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家

第三章

法家

法家之學，《漢志》云：「出於理官。」此其理至易見。《漢志》所著錄者，有《李子》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篇，《申子》六篇，《處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韓子》五十五篇，《游棣子》一篇。今惟《韓子》具存。《商君書》有闕佚。《慎子》闕佚尤甚。《管子》書，《漢志》隸道家，然足考見法家言處甚多。大抵原本道德，《管子》最精；按切事情，《韓非》尤勝。《商君書》精義較少。欲考法家之學，當重《管》《韓》兩書已。

法家為九流之一，然《史記》以老子與韓非同傳，則法家與道家，關係極密也。名、法二字，古每連稱，則法家與名家，關係亦極密也。蓋古稱兼該萬事之原理曰道，道之見於一事一物者曰理，事物之為人所知者曰形，人之所以稱之之辭曰名。以言論思想言之，名實相符則是，不相符則非。就事實言之，名實相應則治，不相應則亂，就世人之言論思想，察其名實是否相符，是為名家之學。

持是術也，用諸政治，以綜核名實，則為法家之學。此名、法二家所由相通也，世每稱刑名之學。「刑」實當作「形」。觀《尹文子·大道》篇可知。《尹文子》未必古書，觀其詞氣，似南北朝人所為。然其人實深通名法之學。其書文辭不古。而其說則有所本也。法因名立，名出於形，形原於理，萬事萬物之成立，必不能與其成立之原理相背。理一於道，眾小原則，統於一大原則。故名法之學，仍不能與道相背也。韓非有《解老》《喻老》二篇，最足見二家之相通。

《韓非子·楊榷》篇，中多四言韻語，蓋法家相傳誦習之辭。於道德名法一貫之理，發揮最為透切。今試摘釋數語如下：《楊榷》篇曰：「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於群生，斟酌用之。」此所謂道，為大自然之名。萬物之成，各得此大自然之一部分，則所謂德也。物之既成，必有其形。人之所以知物者，恃此形耳。形萬殊也，則必各為之名。名因形立，則必與形合，而後其名不訛。故曰「名正物定，名倚物徒」也。名之立雖因形，然及其既立，則又別為一物；雖不知其形者，亦可以知其名。如未嘗睹汽車者，亦可知汽車之名。然知其名而不知其形，即不知其名之實。則終不為真知。一切因名而誤之事視此。

人孰不知仁義之為貴，然往往執不仁之事為仁，不義之事為義者，即由其知仁義之名，而未知仁義之實也。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也。名因形立，而既立之後，又與形為二物，則因其形固可以求其名，因其名亦可以責其形。如向所未見之物，執其名，亦可赴市求之。故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吾操是名以責人，使效其形；人之效其形者，皆與吾所操之名相合，則名實相符而事治；否則名實不符而事亂矣。故曰「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臣之所執者一事，則其所效者一形耳。而君則兼操眾事之名，以責群臣之各效其形，是臣猶之萬物，而君猶之兼該萬物之大自然。兼該萬物之大自然，豈得自同於一物？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群臣」也。

然則人君之所操者名，其所守者道也。故曰：「明君貴獨道之容。」抑君之所守者道，而欲有所操，以責人使效其形，則非名固末由矣。故曰「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也。萬物各有所當效之形，猶之欲成一物者，必有其模範。法之本訓，為規矩繩尺之類，見《管子·七法》篇：《禮記·少儀》:「工依於法。」《注》:「法，謂規矩繩尺之類也。」《周官》：掌次，「掌王次之法」。《注》:「法，大小丈尺。」實即模範之義。萬物所當效之形，即法也。此道德名法之所以相通也。

法、術二字，混言之，則法可以該術；析言之，則二者各有義。《韓非子·定法》篇曰：「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者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公孫鞅之治秦也」,「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私封立。」論法術之別，最為明白。要而言之：則法者，所以治民；術者，所以治治民之人者也。

古代刑法，恆不公布。觀《左氏》載子產作刑書，而叔向諍之；范宣子鑄刑鼎，而孔子非之，可見反對刑法公布者，以為如是，則民知其所犯之輕重而不之畏，不如保存其權於上，可用不測之罰以威民也。殊不知刑法不公布，而決於用法者之心，則其刑必輕重不倫；即持法至平，民亦將以為不倫也，況其不能然乎？刑法輕重不倫，則其有罪而倖免者，有無罪而受罰者。有罪而倖免，將生其僥倖之心；無罪而受罰，民益將鋌而走險；法之不為人所重，且彌甚矣。製法亦無一定程序。新法故法，孰為有效不可知。

