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梁氏家族·
一家三院士，滿門皆才俊
根植於靈魂的信仰
在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教育習慣中，幾乎每一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才，唯一不同的是大家對成才的定義理解各有不同罷了。縱觀歷史，民國時期能稱得上「滿門皆才俊」的家族並不多，其中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便名副其實地收穫了這份讚譽。
身處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梁啟超被認為是革命的先行者，他參與變法革新，為的是求取中國之變、實現中國之強，然而這一夙願在他的一生中始終未能如願。正因為如此，梁啟超轉而投身社會教育事業，並且認為投身於此，為國家培養後繼強健之接班人更為其「天職」。
這樣的想法貫穿他養育九個子女成才的過程中。梁氏一門出九子，幾乎都在各自的領域獨樹一幟，成了當之無愧的時代才俊。如此英才輩出的家庭，有賴於梁啟超的精心培養和嘔心瀝血的教育。在中國幼兒教育尚未步入正軌的時代里，梁啟超與孩子們一同探索中國的兒童教育，其結果是樹立起家風之楷模，為世人所欽佩。
長女梁思順是著名的詩詞研究專家；長子梁思成是名揚四海的建築學家，並在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學家，與兄長一同於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次女梁思庄是圖書館學家；梁思忠在兄弟中排行第三，雖因病早殤，但生前入伍報效國家，任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四子梁思達長期從事經濟學方面的研究；第三個女兒梁思懿擅長的是社會活動；小女兒梁思寧積極投身中國革命；小兒子梁思禮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梁氏家族在教育的問題上有著根植於傳統情懷的信仰，這份信仰與儒學不無關係。梁啟超本人便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熏陶長大，從他的祖父梁維清開始，儒學思想就被接受和認同。
梁維清窮盡一生努力、耗盡一生所學，並沒有如期望的那樣聞達於諸侯，即使入了仕途，最大的官職也僅為「八品」。然而梁維清卻做了一件令鄉里人刮目相看甚至極為敬重的事情，那就是在自家的院落里辦起了私塾，取名為「留余」。這間小書齋依著梁宅的空地上建起來，梁維清一改「十世農耕」的面貌，過上了半耕半讀的生活。
他原本將光耀門楣的希望寄托在梁啟超的父親梁寶瑛身上，然而，梁寶瑛屢次落第，讓梁維清開始將目光轉移到了梁啟超身上，並且開始親自教授孫子讀書識字。
梁啟超六七歲之前幾乎都是和祖父一起度過的，白天二人一同讀書玩樂，晚上孫子躺在祖父的臂彎里聽他如數家珍般講著歷史故事入睡。在梁啟超的記憶里，祖父最喜歡講的是宋朝、明朝亡國的故事，每次講起都是津津樂道的，而且以此為典故向他講述「義理名節之教」。顯然，祖父的教導在不經意間將一個老儒生對典籍的熟悉和敬重傳遞給了梁啟超。
現在的我們很容易便可獲得幼兒教學的資料和知識，然而在梁啟超還是個小孩子時，要想找出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幼兒讀物卻比登天還難。因此，梁維清只能將《四子書》（四書）、《詩經》作為梁啟超的啟蒙讀物。
也許梁維清選擇讓梁啟超讀四書五經是出於希望他日後得以高居廟堂的目的，也許梁維清是無意識的，只因家中無其他讀物，但是有一點不可否認，梁啟超確實從這些書中學到了家國天下、學到了理義道德、學到了中國人幾千年來傳統的思想根基。「家國一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這些崇高的君子之道為梁啟超後來走上變法革新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祖父對他的影響絕不僅僅局限於四書五經的層面，從祖父那裡，梁啟超學會了禮義、寬厚、心懷大眾的良好品質。從後來梁啟超對祖父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知道，梁維清勤儉樸素、自信坦誠、嚴於律己，而且是一位頗有德望的鄉紳，處處得到村裡人的敬重。
據說，當年村裡的土路年久失修，出行交通甚為不便，這樣的事原非一個鄉紳所能及，然而，梁維清卻將其視為己任，不僅捐出了自己辛苦攢下的錢財，還動員村民一同加入。後來他的努力竟然奏效了，村裡的人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最終把村裡的土路修成了石板路。此外，梁維清還略懂醫術，素日里喜歡給鄉親們診診脈、看看病，對此，他不僅不收錢，還會盡其所能為他們置辦藥材。這些點點滴滴自然讓陪伴左右的梁啟超耳濡目染。
後來，十二歲的梁啟超「應試學院」，並考取了秀才，年少有為的梁啟超被當時的廣東省學政大為讚賞。學政不吝讚美之詞，連連稱讚梁家教子有方，直呼梁啟超未來前途遠大。
