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城市化與城市生命周期

第十九章 城市化與城市生命周期

第十九章城市化與城市生命周期回顧城市發展史,既有歷經數千載而持存的城市,也有曇花一現、短暫繁榮的城市。那麼,是什麼決定了諸多城市的持續繁榮?又是什麼導致了諸多城市走向衰落,甚至成為失落的文明?什麼是城市的深層本性?如何才能保持一個城市的可持續生成、可持續繁榮?我們應該以何種態度理解、發展、生存生活於城市?在芒福德看來,城市化還處於過程之中,或許還需要數千年人類才能真正把握城市本性。筆者認為,需要以更加宏遠的視野理解、把握城市的生命本質,研究城市生命史、城市生命周期,需要一種自覺的城市批評意識、城市批評史視角。

所謂城市批評史研究,就是對城市發展及人們的城市知識進行歷史反思、邏輯呈現,以深層把握城市發展與研究城市的「元邏輯」、「元方法」,具體建構關於城市本身及城市研究的「元城市學」、「一般城市學」。在城市批評史視野中,城市是一個單體結構日益複雜、相互關係日益密切而複雜的高複雜有機體,諸多因素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生成、發展、繁榮與衰落;城市發展史、城市生命史從屬於人類文明史、世界文明轉換史,把握城市生命離不開對世界文明變遷規律與趨勢的考察;城市性是城市的內在本質、人性的具體生成與展開,對城市生命史的研究離不開對城市性的全面歷史把握;在一定意義上,城市生命周期也就是城市文化的生成與轉換史,城市文化、城市態度的合理化,對城市生命有機體的健康可持續具有重要基礎意義。

概觀全球城市發展史,可以發現,任何城市都有其生命周期,即會經歷興起、發展、繁榮、衰退或再度繁榮的過程。從早期複雜社會時期美索不達米亞、印度、中國等地的宗教性城市,到古典時期希臘、羅馬作為帝國中心的世界大都市,到后古典時期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性世界城市、中國的中央權力王城,到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威尼斯等商業城市,再到近代的倫敦、紐約等工業城市,以至今天的洛杉磯等后工業城市及亞洲、東方城市的再度崛起,可以說,一部全球城市史就是一部不同地區、不同樣態的城市交替興衰的歷史,一部不同城市不斷分別經歷其生命周期的歷史。

不同城市分別經歷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在整體上構成了城市繁榮區在全球不同地域的歷史轉換。從現象上看,全球城市的繁榮區似乎在東西方之間不斷進行着階段性的周期轉換。從本質上看,城市繁榮區在東西方之間轉換,更多帶有歷史的偶然性。這種轉換的深層基礎或內涵是人類社會從農耕文明、商業文明、工業文明到后工業文明的歷史轉換,城市文明形態從農業城市、商業城市、工業城市再到后工業城市的歷史轉換。

一個區域能否成為城市繁榮區,能否成為一個時代的文明高地與所在區域的重要發展極,在根本上依賴於這個地區或城市能否抓住歷史機遇,成為這個時代文明形態、城市形態轉換的關節點;決定於這個地區與城市能否凝聚起這個時代的先進產業形態,先進生產力、生產方式;決定於這個地區或城市是否能夠構築起代表甚至引領其時代發展方向的先進城市制度、城市管理方式、城市發展環境、城市軟實力;決定於這個區域或城市能否成為這個時代各類優秀人才的聚集地,能否在其城市人群中形成對這個城市的深層文化認同;決定於這個地區或城市能否走出一條既符合自身條件,又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文明形態轉換方向的發展之路。

在美國著名學者,《全球城市史》的作者喬爾·科特金看來,任何一個城市的產生、存在、發展、繁榮、可持續,都需要同時具備三個條件:認同、安全、活力。具體而言,也就是人們對一個城市與地區能否形成深層的精神歸屬感、文化認同感;人們在一個城市生產、生活是否有全方位的安全感;一個城市能否形成並保持有活力的工業、商業等經濟活動。反思全球城市文明史,正是這三個因素綜合決定着一個城市的成敗興衰、生命周期。如果一個城市能夠同時具備認同、安全、活力這三個因素,那麼這個城市就會發展起來並有可能走向繁榮;如果和其他城市相比,一個城市在這三個方面具有綜合比較優勢,這個城市就有可能成為其所在時代或地區的標誌性城市、重要發展極;如果一個城市缺少其中的某個因素,或三個因素都具有但相對其他城市而言沒有比較優勢,那麼這個城市就可能進入衰退期,甚至走向消亡;如果一個傳統城市能夠適應時代趨勢,再次在認同、安全、活力上具有比較優勢,那麼這個城市就會再度繁榮。

