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宋代司法審判制度的法文化流布

第八節宋代司法審判制度的法文化流布

《包公案》中所記述的百則案例故事，流傳久遠，民間口口相傳與文人改編潤色交相融合，可謂宋代社會民情的萬花筒。從這些破案故事中，不僅可以看到清正廉明、剛直不阿的「包青天」形象，而且更從中可見包公如何對待每一個棘手、複雜的冤案，如何嚴謹、機智、負責「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辦案態度。另外，從文本分析的視角，我們還可以從這些文學作品中解析出宋代的法律制度與法律文化，以及社會大眾對法律的認知和普及程度。

一、折射了宋代司法制度和法律適用狀況

難能可貴的是，《包公案》中的每一案例都較為詳盡地鋪陳了案情及破案的全過程，而且較為完整地呈現了告訴、偵查、庭審、質對、審判等具體流程，更可管窺訴狀和判詞的格式。這為今天我們剖析宋（明）代司法制度、訴訟制度、審判狀況等提供了寶貴的參鑒。

譬如，第九十六則《扮戲》中，於慶塘狀告楊善甫拐走兒媳劉仙英的訴狀稱：

「告為滅法奸拐事：婚姻萬古大綱，法制一王令典。梟豪楊善甫蓋都喇虎，猛氣橫飛，恃猗頓丘山之富，濟林甫鬼蜮之奸。欺男雛懦，稔奸少婦劉仙英，貪淫不已。本月日三更時分，拐串奔隱遠方，盜房貲一洗。痛身有媳如無媳，男有妻而無妻。惡妾如林如雲，今又忽奸忽拐，地方不啻溱洧，風俗何殊鄭衛？

上告。」

包公接狀差人捉拿了被告楊善甫。楊善甫承認了與劉仙英的姦情，但拒不承認自己奸拐。所以也寫了訴狀：

「訴為捕風捉影誰憑誰據事：風馬牛自不相及，秦越人豈得相關。澆俗靡靡，私交擾擾。慶媳仙英苟合貪慾，通情甚多。今月某夜，不知何人潛拐密藏，蹤跡難覓。慶執仇誰為證佐？竟平白陷身無辜。且惡造指鹿為馬之奸，捏畫蛇添足之狀。教猱升木，架空告害。台不劈冤，必遭栽陷。

上訴。」

分析上述首告狀與上訴狀格式，可以發現，二者有大體一致的規範。一是點出訴狀的事態緣由，如「告為滅法奸拐事」「訴為捕風捉影誰憑誰據事」。二是簡明扼要地描述案情事由經過，主要是相對客觀的事實陳述。三是訴狀注重文辭感染性的鋪陳渲染，以期引發同情和官府重視。

與訴狀呈現相對應的是，每個案例故事，都有相對完整的判詞文本記錄。由此，也提供了較為完整的「斷罪如法」「斷罪引律令格式」等的卷宗標本。如第四則《咬舌扣喉》包公判道：

「審得朱弘史，宦門辱子，黌序禽徒。當年與如芳相善，因慶新房，包藏淫慾。瞰夫被擄，於四年六月初八夜，藏入卧房，探聽陳氏洗浴，恣意強姦，畏喊扣咽絕命。含舍訴冤於夢寐，飛霜落怨於台前。年月既侔，招詳亦合。合擬大辟之誅，難逃梟首之律。其茂七、春香，填命雖謂無事，然私謀密策，終成禍胎，亦合發遣問流，以振風化。」

上述判詞交待了案情各涉案人，又簡要詳實地敘述了案情原委經過，最後是按律判處，如「合擬大辟之誅，難逃梟首之律」「亦合發遣問流」。「合」字非常貼切地佐證了《宋刑統》斷案依律令的要求。