的確，梁啟超後來的經歷證明了他的確不是燕雀之輩。梁啟超始終胸懷家國，愛祖國如同愛自己的母親，他的一生只致力於一件事情，那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參與其中，使陳舊的封建國家煥發出新的生機。
從師從康有為推動戊戌變法開始，梁啟超就將自己的生命同國家興亡聯繫在一起，因此，無論何時，他都懷揣著一腔為國奮鬥到底的熱血。熟悉梁啟超的人都知道，他從日本歸國以後定居天津，並給自己起了一個雅號，叫「飲冰室主人」，這裡的「飲冰」取自《莊子·人間世》中的一句話：「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為什麼梁啟超會給自己取這個雅號呢？這和他的愛國主義情結密不可分。早年為求共和，梁啟超險些陷入囹圄，不得不忍痛去國離鄉暫居日本，歸國之後，其內心的一片赤誠仍未減退。此時的梁啟超正處在國家內憂外患之際，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國家前途岌岌可危。可以想見，師從康有為、一身愛國情操的梁啟超，此時的內心會是何等焦灼。在他看來，這樣的焦急是內心發出的，故而稱之為「內熱」。「何以解熱？唯有『飲冰』。」梁啟超取此名寓意深刻。
這就是梁啟超從前輩那裡繼承而來的優良的家風，對此，他將其視為人生準則，並沿著愛國的軌跡安排著自己的人生。這份精神信仰在他開始為人父母、教養孩子的時候，便毫無保留地傳遞了下去。
他不僅身體力行地教授自己的孩子要培養「不惑」「不憂」「不懼」的君子德行，更重要的是把愛國主義的精神核心種進了孩子們的心裡。「畢業后回來替祖國服務，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責任」，這是梁啟超在1927年5月寫給海外的孩子們的信里提到的，類似的教導還有很多。正由於梁啟超的教誨，梁家的九個孩子中雖然有七個遠赴大洋彼岸求學深造，但無一例外最終選擇回國建功立業，梁氏家族幾代人的赤子之心拳拳可見。
如今的我們面對留學一事已經習以為常，便捷的途徑和寬鬆的環境讓很多家境較好的家庭可以選擇送孩子出國，有些人著實是為了培養孩子能力、拓寬孩子的視野，如此決定也在情理之中，但不乏少數家長以對祖國的褻瀆來勸孩子離開，這樣的做法實在令人難以認同，甚至有些可恥。遙想梁氏一門，在國家積貧積弱之時尚有如此情懷，如今國富民強有些人卻樂不思蜀，實在令人感慨。
在孩子們幼小時，梁啟超經常陪伴身邊，以言傳身教教會了他們根植於靈魂的信仰。後來孩子們各自旅居國外或是成家立業，梁啟超仍舊不忘以書信對他們諄諄教導，四百餘封家書從生活細節到內心情感，從家國天下到人生感悟，內容涵蓋廣泛而充實。家書遠隔重洋送到兒女們手中，無高傲的訓誡、無瑣碎的閑言，有的只是娓娓道來的口吻和耐心細緻的叮囑，此時的兒女們雖無法承歡膝下，但依舊可以聆聽到父親的教誨。
梁啟超對於國家和個人有著一番獨到的見解，在他的意識里，國家和民族的生命總是比個人要長遠，甚至會是永久的，每個人所做之事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見到成效，但不必因此顧慮而束縛自己的手腳，應該盡心儘力做好分內之事，其他事皆可不必去管。這樣的概念超脫、淡然，他用這樣的思想來教導孩子們，旨在讓他們淡泊功名，投身到愛國事業中，盡心儘力履行自己的職責。孩子們牢記父親的訓誡，把愛國主義印刻在靈魂中、融進了血脈里，指導著自己人生的選擇和方向。
建築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抗戰時期遷到四川，嚴酷的考驗和惡劣的環境使得他們夫妻的身體狀況極為糟糕，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軟骨硬化症，林徽因有嚴重的肺病，但他們仍舊沒有停下研究的腳步，不少外國的大學和科研機構試圖以優厚的條件聘請他們去國外工作，對此，他們回應道：「祖國正在危難中，我們不能離開她，哪怕是暫時的。」於是毅然決然地將這些邀請拒之門外。
梁啟超的小兒子、我國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對父親是這樣回憶的：我父親傳給我，或者我的基因裡頭最重要的是兩個字「愛國」，憂國憂民，我父親生前希望他子女裡面有人搞科學技術，後來我幹了科學技術。我們應該有志氣，要使中國強大起來，我們是干「兩彈」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強盛。
身為父親，梁啟超不僅給了孩子們生命的血脈，更給了他們崇高的品德和精神信仰，這一點的確與眾不同。
關於教育，梁啟超曾經發表過著名的《少年中國說》，其中一句「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盡顯梁啟超對中國少年以及少年教育的深刻認識。而文末的那句「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更讓人感受到他內心的澎湃和鼓舞人心的鬥志，即便是今天讀來，仍難掩內心的激動。
