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秀士」闖堂理問，被杖陷獄暗害

第三節「秀士」闖堂理問，被杖陷獄暗害

姚庚出了衙門，與張龍、李虎兩人私下相慶，不想被毛公聽了個仔細。毛公於是闖進公堂，以秀士窮儒名義直言劉知州「竟聽信姚庚的一面偽詞，並不嚴究姚庚，反行苦拷楊氏三人，屈打成招，亦不應掐監下獄之罪。既食皇家俸祿，理當秉公判斷曲直，方不愧民之父母也」。

劉知州聞言，「心中不悅」，但礙於毛公是秀士，也不好一上來就動粗。先是開言辯駁：「你這狂生，依仗黌門（古時學校，這裡泛指讀書人）秀士，空讀詩書，不知國家法度，竟敢闖衙鬧堂，藐視現任，欺壓當官！本州豈不知第一盡忠報國，第二為國憐民，第三凡民情必須著意詳究，不敢屈了百姓？本州秉公判斷，哪有冤枉黎民之案件？」這段自辯頗有意思。說秀士依仗黌門，闖衙鬧堂，藐視現任，「欺壓當官」。「欺壓」兩字充分說明了當時讀書人，有功名之人，的確在社會上有著較高的地位，不得隨意訊問。

毛公繼續責問劉知州，「依學生愚見，望州尊休枉法冤民，復訊判斷，才是除暴安良」。結果劉知州不由惱羞成怒，無名火起，喝令將毛公責打四十手簡。毛公更是大怒並大罵「好一個贓官」「與你誓不兩立」。劉知州此時遂令禁卒：「把他先是收了禁，再稟明府台，再追他性命不遲。」這裡，特別提及需要「稟明府台」，而不敢擅自決斷。在明、清兩代，知府的地位比直隸州的散州（相當於縣）的地位要高。所以，有疑案或要事，涿州的知州還需要向上司保定府知府再請示。

品析：

對於官員貪贓枉法，歷代朝廷均有律法嚴處。《大明律》卷第二十三「刑律六」之「受贓」條「官吏受財」款規定：「凡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無祿人，各減一等。官追奪除名，吏罷役，俱不敘……有贓者，計贓從重論。」其中，有祿人枉法，受財二十貫，杖六十，徒一年；五十五貫，杖一百，流三千里；八十貫，絞。八十貫就要被處以絞刑，可見，明朝對官員受財並枉法處罰是極為苛刻的。

而對於官吏並未受財，但案件兩造私下受贓致罪的情況，也有「坐贓致罪」款規定：「凡官吏人等，非因事受財，坐贓致罪。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與者，減五等。」其中，「一貫以下，笞二十。一貫以上至十一貫，笞三十。」「五百貫之上，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此外，另有「官司出入人罪」「斷罪不當」等款，都是對官吏斷案、審判過程中動刑與量刑不當給予的處罰。此案中，劉知州受賄三百兩銀，數額巨大，顯然應當受到嚴厲的懲處。

話說姚庚回到家，將案情私下說與妻子劉氏，不想被兒子玉磬聽到，深以父母惡行為恥。第二天趁上私塾之際，偷偷告知了堂兄金鐘。金鐘聞聽大駭，奔告祖母高氏。高氏痛斥孽子姚庚，反被姚庚推倒在地，揮拳要打。劉氏勸阻下來，卻以高氏要將姚義的家財、田產盡數交付給自己一家為條件，否則就將高氏和金鐘殺害。

第二天，高氏悄悄出門前去官府告發，被姚庚夫婦發覺，半道上被孽子姚庚追上，欲舉刀殺母。高氏抬手一擋，五指落地，血流不止，昏倒在地。姚庚復又舉刀來殺，忽平地一陣狂風將高氏捲走，不見蹤影。姚庚回到家，夫婦兩人又要謀害上學堂的金鐘。幸得玉磬聽聞告密，堂兄弟兩人商議一同逃走，以免日後受害。不成想，半道上，遇到一隻猛虎，兄弟兩人各自逃散。

高氏被風吹到通往杭州的大路，巧遇了姚義。原來當年他受了梁法的三百兩贈銀，往來貿易，生意興隆，得利倍增。一日清算賬目，途中聽聞一老婦在路旁痛哭，仔細一看，正是自己的老母，母子相見，悲喜交加。高氏遂將前後經過一一述說。母子兩人商議，聽說皇上欽命了一位巡按毛大人，忠正無比，「咱母子趕到保定府鳴冤雪恨」。

