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日常八

阿威他們舉賢不避親,任何一個公司其實初期發展的時候如果有可靠的親戚家人的話,發展會非常快的,畢竟知根知底,只要你能夠把制度把控好,在正常的工作狀態下,能夠給公司員工帶來超越他們以前的收入,大家就會牢牢的聚集在你的身邊.

說起古時候「舉賢不避親」和「舉賢不避仇」的故事，最為有名的應該就是關於祁奚舉薦他的仇人解狐和他的兒子祁午了。祁奚又被稱為祁黃羊，是春秋時期晉國人，晉悼公在位期間，祁奚受到了重用，被任命為中軍尉，祁奚在這個位置上作了六十年，輔保過四任晉王，為晉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隨著祁奚的年紀越來越大，他有了告老還鄉的念頭，晉悼公聽說后問他：「如果你回家了，那誰能夠接任你的位置，來擔任中軍尉一職呢？」祁奚聽后對晉悼公說：「我走之後，解狐可以接任我的位置。」晉悼公聽了感覺非常詫異，他說：「解狐可是你的殺父仇人，你為什麼會推薦他來接任你的位置呢？」

祁奚聽了回答：「主公您問的是誰有才能可以接任我的位置，並沒有問誰是我的仇人呀。」據說解狐是祁縣東冀里人，為人正直廉潔，性格耿直，雖然與祁奚有仇，但是兩人的性格和本性還是比較相似的，所以祁奚舉薦了解狐作為他的繼任者。

可惜的是解狐的身體並不好，他先於祁奚去世了，在解狐死了之後，晉悼公又將祁奚找來問他：「你推薦的解狐去世了，現在中軍尉的位置又空了下來，你還有什麼合適的人選嗎？」祁奚聽后對晉悼公說：「我想您推薦祁午，他能夠出任中軍尉的位置。」

晉悼公聽后說道：「祁午可是你的兒子呀，你推薦他就不怕別人說閑話嗎？」祁奚回答道：「主公您問的是誰能夠接任中軍尉的位置，並沒有問祁午是不是我的兒子，我覺得他有能力出任這個職位就推薦給您，並沒有考慮他是什麼身份。」

晉悼公聽取了祁奚的建議，任命祁午做了新一任的中軍尉，祁午上任之後果然和之前的祁奚、解狐一樣，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從此之後祁奚這一段「舉賢不避親」和「舉賢不避仇」的故事開始被很多後人稱讚。

同樣的有著貞觀之治成就的唐太宗李世民也舉賢不避嫌,甚至不避仇,很多統治者在任用封賞人才的時候，常常先考慮自己的族人，和自己相交好的親近之人，而不是根據賢士的才能，以及作出的貢獻。這樣的統治者得不到真正的人才，因而也無法使自己的國家強大富強起來。

歷史上著名的明君仁主唐太宗「封賞不私親」就是做到了這一點，因而他能夠得到諸多賢才能人的相助，才有了「貞觀之治」的盛世。

李世民平定天下稱帝之後，對有功之臣進行封賞，作為肱骨之臣的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都受到了重用，而他的這種做法卻引起了許多舊部，尤其是本族弟子的不滿。

被封為淮安王的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叔，他對李世民說：

「我最先擁戴高祖，起兵關西響應，如今，連房玄齡、杜如晦這樣的文臣都位居我上，而且我是李氏家族的長輩，你的這種封賞怎能讓我服氣？」

李神通的話得到了那些不被重用的秦王府舊人的支持。對於這種情況，李世民對李神通說：

「叔父是至親，我非常的尊重您。您雖然率先起兵響應義軍，但您起兵是為了避患，而且在劉黑闥作戰的時候，不戰而逃，於國家並沒有大的功績。而如果沒有房玄齡等人的輔佐，我也得不到天下。我不能因為您是我的叔父，就把您和開國重臣同功論賞。」

一席話說得李神通面紅耳赤，閉口無言，眾將也心悅誠服。對李世民的大公無私十分欽佩，從此斷了憑藉關係得到封賞的非分念頭，而是儘力報效國家，以圖加官進爵。

李世民為政之道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不但做到了論功行賞不依據血緣關係的親疏，而且還做到了不計較個人恩怨任用人才。

