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吳起
一
吳起在中國歷史上是永不會磨滅的人物，秦以前作為兵學家是與孫武並稱，作為政治家是與商鞅並稱的。然而在班固的《古今人表》上，把商鞅列為中上等，孫武列為中中等，吳起列為中下等，這不知道是以什麼為標準。其實在這三個人物裡面，吳起的品格應該要算最高，列為上下等的所謂「智人」，應該是不會過分的。
二
關於吳起的身世，司馬遷曾為之列傳，雖然不甚詳細，但也可以說是娛情聊勝無的。據列傳，我們知道：吳起是衛人，嘗學於曾子；曾仕魯，仕魏，后入於楚而死於楚悼王二十一年。吳起的死年是確定的，因此他的年齡我們也約略可以推定。
楚悼王二十一年即周安王二十一年（約當公元前三八一年），上距孔子之卒（前四七九）九十八年。孔子卒時年七十三歲，傳言起嘗學於曾子，《呂氏春秋·當染篇》亦云然，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孔子死時，曾子年二十七。又《儒林列傳》言其「受業於子夏」，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
子夏年甚壽，「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年表》於魏文侯十八年書「受經子夏」，於時子夏蓋八十歲。（依《年表》當已一百歲，此別有所據，說明詳下。）吳起在魏適當魏文、武二侯兩代，故起得師事子夏是無甚問題的。問題是他師事曾子的年代。要解決這個問題，當先解決吳起何時去魯。在這兒《韓非·說林上》有一段故事可以作為線索。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此言季孫弒君，未言所弒者何君。哀公曾攻季氏，反為三桓所攻而出奔，被國人迎歸而卒於有山氏。死非被弒。且哀公之死下距楚悼王之死八十九年，吳起如得及哀公，則其死時當在一百歲以上，殊覺不合。
魯哀公之後為悼公，三十七年卒，下距楚悼王之卒五十二年。悼公之後為元公，二十一年卒，下距楚悼王之卒三十一年。元公之後為穆公，三十三年卒，卒年已在悼王之後。故被弒之魯君如非元公，必為悼公。二公雖無被弒的明文，然據《韓非子·難三》，批評魯穆公時事，有「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之語，足證穆公之前哀悼元三世均曾為季氏所劫，則悼公與元公均曾被弒，都是可能的。
吳起在魯既然從政，且曾為魯將，則其去魯之年至少當得有二十五歲。今假定被弒者為悼公，則吳起死時將近八十或過之；如為元公，則僅五十餘歲，至多亦無過六十，揆諸情理及其它關於吳起逸事（如公叔尚主之謀），自以後說為合理。
是則吳起去魯在魯元公二十一年，當魏文侯三十九年，周威烈王十八年。（此據《竹書》文侯在位五十年而定。）「曾子年七十而卒」（《闕里文獻考》），當卒於魯悼、元二公之際，吳起在魯之年曾子應已早卒，吳子不得及其門。唯王應麟《考證》引劉向《別錄》敘《左氏春秋》之源流，言「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則吳起所師者，乃曾申而非曾參。《左氏》傳授之說雖不足信，曾吳師承關係則較可信，至少可作為東漢人對於「曾子」之一種解釋。蓋曾參固稱曾子，其子曾申亦可稱曾子也。
據《史記·年表》，楚悼王二十一年當魏武侯六年，然而在《魏世家》中卻有「武侯九年使吳起伐齊至靈丘」之記載。這兒也不免是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那是司馬遷自己弄錯了。
司馬遷在三晉範圍內的紀年所弄出的錯誤最大，也最多，幸好有司馬貞的《索隱》替我們保存了些散佚了的資料，我們得據以校正。今就與本文有關者匯列如次：
據此可知《史記》與《竹書紀年》、《世本》及其它古籍頗多齟齬，主要的是把魏武侯少算了十年。魏武侯元年既當趙烈侯十四年，則應該上推十年。於是武侯元年便當楚悼王六年。又把魏文侯少算了十二年，遞次上移，則魏文侯元年應當周定王二十五年，魯悼公二十二年。在這時子夏的年齡六十二歲，再隔十八年，子夏八十歲，文侯要從他受經，在情理上也比較說得過去。故吳起得事子夏，也是沒有問題的。
三
吳起是一位兵學家，這是古今來的定評。他不僅會帶兵，會打仗，而且還是一位軍事理論家。他的著作在戰國末年和漢初是很普及的。
《韓非·五蠹篇》：「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
《史記·吳起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有「《吳起》四十八篇」，屬於「兵權謀」類，「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但可惜這書是亡了。現存的《吳子》，僅有《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共六篇，總計不上五千字，半系吳起與魏文、武二侯之問答，非問答之辭者率冠以「吳子曰」。辭義淺屑，每於無關重要處襲用《孫子兵法》語句；更如下列數語，則顯系襲用《曲禮》或《淮南子·兵略訓》。