在諸多城市學家眼中,城市的基本屬性有兩個:物理屬性與文化屬性。自然條件、建築、道路等,構成一個城市的物理屬性;人們之間以及人們對一個城市的情感、認同、歸屬感等構成一個城市的文化屬性。在科特金看來,一個城市的存在離不開物理屬性,但一個城市的發展與繁榮尤其離不開文化屬性。「最終,一個偉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對他們的城市所產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戀,一份讓這個地方有別於其他地方的獨特感情。」「無論是在傳統的城市中心,還是在新的發展模式下正在擴展中的城市圍邊地區,認同感和社區意識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決定着哪些地方將取得最後的成功。」一個沒有文化認同感的城市不可能持續存在,更不可能持續繁榮。文化歸屬感、認同度是決定一個城市成敗興衰的核心標準;城市的興衰程度、成敗趨勢,與一個城市所建構、凝聚的文化認同感、歸屬感成正比。一個文化認同度、歸屬感處於上升期的城市,必然是一個處於上升期的城市;反之,當人們對一個城市的文化認同度、歸屬感、依戀度走向衰落時,一個城市也就必然進入其生命周期的後期。也就是說,從根本上講,決定一個城市能否可持續繁榮的,不是其物理屬性,而是其文化屬性。

人是城市的根本主體,既是城市的創造者,也是城市的終結者。不管是從城市本質的三個要素(認同、安全、活力)看,還是從城市的兩個基本屬性(物理屬性、文化屬性)看,人的因素、文化的因素都處於核心位置。作為城市創造主體的人,以及由人所創造、體現並反過來影響人的城市文化、城市精神,是決定一個城市生命周期的最根本因素。只有那些能夠不斷提煉、形成獨特文化屬性,具有較高文化吸引力、文化凝聚力、文化認同度的城市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只有那些能夠吸引並留住各類優秀人才,形成了獨特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的城市,才可能走向可持續繁榮。

我們並不否認物質要素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也不否認在推進城市發展的實踐中,人們可以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分別選擇從資源、資本或技術等入手,具體提高一個城市的要素聚集度,採取具體的城市化戰略。我們強調的是,不管採取何種路徑,任何一個城市的發展始終都離不開人才的聚集、融合,深層建構起諸多城市人才對一個城市的文化歸屬感、文化認同度,是決定一個城市能否長期發展、可持續繁榮,避免落入城市發展陷阱、走入衰退期的根本因素。

這就需要做好以下三點:第一,充分認識建構城市認同對城市發展、城市可持續繁榮的基礎作用。我國正處於城市化、都市化高速發展的關鍵期,也正在進入城市問題的高速形成期、「城市病」的高發期。如果不注重建構城市認同度、城市歸屬感,那麼在短暫的城市繁榮之後,必然會遭遇諸多城市衝突、城市困境。建構城市歸屬感、城市文化認同,將從根本上保障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繁榮。第二,加強城市制度創新,通過城市制度的合理化保障並建構城市認同。一方面,城市制度是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的體現,在一個沒有基本認同度的城市無法建構所謂的城市制度;另一方面,城市制度的規範化、合理化,將深層推進城市認同建構,不斷完善城市決策、管理、參與制度,將實踐性地推動城市認同的深層構建。第三,改善城市空間生產思路,規範調整城市發展行為,把建構城市認同真正落到實處。正如列斐伏爾、哈維等所指出的,城市認同與城市空間、空間生產雙向建構。一方面,沒有平等的空間權利,就沒有現實的文化認同,在一個平等、開放、融通的城市空間中,往往會產生較強的城市認同;另一方面,城市認同度的提高需要以空間生產、空間權利上的平等為基礎,空間生產、空間權利上的平等是生成、建構良好城市認同的重要現實條件。

城市生命周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但不是一個城市必然落入衰退的歷史宿命。自覺把握人類文明、城市文明發展規律,把握城市生命周期的生成與變遷規律,在推進城市物質要素進步的同時,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文化創新、行為創新,不斷提高城市的文化認同度、文化歸屬感,是保障我國城市化良性發展,實現我國城市可持續繁榮的重要基礎。

