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六十七章 寺中書院

進入寺廟之後，另外又有令他極其驚訝的事情發生了，在張緣一的眼前，竟然又是一座小書院。

士人之所以被稱為士人，原因就在於他們認同儒家傳統價值觀，受到「修、齊、治、平」的熏陶。從文化學上來說，儒學使士人在社會上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化圈。在這個文化圈裏，分散的社會個體獲得優越感和歸屬感。

但這種優越感和歸屬感必須基於社會外部力量對其基本價值取向的認可和追隨，方可獲得。因此士人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要宣揚儒家文化並使之成為社會主流文化，從而主掌社會的意識形態。由此可見，傳統的士子們多以「明道」「弘道」為己任，對他們而言，天下一直有一個永恆的「道統」傳承體系，「道」明則天下太平，「明道」「弘道」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何為「道統」？「道統」一詞由南宋理學家朱熹最先提出，但道統說的最有力提倡者是大唐儒家學者韓愈。韓愈明確提出,儒家有一個始終一貫的有異於佛、老的「道」。

他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他所說的儒者之道，即「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道」，概括地說，就是指作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義道德」。千百年來，儒家此道有一個傳承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這個傳承序列類似於佛教所說的「法統」，儒者之「道」的傳授譜系也就是朱子所說的「道統」。

「道」是儒家恪守的核心價值，用一個字概括的話，便是「仁」，用兩個字概括的話，便是「仁義」，用五個字概括的話，便是「仁義禮智信」，這三種表述之間的關係，在宋代理學家看來，只是「理一而分殊」而已。

其中，仁是基礎和根本，貫穿於其他價值和德目。「統」則是傳道的人物譜系，孔子謂「人能弘道」，朱子弟子黃干謂道「待人而後傳」，這一傳道譜系便是在儒學歷史上起過承前啟後重要作用的聖賢和大儒。

對今人而言，「道」是我們傳承和弘揚的崇高價值，「統」是我們自覺弘道的使命，無論我們個人成就大小，我們自覺去擔負弘道的責任，努力完成我們這一代學人對於發展儒家文化的歷史任務。

在書院大師看來，書院教育必須擔負起培育人才、發明聖道、接續道統的重要使命，這是書院教育的根本目標。

宋初學者孫復創泰山書院，他本人「盡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三十年，而深通孔子之心」，最終目的是「傳道授業於弟子，並將以書載之後世，則道乃大耀之」。

南宋理學家袁甫在作於紹定六年的《象山書院記》中明確表示，創建書院的目的就在於發明聖賢之道，他認為，三代以後學道沉溺，創建書院是為了振興儒學，講明聖道，即所謂「書院之建，為明道也」。

南宋時期的湖湘學派代表人物、書院教育家張栻認為，設立書院絕不是為了給士人提供一個群居閑談、獵取功名利祿的場所，也不是為了給生徒傳授求得文辭之功的技巧，而是為了「傳斯道而濟斯民也」。

他在重修嶽麓書院時所作的《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中曾寫道：侯之為是舉也，豈將使子群居族譚，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學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成。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愛萬世，實開無窮之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慾，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氏之發仁深切也。

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在《慈湖書院記》中稱：「古者鄉有庠，黨有序，閭有塾，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理義明。書院之設，意猶近古，睢陽、白鹿為稱首。若周、程、朱、呂治教之地，文獻尤盛，天典民彝之統紀，恃以不墜。」書院的使命是「接續聖道，成就人才」，「弘揚儒道，講明正學」，追求的是一種超越科舉功名的以「明人倫」「贊化育」「參天地」為目標的文化理想。明代弘治年間，陝西三原士人王承裕等建弘道書院。書院以「弘道」為名，所表達的正是此意。「夫能此之謂弘道,持此不懈，在主敬；而察此以懷之，在謹獨。吾性既盡，然必盡人物之性。至於贊化育、參天地，乃為弘道之極功，而亦非吾性外事也……若獨以學業為務，以科目為念，以功名顯達自期待，毀方瓦合以求避世俗之笑，則安用此書院？」