無當天灶，無當龍頭。天灶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治兵》第三）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曲禮上》）
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淮南·兵略訓》）
四獸本指天象，即東方之角亢為青龍，西方之參井為白虎，南方之星張為朱雀，北方之鬥牛為玄武，而《吳子》所說則似乎已轉而為地望。象這樣的含混不明，則語出剿襲，毫無可疑。且此四獸之原型始見《呂氏春秋·十二紀》，所謂：
春……其蟲鱗。
夏……其蟲羽。
秋……其蟲毛。
冬……其蟲介。
《墨子·貴義篇》言五方之獸則均為龍而配以青黃赤白黑之方色。此乃墨家後學所述，當是戰國末年之事。若更演化而為四獸，配以方色，則當更在其後。用知四獸為物，非吳起所宜用。故今存《吳子》實可斷言為偽。以筆調覘之，大率西漢中葉時人之所依託。王應麟云：「《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圖國》至《勵士》，所闕亡多矣。」王所見者已與今本同，則是原書之亡當在宋以前了。
又《藝文志》雜家中有《吳子》一篇，不知是否吳起，然其書亦佚。或者今存《吳子》即是此書，被後人由一篇分而為六篇的吧？
四
大約就因為吳起是一位有名的兵法家，因此關於他便不免有好些類似神話的傳說。例如殺妻求將便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這故事出於本傳，然傳文所據卻只是一片蓄意中傷的謠言。
吳起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除本傳之外，別的書上還沒有看見過這同樣的記載，司馬遷自必有所本，但所本的恐怕也只是那位「魯人」的「或惡」吧。但那位「魯人」的「或惡」，從頭至尾純是中傷。我想，假如不是魏國的嫉妒吳起者如王錯之流，便一定是後來楚國的那些把吳起射殺了的反動貴族們所假造出來的。在衛曾殺人或許是事實，但不必一定是因為受了人「笑」，受了人「謗」。殺人亡命，故母死也不敢回衛奔喪，這怕也是事實，但不必一定是因為不孝。然而「猜忍」到要把自己的妻子殺了去求做官，是怎麼也難使人相信的事。而且關於吳起的妻卻有另外一種傳說，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起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
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之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歸。
一件事有兩種說話，這也表明傳說的性質是如此。造這個傳說的比較沒有什麼惡意，目的是想表示吳起重法或重信，因為立法無私，故爾即犯小罪，雖妻必出。這也就給後人所造的戚繼光斬子之類的傳說一樣，多少是把吳起神化了。
這第二個傳說中的「妻」當然不是在魯被殺了的「妻」，在魯者殺，在衛者出，吳起真可算得是一位克妻的健將啦。照道理講應該不會再有人許老婆給他了，然而在本傳裡面卻又有一個故事，魏武侯要使他尚公主。
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這也一定是莫須有的傳說：因為吳起的年紀應該和魏武侯不相上下，怎麼能夠尚他的公主？而且他在去楚時是已經老了。不過在這個故事裡面可以看出吳起當時沒有妻，也足以反證在衛出妻的故事只是小說。還有值得注意的，吳起在公叔之仆的眼裡是一位「節廉而自喜名」的「賢人」，和同一傳中的魯人以為「猜忍人」，李克以為「貪而好色」的，全相矛盾。司馬遷在這些地方並不想稍微統一它一下子，足見古人作文章實在也是隨便得很。更還有值得注意的，這讒害吳起的公叔即魏公叔痤（《索隱》以為韓之公族，此據《史記考證》），卻又是一位念念不忘吳起的好人，《戰國策·魏策》中有一段故事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悅，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揀撓而不辟者，此吳起余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甯、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擊，鼓之而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功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甯、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跡，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為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象這樣，這位公叔又是一位「長者」，而且是「聖人」。這位公叔，就是後來要死的時候，勸惠王用他的部下公孫鞅（商鞅），不用便請殺他的人，大約本來是一位偽善者也說不定，不過害吳起的人在別的書上說是王錯，並不是他。他既是曉得尊重「吳起余教」，而使「吳起之後」得田的人，看來總不會是怎樣的壞蛋，尚公主的陰謀總當得是莫須有的事。
