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中國文物常識》（7）
服飾與鬍子
服裝最講究的時代是春秋戰國。不僅統治者本人常常一身華服，即從臣、客卿也是穿珠履，腰佩金玉，出入高車駟馬。因為儒家說玉有七種品德，都是做人不可少的，於是「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的說法，影響到社會各方面，貴族不論男女，經常必佩帶上幾件美麗雕玉。劍是當時的新兵器，貴族為表示武勇，兼用自衛，又必佩帶一把鑲金嵌玉的玉具劍。當時還流行使用帶鉤，於是又用各種不同貴重材料，做成各種不同樣子，有的用鐵鑲金嵌玉，有的用銀鑲玉嵌五彩玻璃珠，彼此爭巧，日新月異。
從文物中所見古代服裝材料和其他生活事物點點滴滴[22]
人人都穿衣吃飯，關於古代這方面問題，我們知識卻不大具體。儘管在奴隸社會階段，統治階級的剝削基礎，就和糧食、布帛聚斂分不開，先秦文獻中還留下許多記載。不過孤立從文獻求索，總不大好辦，特別是關於發明與發現多不足信。文獻不足征處，更不免茫然。因此歷來專家學人，不外用兩種態度對待：
一是「信古」，肯定舊傳說，增飾新附會，把一切發明與發現都歸功於個人，《古今注》《路史》《事物紀原》等因之產生。
二是「疑古」，覺得古代事難言，不加過問。影響到後來，於是人多樂意務虛，抽象談社會結構。至於從務實出發，作探討工作的便較少。
經過近年考古工作者共同的努力，古代人從新石器時代或更早一些起始，如何使用木、石、骨、角工具，慢慢學會種植莊稼，馴養六畜，改善定居生活條件；同時又適應這個新的需要，發明陶器，來處理穀物成為熟食。穀物類生產品種是些什麼，也有了比較明確知識。而陶器則由烹煮食物進而為熔金鑠石，冶鍊出金、銅、鉛、銀、鐵，生產工具因之又如何逐漸衍進。有關吃的問題，凡事從實際出發，慢慢地便理出點頭緒來了。至於穿衣打扮事情，還是不大搞得清楚。現在想就出土文物，初步試來作些常識性綜合分析。至於進一步深入探索，拋磚引玉，實有待海內專家學人共同努力！
史傳稱伯余作衣，又說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至於養蠶，則推為黃帝妃子嫘祖所發明。這種種和其他一切發明，極少有人否認過。事實上它和別的生產發明相差不多，全是由於古代人民共同需要，和自然長期鬥爭，勞動經驗逐漸積累得來，絕不是某一人能憑空發明的！但是衣的定型製作出一定式樣，在原始社會組織取得一定進展后，隨同形成一種習慣，卻是有可能的。
根據四川資陽人遺物中一根細長完整的骨針，我們可推想當時人就為了禦寒和生產上的便利，已有了穿衣服的要求。因為針的發明是滿足這種要求而出現的。如果這支骨針和其他遺物確在同一地層，那已經是過若干萬年的事情了。當時穿的是獸皮還是植物纖維的布匹？我們還少知識。但是針孔相當細，絕不會是皮革割成的小條子能通過的，因此捻取細纖維作線的技術，也必在有孔紡輪出現以前，即已掌握。而布的起源，實從編織漁網得到進展，編網知識又系從蜘蛛結網得到啟示，《淮南子》所說，倒還有點道理！早期的織機可能是「地機」，原物雖未發現，近年雲南石砦山出土銅器上，卻還留下些二千年前的式樣，現代我國比較偏僻的生產落後區域，也還留下些活的標本，一般還是坐在地下織的。綜、筘、梭子發明以前，提線必用手，壓線則借重骨或石工具，編織較窄的腰帶，牛肋骨已極得用。若織面闊及尺的布，即嫌壓線不緊實。因此地下發現較長大薄刃石刀具，古代除了使用它來鞣治皮革，可能也和織機壓線發生聯繫。後來由石到玉，進而成璋或某一式圭，則已在實用外兼有象徵性。但是海南島一類地區，卻在十八世紀，還用作織布工具！琮的應用出現較晚，一般大型青雲琮，多長約八寸，外方內圓，分段刻劃紋道。照史志所說，為婦女所主，為祭中溜之神物。如聯繫紡織周代以來即稱為「婦功」，而琮的應用，近人以為和織機或有一定關係，推測或許還近理。這類大型玉琮多傳為周代禮器，如和織機關係密切，則顯然這是一種西周以來出現的坐式豎機了。因為地機捲軸是用不上的。從琮的出現，我們還可看出人類最早的垂腿而坐，和生產勞動關係十分密切。織布以外車磨銅器，雕琢玉器，為操作便利，大都有近似織機需要，即共同促進了古人生活習慣的改變，實和生產需要有一定關係。這自然只是一種推想，因為唯一證據，只有漢石刻幾個機織形象，包括了曾母投梭、孟母教子和天孫織錦一些故事傳說的圖像在內。至於第二階段坐具的進一步改變，和婦女專用鼓式墩子的產生，則顯然是由戰國熏香籠篝、漢代熏籠衍進而來，而社會上得到認可成為一般起居習慣，已是唐、宋時事了。籠篝多編竹而成，或有兩式，應用雖始於戰國，盛行於漢晉之際，留下較早的形象，卻只有在北朝石刻上可發現，做成腰鼓式。唐代有個三彩女俑，坐的還是相同樣子。到宋代則一般作墩子式了。直到明代，不問法花瓷或處州青瓷，或描金雕漆，墩子依舊必下部鏤空，上面繪飾成一塊綉帕四角下垂樣子，還是照熏籠做成。
《爾雅》是中國二千三四百年前一部古文字學專書，內中有許多記載都十分重要。關於古代養蠶業的進展，也有較新較現實提法。稱蠶有蕭、艾、柞、桑等等不同品種，即反映一種社會發展的真實，說明養蠶知識的獲得，是經過許多人用各種草木葉子在長期試驗下，才明白山蠶宜在柞樹上放養，家蠶必飼桑葉才會有較好收成的。從這一認識前提出發，結合文獻，我們說穿衣當成一種社會制度，養蠶當成一種社會生產，大約是在由分散的部族社會到那個部落聯盟的原始社會成熟期的黃帝時代才逐漸形成，同樣的話卻有了較深刻意義！至於當時人究竟如何穿衣，文獻敘述多出於周代史官，必須把保留在較前或較后各種形象材料加以印證，才可望得到些比較近真落實的印象。
史稱三皇五帝，歷世綿邈，有關形象知識，目下我們只能從一千八百多年前一些漢代石刻得到點滴。結繩記事、燧人取火的情形，雖近於漢人想象，武氏石刻把五帝卻畫得相當古樸，即同樣出於想象，究竟比單純文獻有意思得多。因為那幾個人的衣服式樣，和近年出土三千年前殷商時代的還有個共通點，一般特徵為齊膝長短，穿褲子（若照某些傳記述說，則漢代人才穿褲子），為便於行動和勞作，說這種衣裝和原始社會生活要求相適合，大致不會太錯的。
商代還有如下一些材料可以比證參考：
一、兩個雕玉人頭像，重要在他們的頭上裝飾。男子戴平頂帽子，初看似乎有些令人相信不過，其實形象並不孤立存在，同時或稍後，這種帽子都有發現。女的重要是她的髮式，藉此明白頭上骨或玉笄的應用，商代至少已有二鳳相對豎插，和一支橫撇兩式。雙笄對插比較講究。曹植詩「頭上金雀釵」反映到《女史箴圖》中的情形，還是商代用笄制度的沿襲。下垂蠆尾捲髮，直到戰國還有地方婦女慣用。只可惜背後不知如何處理。這些精美雕玉正產生於歷史上的紂王、妲己時代。至於紂王形象，目前還只有日本學人過去在朝鮮發掘的漢墓里一個彩繪漆筐邊沿上發現那一位。他正坐在一個有屏風的矮榻上，像旁還明署「紂王」二字，兩手作推拒狀，做成《史記》所稱「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的神氣。神氣雖還活潑，可是個標準漢代貴族樣子。至於妲己的裝束如需要復原，從那個雕玉女人頭像，卻可得到較多啟發！
第二是這個白石雕刻的人形，頭戴錦帽，身穿錦衣，是有點醉意朦朧樣子。如不是個最高奴隸主，也應是個貴族。但亦可能只是隨身奴僕，因為用珠玉飾狗、馬，在商代墓葬中即已發現，一個奴隸弄臣穿得花花綠綠，是不足為奇的。衣服肯定原仿錦繡而作，從聯繫和發展得知道。商代的銅簋、白陶壺，和較后一時的銅車軸頭、鏡背、空心磚邊沿，都有相同裝飾紋樣出現。一個長沙出土的戰國彩俑，衣邊上且分明畫上這種花紋，恰和文獻中「錦為沿」相符。（真正的錦緞只早到唐、宋，名字或應當叫矩紋錦。它的織法實源遠流長。至於為什麼較早的錦是這種連續矩紋，我們說，大致和編織竹簟有關，和宋代青綠簟紋錦同源異流。竹簟用連續矩紋或方勝格子，技術操作比較容易。）商代已能織出極薄的綢子，也能織出有花紋的錦緞，但較多人的身上，大致還是穿本色麻葛或粗毛布衣服。一般奴隸或俘虜身份的人，如像第三個手負桎梏的一位，穿的自然是件粗布衣。
兩者身份地位儘管不同，衣服長短過膝，倒像是共通趨勢。這一點相當重要，因為承認衣才齊膝或過膝原是一種傳統制度，我們才不至於把春秋戰國時出現的這種衣服，不求甚解一例歸入「胡服」。
第四、五都是雕玉，出土情形不太明確。給我們啟發是他們頭上巾子和西南苗、彝族裝束那麼巧合。其實若從圖案花紋去探索，用商代規矩圖案和近代苗、彝編織物圖物比較，相同處我們發現將更多！這不足為奇，生產條件和工具決定了生產式樣，也有時形成了美的意識，這是過去我們較少注意到，目前卻明白了的。