的確，教育一事重如泰山，然而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尤其是科舉八股，雖冠以「教」「育」之名，實則束縛了廣大讀書人的興趣和創造力，成了少年教育最大的敗筆。梁啟超雖啟蒙於此，但長大成人時恰逢思潮湧動之時，西學東漸之風日益濃重，加上他曾經去國遊歷，無論東洋或歐洲，皆收穫頗豐。因此，他本身的視野較之父輩則更加開放和包容，對子女的教育更是貫通中西、學無陳規，還出現了不少創舉。
趣味主義者的家庭教育
梁啟超初涉世事時便拜在康有為門下，學著如何追求真理、如何革新救國。戊戌年間，懷揣著革新夢的思想家們原本以為可以就此實現鴻鵠之志，但卻以失敗告終，被迫逃亡日本。
後來康有為竟擁護張勳復辟，一時間梁啟超與其分道揚鑣，出現了針鋒相對的一幕；再後來，袁世凱也打算復辟，並且花重金邀梁啟超同路，梁啟超斷然不從，袁便派人迫害，無奈之下，梁啟超只得再度逃亡。
幾經波折，梁啟超最初的政治信仰被慘不忍睹的現實粉碎殆盡。此後，對政界失望的梁啟超在演講、著述、書信中對此多有流露。比如在題為《無產階級與無業階級》的演說中，梁啟超就曾這樣說：「我近來極厭惡所謂什麼主義什麼主義，因為無論何種主義，一到了中國人手裡，都變成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犀利的話語直指時政之弊。
幾年後，在給孩子的書信中，他又說道：「現在所謂北伐，已完全停頓，參加他們軍隊，不外是參加他們火拚……自從黨軍發展之後，素質一天壞一天……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切蔥一般殺人，死了真報不出賬來。」的確，當時的政治新貴們登上政治舞台三五月不足，就有不少已是腰纏萬貫，政府所謂的廉潔已不堪一擊，對此，梁啟超認為女婿希哲在此時的政府底下做官員「真算得一種恥辱」。隨後，他還擔心孩子們想不開此事，於是特意囑咐他們如果一時無法抽身出來，則需暫時忍耐。
正是這樣的厭惡和不滿，使得梁啟超或多或少有了一絲「奈何明月照溝渠」的無奈和辛酸，但是梁啟超並沒有因此而輕視自己肩上的擔子，他的一腔熱血是為了振興國家和民族而上下求索。最終，他將精力轉至教育領域，提出了著名的「少年中國說」，希望通過教育之路為國家培養出真正的人才。
空談教育的人很多，實踐教育的人卻屈指可數。梁啟超雖然大談教育，但並非紙上談兵之輩，他把自己關於教育的理解、觀念的轉變和方式的革新全都用在了對自己孩子的培養上。梁家幾個孩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幾乎都是由身為父親的梁啟超親力親為的。從課程的設置到內容的選取，梁啟超都極為用心。以傳統儒學為思想基石的「梁氏教育」，加入了西學的成分，開創了獨特的教育模式。
關於幼兒時期的啟蒙教育，梁啟超曾說：「人生百年，立於幼學。」意思是說幼兒教育在人生中極為重要。在當時的封建倫理面前，每個準備長大成人的孩子都會在年幼時遭受極大的摧殘，一個是女孩子的纏足，一個是男孩子的科舉。只要經歷過這兩道「門」的人，最終都會變成封建禮教里「合格」的臣民。
然而，於國於民族而言，這卻是極大的破壞。在梁啟超著述的《論幼學》里，他對當時的教學方式提出了異議。他認為雖然四書五經里傳遞的道理為人間大道，但剛上私塾的孩子們年紀太小，這些道理對他們而言未免太過於高遠，並不容易接受，即使勉強接受了也無可施之義。
除此之外，梁啟超還在文中列出了幼兒教育的多處弊端，比如「其課學童也，不因勢以導，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後已」「未嘗識字，而即授之以經。未嘗辨訓，未嘗造句，而即強之為文」……由此可見，中國私塾里的先生們在教育孩子時並不看重知識的用途，而且只看重能否寫出符合科舉八股的文章來。也正因為如此，最終走進社會的所謂人才，「蓄積雖多，皆為棄材」，「專以記性強人者，其悟性亦必隨之而減」。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看下來，當時幼兒教育的問題一目了然。
同樣是在這篇文章里，梁啟超將他所知道的西方國家的教學優勢也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根據他的了解，西方國家的教學習慣是先教孩子們認字，再教孩子們領悟大道理；先教孩子們辨別常識，再進一步將他們往文史科學的方向引導。另外，西學注重悟性的培養，這點與中國的教育大為不同。他們對孩子的啟蒙大多廣而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不僅有文史、哲學之類的內容，還包含了音樂、美術、體育等藝術及體能方面的教育，歸納起來就是「可以略識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跡，其學足以為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閱歷，而即可以致富貴」，從最終的效果來看則是「用力少而蓄德多，數歲之功而畢世受其用也」。
對教育頗有見解的梁啟超對婦女是否受教育的問題十分重視。他認為，女人受封建禮教的束縛不能讀書識字的問題不僅影響了女人自身的發展，對於全民教育的普及、素質的提高都是極大的障礙。在中國將近四億的人口裡，有接近一半是婦女，她們中大多數人肩負起教養孩子的責任。但可悲的是，她們中真正受過教育的人寥寥無幾，絕大部分人只懂得幹活勞作，此種情況下想要寄希望於她們來開展得體的幼兒教育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孩子只能延遲接受教育，而且一接觸就是私塾里的八股文。