書院對儒道的承續和弘揚，還可以從書院規章制度中窺見一斑。

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明確提出了培養生徒道德主體人格的「三要」：其一為「修身之要」，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其二為「處事之要」，要求生徒正確處理好義利的關係，做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三為「接物之要」，要求生徒對此對彼一視同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曾任教於詁經精舍的陳壽祺在其《示鰲峰書院諸生》中指出：「書院之設，始於宋時。所以招徠有志之士，使之群萃於其中，相與講明義理，以為身心性命之助。顧姓名精微之理，即寄於聖賢經傳中，必先析疑辯難，而後至當不易者使出，於是取而淑其身心，以求無戾於古昔聖賢之所授受。」

陳壽祺認為書院的教育宗旨就是通過傳授儒家經典，「講明義理」，來輔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

從歷代學者的闡述中可以看出，儘管各書院創建的時代、社會背景各不相同，創建的緣起、過程各有差異，創建者的身份、學術建樹及特點也大相徑庭，但各個書院都把明聖賢之道、揚孔孟正學、行社會教化、講道和傳道作為辦學的根本宗旨。

儒、釋、道在歷史上一度並列為社會之文化主流，宋代以後，書院在融合佛、道的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儒家學術文化傳播中心。

曾經的書院雖然有很高的學術自由度，但書院的一大特徵是其學術傾嚮往往與講學者或山長的學術流派密切相關。

在儒家占傳統文化主流的社會中，書院往往與儒家學術文化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如朱熹與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呂祖謙與麗澤書院，陸九淵與象山書院，王守仁與姚江書院，東林黨與無錫東林書院，阮元與學海堂、詁經精舍，張之洞與廣雅書院，康有為與萬木草堂等等。

這些書院不僅延續和弘揚了儒家的學術傳統，也為儒家學術的轉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講學是書院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對於書院而言，講學是傳播儒家學術文化、培養人才和開發民智的主要途徑。「書院在發展歷程中，始終以學術研究為主軸。」

許多書院人才濟濟，他們或在院內潛心鑽研，或與不同學派及不同觀點的學者進行學術辯論。講會（又稱會講）是書院講學的重要組織形式，書院講會的狀況、水平，是學術思潮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誌。

朱熹與張栻的「嶽麓之會」，它與朱熹、陸九淵、陸九齡、呂祖謙等人在江西信州的「鵝湖之會」，以及陸九淵與朱熹在白鹿洞書院的「義利之辯」，為史上著名的三大講會事件。

歷史上最著名的三次學術辯論與交流都發生在書院，這足以說明書院是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的重要場所。書院具有雄厚的師資力量，又有巨量的藏書資源，這為學術研究和學術活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書院雖然各有所屬的學派，但殊途同歸，大多以傳播孔孟之道為己任，維護傳統道統為底線。正如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書院記》中所指出的那樣：

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熹）學也，呂（祖謙）學也，陸（九淵）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書院把學術研究和教學兩者緊緊結合起來，一方面，學術研究是書院教學的基礎，這既提高了生徒鑽研學術的能力，又培育了學術種子，壯大了學術隊伍。

另一方面，教學和研究推廣了書院的學術成果和各派的學術思想。以象山書院為例，陸九淵向弟子傳授陸學后，其門人積極宣傳師學，如楊簡在碧沚書院講學，袁燮在城南樓氏精舍講學，沈煥在月湖竹洲講學等，擴大了其學術影響。

又譬如清代學者黃宗羲，他創辦甬上證人書院，把自己的學術成果轉化為講學內容，使自己的學術思想影響面不斷擴大，逐漸形成聞名遐邇的浙東經史學派，並把學術思想傳承下去併發揚光大。

與此同時，大多數書院還致力於普及文化知識和以儒家道統對社會進行教化，推動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朱熹曾說：「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