西周是個講究制度排場的時代，史稱「周公制禮作樂」，不會完全是空談。一面是宗法社會的建立，確定等級制度排場有其必要性。另一面由於生產發展，絲、布、銅、漆日益加多集中到王室貴族中，有了個物質基礎。因此周公儘管提倡節儉，要貴族子弟明白稼穡之艱難，可是打發諸侯封君就國，還是除沿例領取大片封地、佔有大量農奴外，並且還可得到一些手工業奴隸，又可得到特賜一份華美衣服，車馬旗幟，宗廟祀事禮樂銅器，以及作為壓迫工具和象徵權威的青銅兵器圭、璋、璜、璧諸玉物。統治者日益脫離生產勞動，成為「治人」的身份，衣服放大加長用壯觀瞻，必然是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出現。相傳虞書帝王冕服十二章的綉繪文飾，也應當成熟於此時。但是三千年來做皇帝的總還歡喜遵照古制打扮，直到袁世凱還要人做下一份衣樣子，準備登基！事實上冕服最早的式樣，目前為止，還只有從唐代列帝圖和敦煌畫留下那些形象，比較近古，宋人《三禮圖》、明人《三才圖會》即已多附會，去古日遠，清代更難言了。但是從習慣說，戲衣上的龍袍，還應當說是一脈相承。真正的復原，幾種新的戰國人物形象，和西漢壁畫，東漢石刻，以及周初銅、玉、漆、絲紋樣，已為我們準備了些有利條件。經過一些探索比證，大致還是可望部分恢複本來的。
衣服等級的區別，一面可看出西周社會的拘板定型，另一面也必然影響到社會生產的停滯。破壞它得到新的進展，是春秋戰國，隨同土地所有制變化，與生產發展、商品大量交流而形成。
同樣是在不斷發展變化中，也看需要而有所不同，譬如作戰穿的衣甲，到春秋時雖發展了犀甲、合甲、組甲許多不同材料不同製作，長短大致還是以能適應當時戰爭活動為主，不會太變。例如保護頭顱的銅盔，商代的就和春秋戰國時差不太多。但是兵器中的戈的形制和應用，卻已有了較大變化。商代一般戰士，戈大致有兩式，長柄的單獨使用，短柄的則一手執戈、一手執方盾，是通常格式。春秋以來則劍、盾為一份，戈柄已和矛柄部分同長，有的或加個矛頭成為專用勾、啄、刺三或兩用兵器了。到戰國時，好些戈、戟並且已逐漸脫離實用價值，只從藝術出發來考慮它的造形美了。到漢代於是又一變來個返璞歸真，一例簡化成為一個「卜」字式。（至於我們從戲文中所常見的方天畫戟，卻是起始於唐代宗教畫天王所使用的！）衣的形式改變，主要還是在某些上層人物。根據目下材料分析，我們知道儒家的寬衣博帶好尚，本為好古法先王主張而來，同時人常多當成一種拘迂行為看待的。因此估計一般上中層分子，平時衣服必然還不至於過分拖拖沓沓。但部分坐朝論道不事生產的人物，即不完全同意儒家迂腐主張，還是不免已經有些拖拖沓沓。這從近年發現的材料，多了些證明。至於從事各種生產勞動的平民便裝，一般還是長可齊膝為通例，從統治者看來，則為野人之服，輿台之服，區別日益顯明。至於那些無事可做或一事不作的貴族，在一身裝扮上格外用心，如何穿珠佩玉，文獻記載雖多，形象反映給我們的知識還是不夠落實。例如說，儒家「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和「玉有七德」的說法，到戰國時已相當成熟，上下一時把玉的抽象價值和人格品德結合起來，也因之把玉的具體價值提得高高的，影響刺激到當時雕玉工藝的高度進展。三門峽虢墓得到幾份成組列的佩玉，雖已知道它們在人身上的大略位置，洛陽金村韓墓，還發現過一份用金絲紐繩貫串的成組精美佩玉，輝縣和其他發掘，也得到好些當時小件成系佩玉，傳世又還有千百件戰國玉龍佩和其他雕玉可供參考，郭寶鈞先生即根據出土情形作了些復原圖。但是希望更具體些明白它們如何和那些加工特別精美、鍍金嵌珠的帶鉤，講究無比的玉具劍，共同加在以五色斑斕華美耀目的文綉袍服上，結合一起形成一種驚人炫目的藝術效果，如《說苑》所敘襄成君給人的印象，我們還是不易想象的！知識不足處，實有待進一步發現，才能綜合更多方向文物，一一加以復原。即此也可以肯定，過去幾千年來學人感到束手的事情，到我們這個新的時代，由於條件不同，有必要時，終究還是可以從客觀存在認識出發，一一把它弄個清楚明白！
和周初衣服制度有密切關係的歷史人物，是封于山東魯國的周公。周公的形象雖無當時遺物可證，但是漢代在儒學興盛提倡厚葬的制度下，山東地方的石刻，卻還留下三四種各不相同的周公樣子，有一個在曲阜發現還是立體的。作為周公輔成王的歷史主題而做成，胖胖的周公寬袍大袖，抱著個小嬰孩，我們似乎可以用一個有保留的態度來看待這些材料。就是說形象未必可靠，部分服裝還是可靠。因為凡事總必上有所承而下有所啟，正如孔子所說「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說能知其損益，就必有所損益。孔子所知道的我們雖難於盡知，但是目前還有不少春秋戰國和西漢形象材料，新近發現，為我們提供了許多證據，也啟發了不少問題，值得注意！
極有意思是近年山西侯馬出土的一批陶范中幾個人形，搞文物的看來，會覺得有些面熟，不僅衣服依舊長短齊膝，花紋也並不陌生，有一位頭上戴的又簡直和商代玉人及白玉雕像十分相似，一個短筒子平頂帽。商代白石像系腰是個大板帶，這一位腰間系的是根絲絛帶，帶頭還綴上兩個小小圓絨球，做成個連環套扣住，得知這兩種系法都是不必用帶鉤的。這個人的身份雖同樣難於確定，不是「胡族」卻一望而知。因此趙武靈王所易的「胡服」，必得另外找一種式樣才合適了。至於這一式樣和時代或許略晚見於洛陽金村遺物中的幾個銀銅人裝束，我們可以說實「古已有之」，因為漢石刻大禹等已穿上，至少從漢代儒家眼光中，是決不會同意把胡服加在著名的大禹身上的。何況商代實物又還有陶玉相似形象可證。《史記》上所謂胡服，記載既不甚具體，我想還是從相關文物反映去尋覓，或許還比較有一點邊。時間較早是保留到戰國或西漢匈奴族青銅飾件上的各種胡人裝束，時間稍晚是保留到東漢墓中一個石刻上作的胡族戰事圖像。前者多於蒙古一帶地區出土，後者卻顯明做成高鼻深目樣子，但是一作比較，於是我們不免感到混淆起來了。因為這些胡族人衣著長短，原來和商代幾種形象倒十分相近，正和那些羊頭削及盾上帶鈴弓形銅器和商代實物相近差不多。由此聯繫，我們似乎可以不妨且作那麼一種假定，即以游牧為主的匈奴服制，本來和商代人的普通衣著相近，或曾受過中原人影響。到周代，社會受儒學渲染，寬袍大袖數百年成社會上層習慣后，我們不免已有些數典忘祖。趙武靈王學回來的胡服騎射，重點本只重在「騎射」，至於胡服，則一面始終還流行於各行各業勞動人民習慣生活中，正所謂「禮失而求諸野」！這種推測也許不一定全對，惟根據材料分析，卻似乎差不多遠。
西周以來，上層分子寄食統治階級衣服日趨寬博，大致是一種事實。但在共通趨勢中也還是有分別。並且在同一地區，甚至於同一種人，也還會由於應用要求不同，形成較大差別，不能一概而論。相反又會有由於一時風氣影響，而得到普遍發展的。前者如從大量戰國楚俑和畫像分析，至少即可知道衣服式樣便有好幾種，長短大小也不相同。後者如傳稱楚王宮中女子多細腰，事實上新的發現，楚國以外許多材料，表現舞女或其他婦女，也流行把腰肢扎得小小的習慣。特別是一種著百褶裙反映到細刻銅器上的婦女或男子，反而比反映到楚俑和漆畫上的婦女束腰更細一些。這類銅器山東、山西、河南均有發現，它的來源雖有可能來自一個地方，不在上述各地，但當時善於目挑心招能歌善舞的燕趙佳麗，臨淄美女，裝束還是不會和它相去太遠。以相傳洛陽金村出土一份佩玉中兩個小小玉雕舞女，做得格外出色。
如把這類材料排排隊，就目下所知，大致信陽楚墓出土的東西比較稍早一些。聯繫文獻解決問題，長沙楚墓出土的彩俑和漆畫、帛畫，以及河南、山西、山東發現薄銅器上細刻人形，材料卻豐富重要得多。
信陽大墓發現了不少大型彩繪木俑，初出土時聞面目色澤還十分鮮明，如不即時摹繪，大致已失去固有色調多日了。重要還在那個漆瑟上的彩繪種種生活形象，有高據胡床近於施行巫術的，有獨坐小榻大袖寬袍的統治者，有戴風兜帽的樂人，有短衣急縛的獵戶。人物畫得雖不怎麼具體，卻神氣活潑，形象逼真。總的漆畫上胡床的出現，和墓中三百件漆器中一個近似坐幾狀木器實物的發現，為我們前面說到過的垂腿而坐的事情，至晚在春秋戰國時即已有可能出現，多提供了些證據，卻比日下文獻所說，胡床來自漢末，席地而坐改為據椅而坐，直到唐代中葉以後才實行，已早過五六百年或一千三百年不等。
