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犯奸案情頻率最高，歷朝律法大同小異

第四節犯奸案情頻率最高，歷朝律法大同小異

在歷代公案小說中，通姦、強姦而引出的命案是出現頻度較高的一類案例。《包公案》第四則《咬舌扣喉》就是一個典型。山東兗州曲阜縣呂如芳與陳月英成親，不少朋友來鬧洞房，其中有吏部尚書的公子朱弘史。三年後，呂如芳去赴考中途被擄走，唯有僕人程二逃回。陳月英聽聞痛不欲生，從此嚴守婦道，輕易不出中堂。家裡大小事務，都交給僕人程二及其妻春香打理，讓七歲婢女秋桂幫助照顧幼小的兒子。

不想春香與鄰居張茂七私通。此事鄰里都知曉。張茂七私下還央求春香做手腳以便成就自己與家主陳月英的私情。但春香說，主母一向作風正派，不可能做私通之事，張茂七也就作罷了。

某日，陳月英在內室沐浴，讓秋桂看管幼小的兒子。不多時小兒啼哭，秋桂去找主母，門怎麼也推不開。於是叫來春香，從中門進入，發現陳月英口中出血、喉管充血，袒身露體死在床上。連忙找來族中眾人，其中有鄰里吳十四、吳兆升。他們說陳氏從來都很正派，肯定是被強姦，喊叫起來被人扣喉而死。他們懷疑一定是春香與張茂七私通，同謀強姦主母致死。於是將春香鎖拿住。次日，程二從田莊上回來，見此大變，問了情由，眾人把春香通姦致死的事說明了，程二趕忙寫了訴狀告到縣衙。

「知縣接狀后即行相驗」，然後提審春香、張茂七。知縣問道：「你主母為何死了？」春香回答：「不知道。」縣官即令用刑。春香經不起刑法，申辯說，委實沒有同謀。只是張茂七曾經議論主母年輕貌美，讓自己去做手腳。自己說主母平日作風正派，此事肯定不行。沒準是張茂七私自去強姦主母也未可知。於是知縣傳喚張茂七說，必定是你有心做此事。一旁的證人吳十四、吳兆升也附和。張茂七則說，一定是二吳兩人行奸，反而誣陷他。「縣官將二人亦加刑法，各自爭辯。」知縣無法決斷，只得將各人都收監。次日，按春香提供的線索將秋桂又叫來訊問。知縣問，吳十四、吳兆升常來家裡嗎？回答未曾來過。又問張茂七呢？回答常來。知縣這下心裡有數了，下了判詞：吳某二人之事已經明白，與他們無干；一定是張茂七以前就惦記染指主母不成，仗著常來家裡熟門熟路，知道陳月英沐浴，就藏在裡間房，乘機掩口強姦。陳月英喊叫，慌亂下將她扣喉致死。而春香見事難開脫，只得故意喊叫，「此乃掩耳盜鈴的意思。你二人的死罪定了」。於是「開豁鄰族等眾，即將行文申明上司」。

此事過了三年，包公巡行到曲阜，張茂七的父親具狀申述，說程二誣陷張茂七姦殺，同時「告縣慘刑屈招」。

包公准了訴狀。夜裡調閱案卷，不覺精神疲倦而睡去，夢中一女子似有訴冤之狀。說了幾句不明不白的話，隱約還提到「蜘蛛橫死恨方除」。包公醒來發現一隻蜘蛛，口開舌斷，死於卷宗之上。

第二天，包公提審張茂七、春香，兩人都說沒有共謀。包公又單獨訊問張茂七，讓張茂七將主母洗浴的房內物件一一報來。張茂七被逼無奈，只得胡亂報了幾件。隨後又單獨提審春香，先問其主母房內的物件，發現與張茂七說的對不上。又問，家中親眷或主人朋友中有沒有姓朱的人。春香說以前主人與吏部朱弘史相交。

