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胡適的北大哲學課·貳》（5）（
漢之宗教
漢帝國初期的宗教
秦帝國的宗教迷信的空氣之下，起來革命的也不能不假借迷信的勢力。陳涉起兵之前，先有魚肚裡的帛書，後有叢祠里的篝火狐鳴。
劉邦起兵之前，也有醉卧龍觀的傳說，有所居常有雲氣的妖言，有赤帝子斬白帝子的神話。劉邦起兵之日，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史記》八）這不是五德終始論的影響，卻是民間的一種厭勝思想。在平民的心眼裡，秦民族的大神是白帝，東南民族起來和他們對抗，總得抬出黃帝、赤帝來鎮壓西方的白帝。
劉邦第二次入關，方才明白秦帝國祠祭的是四個上帝，他也不懂得為什麼不立黑帝，於是添上了黑帝，湊成五帝之數。他起兵時，曾禱於豐縣的松（枌）榆社，又曾祠黃帝，祭蚩尤；故他入關時，便令每縣作公社，這便是把東南民間的宗教風俗輸入關中了。過了幾年，天下已定（前202年），詔御史令豐謹治松（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祠於長安。（《史記·封禪書》）這都是一個豐沛無賴帶來的宗教。漢高祖對於秦帝國的宗教，很表示尊重。他回到咸陽，便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這便是建立帝國的遠大政策。項羽入關時，兵威震天下，但他引兵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去。有人勸他留都關中，他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誰知之者？」這便是無遠志的強盜行為，所以獻策的人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劉邦便不然。他知道要得天下，必須得人心；要得人心，必不可擾動人民的宗教習慣。故他第二次入關，戰事還正緊急，他便先下詔恢復故秦的宗教，這真是這位無賴皇帝的最扼要手段。
天下既定之後，他更進一步，不但繼續保存秦帝國的宗教制度，還要在長安設立帝國之內各種民族的宗教祠祀和女巫，使各地的人民在帝都時都能有個祠祭的所在，都能不覺得他身在異鄉異地。《封禪書》說：后四歲（前202年），天下已定，……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
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
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
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
九天巫祠九天。
皆以歲時祠宮中。
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中同仲）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日。
其後二歲（前二〇〇年），或曰：「周興而邰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以上參用《漢書·郊祀志》）
於是各地的祭祀祠巫都聚集在長安，各成為帝國宗教的一部分。這種政策也許不是自覺的懷疑政策，也許是因為跟隨高帝轉戰立功的將領兵士有各地的人民，故不能不這樣安頓他們。
無論如何，這種辦法確有懷疑人心的功效，而帝國的宗教也就因此更吸收了無數的地方祠祀和民族迷忌。
第二章漢文帝與景帝
漢文帝和他的竇后都是傾向道家的人。道家的思想雖然也有許多荒謬的成分，但其中有個自然無為的觀念，有時也可以排除不少的無意識的動作。但文帝「通道不篤」，幾乎上了方士的當。
當時有個少年人賈誼（前203～169），以為漢興已二十餘年，應該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他起草改革的儀法，以為漢家得土德，色尚黃，數用五，應該改定秦朝的制度。
這時候，文帝新即位，謙遜不敢大改革，當時有權的大臣周勃、灌嬰、馮敬之等都不願意這個二十幾歲的少年人來大出風頭，故賈誼不能得志。文帝派他到長沙去作長沙王太傅，他感覺這是遷謫，鬱郁不得志。
過了幾年，文帝叫他回長安，
上方受厘（厘是祭祀的胙肉），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移近他，好聽他的談話）。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文帝叫他去做他的少子梁王的太傅。梁王墜馬跌死，后歲余，賈誼也病死，年三十三。
這時候，天下太平，一班齊魯儒生都想上封事，出主意，自求進用。
賈誼已進漢得土德之說，賈誼死後，又有齊人公孫臣推五德終始之說，以為漢得土德，應有黃龍出現，宜改正朔，改服色上黃。
那時丞相張蒼也是一個迷信五德終始論的人，他以為秦的水德還未完了，漢仍是水德，有河決金堤的證驗（河是德水），故反對公孫臣的建議。但過了一年（前165），成紀地方傳說有黃龍出現，文帝以為公孫臣的話靈驗了。遂召他來，拜為博士，與諸儒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是年四月，文帝親自到雍去郊祀五疇的上帝。
這個風氣既開，便有許多投機的儒生方士來想進用。有趙人新垣平自稱能望氣，把文帝說動了，文帝遂在渭陽作五帝廟，每一帝居一殿，各如其帝色，祭祀都用雍五畤的儀法，明年（前164），文帝又親自郊祭渭陽的五帝，拜新垣平為上大夫，賞賜甚多，而使博士諸生採取六經，作「王制」，議封禪事。
「王制」後來成為《禮記》的一篇，雖有四方封禪的事，其書大體還沒有什麼很荒謬的議論。這時候，文帝已著了迷，有一次他出長安門，好像看見了五個人，遂在見鬼之地立五帝壇，用五牢來祭祀。
明年（前163），新垣平對文帝說，闕下有寶氣。文帝叫人去看，果然有獻玉杯的人，杯上刻著「人主延壽」四字。其實玉杯是新垣平叫人來獻的。他又說，太陽不久會「再中」。不久果然「日卻再中」！於是文帝改十七年為後元年，遂開二千多年皇帝改元的惡習，永為史學上的一個最荒謬的制度。
不久，有人控告新垣平，說他所說皆是詐欺。文帝把他交吏審問，果然發覺他的詐欺事實。文帝恨極了，遂把他殺了，使他具五刑，夷三族。
從此以後，文帝打定主意不再被詐欺了，改正朔易服色和一切鬼神之事都停止了。
文帝死後，竇后和他們的兒子景帝都很尊重道家思想，一切齊魯生和燕齊方士都沒有進用的機會。《史記·封禪書》說，「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景帝死（前141年）后，武帝即位。儒生方士都希望這位少年皇帝做一番大改革的事業，使他們有飯吃，有官做。但那位瞎眼的太皇太后竇氏還替他把持了六年，不讓那班書生得志。
直到竇太后死倒（前135年），武帝始大發憤有為，七十年的無為局面於此告終，而四方的方士、術士、儒生、經師都大活動了。
第三章漢武帝的宗教
漢武帝（在位當前140～87）的出身是不很高明的。他的母親姓王，是槐里人王仲的女兒。王仲的妻子名臧兒，是燕王臧荼的孫女。
臧荼在漢初敗滅，他的子孫淪為貧賤。臧兒嫁與王仲，生一男二女，王仲便死了。臧兒改嫁長陵田氏，生男田蚡、田信。臧兒的長女已嫁與金氏，已生了一女，但臧兒信了卜者的話，以為女兒有大貴之命，遂想把女兒從金家奪回。金家不肯離婚，臧兒遂把女兒送入太子宮中。
太子即是景帝，他愛幸這位王小姐金奶奶，生了三女一男。太子做了皇帝，金奶奶做了王夫人，王夫人的兒子做了膠東王。王夫人會運動，不久景帝廢了薄皇后，立膠東王徹為太子，王夫人便做了皇后。
金奶奶做了皇后九年，景帝死了，太子即位，是為漢武帝。金奶奶做了皇太后，她的母親田老太太臧兒封為平原君，臧兒的兒子田蚡封武安侯，田勝封周陽侯。
不久田蚡便做了丞相。金奶奶當初在金家還有一個女兒，武帝後來知道了，便親自去看這位同母姐姐。
其家在長陵小市。
（皇帝）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
這位少年皇帝很受他的母族的影響。他的外婆平原君（田老太太臧兒）生長民間，深信民間的宗教迷信。長陵民間有一個女子，曾嫁為人妻，生產而死；死後，她的妯娌說她的鬼有靈，能附在人身上說話。妯娌遂奉她為神，鄉下人民多往祠祭求福，號為「神君」。
神君能說家人小事，往往有驗。田老太太貧賤時，也奉事神君，後來女兒做了皇太后，外孫做了皇帝，兒子封侯拜相了，自然都是神君之賜，於是神君更受人尊崇了。武帝即位之後，把神君請入宮中，請她住在上林中磃氏館。「封禪書」說，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史記正義》引《漢武帝故事》（宋本有此段，各本《史記》皆刪）云：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絜，故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之。
此段雖不盡可信，然所謂「聞其言，不見其人」，大概不過如此而已。這是武帝從他的外婆家帶來的宗教。
武帝是一個最容易相信的人，無論怎樣荒謬的迷信，他都能接受，真不愧為田老太太的外孫。長陵神君之外，還有一位壽宮神君，其歷史也很有趣：元狩五年（前118），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
游水髮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癒，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