法律命令，蓋亦紛然錯出。讀《漢書·刑法志》可知。此雖漢時情形，然必自古如此。而漢人沿襲其弊也。故其民無所措手足。此法家之所由生。又治人者與治於人者，其利害恆相反。後世等級較平，治人者退為治於人者，治於人者進為治人者較易。古代則行世官之法，二者之地位，較為一定而不移，故其利害之相反愈甚。春秋、戰國之世，所以民窮無告；雖有願治之主，亦多不能有為，皆此曹為之梗。此則術家言之所由生也。如韓非言，申、商之學，各有所長，非蓋能並通之者邪？

法家精義，在於釋情而任法。蓋人之情，至變者也。喜時賞易濫，怒時罰易酷，論吏治者類能言之。人之性寬嚴不同，則尤為易見矣。設使任情為治，即令斟酌至當，終不免前後互殊；而事失其平，人伺其隙矣。法家之義，則全絕感情，一準諸法。法之所在，絲毫不容出入。看似不能曲當，實則合全局，通前後而觀之，必能大劑於平也。禮家之言禮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禮記·經解》。此數語，法家之論法，亦恆用之。蓋禮法之為用雖殊，其為事之準繩則一耳。

職是故，法家之用法，固不容失之輕，亦斷不容畸於重。世每譏法家為武健嚴酷，此乃法家之流失，非其本意也。至司馬談詆法家「絕親親之恩」,《漢志》亦謂其「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則並不免階級之見矣。

自然力所以為人所畏服者，實以其為必至之符。人則任情為治，不免忽出忽入，黠者遂生嘗試之念，願者亦啟僥倖之心，而法遂隳坏於無形矣。設使人治之必然，亦如自然律之無或差忒，則必無敢僥倖嘗試者，國安得而不治？《韓非子·內儲說上》曰：「董閼於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此賞之所以貴信，罰之所以貴必也。不特此也。人有所求而無術以致之，固亦未嘗不可以偶遇。然此乃或然或不然之數，不足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為可必而已矣。《韓非子·顯學》篇曰：「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可謂言之深切著明矣。故法家之重人治，與其信賞必罰，理實相通，皆出於法自然之說者也。

法家貴綜核名實，故其所欲考察者，恆為實際之情形。執舊說而謬以為是，法家所不取也。職是故，法家恆主張變法。《韓非子》曰：「古之毋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南面》。此即務察其實，而不眩於虛論之精神也。又曰：「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跡；適民心者，恣奸之行。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此則既明實際之情形，而斷以行之者矣。商鞅吳起之徒，所以一出而收富國強兵之效者，以此。

術家之言，千條萬緒，而一言以蔽之，不外乎「臣主異利」四字。蓋社會之組織，非至極安和之境，則公私之利害，終不能無相反之處；而凡人之情，必皆先私而後公，此督責之所由不可廢也。不特有特權之官吏為然也，即受治之人民亦然。故《韓子》又言「法為人民所同惡」。此法、術二家之所由相通也。臣主異利之義，《韓非子》中《八奸》《奸劫弒臣》《備內》諸篇，言之最切。法為臣民所同惡，見《和氏》篇。

職是故，法家之治民，乃主從大處落墨，而不主苟順民情。《韓非子·心度》篇，謂「聖人之治民，度其本，不從其欲，期於民利」是也。今有孺子將入井，人見而止之，或不免嬰孺子之怒。然謂孺子之入井，為有求死之心固不可。則止之若違其欲，實順其欲也。人孰不欲利？然能得利者卒寡，不能得利者卒多，何哉？昧於利不利之故，不知利之所在也。故順人之欲者，未必其為利之；反人之欲者，未必其非利之也。特欲或隱而難見，或顯而易知。當其隱而未見之時，無從家喻戶曉耳。故曰：「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義主張太過，有時亦有流弊。蓋不從民欲，當以民利為期。若徑以人民為犧牲，則失其本意矣。韓非《備內》篇曰：「王良愛馬，為其可以馳驅；勾踐愛人，乃欲用以戰鬥。」即坐此失。《商君書·弱民》篇主張尤偏。

凡為國家社會之害者，非把持則僥倖之徒。把持謂已得地位之人，僥倖則未得地位，而思篡取之之人也。法術家務申國家社會之公利，故於此曹，最為深惡痛絕。凡裁抑大臣之說，皆所以破把持；而力詆游士之言，則所以絕僥倖也。見《韓非子·五蠹》篇。

