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城市化的政治效應

第十八章城市化的政治效應城市化的複雜性、政治效應日益突現，推進與研究城市化，日益需要一種政治與政治哲學的視角。在《空間生產》的作者列斐伏爾看來，作為空間生產的當代城市化，其政治效應具有超越意識形態的一般性，為所有類型的國家所共同遭遇。在《比較城市化》的作者貝利看來，城市化具有人類與政治後果，其進程與結果都非常複雜。我們「有責任從全世界的角度就20世紀的城市化及人類後果發表實在的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看法」。在《城市發展史》的作者芒福德看來，城市化的過程歷來都是一個政治過程，歷來都具有政治效應、政治後果，當代以大都市為核心的城市化，其政治後果尤其突出。在《城市問題》的作者卡斯特爾看來，當代城市化的政治本質是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特定社會關係與空間關係的再生產，是由資本邏輯所主導並服務於資本增殖的集中化消費與勞動力再生產。

反思現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席捲全球的城市化浪潮與政治的推動有很大關係，沒有國家、政府的政策調整、綜合支持，很難有當代城市化；另一方面，由政治所啟動和推動的城市化，又對當代政治產生了諸多令人始料未及的影響與挑戰，要求並導向對已有政治運行原則、運行方式的調整。隨着城市化的進一步深化，城市化將日益表現出強大的政治影響、政治後果、政治效應。在認識、把握政治對城市、政治運行對城市化的深刻影響與作用的同時，從政治學、政治哲學與城市批評史的維度，對城市化的政治效應進行專題研究，釐清城市化作用、影響於政治的歷史轉換、深層機理與可能趨勢，對建構更為合理的「城市政治生態」，建構穩定繁榮可持續的城市型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

文明變遷中，城市與政治如影隨形，從未分離。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是城邦的動物，也是政治的動物。城市與文明具有同步性、同一性。「文明和城市在歷史上就是珠聯璧合的——拉丁文的civitas（城市）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詞源。」文明與政治也具有同步性、同一性。「文明（civilization）一詞來源於拉丁語『civilis』，含義為『公民的』。這個詞由羅馬人創造，用以區分以城市為基礎的城市文明中作為公民的羅馬人自己和處於羅馬人的地中海帝國邊緣沙漠和森林地帶的『低等人』。」反思世界文明史、全球城市史或政治變遷史，可以發現，城市、文明、政治這三個概念內在相關。城市是文明與政治的空間載體，政治是文明與城市的現實底蘊。城市與政治一直相互影響、相互生產。城市及其變遷受政治影響，也深刻地影響着政治。特定形態的政治往往建構、生產特定形態的城市，而不同形態的城市也往往確認、表徵、生產著不同形態的政治。城市及其變遷一直具有深刻的政治效應。

人類文明的早期，也是人類建造城市的早期。在這個時期，不同的城市形態就已經對應、催生不同形態的政治。在芒福德看來，自然、城市與政治，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埃及的生活和思想的各個方面都同美索不達米亞形成尖銳的對比，甚至它們主要河流的特性也互不相同，流向相反。」埃及的城市政治是在一種相對溫和的自然環境中生成的，而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政治的生成環境則相對惡劣一些。「其中一種表現出沉靜和信念，另一種表現齣劇烈的不安；一種始終為危險和憂患所困擾，……另一種則相信……深知歲月將周而復始年年如意，……一種以城堡構成了權力的堅固核心，……另一種則以村莊的有組織儀式典範調和了各種新的社會力量。」美索不達米亞的地理條件相對惡劣，人地矛盾相對嚴峻；埃及的地理條件相對優越，人地矛盾相對寬鬆。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往往採取封閉、密集的形式，以城牆作為重要標誌；而埃及的城市則採取開放、鬆散的形態，沒有城牆。以不同形態的城市為背景，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建構起不同形態的政治，在美索不達米亞，是世俗權力強於宗教權力，在埃及則相反，是宗教權力強於世俗權力。美索不達米亞與古埃及的例子說明，不同的文化地理往往催生不同形態的城市，而不同形態的城市又往往催生、造就不同形態的政治。