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風俗通》說：「今民間獨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這就是今日的君司命，其源在齊地）之屬，皆從之。
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神君所言，行下於巫。）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郊祀志》作「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史記》二八）
這真是田老太太的外孫皇帝的宗教。
上文所說壽宮神君所最尊貴的「太一」，也有很有趣的歷史。《封禪書》說：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曰一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
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五帝現在不算最尊神了，五帝之上又造出了一個太一，為最尊之神。
但謬忌既可以造太一，別人也就不肯落後，於是其後人又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
這種主張似是反對謬忌的主張。五帝皆是天帝，謬忌要抬出太一來統轄五個天帝，而此說則要抬出天一、地一來，和太一併列，而位居太一之前。人人都說「古者天子」如何如何，而武帝都一概接受，「祠之如其方」。這張「封神榜」上的最大神遂越添越多，並且越后出的越高貴。試列為下表：第一步秦文公祭白帝。（前751年）第二步秦德公祭青帝。（前672年）第三步秦靈公祭黃帝、炎帝。（前422年）第四步漢高祖立黑帝。（前205年）第五步謬忌於五帝之上加太一。
第六步又有人於太一之前加天一、地一。（約在前124年）六百年中，大神演變升沉的歷史如此。太一等既得皇帝的承認，於是甘泉宮的壁畫便有天一、地一、太一的神像了，於是壽宮神君也會說她最尊貴的神是太一了。
但「天一，地一，太一」之說終未能成立，而太一漸成為最高之神。
元鼎四年（前113），便有人說：「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
這便是要用太一來替代六百年來郊祭的上帝了。武帝頗有點遲疑。恰好那時來了一位最荒誕的方士齊人公孫卿，獻上一部《札書》，說黃帝得寶鼎的事。武帝「大悅」，請他來談。公孫卿說：……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反對）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這樣有聲有色的演說，自然把那位田老太太的皇帝外孫哄的滴溜溜轉，於是天子日：「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公孫卿的說法，有一點最可注意，就是他把黃帝看作人間帝王，因修仙而登天去的。這不但把秦民族所奉的一個上帝和歷史傳說的古帝王合作了一人，並且明明說五帝的首席上帝既是人間帝王上升的，自然不能算是最高的神了。於是武帝遂決心把五個上帝降低一格，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仿亳忌太一垓，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群臣從者及北斗去。……十一月（前1112年）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
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吏公（司馬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應是感應）武帝下詔曰：朕……望見太一，修天文襢。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為丁日），拜貺於郊。（《漢書六》）司馬遷很委婉的記載「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坎具」，自然祠上應該有光了。阿諛逢迎的人便說這是「美光」，皇帝也下詔說這是神貺了。從此以後，太一真成了漢帝國宗教的最尊神了。
漢武帝不但替五帝添上一位老總，還替他們娶了五位太太。他想五位上帝應該有五位後土，後土即是帝后。他說：「今上帝朕親郊，而後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於是太史令司馬談和祠官寬舒等議定後土祠儀如下：天地牲角繭栗（天地牲之角如繭如果，言其小）。今陛下親祠後土，後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武帝遂立後土，祠於汾陰、脽丘（在前113年），皇帝親望拜，如祭上帝之禮。於是這時國教的大神系統不是「天一、地一、太一」，卻是「太一、天五、地五」，如下表：天帝（五個）後土（五個）太一這個帝國宗教的最大典禮是封禪。武帝深信封禪是登仙的一條必由之路，故用全副精神經營封禪的大禮。《封禪書》說：自得寶鼎（前116），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此下疑應有「於」字）《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牛。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仿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
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
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四月，封泰山，禪肅然：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
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如祭後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
封泰山之後，武帝下詔曰：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貺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檀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漢書》六）此類見神見鬼的詔書，在《封禪書》和《武帝本紀》（《漢書》六）里有許多篇。我只能記下一兩篇，略寫當時的宗教心理。
漢武帝抱著無限的信心，所以天下的方士都爭著貢獻種種「方」，來滿足皇帝的信心。司馬遷說元封元年武帝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其中有數千人都說海上神山的事，武帝遂把這幾千人都裝上船，派他們入海去求神仙。
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見跡（足印）甚大，類禽獸雲。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
這樣大的信心，真不可及！這時候他已是四十六歲的人了，然而他的宗教信心仍舊同他十六歲跟著他外婆拜長陵神君時一樣的幼稚。
武帝一朝的有名方士，據《封禪書》所記，有這些人：李少君自匿所生長，似是齊人。
謬忌毫人（毫即薄縣，屬濟陰，也是齊地）少翁齊人欒大齊人公孫卿齊人
勇之粵人
公玉帶齊人
寬舒黃錘之史，當也是齊人。
除了勇之一人，其餘多是齊人，可見齊學的勢力之大。幾十年之中，燕齊方士的神仙祠祀的迷信居然成了帝國的宗教。在這個極盛的迷忌勢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不能不同化了。
所以學者如司馬談、司馬遷也只能跟著這班方士到處跑，只能替皇帝定祠儀，撰祝辭，捏造祥瑞。所以一班魯國儒生也只能陪著這些方士，草封禪儀，學習射牛，希冀和太常諸生分一碗殘飯吃。
徐偃博士大膽說了一句「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動了太常諸生的公憤，於是天子盡黜諸儒弗用，可憐魯國諸儒空費了幾年工夫去學射牛，終不得參預那封禪的大典！而自居道家的司馬談因留滯周南，不得跟隨封禪，竟致發憤而死，臨死時，執著他兒子的手，哭道：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史記》百三十）這些方士之中，欒大的歷史最值得注意，故我記他的事以例其餘：元鼎四年（前113），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少翁）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
這一段又可見當時的諸侯王也多迷信方士，各有「尚方」的人。李少君是深澤侯的家人，為深澤侯「主方」；欒大為膠東王「尚方」；淮南王的手下方士更多了。