城市的興衰變遷構成城市的生命周期。在全球層面是否存在一個真實而連續的城市生命周期,學界的意見並不統一。按照已有考古及文化研究,似乎存在一個不同地區城市交替繁榮與衰落的歷史。在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克斯看來,約公元前3500年的新月沃地,約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約公元前1800年的中國北方,約公元前500年的中美洲,這些地區城市的交替興衰,構成了城市起源意義上的城市周期。但這種周期更多的是一種反思與反省意義上,而非實體意義上——城市在一個地區興起然後擴散、轉移到另一個地區——的城市周期。正如科斯托夫所指出,「現在幾乎沒有人仍然相信擴散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城市產生於公元前4世紀的美索不達米亞,然後從那裏傳至印度河谷和中國,之後又西進至希臘」。但城市發展存在非均衡性、非連續性,諸多曾經興盛的城市成為歷史足跡、失落的文明,也有諸多城市在不斷興起,卻是不爭的事實。「城市化的傳播是一個不穩定的過程,有許多文明復興或再殖民化之前就已衰落,退回到農業時代。」雖然人們對城市生命周期的具體認識存在一些分歧,但城市發展周期、城市生命史卻是城市研究不可缺少的視角。

城市生命史研究的關鍵或要義,不在於爭論哪個地區是城市的發源地,誰是城市的祖先,而在於探索影響、決定、導致城市興起及衰落的原因,以克服城市化進程中的諸多問題,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生存、可持續繁榮。關於什麼是決定一個城市興衰變遷、生命周期的原因,學者們有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為城市的興起與衰落決定於能否產出剩餘產品,並具有適度的人口壓力;有的認為決定於能否形成具有聚集力與輻射力的市場和貿易樞紐;有的認為決定於能否成為政治、宗教或防衛中心。而越來越多的學者則認為,城市生命周期,城市的興起與衰落是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生態等綜合因素的結果。例如,科特金就認為,一個城市的興起特別是繁榮決定於這個城市能否同時性地具備繁榮、安全、意義三個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一個要素,城市都會走向衰落。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一種空間化實現,文明是理解城市的基礎性範疇。「文明和城市在歷史上就是珠聯璧合的——拉丁文中的civitas(城市)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詞源。從一開始,城市就一直是在人類進步中創造某些最不可思議的突破和發明的試驗爐。」其實,城市不僅是文明的熔爐,還與世界文明具有更為深廣的關聯。萬斯認為,城市是理解西方文明的重要線索,「在西方文明中,都市化成了一個核心內容」。城市是標誌人類文明、世界文明的重要形式,是理解世界文明變遷、不同區域間文明關聯及比較關係的重要線索。一部世界文明史,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一部城市發展史。不同區域在世界文明總體格局中地位與作用的轉換史,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不同地區城市地位的轉換史、不同區域城市的交替興衰史。這一點,正如世界著名城市史學家芒福德所認為,「人類文明的每一輪更新換代,都密切聯繫着城市作為文明孵化器和載體的周期性興衰歷史」。

城市與人類文明、世界文明深層互動,城市生命周期與世界文明變遷深層相關。把握城市生命史、城市生命周期,既需要把握作為單一有機體的城市的結構性特徵及其變遷原因與趨勢,更需要把握城市生命體與其存在環境的全面關係及這種關係的變遷原因與趨勢。離開了對世界文明構成及其轉換的自覺、沉思,對城市本性及其生命周期、生命轉換的理解將流於淺層並可能出現偏差。

從時間向度看,以科技、能源方式、生產關係等為標尺,人類文明與城市文明存在一個由低級到高級、從傳統到現代的演變與轉換。在摩爾根看來,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是人類文明演變的重要標誌,人類文明演變經過了蒙昧社會、野蠻社會、文明社會三個階段;在萊斯利·懷特看來,人類所使用的能量是人類文明變遷的重要線索,經過了體力、太陽能、化石燃料、核能等階段;在馬克思看來,生產方式是人類文明演變的根本動力,人類文明經過了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階段。與人類文明的演進基本同步,城市文明也在總體上經歷了前農業城市、農業城市、商業城市、工業城市、后工業城市,或者說前現代城市、現代城市、後現代城市等階段。