隨後，包公借會考之便，將朱弘史取為頭名。朱弘史來拜謝，包公發現他口舌不清。包公又問了第二名的黃國材，得知朱弘史平常好好的，六月初八夜間突然沒了舌尖，所以對答不便。包公一查，此時間正是陳月英出事的當晚。於是差人請來朱弘史。「乃至，以重型拷問，弘史一一招承。」原來當年他在呂如芳成親當晚來鬧洞房，看到了陳月英美貌，即有淫心。六月初八夜裡偷偷潛入卧房，探聽到陳月英在洗浴，便恣意強姦，因害怕陳月英喊叫而扣喉害命，自己也被陳月英咬掉了舌尖。包公即判決：「合擬大辟之誅，難逃梟首之律。其茂七、春香，填命雖謂無事，然私謀密策，終成禍胎，亦合發遣問流，以振風化。」

朱弘史一到案，包公就用了重刑。顯然，此用刑之意不單為獲得口供，而且頗有懲戒之意味。

品析：

本案中既關涉春香、張茂七兩人之間的姦情，又事關朱弘史的強姦案情。包公判決是，朱弘史因強姦殺人，當然要以命相抵「合擬大辟之誅」，而春香、張茂七通姦且有私謀，判處流配。這樣的判罰是否符合當時的法律規定呢？

我們來看《宋刑統》中是怎麼規定的：「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雜戶、官戶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奸他人部曲妻、雜戶、官戶婦女者，杖一百。強者，各加一等；折傷者，各加斗折傷罪一等。」

而對於與親屬之間及輩分高的人相通姦或強姦，破壞倫常綱紀者，則明顯加重處罰：「諸奸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異父姊妹者，徒三年；強者，流二千里；折傷者，絞。妾，減一等。」而如果「諸奸從祖祖母姑、從祖伯叔母姑、從父姊妹、從母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流二千里；強者，絞。」

對待以下犯上的姦情，也同樣處罰較重。如「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強者，流；折傷者，絞。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人之周親，若周親之妻者，絞；婦女，減一等；強者，斬。即奸主之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者，流；強者，絞。」

對於地位相當的普通人之間的姦情，以及強姦罪又如何處置呢？《宋刑統》規定：「諸和姦，本條無婦女罪名者，與男子同。強者，婦女不坐。其媒合奸通，減奸者罪一等。」也就是說，兩人私下彼此相悅而成姦情，男女同罪。如果是有媒人說合相通，減一等。

綜上，宋朝對普通人之間的和姦私通罪的判罰，較於明清，相對較重，一般是徒刑幾年，而明、清處罰的是杖罪。但對強姦罪判罰，較於明清，則相對較輕，一般是流放。而明、清則是絞刑。

由此觀之，《包公案》作為明人作品，對宋代刑律的了解、把握還是頗為專業、到位的。也說明不論是民間流傳還是文人墨客的雜記對宋、明法律的流脈都有一定的認知度與普及性。

儘管各朝對犯奸的律令大同小異，但在具體案例中，又因現實案情的複雜性和現實性而判罰不同。《包公案》第八十則《房門誰開》就是一個典型事例。

故事講的是一老翁晏誰賓污賤無恥，生兒從義，為其娶媳束氏。晏誰賓屢次挑逗兒媳，后束氏勉強應從，兩人成奸，但心中怨恨。一日，丈夫外出，束氏料到公公必來，故意讓小姑金娘陪睡。晚上公公來敲門，束氏開門躲入暗處，公公登床要行好事，金娘說，「父親是我也，不是嫂嫂」。第二天一早，發現金娘自縊在束氏房內。束氏心中害怕，跑回了娘家。哥哥束棠出主意說，「他家沒倫理，當去首告他絕親，接妹回來另行改嫁」。於是赴縣呈告。包公即派人去拘，晏誰賓聞知自覺天地不容，旋即自縊身死。

「后拘眾干證到官。」束棠申訴說，晏誰賓大惡彌天，王法不容，自縊身死。其兒子也是惡人孽子，要求束氏改嫁。包公覺得奇怪，問「束氏與翁有奸否」？束棠說，沒有。包公又問，既然沒有為何要改嫁？包公不信，就審束氏。束氏受刑不過，乃從實招認。包公判道：「你與翁通姦，罪本該死。你叫姑伴睡，又自躲開，陷翁於誤，陷姑於死，皆由於你。死有餘辜。」秋後將束氏處決。又移文去拆毀晏誰賓之宅，以其地作為瀦水池，意思是晏賊之肉連犬豬都不屑食。