這都可證當日確有一種迷漫全國的迷忌空氣，漢武帝雖有提倡的大力，但他自己也正是這個方士世界的產兒。——閑話少說，言歸欒大的正傳：天子既誅文成（少翁詐為帛書，使牛吞下，武帝認得少翁的手筆，故殺了他），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
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
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倘）肯耶？不耶？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於是上使驗小方，斗棋，棋自相觸擊（《索隱》引《淮南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針鐵，搗和磁石棋頭，置局上，自相抵擊。」
《太平御覽》九八八引作「取雞血與針磨搗之，以和磁石，用塗棋頭，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此是當日方士所作物理試探之一種）。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堤徭不息。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入。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武帝之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
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異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后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雲。
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入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仇。上乃誅五利。（前112年）欒大的故事最可以代表漢武帝的無窮信心，最可以表現當日的宗教心理。欒大封五利將軍，什麼叫做「五利」呢？欒大所說「黃金可成，不死之葯可得，仙人可致，而河決可塞」，只有四利。那第五利是什麼呢？是平定匈奴。河決可以靠方士的方術去塞口，匈奴也可以靠方士去掃平了。
太初元年（前104），
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此可以證五利中之第五利了。
以上略記漢武帝的宗教迷忌，都是根據司馬遷的記載。司馬遷作《封禪書》，自己說：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裡。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這種同時人的記載，是最可寶貴的史料。我們感謝他給我們留下這許多史料，使我們知道當日帝國宗教的情狀。我們必須了解秦始皇到漢武帝的宗教情狀，然後可以了解武帝所提倡的儒學是什麼，然後可以了解中國的中古時代的思想的背景和性質。
第四章巫蠱之獄
我們記漢武帝的宗教，不可不連帶敘述「巫蠱」的大案子，因為那件案子最可以描寫這個帝國宗教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上發生怎樣重大的影響。
「巫蠱」是初民迷忌的一種。其方式雖有種種不同，原則卻很簡單。
巫蠱的原則是相信神巫能用幻術達到一種願望。
巫者用術咒詛一物，可使男子愛一女子，或使某人得某種病，甚至於使某人病死，這都可叫做巫蠱之術。蠱字有迷惑之義，又有毒害之義。凡用巫術咒詛一種「蠱物」，希望使他人受此魔術的控制而達到迷惑或毒害的願望，都是巫蠱。《封禪書》說：萇弘以「方」事周靈王（靈王年代為前571～545，而萇弘被殺在敬王28年，當前492年，見《周語》三。此當作敬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
《太平御覽》七三七引《六韜》云：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雲，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頭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巳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名以來貢。
這都是小說《封神演義》上姜太公請陸壓用草人射死趙公明的影子。
這便是巫蠱之一種。
秦民族有「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的迷信，這也是同一原理的迷忌。
秦帝國有秘祝平官，「即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這也和巫蠱同一原則。
秘祝之官到漢文帝十三年（前167）方才廢止。文帝詔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秘祝之官雖除，然而「移過於下」
的迷信卻繼續存在。《漢儀注》有這樣一條：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漢書》八八四如湢注引）成帝綏和二年，熒惑（即火星）守心宿，這是當時占星學認為最大的星變。據當時的占星學說，熒惑所居之宿，其國受殃；熒惑犯心宿，帝王當其殃。
故當時的星學專家李尋和賁麗都說大臣宜代皇帝當其災。其時丞相是翟方進，皇帝便召見他，他退下來，還不曾自殺，於是上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
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熟念詳計。……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
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這樣「移過於下」，雖不用巫蠱咒詛，其用意正是和巫蠱相同。
武帝的宗教包羅一切地方民族的幼稚迷信，各地的祠巫方士會集於長安，其中很多巫蠱祠詛的小術。初太初元年（前104）用丁夫人及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便正是巫蠱之術。
皇帝一生所深信敬事，無一不是這一類的迷忌，自然造成一個幼稚迷信的宮廷和社會。皇帝既相信巫術可以咒詛匈奴、大宛，無怪宮中的婦女相信巫蠱可以度厄邀寵了，無怪市井的小百姓相信巫蠱可以消災報仇了。
黃金可以成，神仙可以致，河決可以塞，何況邀恩幸、消災厄呢？況且武帝晚年，迷信已深，日日求長生，其實是日日怕老死，時時夢想神仙，其實是時時怕懼鬼祟。人人都在迷忌的空氣里過活，故人人有病都疑是鬼祟巫術所致。
在這個迷忌的風氣之下，遍地都是恐怖，人人都起疑心，妻子骨肉都不能免除疑忌，稍有風吹草動，便可造成慘酷大禍。巫蠱的大禍便是這樣造成的。
武帝少年時，和陳皇后不和，愛上了平陽公主家的歌伎衛子夫，陳皇后妒恨極了，時時尋死覓活的吵鬧，她遂用女子楚服等，作巫蠱祠祭，希望詛死衛子夫，奪回武帝的恩寵。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不過二十六歲），武帝窮治此案。
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二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罷退居長門宮。（《漢書》九七）這是巫蠱的第一案。
隔了四十年，又有更慘的巫蠱大案。這時候，武帝年老了，越怕死，越多疑忌。征和元年（前92），長安城中忽然起了一種謠言：說有奸人謀亂，鬧的政府大恐慌，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長安城門十一日乃解。（《漢書》六）這一回的大恐慌，鬧的城外待詔北征的官軍餓死許多人（臣瓚引「漢帝年紀」說），已可見當時疑忌恐怖的空氣了。巫蠱之禍即起於此時。第一個遭禍的便是丞相公孫賀。公孫賀拜丞相之日（前103），他見前任丞相多坐事死，故頓首涕泣，不受印綬；武帝不許他辭，他才勉強就職。這一件事已可見當日政治場中的恐怖空氣。
後來公孫賀拘捕了長安的土豪朱安世，安世從獄中上書，告公孫賀的兒子敬聲和武帝的女兒陽石公主私通，並使巫者祭祠詛皇帝，並在甘泉宮的馳道上埋木偶人，祝詛有惡言。
此案交有司案驗，窮治所犯，公孫賀父子俱死在獄中，其家被族滅，陽石公主也誅死。事在征和二年（前91）（《漢書》六六）。
這時候，武帝已病了，常疑心他的病是他左右的人用巫蠱祝詛所致。
這點疑心便使奸人乘機誣告，不但殺了他的丞相，不但殺了他的女兒，後來竟逼他的太子起兵敗死，連累死的幾萬人！
太子據與武帝晚年的寵臣江充有私恨，江充怕武帝死後太子要殺他報怨，故借巫蠱的事來陷害太子。武帝在甘泉養病，江充說他的病是巫蠱作祟，武帝遂派他去窮治巫蠱的事。