長沙楚墓的發現，豐富了我們對於古代人生活形象知識更加多。首先是那個特別著名舞女漆奩的發現，上面一群女子，一例著上袖口衣腳均有白狐出鋒長袍，腰肢都小小的，面貌雖並不十分清晰，還是能給人一個「小腰白齒」印象。宋玉《招魂》文中所歌詠的婦女形象，和這些女人必有些共通點。另外是許多彩繪木俑，試挑出兩個有典型性的看看，男的是個標準楚人，濃眉而短，下巴尖尖的成三角形，鬍子作仁丹式，共同表現出一種情感濃烈而堅持負氣個性鮮明神氣。近年發現楚俑多屬同一類型，引起我們特別注意，因為這是屈原的同鄉！如作屈原塑繪，這是第一手參考材料！女子重要處在頰邊點胭脂成簇作三角形，可以和古小說《青史子》，及劉向《五經通義》引周人舊說相印證。照各書記載，這是和周代宮廷中女子記載月事日期的標誌有關。胭脂應用即由之而來。比唐人的靨子，南朝人的約黃，漢代的壽陽點額，都早過千年或大幾百年！衣分三式，都不太長，一種繞裾纏身而著的，顯明較古，到漢代即已不復見。履底較高，和長沙出土實物可以印證。衣服邊沿較寬，材料似乎也較厚，可證史傳上常提起過「錦為緣飾」的方法。武士持劍、盾則衣短而縛束腿部，才便於剽疾銳進，秦末項羽的八千子弟兵，大致就用的是這種裝束。可惜的是一份木雕樂伎已朽壞，只留下個輪廓，難於用它和河南汲縣、輝縣等處所得細刻銅器樂舞伎服裝印證異同。另外在一片絹帛上還繪有一個女子，特別重要處在那個髮髻，因為同時同式只在輝縣出土的一個小銅婦女和時間可能稍晚一些驪山下得到的一個大型灰陶跪俑上見到，同是髮髻向後梳的古代材料。近人說帛畫上繪的是個巫女，或出於片面猜想。因為另外兩個人形，均顯明都是家常打扮。和信陽漆瑟上的反映，及另一楚帛書上四角繪的神像反映，情調毫無共通處。自古以來巫女在社會上即佔有個特殊位置，西門豹投於河裡的，和屈原《九歌》所涉及的，是不是還有點線索可尋？較晚材料應當是南方出土一些西王母、伍子胥神像鏡子上的舞女反映，比較近真，因為一面還和《三國志·陶謙傳》及《曹娥碑》記載中提及的撫節弦歌婆娑樂神相合，一面且和《西王母傳》《上元夫人傳》記敘玉女裝束有關，至少可以說是一個越巫樣子。用它來體會先秦九巫形象，終比憑空猜想有些根據。楚俑男女頭上一個覆蓋物多如羽觴樣子，可惜經過摹繪，具體形象已難明白。唯文獻上曾有「制如覆杯」記載，羽觴恰是當時唯一杯子，因此這個頭上安排也特別重要。女子背垂長辮中部多梳雙鬟，到西漢時出土俑也有用一鬟的。傳世《女史箴圖》有幾個女子還梳同樣髮式，當時大致這已算是古裝，晉代人是不會這麼打扮自己的。這從一系列出土俑（如江蘇南朝俑），和略后一時的磚刻〔如鄧縣（今鄧州市）畫磚〕，壁畫（如敦煌畫），石刻（如《十七孝子棺》），絹素畫（如《洛神賦圖》《北齊校書圖》），可以明白北朝時「華化」，所仿的正是兩晉制度，不會比漢或更早！
戰國時文物第三部分人物形象是洛陽金村韓墓出土的幾個銀銅小像，一個男子和一個梳雙辮弄雀女孩，衣服都短短的，女孩衣服下沿似乎還有些襞褶。男女均如所謂「蒙古型」，臉型寬厚扁平，因此即以為是「胡人胡裝」，值得進一步研究。短衣不一定是胡裝，已如前節所述。稍後一些胡人多高鼻深目，發且褐黃，這從文獻記載，及近年諾因烏拉與羅布淖爾實物的發現，與新近沂南漢墓石刻反映，三者結合印證，可以得到一點比較全面認識。相反的，倒是從商代起始，銅玉上反映均有「蒙古型」的臉孔出現，另一說即這個人的額飾，如著一小勒，有物下垂，非中原所固有。這也難說即是胡人。因為一切有個聯繫，不能孤立。近年四川出土大量漢俑，即有一式把額前加一勒子式織物，前作三角形的。這部分加工，事實上歷來都成為裝飾重點，不過隨時有所變化罷了。例如北朝則作三五螺鬈，如《北齊校書圖》中女侍所見，顯明受了點佛教影響，由於東晉以來關於佛發傳說，就常提到「向右縈迴，色作紺青」等等。到唐代則流行詩人所歌詠的「常州透額羅」，形制處理則如敦煌畫《樂廷瓌夫人行香圖》，其家庭子女中有一位的裝扮，極湊巧也是擱在額前那麼尖尖的，但來源卻應說是「冪」或「帷帽」一種衍進或簡化。因為冪或帷帽本來的式樣，還好好保留在一些唐代陶俑及唐人繪《蜀道圖》幾個騎馬婦女頭上，那是標準的式樣，和文獻記載完全相符合，後人作偽不來的。明代嘉萬以來又流行「遮眉勒」，還是那麼一道箍式，唯前端尖處多嵌了一粒真珠，明人繪畫中都經常發現這麼打扮。清初還在民間流行，清宮廷中的四妃子像和《耕織圖》的南方農家婦女頭上都可發現。戲裝上叫它作「漁婆勒子」，其實近三百年還在各處流行。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年，我們的母親或外祖母還在使用它，一般即叫作「勒子」，通常用玄青緞子掯兩個薄薄牙子邊，中心釘小翠玉花或珠子，到后又流行在兩旁釘薄雕翠玉片半翅蝙蝠或蝴蝶。也有作五蝠則象徵「五福齊來」。鄉下人家則用銀壽星居中。鄉村小女孩子則用五色綵綢拼湊，加上各種象徵幸福希望的彩綉，主題卻不外鴛鴦牡丹，魚水蝠鹿，講究些也有作戲文中故事的。在這上面也可以說可看到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和胸前圓裙腳下鳳頭鞋，同是民間年輕婦女裝飾重點！話說回來，到目前為止，金村墓中那一位，應說是較早在額間進行藝術加工的一個先輩！女孩子腰間也系了根帶子，還佩了個小工具，啟發我們古代「童子佩觿」應有的位置。宋人不得其解，衣服既錯，位置也弄錯了。這種短衣打扮是否是當時奴婢的通常的裝束？這一點可能性倒相當大。因為經常發現的戰國時六寸左右跪像，手捧一個短短管筒，通名「燭奴」，裝束多相近。近年山東出土一個人形燈台，手舉二燈盤，服裝也相似，這種器物適當名稱還是「燭奴」。另外還有兩個玉雕舞女，長袖細腰，嫵媚秀髮，特別重要是她的髮式，十分具體。背後卻拖了個長長辮子。
第四份材料是傳世和近年出土的金銀錯器物上鑲嵌主題畫中反映出戰國時人生活各方面情況。試用幾件有代表性的器物作例來分析（如故宮藏品一戰國青銅壺，一個成都百花潭錯銀壺，汲縣山彪鎮一水陸攻戰紋銅鑒，和另一水陸大戰鑒），上面即有採桑、弋鴻雁、習射、演樂、宴會、作戰種種不同反映。弋鴻雁必用矰繳，才能收回目的物和箭鏃，這裡即見出古代矰繳的應用方法。如把它和長沙出土的兩團絲線實物，和四川磚刻上那個把線團擱在架子上的制度結合起來注意，過去詞人所賦「系弱絲射雙鴻於青冥之上」的事件，千言萬語難於註解的，一看便瞭然原來辦法如此！又《三禮》談射禮，諸侯必按等級尊卑，所用的弓矢箭靶大小遠近均不相同。宋人《三禮圖》雖繪製了些樣子，可無佐證，這個壺上卻留下個極早的式樣，可證明《三禮圖》雖多附會，所作箭靶基本式樣倒還接近真實（敦煌唐壁畫騎射圖，卻是個月餅形系在桿上）。似實用靶非禮儀用。有關音樂方面，歷來對於鐘磬處理多含糊其辭，「樂懸」二字解釋也難於令人滿意。這裡畫面反映，卻由此得知，當時鐘磬在筍虡上懸挂方法，原來共有兩式：一種是信陽出土編鐘，用個獸面拴釘直接固定在方整木架上；另一種卻是木架絆著絲繩，把鐘磬鉤懸在繩上。兩端支持物多雕成鳳鳥，象徵清音和鳴，也和文獻記載相合。樂人跪著擊奏，但輝縣銅盤細刻花紋卻立奏，即此可知當時並無一定製度。有關戰馬，則守陴部隊旌麾金鼓的形制和位置，可增長我們不少知識，補文獻所不及。戈、矛柄中部多附兩道羽毛狀事物，或可為《詩經》中「二矛乎重英」，提出一點新解。一般人和部分戰士都著長衣，下裳作百褶裙式，昔人對漢石刻武事進行人多常服以為或者只是演習，那這裡將是更早一種演習了。但另外一部分卻有斷脰絕踵形象出現，可知並不兒戲！有的武士戴有檐小帽，和現代人球場上小白帽竟差不多。
錯金銀技術雖較早為吳越金工所擅長，楚人加以發展，到戰國中期，似乎已為六國普遍應用到一些特種工藝品處理上。帶鉤方面用力最大，品種也極多。至於飲食用器，方面已極廣，藝術成就也大。唯這裡想談到的，還是題材上給我們對於古代服飾方面提供的形象重要性。這些材料多在中原區發現，我們不妨假定說它是中原文化的反映，應當不會太錯。
另外還有個錯金銀鏡子，上作騎士刺虎圖像，武士全副武裝，頭盔近耳處插兩支鳥尾。傳稱鶡為猛禽，好鬥，至死不敗，因之用鶡尾作冠飾，象徵武勇，由來已久。可是具體形象材料，除此以外，即只有北朝寧萬壽孝子棺前線刻的兩個神將頭上分插鳥尾，十分顯明。此外即少見。至於唐、宋以後，則多使用在什麼胡王頭頂部分，如傳世李公麟繪《番王禮佛圖》中所見。這裡新的發現卻在耳旁分插，為我們搞京戲的談雉尾應用歷史時找到了最古根據。這個鏡子上還發現個近似用皮革做成的「
」式馬鐙，應當是世界上最早的馬鐙形象了。至於馬鞍，截至目前，我們只有一個四川出土漢代大型陶馬上曾發現部分殘餘，別的還少見。戰國時人起始騎馬，鏡子上留下個最早騎士模樣。
第五份材料，是近年發現薄銅器細刻花紋上面各種人物生活的反映。河南輝縣、山西、山東均有這種銅器出土。輝縣殘器上面有一種宮廷宗廟兩層建筑前鐘磬兩列陳設形象，樂器位置極其重要。另一器物則在一角發現了個兩端微昂的高案，上置兩個酒罍，得知這是長條案最早的式樣。山彪鎮出土物則四輪馬車是新發現。人物形象有個共通點是頭上冠帽，前部多作二角突起，後部則曳一喜鵲尾巴，這種冠服部分亦見於信陽大墓漆瑟彩繪人物上。惟瑟上有作危冠高聳如一高腳豆式的，則在銅刻上始終未發現。屈原《楚辭》所謂「冠切雲之崔嵬」，或即指的是這種式樣？也說不定。
……
這些只是從商到戰國，前後約一千年間，從出土文物結合文獻相印證，所得到的一些點點滴滴材料。我們想從這些零星發現中把握全面問題，當然是不可能的。即從這部分發現中所做的一些推測，也必然會有許多不盡合符原來情形。但這麼由現實出發作的試探和綜合聯繫，無疑為我們工作帶來了些新的啟發，據個人看來至少可歸納成三點：
一、談這部門歷史發展，照舊方法引書證書，恐不大容易把問題弄得真正清楚明白，若能試從文物形象出發，似乎可以得到不少新知識。或者為過去書中沒說到過，或者可以豐富充實文獻中已經說起的而能加以形象化。