究竟什麼是「吳起余教」？在這兒卻值得追求。《漢書·刑法志》有一個線索：「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閔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由這個敘述看來，可以知道魏之「武卒」便是「吳起余教」。魏之武卒是怎樣的編製呢？《志》文引孫卿語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這是采自《荀子》的《議兵篇》，文字略有損削。荀子對於武卒的批評是：「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其危國之兵也。」這批評是相當正確的，但是要補救也很容易，只要制出一定的服役年限，在役時「復其戶，利其田宅」，退役時則否。這樣便不致「數年而衰」。這點程度的補救，吳起一定是想得到的。但「魏氏武卒」結果是衰了，那是因為吳起走了，沒有人繼承「改造」的原故。據這看來，可見吳起是我國施行徵兵制的元祖。
五
關於吳起也還有一些好的傳說，但多少都有些神話化的意味，頗難使人盡信。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這是說吳起重信用，差不多有點象尾生抱橋柱的味道。頓把晚飯不吃倒也容易熬過的，或許吳起等得太晚了，「故人」又沒有來，而自己也疲倦了，便自睡了，所以晚飯沒有吃。到第二天把「故人」找來了又才同吃早飯，大概是實際的情形。然而在崇拜者的眼裡看來（看他稱「吳子」就可知道），這又成為「吳子」的重友誼與重信用。這在吳起應該可以說是「不虞之譽」。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而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這故事亦見本傳，引以為「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之事證。能與士卒同甘苦，共衣食，這是可以相信的，但為收士卒歡心而至於吮疽，卻有點令人難以相信。因為病疽者假使他的疽是生在自己能吮的地方，他決不會讓自己的主將來跪吮；假使是生在自己不能吮的地方，他的同僚也決不會讓主將去跪吮而作旁觀，尤其是患者的母親也不會只是旁立而泣。一位母親的愛兒子，比任何良將愛士卒的心總要急切些，豈有將吮而母親不能吮的事？大約吳起當時曾經作過要跪吮的表示，結果被人替代了，但那表示被粉飾了起來，便成了佳話。認真說，照我們學過醫的眼光看來，吮疽或吮創實在是最原始而又最危險的辦法，不必是對於吮者危險，而是對於被吮者危險。人的嘴是很不幹凈的，創被吮了反而增加化膿的危機，疽假如是膿頭多的所謂癰，那是愈吮愈壞。
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債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是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僨）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呂氏·慎小》）
這也是小說的派頭，儼然在做戲。其實信賞必罰是很容易見信於人的，何必要來這些花套呢？但這花套，在別的書上，面貌又不同。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征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韓非·內儲說上》）
同一故事而有這兩種面貌，這與其說是傳聞異辭，寧可說是古人在作小說。你看這同樣的小說，在後來不是連主人公都掉成商鞅了嗎？
秦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史記·商鞅傳》）
這與其說是商鞅蹈襲了吳起的故智，寧可以說他們兩位都只是小說的主人。
六
吳起為魏守西河是很有名的事，這是可信以為事實的。他守西河的期間似乎很長。據本傳：「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足見他在文侯時代已鎮守西河。他的被任用是出於翟璜的推薦，翟曾以此誇功，曰「西河之守臣所舉也」（見《魏世家》），也是文侯時代的事。但本傳又說：「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這又象是從武侯時起才守西河的。《史記》行文本多疏忽，象這樣前後矛盾的地方實在不少。大約武侯是加封了他的。總之我們認為起治西河頗久，不會有什麼問題。
