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人是失敗的

我不常回父母家，和他們日漸生疏。多年來，若想要和親戚們接觸，大體要通過父母，因此，我和親戚們幾乎不存在日常接觸，更加生疏。我幾乎要忘了他們的存在。當然我不會忘記。

去年四月初，單位內部做了顛覆式的人員調整。這是一個漫長鬥爭過程的最終定論，一系列運動和運作的最後爆發。我成為被調整的對象，從原本有望進入領導層的骨幹被調整為一個名存實亡的副主任。所在的部門只有四個人，已有一個主任、一個副主任，如今別人私下稱我為「副副主任」，非常兒童化的語言。結果出來當天，我借口出差，和妻子交代幾句，開車回到郊區的父母家。

我打算在鄉下住一晚。這裡有幾近虛無的安靜和不摻雜任何色彩的漆黑。讀書的那些年，我就是在這樣的鄉村夜間看書做作業，進而開始寫小說的，度過了無數個對這個世界充滿野心、形式上卻與世隔絕的夜晚。當時老家還沒有拆遷，我寫作業和寫作的場所，是偌大的廚房，當時的廚房極其壯觀，前後兩間，前面是吃飯的所在，碗櫥、水缸和飯桌佔據了主要的空間，後面一間一分為二，一半是幾平方米的柴草間，另一半就是我待的地方，小桌子小凳子，一堆書，還有偷偷抽的煙。

我到家時，父母不在。我從來沒有父母家的鑰匙，這大概也是我與他們關係的縮影之一。我是客人，進門要提前知會。我給父親打電話，父親略帶責備地說：「你回來也不打一聲招呼，我們正在蕪湖喝喜酒，你自己看著辦了吧！」我們並沒有外地的親戚，所有親戚都在南京，都在這個郊縣，都在這個鄉，從小到大我沒有過長途跋涉和穿越時空的經歷，這大概造就了我的局限與狹隘。他們去蕪湖喝喜酒，想來是作為本地出嫁女子的親友團過去的。我坐在車裡抽煙，想著接下來怎麼辦。

我停車的地方是父母家樓下，拆遷后建造起來的小區，這個小區給人無邊無際的感覺，更給人不斷生長的感覺，不管是外在的擴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還是內部的生長。原來純正的鄉村已經不在了，但這個城市格局的小區，所謂「新農村」，以最快的速度顯露出鄉村的一面，人們紛紛在空地上種菜，在樓梯口架起煤爐，在地下室安置孤寡老人，在綠化帶里養殖家禽，在六七點鐘偃旗息鼓，讓安靜成為此處的主人，四處遊盪，無處不在。當時是下午六點半，西天外漸漸由湛藍變成蒼白，由蒼白變成灰暗，由灰暗向漆黑進發。我想，既然已經和老婆說了出差，那就去鎮上找一家小旅館住下來，我也確實需要至少一個晚上的時間梳理一下頭緒。我可以不清楚自己何以被邊緣化，但必須針對現在的處境做出對策，寫明一二三四個步驟。看來，我還是企圖改變現狀的，不管是正面出擊（也就是迅速而無恥地拍當權者的馬屁）還是另闢蹊徑，做一個不敢抬頭的野心家，或者擺出罵罵咧咧憤世嫉俗的樣子。

一個人敲我的車窗，我搖下玻璃，看到是大伯父，正對著我笑。大伯父在我的記憶里始終是四十歲不到的樣子，那時我剛有了人類與世界的感念，認識了他，他也處在綻放的壯年歲月。近距離看我才愕然發現他已經是一個老人了，儘管神情和輪廓絲毫未變，但我對他的感覺從陌生變成更加陌生。我跳下車，和大伯父一起抽煙，告訴他我臨時出差回來，路過父母家，結果他們不在。大伯父對我表示同情。經過一番來來回回，大伯父坐進車裡給我指路，我們去他家吃飯。飯後是否住下來，到時再說。大伯父所在的村莊在村民的千呼萬喚中最近拆遷了，他們搬進了這個小區，不過他們安頓好僅僅是兩個月前的事，父母也只去過一次。

六點多鐘的小區里塞滿了進進出出的小生意人、下班的人、散步的人、撒野的小孩、閑逛的狗和沒有人家的野貓，偶爾還有幾隻雞、鴨、鵝在晃悠，一些曬在地上的穀物和乾貨，一些在風中飄動的艷麗的內衣褲，一些春節時貼上去如今殘破不堪的春聯門神。很難走，一公里不到的距離，開車花了近二十分鐘才到。不過停車方便是這個小區的一大優勢，空地很多。我停好車，折回來，從後備箱里拿了一瓶酒，再折回來，又拿了兩瓶。大伯父一直說「不要客氣家裡有酒」，但他明顯帶著意外收穫的喜悅，還伸著脖子看看我拿了什麼酒。他好酒，終生不渝。

