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重禮義，慎刑訊，看包公如何用刑
第二節重禮義，慎刑訊，看包公如何用刑
在古代司法案件審訊中，刑訊逼供成了家常便飯，輕質證、重口供成為普遍現象，這在各種公案小說情節中也比比皆是。而包公卻樹立了重證據、重質證而輕口供、慎刑訊的典範，為後世歷代清官所崇拜和效仿。
如《包公案》第一則《阿彌陀佛講和》中，秀才許獻忠與鄰家女淑玉私下偷情已往來半年，鄰舍皆知，只瞞著女孩的父親蕭輔漢及其妻子。某晚二人相約，許生因朋友請酒夜深未至，夜間叫街和尚明修發現二人私約所用的白布、圓木，被淑玉誤認而拉上閣樓。明修欲強行求歡，淑玉不從而被明修拔刀殺害。第二天，其母發現女兒被殺，鄰居主動告發，推測是許生所為，為此一紙訴狀告到包公面前。那時包公還只是個小地方官，「是時包公為官極清，識見無差。當日准了此狀，即差人拘原、被告和干證等聽審」。
讓人佩服的是，包公並沒有一上來就審原告、被告，而是先問干證，左鄰蕭美、右鄰吳范都指證許生與淑玉已經有姦情半年，「此奸是有的，並非強姦，其殺死緣由，夜深之事眾人實在不知」。應該說，鄰居干證的證詞起到了關鍵作用。儘管淑玉的父親強烈要求「老爺若非用刑究問，安肯招認」，但包公並未輕易用刑，而是有了自己的心證。通過訊問許生了解到，本月只有一個叫街和尚夜間敲木魚常經過此地，就基本判斷出了案情的原委，並找到了淑玉的釵珥戒指等物證，明修一看只得乖乖招供，承認了死罪。
第三則《嚼舌吐血》，凸顯了包公對質證的重視，以及對誣告罪的判決處置。
該故事講的是西安府乜崇貴長子克忠娶妻蔣淑貞。在照顧克忠的過程中，蔣淑貞與四弟克信在如何護理克忠的問題上產生了誤會。克忠過世一年，蔣淑貞之父蔣光國來祭奠女婿。請來道士嚴華元等來做法事，克信認為此事無益，也由此得罪了蔣父。沒曾想嚴華元見色起心，夜間用邪葯迷暈淑貞，嚴華元得以恣意淫樂。事後淑貞發現被人迷奸，羞愧之餘嚼舌自盡。家人發現淑貞猝死，都懷疑是克信強姦了寡嫂以致其嚼舌吐血自盡。蔣光國一怒之下一紙訴狀告到包公衙門。而克信知道自己被蔣光國以強姦兄嫂罪名告官，無地自容，到大哥靈柩前撫棺，痛哭不已，以致嘔血數升「頃刻立死」。結果到了陰間遇到大哥，克忠告知克信是道士嚴華元所為的實情，讓克信還陽以證冤情。於是克信也寫了具狀告到包公跟前。
包公准了克信的訴狀，「即喚原告蔣光國對理」。兩人當堂相互對質。蔣光國認定就是克信所為。克信申辯指證是嚴道士所為。蔣光國說：「嚴道人僅做一日功果，安敢起姦淫之心入我女房，逼她上閣？且功果完成之時，嚴道人齊齊出門去了，大眾皆見其行。此全是虛詞。」同樣，包公也質問克信：「道士非一，單單說嚴道人有何為憑為證？」克信就將自己羞愧嘔血而死，到陰間見到大哥，是大哥說嚴道人致死嫂子的話說了一遍。包公怒道：「此是鬼話，安敢對官長亂談！」遂將克信打三十板。包公隨後忽然睏倦而枕於案上，得到託夢，遂將淑貞的婢女菊香找來，找到了關鍵的證物和淑貞日記簿中所記載的給嚴道人做法事的賞錢，與克忠託夢中所說一致。於是將嚴道人緝拿歸案，才一夾棍就直接招認了。包公判決嚴道人，「填命有律，斷首難逃」。
此案中，包公讓蔣光國與克信當堂對質，自己又質訊克信，還將婢女招來辨認物證。可見，包公辦案尤重物證、人證等證據，而輕單純的無法求證的口供。而在此案中，包公對克信用刑，是以為克信講「鬼話」誆騙官長，有懲戒的意味。這在包公各案中，因懲罰刁惡之徒、因伸張正義、公德而用刑的情況，是比較多見的，也體現了包公為人剛直的一面。