劉知州將毛公收禁后，退堂暗想：「這個秀才雖然攪擾公堂，並無大罪，倘若上司聞知，多多不便。不如暗將狂生害死，以絕後患，豈不少些周折？」於是，私下找來禁卒王彪，讓其暗中將此秀才害死。

王彪心裡害怕，又聽說新任巡按不久到任，日後被訪查出來，非同小可。於是寫了辭差事帖，又悄悄到了牢獄中，偷見了毛公私下告知其劉知州的陰謀。毛公遂私下寫了密信一封，央求王彪送到京城吏部尚書黃景隆府上。

信中寫道：「欽命直隸巡按毛登科，因私訪逆案，涿州知州劉子云貪贓賣法，屈打成招，逆徒逍遙法外。卑職一時惱怒，闖堂理問，被責掐監，意欲害卑職滅口。幸蒙聖主福庇，禁卒王彪泄機。赴京到吏部府投書轉奏，冤民幸甚。上呈。」這裡，值得讀取的關鍵詞有：「私訪逆案」「貪贓賣法」，「闖堂理問，被責掐監」。劉知州竟然敢對欽差下手，意欲滅口，當然是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所以說是逆案。貪贓枉法自不必多說，因貪贓而更改案情原委，顛倒黑白，故勘平民，冤枉良人，比一般受賄減輕罪責的性質還要嚴重。

黃尚書啟奏皇上，皇上下旨：「即命刑部大堂胡炳章帶領火掌赴涿州鎖拿知州劉子云，交與毛登科按律治罪，不可徇私輕縱。」值得重點解讀的是：「交與毛登科按律治罪。」一則是繼續由欽差親審；二則是要按律；三則是不能輕縱。

於是，胡炳章帶著聖旨來到涿州，鎖拿了劉知州，救出毛公，便在涿州州衙公堂上審訊劉知州。此時的劉知州已是懊悔不已，被毛公打了四十杖板，伏地不語。

此時，毛公又接到姚義母子兩人的訴狀。

「具狀孀婦高氏，年六十四，住良鄉縣姚家莊，告長子姚庚為逆倫殺母，絕義害弟。懇恩拘懲，以儆刁惡事：

竊氏生子二人，長子姚庚，次子姚義，異居各炊。不料姚庚逆惡不倫，其妻劉氏悍惡助虐。姚義出外貿易，姚庚途中劫殺。姚庚、劉氏合謀誘賣弟婦，以銀賄知州屈打成招，掐監下獄。氏聞此信，來州告姚庚之逆。姚庚趕至中途，膽敢持刀殺母，現將五指削去為證。現同次子姚義來轅，叩乞院憲大人恩准，以救母子蟻命，實為德便。上叩。」

這則訴狀，與前述毛公親寫狀子一樣，言簡意達，寥寥幾百字將案情經過交待得清清楚楚。同時，也保持一份平和與中立的態度，並沒有在訴狀中加上過多的主觀感情色彩，特別是並沒有帶著情緒要求對被告進行究問甚至用刑折獄。這與《包公案》中記載的訴狀格式、內容和傳達的意願相比，在法律意識上有更大進步。

如《包公案》第九十八則《床被什物》中，也較為完整地記錄了原告丈夫孫誨控告光棍張逸、李陶調戲自己的媳婦，反而追打自己，並反誣孫誨妻子賣淫詐要他們銀兩卻不與他們成就好事的案情。孫誨即具狀告縣：

「告為獲實強姦事：朋黨聚集，與山居野育者何殊。簾帷不飾，比牢餐棧棲者無別。棍惡張逸、李陶，乃嫖賭刁頑，窮凶極惡。自稱花酒神仙，實系綱常蟊賊。窺誨出外，白晝來家，挾制誨妻，強抱恣奸。妻貞不從，大聲喊叫，幸誨撞入，彼反行兇，推地亂打，因逃出外，鄰里盡知。白日行強，夫傷妻辱。一人之目可掩，眾人之口難箝。痛惡奮身爭打，勝如採石先登。喊聲播聞，恰似昆陽大戰。恨人如羅剎，幸法有金剛。