二、折射了宋代官吏的基本法律素養狀況

應當說，百則故事中有不少案件的初審知縣敷衍草率，推理不詳、心證不密，未按《宋刑統》所要求的「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覆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甚至有受賄、受財等，導致不少冤案，要等到包公巡行才得以平反昭雪。這從一個方面折射出當時的宋代，的確存在著因地方官吏草率辦案、粗暴用刑造成大量冤假錯案的事實。而對於玩忽職守、造成冤案的，朝廷的態度倒是比較嚴厲、明確，一經發現總要追究責任。如第六十四則《聿姓走東邊》中，曹都憲用嚴刑拷打獲得口供，造成冤案。等包公巡行發現糾正後，奏達朝廷，宋仁宗下旨：「原問獄官曹都憲並吏司決斷不明，誣服冤枉，皆罷職為民。」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地方官吏能做到不輕信口供、不濫用拷訊手段，寧可列為「疑案」，上告或申報給上司，等包公巡察時再次複審，最終得到昭雪。如第七則《葛葉飄來》、第三十三則《乳臭不雕》、第三十四則《妓飾無異》等，都是有了口供承招，但事理邏輯有異，地方官也疑之，「暫時監系獄中，連年不決」，只等巡行複審。說明有的地方官吏，還是能秉持基本的法律精神，堅持自己的「疑罪」心證，體現出一定的職業素養和公正求實的職官態度。

從百則故事中可以發現，包公以及其他地方官吏審案，總體上除必須獲取當事人、嫌疑人自己的口供證詞之外，也還是重視物證、人證等其他相關證據鏈的。例如，如第六十四則《聿姓走東邊》中，曹都憲輕信了好訟之人周氏之兄的誣告，「用嚴刑拷打，張漢終不肯誣服。曹令都官根究婦人首級。都官著人到嶺上尋覓首級不得，便密地開一婦人墳墓，取出屍斷其首級回報。曹再審勘，張漢如何肯招，受不過嚴刑，只得誣服，認做謀殺之情，監系獄中候決」。這裡，曹都憲用了嚴刑，又聽信了誣告，但面對主要涉案人張漢始終不肯誣服承招的情況，他也不得不要求找到具體物證，即婦人的首級。可見，物證的意識哪怕在昏官那也還是有的。

三、折射宋代民眾的訴訟態度和法文化的普遍認知

相較明代，宋代的興訟、好訟之風還沒有後世那麼盛行，訟師作為一個群體，也還沒有那麼發達。

一則在《宋刑統》中還沒有專條單列，而在《大明律》卷第二十二「刑律五」之「訴訟」中即有「教唆詞訟」條規定：「凡教唆詞訟及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若受雇誣告人者，與自誣告同。」

二則在《包公案》的百則故事中，出現訟師、好訟、聚訟的情節還相對較少，不像明代「三言二拍」故事以及清代《藍公案》故事中那樣比比皆是。但通過《包公案》也可以發現，在宋代，「好訟之人之事」開始有了苗頭。如第六十四則《聿姓走東邊》中，就是張漢妻子周氏探親返家，在野外樹林中失蹤。周氏「其兄周立極是個好訟之人，即扭張漢赴告曹都憲，皆稱張漢欲奸，嫂氏不從，恐回說知，故殺之以滅口」，結果造成一則冤案。

從百則故事中，可以看到當時的刑事案例，主要集中在男女私情、婚姻變故、貪財起意、生意往來等引起的謀殺案上。民眾能第一時間到官府報案，而官府官吏也能第一時間受理。由於此百則案例，又主要突出的是冤案，從中可見普通百姓對朝廷、包公的巡察制度的期待。

當發生命案時，地方保甲和鄰里能第一時間報官，同時也注意第一時間保護現場。如第四則《咬舌扣喉》中，發現陳氏在沐浴時被害，「口中出血，喉管血蔭，袒身露體，不知從何致死」，族人和鄰眾中吳十四、吳兆升知道春香與張茂七平日私通，認定是他們所為，所以主動將春香鎖扣，保護了現場。等春香丈夫程二次日趕回家，「眾人將春香通姦同謀事情說知。程二即具狀告縣。知縣接狀后即行相驗」。之後，吳十四、吳兆升還因為被張茂七反告誣陷，被知縣「亦加刑法，各自爭辯」。好在後來縣官審問明白，「吳某二人事已明白，與他們無干」而「開豁鄰族等眾」。由此可知宋代民眾作證意識與現場證據保存意識。