相比之下，西方國家裡超過半數的兒童早期教育都是由母親來完成的，比起老師，身為母親的她們更了解孩子的個性和喜好，更容易找到適合孩子們的教學方式，並將她們的學識最直接、最有效地傳遞給孩子們，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啟蒙，這一點十分重要。
正是因為這些因素的影響，梁啟超從第一個孩子梁思順的培養開始，便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當時梁啟超帶著夫人和孩子正客居日本，為了生計，梁啟超應邀編纂中學國文教科書，這一工作不僅讓他有機會和孩子朝夕相處，而且「無意中反使嫻兒獲大益」，因為女兒成了他的第一個讀者，也成了她編寫教材的好幫手。梁啟超陪同女兒一起認字、讀書、識禮數，並且以日記的形式詳細地記錄了他們父女在此過程中經歷的快樂和一同克服的困難。
從西學的經驗里，梁啟超在女兒的學習中加入了數理化方面的內容，對此，他專門請了家教輔導這些知識，並且索性在家裡設立了實驗室，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讓孩子在學習這些科普知識時如果遇到一些想不通、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自己動手解決問題，既加深了理解，又增加了趣味。
這些被提及的西方教育與我們今天的教育頗為相似，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科學與藝術教育相結合的課程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然而在當時卻並不被普遍接受，甚至因為無益於走上仕途而被認為「不正經」。
顯然，梁啟超並不這麼看。在他的眼中，這些知識不僅有利於素質的培養，而且是獲益終生之物，不可輕視。所以，他經常教導他的孩子們學習時除了要注重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還要多花點心思去學些音樂或美術，如此才能使學習豐富多彩，不至於枯燥。
梁啟超自詡是一個趣味主義者：「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裡頭所含一種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的僅有個零了。我以為凡人必須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若哭喪著臉挨過幾十年，那麼，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
所以，當梁啟超為孩子們制訂教學計劃時，趣味便成了首當其衝的要素之一。這裡所說的趣味與我們平素所理解的意思有些不同。他所謂的趣味，其性質必須具備「以趣味始、以趣味終」的特點，簡而言之，就是一件事情干下來，始終是有趣的，不生出與之相反的結果，謂之趣味。比如賭錢一事，雖有人認為它是有趣的，但賭錢的本質最終會讓參與其中的人鬧到很沒意思，或是家破或是人亡，著實沒有任何趣味可言，因此，梁啟超很排斥賭錢。而做學問就不同了，學問的趣味雖然冷暖自知，需要花點耐心慢慢地來，但是，它卻是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終」的，是可以長遠保持下去的，故而成為趣味。
梁啟超鼓勵孩子們將這樣的趣味融入學習里去，待在家中由他輔導是如此，孩子們離開自己獨自求學時同樣如此。他在寫給孩子們的書信里這個主題仍然多處可見。比如當年梁思成在美國學習建築時，梁啟超就曾經擔心他的課業由於過於專業而枯燥，進而導致他單調、乏味而不思進取，故而寫了一封家書給思成，裡面便提到了趣味的問題。
在梁啟超的觀念中，他自身的生活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因此能讓他保持長久的不厭倦。對於他而言，當在新的方向找到新的趣味的時候，就猶如旭日升天、新荷出水一樣，充滿了新生的動力和幹勁。雖然有人認為他這樣有泛濫的短處，但是，反過來看，讓他始終保持欣欣向榮的態度，也不失為一種有益的長處。對於梁思成，梁啟超還是了解的。梁思成對於學術的專註值得讚賞，但他有時會因為太過於專註的緣故，將自己的生活弄得十分單調，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就很容易對現下研究的學問產生厭倦，進而滋生很多不必要的苦惱，梁啟超將其視為墮落的根源。因此，他鼓勵梁思成多多培養自己的興趣，並且主動地去認識新的朋友，以此來保持自己源源不斷的興趣和學習熱情。
這就是梁啟超的趣味主義理論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教育新觀點。他用自己的一生實踐了這個「主義」，並且將其中的妙處傳遞給他的子女們，讓他們在博採眾長、豐富素養的同時，進一步提升了自己做學問的能力。梁氏家族裡這些「學霸」們能如此出眾地成為行業精英，與梁啟超的這一觀念不無關係。