急告。」

對比上述訴狀風格，可見《包公案》中所錄訴狀，文字渲染的成分較大，希望用文辭修飾來增強訴狀所訴告案情的感染性和嚴重性。而姚義母子的訴狀風格顯然要直白和平實。

最終，毛公提筆定罪：「姚庚逆倫殺母，劉氏陰謀助虐，俱問凌遲處死之罪；州官受賄貪贓，苦打按院，問成立斬；姚義無辜被害，兩股家產歸一掌管，回家孝養老母。」

「處決已畢，遂拜本奉明聖上。」由於有聖旨在前，毛公將姚庚夫婦以及贓官斬立決。之後再上報聖上。這也符合古代中國司法制度的「程序正義」。

品析：

《毛公案》六回故事，案情並不複雜，也沒有以往公案小說中案中案的疑難紛繁，主要展現的是兄弟相殘的逆倫、贓官的枉法。

姚庚欲殺弟弟及母親，已經屬於十惡之「惡逆」。判處凌遲合於大明律令。

在《大明律》卷第十九「刑律二」之「人命」條中，有「謀殺祖父母、父母」款規定：「凡謀殺祖父母、父母，及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斬；已殺者，皆凌遲處死。」姚庚事實上已經付諸行動了，而且，要不是「老天有眼」，刮來一陣狂風，事實上，姚庚兩次行兇都已經得逞。故判處凌遲甚為合律。

再則，姚庚還辱罵母親，目無尊長。又私下賣弟媳入娼門，屬於十惡之八，《大明律》卷第一「名例律」之「十惡」條：「八曰不睦。謂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而卷第二十一「刑律」之「罵詈」條之「罵祖父母、父母」款規定：「凡罵祖父、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可見，在古代，對尊長之孝悌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在本案中，姚庚不僅辱罵自己的母親，如第一回描寫道：「母親，你枉活了六七十歲，太也糊塗……」其妻劉氏更是變本加厲。第二回寫道，劉氏對婆婆高氏用手一指說：「你這不懂理的老狗！我和你雖是婆媳，如今各衣另飯，並無所轄。你如何膽大欺心，開言罵我！我今給你一個厲害，非打你一頓不可！」說著就要動手。足見劉氏猖狂跋扈到何種地步，按律當絞。但在現實中，民不告官不究，高氏忍氣吞聲，也只是作罷而已。

而劉知州，一則受賄得贓銀三百兩，數額巨大，且枉法冤判平人。二則謀害欽差，每一條都是死罪。所以，毛公判處「斬立決」，也符合律法。

《毛公案》小說精短，案情並不曲折難斷，但其中折射了明代嘉靖年間的司法制度、官場黑暗與民風民情。

第一，朝廷對巡按制度雖仍重視，但具體到州縣，難掩地方吏治的腐敗、司法制度的崩弛。此案中，上到知州，下到一般皂役、門子、書吏等，已經勾結成為了一個利益鏈，所以低級的衙役，都敢明目張胆私下與被告勾兌，承諾顛倒案情，曲法冤人。

第二，此案的主角和內容主體，是關於家庭財產糾紛和兄弟關係。固然像姚庚這樣素來居心不良、謀殺親母和親弟、拐賣弟媳的「惡逆」之人少之又少，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明代傳統家庭關係已經不甚緊密，分家爭產似成常態。姚鳳分家時，是「即請親友到來，對眾平分，兄弟二人各分一半，把一所大宅分為兩院，各住一院」。族人、族長在其間所起的作用已經式微。像姚庚如此惡逆行為，理當請族人、族長出面，主持公道正義。而小說全案，除了分家時提到「親友」，幾乎看不到族人、族長的調息和族規的德法作用。

第三，到明嘉靖時代，社會風氣漸趨奢靡淫逸，而拐賣人口等行為也較為普遍。姚庚「自從父亡后，就任意胡為，吃酒嫖妓，交些狐朋狗友無賴之徒」。而王媒婆與樂戶劉清，也是幹些低賤而違法的勾當。按歷朝律法，是不能私賣良人入樂戶的。在本案中，起初王媒婆與樂戶劉清均有威脅並鞭打楊氏的行為，已屬於合謀誘取、略賣並傷人之罪。好在經毛公一番規勸，幡然改過自新，還勇於作證，指認姚庚，與毛公一道受贓官的嚴刑之苦，其行為可贊。也說明，他們也知道略賣人口、逼良為娼的法律後果。這要歸功於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倡導的，全民知法、普法，官員「講讀律令」的制度，對於普及法律知識、塑造法律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