西河在黃河之西，與秦接壤，在當時的魏可以說是走廊地帶。地小敵強，實在是不容易守的。吳起守著它，很得民心，使秦人不敢覬覦，這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當時嫉妒吳起的人一定很多。所謂「國小，又與強秦壤界，……恐起之無留心」，可以作兩種解釋：一種是怕他獨立，一種是怕他降秦，或降附別國。這的確是處在容易受讒的境地。但讒害吳起而收到成功的是王錯，卻不是公叔痤。這人在《呂氏春秋》中凡兩見。其一為：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仆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如釋躧。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仲冬紀·長見》）
王錯是怎麼譖法被省略了，看到「吳起果去魏」一句，可知也不外乎是說他「無留心」。其次是：
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爰）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爰）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審分覽·執一》）
這段故事在本傳上也有，唯商文作田文，內容略有異同，不嫌累贅，亦照錄之：
巍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
這故事其實又是一篇小說，而且套的是翟璜和李克論相的公式。田文是孟嘗君，後於魏武侯，不用說是司馬遷記錯了。造這個故事的大約是同情吳起的人，以為他有功應該相魏，或因他有才，希望他相魏，故造出了這種命運說，替吳起表了一番功，而且還寫他虛懷若谷，有自知之明。我想，以吳起那樣眷眷於西河，且「釋天下如釋躧」的人，他是不會這樣淺薄地怨望於沒有做到相位。不過他沒有相魏，實在也是一件可惜的事，或者王錯的譖他，也就利用了這種人們的心理，認為吳起是在怨望。
王錯為什麼要譖他？我看這是因為他在武侯面前受過一次吳起的指摘。《戰國策·魏策》又有下列一事：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溪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后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三〕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眾也，然而可得並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伯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這個故事也見於本傳，內容大略相同，只明揭出了「在德不在險」一句，但疏忽地卻把王錯一名略去了。王錯，《魏策》本作王鍾，舊注「一作錯」，證以《呂氏》，以作錯者為是。此人是一個壞蛋，《魏世家》裡面也有他出現，「魏罃（惠王）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而古本《竹書紀年》言「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據《史記集解》引徐廣）。王錯在武侯時譖走了吳起，待武侯死，子罃與公仲緩爭立，王錯幫忙魏罃鬧內亂，韓、趙來伐，罃師大敗，被虜。趙主張殺罃，立公仲緩，割地而退。韓則主張兩立之，中分其國。兩國不和，韓師夜去，魏因得解。二年魏敗韓、趙。魏既敗韓、趙，而王錯乃奔韓，大約此人乃是韓國的間諜。
又《淮南·氾論訓》：「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案此乃襲用《韓非子·難一篇》「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而致誤。《韓子》之「樓、翟」，乃指樓鼻與翟強二人，事詳《戰國策·魏策三》。其時在秦乃武王時樗裡子當政，於魏則為襄王，後於吳起之死七十餘年。淮南門下蓋誤以「樓、翟」為一人，因有「亡西河」之語而加上吳起，實屬畫蛇添足。
七
吳起去魏人楚，不知究在何年。其在楚為令尹僅及「期年」，其前則曾為苑守一年，《說苑·指武篇》載其事。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淮南》作屈宜若，案即屈宜咎，臼咎音近，若乃字之誤也）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
《淮南·道應訓》亦載此事，然略去了為苑守的一節。為苑守一年，為令尹一年，則吳起在楚至少當得有三年，而吳起之入楚則當在楚悼王十八年，魏武侯之十三年。治楚的三大政策，《淮南》作「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文字雖小異而實質全同。尊爵以質言，衰爵以量言，衰者減也，尊其質則減其量矣。故《淮南·泰族訓》又言：「吳起為楚張減爵之令而功臣畔。」或說尊為撙省，亦可通。
關於他如何推行這些政策，可惜我們無從知道他的詳細，但從一些遺聞逸事中也可以略略探索得一些眉目，茲就各書所見者，就我所能採集的範圍內，一一臚列於後。