到了古希臘與羅馬時期，城市變遷對政治的影響更為清晰。「城市和鄉村構成了古希臘人的一種和諧一致，它們並不是生活中兩個對立的方面。」「希臘城市就是這種很典型的村莊的聯合，或稱之為聯村城市。它有時是由自願的民主方式產生的，有時，例如雅典本身的情況，則是由國王強制形成的。而不論哪種情況，城市本身的凝聚力都不是完備的，對城市的統治也不是絕對的。」希臘的這種城市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古希臘的政治是一種特定的民主制。在一定意義上，正是古希臘城市的特殊性，決定了古希臘政治的特殊性。到了古希臘的後期，城邦走向殖民與寄生，同時，其政治也開始從民主走向極權。到了羅馬時期，以殖民、奢侈為特點的城市戰略，決定了羅馬政治的專制與必然的沒落。「正是羅馬城的浩大、貪婪使這座城市走上了自行毀滅的道路，而且從未滿足過自身的需求。」「寄生經濟和掠奪政治制度共同產生了一種典型的羅馬式的城市組織慣例。」在這種畸形的「城市政治生態」的左右下，羅馬帝國在走向強大的同時也在不斷積聚深刻的危機，並成為「反向發展過程的絕好例證，……變成了城市發展失控、從事野蠻剝削，以及追求物質享樂的這樣一種極可怕的典型」。古希臘與羅馬由盛而衰的過程說明，沒有合理可持續的城市戰略，也就沒有合理可持續的政治生態。

近現代以來，商業城市、工業城市等新型城市的興起，培育了新的政治主體、政治訴求，也培育了新的政治格局。中世紀後期近代早期，以新興的商業城市為場域，誕生了以自由、民主為特點的現代政治意識。「文藝復興起源於意大利是有一些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中世紀晚期時意大利包容了歐洲各地最先進的城市社會。」可以說，沒有佛羅倫薩、威尼斯等近代城市的興起，也就沒有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沒有現代政治的誕生。「到17世紀時，資本主義已改變了整個力量的平衡。從那以後，城市擴展的動力主要來自商人、財政金融家和為他們的需要服務的地主們。」商業城市、資本城市的興起，必然導致以資本為主體，服務於資本再生產的現代政治。到了18、19世紀，資本與大工業結合，使工業主義興起，「工業主義，19世紀的主要創造力，產生了迄今從未有過的極端惡化的城市環境」。在發展與壯大中，「資本主義破壞了城市生活的結構，把它放在一個新的不具人格的基礎上，即放在金錢與利潤這個基礎上」，也造成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嚴重對立，造成了對城市社會具有不同理解和追求的不同政治力量，生成了新的政治格局、政治鬥爭。可以看到，近現代以來，城市對政治的影響，城市的政治效應日益突出，日益明顯，城市日益成為不同政治力量角逐的場域、競爭的對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後期以來，城市發展及其對政治的影響具有了新的特點。資本在現代性早期所追求的應然性的自由與民主，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然性地轉化為金融等跨國集團、利益集團對城市特別是對主要大城市的壟斷與專制。「大城市所以有催眠術般的吸引力，原因有兩點，一是它是國家的工具和手段，二是它是最高權力的象徵。」這種發展一方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以巨型建築為標誌的城市景觀、世界城市，也使城市成為社會風險、政治風險的重要聚集地。當代主要全球城市，已經成為世界諸多政治力量的重要角力場，並幾乎無一例外地發生過重大的政治衝突。芒福德認為，「那些認為現在大城市只有盲目發展別無其他辦法的人也許是大大忽視了城市權力這樣集中所帶來的歷史性的結果，他們忘記了這種情況不止一次地標誌着一種歷史的周期性文化在完全崩潰和垮台以前的最後階段。這種文化肯定不穩定的」。「壟斷組織、信貸金融、金錢威望——這些是大都市這個金字塔的三大因素。」與當代城市化進程相伴隨的貧富兩極分化、空間權利不平等等問題的加劇，必然導致社會衝突與政治衝突不斷。沒有對當代城市發展戰略的改變，也就沒有當代政治的改變。城市戰略的合理化，是當代政治合理化的重要條件。

二

深思歷史，從起源到當代，城市變遷在是一個經濟、社會與生態過程的同時，也一直是一個政治過程。一方面，城市的崛起、變遷，離不開政治權力的支撐與支持；另一方面，城市一旦形成，城市變遷的進程一旦啟動，又會對已有的政治的構架與運行產生重要影響，甚至成為決定政治走向的一個重要因素。社會發展程度越高，越晚近，城市及其變遷對政治的制約與影響越大。權力是政治的核心，城市化的政治效應，城市變遷對政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權力、權力邏輯的影響上。