充將胡巫（胡是泛稱外國人），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污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史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漢書》四五）江充既造成大獄，爽性進一步來逼太子，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益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漢書》六三）這時候，武帝病在甘泉，皇后和太子留守長安。
太子無法可以自己辯明，遂矯稱皇帝有使者，收捕江充等，奏白皇后，發武庫的兵器，武裝長樂宮的守衛，布告百官說江充造反。太子自己監斬江充，並且把那誣指巫蠱的胡巫活活的燒死在上林中。
這時候，皇帝以為太子造反，乃賜丞相劉屈氂璽書，令他捕斬反者。
皇帝自己從甘泉趕到長安城西建章宮，調兵和太子作戰。太子也引兵和市民，凡數萬眾，與丞相軍戰，「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
太子兵敗逃走出城，亡命在民間，后被發覺，自縊死，皇孫二人皆被害。皇後衛氏（即衛子夫）自殺，衛氏悉滅（以上參用《漢書》四五《江充傳》，六六《劉屈氂傳》，六三《戾太子傳》，九七《衛皇後傳》）。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台於湖（湖縣是太子亡命被害之地）。天下聞而悲之。（《漢書》六三）漢武帝畢生尊天事鬼，信用方士，尊重方術，巡禮遍於國中，祠祀不可勝數，到頭來，黃金不可成，仙藥不可得，神仙不可致，河決不可塞，只造成了一個黑暗迷忌的世界，造成了一種猜疑恐怖的空氣，遂斷送了兩個丞相，兩個皇后，一個太子，兩個公主，兩個皇孫，族滅了許多人家，還害得「京師流血，殭屍數萬」，「血流入溝中」。
這件奇慘的案子最可以形容當日中國的智識程度和宗教狀態。這時候，中國真已深入中古時代了。幼稚的民族迷忌，一一的受皇帝的提倡，國家的尊崇，遂都成了帝國宗教的部分。
這個迷忌的宗教，因為有帝者的崇敬，不但風靡了全國的無識人民，並且腐化了古代留遺下來的一切學術思想。古代中國並非沒有幼稚的迷信和禁忌，但因為統治階級的知識比較高一點，幼稚的民間迷忌不容易得國家的敬禮提倡；又因為列國對峙，思想比較自由一點，一國君主所提倡的禮教不容易風靡別的國家，獨立思想的人們還有個去而之他的機會。
到了統一帝國時代，君主的暗示力之大，遂沒有限制了。賣繒屠狗的人成了帝國統治者，看相術士的女兒，歌伎舞女，也做了皇后、皇太后。
他們的迷忌都可以成為國家的祠祀。而在統一專制的帝國之下，人民無所逃死，思想也很難自由獨立。
田老太太的外孫做了皇帝，金奶奶做了皇太后，他們貧賤時崇信的宗教當然成為漢帝國的宗教了。全國的思想家誰敢反對嗎？方士公孫卿不曾說嗎？「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這是用威嚇（《漢書·功臣表》，邗侯、李壽坐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可見方士受特別保護）。
欒大之流，幾個月之中，可以封侯尚主，掛六印，貴震天下，這是用利誘。威嚇利誘雙管並下，而又無所逃死，又不能不吃飯做官，故人們都漸漸受同化了，成為清一色的黑暗時代。
古代遺留下的一點點自由思想，批評精神，懷疑態度，都抵不住這偉大而威風的帝國宗教。故這個時代和秦以前的時代確有根本不同的特點，而自成一個「中古時代」。
第五章道教
一、道家的來源與宗旨
戰國晚年以後，中國思想多傾向於折衷混合，無論什麼學派，都可以叫做「雜家」。總括起來，這時候有三個大思想集團都可以稱為「雜家」：1.秦學，可用《呂氏春秋》和李斯作代表。
2.魯學，即儒家。
3.齊學，即「黃老」之學，又叫做「道家」。
秦學已在前面詳細說過了，魯學在下文另有專篇，在本章里我要討論齊學的道家。
秦學與齊學同是複合學派，同用自然主義的思想作中心，而其中頗有根本的不同。秦是一個得志的強國，有吞併天下的野心，故凡可以有為的人才，凡可以實行的思想，在秦國都有受歡迎的機會。故呂不韋、李斯的思想里很少玄想的成分，而很多實用的政論。
秦學也側重自然主義，也提倡無知無為的君道，而同時又特別反對偃兵，又特別提倡變法的哲學；他注重個人主義，提倡貴生重己，卻還沒有出世的意味；燕齊海上的陰陽家言已在混合之中了，但神仙方術之說還不見稱述（秦始皇統一之後，大信神仙之事，此是齊學的勝利）。
故秦學還不失為一個有為的國家的政術，雖然稱道無為，而韓非、李斯的成分很濃厚，故見於政治便成為秦帝國的急進政策。
齊學便不然。燕齊海上之士多空想，故迂怪大膽的議論往往出於其間。司馬遷說：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史記》一二九）齊民族的原始宗教有八神將：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四時主（《史記》二八）。陰陽五德之說，神仙之說，都起於這個民族，毫不足奇怪。《封禪書》說：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葯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雲。世主莫不甘心焉。（《史記》二八）《史記》記陰陽家和神仙方術的混合，很值得我們的注意。《封禪書》說：自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漢書》二五作元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
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則字疑衍）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這個齊系的思想和別的思想一樣有「托古改制」的必要。儒墨都稱道堯舜，堯舜成了濫套，不足借重了，故後起的齊系思想用老子一系的哲學思想作底子，造出了無數半歷史半神話的古人的偽書。
其中，最古最尊的便是那騎龍上天的仙人黃帝。他們講神仙，必須歸到清靜寡慾，適性養神；他們講治術，必須歸到自然無為的天道。陰陽的運行，五行的終始，本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論；但他們又注重祥災異，便已染上了墨教的色彩了。
大概民間宗教迷信的影響太大，古代不甚自覺的自然主義抵抗不住民間迷信的勢力，於是自然主義的陰陽五行遂和祥災異的陰陽五行混在一處了。
又如，清靜適性也本是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但他們又去尋種種丹藥和方術來求長生不死，形解屍化，這便不是自然主義的本意了。然而當日的學者卻沒有這種自覺，於是，這些思想也就混成一家了。
老子太簡單了，不能用作混合學派的基礎，故不能不抬出黃帝等人來；正如儒家孔子之外不能不有周公、堯、舜等人一樣。於是這一個大混合的思想集團就叫做「黃老之學」。因為這一系思想都自附於那個自然變化的天道觀念，故後來又叫做「道家」。
秦以前沒有「道家」之名，「道家」只是指那戰國末年以至秦漢之間新起來的黃老之學。漢朝學者也知道這個學派起來甚晚。《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六篇，原注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又《雜黃帝》五十八篇，原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又《力牧》二十二篇，原注云：「六國時所做，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司馬遷也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史記》一）《漢書·藝文志》很明白的說黃帝、力牧之書出於六國時。其實，此派起於六國末年，成於秦漢之際。司馬遷在《樂毅傳》末說的最明白：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巨公（今本作樂臣公，《集解》與《索隱》皆雲，臣一作巨。《漢書》三七《田叔傳》作樂鉅公，可證原本作巨，訛作臣。今改正），趙且為秦所滅（在始皇十八九年，前229～228），亡之齊高密。樂巨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樂巨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巨公，樂巨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安期生《封禪書》里稱為「仙者」，大概河上丈人也是烏有先生一流的仙人。毛翕公以下，大概是黃老之學的初期之師。他們的地域不出於高密、膠西一帶，時代不過秦始皇到漢高祖時，三四十年而已。
在這時期里，熱衷的人便跑出去宣傳「方仙道」，替秦始皇帝候星氣，求神仙去了。一些冷淡的學者，亡國的遺民，如樂瑕、樂巨之流，他們不願在新朝獻媚求榮，便在高密、膠西一帶編造古書，講述黃帝、老子。這便是「黃老之學」的起源。
在秦始皇時代，齊學曾得著皇帝的寵用。齊人徐巿（即徐福）說動了始皇，帶了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盧生、韓終、侯公、石生（皆燕齊之士）等都被派入海求神仙，求不死之葯。