一、《史記》本傳：「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此有誤，當據《說苑》。）明法審令，損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屍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並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並中王屍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二、《呂氏·貴卒篇》：「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荊王死，貴人皆來。屍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屍，插矢，而疲言曰：『群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荊國之法，麗兵於王屍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
三、《韓非·和氏篇》：「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喻老篇》「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如父世不算，只計子孫，則為再世），滅絕（裁減）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練選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
四、《戰國策·秦策》載范雎與蔡澤論吳起：「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范雎語）「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收揚、越，北並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蔡澤語）（此項亦見《史記·蔡澤列傳》，辭意大略相同。）
五、《呂氏·義賞篇》：「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註：「楚人以兩版築垣，吳起……教之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
吳起在楚的一段生活，怕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時候。得到楚國那樣可以有為的大國，又得到悼王那樣信任專一的君主，看他的確是雷厲風行地放手在做，那際遇和作風很和商鞅日後在秦孝公下邊所乾的相同，但有不同的是吳起更要愛民一點。看他教人以四版築牆，可見在怎樣小的節目上他都在注意改善民生。為苑守，為令尹，兩次都向保守派的屈宜臼請教，也無疑地是表現著大政治家的風度。
我說屈宜臼是保守派，這可不是信口開河。你看他對吳起大拿份，一次不開腔，二次不開腔，等到一開金口說出的第一句話卻是：「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完全是一位老頑固，他並不說別人的政策如何要不得，或行了會有怎樣的患害，而只是說反乎古，異乎常，如此而已。第二句話呢，又是反對用兵。「且吾聞：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兇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看這光景，這位屈公不是墨家便是一位道家，他要反對儒家的吳起，自也是理所當然的。最可惡的是他抹殺別人的勞績，把別人比較有光輝的歷史說得一錢不值。他說：「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這不正是吳起的過人之處嗎？然而一轉卻是：「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象這樣毀滅別人的榮譽，當面罵人為「禍人」，足見屈公是怎樣一位頑固黨；而吳起仍不動聲色，與之委蛇到底，又足見吳起是怎樣一位有修養的賢士了。而且從屈公的話中還可以見到楚悼王是怎樣一位振作有為的明主：屈公說他「數逆天道」，足證他平常就極重改革，他能重用吳起而信任吳起，是有由來的。但可惜悼王是早死了一點。假使讓吳起在楚國多做得幾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去，就和商鞅日後在秦的一樣，行了法二十二年，雖然死了，法也沒有變動，那麼戰國時代的中國，恐不必等到秦國來統一了。在這兒也實在可以說是有幸有不幸。因此，吳起在秦以前頗受人同情，如《韓非·問田篇》云：「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強。」又《難言篇》云：「吳起抆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悼惜之情可見。