我對大伯父說：「二十年的賴茅，五十三度，很不錯。」大伯父張大嘴笑了笑，對這個酒他大概不了解，隨後他又嚴肅地對我說：「你別怪我們做長輩的教育你們，像你現在混得也不錯了，有什麼不好的酒就送給我們喝喝，你大伯父什麼都不好就是好酒，也不要什麼好酒，有酒就好過，你看你，平時也不回來，逢年過節的也見不到人……」我跟在他後面，踩著他的絮絮叨叨聲朝五樓爬。「混得不錯」，這幾個字眼真讓人苦澀，不在於我混得好或者差，而在於大家都認為你需要混。這是源自血液的觀念。

我完全沒有拜訪大伯父家的打算，但真的遇到他，我也能應付。讓我不能應付的是在大伯父家裡的所見，在充滿「世界夢想」「偉大復興」等字眼的今天，難得看到這麼寡淡空無的家，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分到的是九十平方米的安置房，不算大，但幾乎不能更少的傢具和蒼白的水泥地面讓這裡顯得很大、很冷、很荒涼。這個四月的夜晚，我因為在大伯父家的客廳里而感到寒氣逼人。大伯母看到我一陣驚喜，然後就忙著把各種菜往飯桌上端。我看了看那些菜，感覺既有昨天的，也有上個月的，可能還有去年的。我不知道大伯父家的飲食習慣，但能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端出這麼多菜，看上去又這麼誘人，實屬難得。大伯父讓我坐一下，他還要再炒兩個蔬菜。我也不推辭，在房間里隨便轉轉。

這是一套三室一廳，三個房間，一個是大伯父他們的，一個堆滿了雜物，一個虛掩著門，我知道這是堂姐的，但還是問大伯母，「這是小璐的房間吧？」大伯母連聲回答「是」，我在她的聲音沒散去之前順手推開了堂姐的房門，裡面收拾得很乾凈，一張小小的單人床會讓人誤以為堂姐還未嫁，一個碩大的笨重的等離子電視機佔據了大片空間，幾乎就是一堵牆了，這電視應該是她結婚時購買的，它的體積卻不是性能非常適合結婚這種喜慶的事。看來，離婚後電視機留給她了。窗檯下有一把古箏，我覺得挺意外，扭頭問大伯母：「小璐學古箏啊？」大伯母說：「本來是想買給羅曉天學的，後來她自己學了。離婚後有段時間她特別想不開，聽別人說彈琴能好一點兒，她就學了，學得還不錯。」我心想，這哪跟哪，堂姐怎麼在現實挫折面前反而抒情矯情起來。大伯父在炒菜的間隙里聽到我們的話，怒吼一句：「學這個有屁用！」他又跳躍性地補充一句，「一個月才見一次羅曉天，還不給見，總是推三阻四，打打鬧鬧也沒用」。我趕緊問他：「小璐晚上回來嗎？」「六點下班，路遠，七點左右到家，現在應該到鎮上了。」

我想走進小璐的房間去看看，坐在床上休息一下，這在二十年前我們兩小無猜時再平常不過，我和小璐還有其他兄弟姐妹們一起睡過好幾個晚上，每次都是毆鬥到實在累了才睡死過去，而打鬧時完全不顧男女之別，身上不存在隱私部位。現在不同，怎麼能走進一個離異婦女的卧室呢？我回到客廳坐下，客廳沒有沙發電視那種格局，僅僅是大小不等的四把椅子面對著電視，中間是一個風格迥異的後現代茶几。我又抽煙，對大伯父喊著：「不要太費事了，隨便吃點就可以。」大伯父喊道：「沒事，小璐還沒回來，等她回來一起吃。」他甚至哼起了小曲，不知道是想起了當年兒子學業有成、女兒含苞待放的幸福時光，還是為了中和一下剛才的憤怒。我覺得，他還是在為接下來的喝酒做盛大的鋪墊，我偷偷樂了一下。