但這一位皇帝是不容易服事的，他是要求實效的，「不驗輒死」。後來徐巿入海不返，韓終去不報，盧生、侯生也逃走了。始皇大怒，於是有坑殺術士儒生四百六十人的慘劇。
不久，天下又大亂了。大亂之後，直到漢武帝時，七八十年中，求神仙的風氣因為沒有熱心的君主提倡，故稍稍衰歇。而齊學之中的黃老清靜無為的思想卻因為時勢的需要，得著有力的提倡，成為西漢初期的「顯學」。
韓非在前三世紀中葉說「世之顯學」，只舉儒墨二家，其時齊學還不夠為顯學。黃老之學成為顯學，始於漢初，而第一個黃老學者受尊崇的，便是高密樂巨公的弟子膠西蓋公。蓋公是漢相國曹參的老師。（詳見下節）這一個學派本來只叫做「黃老之學」。「道家」之名不知起於何時。
陳平晚年曾有「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的話（《史記》五六）。後來武帝初年有儒道爭政權的一案，司馬遷記此事，有云：竇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史記》一〇七）這裡上文說「黃老之言」，而下文說「道家言」，可見這兩個名詞是同義的了。
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一百多年的道家學者可考見的，略如下表：毛翕公樂瑕公田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至景帝時尚生存，見《漢書》三七本傳）蓋公（當前200年尚生存）曹參（前190年死）陳平（《史記》傳贊說他學黃老）王生（見《張釋之傳》，「善為黃老言」，至景帝初年尚生存。《鄒陽傳》有「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似同是一個人）黃生（景帝時，約當前二世紀中葉）鄧章（見《晁錯傳》之末，約當武帝時，「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鄰氏（有《老子經傳》四篇）傅氏（有《老子經說》三十七篇）徐氏（字少季，臨淮人，有《老子經說》六篇。以上三人時代不明，見《藝文志》）捷子（齊人，有《捷子》二篇，《藝文志》雲，武帝時說）曹羽（有書二篇，《藝文志》雲，「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郎中嬰齊（有書十二篇，《藝文志》雲，武帝時）司馬談（前110年死；「學道論於黃生」）汲黯（前112年死；《史記》一二〇說他「學黃老之言」）鄭當時（約前100年死；《史記》一二〇說他「好黃老之言」）楊王孫（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家頗富，厚自奉養，實行「養生」
的主義。後來他有病，先立遺囑，說「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他的朋友勸阻他，他說：「吾裸葬，將以矯世也。」《漢書》六七有傳。據《西京雜記》，王孫名貴，京兆人）在秦始皇坑術士之後，漢武帝大求神仙丹藥之前，這七八十年中的道家似乎經過了一番刷清作用，神仙迂怪之說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而清靜無為的思想特別被尊崇，故這時期的道家思想差不多完全等於清靜無為的政術。
故曹參師事蓋公，治齊治漢，都用黃老術，清靜無為，以不擾民為主。
故竇太后信黃老之言，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史記》二八）。
故汲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余，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記》百二十）這都是道家的政治思想，重在清靜無為，重在不擾民，與民休息。
司馬談學天文於方士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生，可算是一個雜博的學者。他在建元、元封之間（前140～110年）做太史令，也不得不跟著一班方士儒生議祠後土，議泰疇壇（均見《史記》二八）。但他的「論六家之要指」（《史記》百三十）述道家的宗旨仍是這自然無為的治道。他說：《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他把一切學派的思想都看做「務為治」的政術，不過出發點有不同，——「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的分別，故主張也有不同。他從這個論點觀察各家，指出他們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只有道家是「無所不宜」的一種治道。他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這是說道家無所不包，無所不宜。他又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道家承認一個無為而無不為的天道，道是自然流動變遷的，故「無成勢，無常形」。一切依著自然變遷的趨勢，便是「因循」，便是守「時變」。時機未成熟，不能勉強，故「不為物先」。
時機已成熟了，便須因時而動，故「不為物后」。在政治上的態度便是既不頑固，也不革命，只順著時變走。這是道家的無為主義。無為並不是不做事，只是「不為物先」，只是「因時為業」。這便是《淮南王》所謂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訓》）大凡無為的政治思想，本意只是說人君的聰明有限，本領有限，容易做錯事情，倒不如裝呆偷懶，少鬧些亂子罷（《呂氏春秋·任數篇》說：「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闞，其所以聞見甚淺。」《君守篇》說：「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
然而直說人君知識能力不夠，究竟有點難為情，所以只好說：「您老人家的貴體非同小可，請您保養精神，少操點心罷。」司馬談也有這樣一種養神保形的政術，他說：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錶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健羨似是古時一種成語，有貪慾之意。《苟子·哀公篇》，孔子曰，無取健。楊倞注，「健羨之人。」下文孔子曰，健，貪也。楊注，「健羨之人多貪慾」），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而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他又說：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他這樣反覆叮嚀，很像囑咐小孩子一樣，在我們今日看了似乎好笑，但在當時為此說者自有一番苦心。
道家主張無為，實含有虛君政治之意，慎到所謂「塊不失道」，《呂氏春秋》所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都是這個意思（看第二章）。
司馬談也主張「無唱有和，無先有隨」，故他反對儒家「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的治道論，但君主之權既已積重難返了，學者不敢明說限制君權，更不敢明說虛君，故只好說請人君保養精形，貴生而定神。人君能「精神專一」，則能「動合無形，贍足萬物」了。這是他們不得已的說法。
試看司馬遷記汲黯的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史記》百二十）這樣一句話便使皇帝氣的變色而罷朝，使滿朝公卿都震懼。怪不得那些和平的道家學者只好委婉的提出保養精神的論調了。
無為的政治思想是弱者的哲學，是無力的主張。根本的缺陷只在於沒有辦法，沒有制裁的能力。他們說：「你們知識不夠，不如無知罷。你們不配有為，不如無為罷。」
但是君主愚而偏好自用，他們有什麼辦法呢？不配有為而偏要有為，他們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只好說：「您老人家歇歇罷，不要主勞而臣逸。」但是君主偏不肯歇，偏愛騷動形神，他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漢初七十年的政治，可算是有點無為的意味，也不能說是沒有成效。
但我們仔細想想，漢初的無為政治都是由君主丞相發動：孝惠的「垂拱」是因為他無權無能；呂后的「政不出房戶」是因為她本來沒有多大見識，又怕別人有為；曹參、竇太后的行黃老術都是強有力者的自動。等到漢武帝立志要有為，於是七十年的無為政治全推翻了。
二、七十年的道家政治
漢帝國的創立者都是平民。劉邦是個不事生產的無賴，蕭何是個刀筆吏，樊噲是屠狗的，夏侯嬰是個馬夫，灌嬰是個賣繒的，周勃是為人吹簫送喪的，彭越是打魚的，黥布是個黥了面的囚徒，韓信是個「貧無行」的流氓。其中只有極少數的人，如張良、陳平，是受過教育的。
這一群人起來參加革命，在幾年之中，統一中國，建立了第二次的統一帝國。劉邦做了皇帝，這一群人都做了新朝的王侯將相。他們的妻妾也都成了新朝的貴婦人。劉邦的兄弟子侄也都封王建國。這一班鄉下人統治之下的政治，確實有點可怕。彭越、韓信都死在一個殘忍的婦人之手。
