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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制度】他是第一個指出中國走市場經濟道路的經濟學家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今天講張五常和他的《中國的經濟制度》。

一、「我」與張五常的交往趣事

在現世的華人經濟學家中，我特別欽佩也比較熟悉的就是張五常先生了。

2007年寫完《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當時在想：我應該請哪個學者來幫我題寫《激蕩三十年》的書名呢？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張先生。

所以有一年他到杭州來，我就提了這個要求，我說：「我剛剛完成了一本書，1978年到2008年的中國企業史，我有沒有榮幸請您幫我題寫一個書名？」

張先生喝了點酒就特別高興，說：「曉波，這個事我現在就答應你。」

於是我馬上讓人去買宣紙、毛筆和墨，然後約在杭州的一個茶樓裡面寫那個字。

我到今天還記得那個場景，他連續寫了30多張紙，然後中間選了5個他覺得特別喜歡的字，圈出來。所以如果你的書桌里碰巧有一本我的《激蕩三十年》，那個書名就是當年張先生幫我寫的。

有一年張五常70多歲，在杭州過生日，然後我們幾個人就圍著他聊天，聊到晚上11點多，快12點的時候，他仍然興趣非常高昂，跟我們海闊天空地聊。

我當時看著他，我就在想：我覺得他就是我人生的偶像。如果到70多歲的時候，仍然有一些30多歲、40多歲的年輕人圍著你，能夠跟你聊天聊到午夜12點，這意味著什麼呢？

第一，你的腦力仍然能夠跟年輕人接觸，你沒有讓它老去，仍然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人；

第二，到晚上12點的時候，你的精神一點都不比旁邊的年輕人差，甚至更好，更加意氣昂揚，說明你的體力也挺好的。

所以一個人腦力好不好、體力好不好，就看他能夠跟哪一代人在一起持續地聊天，能夠持續地進行思想的交流。

二、張五常：芝加哥大學下一個諾獎得主？

張先生1935年出生，他大學畢業以後到洛杉磯加州大學去讀書，他的博士論文叫《佃農理論》，研究的是1940年代到50年代台灣的土地改革。

亞洲地區的合約改革，特別是面對土地問題這麼敏感的資本市場產品的長期制度，跟歐洲和美國有非常大的區別。

所以他的博士論文發表以後，當時在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特別是合約經濟學理論里引起了巨大的爭論。

一直到今天，張先生當年發表的這篇論文，仍然是全球的經濟學論文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前5篇論文之一。所以他就成為了合約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奠基人。

張五常博士還沒畢業的時候，就在整個西方的經濟理論界小有名氣，所以他博士一畢業以後就拿到了一個offer，是誰給他的呢？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給他發的offer，說「歡迎你來我們這當老師」。

芝大在二戰以後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重鎮。1960年代，張五常去芝大經濟系當教授的時候，他跟我講：「我有很多同事，這些同事中有8個人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二戰以後獲獎最多的一個學派，他們叫芝加哥學派。」

張五常去的時候就天天跟這些人——跟斯蒂格勒、科斯、弗里德曼待在一起，成為了他們這一夥經濟學家中唯一的黃種人。大家都認為這個小夥子未來肯定是芝大下一個諾獎得主。

在這些經濟學家中，有一個是企業契約理論的奠基人，他叫羅納德·科斯。

張五常跟我講了很有趣的一個事，他說：「我去芝大當教授，我第一個拜訪的學者就是科斯，因為他寫了一篇文章，叫《企業的性質》，專門研究企業理論，他是全世界這方面的NO.1和最重要的奠基人。」

然後他說：「我到科斯的辦公室，裡面都是書，然後科斯埋頭在那寫東西。」

張五常進去說：「我讀你的關於社會合約制度理論的這個論文，我已經讀了三年了。我覺得你這方面的造詣非常深。」

然後科斯就問他一個問題，他說：「你覺得我那篇文章到底寫了哪些東西？」

張五常說：「你那篇文章主要講的是合約的局限條件。」

就這麼一句話，科斯突然間抬起頭來，然後站起來說：「你是第一個真正理解了我那篇文章精髓的人，中午你有沒有請人吃飯，我請你吃個飯好不好？」

你看，天才與天才之間的惺惺相惜，只要一句話就可以了。所以張五常後來跟科斯成了莫逆之交，亦師亦友的一個關係。

1991年的時候，科斯獲得了那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獲獎感言中，科斯有5次提到說：「我今天能獲獎是因為企業契約理論，是因為合約經濟學。我這個理論得到了一個華人經濟學家很大的啟發，那個人叫張五常。」

所以當時很多人認為說，張五常很可能是下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但是很可惜，到今天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張先生還沒有得那個獎。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是誰「害」了他呢？「害」他的那個人就是羅納德·科斯。