雖然梁啟超對孩子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心，但是，他卻並不跋扈，相反，在很多問題的探討和選擇上，梁啟超選擇了和孩子們平起平坐的方式，給予他們充分的尊重和空間，找尋最適合他們自己的方向和領域，這是梁氏教育的又一特色。
給孩子最合適的環境
對於孩子，家長總希望他能在舒適、優越的環境里長大。然而，什麼樣的環境才算得上有利於孩子成長的環境呢？在梁啟超的答案里，「合適」兩字最為重要。
雖然梁啟超對孩子們事無巨細地照料著，但卻始終保持著一個寬鬆的治學態度和求知環境，從來不過分苛求，也從不強迫他們聽命於自己，而是習慣與孩子們溝通淡心、各抒己見。在梁啟超的安排下，孩子們接受了各式各樣知識的熏陶，慢慢地，他們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點，對各種專業也有了自己的偏好。在此基礎之上，梁啟超的循循善誘更讓孩子們很快找到了適合自己、同時也有益於國家和民族的專業領域，並一如既往地堅持下去。
更重要的是，在孩子們做出了適合自己的選擇之後，梁啟超從不否定批判，即使他們的選擇與梁啟超最初的想法或安排有些不同，但是，他也斷然不會責怪或者拋棄他們。恰恰相反，他始終保持著最高漲的熱情和強烈的認同感，去積極地、盡其所能地配合孩子們實現心中的理想，這是身為父親的梁啟超更為超脫的一面。
人生在世，社會屬性貫穿其中，因此，梁啟超為他們定下了一個大原則，那就是要想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人，首先要想著在社會上常常儘力，如此這般，才不愧梁啟超的疼愛與教誨。在這個大前提下告訴孩子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孩子們要學著尋一份專門的職業，以此來發揮自己在社會上的責任。
關於職業，梁啟超認為事業並無所謂大小一說，士大夫的事業是救濟天下，農夫的職責是治理好他所擁有的十畝田地，雖然兩個領域並無瓜葛，但是他們所做的成就卻都是一樣的。因此，只要所做的事情在自己的職責範圍之內，並且盡自己所能去完成，那麼無論是誰，都應視為「第一等的人物」，都可以稱為「天地間堂堂的一個人」。因此，他的孩子們在選擇專業時從來都不以熱門與否、收益豐厚與否為標準，而是以做學問的眼光去選擇，所以，梁氏家族的子女們所從事的專業大多是那些看似冷門、實則利國利民的專業，比如梁思成的建築、梁思永的考古學、梁思庄的圖書館學等。
說起梁思成選擇建築這一科，雖是受到林徽因的影響，但終究與其自身出色的美術天分密不可分，而這份天賦的開啟，與父親的「趣味論」不無關係。事實上，當初梁啟超鼓勵孩子們學習藝術教程的時候並沒有任何功利的打算和目的，僅僅是為了擴大孩子們的視野和眼界，做一個知識豐富的人。而梁思成在小小年紀便接觸的繪畫藝術，卻在不經意間為他日後成為出色的建築學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梁思成的繪畫水平極為出色，因此他常常為校刊畫插圖，而且還是學校的美術編輯。他的畫工極好，無論是筆直的線條還是蜿蜒的弧度，經他的畫筆一描繪總能畫出不一樣的風采，在老師和同學中頗有名氣。
關於這樣的說法確切與否我們暫不考究，或許這其中不乏後來人濃墨重彩的渲染，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梁思成對於繪畫這門藝術並不排斥，相反還十分喜歡。後來林徽因從歐洲回來，同梁思成講起了她打算學習建築的想法，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建築」這門課程。
林徽因告訴梁思成：「那是合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後來，喜歡繪畫的梁思成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建築學，並在這門專業上成了大家，如痴如醉地研究了一生，不僅開創了中國自古以來無將此作為一門藝術的先河，對我國古建築的研究和保護更是做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這或許就是梁啟超所謂的「以趣味始、以趣味終」的思想精髓吧。
對於梁思成學習建築這門學科，梁啟超並沒有干預，他只在方向上進行引導，對於孩子們具體的學習興趣持理解尊重的態度。試想一下，憑藉當時的聲望和社會交際，如果梁啟超想為孩子們謀一份體面的活，其實並不困難，但是，他卻放棄了用長輩的力量「掌舵」的大權，任憑孩子們去尋求一份心中的喜好，自己從旁支持鼓勵，進而成了孩子們最堅實的後盾。
後來梁思成打算放棄北京優厚的教學條件，轉而到全國各地去進行建築研究。梁啟超知道這將是一段艱辛而荊棘叢生的探險之旅，但是身為父親、身為導師，梁啟超並沒有把這樣的情緒傳染給他，而是一如既往地鼓勵他去完成這項偉大而艱巨的任務。這中間，但凡梁啟超動了惻隱之心，不惜兒女疲於奔命、辛苦勞作，決然不從或是百般阻撓，興許後來就成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大遺憾了。
這是思成的建築學，而對於思永的考古學，梁啟超也是十分支持的。一直以來，梁啟超對於史學的研究和探索都表現出了極為濃厚的興趣，他曾經這樣形容這門學問：「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甚至曾經想過要放棄身邊事物專註於此，但一直未能如願。