高祖死後，呂后當國，至十五年之久（前194～180），政治的污穢昏亂，人所共知。高帝在日，韓信曾冷笑自己竟同樊噲等為伍；高帝死後，樊噲和他的老婆呂媭便成了最有權勢的人。呂后的一班兄弟諸侄都封王封侯。她的嬖倖審食其也封辟陽侯，拜左丞相，住在宮裡，百官皆因而決事。右丞相陳平沒有事可做，只能「日飲醇酒，戲婦女」。這樣的做法，才能得呂后的歡心，才可避免呂媭的讒害（《史記》五六）。
呂后的行為是最不人道的，她鴆殺的人，如趙王如意、趙王友、趙王恢等，不可勝計。她吃戚夫人的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飲喑葯，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史記》九）在這樣的黑暗時代，一班稍有頭腦的人都感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為不如無為，良法美製都無用處，不如少出主意，少生事端。只要能維持國內的太平，使人民可以休息，可以恢復十幾年兵禍毀壞的生產力，這便是大幸事了。《漢書·食貨志》說：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史記·平準書》作「米至石萬錢」）。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駟（四匹馬一色），而將相或乘牛車。
經濟的狀況如此，也不是可以有為的時勢。所以魯國的儒生對叔孫通說：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
所以陸賈也主張無為的政治（見上章）。最奇怪的是當日的武將，「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的平陽侯曹參，也極力主張無為的政治。
曹參和韓信平定了齊地，高祖把韓信調開了，封他的長子肥為齊王，用曹參做齊相國（前202年）。曹參以戰功第一的人，做韓信的繼任者，他豈不明白高祖的用意？司馬遷說：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前202～193），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惠帝二年（前193），……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后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史記》五四）
曹參在齊相國任內，行了九年的清靜無為的政治，已有成效了。故他到了中央做相國，也抱定這個無為不擾民的主義。
參代蕭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之約束。擇郡國吏，木（《漢書》三九木字作「長大」二字，孟康說，年長大者）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希冀）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惠帝看了曹參的行為，有點奇怪，叫他的兒子曹窋去規諫他。曹窋回去問他父親為什麼「日飲，無所請事」。曹參大怒，打了他二百下，說：「天下事不是你應該說的！」第二天，惠帝只好老實說是他叫曹窋去說的，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
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這裡明明說出他的無為政治的意義是：「我們都不配有為，還是安分點，少做點罷。」其實惠帝自己在呂后的淫威之下，也只能「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史記》九），不久即短命而死，只有二十三歲。後來王陵做右丞相，因為反對諸呂封王的事，就做不成丞相了。陳平和審食其做左右丞相，陳平也只能喝酒玩婦人，然而還免不了讒害。
呂媭……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墨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媭之讒也。」（《史記》五六）呂太后聽說陳平喝酒玩婦人不治事，為什麼私心獨歡喜呢？這就是說，當權的人不但自己不配有為，並且都不願意誰有為。最庸碌的人如蕭何，尚且時時受他的老朋友劉邦的猜忌。故蕭何不能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高祖知道了便「大悅」。
但蕭何提議許百姓入上林空地去種田，高祖便大怒，把他「下廷尉，械繫之！」（《史記》五三）呂后的喜，和她丈夫的大悅大怒，正是同一種心理作用，都是不願人做有益的事功。這都是無為政治的背景。
但無為的政治卻也有很好的效果。司馬遷論曹參道：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后，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史記》五四）他在《呂后本紀》的後面也說：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九）班固《漢書·高后紀》的贊（《漢書》三），全抄此段。
班固又在《食貸志》里說：「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漢書》二四）可見當時的政治儘管齷齪，而「政不出房戶」，人民便受惠不少。幾十年的無為，有這樣大成效：至今上（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前202～130）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萬萬為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吏不可時時更換，至生長子孫而不轉職），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史記》三十）孝惠、呂后之時的無為政治，如曹參的尊重蓋公，實行黃老的思想，便已是有意的試行無為主義了。孝文、孝景二帝的政治也都含有一點自覺的無為政策。
史家雖不明說文帝是黃老信徒，但他在位二十三年，所行政策，如除肉刑，除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律，減賦稅，勸農桑，以及對南越及匈奴的和平政策，都像是有意的與民休息。他的皇后竇氏便是一個尊信黃老的婦人，她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後共四十五年（前179～135）。《史記》（四九）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即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竇太后當文帝時，便因病把眼睛瞎了（《史記》四九）。故她的讀老子、黃帝書應該在她早年。
我們雖不知道文帝曾否受她影響，也不知道是否因文帝尊崇黃老而影響到她。但我們至少可以說，這位瞎眼睛太后是十分尊崇黃老哲學的，而她的權勢足夠影響漢家政治至幾十年之久。
當景帝時代，儒生轅固生說《老子》是「家人言」，得罪了竇太后，便被送到獸圈裡去刺野豬（《史記》一二一）。武帝初年的趙綰、王臧的大獄，也是一件儒家與道家鬥爭的案子，值得史家的注意。《史記》說：建元元年（前140），……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除（關門之稅），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
這是儒家、趙綰、王臧的變法政綱。
時諸外家列為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史記》一〇七）二年（前139），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書·武帝紀》作「請毋奏事太皇太后」）。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耶？」（以上用《漢書》五二）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以上用《史記》二八）。免丞相嬰，太尉蚡。以許昌為丞相，庄青翟為御史大夫。（《漢書》五二）《史記·萬石君列傳》也說：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石奮）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史記》一〇三）這也是有意排斥儒生的一個例子。
但這位瞎眼的太皇太后不久就死了（前135）。七十年與民休息的政治，已造成了一個人給家足的中國，可以大有為了，於是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布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一二一）十九、三、卅一夜初稿成十九、四、一—四、四重寫定
第六章儒教
一、儒教在漢代被確立為國教考
本文試圖敘述儒家學說在公元前200～100年期間的變遷史，並指出由於漢王朝把它奉為國教，因此而產生的後果，一直影響中國兩千年的真正性質。
1.