二、談服飾離不開花紋，古代絲綉不易保存，直接材料不夠多，但是間接的比較材料卻不少。近十年出土的大量銅器、彩繪漆、雕玉、金銀錯、彩琉璃，以及較後部分空心磚邊沿紋樣，已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重要線索。凡事孤立不易清楚的，一經綜合比較，問題就出來了。由於比較分析，由此我們得知道連續矩紋作為錦紋主題，商代即已起始，春秋戰國在繼續應用，現存宋、明此一式錦紋，實源遠流長。絲綉和其他部分工藝圖案相互關係，金銀錯、彩繪漆，和當時刺繡紋樣實大體相通，還影響到漢代。戰國鏡子部分裝飾圖案，更和同時所謂「綺」紋有密切聯繫，新的發現已為這一推測不斷證實。
三、這裡提起的多只是一些線索，一個起點，即從文物常識出發，注意到起居服用各方面問題，大多是一般文獻上或提起過難於證實，或說來比較籠統，經過後人註疏附會輾轉致誤的。熟悉史部學的專家通人，如肯用一個新的現實研究態度，綜合文物聯繫文獻，來廣泛進行新的比證爬梳工作，一定會得到前人所未有的發現，特別是物質文化史方面的知識，許多方面將是嶄新的！
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古代人穿衣服事情，我們過去所知並不多，文獻上雖留下許多記載，只因日子太久，引書證書，輾轉附會，越來越不易清楚了。幸虧近年考古學家的努力，從地下挖出了大量古文物，可作參考比較，我們才得到新的認識。
由商到西周、春秋、戰國，前後約一千年，大致可以分作三個歷史階段看它的演變。較早時期，除特殊人物在特種情形下的衣服式樣，我們還不大明確，至於一般統治者和奴隸，衣長齊膝似乎是一種通例。由此得知，漢代石刻作的大禹像和幾個歷史上名王、名臣像，倒還有些古意，非完全出於猜想。因為至少三千年前的商代人，就多是這個樣子了。當時人已穿褲子，比後人說的也早過一千年。商代人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絲、麻。由於紡織術的進展，絲、麻已佔特別重要地位，奴隸主和貴族，平時常穿彩色絲綢衣服，還加上種種織繡花紋，用個寬寬的花帶子束腰。奴隸或平民，則穿本色布衣或粗毛布衣。貴族男子頭上已常戴帽子，是平頂筒子式，用絲綢做成，直流行到春秋戰國不廢。女人有把發上攏成髻，橫貫一支骨簪的。也有用骨或玉做成雙笄，頂端雕刻個寸來大小鳥形（鴛鴦或鳳凰）兩兩相對，斜插頭頂兩側，下垂捲髮齊肩，頸項上掛一串雜色閃光玉石珠管串飾。歷史上著名的美人妲己當時大致就應這麼打扮。女子成年才加笄，所以稱「及笄」，表示可以成婚。小孩子已有頭頂上梳兩個小角兒習慣，較大的可能還是編辮髮。平民或奴隸有裹巾子作羊角旋斜盤向上的，有包頭以後再平搭折成一方角的，還有其他好些樣式，都反映在玉、銅、陶人形俑上。樣子多和現在西南居住的苗、瑤族情形差不多（這不是偶然巧合，事實上很多三千年前古代圖案花紋還可從西南兄弟民族編織物上發現）。許多野生植物如槐花、梔子、橡斗已用來做染料，並且還種植了藍草，能染出各種不同的青藍色，種茜草和紫草專染紅、紫諸色。
歷史上稱周公制禮，衣分等級和不同用場，就是其中一項看得十分重要的事情。衣服日益寬大，穿的人也日益增多，並且當成一種新的制度看待，等級分明大致是從西周開始。統治者當時除大量佔有奴隸外，還向所有平民徵稅，成丁人口每年必貢布二匹和一定糧食，布匹織得不合規格的不許出賣也不能納稅，聚斂日多，才能穿上寬袍大袖的衣服坐而論道。帝王和大臣，為表示尊貴和威嚴，祭天禮地和婚喪大事，袍服必更加莊嚴，且照需要分別不同顏色，有些文獻還提起過，天子出行也得按時令定方向，穿上不同顏色衣服，備上相當顏色車馬，一切都得相互配合。皮毛衣服也按等級穿，不能逾越制度。即或是獵戶獵得的珍貴狐、獺、貂、鼠，也得全部貢獻給統治者，私下不許隨便使用或出賣。照周代制度，七十歲以上老百姓，可以穿絲綢和吃肉，但是能照制度得到好處的人事實不會多。至於一般百姓，自然還是只能穿本色麻布或粗毛布衣服，極貧困的就只好穿那種草編的「牛衣」了。
衣到西周以後變動雖大，有些方面卻又不大。比如作戰時武將頭上戴的銅盔，從商到戰國，就相差不多。甲的品種已加多了些，有犀甲、合甲、練甲，後來還發明了鐵甲，最講究貴重的是犀甲，用犀牛皮做成，上面用彩漆畫出種種花紋。因為兼并戰爭越來越多，兵器也越來越精利，且有新兵器劍和弩機出現，甲不堅實就不抵用，「堅甲利兵」的話就由此而來。矛既十分鋒利，盾也非常結實。
照周初制度，當時把全國分劃成許許多多大小不等的邦國，每一個地方設一統治者，用三種特殊身份的人去擔任：一是王族子弟，如召伯封於燕、周公父子封於魯；二是有功於國家的大臣，如姜尚封於齊、熊繹封於楚；三是前代王朝子孫。這些人赴任時，除了照例可得許多奴隸，還可得一些美麗的玉器，一份精美講究的青銅祭器和日用飲食器，以及一些專作壓迫人民工具的青銅兵器，用壯觀瞻的車馬旗幟，另外就是那份代表階級身份的華美文綉絲綢衣服。雖然事隔兩千多年，好些東西近年都被挖出來了，有的還保存得十分完整。絲綢衣服容易腐朽，因之這方面知識也不夠全面。但是由於稍晚一些已流行用陶、木作俑代替生人殉葬，又在其他材料中還保存不少形象資料，加以綜合分析，比較真實情形，就慢慢地逐漸明白了。
衣服發展和社會制度有密切聯繫，也反映了生產發展，衣服日益講究，數量又加多，是和社會生產發展相適應的。比如商代能穿絲綢衣服的，究竟還是少數，到西周情形便不同了，成王及周公個人，不一定比紂王穿著更奢侈，但是各地大小邦國封君，穿衣打扮卻都有了種種不同排場。地方條件較好的，無疑更容易把衣服、帷帳、茵褥，做得格外華麗精美。到春秋戰國時，政權下移，周王室已等於虛設，且窮得無以復加。然後五霸七雄，各自發展生產，冶銅鐵，修水利，平時重商品流通，戰時兼并弱小，掠奪財富。對大量技術工人的掠奪佔有，更促進了工藝技巧的提高，他們彼此在各方面技術的競爭，反映到上層階級的起居服用上，也格外顯明。
服裝最講究的時代是春秋戰國。不僅統治者本人常常一身華服，即從臣、客卿也是穿珠履，腰佩金玉，出入高車駟馬。因為儒家說玉有七種品德，都是做人不可少的，於是「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的說法，影響到社會各方面，貴族不論男女，經常必佩帶上幾件美麗雕玉。劍是當時的新兵器，貴族為表示武勇，兼用自衛，又必佩帶一把鑲金嵌玉的玉具劍。當時還流行使用帶鉤，於是又用各種不同貴重材料，做成各種不同樣子，有的用鐵鑲金嵌玉，有的用銀鑲玉嵌五彩玻璃珠，彼此爭巧，日新月異。即或是打仗用的兵器，新出現的劍和發展中的戈、矛，上面也多用細金銀絲鑲嵌成各種精美花紋和鳥獸形文字，盾牌也畫上五彩雲龍鳳，並鑲金鏤銀，男子頭上戴的冠，更是件引人注目的東西，精細的用輕紗薄如蟬翼，華美的用金玉，有的還高高的如一個燈台。愛國詩人屈原，文章里就提起過這種奇服和高冠。鞋子用小鹿皮、絲綢或細草編成，底子有硬有軟，貴重的還鑲珠嵌玉在上面。
冬天穿皮衣極重白狐裘，又輕又暖，價重千金。女子中還有用白狐皮鑲有袖口衣緣做出鋒，顯得十分美觀。
社會風氣且常隨有權力人物愛好轉移，如齊桓公好衣紫，國人有時就全身紫衣。楚王愛細腰，許多宮女因此餓死，其他邦國也彼此效法，女子腰部多扎得細細的。女人頭上裝扮花樣更多變化。楚國流行梳辮子，多在中部作兩個環，再把余發下垂。髻子也有好些種，有梳成喜鵲尾式，有作元寶式的。女人也戴帽子，和個橢圓杯子差不多。有的又垂髮在耳旁，捲成如蠍子尾式。女孩子多梳雙小辮，穿齊膝短衣，下緣做成襇褶。成年婦女已多戴金銀戒指，並在臉頰旁點一簇三角形胭脂。照古文獻記載，原都是周代宮廷一種制度，金銀環表示有無懷孕，胭脂記載月經日期，可一望而知，大致到了戰國已成一般裝飾，本來作用就慢慢失去了。
衣服的材料越來越精細，名目也因之繁多，河南襄邑出的花錦、山東齊魯出的冰紈、文綉、綺、縞等更是風行全國，有極好市場；和普通絹帛比價，已超過二十多倍。南方吳越出的細麻布，北方燕國生產的氈裘毛布，西域胡族作的細毛花罽異常精美，價值極高。楚國並且可能有了印花綢子生產，但最講究的衣被材料，仍還是華美刺繡和織錦。
衣服有許多不同式樣，有的雖大袖寬袍，還不至於過分拖沓。若干地區還流行水袖長衣，依舊還有下緣，長才齊膝，頭戴平頂帽子，腰系絲帶和商代人相差不多情形。
