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國的經濟制度】他用30年找到了中國經濟成長的鑰匙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今天我們開講《中國的經濟制度》。

一、1988年物價闖關：「拿剪刀把老鼠尾巴剪掉」

在1988年的時候發生過一件特別戲劇性的事情：那一年，中國發生了改革開放以後最嚴重的一次通貨膨脹，然後國家面對著上漲的物價，措手無策。

但是物價上漲同時給物價改革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所以隨著1988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當時經濟學界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到了物價闖關的一個關鍵時刻。但是，物價闖關該怎麼闖呢？這在當時的經濟學界有一個重大的爭議。

也是在那一年，張五常帶著他的一個原來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弗里德曼——他也是個諾獎得主，是全球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大師級的人物——然後到了北京。

張先生跟我說，當年是要見鄧先生，但是很不巧，那天早上鄧先生感冒了，所以他沒有見到，他見到了當時中國的總書記趙紫陽。

在跟弗里德曼交流過程中，趙紫陽憂心忡忡，因為物價通貨膨脹，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要進行物價闖關。通過物價闖關可以把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雙軌價格並軌，中國從此以後就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

但是價格並軌過程中，就又可能會產生商品擠兌、商品搶購、特別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動蕩性景象。

趙紫陽就問弗里德曼一個問題，他說：「中國的問題就好像一個老鼠一樣，一個老鼠它有20條尾巴，物價改革是今天的其中一條尾巴，涉及到很多就業問題、經濟波動問題、政治穩定問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競爭問題等各種各樣的問題，20多個根尾巴糾纏在一起，我該怎麼辦？」

弗里德曼跟趙紫陽說：「有一個辦法，你拿一把剪刀，把這個老鼠的尾巴一下子剪掉，就解決問題了。」這叫休克療法。

弗里德曼是「休克療法」的提倡者。從後面來看，1988年物價闖關採用的就是弗里德曼的這種「拿把剪刀一下子把尾巴都剪掉」的辦法。但是很可惜，弗里德曼的辦法並不適合中國。

1988年的時候，中國物價闖關失敗，然後中國經濟進入到了低谷，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國經濟才慢慢走出了復甦的一個道路。所以在中國經濟改革特別敏感的那個關鍵點上的時候，張先生扮演過一個非常微妙的角色，1988年，他帶了弗里德曼到北京見了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者，提了一個拿剪刀把老鼠尾巴都剪掉的策略。

這也是中國經濟改革史上的一個特別有趣的公案。

二、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到了2008年的時候，那一年羅納德·科斯已經98歲了。

科斯有一天就給張五常打電話，他說，在30年前，我讓你回到你的祖國，去目睹那場即將發生的偉大的經濟改革，然後你也回去了，你也是它將近30年的一線的親歷者和觀察者。

他說，我打算在芝加哥大學舉辦一場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座談會，邀請一些諾獎得主和重要的經濟學家來研究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改革。

張五常說，非常好，我幫你在中國邀請一些學者。所以他邀請了周其仁老師到芝加哥大學去參加了。

但是張五常去不了，他說，我來不了美國，那我寫一篇論文，提交到這個座談會上面。

他答應了科斯，然後就寫了一篇長篇論文，也就是我們今天向大家推薦的張五常很多部著作中的這一部，叫《中國的經濟制度》。

張先生在這個序言中說：「這本書並不是很厚，只有幾萬字，但是是我這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所以，為什麼我們選張先生的書，會選這本書？因為張五常用生命、智慧、經歷目睹了這場改革，然後這本書就是回國以後，隔了將近30年後，他對這位亦師亦友的老師的一份答卷。

在這本書中，他描述了他心目中的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整個歷程，特別是用了合約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為什麼能夠走到今天。

這本書中，張五常提出了一個非常得意的觀點。他說，中國改革走到今天，明顯走了一條跟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完全不同的道路，那有種種的原因，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中國有一個主義叫「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張五常說，今天的中國制度不是個別天才想出來的，是被經濟的壓力逼出來的。壓力倒逼放權，放權再造合約。

他把中國30年的經濟改革和他所研究的契約理論和合約經濟學，進行了一個透徹的、非常簡約的表達。就是，中國的改革不是在風和日麗、陽光燦爛的時刻，然後大家敲鑼打鼓帶著鮮花說，我們今天出門，搞一場經濟改革——不是這樣的。

1978年搞經濟改革的時候，中國的宏觀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說，我們不能再搞階級鬥爭了，我們要搞經濟建設，要摸著石頭過河，讓老百姓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這才是這個國家建設的一個本意。