可以看到,不管是以什麼為線索具體標示世界文明,科技與生產方式都是文明變遷、城市演變的核心內容與主要動力。科技與生產方式的變遷周期在根本上決定了城市發展的生命周期。能否與一個時代的科技和生產方式的創新、變遷同步,是決定一個城市是否具有活力的重要原因。當一個城市能夠在科技與生產方式的創新與傳播中處於引領、領先地位時,這個城市往往會成為那個歷史時期的先進城市、繁榮城市。反之,當一個城市喪失了其科技與生產方式創新、聚集、傳播的中心或次中心地位時,這個城市也往往會走向衰落。

從空間向度看,人類文明主要包括三個層面:器物、制度、態度。而器物、制度、態度本身又往往具有多樣的形態、形式、內容。能否同時性地發展器物、制度、態度三個層面的文明,能否包容、整合不同形態、多樣的器物、制度、態度,具體而言,能否包容不同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生產與生活制度、生產與生活意識,使不同樣態的城市建築、城市制度、城市意識在同一區域中共容、共生,對一個城市的繁榮與發展具有基礎意義。

也就是說,在世界文明史與城市批評史視野中,城市是人類多樣、異質文明要素的一種空間化聚集,多樣、異質文明要素在一定空間內的同時化聚集,是城市區別於鄉村的重要本質性特徵,也是城市不斷獲得創新動力、得到持續繁榮的重要原因。沒有多樣的生產、生活、意識方式的交往與碰撞,就沒有新的生產、生活、意識方式的產生,也就沒有城市發展的新動力。在這個意義上,能否吸納、包容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中的多樣文明要素,能否與世界文明的變遷同步甚至引領一個區域乃至世界的文明變遷,是決定一個城市能否持續繁榮的重要原因。

在一定意義上,一部城市生命史、城市發展史就是一部城市性的展現史、發展史。所謂城市性,就是城市根本屬性,城市的根本文明與文化本質。雖然城市的歷史源遠流長,雖然自古希臘時始,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希羅多德等就對城市性有所反思,但對城市本質的專業化自覺、全面自覺卻是相對晚近的事。只有伴隨近代以來工業城市的興起,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城市化浪潮,人們才開始對城市性進行城市社會學、城市建築學、城市規劃學、城市文化學等相對專業的研究。隨着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城市社會的逐漸來臨,特別是城市問題的較為充分展現,城市性的深層、多面本質逐漸呈現。

在芒福德看來,城市的根本屬性是文化性,城市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的容器與熔爐;在列斐伏爾看來,城市的重要本性是政治性,城市是政治的產物,也是政治活動的場域;在凱文·林奇看來,城市是一個實體,更具體存在於人們的意象之中,是一種主體與對象的意象性存在;在哈里斯看來,倫理性是建築與城市的重要屬性,對形成人們的精神氣質具有重要作用;在雅各布斯看來,城市的根本屬性是聚集與交往,城市是交往的產物也是交往的場所;在沃斯看來,城市是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人口數量增加、生活密度增大、種族數量增多等共同鑄造了區別於以往的城市社會關係與城市社會生活。在方法論上,有多少個城市研究者,有多少個城市研究的角度,就可能存在多少關於城市本性的論斷。筆者認為,城市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城市性的展現也有一個過程,城市性與城市是一個在歷史進程中雙向實現與相互確認的過程。全面認識城市性的多面性、辯證性、歷史性,對深刻認識城市的生命本質、生命周期,深層把握與建構城市的可持續生存、可持續繁榮,具有重要意義。

其一,城市是人性的一種歷史展現與具體建構,是人的尺度與物的尺度的一種具體歷史調適。在主體能力相對較弱的早期社會,在城市的起源階段,人們往往把城市作為滿足安全與需要的場所。在中世紀後期,在商人、城市興起的階段,人們開始把城市作為獲得人身自由與經濟自由的場所。在近代,在工業城市階段,人們把城市作為獲得巨大利潤或基本生活資料的場所。在物質財富相對豐裕的今天,人們則開始把宜居、健康、美好生活等作為城市的發展目標。也就是說,人性本身的歷史性與城市的歷史性內在相關。在空間哲學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城市性與人性具有同一性,一部城市生命史就是一部人性不斷空間化的發展史、變遷史。人性主要表現在人的能力與人的需要兩個方面,能力是一種對外指向的範疇,需要在本質上是一種對內指向的範疇。從遠古到當代,人的能力與人的需要在不斷提升、變化。與人性的轉換與發展基本契合,城市的形態、功能與作用也在不斷變化。人性的多面性、複合性與城市性的多面性、複合性相互實現、辯證互動。一部城市史,也就是城市的多重性與人性的多重性相互激活、相互建構的歷史。