王守仁也非常重視對平民大眾的教育，他認為應「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對平民百姓的教育內容雖然淺顯易懂，但這也是一種儒家道德的教育，目的就是淳厚世風，傳播儒家文化。

書院作為一種教育組織形式，並以「書」為名，顯然與它的藏書功能是分不開的。書院的教育功能是以藏書功能為前提的，「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以為藏書之所，而令諸士子就學其中者也」。

首先，書院保存了大量的傳統文化典籍。這些典籍無論從文化傳播學的視角還是從學術研究的視角來看，都是彌足珍貴的。

比如鐘山、紫陽、敷文三所書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經」「二十二史」等，以及白鹿洞、嶽麓兩書院珍藏的《御纂日講解義》等古籍，為研究古代的歷史文化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另外，由於書院與學派的發展存在密切聯繫，故而許多學術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過書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來。

其次，書院的刻書與印書等文化活動，不僅傳播了文化，而且促進了文化的下沉和知識的大眾化，推動了書院學術研究活動。

如朱熹所編撰的《論語集注》《論語要義》《近思錄》《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響力的著作，一方面，使理學成為學術的關注重點，另一方面，擴大了理學的影響面。又如阮元在主政學海堂和詁經精舍期間，刊刻了《朱子大全集》《十三經註疏》《詁經精舍》等一大批儒家文獻。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書院的藏書不僅僅服務於書院的師生，而且可以外借，使書院成為「公共圖書館」，直接服務於儒家文化的傳播。

益陽箴言書院允許院外士人借閱書籍：「凡院外之人願讀某書者，自具薪水蔬油來院，呈明監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許出院門。」

江寧惜陰書院也是如此，「俾本籍士子無書者得詣書院借讀」

書院是七星大陸之上，一種獨特的教育制度，不同於宗門卻又有着極其相似之處，它集教學、學術、藏書為一體。

書院產生於唐末五代，其時，「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

書院在宋、明時期進入了鼎盛時期，明代王圻《續文獻通考》記載：「宋自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四書院后，日增月益。書院之建，所在有之。」其「田土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

書院有着深厚的私學傳統，宋書院與官學相比，體現了一種更為尊重學術、倡導爭鳴的教育精神和氣象，正是這種精神和氣象，代表和促進了儒學教育發展的新高度。

書院對儒學的推動，在宋明時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促進了儒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即廣義的「宋明理學」的發展，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宋明理學與政治的結合，發揚了儒學教育關切世俗民生的勇氣和精神，三是促進了地域性學術中心的形成。

書院自產生后，便與儒學自身的每一次蛻變如影隨形，成為儒學學理衍生、闡發和傳播的重要場所。書院開辦者的初衷大多在於興理學、明節義，朱熹在制定《白鹿洞書院揭示》時就曾說過：「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書院極大地推動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發展，前者代表人物有程顥、程頤、朱熹等，後者則以陸九淵、王守仁等為代表，這些人都是當時主持各大書院的著名學者，書院是他們研究學問和傳播學術思想的重要場所，他們的許多學術著作都是南教學講義整理而來，如朱熹的《四書集注》、《朱子語類》、王陽明的《傳習錄》、陸九淵的《語錄》等，這些講義立足於儒家經典，卻又能脫出訓詁，着重從中發掘新的義理，通過對心性與本體、倫理與天道、人與世界等關係的探討與詮釋，把儒學推進到了進行形而上學的本體論思考的階段。

「鵝湖之會」發生在鵝湖書院，以為學之本應是「道問學」還是「尊德性」的爭論為契點，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開始了全面交鋒的歷程口]。

正是在這些講學和辯道的過程中，宋明理學先後經歷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的繁榮，在邏輯結構、價值方向等各方面都改變了傳統儒學的面貌。

另一方面，儒學歷來以「濟世」為追求，作為儒學發展新階段的宋明理學也藉助書院來實現它與政治的結合。宋、明書院培養了大量具有儒家理學思想的儒生，這些儒生在官學尚不完備時期足封建官員的主要來源；一些主持書院的著名學者本身就是封建王朝任命的官員。