「最廣義而言，政治涉及社會生活過程中資源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它在本質上是權力——即通過任何的手段達到所期望結果的能力。」「權力是政治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權力是社會關係不均衡、不對稱，是相對強勢者對相對弱勢者的一種組織化左右、體系化控制，並往往表現為其對稀缺資源的控制。「政治與差異性和衝突有關，但本質要素是資源稀缺性的存在。」權力通過組織化的行動體現。它是「指以某種方式影響決定內容的有意識的行動」，也是「一種阻止決定做出的能力」，還是一種「塑造他人的思想、慾望或需求，來施加影響的能力」。權力圍繞利益而進行，並以組織化的暴力為最終手段。當代城市化對政治運行、政治權力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對政治權力的依據、對權力合法性的影響。權力的合法性就是權力的根本正當性，也就是權力從何處獲得、如何獲得，特別是這種獲得能否得到社會成員認可的問題。「合法性一詞廣義上指正當性。因此，合法性會賦予一種秩序或命令權威性和約束力特權。它與合乎法律不同，後果並不必然保證政府受到尊重或其公民承認服從的義務。」正如韋伯所說，一般而言，合法性的獲得有三種途徑，或者說合法性有三種理想類型。一是傳統型權威，「以確立已久的習俗、習慣和傳統為基礎」。一是克里斯瑪型權威，「這種權威的基礎是個體的人格力量」。一是合法合理型權威，「將權威與界定清晰的一套法律規則聯繫起來」。當代普遍城市化語境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表現出綜合性、複雜性、轉換性。一方面，傳統型權威和個體魅力型權威仍然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另一方面，隨着教育的普及、交往的擴大、利益的多元、現代傳媒的發展等，能否反映、維護、擴大全社會諸多利益主體的公共權益日益成為政治權力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據。也就是說，當代城市化語境下，政治權力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失去了神秘性、神聖性，而日益表現出公開性、世俗性。多元城市主體能否認可、尊重、支持一種政治權力，主要看這種權力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能否真實代表公共訴求、服務公共權利、引領公共發展。「現在的合法性意指人們內心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認為政府的統治是合法的或公正的。」「合法性的基礎是同意。」選舉制、任期制、問責制等之所以獲得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在很大程度上正源於城市化的深化，源於同城市化的深化相伴隨的社會主體構成、社會利益格局、社會關係結構的深刻變化。如何處理權力的「現實功能合法性」（合法性來源於現實的功能）與權力的「傳統結構合法性」（合法性來源於已有的結構）的關係，是當代城市社會語境下，政治權力必然遭遇的挑戰。

其二，對政治權力的運行、對權力集中度的影響。城市化是導致和要求政治權力的分散，還是導致和要求政治權力的集中，對這個問題，人們有不同的認識。在《全球城市》的作者沙森看來，當代全球城市化導致了權力的集中。「經濟活動的空間分散與金融重組是促進目前為止的集中化形式的兩個過程，因為它們是在所有權或控制權不斷集中的條件下出現的。經濟活動的空間分散導致了中央功能的擴展以及為此類功能提供服務的各類專業化企業。」沙森認為，城市化的擴散與普及，在客觀上要求並導致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向少數首位城市、少數精英集團的集中。在芒福德看來，城市化的深化與普遍化，恰恰要求政治權力的下放與分散。每個地區或者說地域都有自身的地理與文化稟賦，城市化一方面以這種稟賦為基礎，同時，也會形成以這些稟賦為基礎的特色產業、特色空間。特色與個性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這就必然要求一種以地域為根基的政治權力。在他看來，「地域是：作為一個具有文化特色的單元，它在某種程度上是人類意願和目的完整的表達。」「作為一種積極的政治和文化原則，地域主義暗示著一種跨地域的結構，最終在各個方面都成為世界性的文化。」在芒福德看來，城市化的推進，使服務成為政治權力的重要轉換方向。「在權力性國家以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組織類型逐漸形成：一種服務性的國家。」如何處理權力的集中與下放，權力的管理功能與服務功能的關係，是城市化語境下，政治權力已經遭遇的挑戰。