品析：

此案判決，顯然帶有強烈的倫理道德色彩，也最令包公所痛恨。本案中，束氏與公公通姦，包公判「你與翁通姦，罪本該死」，《宋刑統》卷第二十六「雜律」之「諸色犯奸」條中規定：「諸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婦、兄弟之女者，絞。」所以，說「罪本該死」是準確的。又因連累了小姑、公公兩條人命，所以再強調「死有餘辜」。《大明律》則開始就犯奸單立專條，可見在明代，犯奸問題已經非常普遍。卷第二十五「刑律八」之「犯奸」條共有十條具體規定，如「親屬相奸」款規定：「若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婦、兄弟之女者，各斬。」由絞變為斬。總之，公公與兒媳通姦，處罰是非常嚴厲的。也可見《包公案》的作者對宋、明律令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

因為是姦情，涉及的社會面較為複雜，所以在斷案、下判時，根據情理權衡判決的情況也並不少見。

如第八十五則《壁隙窺光》一案。說的是廬州府霍山縣南村，章新年將五十，妻子王氏卻很年輕。章新沒有兒子，收養了兄子繼祖養老，為其娶妻劉氏。桐城縣楊雲、張秀兩人來霍山縣做漆，與章新有舊交，結果一來二去，楊雲與王氏勾搭成奸，恰被劉氏撞見。隨後兩人設計強行使楊雲與劉氏發生關係，後來發展到楊雲、張秀與王氏、劉氏四人共同成就好事。不料被章新發覺。楊、張兩人與王氏商議，要謀殺章新。王氏反對道，「不可，我你行事只要機密些，被獲不到，無奈你何」。但楊雲、張秀還是乘章新、繼祖兩人一同外出討新谷，章新、繼祖各自分開之際，將章新用斧砍死丟入山裡蓮塘之中，之後才告知王氏。王氏雖然心腸俱裂，但還是同意楊雲、張秀兩人的計謀，誣陷繼祖謀害了章新，並親自告到縣衙。正值包公巡行，就批複讓縣主何獻審理。縣主派差人「即刻拿到鄰右蕭華、里長徐福一起押送」。注意這裡是將干證也一起押送。縣主通過審問人證，知繼祖平素端莊、事叔如父，就知道非繼祖所為。但為了破案，「心生一計，喝將繼祖重打二十，即釘長枷，乃道：『限三日令人尋屍還葬。』令牢子收監，發王氏還家」，有意麻痹王氏等人。實際上縣主自己私下夜探繼祖家，發現了四人私下共席飲酒相慶。但繼祖的媳婦劉氏心裡卻並不高興，「口中不言，心內怒起，乃回頭不顧」。

品析：

此案值得品味的是，王氏並沒有在一開始就參與謀殺親夫。而劉氏是被強姦后才順從了楊雲、王氏，被迫同流合污。而知道他們誣告了自己的丈夫繼祖，也是「心內怒起」。後來案破，縣主先訊問王氏怎麼忍心謀殺親夫。王氏辯稱：「非關小婦人事，皆彼二人操謀，殺死方才得知。」縣主回復：「既已得知，該當先首，胡為又欲陷繼祖於死地？」

縣主又問劉氏：「你與同謀陷夫，心何忍乎？」劉氏道：「此事實未同謀。先是媽媽與他二人有奸，挾制塞口，不得不從。其後用計謀殺，小婦人毫不知情，乞爺原情宥罪。」縣主道：「起初是姑挾制，後來該當告夫，雖未同謀，亦不宜委屈從事。」

