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愛情動物

雖然金庸的大部分小說的歷史背景可考，但原本歷史上存在的現實社會的倫理道德等都被刻意淡化了，這樣一個武俠世界是一個巨大的開放空間，自由的精神得到張揚。因此，金庸筆下的女性不再像五四時期的小說里的女性一樣承擔起反封建、反壓迫的任務。相對的，她們的生命更自由、更輕鬆。這些美好的生命在追求愛情的時候是最美好的，最讓人嚮往的。當女性和愛情結合能夠爆發出最耀眼最撼動人心的光芒。必須感謝金庸，他創造那麼多的美麗女性，那麼多的愛情童話。金庸的深刻洞察力使得他把愛情故事超越了一般的言情小說，提升到人性的高度上，正如孔慶東所說：「金庸寫情不遜於任何人，廣度、深度、力度均為大師級，是言情又超言情。」

當金庸筆下的女性在愛情里綻放出最美麗的生命之花的時候，另一方面也是她們生命的蒼白無力。金庸在愛情中解放了女性，同時又禁錮了女性。

愛情的失落導致了李莫愁、何紅葯的瘋魔，愛情的忠貞導致了穆念慈的悲劇，在這些女性的身上都體現了一個特點：將愛情進行到底。在她們的生命里，愛情是生命的核心也是生命的意義。女性和愛情如此緊密的聯繫，我們可以在一些研究金庸小說的女性角色的論著里將女性一一歸類中可以看出。有人將其分為六類：「偏愛薄情郎的女人」、「把同類當敵人的女人」、「不滿婚姻的女人」、「因情而成瘋魔的女人」、「不甘雌伏的女人」、「只愛心中幻想的女人」；有人則分為「純情女」「痴情女」「怨婦」「魔女」。從這些女性的類型我們可以幾乎可以得到一個等式：女性=愛情。實際上，從「情女」這個對金庸小說女性的總稱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愛情在金庸小說的女性生命里佔據了多大的分量。

幾乎所有研究金庸小說女性形象的論著里都認識並總結了這一點：「愛情，成為金庸小說中女性人物的全部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對於愛情的嚮往和追求，構成了金庸小說中女性的全部生活內容」，「其生命的原動力，都是一個『情』字」。

「女性=愛情」這個等式更確切的表達是「女性=愛情動物」。在描寫眾多女性的時候，金庸先假設了一個前提：女人是愛情動物。愛情是她們生命的中心，失去了這個中心她們會變得瘋狂而變態，在金庸小說里這種變化是自然的，理所當然的。失去或者得不到愛情（男性一方的回應），那就兩條路：發瘋（如李莫愁、何紅葯）或者死亡（如程靈素），還有像李文秀、郭襄、陸無雙、程英這樣永遠懷着一個愛人的影子孤獨地活下去的女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們只是一群活死人。

「女性=愛情動物」這個等式是金庸創作女性的前提，正是在這樣一個前提下金庸賦予不同女性以不同的側面，塑造出一群性格各異的女性角色。但是，她們在根本上都是一樣的，她們都是一個男性所想像的女性的本質的不同側面的詮釋。這個本質在金庸筆下規定成：女性的本質是愛情動物。在眾多文本里，男性很少能夠提煉出一個本質來，但是女性則不然。她們的血肉是附屬在某種本質上，或者說她們「仍然是那個因為沒有所指或所指物，因此可以根據社會觀念、時代思潮、文化密碼及流行口味時尚來抽出或填入意義的純粹載體。」

這種把女性抽象成一種本質的載體，正是男權意識深重的影響。物化、客體化的女性意味着她們能夠成為某種本質或者意義的載體。在男性作家一己以及男性群體的想像里，女性是可以被界定、被歸類、被提煉的。女權主義者尖銳地抨擊了這種男性自以為是的想像和定義：「男人可以在其合理選擇的過程中組建自己的未來，而女性的本性則決定了她的行為，限制了她的思維，使她永遠只能依靠情而渡過一生……她總是被認為是某種本質的東西，不可避免……儘管男人對她的本質特徵的解釋有多種多樣，但她總是客體受到其它自然或非自然現象控制的次等混合物。」「女性一旦不僅在社會職能而且在男性想像中成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物品，便獲得了某種秩序內的安頓。因為父子們藉此把原本很難把握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生理上的異己固定在一個可把握的位置上，把本來也許是不可理喻的異性群體幻化為一種不必理喻的對象。」

如果說金庸還是用一系列女性形象來詮釋他的「女性=愛情動物」，那麼陳墨在《金庸小說人論》裏從對金庸女性擴大到對普遍的女性的定義和界定正體現了男權意識對女性**裸的「話語暴力」：

「女人為愛情而生，視愛情高於一切。愛情這東西既然拒絕理性的加入，勢必格外的羅曼蒂克。女性所渴望的不僅是愛情本身，更渴望那種羅曼蒂克的『情趣』。」

「用道德標準來責怪南蘭是沒用的。她這樣做純粹是天性使然，不由自主。想讓女性把道德價值放在背上，那已經很是荒唐；而要把道德價值放在愛情衝動中的女性心上，那更是荒唐至極。」