當秦始皇統一了整個中國，並建立起第一個中華帝國時，他和他的大將及政府官員們對盛行在戰國時代的無數哲學學派抱非常敵視的態度。
耗時空談的時代過去了。提上日程的問題是怎樣來統治這新成立的帝國。他們廢除了世襲的諸侯分封制度，把帝國劃分為三十六個郡縣，建立起全國統一規格的道路，統一的文字書寫形式和標準的度量衡制度。
這些為了控制全國而計劃進行的龐大的政策，常常遇到守舊的學者們的非難。政府為了鎮壓反抗就不得不使用激烈的迫害手段。幾乎有五百人被活埋致死。公元前213年，政府下令一切屬於私人所有的書必須燒掉。
著名的焚書令中說：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秦帝國只持續了十五年（公元前221～206）。經過七年劇烈的戰爭，國家重新統一在漢王朝的統治下。到公元前195年內戰仍未結束。
長時間的革命和戰爭使國家遭到破壞，新建立起來的帝國到處是一片廢墟。米價五千錢一石。由於戰爭和飢荒，人口減少了一半，帝國政府不得不頒布政令，允許人民為了生存可以出賣他們的孩子和移居西邊各地。
朝廷窮困到甚至找不出四匹同樣顏色的馬作為皇帝出門時乘坐的馬車。大臣和將軍們常常只能用牛車代步。
他們確實是處在困難時期。除了最迫切需要的和平和下令容許人民休養生息以外，其他都是不切實際和多餘的。所以漢初的政治家們實施和平和放任政策。學者和思想家們都傾向於崇尚道家教人清靜無為、順乎自然的哲學。
在某些情況下是有意識地鼓勵這種道家哲學的做法。漢初的丞相之一曹參是道家蓋公的信徒，有意實施放任自流的政治哲學。在他擔任丞相的三年期間，他每天飲酒，他的部下來向他提新的建議時，他就請他們一同飲酒，直到酩酊大醉，無法談論他們想提出的新建議方案時方休。
另一位信奉道家哲學的統治者是竇太后（死於公元前135年），她是漢初四十年間最強有力的政治人物。她嚴格要求她的所有兒孫們學習老子哲學。
所以，漢初七十年間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派是道家。道家這一名稱是這一時期提出來的，是公元前二世紀時出現的著名的折衷主義哲學，它試圖把先前哲學上眾說紛紜時代湧現出來的各種思想學派中的基本學說都包括在內。
這種不拘於一家之言的中心見解就是老子的自然主義哲學，和具體體現了「道」的概念的莊子，因此稱為道教或道家。這一折衷主義學派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淮南子》，是由一群哲學家在漢高祖的孫子淮南子的支持下編纂完成的。
偉大史學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一篇文章里進一步概括地闡明了這種折衷的見解。他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
這就是道家哲學，它是順從自然主義的、唯理主義的和宿命論的。這種主張革命者和改革者是不贊成的；但保守者也反對。它的政治含義是自由放任政策。由它順從自然趨勢，並保持這種狀況。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這種態度正好與當時的時代趨勢相適應，使人民在七十多年的時間裡享受著和平和繁榮昌盛。
太史公司馬遷說：
至今上即位數歲（武帝，公元前140～87年），漢興七十餘年之間……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從這些同時代的證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新時代的來到——這是一個物產豐富，資財集中並崇尚奢侈豪華的時代。
這一時代的到來，使一項更加獨斷的政治計劃和帝國的向外擴張的時機成熟了，為更具獨斷精神的權勢和儒教政治哲學安排好了活動的舞台。
2.漢代是第一個由下層社會人民建立起來的王朝。開國皇帝是個酒徒和無賴。他的一些大將曾經是屠夫和流氓。他們對知識階層毫不尊重。
漢高祖是出名的不喜歡儒家學者，用最輕蔑的方法去對待他們。他曾經摘掉儒生的帽子並用污物把它弄髒。他邊接待儒生來訪邊由兩名女子侍候為他洗腳；以憎惡的眼光看待學者階層穿的飄拂的長袍。那些去求見的儒學經師為了避免受到嘲弄，不得不在供職時穿上短衫。
不過儒家學者在王朝初建的時候是有用的人，因為他們通曉歷史傳統，並精通社會和宗教的典禮儀式。他們還懂得法律和制度，並能用豐富的歷史實例來談治國方案。
所有這些對於一個剛登上開國皇位的新軍閥來說都是有用的。當儒生陸賈在漢高祖面前引用儒家經典時，高祖立即打斷他的話並叱責說：「你這個書獃子，老子在馬背上得到天下，你的經書對我有什麼用？」
陸賈反駁說：「是的，陛下，您能在馬背上得天下，但是您能在馬背上治天下嗎？」皇上想想可能是那麼回事，就讓他寫一本關於秦朝為什麼會滅亡的書。這本書很快地寫了出來，皇上一章接一章地讀下去，他高興了，給書取名為《新語》。這書一直保存至今。
另一個小故事在漢初的儒教史上也是很重要的。漢高祖首先宣布：所有舊的朝廷禮節制度對於他的那些原來出身低微、從來不講禮貌的新任將軍和貴族領導層來說統統廢除不用。
於是這些人在朝廷舉行的酒宴上互相打罵，喝醉了酒大聲喊叫，甚至拔出佩劍在宮廷的牆壁和柱子上亂砍亂刺，使漢高祖感到大大地受到了傷害，十分惱火。
一位儒家學者叔孫通為此提出建議：要有一套朝廷覲見的禮儀制度以維持秩序。高祖說：「可以試試。但要簡單明了，對我來說要容易執行。」
於是叔孫通從孔夫子的老家山東請來了三十名儒生，由他們協助，再加上他自己的弟子們。
他開始為朝廷設計新的朝覲儀式。（朱曉按：當時有兩個儒生不肯加入叔孫通的劇組，說叔孫通侍候過的主人將近七個了，又說哪能隨便講禮呢，要行百年仁政始能講禮。叔孫通譏笑他們是「鄙儒，不知時變」。正因為通達時變，叔孫通才成為漢代儒教的真正創始人。）設計出來后，又帶著這些儒生到遠離都城的郊野，模仿朝廷典禮進行演習。這樣進行了一個月以後，邀請皇上觀看了他們的排練。高祖說：可以。並命他的朝廷的全體成員都要學會這套儀式。
公元前200年10月初1日，為新建成的長樂宮舉行落成典禮，新制定的儀式就從這一天開始實行。整個儀式體現了王朝帝國的壯麗豪華的氣魄，在莊嚴和有條不紊中完成，由專司典禮的官員執掌進行，敬酒九巡以後就停止。
沒有喧鬧的聲音，也沒有出現失禮的行為。典禮結束之後，漢高祖說：「今天我才嘗到了當皇帝的尊榮和樂趣。」
叔孫通由此官拜太常寺卿，並賞賜黃金五百斤。他請求皇帝賜給和他一起進行這項禮儀工作的儒生們一個微小的官職。
離開皇宮以後，他當即把五百斤黃金分給他的弟子們，弟子們非常高興並歡呼：叔孫老師是聖人，他知道當世最需要的是什麼。五年以後，漢高祖出巡到山東地區，用太牢，也就是以祭天子的規格用全羊、全豬、全牛作為祭品祭祠孔陵。
叔孫通後來又升為太子太傅。在太子即位時，他再一次主持了新皇登基大典。漢初的許多有關朝廷慶典、公眾集會及宗教禮拜的儀式，都是他設計制訂出來的。
這些小插曲都發生在漢代建國初期，顯示了儒家學派以教育和培養人為主的實際效益。這就闡明了在當時，儘管缺乏教育的皇帝和野性未馴的顯貴們輕視學術和學習，儘管有主張放任自流和清靜無為的道家哲學的反對，儒教則仍能躋身於政治勢力中的原因。