後來，思永長大成人了。在父親的影響下，思永對考古科學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加上他性格相對沉穩、淡然，因此十分適合做這門學問。梁啟超甚至想過思永學成歸來以後與自己一同研究史學，完成自己年少時的夢想。
但是，思永對於成為父親的幫手一事並不傾心，他的興趣在真正意義上的考古學上，希望能參與到最真實、最前沿的考古現場。這樣的決定自然會令梁啟超有些失望，畢竟研究中國史是他的趣味及學問所在，況且他所「做的中國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思永的暫不加入讓這一夢想只好擱淺。
然而，在兒子的事業和自己的興趣之間，梁啟超果斷地捨棄了後者，他放下了自己的喜好，全力以赴地幫助思永開闢自己的學術道路。梁啟超聽說山西西陰村遺址正在發掘，立即聯繫了當時的負責人李濟，並且說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李濟能給予梁思永一個實習的機會。而另一方面，梁啟超又積極鼓勵兒子去實現自己的興趣和想法，全力為他解除後顧之憂，他鼓勵思永說：「得有實習機會，盤費食住費等等都算不了什麼大問題，家裡景況，對於這一點點錢還擔任得起也。」
後來，思永憑藉《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一文，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此後，梁啟超聽說有一大批歐洲的考古學家要去新疆考察，對於思永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於是梁啟超又開始自籌經費支持思永去參加這項考察，並且對思永說：「你這回去能夠有大發現固屬莫大之幸，即不然，跟著歐洲著名學者作一度冒險吃苦的旅行，學得許多科學的研究方法，也是於終身學問大有益的。」
儘管後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去成，但是，梁啟超對孩子們的支持之心、鼓勵之情卻清晰可見。
而他的女兒梁思庄選擇自己專業時，也有自己的故事。對於思庄，梁啟超同樣有著自己的希望——「我很想你以生物學為主科」，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它是自然科學當中當時最為進步的，而且它是哲學這些社會學主要的基礎，加上生物學是「極有趣而不須粗重的工作」，對於女孩子來講十分適合，學成回來以後我國地大物博，物種也算繁多，思庄可以隨意採集試驗，屆時也容易有新的發現。
顯然，梁啟超認為生物科學大有前景，並且告訴思庄，當時極少有人學習這門科學，女孩子更是寥寥無幾，如果能藉此機會成為「先登者」是再好不過了。
雖然他希望女兒接受這樣一番建議，但是字裡行間卻並未見有發號施令的嚴苛或是苦口婆心的規勸，更多的是用簡潔明了的字眼將自己的想法悉數闡明。一番論述后，梁啟超於文後附上了一句：「你自己若覺得性情還近，那麼就選它，還選一兩樣和它有密切聯絡的學科以為輔。」從頭至尾都是一副商量討論的姿態，既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又給了孩子充分的選擇和考慮的空間，不失得體和諧。
儘管梁啟超因為不想讓這個家族全盤「美國化」而建議女兒學好法語去歐洲留學，但梁思庄最後並沒有聽從父親的建議，而是堅持自己的文學愛好，遠赴美國攻讀文學，後轉學圖書館學，這才有了一位著名的圖書館學家。
以上所說的，都是「做學問」的事情。在梁啟超的幾個子女當中，鮮有孩子對政治感興趣，唯獨思忠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興緻。但他的這一選擇卻讓梁啟超的內心十分憂慮，思忠所熱衷的政治軍事是具有危險性的，加上當時中國的現狀，從事這種職業極容易迷失。但既然孩子有志於此，梁啟超還是持支持的態度，只是在教育方式上頗費心力。
梁啟超在給思順的信里表達了自己在對思忠教育問題上遇到的難處。從本質上來講，思忠有如此這般抱負和志氣是男兒熱血所致，梁啟超並不願意以高壓政策來束縛他，但他畢竟年幼，世事經歷得也少，因此這其中的利害關係需要當父親的慢慢解釋清楚。所以，這種解釋方法十分為難，一方面不能以粗暴的方式打斷他的勇氣；另一方面又要打起十二分精神關注著，生怕他走錯了路。一封家書竟是梁啟超的牽挂和擔憂，一顆慈父之心躍然紙上，實在令人感動。
從梁啟超齊家育子的經驗，反思我們現在的父母，的確難以做到如此從容。每一個父母都有一份上天賦予的神聖的使命，那就是照顧好自己的孩子，直到他們長大成人。這本是人間一件偉大之事，但是，父母有時候並不能很好地把握這個度。他們經常過分地誇大自己的使命和責任，進而以此為理由和借口干涉孩子選擇的權利。
比方說，在報考大學的時候，其實很多父母都喜歡以自己的喜好來為孩子定奪專業和學校，只有極少數人會真正去聆聽孩子內心的聲音，聽聽他們想要學習什麼專業、接受哪方面的知識。對此很多父母都會以孩子尚未步入社會、缺乏辨識能力為由，武斷地替他們做主，但其實真的很難說是孩子們缺乏判斷，還是父母過分地攬起責任反而斬斷了他們自立的羽翼。