其二,城市具有綜合性、系統性,城市是涉及人口、土地、資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全面要素的複雜有機體。在蘇賈看來,城市是空間性、歷史性與社會性兼具的存在,城市存在、城市生命體具有多因素性、複合性。在早期著作中,列斐伏爾曾經更多地強調城市的空間性、政治性。在晚期著作中,他則更加強調城市是空間性與時間性的結合,強調城市及日常生活等在總體上的多因素性。晚期列斐伏爾之所以強調用韻律分析來描述空間與日常生活,原因在於「韻律」是一種多因素有機共存的生命現象。在後期列斐伏爾語境中,城市在本質上是一種多因素共存的有機體,城市發展史就是諸多城市相關要素交互共存、相互作用的歷史。反思城市發展史,片面的城市擴張與城市發展戰略,如以經濟或政治為核心的城市行為,或許能暫時性地推動城市發展,但最終會導致城市的衰落。在反思的意義上,歷史上的城市之所以少有既在原址又保持繁榮的,甚至出現城市化退化的現象,重要原因正在於許多城市採取了片面的發展戰略、發展行為,而沒有最終實現人口、資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城市要素的和諧共存、有機協調。

其三,城市具有辯證性、兩面性,並不存在絕對理想、沒有問題的城市與城市社會。具體把握城市的兩面性,對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繁榮具有重要意義。一部城市生命史,既是一部人們不斷創造新的城市生活、取得城市成就的歷史,也是一部人們不斷製造並應對新的城市問題的歷史。人們往往用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看待城市化進程。城市樂觀主義者更多地把城市發展史作為一部人類成就史,城市生命體不斷進步的歷史。雅各布斯、柯布西耶的城市觀基本上可以歸於此類。悲觀主義者則更多地注重城市發展中的問題,甚至認為城市發展史在總體上是一種人性與文明的退步史。芒福德對當代大都市的批判在一定意義上表現出這種色彩。其實,如果不從情緒出發,而是比較全面、客觀地反思城市發展史,可以發現,城市生命史既是城市成就史,也是城市問題史,是成就史與問題史的具體統一。一方面,並不存在天國式的理想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存在地獄式的問題城市。一方面,城市史是人們不斷實現、外化自身理想的歷史,另一方面,城市史也是人們不斷製造新問題並解決新問題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可持續繁榮的城市,就是一個能夠不斷實現、培育、發展人類理想的城市,也是一個能夠不斷克服城市問題的城市。一個有發展前途的城市,不是沒有問題、不產生問題的城市,而是能夠不斷克服問題、不斷將產生的問題控制在一定範圍的城市。

城市批評史視域中,城市文化是劃分城市與城市化類型的重要尺度,也是理解城市生命周期轉換,建構城市可持續繁榮的重要維度。城市文化、城市知識,是對城市發展的目的、過程、結構等的原則確認、精神提煉;是對什麼是好的城市、如何建構好的城市,什麼是合理的城市態度、如何建構合理的城市態度的一種主體自覺。城市文化是城市生命周期的深層標識,也是決定城市生命周期的深層力量。在一定意義上,一部城市發展史、城市生命史,就是一部人們不斷探索以何種文化為知識基礎的城市更適於生活,更能實現可持續繁榮的歷史;一部城市文化、城市知識的生成、轉換史;一部不同城市文化的交替史,一部合理城市文化的生成史,不合理城市文化的衰落史。

在芒福德看來,城市發展經歷了人類文明早期的神聖城市、中世紀後期的商人城市、近代的工業城市、現代的官僚制大都市等幾個階段。城市化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城市文化、城市知識基礎。官僚主義、城市權力的集中,是現代大都市的重要文化特徵。「壟斷組織、信貸金融、金錢威望——這些是大都市這個金字塔的三大因素。」「大城市的發展是官僚主義的生長和影響擴大的副產品。」這種城市權力的集中,「標誌着一種歷史的周期性文化在完全崩潰和垮台以前的最後階段」。當代城市化的根本問題,可能導致現代城市衰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城市文化的不合理。在《比較城市化》的作者布賴恩看來,既存在以自由主義、科學主義為基礎的城市化,也存在以威權主義為基礎的城市化;既存在比較重視城市規劃與公共干預的城市化,也存在相對缺少城市規劃的城市化。「第三世界絕大多數城市規劃工作的特點是缺乏有效規劃的決心,規劃工作通常不過是政治的煙幕彈罷了。很多的城市化政策是無意識、片面、缺乏協調和負面的。」沒有合理、健康的城市文化,也就沒有城市化進程的真正合理化、可持續。