大伯父把兩道菜端上桌子，把它們放在正中央，一道是小青菜炒青茄子，一道是山芋苗炒蠶豆，材料雖然常見，但如此搭配很少見，顯得很私密，在一片慘淡的老年夫婦的日常生活里又充滿了小資意味。兩道菜被放在桌子中間，容光煥發，周圍黑乎乎的七八道菜越發顯得低調和謙卑，像單位里不得志不得勢的老資格或後輩高手們。我對大伯父說：「這個小青菜炒青茄子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大伯父咧嘴一笑說：「你大伯父做了四十年廚師，侄子到我的新家來喝酒，我要露幾手。你沒提前說，不然你第一次見到的菜更多。」我說：「喝了酒我晚上就不回去了，不能開車。」「那就住我這裡。」大伯父斬釘截鐵地說。我回頭看看大伯母，她已經在默默地收拾那間被當作儲藏室的房間了。那裡有一張現成的床，床上原本堆滿了生活雜物和各色食物，只要把它們挪開就可以。我一時不知道怎麼表態，看著眼前的菜和被酒泡過多年的大伯父，我想喝酒了。

堂姐這個時候推門進來了。看到我她吃驚不已，語無倫次地感嘆了幾句，接著還是感嘆，再感嘆。但我們都沒有認真地看著對方，不敢，除了因為大家已是成年男女，更因為陌生。多年不見了，我之於她大概只是一個符號，她只能從其他人的談論中知道關於我的簡單描述，這類描述可以用在千百萬人身上。我對她也陌生，對我而言，她最讓我覺得陌生的是失敗的婚姻和慘烈的離婚過程。比這些更麻煩的是她不能按時按點見到自己的兒子，以及一個離異婦女的婚嫁問題。她似乎只能嫁給外地來本地謀生的窮苦人、本地上了年紀或身有殘疾的人，再或者是同樣離異的人了，這是慣例。她有這些問題，我大概不能和她好好聊這些，這讓我們很陌生。我還是喝酒吧！

大伯父準備用一次性紙杯，我趕緊制止，連聲說「玻璃杯玻璃杯」，他不耐煩地說：「你們就是講究，有什麼關係。」我有點兒無奈，衝堂姐使眼色，她飛快地拿起杯子站起來，回來時換上了玻璃杯，沖我咧嘴笑笑。她笑起來的表情和大伯父高度相似，但是我不知道是因為辛酸往事還是茫然的現實讓堂姐看上去非常動人，我再一次不敢看她。她突然說：「我也喝一點兒吧！」在大伯父一連串的嘟嘟囔囔聲中她給自己倒了一點點。我又偷著笑了一下，大伯父顯然是心疼酒，而不是心疼女兒，小璐喝點兒酒不需要誰心疼。我趁熱趕緊吃了幾口蔬菜，好吃，此外沒有其他感覺。

我沒有觸景生情，記憶早就在提醒我，早十多年前，我讀初中時，經常到鎮上的大伯父家吃飯。當時的初中在鎮子外圍，我們則每天帶米和菜，上午放到食堂蒸，中午時去尋找，找到自己的，拿出來吃。很多次，飯不熟，或者過爛，菜也常常灑了，甚至，飯盒不見了。當時我常常去火車站旁邊的大伯父家吃飯，他們是否樂意，我眼下真無法判斷，但是當時的大伯父一家，兒子讀高中，成績優異，堪稱本地典範，放在古代，屬於一定會高中舉人衣錦還鄉的角色；女兒，也就是小璐，雖然成績一般般，無從談起，但開始顯山露水，出落得讓人怦然心動。當時的大伯父一家正在被色彩絢麗的幸福未來強烈感染著，應該不會在乎我去吃飯。

喝酒的過程比較單調，我感覺調整的時間夠了，就端起酒杯沖大伯父晃晃，含混不清地說一句，干一口。大家喝一口，然後吃菜，其間會互相問答。他們有很多問題要問我，因為如果堂哥還在世，大體上和我如今類似，落腳城市，在某個貌似不差的單位，紮根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某些方面，會相對不錯，某些方面則很弱，需要兩代人、三代人去體會去攻克。大致如此。大伯父對我的現狀非常關注，大概是希望從我身上窺見堂哥的出息有多大，生活如何過，是否幸福。