最通常的衣服是在楚墓中發現的三種式樣，其中一種用纏繞方式穿上，再縛根寬寬腰帶，式樣較古。衣邊多較寬，且用錦類作緣，和記載上說的「錦為緣」相合，大致因此才不至於使過薄的衣料妨礙行動。這種式樣，漢代人還有應用。又一種袖大及膝，超過比例，穿起來顯得格外莊嚴的，可能屬於特定禮服類。奏樂人有戴風兜帽的，舞人已穿著長及數尺的袖子。打獵人衣褲多扎得緊緊的，才便於在叢林草澤中活動。中原區山西、河南所得細刻花紋銅器上又常發現一種戴鴟角鵲尾冠著小袖長裙衣、下裳做成斜下襞褶式樣的。河南洛陽還出土過一個玉佩，上面精雕二舞女袖子長長的，腰身扎得極細，頭下垂齊肩，略略上卷，大致是當時的燕趙佳人典型式樣。山西出土的陶范上則有穿齊膝花衣，戴平頂帽，腰間系一絲絛，打個連環扣，帶頭還綴兩個小絨球的，男女都穿。河南也發現這種裝束大同小異的人形，且一般說是受「胡服」影響，事實上還值得進一步研究。歷史上常說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影響到趙國當時軍事組織和後來人生活都極大。主要影響還是「騎射」。輕騎銳進和短兵相接，才變更了傳統用戰車為主力的作戰方法。至於「胡服」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過去難說清楚。一說貂服即胡服，這不像是多數人能穿的，試從同時或稍後有關材料看，衣服主要特徵，原來也是齊膝長短，卻是古已有之。大致由於周代幾百年來社會習慣，上層分子，已把穿長衣當成制度，只有奴隸或其他勞動人民才穿短衣，為便於實用，趙王創始改變衣服齊膝而止，和騎射聯繫，史官一書，便成一件大事了。胡服當然還有些其他特徵，腰間皮帶用個鉤子固定，頭上多一頂尖尖的皮或氈帽子，因為和個餛飩一樣，後來人叫做「渾脫帽」，不僅漢代胡人戴它，直到唐代的西域諸胡族也還歡喜戴它。中國婦女唐初喜著胡裝，因此，這種帽子還以種種不同裝飾而出現於初唐到開元、天寶間，相傳張萱畫的武則天像，就戴上那麼一個帽子。晚唐藩鎮時代，裴度被刺也因戴上這種氈帽幸而不死。漢代石刻也發現這種帽形，近年我們還在西北挖出幾頂漢代實物，證明確是胡服特點之一。
衣裝有了進一步新的變化，新的統一規格，是由秦漢起始。從幾點大處說來，王公貴族因為多取法劉邦平素所喜愛的一種把前梁高高聳起向後如一斜橋的冠式，於是成了標準官帽三梁、五梁作為等級區分。此外不論男女，有官爵的腰帶邊必須懸挂一條丈多長褶成兩疊彩色不同的組綬。女子頰邊那簇三角形胭脂已不再發現，梳辮子的也有改成一環的。許多方面都已成定型。照文獻說因為限制商人，作經濟的穿鞋還必須左右不同色。可是一方面有種種規章制度，對商人、奴婢限制特別大，另一方面卻由於生產發展影響，過不到四十年，商人抬頭，不僅打破了一切限制，穿戴得和王公差不多，即其奴婢也穿起錦繡來了。情形自然顯得較為複雜，說它時就不易從簡單概括得到比較明確印象了。惟複雜中，還有些規律為我們掌握住了的，即漢代高級錦繡花紋，主要不過十來種，主題圖案，不外從兩個方面得來，一是神仙思想的反映，二是現實享樂行為的反映，因此總不外山雲繚繞中奇禽異獸的賓士，上織文字「登高明望四海」的，大致和秦始皇漢武帝登泰山封禪必有較多聯繫，「長樂明光」則代表宮殿名稱，這些材料多發現於西北新疆、甘肅和東北、蒙古及朝鮮，並由此得知，當時長安織室或齊地三服官年費巨萬數額大量生產供賞賜臣下，並大量外輸的高級絲綢，多是這種樣子。
這些都是過去千年讀書人不容易明白的，由於近年大量實物和比較材料的不斷出土，試用真實文物和文獻相互結合加以綜合分析，逐漸才明白的，更新的發現無疑將進一步充實豐富我們這方面知識，並改正部分推想的錯誤。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寫
我國古代人怎麼穿衣打扮[23]
商朝人多穿齊膝短衣，扎著褲腳。衣著材料除麻、葛外，已有十分細緻的綢子。奴隸主貴族的衣服上，多織繡花紋，連腰帶、衣領和袖口，也有花紋。貴族男子常戴帽子，有一種平頂式帽，到春秋戰國還流行；漢代的「平巾幘」，就是從它發展而來。婦女多梳頂心髻，橫貫一支圓骨簪；有的還在頭頂兩旁斜插兩支頂端帶小鳥形的玉簪。大姑娘梳辮子，小孩子則梳兩個小丫角兒。男女貴族身上都佩玉；玉被琢成各種小動物形象，最常見的一種為玉魚。奴隸只能穿本色粗麻布或粗毛布衣服，光頭無發，有的頭上包巾子，纏得高高的，和現代西南苗族人一樣。
到西周，統治階級穿衣服，日益講究寬大。周天子坐朝、敬天、辦婚喪大事，衣服各不相同；由於迷信，出行還得按季節定方向，穿不同顏色的服裝，配上相當顏色的車馬。穿皮毛也分等級，不能隨便。獵戶打得的珍貴的狐、獺、貂、鼠都得全部上繳，私下不能使用，也不許出賣。一般平民，年老的在名分上雖可穿綢衣，其實何嘗穿得起？也只能和奴隸一樣穿粗麻布或粗毛布短衣，窮極的只好穿草編的牛衣即冬天蓋到牛身上的草編蓑衣！
春秋戰國時代，貴族的生活越加奢侈，穿的衣服更加華麗，佩的玉也比前越發精緻。劍是這個時期的新兵器，貴族為了自衛並表示闊氣，經常還得有一把鑲金嵌玉的寶劍，掛在腰間皮帶上。皮帶頭有用銅或骨、玉做成的帶鉤絆住，講究的帶鉤必用銀鑲金嵌玉做成，而且式樣很多。男子成年必戴冠。貴族的冠高高上聳，有的又和個倒覆的杯子相似（古代的杯子式樣多是橢圓形）。年輕婦女梳辮子，梳法多種多樣。有的婦女喜戴圈圈帽，而且還在頰邊點一簇胭脂點（聚成三角形），眉毛被畫得濃濃的。女孩梳兩個大辮子，向兩邊分開；穿的衣長度齊膝，下沿折成荷葉邊。貴族男子流行八字須，兩角微微上翹。武士則喜留大毛鬍子。舞人不論男女，衣袖都極長。打獵人由於經常在叢林草澤中活動，衣褲特別緊小。
歷史上所說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所謂「胡服」，究竟是什麼樣子？根據現存有關材料推斷，「胡服」的特徵約有四點：
一、衣長齊膝，袖子很小。
二、腰間束有附帶鉤的皮帶，可松可緊。
三、頭上戴一頂用毛氈或皮革作的尖尖帽，和個餛飩差不多（後來人把它叫「渾脫帽」，到唐代還一度流行）。
四、腳上穿著短統皮靴。
因為這樣裝束，騎在馬上作戰特別方便。
秦漢大一統局面出現后，衣服的式樣也比較統一起來。統治者戴的冠，前梁高聳，向後傾斜，中空如橋；梁分一梁、三梁、五梁幾種，上面另加金玉裝飾，表示爵位等級。凡是有官爵的人，無分男女，還得把一條丈多長的絲絛（按品級顏色各不相同），摺疊起來掛在右腰邊，名叫「組綬」。貴族男子這時已改佩環刀。普通男子頭戴巾、幘。巾子多用來包裹頭髮；幘則如平頂帽，上加個「人」字形帽梁（不加帽梁就叫「平巾幘」）。漢代婦女已不再點三角形胭脂，但卻常用黛石畫眉毛；髻子向後梳成銀錠式，向上梳的多加假髮。年輕姑娘依舊梳辮子，也有鬆鬆綰成一把，末后結成一小團，成個倒三角形的。這時期，衣服最貴的是白狐裘，春秋戰國時就已價值千金。衣料最貴的是錦繡，上面有各種山雲鳥獸花紋，比普通綢子貴二十倍。西北生產的細毛織物和西南生產的木棉布、細麻布，價格也和錦繡差不多，一匹要賣二兩金子。當然，這些材料只有貴族用得起，一般勞動人民是連做夢也不敢想的。
魏晉以來，男子流行戴小冠，上下通行。「組綬」此時已名存實亡。玉佩制度也漸次失傳。貴族身邊的佩劍已改用木製，留個形式而已。紅紫錦繡雖然依舊代表富貴，但統治階級多歡喜穿淺素色衣服。帝王有時也戴白紗帽。一般官僚士大夫，多喜用白巾子裹頭。在東晉貴族統治下的南方，普通衣料多用麻、葛，有的地方用「蕉布」「竹子布」「藤布」；高級的衣料是絲麻混合織物「紫絲布」和「花」。在諸羌胡族貴族統治下的北方，統治者還是喜歡穿紅著綠，先是短衣加披風，到北魏時改為寬袍大袖，惟帽子另作一紗籠套上，名叫「漆紗籠冠」。至於普通老百姓，不論南北，都是一樣，始終穿短衣。——不過北方人穿上衣有翻領的，穿褲子有在膝下紮帶子的。這種裝束，直到唐代還通行於西北。特別是翻領上衣，幾乎成了唐代長安婦女最時髦的服裝式樣。
唐朝的服色，以柘黃為最高貴，紅紫為上，藍綠較次，黑褐最低，白無地位。由於名臣馬周的建議和閻立本的設計，唐朝恢復了帝王的冕服，並制定了官服制度。官服除用不同顏色分別等級外，還用各種鳥銜各種花的圖案來表示不同的官階。通常服裝，則為黑紗襆頭，圓領小袖衣，紅皮帶（帶頭有等級之分），烏皮六合靴。襆頭後邊兩條帶子變化很多，或下垂，或上舉，或斜聳一旁，或交叉在後，起初為梭子式，繼而又為腰圓式……從五代起，這兩條翅子始平直分向兩邊，宋代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進，便成了紗帽的定型樣式。不當權的地主階級及所謂隱逸、野老，多穿合領寬邊衣，一般稱為「直裰」。平民或僕役多戴尖氈帽，穿麻鞋，且多把衣服撩起一角扎在腰間。婦女騎馬出行，必戴「帷帽」，帽形如斗笠，前垂一片網簾（中唐以後此帽即少用）。女子的衣裙早期瘦而長，裙系在胸上；髮髻向上高聳，發間插些小梳子，多的到五六把；面部化妝多在眉心貼個星點，眉旁各畫一彎月牙。這時，中原一帶的婦女喜著西域裝，穿翻領小袖上衣，條紋褲，軟錦蠻靴；有些婦女還喜梳蠻鬟椎髻，嘴唇塗上烏膏，著吐蕃裝束。這時期，流行一種半袖短外褂，叫作「半臂」。清代的馬褂和背心，都是由它發展而來。
趙匡胤「黃袍加身」，做了宋朝的開國皇帝，重定衣服制度，衣帶的等級就有二十八種之多。黃袍成了帝王的專用品，其他任何人都不許穿，穿了就算犯罪。規定的官服，有各種不同花色。每遇大朝會或重要節日，王公大臣們必須按照各自的品級，穿上各種錦袍。皇帝身邊的御林軍，也分穿不同花紋的染織繡衣。宮廷內更加奢侈，衣服、椅披、椅墊，都綉滿花紋，甚至綴上真珠。皇后的鳳冠大大的，上面滿是珠寶，並且還有用金銀絲盤成整出王母獻壽故事的，等於把一台戲搬到了頭上。貴族婦女的髮髻和花冠，都以大為時髦，發上插的白角梳子有大到一尺二寸的。貴族婦女的便服時興瘦長，一種罩在裙子外面類似現代小袖對襟褂子式的大衣甚流行。衣著的配色，打破了唐代以紅紫、藍綠為主色的習慣，採用了各種間色，粉紫、黝紫、蔥白、銀灰、沉香色等等，配合使用，色調顯得十分鮮明；衣著的花紋，也由比較呆板的唐式圖案改成了寫生的折枝花樣。男子官服仍是大袖寬袍，紗帽的兩翅平直向兩旁分開，這時已成定型。便服還是小袖圓領如唐式，但腳下多改穿絲鞋。退休在野的官僚，多穿「直裰」式衫子，戴方整高巾（又名「東坡巾」或「高士巾」，明代還流行）。棉布已逐漸增多。南方還有黃草布，受人重視。公差、僕役，多戴曲翅襆頭，衣還相當長，常撩起一角扎在腰帶間。農民、手工業者、船夫，衣服越來越短，真正成了短衣漢了。