其三，對政治權力的變遷、對權力穩定度的影響。蘇賈認為，城市與城市化的重要本質是資源與要素的聚集，這種聚集為綜合創新、城市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聚集與創新的相互促進，使城市發展呈現出不斷加速的趨勢。哈維認為，當代城市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時空壓縮，各方面的變化都在加速。在克拉倫斯·N·斯通看來，當代城市化使社會、市場與政府的關係發生了重要變化。能否適應這種不斷加速的變化，對政治權力的穩定與存在至關重要。反思城市發展史，從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到近現代，諸多區域與國家的政治權力之所以喪失、消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沒有能夠比較及時地適應已經變化的城市社會。城市是諸多利益主體爭奪權力的主要場域，反思文明史、政治史，不管一種政治力量的起源與過程如何，其最終的成功都離不開對城市特別是主要城市的掌控。而政治權力的喪失，也往往以失去對城市特別是主要城市的控制為標誌。維護與實現城市特別是主要城市的穩定，是實現政治穩定的重要手段、重要條件與重要標誌。時空壓縮效應下，利益訴求、利益主體、利益集團日益多樣並且變化加速，是當代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特點為政治權力的維穩、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新的利益主體、利益集團往往藉助於日益便捷的城市媒體、城市交通，快速形成、產生重要影響，對現有的政治權力形成壓力甚至破壞力。而當代城市化進程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兩極分化、機會不公、利益剝奪等現象，又使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中聚集了大量顯在與潛在的社會不滿情緒、城市失落者。這種格局，是導致諸多突發事件頻繁發生、突然發生、意外發生的重要原因。城市問題的激化，有可能導致一種權力瞬間瓦解的政治形態的非連續性、斷裂式變遷。如何把握當代城市化的時空壓縮效應，如何適應併合理規範、改變日益加速的城市社會，對政治權力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三

以馬基雅維利為重要知識起點，現代政治往往被認定為一種同倫理和道德無關的權力與利益行為。似乎政治只具有利益、權力、暴力屬性，而不具備倫理化的可能。但歷史與現實都告訴我們，不考慮倫理基礎與倫理可能的政治或許可以取得一時的成功，但從來都無法持續。政治的倫理化是歷史的必然、發展的趨勢。隨着城市化的深化，在相對有限空間中聚集的多元異質人群，其權利訴求日益自覺，綜合素質、行動能力與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任何只考慮少數精英階層的政治都將遭遇抵抗，難以為繼。芒福德認為，城市化條件下的政治，是一種以人為根本尺度，具有倫理底蘊的政治。哈維與卡斯特爾認為，當代城市社會正在為新的政治行動提供主體、場域、條件，推動城市戰略的合理化、建構城市正義，是建構社會正義、政治正義的重要路徑。調整城市發展的目標、原則、戰略，對推進政治進步、政治倫理化具有基礎意義。

其一，建構包容性城市，建構以流動性差異為特點的城市正義。正如福柯、德樂茲等認為，在當代城市社會，「流動、差異、多元政治是一種基本而普遍的生活事實」。城市化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利益主體的日益多樣、多元。在哈維、蘇賈等看來，城市是所有城市主體的城市，只有所有城市主體都可能平等地享有進入城市、發展城市、參與城市管理、共享城市發展成果等城市權利的城市，才是正義的城市。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平等往往是一種理想目標，而現實狀態則往往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實現總存在一定的差異。一方面，權利均質的社會與城市，從未存在過，如果存在，也會效率很低；另一方面，權利差異過大，又會危及社會與城市的穩定。筆者認為，兼顧穩定與發展，需要建構一種流動的差異性正義。一方面，允許差異的存在，以推進效率；另一方面，讓差異流動起來，以建構公平。對城市與社會發展而言，真正的危害往往不是存在差異，而是差異的固化。固化的利益必然產生固化的權力，固化的權力又必然再生產固化的利益。建構一種讓差異流動起來，具有變遷彈性的城市機制、城市正義，建構一種以流動的差異性正義為特點的包容性城市，是推進政治倫理化的一個重要選擇。