但是對於採取好乾預別人和家長式統治的儒家學派來說，時機並不總是一帆風順的。出於曾經反抗過秦王朝專制主義的反應，人們開始疑懼這種獨斷的政治改革。給以更多的安寧和更少法規是時代的願望。
漢高祖在取代了秦以後，廢除了一切舊有的詳細法規，公布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種簡化法規的巧妙一著，受到人民熱烈的擁護，歡呼新統治者是被壓迫人民的救星。
帝國很快就發覺有必要把它發展為《九章律》，但這在開國后的三代統治中，由於不希望作過分詳細的修訂，《九章律》仍是一部簡單的法典。
帝國在建國初期幾十年間的趨勢是不惜任何代價獲得和平，讓人民從他們過去遭受的苦難中恢復元氣。在漢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中（公元前179～157），沒有新建一所宮殿，增加一名宮廷侍衛和新蓋一處御用馬廄。
文帝還廢除了肉刑，在他統治的末期，全國每處只有數百件判處死刑的案例。他鼓勵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皇后在宮中養蠶。賦稅每年減輕，至公元前167年，全部廢除了土地稅。
漢武帝17年時，丞相衛綰為首進行了一次使儒家學派教育宗旨的地位高於其他一切學派的活動。朝廷的推崇使儒家學者更顯突出。這使年邁的竇太后不高興，她是道教教義的虔誠的信奉者，而這時她正代替年輕的皇帝攝政。儒家學者試圖顛覆她的攝政地位，但是沒有成功。丞相竇嬰和太尉田蚡被免職。她把領頭的兩名儒家學者投入監獄，那兩人在獄中自殺身死（朱曉按：下獄自殺的兩人是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其他的儒家學者領袖人物被黜退。
直到公元前135年竇太后逝世，儒教活動才得完全恢復。在竇太后逝世的前一年，為了抑止民間的原有的博士私相傳授經書，政府設立了專門傳授弟子的儒學博士官，以五名為限，每人傳授五經中的一門，即《易經》《詩經》《尚書》《儀禮》和《公羊春秋》。
公元前125年，丞相儒家學者公孫弘提議有限度地從全國各地選拔招收學習每門經書的學生。第一次為官學選來的學生共五十名，到公元前一世紀末年，帝國官學成立，選入學生三千名；公元二世紀時，已擴大到擁有學生三萬名以上了。
不過把儒教作為國教的建立，或者更確切地說定為國教的最重要的一步，則是採用儒家經籍作為政府文官考試製度的基礎。
當時書面的經書語言早已成為死的語言。所有用經書語言書寫的敕令和法規對廣大民眾來說都無法領悟，甚至在政府部門供職的小官們也常常不明白朝廷在公文上寫的是什麼。
公元前125年，丞相公孫弘為此向武帝上奏，提議是否可通過考試取士，對儒學經籍中的一門考試合格者，方能充當京城以及全國各地各級政府部門的官員。
總之，最有學問的人常居優先地位。這是文官考試製度的開始。以後逐漸修改完善，一直施行了兩千年。這是普及儒家經籍知識最有效的手段。因為後來這種對古典經籍的考試實際上成為對非顯貴出身的平民能升入仕途的唯一途徑。
政府只宣布考試的各項標準要求，所有對自己的兒子抱有希望的民眾就得自己想各種辦法教育孩子，使他們諳熟古代經籍，並具有用這種文字作論文的能力。
用這種方法，儒家經籍，有時主要用孔子以前的原著中所提到的；有時用孔子以後的經書（特別是稱謂《四書》）中的，成了自從漢武帝以來兩千年間一直保持下來的所有中國的學校里的主要課本。
漢武帝在位五十三年，這期間很多儒家學者擢升為政治上的顯要人物。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在武帝在位時的下半葉寫出他的偉大著作。說明自從公元前125年新的教育法規實施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作為各部大臣、高級官員和地方長官進入了政府各部門。
官學中的儒學博士雖然官階品位並不高，卻常常參加朝廷集會，決策國家大事，特別是在起草和討論法規以及覲見和祭祀儀式中常常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確實地說，儒教至此已作為漢王朝帝國的正式國教或正統的教旨牢固地樹立起來了。
3.通過上述對漢代開國以來一百年間儒家思想興衰的描述，我們現在可以試圖觀察一下受到政府如此器重的榮譽，並抬高到一個無與倫比的正統地位的儒教是哪一種儒家思想？
為了了解這新建立起來的儒教的真正內容，有必要先描述一下當時的宗教和思想背景圖，在這種背景下儒教運動才得以形成。
當我們明白了這一背景以後，才能夠鑒別為什麼和怎麼這種儒教根本不是孔子或孟子的哲學思想，而是某種與原來的學派教導毫不相干，以致我們必須稱它為「漢儒」，以便一方面有別於孔、孟關於道德倫理和社會的教導；另一方面也有別於宋代的新儒家哲學。
這種宗教和思想背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普遍廣泛流行的各種信仰和由於移民、軍事上的征服，最後由於秦、漢王朝帝國的形成所帶來的各個民族和各個地方的神秘莫測的迷信。
秦民從西北來，隨著他們的向東移動，（朱曉按：秦從西北向東橫掃，算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的西化，第一次也許是周公輔佐周武王從革命根據地西歧開始向東打倒商紂王解放全中國。）帶來了他們的原始崇拜和畤，當他們征服了整個中國時，這種崇拜就成為帝國宗教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宗教信仰之一是崇拜一塊肝形的石頭或者是化石，名為「陳寶」，他們認為這塊石頭是秦民的守護女神神雉轉變而成的。她是專門負責一切軍事行動和征服其他民族的神。每隔二三年，她的配偶神，也是一隻雉，會到她的畤里與她相會。
他的到來常會有一種紅色和黃色的奇異光彩出現，約有四十～五十英尺長，同時伴隨有附近所有的雉和公雞的叫聲。如遇到這種情況出現，帝國的僧侶們，就要用羊、豬、牛各一頭作為祭品向畤獻祭，並作為重要新聞，派專使、備驛馬飛馳京城向當時的秦王、後來的皇帝報告。
據當時著名的儒家學者劉向（死於公元前6年）的記載，這種聞名的神雉對已化為石頭的配偶的拜訪的正式記錄，在公元前206～前31年間共有一百五十一次。
就這樣，再加上秦民的另外一些帶神秘色彩的崇拜，相繼構成為秦、漢兩代的國教部分，而以漢武帝在位期間特別盛行。到公元前31年才廢除；但對這一廢止持反對態度的表現得非常強烈，以致在第二年由皇太後下特別敕令重新恢復。
這種原始崇拜，在構成帝國組成部分的其他民族中也有存在。居住在山東東部沿海的齊民崇拜他們的「八神」，這也是武帝在位時盛行的宗教。武帝曾多次出巡山東祭祀八神。八神之首稱為「天主」。這一名稱後來為十七世紀時耶穌會傳教士所用，譯為「上帝」。
從此，羅馬公教直至今天仍以「天主教」聞名。後來羅馬教廷發現這一命名源於一個低級的異教，於是引出一場激烈的爭辯，部分地促進了耶穌會在中國活動的衰落。這則故事出在勃朗寧的長詩《環與書》中著名的一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