其實，父母不妨學學梁啟超，轉變一下自己的角色，給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和足夠的空間。有時充當一個聆聽者或是扮演一個配角，比做一個獨裁者更能貼近孩子的內心，更能了解孩子們真實的想法。畢竟，孩子總會有長大的一天，不可能總是生活在你的臂膀下，父母要做的不是取代他們的翅膀，抱在懷裡帶他們去向遠方，而是要幫助他們早日成長、學會獨立地翱翔在藍天，而這也正是梁啟超教子有方的高明之處。
讓點滴之處充滿濃濃的愛意
很多人關注梁啟超家教的時候，由於受到幾個孩子學術成就的影響，不免會先入為主地認為他對孩子們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學習能力的訓練和培養上。然而，這樣的想法並不完整。的確，對於幾個孩子的學業，梁啟超耗費了不少精力，加上他本身在學術方面頗有建樹，故而將畢生所見所學融匯其中，使得孩子們從中收穫頗豐。
然而，這並不是梁啟超教育的全貌，他對於孩子們深深的疼愛充滿了孩子們的記憶，每每說起，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溫暖，用梁啟超自己的話說就是：「爹爹是富於感情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
梁啟超一生著述頗豐，除了大量的長篇論述之外，有將近十分之一的內容是他與孩子們之間交流的家書。家書內容豐富，幾乎涵蓋了幾個子女的學習、生活、事業和人生。在當時聯繫十分不方便的情況下，這些書信便是父親和孩子們之間保持溝通的橋樑，猶如系在風箏上的絲線，即使孩子們飄得再高再遠，家書都把他們連在父親的心裡，牽著他們之間無限的惦念。
梁啟超的家書讀起來十分有趣，正經起來能讓讀的人跟著緊張，玩笑起來能讓看的人跟著歡愉，時而侃侃而談，時而撒嬌依賴，時而針砭時弊，時而記掛萬千，每一封家書都飽含著濃濃的愛意，而孩子們也在從中得到很多啟示和支持。
比方說當年思庄最初留學海外時，遇上了英文不及格的問題。對此，梁思庄正處年輕氣盛之時，感覺十分不愉快，甚至有些氣餒。梁啟超一封書信勸導道：「絕不要緊，萬不可以此自餒。學問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會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將來計算總成績不在區區一時一事也。」
當思順和希哲生計前途堪憂時，梁啟超一面動用自己的人脈和能力為他們找尋出路；另一方面還不忘鴻雁往來，安慰教導。梁啟超告訴思順，過分的著急是不對的，任何事情只要著急愁悶無濟於事，便不值得再去為它耗費心神。這是梁啟超開導苦悶中的思順的第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他鼓勵思順，告訴她這種困境正好是她磨鍊身心的好機會，雖然她從小跟著父母受了些苦，但是年紀太小全然不懂，如今的經歷在人生當中並不容易遇到，思順應該換個角度感謝上帝「玉成的厚意」，將其作為成長的好機會。
父親的話讓思順得到了極大的寬慰，尤其是開導她將困難視為磨鍊身心的好機會，更是給了思順莫大的鼓勵，讓她重新鼓起了面對困境的勇氣。
對於孩子們的婚姻，梁啟超也是忙前忙后地操持著，尤其是思順夫婦和思成夫婦這兩對伉儷，都是梁啟超傾力玉成的。對此，他像極了一個農夫，那份喜悅無異於忙碌了一年之後換來滿滿收穫的心情。相對於當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婚戀模式，梁啟超為孩子們的婚姻開創了自己的模式。由他自己留心觀察一個人，然後給孩子們相互介紹認識，接著便由著孩子們自己去接觸和相處，最終的決定權也放在孩子們手上，這種糅合了中西方優點的婚戀模式是梁啟超「理想的婚姻制度」。事實證明，他的這種方法的確讓孩子們找到了志同道合同時也讓長輩放心的對象。比如梁思順和周希哲、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啟超希望自己能把這樣的模式推廣到每個孩子身上，畢竟在他的意識里，這是父母對孩子最後的責任。但畢竟年事已高，客觀條件也不允許，故而未能如願，但是他身為父親的責任意識卻從未有一刻懈怠過。的確，父母對於兒女的責任無非是學習、立業、婚姻這幾樣。但是，梁啟超卻耗費了畢生的精力去經營這些孩子們的未來，如此盡心儘力實屬難得，也確為梁氏子女之福氣。
梁啟超注重孩子們求學進取的進展，但對身體健康更為關注。他經常寫信詢問道：「思成身子究竟怎麼樣？思順細細看察，和我說真實話。」後來思成身子稍有好轉，他又再次去信囑咐道：「思成體子復元，聽見異常高興，但食用如此儉薄，全無滋養料，如何要得。我決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數次寄去。」對於思順，梁啟超也同樣叮囑她要注意身體、刻苦用功之暇照顧好自己：「功課迫則不妨減少，多停數日亦無傷。要之，吾兒萬不可病，汝再病則吾之焦灼不可狀矣。」顯然，在孩子們面前，梁啟超對自己角色的定位很清晰，先是父親——關注孩子健康成長，而後才是導師——注重孩子學業成績。