契丹、党項、女真族先後建立了遼、西夏、金政權，他們的生活習慣保留了濃厚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在穿戴上和漢人不大相同。契丹、女真男子，一般多穿過膝小袖衣、長統靴子，佩豹皮弓囊。契丹人有的披髮垂肩。女真人則多剃去頂發，留髮一圈結成兩個小辮子，下垂耳後。党項男子多穿團花錦袍，戴氈帽，腰間束唐式帶子，上掛小刀、小火石等用物。女真婦女衣小袖左衽長衫，系一絲帶，腰身小而下擺寬；戴尖頂錦帽，腦後垂兩根帶子。党項婦女多穿繡花翻領長袍。後來，由於遼、金統治者採用了宋代服制，所以契丹、女真族的裝束和漢族的裝束區別日益減少。綢緞也多是南方織的。
元朝的官服用龍蟒緞衣，等級的區別在龍爪的多少，爪分三、四、五不等，有法律規定，不許亂用。明、清兩代還依舊這樣。在元代，便服還採用唐、宋式樣。一般人家居，衣多敞領露胸；出門則戴盔式折邊帽或四楞帽，帽子用細藤編成。蒙古族男子多把頂發當額下垂一小綹，如個小桃子式，余發分編成兩個大辮，繞成兩個大環，垂在耳後。貴族婦女必戴姑姑冠；冠用青紅絨錦作成，上綴珠玉，高約一尺，向前上聳，和個直頸鵝頭相似。平民婦女或奴婢，多頭梳頂心髻，身穿黑褐色粗布、絹合領左衽袍子。長江上游已大量種植棉花，織成棉布。
明代，皇帝穿龍袍。大臣穿綉有「蟒」「鬥牛」「飛魚」等花紋的袍服，各按品級，不得隨便。一般官服多為本色雲緞，前胸後背各綴一塊彩綉「補子」（官品不同，「補子」的彩綉也不同）。有品級的大官腰帶間垂一長長絲絛，下面懸個四寸長象牙牌，作為入宮憑證。冬天上朝，必戴皮毛暖耳。普通衣服式樣還多繼承宋、元遺制，變化不大。這時結衣還用帶子，不用紐扣。男子頭上戴的巾，有一種像一塊瓦式，名「純陽巾」，明太祖定名為「四方平定巾」（喻意天下平定），讀書人多戴它；另有一種帽子，用六片材料拼成，取名「六合一統帽」（喻意全國統一），小商販和市民多戴它。婦女平時在家，常戴遮眉勒條；冬天有事出門，則戴「昭君套」式的皮風帽。女子有穿長背心的，這種背心樣式和兵士的罩甲相近，故又叫「比甲」或「馬甲」。
清代的服裝打扮，不同於明代。明朝的男子一律蓄髮綰髻，衣著講究寬大，大體衣寬四尺，袖寬二尺，穿大統襪、淺面鞋；而清代的男子，則剃髮垂辮（剃去周圍的頭髮，把頂發編成辮子垂在背後），箭衣馬蹄袖，深鞋緊襪。清代官員服用石青玄青緞子、寧綢、紗，作外褂，前後開衩，胸、背各綴「補子」（比明代的「補子」小一些）一方（只有親王、郡王才能用圓形），上綉各種禽獸花紋，文官綉鳥，武官綉獸，隨品級各有不同：
一品文官綉仙鶴，武官綉麒麟；
二品文官綉錦雞，武官綉獅子；
三品文官綉孔雀，武官綉豹子；
四品文官綉雲雀，武官綉老虎；
五品文官綉白鷳，武官綉熊；
……
一般人戴的帽子有素冠、氈帽、便帽等幾種。便帽即小帽，六瓣合縫，上綴一帽疙瘩，俗名西瓜皮帽。官員的禮帽分「暖帽」（冬天戴）、「涼帽」（夏天戴）兩種，上面都有「頂子」，隨著品級不同，所戴的「頂子」顏色和質料也不同；一品官為紅寶石頂，二品官為紅珊瑚頂，三品官為亮藍寶石頂，四品官為暗藍寶石頂，五品官為亮白水晶頂……帽后都拖著一把孔雀翎，普通的無花紋，高級官僚的孔雀翎上才有「眼」，分一眼、二眼、三眼，眼多表示尊貴。只有親王或對統治階級特別有功勛的大臣，才被賞戴三眼花翎。平民婦女服裝，康熙、雍正時，時興小袖、小雲肩，還近明式；乾隆以後，袖口日寬，有的竟肥大到一尺多。衣服漸變寬變短。到晚清，城市婦女才不穿裙，但上衣的領子轉高到一寸以上。男子服式，袖管、腰身日益窄小，所謂京樣衫子，把一身裹得極緊，加上高領子、琵琶襟子、寬邊大花坎肩，頭戴瓜皮小帽，手拿一根京八寸小煙管，算是當時的時髦打扮。一般地主、商人和城市裡有錢的市民，很多就是這樣的裝束。照規定，清代農民是許可穿綢紗絹緞的，可是事實上穿綾羅綢緞的仍然是那些地主官僚們、大商人們，至於受盡剝削、受盡壓迫、終年辛勤難得一飽的短衣漢子們，能求勉強填滿肚皮，不至赤身露體已經很不容易，哪裡還能穿得上絲織品！
宋元時裝[24]
趙匡胤作皇帝后，不久就統一南中國，結束了五代十國數十年分割局面，建立了宋代政權。從長江上游的西蜀和下游的南唐吳越，得到物資特別多，僅錦緞彩帛就達幾百萬匹。為示威天下，裝點排場，便把直接保衛他的官兵兩萬多人，組成一支特別儀仗隊，某種官兵拿什麼旗幟、武器和樂器，穿什麼衣服都分別等級顏色花紋，用織綉染不同材料裝扮起來，出行時就按照秩序排隊，名叫「繡衣鹵簿」，還繪了一個圖，周必大加上詳細說明，叫《繡衣鹵簿圖記》，這個隊伍後來還增加到將近三萬人。現在留存後人摹繪的中間一段，也近五千人，為研究宋代官服制度，保留下許多重要材料。宋代政府每年還照例要贈送親王大臣錦緞袍料，計分七等不同花色，遇大朝會重要節日必穿上。宮廷皇后、公主更加奢侈，穿的衣服常加真珠綉飾，椅披、腳踏墊也用真珠綉，頭上鳳冠最講究用金翠珠玉作成種種花樣，比如「王母隊」就作一大群仙女隨同西王母赴蟠桃宴故事。等於把一台樂舞，搬到頭頂，後面還加上幾個鑲珠嵌玉尺來長翅膀，下垂肩際，名「等肩冠」（最近在明代皇陵內也發現過這種冠）。一般貴族官僚婦女，穿著雖不如唐代華麗，卻比較清雅瀟洒，並且配色也十分大膽，已打破唐代青、碧、紅、藍為主色用泥金銀作對稱花鳥主題畫習慣，粉紫、黝紫、蔥白、沉香、褐等色均先後上身。由於清明掃墓必著白色衣裙，因之又流行「孝裝」，一身縞素。北宋初年，四川、江南多出綵綢，女子又能歌善舞，裝束變化常得風氣之先，從詩詞中多有反映。部分還保留晚唐大袖長服習慣，同時已流行另外一種偏重瘦長，加上翻領小袖齊膝外衣的新裝，作對襟式的加上兩條窄窄的綉領。用翻領多作三角形，還和初唐胡服相近，袖口略小，如今看來，還苗條秀挺，相當美觀。另外一種裝束，尚加披帛，腰帶間結一彩綬，各自做成種種不同連環結，其餘下垂，或在正面，或在一側，這種式樣似從五代創始，直流行到南宋。裝束變化之大主要在髮髻，也可說是當時人對於美的要求重點，大致從三國時曹植《洛神賦》中說到的「雲髻峨峨」得到啟發。唐代宮廷女道士作仙女、龍女裝得到發展，五代女子的花冠雲髻已日趨危巧，宋代再加以發展變化，因之頭上真是百花競放，無奇不有。極簡單的是作玉蘭花苞式，極複雜的就如《楓窗小牘》所說，趙大翁墓所見有飛鬟危巧尖新的、如鳥張翼的，以至一種重疊堆砌如一花塔加上紫羅蓋頭的，大致是仿照當時特種牡丹花「重樓子」作成。照史書記載，到后竟高及三尺，用白角梳也大及一尺二寸，高髻險裝成一時風氣，自然不免影響民間相習成風。後來政府才特別定下法律加以限制，不得超越尺寸。但是上行下效，法律亦無濟於事。直到別種風氣流行，才轉移這種愛好。邊疆區域，如敦煌一帶，自五代以來多沿襲晚唐風氣，使用六金釵制，在博大蓬鬢兩側，各斜插二花釵，略作橫的發展，大約本於《詩經》「副笄六珈」一語而來，上接晉代「五兵佩」習慣，流行民間，直到近代。福建畲族婦女的頭上三把刀銀飾，還是它的嫡親繼承者。額黃靨子宋代中原婦女已不使用。西北盛裝婦女還滿臉貼上不以為煩。
至於演戲、奏樂女人的服裝，種類變化自然就更多了。從畫中所見，宮中樂妓，作玉蘭花苞式髻，穿小袖對襟長衫的可能屬於一般宮婢，雜劇中人則多山花插頭，充滿民間味，如照范石湖元宵觀燈詩所見，歌女中有戴個茸茸小貂帽子遮住眉額的一定相當好看。若畫古代美人裝束，多作成唐代仙女、龍女、天女樣子，雖裙帶飛揚輕舉，依舊不免顯得有些拖沓，除非乘雲駕霧，否則可夠不方便。這另外也反映一種現實，即宋人重實際精神（除了髮髻外），穿衣知道如何用料經濟，既便於行動也比前人美觀。宋代流行極薄紗羅，真是輕如煙霧，如做成六朝人畫的洛神打扮，還是不會太重的。但是當時的女道士，就不肯這麼化妝，畫采靈芝仙女且有作村女裝束的。
當時最高級和尚，袈裟尚紫色，惟胸前一側絆帶用個小玉環，下綴一片金錦，名「拔遮那環」。宋、元應用較廣，影響到西藏大喇嘛，在明、清古畫里還保留這個制度。
契丹、女真、党項、羌族等同屬中國東北、西北游牧民族，生活習慣上與中原顯著不同。
西夏婦女多著唐式翻領胡服，斜領刺繡精美，統治者服飾也近似唐裝，腰間束鞢帶，掛上小刀、小囊、小火石諸事物，頭上戴的還是變形渾脫帽，普通武士則有作突厥式剃頂的。