唐太宗時期有名的諫臣直臣魏徵，原本是太子的部下，但太子不聽從他的勸告，最終被李世民取而代之。李世民知道魏徵是個人才，因而數次去拜訪他，希望魏徵能為國效力。

要知道，魏徵曾經給太子出謀劃策要除掉李世民，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李世民的敵人。然而李世民不計前嫌，重用魏徵，成就了魏徵忠臣的美名，也給自己帶來了賢君的榮譽。

只有心底無私才能讓天下人心服，只有胸懷寬廣才能讓天下人歸附。俗話說：

「泰山不拒累石方成其高，江海不擇溪流方成其大」。

作為一個統治者，就應該有這樣的胸懷和氣度，這樣才能得天下之才為我所用。如果在選撥人才上，以關係親疏為憑藉，那麼就會造成所賞非賢，所罰非暴的後果。

當做賢人的得不到勉勵，而作惡的人也得不到阻止，社會上對賢才的追求就會減少，整個社會也就走向了混亂。因而，在舉薦任用人才的時候，要能夠做到「舉公義辟私怨」。

在人才管理的藝術上，古代和現在是同樣的道理，國家和企業是相似的情況，因而，在當代的企業管理中，作為一個優秀的管理者，也應該做到「舉公義、辟私怨」。

相傳，黃帝年邁之時，感到年歲已高，需要有才幹的部落首領繼承者。但，勝任者一時難以選拔。於是，黃帝召集眾臣，商定選人大計。

大臣:「以我來看，黃帝身邊有二十五子，挑選一個德才兼備者即可！」

大臣:「黃帝功高齊天，選子接位，情通理順。」

黃帝：「千秋大業，屬於天下百姓，居萬民之上，必德才兼優者。依我之見，要讓所有合適人才公平競爭，不能循私舞弊，不然，功業將付之東流。」

倉頡：「大王，倉頡以為，可以下令，公開張榜選賢，各部落推舉能人，統一應試。只有這樣，方可選賢舉能啊。」

對於倉頡的意見，黃帝讚賞，眾臣附議。於是，黃帝當即下令：公開張榜，選舉繼承者。

應試分為文、武、德行三項。文的要求，識字、數百個；武的要求能握千鈞弓弩，百步之外，射斷桑蠶絲線。最後由黃帝用特殊之法測試德行。

張榜不久，各部落報名應試者數百人。到了比賽選拔那天，應試者各顯神通，箭法出眾者，數不勝數。有的文才過人，出口成章，對答如流。但，文武雙全者，數量不多。最終，經過層層考驗，只剩下兩個人難分伯仲。一個姓姬叫玄囂，一個姓姬叫昌意，此二人是親兄弟。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其二曰昌意。」雖然最終脫穎而出的兩位是黃帝的兒子，但玄囂和昌意文武雙全才華出眾，各方面都優異常人，讓各方信服！

黃帝看這兩個孩子，文才武藝不分上下，就只有看他們的德行了。

黃帝：「玄器、昌意，我交給你們每人一張具茨山畫圖。山南、山北兩條河。兩道河需要挖到潁水為止，各需人工千個。今日，每人只給人工五百，看誰能只用一半人力，先把河水挖到潁水，即可接替帝位！」

想來想去，昌意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玄器走到昌意身邊小聲說：「弟弟，父王曾說過，只要團結，問題是能夠解決的。我想咱倆人，要是各挖各的河，怎麼干，也完不成任務。」

昌意:「哥哥，我實在想不出來，咱向父王說明吧，請他另出別的題目。"

玄器:「弟弟，你別著急，我想出一個辦法，我帶領人工，把山北的姬水河溝向南挖。你帶領人工把齊水河向北挖。到具茨山東，把兩道河匯到一起，變成一條河。一道河分成兩段，咱倆只用一半人工，一定能提前完成。」

昌意:「唉，對啊！妙，你想的辦法真妙！」

倆人見了黃帝，說出了這匯合工程的道理。黃帝很高興：從這裡你們要悟出一個道理，兩股水匯流一處，又省工又省時。兩處挖，各挖各的河，就完不成這個任務。這和治國一樣，你們兄弟二人，無論誰當首領，誰當副手，都要團結一致，同心協力，與百姓同心同德，才能把國家治理好。依我之見，玄器接帝位，昌意作副手！」

昌意：「我贊同父王的旨意！」

玄囂：「謝父王器重，我要把昌意留在身邊，輔佐問事，共商治國大計。」

黃帝去世后，弟兄兩人互敬互愛，通力合作。在他們倆帶動下，自上而下，層層選拔賢才良將，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共建偉業。