悼王既死，吳起遭難，雖然接著被夷滅的反動宗族「有七十餘家」，但那僅是為的射了王屍，而不是因為他們政治的反動，殺了吳起。所以吳起之法結果是被楚國廢了，我們所知道的，就只能靠上舉各書中所摘述的一點點史影而已。但在這兒，吳起實充分地表示出了一位革命政治家的姿態。他的政治主張，很明顯的是：
一、抑制貴族的權勢，充裕民生；
二、節省駢枝的浪費，加強國防；
三、採取移民的政策，疏散貴族；
四、屏除縱橫的說客，統一輿論；
五、嚴厲法令的執行，集權中央。
這些傾向差不多也就是後來商鞅所行於秦的辦法，商鞅也是衛人，說不定他們還有點師弟關係吧？但至少商鞅是受了吳起的精神上的影響，我看，是毫無問題的。
關於吳起之死，如上所述，或稱射殺，或稱枝解，然亦有稱為車裂者。如《淮南·繆稱訓》、《氾論訓》及《韓詩外傳》卷一均言：「吳起刻削而車裂。」《墨子·親士篇》亦云：「吳起之裂，其事也。」這在表面上雖覺得有些歧異，但也可以說得通。便是那些反動貴族先把吳起射殺了之後，遺忿未盡，更從而枝解之，而枝解時則是用的車裂法。那些反動傢伙的獸性，可以說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了。
八
吳起的失敗，在舊時是認為遭了貴戚的積怨，就是反動的守舊勢力阻撓了革命勢力，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在這之外，還蘊藏著一段當時的思想界的鬥爭，卻被人忽略了。
吳起儘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質是儒。不僅因為他曾經師事過子夏與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張、政治上的施設，也無往而不是儒。據我看來，要他才算得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的代表，他是把孔子的「足食足兵」，「世而後仁」，「教民即戎」，反對世卿的主張，切實地做到了的。象他對於魏武侯所說的「在德不在險」的儆言，不全是儒家口吻嗎？此外也還有一段話見《荀子·堯問篇》：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庄王曰：不榖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仲虺）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庄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這同一故事亦見《新序·雜事一》及《呂氏春秋·恃君覽·驕恣篇》，但《呂覽》作為李悝。荀子在前，應該更要可靠些的。看這論調，不也純全是儒家的風度嗎？象這種君須「恭己正南面」的儒家主張，和道家的「無為」，法家的尚術固是兩樣，而和墨家的「尚同」也根本不同。在吳起得志的時候，一些思想立場不同的當時的學者是取著怎樣的態度呢？前面所引屈宜臼的一段故事，已可以窺見一斑。此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故事：
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群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呂氏春秋·上德》）
這一段故事，本來還有下文，孟勝遣人把「鉅子」的衣缽傳給宋國的田襄子之後，他和他的弟子百八十五人都為陽城君殉了難。鉅子在墨家是教主的地位，大約這時候墨翟、禽滑釐均已過世，孟勝大概就是第三世教主吧。孟勝在做陽城君的老師，他的弟子們在做臣下，而陽城君卻是反對吳起的一位頭目。他把後方托給孟勝，而自己去參加或領導叛變，我們能夠說孟勝是沒有通謀的嗎？這兒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大關鍵，余別有《墨子的思想》一文論及之，在此不再贅述。我們從這樣的觀點上看來，吳起不竟直可以說是一位殉道者嗎！
九
最後關於吳起傳《春秋》一事在這兒也很值得討論。這項說法較晚，僅見劉向《別錄》：「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見王應麟《考證》引）本來《春秋左氏傳》是劉歆割裂古史攙雜己見而偽托的，這個傳授系統自然是大有問題。不過製作這個傳統的人突然牽涉到吳起上來，卻是值得注意的事。而且左丘明的問題也值得聯帶著解決。
因左氏的偽托，連左丘明的存在也都成了問題。有好些學者連這個人名都認為是假造的。《論語》上的「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據說這也是劉歆的竄入。這懷疑，在我看來，未免有點過火。
照《論語》的文氣上看來，左丘明這個人不應該是後輩，而應該在孔子之前。假如那兩句是劉歆竄入的，那應該說「丘恥之，左丘明亦恥之」也才順當而合理。然而原文並不是這樣，這已可證明竄入說實在有些勉強。而司馬遷的《史記自序》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同語又見其《報任少卿書》；書中更說到：「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這些假如也都說是竄入，那麼假託者何苦一定要把左氏弄成瞎子呢？根據這，可知左丘明者即左丘盲，這個人不會是假的。