契丹、女真本來服裝一般多小袖圓領，長才齊膝，著長筒靴，佩豹皮弓囊，宜於馬上作戰射獵。契丹男子髡頂披髮，女真則剃去頂發把余髮結成雙辮下垂耳旁。受漢化影響，有身份的才把發上攏，裹「兔鶻巾」，如唐式襆頭，卻不甚講究款式，惟間或在額前嵌一珠玉為裝飾。婦女著小袖斜領左衽長衫，下腳齊踵，頭戴金錦渾脫帽，后垂二錦帶，下綴二珠。其腰帶也是下垂齊衣，惟不作環。契丹和女真，遼、金政權均設有「南官」，多兼用唐、宋官服制度。契丹即起始用不同山水鳥獸刺繡花紋，分別官品，後來明、清補服，就是承繼舊制而來。金章宗定都燕京后，輿服制度更進一步採用宋式，區別就益少了。至於金代官制中用綢緞花朵大小定官位尊卑，最小的只許用無紋芝麻羅，明、清卻不沿用。但衣上用龍，元代即已有相當限制。分三、四、五爪不等，嚴格規定，載於典章。明代即巧立名目，叫「蟒」「鬥牛」等等，重作規定，似嚴實濫。
同時契丹或女真男子服裝，因便於行動，也已為南人採用，例如當時力主抗金收復失地的岳飛、韓世忠等中興四將，身邊家將便服，除腰袱外，就幾乎和金人無多大分別，平民穿的也相差無幾，彼此影響原因雖不盡同，或為政治需要，或從生活實際出發，由此可知，民族文化的融合，多出於現實要求，即在民族矛盾十分劇烈時亦然。（總的看來，這種齊膝小袖衣服，說它原屬全中國各民族所固有，也說得過去，因為事實上從商代以來，即出現於各階層人民中。）這時期勞動人民穿的多已更短了些，主要原因是生產雖有進展，生活實益貧窮，大部分勞動成果都被統治者剝削了，農民和漁夫已起始有了真正「短衣漢子」出現。
社會上層衣服算是符合常規的，大致有如下三式：
（一）官服——大袖長袍還近晚唐，惟頭上戴的已不相同，作平翅紗帽，有一定格式。
（二）便服——軟翅襆頭、小袖圓領還用唐式，惟腳下已由烏皮六合靴改成更便利平時起居的練鞋。
（三）遺老黃冠之服——合領大袖寬袍，用深色材料緣邊，遺老員外多戴高巾子，方方整整。相傳由蘇東坡創始，後人叫作「東坡巾」。明代老年士紳還常用它。有身份黃冠道士，則常用玉、石、牙、角作成小小卷梁空心冠子，且用一支犀玉簪橫貫約發，沿用到元、明不廢，普通道士椎髻而已。
男僕雖照制度必戴曲翅襆頭，但普通人巾裹卻無嚴格限制。女婢丫環，頭上梳鬟或丫角又或束作銀錠式，緊貼耳邊，直流行到元代。
至於紡織物，除絲織物中多已加金，紗羅品種益多，花紋名目較繁。緞子織法似應屬於新發明。錦的種類花色日益加多，圖案配色格外複雜，達到歷史高峰。主要生產還在西蜀。紗羅多出南方，羅緞名目有加「番」字的，可知織法不是中原本來所固有。錦名「闍婆」，更顯明從印度傳來。「白鷲」出於契丹，也為文獻提到過。雨中出行已有穿油綢罩衣的。
這時期並且起始有棉織錦類，名叫「木錦」。至於「兜羅錦」「黎單」等西南和外來織物也是花紋細緻的紡織品，子則是細麻織品。「點蠟幔」是西南蠟染。一般印花絲綢圖案，已多採用寫生折枝花，通名生色折枝，且由唐代小簇團窠改為滿地雜花。惟北宋曾有法律嚴禁印花板片流行，只許供繡衣鹵簿官兵專用，到南宋才解禁，得到普遍發展。臨安市銷售量極大的彩帛，部分即指印花絲絹。時髦的且如水墨畫。北宋服飾加金已有十八種名目，用法律禁止無效。北宋時開封女人喜用花冠綉領，在大相國寺出售最精美的多是女尼姑手作，反映出宗教迷信的衰歇，庵中女尼姑已不能單純依靠信徒施捨過日子，必須自食其力方能生存，和唐代相比已大不相同了。統治者雖耗費巨萬金錢和人力，前後修建景靈宮、玉清昭應宮、絳霄宮等，提倡迷信，一般人還是日益實際，一時還流行過本色線綉，見於詩人陸遊等筆記中。
高級絲織物中除錦外，還有「鹿胎」「緊絲」「絨背」和「透背」，四川是主要產地。這些材料，內容還不夠明確。「鹿胎」或是一種多彩複色印花絲綢。「絨背」或指一種榮緞、絨紗，近似後來花絨。「透背」可能就是緙絲。這些推測還有待新的發現才能證明。捻金錦緞的流行增加了錦緞的華美，燈籠圖案錦且影響到後來極久。「八答暈錦」富麗多彩已達錦類藝術高峰。一種用小梭挖織的緙絲，由對稱滿地花鳥圖案，進而仿照名畫花鳥，設計布色，成為賞玩藝術新品種。技術的流傳，西北回族織工貢獻較多。南方還有「黃草心布」「雞鳴布」「子」和「紅蕉布」，特別宜於暑中使用。由於造紙術有進一步提高，因此作戰用衣甲，有用皮紙作成的，又用紙作帳子，也流行一時。
元代由蒙古人軍事統治中國約一世紀之久。政府在全中國設了許多染織提舉司，統制絲毛織物，並且用一種嚴酷官工匠制度督促生產，用捻金或縷金織成的錦緞「納石失」和用毛織成的「綠貼可」，當時是兩種有特別代表性的產品，絲綢印染已有九種不同名目，且有套染三四次的，毛織物氈罽類利用更多，《大元氈罽工物記》里還留下六十多種名目。為便於騎射，短袖齊肘的馬褂起始流行。
元代南人官服雖尚多用唐式襆頭圓領，常服已多習於合領敞露胸式。蒙古人則把頂發當額下垂小綹，或如一小桃式，余發總結分編成兩大環，垂於耳邊，即帝王也不例外。婦女貴族必頭戴姑姑冠，高過一尺向前上聳，如一直頸鵝頭，用青紅絨錦做成，上飾珠玉，代表尊貴。衣領用納石失金錦緣邊，平民奴婢多椎髻上結，合領左衽小袖，比女真略顯臃腫，貴族穿得紅紅綠綠，無官職平民就只許著褐色布絹，惟平民終究是個多數，因此褐色名目就有二十四種，元代至元年間，才正式徵收棉花稅，可知江南區比較大量種植草棉，棉布在國內行銷日廣，也大約是這個時期。
四楞藤帽為元代男子所通用，到明代就只某種工匠還使用了。另外一種折腰樣盔帽，元代帝王有用銀鼠皮做成的，當額或頂部常鑲嵌價值極貴的珠寶。到明代差役的青紅氈帽還採用這個樣式，正和元代王公重視的「質孫宴」團衫，與明、清之差役服式差不多，前一代華服到后一代成為賤服，在若干歷史朝代中，幾乎已成一種通例。
從文物來談談古人的鬍子問題[25]
《紅旗》十七期上，有篇王力先生作的《邏輯和語言》文章，分量相當重。我不懂邏輯和語言學，這方面得失少發言權。惟在末尾有一段涉及鬍子歷史及古人對鬍子的美學觀問題，和我們搞文物所有常識不盡符合。特提出些不同意見商討一下，說得對時，或可供作者重寫引例時參考，若說錯了，也請王先生不吝指教，得到彼此切磋之益。
那段文章主要計三點，照引如下：
一、漢族男子在古代是留鬍子的，並不是誰喜歡鬍子才留鬍子，而是身為男子必須留鬍子。
二、古樂府《陌上桑》說：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
可見當時每一個擔著擔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鬍子的。
三、鬍子長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點之一，所以《漢書》稱漢高祖「美須髯」。
王先生說的「古代」界限不明白，不知究竟指夏、商、周……哪一朝代，男子必須留鬍子？有沒有可靠文獻和其他材料足證？
其次，只因為樂府詩那兩句形容，即以為古代每一個擔著擔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鬍子的，這種推理是不是能夠成立？還是另外尚有可靠證據，才說得那麼肯定？
其三，即對於「美須髯」三字的解釋，照一般習慣，似乎只能作「長得好一部鬍子」的讚美，和漢魏時「美男子」特點聯繫並不多。是否另外還有文獻和別的可作證明？
文中以下還說：「到了後代，中年以後才留鬍子。」照文氣說，後代自然應當是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了，是不是真的這樣？還是有文獻或實物可作證明？
私意第一點概括提法實無根據，第二點推想更少說服力，第三點對於文字解說也不大妥當。行文不夠謹嚴，則易滋誤會，引例不合邏輯，則似是而非，和事實更大有出入，實值商討。
關於古人鬍子問題，類書講到不少，本文不擬作較多稱引，因為單純引書並不能解決具體問題。如今只想試從文物方面來注意，介紹些有關材料，或許可以說明下述四事：
一、古代男子並不一定必需留鬍子。
二、鬍子在某一歷史時期，由於社會風氣或美學觀影響，的確逐漸被重視起來了，大體是什麼式樣？又有什麼不同發展？文獻不足證處，我們還可以從別的方面取得些知識。中古某一時期又忽然不重視，也有社會原因。
三、美須髯在某些時期多和英武有關，是可以肯定的，可並不一定算美男子。有較長時期且恰恰相反，某些人鬍子多，身份地位反而比較低下。可是挑擔子的卻又絕不是每人都留鬍子。
四、晉、唐以來鬍子式樣有了新的變化，不過中年人或老年人，即或是名臣大官，也並不一定留它。這風氣直繼續到晚清。
首先可從商代遺留下的一些文物加以分析。故宮有幾件雕玉人頭，湖南新出土一個銅鼎上有幾個人頭，另外傳世還有幾件銅刀、銅戈、銅鉞上均有人的頭形反映，又有幾個陶制奴隸俑，在河南安陽被發掘出來，就告訴我們殷商時期關於鬍子情況，似乎還無什麼一定必需規矩。同是統治者，有下巴光光的，也有嘴邊留下大把鬍子的。而且還可以用兩個材料證明鬍子和個人身份地位關係不大，因為安陽出土一個白石雕刻著花衣、戴花帽的貴族，和另外一個手帶桎梏的陶制奴隸，同樣下巴都是光光的（如果材料時代無可懷疑，我們倒可用作一種假說，這時期人留鬍子倒還不甚多）。
春秋戰國形象材料新出土更多了些。較重要的有：