歷史上有很多舉賢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案例,有很多成功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把這幾句話當做任人唯親的根據,為此鬧出了不少的禍害.詞人晏殊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為人熟知，後世評其「閑雅富貴」。如果我們了解晏殊的人生，便發現他不僅詞作「富貴」，官宦生涯也稱得上一帆風順。更有趣的是，「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晏殊把女兒嫁給鋒芒畢露的富弼，富弼後來任樞密使，還與范仲淹共同推行「慶曆新政」，死後謚號「文忠」。可以說，晏殊眼光極為獨到，「舉賢不避親」；女婿富弼當仁不讓，光耀門楣。

晏殊事例其實是宋代「榜下擇婿」現象之代表，其核心是朝廷高官挑選有才華的年輕人，成為乘龍快婿，待其身居高位，延續家族權勢。無疑，這種做法給孤門細族的年輕人機會。也許，現代人理解此事並不困難；然而，世家大族願意讓並不門當戶對的年輕人入贅，並非自古而然。

柏文莉的《權力關係：宋代中國的家族、地位與國家》，主要考察了宋代宰輔家族的婚姻、仕途與地方交往。她的觀點主要分三部分，其一，宋代官僚精英內部，普遍施行聯姻，塑造並維繫著自己的社會階層——宰相之家往往與多個大族有姻親關係，他們的婚姻策略很保守，多為子孫輩重複通婚。但是，官僚和普通人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完全封閉轉化的機會——依靠廣泛推行的科舉，雖然「魚躍龍門」的幾率微乎其微，但終究給一部分寒族子弟逆天改命的機會。

其二，宋代的「恩蔭」，使宰相子孫比較容易地成為底層官僚，但依然要經過奮鬥才能身居高位。宋代的選官策略，很難使仕宦成為穩定世襲職業，因此需要向新的成功人士敞開大門。縱然，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大致對應，但政治的流動性，可能使同一親屬群體，在發展過程中，產生千差萬別的區別——有的沒落、有的顯達。

其三，北宋到南宋，國家與地方的紐帶增強，「地方化」精英在宋代變得具有重要意義。北宋以都城為中心，朝廷高官與祖籍家族分支保持聯繫，但每條線都匯聚於都城；南宋都城中心消失，出現大量區域性中心，因此各地得以發展，並逐漸產生地方上的世家大族。

其實，如果以「唐宋變革論」框架看，唐、宋政治是從世家大族到士紳精英的過程；而北宋到南宋，政治精英又逐漸和佔有土地的地方精英融為一體。

宋初四十年，朝廷任命官員，依然是早期世家大族的後裔，隨時間發展，高官家族和地方精英，均有子弟不斷進入二府。保持開放的官僚體系，不斷有新人加入並競爭。據作者統計，宋代宰相，祖父曾任高級官員佔三成，中級官員佔三成，低級官員佔1/4，至少85%的宰相，其先人不是白丁而是官僚。

箇中原因，當然是大族子弟最初可以通過恩蔭入仕，再考進士，官僚後裔所參加考試的錄取率，也高過平民。此外，還有二府官員推薦，使族人入朝。但是，政治精英們的選擇大致有兩條路徑：既要恩蔭子弟，也要發掘新人——堅持保守策略，恩蔭子弟為官，與門當戶對者約為婚姻，維繫自己權力；適當「投資」策略，利用本人權勢施恩於有才能但地位不高的年輕人，將女兒嫁給具有潛質的進士。宋人維繫政治地位的手段，並不像唐代非常注重貴族出身，而是注重個人能力，這就使部分平民具有進入官僚體系的機遇。

從地方上看，北宋官員，尤其是高階官員，都會遷居至都城開封。都城生活水平更好，受教育水平更好，有更多進士名額；可南宋的臨安（杭州），就不再有這樣的地位。遷居於開封附近的官員，如司馬光、范仁純、曾鞏，與老家家族旁支交往有限，雖然還保持聯繫，但他們的主要圈子在都城。至南宋，即便在朝為官，大族也更願意在地方發展官僚（士）的身份，這給他們帶來顯著的經濟和法律特權，逐漸在地方積累財富。

總之，所謂科舉制度給古代社會帶來的社會流動，並非始終如一。在不同朝代，其正反面的作用，都勢必要深入歷史語境考察，方能評價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