除此之外，梁啟超家書的字裡行間有時還會洋溢出家裡溫馨幸福的模樣。比如他寫信告訴思順，雖然思成和思永在國恥日那天受了傷，但好了不少以後，他們的樣子開始令人捧腹：「思永最不能吃東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氣他。思成腿不能動，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氣他。」多麼有趣的場景，父親看到兩個孩子玩耍的模樣十分喜歡不算，竟還想到把它記錄下來告訴給遠在海外的女兒，實在是其樂融融。
還有一次思順寄來了一封信，告訴父親她無蔬菜可吃，不承想，竟被思達他們玩笑了一番，對此，梁啟超不但不反感，還在信中說：「初次接到你信說沒有蔬菜吃，他們曾每人畫一幅——蘿蔔白菜之類，說送給你們到底寄去沒有。」玩笑間趣味多多，一家人親昵無間可見一斑。
有時梁啟超還會在信里講起笑話來，說是笑話但卻是他日常生活的點滴志趣。那次，梁啟超聽人說附近約十里的地方有一處釣魚之地甚好，於是回去講給孩子們聽，打算尋一日風和日麗，帶孩子們一同去垂釣。孩子們聽完便興奮不已，第二天便嚷嚷著要去。但天色並不是很好，因此梁啟超有些沉吟。不過見孩子們都一一預備齊全了，為了不掃孩子們的興，便只好答應同去。不料，還沒到目的地，天公不作美，開始下起小雨來，儘管他們硬著頭皮喊出「斜風細雨不須歸」的口號，但卻沒有因此而躲過傾盆大雨，「七個人在七個驢子上，連著七個驢夫，三七二十一件動物，都變成落湯雞」。多麼真切的生活，與孩子們之間的互動讓梁啟超的生活充滿了樂趣。
除此之外，梁啟超還會向孩子們講起各位親戚朋友、叔叔阿姨們新近發生的事情。
偶爾，他也會像個孩子一樣充滿好奇，向孩子們問東問西，並央求著加入其中。比如有一年思順全家前往日本，從信中得知此事的梁啟超開始仔細地詢問起來：「在日本看過什麼地方？尋著你們舊遊痕迹沒有？在船上有什麼好玩（小斐兒曾唱歌否）？我盼望你們用日記體寫出，詳細寄我（能出一份《特國周報》臨時增刊尤妙）。」信末的落款多樣，「飲冰」「爹爹」「老白鼻」「耶告」等；時不時還會隨信附上一些小東西，像演稿十來張、三張好玩的小照，或是《聖教序》一本、《從軍日記》一篇……
某次，梁啟超將新得的緞子寄給了海外的幾個女兒，物未出境已安排妥當：「有摹本緞兩段，乃賞汝兩妹者，人各一套。……其外國緞一段則賞汝者也。」衣服漂洋過海去到大洋彼岸，雖無法親眼看著孩子們穿著在身，但身為父親卻渴望見著這一幕，於是他在信中特彆強調：「汝三人將所賞衣服穿起照一像寄我。」就如同一個小孩子一般充滿期待。
總之，雖遠隔萬水千山但梁啟超卻依舊如同兒女們承歡膝下相待之，可以想到，收到這些文字和小物件的思順們心中必然覺出父親的可愛之處，一股暖流油然而生。
身為鴻儒大家，梁啟超肩負著家國大義，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得他的言行須得規範，但以他的個性以及貫穿始終的「趣味主義」理念，這樣的身份並不使他終日束縛於正襟危坐，反之，他從來不吝嗇向孩子們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
有次思庄寫了封信寄給二叔，但沒有寄給梁啟超，於是他便在接下來的家書中向思順特意詢問道：「問思庄何故寫信與二叔而不與我。豈至今尚未得閑耶？」寥寥幾字，頗有吃醋的嫌疑，但卻是真情流露。
還有一次，陳伯嚴到梁啟超家中吃酒，二十五年未見的老友相互傾吐一番后，不知談及何事，也不知聊至何景，梁啟超竟越發思念起女兒來。思念之情無處表達，便「拿一張紙寫滿了『我想我的思順』『思順回來看我』等話」，愛女之心、念女之情實在令人感動。
1928年，得知女兒將回國時，他更是難掩滿心歡喜。梁啟超對女兒的思念從未間斷過，平日里想著也許並未強烈到讓他輾轉反側，但一旦有了病痛，對女兒的思念便變得十分厲害，成了他緩解病痛的寄託。他時常會想，如果女兒此時待在他身邊的話，「向她撒一撒苦痛便減少許多」。此時的他對於女兒越來越臨近的歸來更加急切，想到她回來以後的新生活，更是眉飛色舞起來。
然而，就在他滿心期待地嚮往即將來臨的團圓時，病魔卻無情地將他帶離了這個世界，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梁啟超的家書多與海外求學的子女們相關，最多的是與思順的往來。對於尚在家中求學的孩子，梁啟超也安排得極為妥當，由於時局動蕩，綜合考慮之下樑啟超把年紀尚小的思寧、思禮等留於家中，專門請了一位通曉國文的先生教授他們。
謝國楨在家中教授時，梁啟超經常饒有興緻地加入其中，旁徵博引、高談闊論，時而與先生一起為孩子們講學，時而又與他們共同探討學習，寓教於樂、教學相長之中寄託著慈父一片關切之情。
教育一事神奇得很，它既可以高遠至雲天之外，憑藉主義精神便可指導人生，又可以如涓涓細流緩緩流淌，潤物於無聲滋潤心田感化靈魂。梁啟超所開創的家教，厲害之處就在於他能將這兩面既富有創造性又不生硬地糅合在一起。而我們現在的父母往往容易偏向一方，要麼過分地強調理想主義，導致溺愛之災；要麼過分地強調現實主義，扼殺了孩子的創造性和想象力。對此，梁啟超給現在的父母們樹立了極好的榜樣，如果能照著學習一二，相信對於家風家教都是有禆益的。
梁啟超先生雖然已經逝去，但他開創了西學中用的教育先河，並打破了當時時興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迂腐理論，用大智慧和大愛去培養他的孩子們。由此產生的培養思想和教育理念流傳了下來，時至今日仍舊熠熠生輝。而這，也正是梁氏家族在為社會培養出人才之外所創造的又一筆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