，再塗上一種漿粉混合物（一般用豆漿和石灰做成），待干后投入染缸加染，染后晾乾，颳去漿粉，花紋就明白現出，宋人筆記說的「葯斑布」，《碎金》說的「漿水纈」就指這一種。說它是藍底白印花布的前輩，大致是不錯的。這樣作成的染纈，花色必淺於其他部分；如用花板夾住，直接於鏤空處用顏色刷染，花色就深於其他部分。後者雖也叫染纈，但材料可並不曾入過染缸（三套纈中可能也有用刷染法加工的）。這種染纈必用花板，較早的記載有北宋張齊賢著《洛陽縉紳舊聞記》稱：
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纈，眾謂之李裝花。
其次是《宋史·輿服志》載政和二年詔令：
后苑造纈帛，蓋自元豐初置為行軍之號，又為衛士之衣，以辨奸詐，遂禁止民間打造。令開封府申嚴其禁，客旅不許興販纈板。
到南宋后已解禁，所以朱熹文集中攻彈唐仲友文即說到假公濟私，用公家纈板染私人彩帛事。又《夢粱錄》談臨安市容時，說到許多彩帛鋪，所謂彩帛，部分即印花纈帛。
用此法印到布上的名「葯斑布」，相傳出於宋嘉定中歸姓，《圖書集成》引舊記稱：
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鎮，宋嘉定中歸姓者創為之。以布抹灰葯而染青，候干，去灰葯，則青白相間，有人物、花鳥、詩詞各色，充衾幔之用。（《圖書集成》卷六八一，蘇州紡織物名目）
這種印花布，明清之際又名「澆花布」，同書松江條稱：
葯斑布俗名澆花布，今所在皆有之。
又夾纈和蠟纈用同一技術加工的，有《嶺外代答》所記「傜斑布」：
傜人以染藍布為斑，其紋極細。其法以木板二片鏤成細花，用以夾布，而熔蠟灌於鏤中，而後乃釋板取布投諸藍中。布既受藍，則煮布以去其蠟，故能受成極細斑花，燦然可觀。故夫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
傜人……或斑布袍褲。婦人上衫下裙，斑斕勃蔚，惟其上衣斑紋極細，俗所尚也。
三、「絞纈」，是把成匹絲綢或衣裙成品，照需要把某部分用線縛著、縫著或作成一定襞折，用線釘固，染后曬乾，再剪去線結，就自然形成一定圖案，有蝴蝶、海棠、蠟梅、水仙等等簡單小簇花樣。最簡便的是唐人所謂「魚子纈」，比較複雜的則為「撮暈纈」。宋人筆記所謂「撮暈花樣」「瑪瑙纈」，《碎金》中提起的「鹿胎纈」，大都和這種染纈分不開。一般說來，絞纈做法比較簡便，並且能隨心所欲作成個人愛好的花樣，不受纈板限制，因此在當時人應用上也就相當普遍。不過既然非商品生產，容許個人匠心獨運，出奇制勝，又必然有人會逐漸把它作得極其精美。絞纈和其他染纈一樣，也可使用套色加工。「撮暈」和「鹿胎」在北宋都特別提出加以法律禁止，反映出這類高級染纈，加工技術必相當煩瑣不下於套色蠟染。
「鹿胎」似以川中生產特別講究，觀史傳禁令可知。《宋史·食貨志》：
詔川陝市買場、織造院，自今非供軍用布帛，其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欹正、龜殼等段匹，不須買織。
又仁宗天聖時，詔減兩蜀歲輸錦、綺、鹿胎、透背……。景祐初……其後歲輒增益梓路紅錦、鹿胎。慶曆四年復減半。
撮暈雖已知為染纈類，「鹿胎」一名過去卻少有人明白是什麼。從比較材料分析，可推測屬於染纈，花紋屬於梅花斑，以紫紅為主。
《洛陽牡丹記》稱：
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圭宅有之。
可知鹿胎為紫地白花。
《牡丹記》又稱：
鹿胎紅者，……色微紅帶黃，上有白點如鹿胎，極化工之妙。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與此頗異。
可知也有紅地白斑的。
又宋人著《洛陽花木記》，說芍藥中有「黃纈子、紅纈子、紫纈子、白纈子」四種。可知有用芍藥花樣的，至少且有黃、紅、紫三色。至於白纈，註明為千葉白花，又可知花是本色，底子染綠。
又「一捻紅」，系「淺紅中有深紅一點，易作纈」。《芍藥譜》說，紅色深淺相雜，類湖纈，得知湖纈系深淺紅相雜。宋代工藝圖案重寫實，從這些花的着錄中也可得到纈和鹿胎基本紋樣若干種面貌。
又鹿胎紫的花紋，實創於六朝。相傳陶潛著的《搜神後記》，就提到這種花纈：
淮南陳氏于田種豆，忽見二美女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掛一銅鏡，鏡中視之，乃二鹿也。
鏡中是鹿，可知身着紫纈即作梅花斑。