上述質問與答辯可謂有情有理。最後，且看縣主如何下判：對劉氏「減等擬絞」。「判斷楊雲、張秀論斬；王氏凌遲；繼祖發回寧家。」申報包公，隨即依擬。這一判處，查對《宋刑統》第十七卷「賊盜律」之「謀殺」條規定：「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由此可見，王氏雖然沒參與謀殺，但事後知情不報，仍同罪。在此規定中，引述的註釋道：「謂妻妾與人奸通，而奸人殺其夫，謀而已殺、故殺、斗殺者，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殺者同罪，謂所奸妻妾亦合絞。」所以，此處對劉氏的判決，是比斬刑次一等的絞刑。而王氏判處更重，為「凌遲」。「凌遲」俗稱為「剮刑」，最早出現在五代時期，正式定為刑名是在遼代，此後，金、元、明、清都沿用為法定刑，屬最為殘忍的死刑，乃犯「大逆」「惡逆」等「十惡」者才用此極刑。大逆罪如謀殺皇帝，惡逆罪如謀殺父母、丈夫，此刑直到1905年才廢止。

《包公案》第九十六則《扮戲》，講的是建中之地，民風淫逸，「女多私交不以為恥，男女苟合不以為污」。有一富家楊半泉，生三男，長子美甫、次子善甫、幼子義甫，俱浮浪不羈。鄰居於慶塘給幼子娶了媳婦劉仙英，容貌美麗，因夫婿年幼，情慾難遂，於是與美甫、善甫、義甫三兄弟俱有染，只是更愛善甫。私通四年，劉仙英覺得善甫只是花花公子，胸無學術雅趣。忽於中秋佳節聽到集市有浙人扮戲的，叫唐子良，神色丰姿，種種奇才。劉仙英遂以為公公慶壽之名，說動公婆請了戲班唱戲二十餘日。期間勾搭上了唐子良。

唐子良擔憂戲唱完后兩人無法經常私會，於是設計將劉仙英拐走。

於慶塘發現兒媳不見了，因素知自己兒媳與楊善甫有私情，礙於楊善甫是皇親國戚，只得隱忍含糊，此時思忖良久道：「拐我媳婦者決非別人，只有楊善甫這賊子，受他許多年欺姦汙辱，含忍無奈，今又拐去。」於是具狀奔告包公。

包公差人捉拿被告楊善甫時，楊善甫嘆道，老天屈死我了，劉仙英雖與我平素相愛，但不知被誰拐去，「情苦何堪。我必哭訴」。於是自己也寫了狀奔訴。

包公詳看楊善甫訴狀，訊問楊善甫，楊善甫交代劉仙英有不少情人。於是將楊廷詔、陳爾昌等六七人一一報上。包公將眾人拘到審問，全無一人肯招，眾人皆道：「仙英與眾通情是真，終不敢妄言善甫拐帶，乞爺爺詳察冤情，超活一派無辜。」「包公聽得眾人言語，恐善甫有屈，且將一干人犯盡行收監。」由此可見包公審案一貫是謹慎嚴謹的。

此案偵破源於包公晨起聽人唱戲，了解到慶塘戲班唱戲中有一叫唐子良的。於是拘拿到案從直招認，又移文拘到劉仙英，一切就都大白於天下了。包公遂審斷，劉仙英背夫逃走，「依律官賣，禮給原夫。子良納淫奔之婦，曷可稱良？善甫恣私奸之情，難以言善，俱擬徒罪，以警淫濫。廷詔諸人悉系和姦，法條難赦。慶塘一身宜坐誣告，罰贖嚴刑」。

品析：

此案可品之處：一是淫婦私奔；二是和姦罪；三是誣告罪。其中，和姦和誣告已經在上文中有所介紹。而對於因奸而私奔的情形，查《宋刑統》卻沒有直接的法條可以適用。只有第十四卷「戶婚律」之「和娶人妻」條中有規定：「即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對比明代《大明律》，可以發現，同樣的法條，則作了更精細的規定。如《大明律》卷第二十五「刑律八」之「犯奸」條規定：「其和姦、刁奸者，男女同罪。奸生男女，責付姦夫收養。姦婦從夫嫁賣。其夫願留者，聽。」結合本案案情，仙英與多人私通，又與唐子良私奔，「背夫逃走」，理應「徒二年」或「從夫嫁賣」。而查對《宋刑統》等律令，似未有「官賣」之說。或《包公案》編撰者雖身在明代，但保留了歷經宋、元數百年民間說唱和文士札記流傳下來的原貌，不論是否符合當時宋制，還是可以從一個側面感受到作者對律令的了解所具有的「專業」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