從案情中所涉的社會背景看，因生意往來引發的黑店家、黑船東謀財害命等兇案較普遍，可以想見宋時中原到江蘇一帶，商貿與水路的興盛景象。還有一類是與寺廟僧人相關的強姦、私通等引發的兇殺案。如第一則《阿彌陀佛講和》、第二則《觀音菩薩託夢》、第十四則《烘衣》、第二十三則《殺假僧》、第二十四則《賣皂靴》、第三十一則《三寶殿》等，可以折射當年寺院興盛，僧人眾多而間或有行跡不端之人的情狀。這從明代「三言二拍」等作品中也可見一斑。

四、折射《包公案》作者對宋明律令的專業熟稔程度

在百則公案故事中，每一則都有判詞，或斬或流或徒或杖或罰或保或釋，均各有所據，表明宋、明朝廷在法律知識普及方面所做的宣介和推行工作有一定的成效，也體現了中華傳統法律思想根脈的傳承性與一體性。

一則說明小說作者對律令格式等的熟稔。

二則作為明代人編撰出版的作品講述的是北宋時期故事，所依據的律令及適用，總體上不出《宋刑統》所載。而《宋刑統》前承《唐律疏議》，後接《大明律》，大體一脈相承，只是有些微的不同。比如，對「和姦」和「強姦」姦情的判罰宋與明有所不同。宋代較寬鬆，而明代較嚴，但凡強姦案，不論是否發生命案，《大明律》處以極刑，而《宋刑統》則判徒流。如第八十三則《遺帕》，講的就是惡徒趙嘉賓與李化龍、孫必豹合謀將曾氏輪姦，包公判道：三人「輪姦曾氏于山中。敗壞紀綱，強姦不容於寬宥。毋勿首從，大辟用戒乎刁淫」。查《宋刑統》並未有死罪的判處規定，倒是《大明律》「刑律八」之「犯奸」條明確規定：「強姦者，絞。」可以推論，作者作為明人，是參考《大明律》下的判詞。而其他多數案例的判詞，大體貼合《宋刑統》的規定，從而折射出當時關於包公斷案的民間傳說與文人追記，總體上有著相當的「職業」水準，也印證了中華法律傳統，關於刑律的典籍，從漢、魏、六朝到隋朝，較為繁雜，而到了唐律，才相對穩定完善。宋刑律承繼了唐律傳統，故宋朝從官吏、士人到普通百姓，對名例律、戶婚律、職制律、賊盜律、斗訟律、訟律、詐偽律等北宋律令體系應是大體知悉的。也可以折射出當時民眾的法律意識普及程度和法文化氛圍。

三則說明《包公案》小說刊行的年代，當時的朝廷在法律制度和律令條文的宣介、推行方面，有一定的成效。如朱元璋本人是非常重視律令的推廣和告知天下的。洪武三十五年刊行的《御制大明律序》中即稱，「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誥以昭示民間，使知所趨避，又有年矣。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特鯩六部、都察院官，將大誥內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其遞年一切榜文禁例，盡行革去。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議罪。」由此可見，明代對普法工作的極端重視。在《大明律》卷第三「吏律二」開首之「講讀律令」條，即規定「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褫降敘用」。從本條規定可以發現，朝廷尤其重視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對律令的講讀和知曉，每年都要考試，檢查對律令的熟稔程度。如果不能講解，初犯罰薪金一個月，再犯就是要挨笞刑了。對官吏施用笞刑，可謂嚴法酷刑了。由此可以推論，明代官吏對司法制度和律令條文的把握還是較為普及的，這在明、清公案小說、「三言二拍」、筆記小說等中，都能得到一定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