1978年以後，1988年的物價闖關，到1992年的市場經濟，到1998年的對外開放等等，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各種危機，倒逼改革。

改革的對象是誰呢？改革的對象是政府的權利。

因為在1978年之前的時候，政府擁有所有的權利，然後它不斷地把權利放出來，權力不斷放出來的時候，就是政府和企業家和人民在各個方面的合約再造。所以一個契約的不斷變化帶來了制度的、經濟的改革。

在這個過程中，誰是這個合約再造的最重要的驅動力？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嗎？張先生說不是的，是誰？是一些縣、市、地方政府。所以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他說，中國這個國家有30多個省市，有300個地市，有近2900個縣，然後那些地市的領導和縣級領導，比如說一個縣委書記和他的縣長，他們非常像什麼呢？像企業里的董事長和總經理。

我們經營一個企業，兩個數據最重要：一個是營業收入，我們今年做了多少的營業收入；第二，利潤，產生了多少利潤？

但同時你想，對於中國的很多縣、市長來講，它也有兩個數據特別重要：第一個叫GDP，GDP就相當於營業收入；第二個事情是稅收，稅收就相當於你的利潤。

所以他說，中國的很多縣市長、地市長，就是這個地方的董事長和總裁，他們屁股後面有兩個數字在趕著他們，一個叫GDP，一個叫稅收。

那麼為了完成GDP和稅收，他們手上有一把米，比如說他有土地的配置權，比如說他有稅收的優惠權，比如說他有行業的准入權，比如說他有人才引入的批准權……

他手上有很多很多權利，然後他把這些權利都變成一張一張的合約，販售給本地的這些從商者、民眾以及外來的投資者，所以是一個又一個的合約再造，這些合約隨著經濟改革不斷地發展，它出現了越來越平等化和市場化的過程。

所以他認為，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一個特點是腰部這些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發展經濟。

三、《激蕩三十年》中的「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我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有非常明顯的張先生所描寫的這個特點。

比如說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那些發展起來的地方，比如說溫州地區、潮汕地區、泉州地區……

你會發覺，它們都有一個特點：它們都非常偏遠，幾乎沒有什麼資源，然後這些地方發展國有企業非常羸弱，所以老百姓有變革的動力。同時，因為國有資本非常弱，所以政府願意把更多的市場化合約給到他們的手上。

但是相反，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一些資源非常豐富的地方，比如說糧食豐產的地方，比如說能源非常多的地方，以及國有企業非常雄厚的地方。比如說東北地區，比如說華北地區，反倒在改革開放以後成為了改革滯后的地方。

相反，一些原來非常偏遠的地方，比如說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成為了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一些區域。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情況呢？就是因為經濟改革發展跟當地所擁有的資源，既有的資本能力、企業規模，甚至跟當地的高校資源、科技資源並不形成一個對等關係。所對等的是一件事情：你這個地方的縣市領導者願不願意開放市場，你這個地方的老百姓有沒有被發動起來進行經濟改革？

所以那些非常偏遠、非常貧窮的地方，成為了改革開放的一些預先發展的區域。私營經濟作為發展的區域，是因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而我們在很多西方國家，在很多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並沒有看到這樣的景象。

四、結束語

張五常說，我終於用30年時間找到了中國經濟成長發展的那個鑰匙。

那個鑰匙是什麼？中國改革並不是某些天才被關在院子裡面想出來的，也不是一個雜亂無章發展的過程，而是經濟發展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和地方政府官員合謀，形成了很多市場化合約的結果。

所以這是一本特別有趣的、簡約的中國經濟制度改革的一個變革史。

如果你把張先生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和我寫的《激蕩三十年》兩本書結合起來看的話，你會發覺說，理論和生動的故事之間有非常微妙的呼應，它能夠呈現出中國30多年、40年來經濟改革的全貌。

我在想，如果張五常沒有受到科斯的誘惑和鼓動，沒有回到香港當老師，沒有在後來的幾十年裡面評論、觀察中國的經濟改革的話，他可能在幾年前已經是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

但是，他因為一個衝動，因為一個選擇回到了他的祖國，成為了一場改革的旁觀者、評論者和政策的建議者。

這些喧囂的工作極大地影響了他對自己理論在學術上的建構，使他成為了一個評論者，而不再是一個學術性的、一個書齋式的經濟學家。

所以這個世界少了一個天才般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是很有幸的是，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了一個非常敏銳的、直率的、獨特的、經濟的觀察者。

關於《中國的經濟制度》的解讀就講到這裡了。我是吳曉波，我們下一本書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