隨着宋、明中期以後對書院控制的加強，許多書院更是幾乎由學術研究和傳播的機構淪為生們的仕進工具，在科舉制度和官學的滲透和擠壓下走向萎縮和變異。

但無論是興盛還是變異時期，書院教育都力圖通過向、王朝輸送人才及其學術觀點和政治理念，使理學在宋明時期成為強化禮教、維護宗法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吏治敗壞、科場腐化的時期，書院還發揮其諷時議政的功能，書院師生不屈不撓地與腐敗官吏和封建朝廷進行鬥爭，宣揚政治改良的會理想。

當然，書院儒學教育的發達不僅僅表現在新學術流派和學術觀點的產生上，還表現在區域性學術中心的形成上。

宋明理學按學術思想的不同又分為濂、洛、關、閩四大流派，這四大流派是根據當時學者居住講學的地域名稱來劃分的。周敦頤居濂溪，稱濂學；程顥、程頤是洛陽人，稱洛學；張載曾講學關中，稱關學；朱熹講學福建(簡稱閩)，稱閩學，四地也因此而成為當時的學術重地。

宋明時期以書院為中心的學術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還包括以嶽麓書院為中心的湖湘一帶，以鵝湖書院、白鹿洞書院為中心的江西，以麗澤書院、茅山書院為中心的江南等。教育的發達、學術的繁榮、儒學大師的聚集等諸多因素共同推動了地區文化教育中心的形成。

二、書院本身所具備和創造的適合儒學發展的因素，包括豐富的藏書、雲集的理學大師、成熟的辦學體制以及自由的學術氛圍和傳統。

第一，藏書既是書院的內在功能之一，又是其教學和研究的重要的物質條件。書院的藏書以儒家經典為主，主要是來自三個方面。是官府賜書。這是封建朝廷彰顯其崇儒重教的文教政策的重要手段。

著名書院大多都曾獲得過朝廷賜書。如宋淳熙八年，朝廷賜白鹿洞書院御書石經和監本《九經註疏》、《論語》、《孟子》等書；嶽麓書院在咸平四年也得到朝廷以諸經釋文義疏等相賜。

二是私人捐贈。這也是書院藏書的主要來源。南宋時，朱熹將自己所藏《漢書》44部送白鹿洞書院，「以備學者看讀」。有的學者還捐贈個人新著，這些對書院開展學術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極有幫助。

三是書院自己購置和刊刻圖書。宋明時期經濟比較繁榮，印刷業展迅速，這為書院自己購置和刊印書籍提供了物質基礎。

儒家經典中的四書五經及宋明理學大師們的著作、講義等是當時為學人們必備的教材，也是書院購置刊印的主要部分。在歷史長河中積澱下來的書院的藏書數量極為可觀，如北宋時期的應天府書院成立時就聚書千卷。

第二，儒學大師是書院的靈魂和支柱。書院的誕生自儒家學者開壇講學、坐而論道始，書院的興盛發達也始終與當世著名的理學、心學大師的參與息息相關。

全祖望在《答張石痴徵士問四大書院貼子》中說：「故厚齋謂嶽麓、白鹿，以張宣朱子而盛；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並起齊名，四家之徒遍天下。」說明了當世大儒對書院發展的重要性。

明以後，朝政極為腐敗，勇於擔當社會道義的、批判社會黑暗面的學者如顧憲成、高攀龍等據於東林書院，講習之餘，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使「廟堂亦有畏忌」，儘管後來書院遭到了禁毀，許多書院學者被迫害致死，但是它所傳達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以著書立說、教書育人為大任的儒家學者們，其是代表了儒學發展新高度的宋明性理之學的大師們保證了書院教育的學術水平，形成了書院特殊的人格和氣象，是書院成為精神提升的殿堂而不是為官求學的工具和保障，也是以求義理、明明德為追求的儒學教育得以存延發揚的基礎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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