自古以來，歷朝歷代用刑都強調必須嚴格按律法執行，用什麼刑，用多少規格尺寸的刑具等，均有具體規定，如違法用刑致人而死，官吏則要承擔相應的處罰。如《宋刑統》第二十九卷「斷獄律」之「決罰不如法」條規定：「諸決罰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粗細長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此條規定承襲了《唐律疏議》的思想，例如，此條規定中，「依獄官令：決笞者，腿、臀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又「依令：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徑三分二厘，小頭二分二厘。常行杖，大頭二分七厘，小頭一分七厘。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如果用刑的杖長短粗細不合上述規定，要對執刑的官吏「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處罰還是比較嚴厲的。
《包公案》第二十二則《廚子做酒》就是一例。說的是包公在陳州賑濟饑民事畢，接一吳姓婦人狀紙，告孫都監之子孫仰害死丈夫張虛一事。只因孫公子看到該婦人美色，誘騙張虛到開元寺吃酒，暗中下毒藥毒死了張虛，又要強娶該婦人。包公接狀，密召里甲了解到孫氏父子平素為人專一害人，孫仰依仗其父權勢侵佔寺田，又不時帶妓女到寺中飲酒。包公便私下密訪開元寺，了解到出事當晚做酒食的廚子姓謝，謝廚子招認是孫公子私下指使下毒。包公將孫仰拘到案，「登時揪於堂下打了五十。孫仰受痛不過，氣絕身死。包公令將屍首曳出衙門，遂即錄案卷奏知仁宗。聖旨頒下：孫都監殘虐不法，追回官誥，罷職為民；謝廚受雇於人用毒謀害人命，隨發極惡郡充軍；吳氏為夫伸冤已得明白，本處有司給庫錢贍養其家；包卿賑民公道，於國有光，就領西京河南府到任」。
品析：
仁宗皇帝聖旨中，沒有責罰包公，只因孫仰本是該死的有罪之人，因受刑而死，可不究過。而孫都監殘害為惡，只是罷官而已。謝廚受命下藥毒死人，為協從，判充軍最邊遠的郡縣。對照上述《宋刑統》律條，包公用刑，將孫仰當堂打了五十下，孫仰受痛不過，氣絕身死。在古代，凡是死刑最後都要經過皇帝御審通過才行。所以儘管包公本身官至開封府尹、樞密副使、三司使等要職，仍然得上報仁宗皇帝。因為孫仰按律當死，所以不須擔責。
在中國古代，歷代刑統、律例其實都強調不得濫用刑訊。如出現違法濫用刑具、以致人死亡的，都要承擔罰則。如《宋刑統》第二十九卷之「不合拷訊者取眾證為定」款中，沿用了唐律規定：「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覆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狀斷之。若事已經赦，雖須追究，並不合拷。」就是說，不能嫌犯一上來，不問清情由，不反覆訊問，就輕易動刑拷問。
同是此款又引唐律規定：用刑拷問囚犯事不過三，如果還不招供就要讓取保放人，如果因過度用刑而致人犯死亡的，還要擔責。「諸拷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取保放之。若拷過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瘡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決，邂逅致死者，勿論。仍令長官等勘驗，違者杖六十。」可見，在宋代，依然沿用了唐律中對用刑逼供嚴格限制的法律思想。所以，包公用刑致使孫仰當場死亡，可以「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