三、親歷祖國的改革開放

張五常跟我說，有一年春天的時候，他在芝大的校園裡面吹著口哨在走路，突然科斯來找他，說：「Steven，停一下。」

張五常說：「科斯，你要請我吃飯嗎？」

科斯說：「不是」，他說，「你知道嗎？你的祖國——中國，正在搞改革開放，我認為你的祖國即將發生一場非常重要的經濟改革運動。你不應該再待在芝加哥，你應該回到你的祖國，去目睹它的變革，目睹它的崛起，那個背後將可能誕生一些新的經濟學的靈感和新的經濟學的理論。」

就是因為受到了科斯的「蠱惑」和他的鼓勵，張五常重新回到了亞洲地區，在香港的大學裡面當經濟學的教授。

我在《激蕩三十年》裡面曾經用過兩個案例，就是張先生當年跟我講的。

他說：「我第一次到了廣州以後有人跟我講，我們這兒正在蓋新中國的第一個五星級酒店，叫白天鵝酒店。」

張五常興緻勃勃地趕到那個酒店，他說，「我在那個酒店的工地上看到兩個人在補一個洞。一個人左手拿水泥，右手指著那個洞，還有另外一個人拿著水泥去補洞。我好像沒有發現什麼變革，勞動效率、勞動制度仍然沒有發生變化，大家仍然在吃大鍋飯。」

所以他在廣州的時候非常失望。然後他說，「我接著就到了東莞，到了東莞以後，突然間發覺有個變化。我到了一個房間裡面，那個房間裡面有很長的一排辦公桌，辦公桌後面坐了20多個人，都是各個部門的官員。然後從左邊開了個小門，一堆人在那排隊，每個人都拿著一張紙，然後到了這個桌子面前，一溜20多個章蓋過去，當他從那個門跑出去的時候，一個公司註冊完成了。」

所以他說，「我在東莞終於看到了政府為了搞經濟改革正在改變自我，因為有那麼高的效率，所以那麼多的香港人、台灣人、日本人、韓國人、美國人……跑到東莞來進行投資，來進行建廠。」

所以在1981年初的時候，張五常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會不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呢？那篇文章在歐美髮表以後，張五常被認為是第一個指出了中國有可能走市場經濟道路的經濟學家。

張先生跟我說，我寫那篇文章的時候，還沒有「市場經濟」這個詞，也就是沒有一個詞來形容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它要進行市場體制改革的時候，它將建立怎樣的一個經濟制度。

所以他說，我只能用資本主義制度來形容。但實際上，這就是中國後來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改革的道路。

所以那篇文章讓他回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線，來作為一個近距離的觀察者。

四、堅持實證研究

張五常跟那些常年只會坐在書齋裡面，從理論到理論，從模型到模型，從數據到數據，從公式到公式的經濟學家不同，他在治學上面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他願意回到歷史發生的一線，從原始的資料中去發現、提煉經濟學的觀點。

他寫《佃農理論》，他乾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他跑到了台灣，然後買了10多箱1940年代到50年代，台灣進行土地改革時的很多地契，還有很多的政府文件，鄉鎮和縣裡面的很多制度的規定等。

他是從10多箱的原始歷史資料中提煉出來，然後寫了《佃農理論》。

他說：「我後來的很多著名的文章都是我用腳跑出來的。」

比如說他還寫過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買桔者言》，為了寫這篇文章，他在聖誕節的時候和女朋友兩個人站在香港的大街上賣桔子，通過在聖誕節晚上賣桔子觀察的方式寫了一篇論文。

他另外還有一篇很著名的一個論文，叫《蜜蜂的寓言》。他從蜜蜂的采蜜過程來討論土地之間的合約關係和蜂蜜市場價格波動的關係。

他說，我為了寫這篇文章，專門到了美國的華盛頓州——華盛頓在美國1950年代、60年代是一個農業州，它被稱為蘋果之鄉——然後跟那個地方的蘋果之鄉的果農和蜂農一起生活了三個月，然後寫了這篇《蜜蜂的寓言》。

所以他年輕時候寫論文，在美國早年的博士論文就有這種實證研究的一個傳統。他到了香港以後，就經常在中國大陸行走，到工廠裡面去看，到車間裡面去跟地方的這些官員、鄉鎮長官員、縣市長官員進行交流。

他說，一個地方的經濟好不好，人家會跟你說，你看我們的GDP多少，稅收多少，產業多少，但是我都不看這個東西，你這個地方經濟好不好，我只看兩個東西：

第一，勞工工資，你的工人的工資水平是怎麼樣的；

第二，廠房租金。你這個廠房的租金在過去幾年裡是漲的還是跌的，然後跟周邊地區相比是高的還是低的？

所以他說，我自己開發了一些指標，然後來研究一個區域的經濟。

所以他這種實證研究的辦法和他在合約經濟學的貢獻，和他的聰慧加在一起，使他成為了中國經濟一個非常長期的、長達40多年的一個觀察者。

一直到今天，他仍然不斷地通過文章、論文、演講的方式，傳達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很多觀點。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下一節繼續《中國的經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