其二，調整城市之間的關係，建構功能分散、相互合作的城市間性。在《都市歐洲的形成》的作者霍恩伯格和利斯看來，任何城市都不可能單獨存在，城市總是以城市群、城市鏈的方式存在。一方面，一個城市總會存在其自身的中心與外圍結構，由相對密集的城市中心及相對鬆散的郊區、鄉村共同構成，城市的不同部分承擔不同的功能。另一方面，任何一個城市又只有在同其他城市的關係中，才有可能存在與發展，對國家和區域整體而言，不同的城市往往具有不同的產業，承擔不同的功能。但城市間性的必然性，並不等於現實中的城市關係是合理的、沒有問題的。在沙森看來，當代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語境下的城市化往往更有利於大都市的發展，更有利於那些作為金融、行政、管理等中心的首位城市的發展。國家與區域的經濟、金融、管理、交通等核心功能向少數首位城市的過度集中，不僅導致了城市之間的巨大發展差異，也往往使首位城市成為政治集權、權力尋租、權力腐敗等問題的集散地。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城市間性的合理化，也就沒有當代政治的進步、倫理化。「在逐漸浮現的政治體制關係中，決定權威性是功能，而不是體量或空間優勢；決定一個城市或一個共同體重要性的既不是尺寸、位置也不是物質力量，更不是對所有這些性質的壟斷。」建構更為合理的城市間性，將過分集中於首位城市的經濟、政治、文化、金融、服務等功能合理分佈於不同的城市，是推動城市政治倫理化的一個重要條件。隨着城市間性的改善，國家總體的政治狀態必然隨之改善。

其三，推進城市啟蒙，建構素質更為全面的城市主體。政治在本質上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體的素質、訴求、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治的狀態。啟蒙運動以來，現代性包括城市化進程中，為了走出傳統，擊破已有封建等力量的束縛，人們往往更為注重從個體權利這個層面理解與推動啟蒙。但問題在於，啟蒙運動從起源始就不是僅僅意味着個體權利與個體自由，而是意味着個體自由與整體自由、個體權利與整體權利的統一。康德認為，「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主體的不成熟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對自身的權利與理智不自覺，一是對整體的權利和理性不自覺。在列奧·斯特勞斯看來，過分注重個體意識、個體權利是導致現代性存在諸多問題的重要原因。在芒福德看來，在城市沒有絕對無限的個體自由，只存在與整體相統一的自由。「暴力壓迫的反面並不是天馬行空的『自由』，而是通過教育與合作對理性原則進行系統的實踐。……個人事業的發展曲線就有可能與社會的發展曲線相和諧。」推動城市啟蒙的全面化，建構個體意識與整體意識有機統一的城市主體，對建構更為繁榮、穩定的城市，推進當代政治的倫理化，具有基礎作用。

其四，建構此在倫理，從「此在單元」入手推動城市政治的倫理化。我們現實性地生存、工作於不同的區域、領域、部門、群落之中，也就是一種具體的「此在單元」之中。隨着城市化的深化，此在單元的分化、多樣化將日益發展。城市社會由諸多的此在單元構成，此在單元是我們生活、生產、行動的現實場域。能否推動此在單元在權益分配、權力運行等方面的正義化，就成為能否建構更為合理的城市社會，推動當代政治倫理化的重要條件。一方面，世界與國家整體宏觀環境的改善，是此在單元的綜合關係合理化的重要條件，但宏觀環境的改善並不意味着此在單元的狀態一定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所處的此在單元一直比較惡劣，那麼，即使宏觀環境已經改善了，我們將仍現實、日常性地處於不合理、不正義之中。沒有此在單元的合理化、正義化，也就沒有整體社會的合理化、正義化。在福柯、列斐伏爾等看來，日常生活是我們的真實所在。而日常生活的真實場域，就是我們每個人所處的此在單元。在此在單元與宏觀結構的關係中，此在單元的權力結構及其問題，深刻地反映了宏觀權力結構及其問題；宏觀權力結構的問題深刻地寓居於此在單元的權力特徵之中；此在單元是宏觀格局的真正文化土壤，沒有對此在單元的改善，也就沒有宏觀世界的真正改變。此在單元是當代政治實踐的重要場域、重要對象。在關心世界與國家宏觀環境的同時，更加自覺地關注我們每個人所處的此在單元，建構一種以此在單元為基礎的此在正義、此在倫理，對推進政治進步、政治倫理化具有基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