《韓非子·問辯》篇曰：「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

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辨；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以犯上為抗。」「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此說也，即李斯之所以焚書。《管子·法禁》其說略同，可以參觀。知斯之行此，乃法家固有之義，而非以媚始皇矣。人性原有善惡兩面，法家則專見其惡，彼聞上令則各以學議之者，豈必以私計之便哉？亦或誠出於大公，冀以其所學，移易天下也，而自法家觀之，則恆以為自便私圖之士，遂不得不取此一切之法矣。然韓子但欲采其言責其實，則似尚未欲一概禁絕之，而斯又變本加厲耳。

言行以功用為彀的，推之至極，遂至列文學於五蠹，目《詩》《書》為六虱，此亦失之太過。然《韓子》又曰：「糟糠不絕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綉。」則其意自欲以救時之弊，非謂平世亦當如此也。

人之情，恆不免先私而後公，此特凡民為然。豪桀之士，固不如此。此少數豪桀之士，則國之所恃以立，而亦人民之所託命也。韓子之意，當時上而貴臣，下而游士，無非國之蠹，民之賊者，惟法術之士為不然。其說見於《難言》《孤憤》《說難》《奸劫弒臣》《問田》諸篇。此或亦實在之情形也。貴族腐敗不可救藥。游士則多數但為身謀。

法家之言，皆為君主說法，設君主而不善，則如之何？萬事一決於法，而持法者為君主，設君主而壞法，則如之何？近之持立憲論者，每以是為難。然此乃事實問題，不足以難法家也。何者？最高之權力，必有所歸。所歸者為君主，固可以不善；所歸者為他機關，亦可以為不善。歸諸一人，固不免壞法；歸諸兩機關以上，豈遂必不能壞法？今之議會，不與政府狼狽為奸乎？議會與政府，非遂無爭，又多各為其私，非必為國與民也。故曰：此事實問題也。

法之本義為模範，乃有所作者之所當則。術之本義為道路，則有所之者之所必由。自法術家言之，其學殆不可須臾離也。執法之不免拘滯，法家豈不知之？然終斤斤於是者，則以其所失少所得多也。《韓非子》曰：「釋法術而心治，堯舜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用人》。謂此矣。即謂苟有堯舜，雖釋法術而心治，亦可正國；苟有奚仲，雖去規矩而意度，亦可成輪；然「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背法而待堯、舜，是千世而一治；抱法而待桀、紂，是千世而一亂也」。況乎釋法術，堯、舜亦未必能治；即能治，亦事倍而功半耶？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賓士天下。」其思想全與法家同。特又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人與法並重，不如法家之側重於法耳。然苟法嚴令具，則雖得中主，亦可蒙業而安，此亦儒家所承認也。則法家所謂抱法而待桀、紂，千世而一亂者，亦不背於儒也。

以上徵引，十九皆出《韓非》。以今所存法家之精義，多在此書也。至《商君書》之所論，則「一民於農戰」一語，足以盡之。《史記·商君列傳》:「太史公曰：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釋開塞義，與今書《開塞》篇不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司馬貞未嘗見其書，安為之說。今案開塞耕戰，蓋總括全書之旨，非專指一兩篇。《索隱》意亦如此，晁氏自誤解也。然《索隱》釋「開塞」亦誤。《尉繚子·兵教下》篇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此則「開塞」二字之古義也。《商君書》重農戰，度必有及分地堅守之說者，今其書偏亡，而其說遂不可見耳。

《李子》,《漢志注》云：「名悝，相魏文侯。」近人云：「《食貨志》言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與《史記·貨殖傳》言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正合，故知克、悝一人。」陳群《魏律序》言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見《晉書·刑法志》。黃奭有輯本。《漢志》所著錄之《李子》則亡矣。

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已見第六章第六節。此為道家言。《呂覽·慎勢》《韓子·難勢》皆引其言，則法家言也。《慎勢》篇：「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同猶。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呂覽》引此，為「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之證。蓋位之所存，勢之所存，欲定於一，必先明分也。然則慎子勢治之論，即是法家明分之義。《荀子》謂慎子「有見於后，無見於先」,《天論》。蓋指其道家言言之；又謂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解蔽》。則指其法家言言之也。此亦可見道、法二家之相通也。今本《慎子》五篇，皆普通法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