這位左丘盲究竟是什麼人呢？據我看來應該就是楚國的左史倚相。《左氏》昭公十二年：「王（楚靈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右尹子革）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註：「倚相楚史名。」《國語·楚語》也有倚相與申公辯論的一節，而自稱其名為倚相。但這以倚相為名號我覺得很有意思。相者扶工也，古者盲瞽必有相。那麼這左史倚相豈不就是左丘盲嗎？看來此公是以官為氏而省稱曰左，如申屠本為司徒，而省稱申（亦有因地而得之申，與此有別），關龍本為豢龍，而省為關，漆雕當亦職名，而省為漆為周之類。丘為其名。因失明而稱之曰盲，曲飾之則曰明。己則自號為倚相，或竟以之更易其舊名，如兀者叔山無趾（《莊子·德充符》）之類。這樣解釋是沒有什麼牽強的。更以年代來說，魯昭公十二年，時孔子二十二歲，則左史在年齡上正為孔子的先輩，故孔子稱述之。
再者，左史之所以成盲，當系因觸犯忌諱而被矐，這由司馬遷文可以證知。「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文王、孔子、屈原、孫臏、不韋、韓非，均由觸犯忌諱而遭人禍，故左丘之失明亦必不是天災。世有以「子夏喪子失明」說之者，於事殊為不類。
知左史即左丘明，本為楚史，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謂「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確是後人所竄入的了。
左史既「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讀者說也，自當能纂述《國語》。但所謂「《國語》」不必為左史一人所作，其所作者或僅限於《楚語》，所謂「《禱杌》」之一部分。其書必早已傳入於北方，故孔子稱之。吳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職，必已早通其國史；既為儒者而普仕於魯，當亦曾讀魯之「《春秋》」；為衛人而久仕於魏，則晉之「《乘》」亦當為所嫻習；然則所謂「《左氏春秋》」或「《左氏國語》」者，可能是吳起就各國史乘加以纂集而成。（參取姚姬傳、章太炎說。）吳起乃衛左氏人，以其鄉邑為名，故其書冠以「左氏」。後人因有「左氏」，故以左丘明當之，而傳授系統中又不能忘情於吳起，怕就是因為這樣的原故吧。
《說苑·建本篇》有「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心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居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眾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擅）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吳起同時是一位史家，由這也可以證明。學者對於這項資料，每每懷疑，但這兒所說的話，並沒有什麼因襲的痕迹，而和吳起後來在楚國所施行的政見也很一致，我敢於相信劉向是一定有所本的。吳起既是儒家，要談談《春秋》，也並不是怎樣不合理。
更進，我還疑心吳起在魏文侯時曾經做過魏國的史官，魏文侯時有一位史起，大約就是吳起。且看《呂氏春秋·樂成篇》上的這段故事吧：
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
這雖作魏襄王，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正義》卻明明引「《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民田，民歌之曰」云云，則孔穎達所見本正作文侯。《漢書·溝洫志》亦載此事，然分析為兩個時期，以西門豹屬魏文侯時，以史起屬襄王時。西門豹固文侯時名臣，而如《史記·河渠書》、《水經·濁漳水注》均以引漳灌鄴為豹事，《後漢·安帝紀》元初二年亦有「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之語，則引水灌田確亦文侯時事，史起不得屬於襄王。史起引渠，何乃歸功於西門豹？案此「使他人遂為之」之他人蓋即西門豹。故開之者史起，而成之者為西門。是則《溝洫志》實誤，而後人復據《溝洫志》以改《呂覽》，因有此糾葛。後人亦有為折衷之說者，如左太沖《魏都賦》雲「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這可是不必要的聰明。
看這故事中的史起，其作風和態度實和吳起極相似，而同屬文侯時，同名起，則孔穎達要認為即是吳起，確是甚有見地。阮元《校勘記》非之，謂「高誘注《呂氏春秋·樂成篇》雲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吳乃字之誤」，是未達孔氏意，乃以不誤為誤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