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7章 《新管論》

第297章《新管論》

「……《管子·輕重甲第八十》中曾言及，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誠如《道若秘》所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當前我齊國形勢，應要切實改善民生，在擴大商品對外出口的同時，也要努力增強百姓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故而，在國家財富分配上，要進行必要之調整，逐步提高百姓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率。也就是說，要相應增加工人的勞動薪酬，使得他們能有更多的餘力進行商品消費和物質享受。」

1732年8月22日，在大興地標性建築東方大廈里，正在舉行一場熱烈的圖書發行大會，由著名經濟學者、作家齊元翰主持編撰的《新管論》正式定稿出版，吸引了國內諸多學者、文人，以及大商人、工廠主的到來，共聚一堂，針對此書中觀點和學說，進行激辨和討論。

《新管論》，顧名思義，就是仿照先秦經濟著作《管子》一書，就齊國乃至整個世界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和問題，進行系統闡述，包括資本產生的過程，生產關係的演變和發展，財富的生產與分配，以及探討了經濟活動的運行規律和資本生長方式，同時也從經濟角度考察和描述了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依存關係和複雜矛盾。

這本鴻篇巨作，是想告訴人們，什麼是經濟，什麼是財富，財富又是如何構成的，增加財富的途徑和方法有哪些，以及如何保障這些財富的問題。

這本書摒棄了歐洲流傳甚久的重商主義學說，更否定了華夏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認為土地並不是價值的主要來源，提出了勞動和技術創新的基本重要性，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社會生產的大幅增長，抨擊了神州大陸和歐陸諸國那套阻礙工業發展的腐朽、武斷的政治限制。

不過，這本書的最大的經濟理論貢獻，不是勞動分工，不是財富分配，不是對制度問題的認識，也不是其中的財政思想，而是齊國孜孜不斷追求和推進的「經濟自由主義」。

換句話說，《新管論》的理論財富不在於某個具體的理論，而在於它提供了一種信念、一種思想，或者說是一種信仰，這個信仰就是「經濟自由」，以及從中衍生出的「貿易自由」。

細究而論，這本書所論述的諸多觀點並不是作者所原創的，更沒有多少前瞻性，基本上都是前人都已經充分論證過的，或者是此時整個時代的共同認識。其最大的貢獻無非就是把這些思想集合起來了而已，裏面甚至還有些許錯誤和邏輯上的瑕疵。

但是，該書出版刊印后，卻沒有人會真正否認這本《新管論》在經濟領域中的重要價值意義。

在齊元翰編撰此書之前，儘管齊國的經濟學界或者工商界領域中不乏璀璨的星辰，但均不足以照亮整個經濟學的世界。

《新管論》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是集這個時期幾乎所有的經濟科學知識之大成而建立起來的。

通過該書，經濟自由的理念不僅被高高的樹立了起來，而且其運行也找到了最恰當的機制，那就是：利用人們的交易傾向，讓所有的一切都通過市場機制來「自由競爭」。

特權和壟斷是自由競爭的大敵，《新管論》主張廢除各種形式的特權和獨佔經營，良好的經營只有靠自由和普遍的競爭，才能得到確立。因為只有這樣，個人或者企業才會出於趨利而採用最合適的經營方法，工廠的勞動生產力才會被迫提高。

「既然要倡導自由競爭，那麼政府的過多干涉，是不是就沒有必要了呢？比如，我們這些經營工廠和貿易商社的人，除了履行繳納各種賦稅後，至於如何經營管理，是不是就是我們自己說了算？怎麼用人，支付多少工資，要求工作多長時間，以及是否開除不合格的工人，皆由我們自行處置，政府就不該過多干預和約束了吧？」

「非也，非也！」齊元翰聽了，笑着搖搖頭，「前秦輕重家癸乙曾說過，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賄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凡政府者，需利用政治干預經濟，調控市場，平衡各色人等的利益，保護百姓之生存基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若工人困頓不堪，且家無餘財，諸位所擁工廠生產出的商品又將賣與誰呢？退一步來說，若是任由工廠主和工人之間自行處置彼此之間的事務關係，但以工人的弱勢地位，豈能爭得自己所屬的權益？」

「諸位需知，一個人總是需要靠他的勞動來生活的。因而，他的薪酬至少必須要能維持其基本生存。在大多數的時候，他們還應該稍多一點，否則，他將不可能養育妻兒，維繫家庭生活，而沒有足夠的薪酬，工人這個群體就將消亡，工廠也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豐厚的酬勞是一種必然的結果，是不斷增長的國家財富的自然象徵。另一方面，貧窮勞動者的生活艱難是國家停滯、經濟遇阻的自然象徵，而勞動者的飢餓則是國家迅速敗落的自然象徵。蒙元之敗，前明之潰，當為鑒矣！」

「受教，受教！」

「……既然該書認為市場需要絕對的自由競爭，擯除各種形式的特權和獨佔經營，那麼齊爵爺如何看待國內諸多獲得特許權的專營公司？」

「《管子·權修》中言及，教訓成俗而刑罰省。這句話不僅適用於政治，也使用於經濟。昔年，管仲通過重獎那些射獵飛得高的天鵝、鵾雞的人家，驅使人們改良弓箭的質量，此真為不言之教！」齊元翰捋了捋頜下的鬍鬚，不疾不徐地說道：「發揮自由競爭為主導的市場推動作用，並不等於政府撒手不管，放其自任。實踐證明，自由競爭的市場也有其局限性和滯后性。市場機制依靠價值規律和供求關係自發地對經濟進行調節，本身就帶有一定的盲目性。比如，城市的百姓供水、燒火薪碳，以及下水管道的營建和維護，街區的清潔衛生，公共道路的修建，等等，諸如此類的特殊性行業，若是完全任由市場自由競爭，那麼必然會造成此類行業無人問津，或者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價格畸高，讓無數百姓難以承受。故而，這些事關民生的經營企業，必須由政府授予專營權，並提供相應財政支持，如此才能更好的為帝國千百萬子民帶來更好的民生福利。」