不同歷史語境,會產生不同內容與形態的城市文化。從自發走向自覺,從更強調單一主體性,強調自身利益與需要,走向主體間性與主客間性,強調自身需要與他人需要的和諧,強調人的尺度與自然尺度的和諧,是城市文化、城市知識轉換的必然趨勢。在人口相對較少,人與土地、資源、生態等的矛盾不十分突出的情況下,更為強調城市文化的主體尺度,更為強調人的尺度、自我尺度的優先性,有其歷史合理性。隨着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以科技為標誌的人的改造能力的日益提升,以及人口與土地、需要與資源矛盾的日益突出,繼續強調城市文化中人與自我的尺度的至上性,強調無制約、無限度地滿足人與自我的需要,就表現出深刻的問題與危機。

改造城市文化是解決城市問題,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在當代人口、科技、生態、社會等綜合條件下,建構合理的城市文化,離不開對以下關係的正確處理:

其一,包容與選擇的關係。包容性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內在特徵,沒有多樣文明要素的聚集,也就沒有城市的興起與繁榮,主動吸納並包容多樣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是城市繁榮的重要條件。但是,也應該看到,城市本身並不能夠容納並繁榮所有的人類文明要素,並不是所有的文明要素都適合聚集於城市,甚至可以說,城市並不是人類文明聚集、發展的唯一形式。也就是說,在推進城市發展的同時,需要避免走向城市中心主義,避免把城市化作為解決所有發展問題的唯一形式。全面把握城市聚集的有用性及其限度,在發揮城市聚集規模經濟的同時,有選擇地在城市聚集具有規模經濟效應的文明要素,並自覺防止、克服城市化進程中的規模不經濟現象,是推進城市生命可持續的重要條件。

其二,控制與調適的關係。隨着科技與管理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們日益獲得巨大的控制能力,並發展出一種控制心理、控制文化。似乎人類可以擁有無限的控制能力,並能以這種能力和文化為基礎,建構起任何所希望的城市。但在文化地理學家吉爾伯特·懷特、羅伯特·凱茨及文化人類學家哈維蘭等看來,以控制為基礎的文化心理與人類行為,已經導致並將繼續導致日益嚴重的問題。他們倡導一種以調適、適度調適為基礎的文化與行為,「提倡人類與自然共存甚至共同進化,而不是由人類來控制自然」。「調適,指有機體獲得對現有環境有利調整的過程,而那個過程的結果——有機體的各種特性,使它們適合於通常生存於其中的一系列特殊的環境條件。」調適是對象與主體的雙重改變,也就是把握與順應規律,從長遠而不是眼前利益出發,以適當的方式同時性地改變對象與自我,以實現對象與自我的共同進步。對城市發展而言,超越簡單的控制型城市文化,建構一種有限控制與適度調適相統一的城市文化,對城市持續繁榮意義重大。

其三,變遷與敬畏的關係。反思城市發展史,沒有對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理念等的系統變遷、持續創新,也就沒有城市的不斷成長。但城市發展史同樣告訴我們,許多不恰當的變遷與發展,特別是人類敬畏感的綜合消失,是導致諸多城市問題甚至城市衰敗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化的早期階段,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人們在建構城市時都具有深刻的敬畏心理,例如西方早期城市文化中的神靈崇拜,中國早期城市文化中的祖先、社稷崇拜。但在現代工業與科技語境下,人們內心的敬畏感、深層秩序感日益減少,社會穩定、城市秩序等日益依賴於外在的暴力與強制。敬畏感的喪失已經成為阻礙城市發展、城市繁榮的重大問題。近代偉大理性主義哲學家康德之所以在強調理性至上的同時,經過充分反思后強調要給宗教留下空間,重要原因正在於現實世俗生活不能缺少敬畏感的支撐與約束。城市社會語境下,需要以理性、反思的方式回歸與重塑敬畏,在人們心中重塑一種經過反思,具有理性基礎的敬畏。城市發展需要具有敬畏底蘊的城市文化。正確處理創新與敬畏的關係,是建構城市秩序,解決城市問題,實現城市可持續生存與可持續繁榮的重要文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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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與城市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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