唐代機織工人，已經常能夠織造配色華美、構圖壯麗的錦緞，達到高度藝術水平。且能織金錦。用小簇花鳥作主題的本色花綾，又因為和當時官服制度相關，更容易得到全面發展的機會。染纈和刺繡雖然同屬於絲綢加工，在應用上卻相似而不盡同。貴族婦女衣裙、歌妓舞女衣裙，凡是代表特種身份或需要增加色彩華麗效果時，服飾加工多利用五色奪目的彩綉、縷金綉和泥金繪畫。這些大量反映在唐人詩歌中。從詩歌描寫中考察，我們還可知道這種高級絲織物加工的主題畫案，經常用的是什麼花、什麼鳥和某幾種常見的昆蟲。這些花鳥昆蟲形象和表現方法，現存實物雖不夠多，可是另外卻留下許多十分可靠的樣稿可以參考，最重要的是大量唐代青銅鏡子上的花烏浮雕。絞纈法極簡便的是十字紋樣，明、清有的地方性紡織物中，還採取這種絞纈法加工。圖案充分保留唐代風格的，惟西藏人民織造的五色「氆氌」，特別有代表性。
應用染纈在唐代既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它不會不影響到其他工藝部門。顯而易見的是，它和當時三彩陶器花紋彩色的相互關係。有些三彩陶的寶相花和小簇花，都可能是先用於絲綢染纈，後來才轉用於陶器裝飾的。正如同一般說的攪釉木紋陶，實出於犀毗漆的模仿。
染纈多宜於用在熟軟薄質絲綢上。一般染纈多用青碧地，正如《唐史》所稱：「婦人衣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履」，是某一時期流行制度。從出土三彩俑上還可看到一些青碧纈衣裙的基本式樣。但唐人已習慣用紅色，由退紅（又名「不是紅」，和「肉紅」「杏子紅」相近）到深色胭脂紅，紅色實包括了許多種不同等級。部分花纈必然是要利用這不同等級的紅色形成美麗效果的。古代紅色染料主要是紫草和紅花，宋代以後才大量從南海運入蘇木。紅花出西北，所以北朝以來有「涼州緋色為天下最」的記載。但到唐代紅花種植已遍全國，四川也有大量生產，所以蜀錦多紅地。其實唐代不僅蜀錦著名，蜀中染纈也有一定地位。唐《韋綬傳》就稱：帝嘗過韋綬院，時天寒，綬方寢，帝覆以妃子所著蜀纈袍而去。白居易詩又有「成都新夾纈」句子讚美蜀纈。史稱後唐庄宗派宦官白正嗣入蜀監軍，還時得文錦五十萬匹。后些時期孟昶投降於宋，庫入綾錦彩帛數目加倍多。這是大量絲織物中的彩帛，照唐代習慣，是所謂染彩為紋的絲織物，也就應當包括有各種時新花紋的染纈。
染纈圖案不斷在發展中，但受材料和技法限制，照例保留下更多更美觀簡便的花樣，到後來繼續流行。唐、宋過渡期在五代，陶穀《清異錄》稱：
顯德中創尊重纈，淡墨體，花深黃。二部郎陳昌達，好緣飾，家貧，貨琴劍作纈帳一具。
由於愛好，甚至把窮書生的琴和劍都賣去，換一頂時新染纈帳子。這一面反映社會風氣的影響，另一面也說明染纈的新花樣。這種深色地的花纈，到北宋時還流行，後來被政府用法令禁止，技術才失傳。宋錦中有「紫方團白花」「褐方團白花」等等名目。按錦織不出這種花樣；如從染纈去研究，則還有些線索可尋。
《宋史·輿服志》載天聖三年詔令：
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並藍、黃、紫地撮暈花樣。婦女不得將白色、褐色毛緞並淡褐色匹帛製造衣服，令開封府限十日斷絕。
詔令中舉的黑褐地白花衣服及藍、黃、紫地撮暈花樣，都明指染纈。一種日用生產品由政府用法令禁止，可知成品流行必相當普遍，生產又相當費工。
北宋染纈禁令中，還有禁止「跋遮那纈」一項。初步研究知道，「跋遮那纈」指的應當是一種加金的印染絲綢。至於這種高級絲織物加工技術，是否和當時新疆金綺工有關，或者直接和隋代西域名畫家「尉遲跋質那」尉遲甲僧、乙僧之父有關？我們一時還難解決。這裏已涉及北宋染纈問題。前邊曾提到北宋在某一時期中，曾禁止民間使用染纈，市上出售裝花纈板的商人也算犯罪。這種創於五代，流行宋初，深色地黃白花的染纈，因受禁止而斷絕，我們是否可從別的線索得知它的花紋圖案基本調子？新出土材料特別重要的，是虎丘塔中經函中發現那幾片三鳳團花碧羅纈經袱。因為一切還具有唐代規格。以個人意見，直接材料雖不多，間接比較參考材料最重要的還是陶瓷，例如北方山西晉陽窯、南方福建建陽窯、江西吉州窯，幾種深色黑紫釉印花點碗盞，有作銀星斑的，有作黃兔毫斑的，有作玳瑁皮或鷓鴣翅斑的，有作犀皮漆中波羅斑的——特別重要是吉州窯燒造的紫褐釉印黃白花鳥三鳳或方勝如意的茶盞花紋，圖案組織基本上還是唐代式樣，和染纈完全相通。由此啟示得知當時的確必有這種深色底子黃白花的染織物存在而且流行，才同時或稍後能具體反映到陶瓷製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