這是一種怎樣簡單而片面的對女性的解讀。在男性目光的凝視下，女性作為男性目光的承受者，成為單純的被凝視的客體。在看與被看的過程，男性被確立成主體，女性被確定成客體。看與被看的結果就是女性作為客體得到男性想當然的解讀和闡釋。在男性掌握話語權的世界裏女性得到這種粗暴的解讀甚至只能作為在場的缺席者默認這種解讀。

日常生活里的女性是圍繞着鍋爐瓢勺打轉（雖然現在這種情況有了一些改觀），在金庸小說里女性變成圍繞着愛情打轉。這種從日常生活的世俗到羅曼蒂克的高雅，並不能掩蓋男權意識里女性的地位――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圍繞着愛情打轉的女性更準確地說，是圍繞着愛情的中心對象――男性打轉。黃蓉、任盈盈們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郭靖、令狐沖們的身上，很容易給人一種感覺就是這些女性為了愛情奮不顧身，這是因為對象與愛情的合二為一。但是，當愛情的對象和作者理想中的男性不一致的時候，這時候的女性往往遭到貶抑。背離了丈夫的南蘭、馬春花被人視作水性楊花的壞女人，從傳統的婚姻道德的角度來看是她們不受婦德，但是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南蘭、馬春花的婚姻並不是自我意志的選擇，她們的婚姻並沒有愛情的基礎。實際上，她們拋棄丈夫、女兒的動機在於田公子、福公子身上找到了愛情。同樣是追求愛情，但是黃蓉和南蘭的遭際是天壤之別。如果說南蘭、馬春花身上有婚姻的約束，那沒有婚姻的約束的阿珂呢？她幾乎人見人厭，脾氣壞、性格差，而且有眼無珠。她追求她的愛情，但是她愛的對象並不符合人們心目中理想男性的形象，連帶着她的愛情也被否定。如此看來，金庸小說里的女性與其說是圍繞着愛情打轉，不如說是圍繞着男性打轉。

在金庸的小說里，女性自己的生活世界被提煉成單純的「男性――女性」關係。其餘的退居此後，女性與女性之間幾乎沒有友誼的存在，女性之間互動的關係簡直就只有一種――「情敵」，這仍然是圍繞着男性發生的次要關係（看段延慶身邊的幾位情人就知道了，她們一輩子都圍繞着段郎打轉，一直處於失去段郎的焦慮和別的女人搶走段郎的憎恨中，不僅如此，甚至還把自己的女兒也拉入這種焦慮和憎恨里，母女的關係被簡化為女兒協助母親完成心愿的關係）。我們看不見女性之間的友誼，看不到女性之間的依戀，在筆者看來，女性之間的友情的魅力一點都不比男性之間的友情少多少。

她們不需要事業（霍青桐事業的成功反而成為她失去愛情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需要興趣（她們的才華只是女性美好形象的點綴，或者成為輔助男性成功的工具，她們缺少像江南四友那樣發自內心的對藝術的熱愛）、也不需要同性朋友、親情（趙敏為張無忌背叛自己的家庭民族顯得十分輕鬆簡單，不像男性脫離自己原本隸屬的世界充滿痛苦和掙扎），也缺少權力、金錢等**。她們的內心世界比起男性來簡單平面得多。她們的內心不存在自我分裂，一旦選定了某個目標（這個目標往往是男性），她們就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不會產生疑問，也不會產生動搖。她們的堅定和忠貞使得她們不能像男性角色因為精神上的自我分裂、自我拷問形成痛苦而富有魅力的人格張力，成為立體的雕塑，而非平面的線條畫。這種女性的本質化、簡單化註定了女性只能成為作者的擴音筒，成為男**望心理投射的迴音壁，傳達作者的聲音，而不具有自己的聲音。

雖然金庸筆下的女性，追求愛情，贏取愛情上的獨立，被人稱頌為「新女性」，但是她們缺少真正的人格獨立，仍然是一個女人，而不是一個人。她們依然是男性想像的幻影，男性虛構的符號。

自然，「愛情動物」這樣對女性本質的簡單定義也與現實社會有關。千年以來女性的社會角色決定了能否找到一個理想的丈夫關係到她一生的幸福或痛苦。這種強加在女性身上的現實使得女性不得不把男女間的愛情的實現，視作人生的最高理想。愛情與女性如此緊密聯繫，以致在與女性相關的傳統文本中也如此反映。但是，這種反映往往把愛情浪漫化、神話化。在文本里，愛情不僅是女性煥發魅力的源頭，也是女性遭受痛苦的根源。她們所有的喜怒哀樂幾乎都是由愛情的得失引起。而在男人的愛中受苦幾乎被視為女性不可避免的命運。不僅是男性作家這麼寫，而且以往、當前的不少女性作家也這麼寫。「這些極為不同的女性形象均逃離不了愛與死（或瘋狂）這個典型男性創作主題的支配而成為他們的精神祭品的命運。在男性的筆下，女性為愛情而奉獻、犧牲或者發瘋是常見的，這些走向自我失落或毀滅的女性都被視為是神聖的、崇高的和偉大的或是可憐的，要麼受到歌頌、要麼受到憐憫。這些女性形象雖是男性作家心理投射的產物，但卻反映女性災難性文化中的現實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