「齊爵爺，事關民生福祉的產業由政府指定專營，授予特別經營權，我們是不反對的。但是，在我齊國還有許多盈利性產業或者行業領域，卻被政府授予幾家公司專營權，禁止普通個人和商社進入，比如，漢洲礦業聯合公司、黔州（今南非）礦業聯合公司、地中海貿易公司、埃及蘇伊士鐵路公司，皆為獨斷專營，此為何也？」

「呵呵……」齊元翰聞言，不由笑了笑，輕聲說道：「諸位，你等以為上述公司都是普通身份嗎？不論是漢洲聯合礦業公司，還是黔州聯合礦業公司，就是蘇伊士鐵路公司，哪一家不是承擔了政府的某些專屬職能？所以，這些壟斷專營公司，我們不妨將其當做政府之手的外延，不能將它們混同於市場上那些充分自由競爭的普通公司。以《管子》而論，政府通過渠展之謀，實現對部分戰略資源的壟斷，取悅天下，如不竭之水，滋養萬民。」

「……」

在某一瞬間，齊元翰會覺得自己就是那舌戰群儒的諸葛孔明，羽扇綸巾，談笑間一一化解和駁斥諸多質疑和反對言論，使得自己成為整個會場的絕對主角，耀眼而璀璨。

齊元翰生於紹寧元年（1686年），雖然他也是太祖一脈，而且還有一個男爵的封號，按照輩分算，還是當今永隆帝的叔爺，不過，隨着時間的流逝，他跟陛下之間的血脈已經很淡了，只能算是沾了點邊的皇室宗親。

不過，齊元翰自幼敏而好學，尤其是對經濟之道和數學知識尤為興趣濃厚。紹寧十七年（1703年），進入帝國大學就讀。

在大學時，他碰到了對他影響巨大的經濟學教授宋書文，他所教授的華夏傳統倫理學、法學和經濟學為他在這些領域的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泰平三年（1707年），齊元翰從帝國大學畢業后，留校成為大學講師，講授經濟學，倡導自由貿易學說。

泰平十一年（1715年）齊元翰受聘擔任大興東南大學經濟學教授。在這個職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出版發表了一百多篇有關經濟學理論的文章，成為國內享譽盛名的經濟學教授。

也正是在此期間，他萌生了寫一本集合經濟知識之大成的專著的想法。為此，他辭去了東南大學教授的職位，回到長安，半隱居於祖輩留下的莊園之中，開始傾注於《新管論》一書的寫作。

泰平帝聞知后，對齊元翰的著書行為大加讚賞，並以皇室的名義，給予他兩萬元資金支持，還對他無限開放皇家圖書館，將皇室珍藏的各類典籍借給他作為着書參考資料。其中，不乏大量太祖和太宗皇帝的筆錄和施政紀要。

經過七年的反覆打磨，今年八月，《新管論》正式出版發行，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強烈反響，獲得巨大的成功。

第一版五千冊在一周內全部售完，現在又以最快的速度準備出第二版三萬冊。

據聞，永隆帝和內閣總理在該書第一版發行后，便立即購買了一本，並放置於案頭，日夜品讀。

這個時代，齊國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已近尾聲，齊國建立了以蒸汽動力為主的大工業模式，在整個世界中已經取得了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在國際政治與經濟的角逐中，也是遙遙領先。

伴隨着海外貿易的持續發展和擴大，無數的貿易公司相繼成立，建業、威海、大興、桂州、廣寧等眾多城市，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心或地區貿易中心。

而齊國為了將自己海量的工業製成品推銷到全世界範圍內，一直都在不遺餘力地鼓吹貿易自由，要求所有國家破除各種貿易壁壘和限制，允許商品不受任何阻礙地自由交易和流動。

在國內，新興的工商階層在洶湧的經濟大潮中，處於野蠻而無序地發展狀態，在拚命壓榨工人，攥取勞動價值時，也產生了許多社會性問題。

早在數十年前，齊國的物理學家們已經發現了統一物理世界的萬有引力定律，相對應的，包括道德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在內的其他學科專家們也想仿此提出幾條定理，試圖用相同的方式統一各自領域內的運行準則，這個準則能夠使人們分辯是非，並且選擇正確的行動。而這樣的行動會在人的利己和利他之間選擇，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於整個社會福利和穩定秩序。

《新管論》的出版發行，就被認為是經濟領域內的基本「定理」，將指導和引領經濟行為按照正確的方向發展。它就像是一本為國家編寫的經濟學教科書，揭示了經濟運行的規律。

「《新管論》一書，將成為經濟學這個專門學科形成的標誌，而該書作者也將成為它的創始人。」

「齊元翰將以《新管論》一書，或將躋身於文宗大家之列！」

「《新管論》將徹底奠定自由競爭於市場中的主導地位，並籍此會改變整個齊國，乃至整個世界！」

「……」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財富的真正根源在於百姓的創造力，而保證百姓的創造力和創造精神，始終是政府在經濟上和政治治理上的根本責任。」齊元翰站在發言台上，意氣風發，震耳欲饋，「經濟之要，在於兩個目標：其一，給百姓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準確地說，使百姓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其二，給國家提供充足的收入，使政務得以進行。」

「總之，經濟的目的在於富國裕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