一、山西侯馬發現那兩個人形陶范，就衣著看，顯明是有一定身份的男子，還並不見留鬍子的痕迹。
二、河南信陽長台關楚墓出土一個彩繪漆瑟，上面繪有些樂舞、狩獵，和貴族人物形象，也不見有鬍鬚模樣。
三、近二十年湖南長沙大量出土戰國楚墓彩繪木俑，男性中不論文武打扮，卻多數都留有一點兒鬍鬚，上邊作兩撇小小「仁丹鬍子」式，或者說「威廉」式，尖端微微上翹，下巴有的則留一小撮，有的卻沒保留什麼。同一形象不下百十種，可知和當時某一地區社會愛好流行風氣，必有一定關係，並不是偶然事情（如藝術家用來作屈原塑像參考，就不會犯歷史性錯誤）。但其中也還有好些年紀大但並不留鬍子的。
另外，故宮又還有個傳世補充材料足資參考，即根據《列女傳》而作的《列女仁智圖》卷上有一系列春秋時歷史著名人物形象，其中好幾位都留著同樣仁丹式八字鬍須，亦有年逾不惑並不留鬍子的。這畫卷傳為東晉顧愷之稿。若從鬍子式樣聯繫衣冠制度分析，原稿或可早到兩漢，即根據當時的四堵屏風畫稿本而來（也許還更早些，因為鬍子式樣不盡同漢代）。
另外又還有一個河南洛陽新出兩漢壁畫，繪的也是春秋故事，作二桃殺三士場面，這應當算是目下出土最古的壁畫。由此得知當時表現歷史人物形象的一點規律，如繪古代武士田開疆、古冶子時，多作須髯怒張形象，用以表示英武。武梁祠石刻也沿此例。此外，反映到東漢末紹興神像鏡上的英雄伍子胥，和山東沂南漢墓石刻上的勇士孟賁，以及較後人作的《七十二賢圖》中的子路，情形大都相同。如作其他文臣名士，則一般只留兩撇小鬍子，或分張，或下垂，總之是有保留有選擇的留那麼一點兒。其餘不問是反映到長沙車馬人物漆奩上，還是遼寧遼陽營城子漢墓壁畫上，和朝鮮出土那個彩繪漆竹筐邊緣孝子傳故事上，都相差不太遠。同時也依舊有絲毫不留的。即此可知，關於古代由商到漢，鬍子去留實大有伸縮餘地，有些自覺自愿意味，並不受法律或一定社會習慣限制。實在看不出王先生所說男子必須留鬍子情形。
至於漢魏之際時代風氣，則有更豐富的石刻、壁畫、漆畫、泥塑及小銅鑄像可供參考。很具體反映出許多勞動人民形象，如打獵、捕魚、耕地、熬鹽、舂碓、取水、奏樂以及好些在廚房執行切魚燒肉的大司務，極少見有留鬍子的。除非挑擔子的是另一種特定人物，很難說當時每個挑擔子的卻人人必留鬍子！那時的確也有些留鬍子的，例如：守門的衛士、侍僕以及荷戈前驅的伍伯，即多的是一大把鬍子，而統治者上中層本人，倒少有這種現象。即有也較多作樂府詩另外兩句有名敘述：
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
不多不少那麼一撮兒樣子。可證王先生的第三點也不能成立，因為根據這些材料，即從常識判斷，也可知當時封建統治者絕不會自己甘居中下游，反而讓他的看門人和馬前卒上風獨佔作美男子！
其實還有個社會風氣形成的相反趨勢繼續發展頗值得注意，即魏晉以來有一段長長時期，鬍子殊不受重視。原因多端，詳細分析引申不是本文目的。大致可說的是它和年輕皇族貴戚及宦官得寵專權必有一定關係。文獻中如《後漢書·宦者傳》《漢書·佞幸傳》《外戚傳》和干寶《晉紀總論》《晉書·五行志》《抱朴子》《世說新語》《顏氏家訓·勉學篇》，以及樂府詩歌，都為我們記載下好些重要可靠說明材料。到這時期美須髯不僅不能成為上層社會美的對象，而且相反已經成為歌舞喜劇中的笑料了。《文康舞》的主要角色，就是一個醉意朦朧大鬍子。此外還有個弄獅子的醉拂菻，並且還是個大鬍子洋人！我們能說這是美男子特徵嗎？不能說的。
其實即在漢初，張良的貌如婦人，和陳平的美如冠玉，在史傳記載中，雖並不見得特別稱讚，也就看不出有何譏諷。到三國時，諸葛亮為緩和關羽不平，曾有意說過某某「不如髯之超群絕倫」。然而《典略》卻說，黑山黃巾諸帥，自相號字，饒須者則自稱「羝根」。史傳記載曹操見匈奴使者，自愧形質平凡，不足以服遠人，特請崔琰代充，本人即在一旁捉刀侍衛。當時用意固然以為是崔琰長得魁偉，且有一部好鬍子，具有氣派，必可博得匈奴使者尊敬。但是結果卻並不成功。因為即使臉頰本來多毛的匈奴使者被曹操派人探問進見印象時，便依舊是稱讚身旁捉刀人為英挺不凡，並不承認崔琰品貌如何出眾！魏晉以來鬍子有人特別愛重是有記錄的，如《晉書》稱張華多姿，制好帛繩纏須；又《南史》說崔文伸嘗獻齊高帝纏須繩一枚；都可證明當時對於鬍子有種種保護措施，但和美男子關係還是不多。事實正相反，魏晉之際社會日趨病態，所以「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婦女柔媚姿態竟為一時美的標準。史傳敘述到這一點時，儘管具有深刻譏諷，可是這種對於男性的病態審美觀，在社會中卻繼續發生顯明影響，直到南北朝末期。這從《世說》記載潘安上街，婦女擲果滿車，左思入市，群嫗大擲石頭故事及其他敘述可知。總之，這個時代實在不大利於鬍子多的人！南朝詩人謝靈運，生前有一部好鬍子，死後捐施於南海祗洹寺，裝到維摩詰塑像上，和尚雖加以愛護，到唐代卻為安樂公主鬥百草剪去作玩物，還可說是人已死去，只好廢物利用，不算招難。然而五胡十六國方面，北方諸胡族矛盾鬥爭激烈時，歷史上不是明明記載過某一時期，見鼻樑高鬍子多的人，即不問情由，咔嚓一刀！
到北魏拓跋氏統一北方后，照理鬍子應受特別重視了，然而不然。試看看反映到大量石刻、泥塑和壁畫上的人物形象，就大多數嘴邊總是光光的，可知身屬北方胡族，即到中年，也居多並不曾留鬍子。傳世《北齊校書圖》作魏收等人畫像，也有好幾位沒有鬍子，畫中鬍子最多還是那位馬夫。
至於上髭由分張翹舉而順勢下垂，奠定了後來三五綹須基礎，同時也還有到老不留鬍子的，文獻不足征處，文物還是可以幫忙，有材料可印證。除漢洛陽畫像磚部分反映，新出土有用重要材料應數近年河南鄧縣南朝齊梁時畫像磚墓墓門那兩位手擁儀劍，身著襠鎧，外罩大袍的高級武官形象。其次即敦煌二二〇窟唐貞觀時壁畫維摩變下部那個聽法群眾帝王行從圖一群大臣形象。這個壁畫十分寫實，有可能還是根據閻立本兄弟手筆所繪太宗與弘文館十八學士等形象而來，最重要即其中有幾位大臣，人已早過中年，卻並不留鬍子。有幾位即或相貌英挺，鬍子卻也老老實實向下而垂。總之，除太宗天生虯髯為既定事實，畫尉遲敬德作毛鬍子以示英武外，始終還看不出鬍子多是美男子特點之一的情形。一般毛鬍子倒多依舊錶現到身份較低的人物身上，如韓幹《雙馬圖》那個馬夫、《蕭翼賺蘭亭圖》那個烹茶火頭工，陝西咸陽底張灣壁畫那個手執拍板的司樂長，同樣在臉上都長得是好一片鬱郁青青！
那麼是不是到中唐以後，社會真有了些變遷，如王先生所說人到中年必留鬍子？事實上還是不盡然。手邊很有些歷代名臣畫像，因為時代可能較晚，不甚可靠，不擬引用。宋人繪的《香山九老圖》，卻有好些七八十歲的名賢，下巴還光光的。此外，《洛陽耆英繪圖》和《西園雅集圖》，都是以當時人繪當時事，應當相當可靠了，還是可見有好些年過四十不留鬍子的，正和後來人為顧亭林、黃梨洲、蒲留仙寫真差不多。
就這個小小問題，從實際出發，試作些常識性探索，個人覺得也很有意義。至少就可以給我們得到以下幾點認識：
一、鬍子問題雖尋常小事，無當大道，難稱學術，但是學術的專家通人，行文偶爾涉及到它的歷史時，若不作點切實的調查研究，就不可能有個比較全面具體的認識。如只從想當然出發，引申時就難於中肯，而且易致錯誤。
二、從文物研究古代的梳妝打扮、起居服用、生產勞作和車馬舟輿的制度衍進，及其應用種種，實在可以幫助我們啟發新知，校訂古籍，得到許多有益有用的東西，值得當前有心學人給予一點應有的注意。古代事情文獻不足征處太多，如能把這個綜合文物和文獻的研究工作方法，提到應有認識程度，來鼓勵一些學習文史、有一定文獻知識的年青少壯，打破慣例，面對近十年出土文物和傳世文物，分別問題，大膽認真摸個十年八年，中國文化史研究方面有許多空白點或不大銜接處，一定會可望得到許多新發現和充實。希望新的學術研究有新的進展，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必須有點進展，且有人肯不怕困難，克服困難，來作作闖將先鋒！
三、從小見大，由於中國歷史太長，任何一個問題，孤立用文獻求證，有很多地方都不易明白透徹。有些問題或者還完全是空白點，有些又或經後來註疏家曲解附會，造成一種似是而非印象，有待糾正澄清，特別是事事物物的發展性，我們想弄清楚它求個水落石出，勢必須把視野放開擴些，擱在一個比較紮實廣博的物質基礎上，結合文物和文獻來進行，才會有比較可靠的新的結論，要談它，要畫它，要形容說明它，才可望符合歷史本來面目！
至於這種用文物和文獻互相結合印證的研究方法，是不是走得通？利中是否還有弊？我想從結果或可知道。以個人言，思想水平既低，古書讀得極少，文物問題也只不過是懂得一點皮毛，搞研究工作，成就自然有限。即談談鬍子問題，總還是不免會錯，有待改正。但是如國內文史專家學人，肯來破除傳統研究文史方法，注意注意這以百萬計文物，我個人總深深相信，一定會把中國文化研究帶到一個嶄新方向上去，得到不易設想的新的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