我則不希望他們問我太多，尤其是我在對現在的單位以及幕後的人治充滿質疑的時刻。我使勁問他們問題，但是鑒於大伯父在喪子之痛之後又遭遇到女兒離異、外孫被判給男方，我不能問得太直截了當。我只能問：「小璐現在工作怎麼樣？」大伯父回答道：「還不錯。」小璐補充說：「離家太遠了，每天花在路上要兩個小時，而且還不是正式工。」小璐在一家電信營業點上班，更多的信息我也沒問。我又問：「大伯父你現在身體還不錯吧？」大伯父說：「還能喝酒，一天兩頓。」小璐補充說：「不能再喝了，每次喝多都要好久才能恢復過來，整個人像痴獃了一樣，我真擔心你老年痴獃。」大伯父聞言瞪著小璐，他其實想說，「你管管你自己吧，怎麼嫁出去」。但他沒說，我們都知道。小璐也不會主動提及。

一頓酒，他們問了我百十個問題，我一一作答，除了當什麼幹部拿多少錢這種直截了當的問題外，他們都問了。而我也攢下了若干問題沒有問他們。這些沒有問出口的問題，隨著其他的問題而越發成為問題，更加讓我好奇。雖然其中的一部分，答案昭然若揭，但不聽到他們直接說出來，我還是存疑。「小璐為何離婚」「現在打算怎麼辦」「有沒有中意的人家」「兒子怎麼辦」「收入怎麼樣」……這些問題不算多麼尖銳，但是因為小璐本人在場，我沒辦法問出口。或者說，因為大伯父在場，我沒辦法問小璐。我堅信，如果我和小璐單獨聊這些事，她無論與我有多少年沒有聯繫，多麼趨向陌生，還是會說的。

大伯母猶如隱形人，我們開始喝酒時，她來來去去，端菜拿碗遞餐巾，後來又不見了，猶如一道陰影被陽光刺穿消散；後來她冷不丁地又出現了，問我們這個是否需要熱一下，那個是不是不夠。大伯父不耐煩地說沒事，你忙你的。我問過幾次大伯母為什麼不一起吃飯，大伯父都是含糊過去，大伯母也很靦腆地解釋說不急你們先吃。她如此解釋了一輩子，現在更加自然。我沒堅持，我不是到大伯父家來扭轉他們的格局的，只是吃飯喝酒。後來，大伯母坐到桌子邊上，大伯父不斷地給她夾菜，但是大伯母很快又不見了。她猶如一隻漆黑的貓在家裡遊走，不在乎得失與位置，別人如何實際上已經與她沒有關係。

自從堂哥去世后，大伯母在原本沉默木訥的基礎上顯得更加脫離實際。堂哥病危的那幾年，我看到過大伯母號啕大哭，看到過她一瞬間淚如雨下，看到過她像瘋了一樣奮力幹活，也看到過她像嬰兒一樣癱軟在自己的弟弟妹妹懷裡。後來堂哥去世，我既沒有第一時間到現場，也沒參加葬禮，跳過了整個環節，再見到大伯母時，堂姐已經結婚了，我看到的景象是大伯母對女婿讚不絕口，說任何話都會扯到心愛的女婿身上。這大概是最為無奈的對堂哥去世的彌補了，雖然內心深處大伯母疼痛難忍，但是女婿的前後張羅、神頭鬼臉還是讓她感到欣慰。好景不長的是，女婿有了外遇，小家庭有了矛盾，女婿屢教不改，小璐堅持離婚，女婿一家打打鬧鬧，離婚一事周圍人人皆知，最後還是離婚了——可能也不得不離了。寶貝外孫被判給了男方。作為常見的處事方法，男方對大伯父一家採取了不讓見外孫的報復手段。這是常見的處理方法，我們所看到的影視作品里那種離婚之後相安無事，孩子在父母之間遊刃有餘的情形完全沒有發生。我感覺，大伯母從那之後幾乎沒有說過多餘的話，她的生活和語言簡約到了極致。但她愁苦的表情散發出一種讓周圍人都膽寒的氣息。這也是大伯母給我最初的印象。那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事。那時的大伯母，為未來揪心，戰戰兢兢，現在她是為過去心痛，接二連三的致命打擊恰恰映襯出美好生活的曇花一現，短暫的快樂時光產生的近乎虛幻的幸福在一天天老去冰冷的大伯母身上尤其顯得殘忍。

或者說，大伯母還是在為未來憂心忡忡，她老了，未來被壓縮在隨便某一個清晨或者黃昏。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但她在任何方面都不是老大的架勢，除了辛酸痛苦。

我們說了很多往事，交代了當前的很多事。但是我們的每一句話都透露出陌生，見外。大伯父一直說「不要客氣」，小璐一直說「不要客氣」，我也沒有客氣，但是話說不到一起。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喝完酒，我站起來隨便走走，大伯母說：「房間收拾好了。」我看了看那個突然之間被收拾一新的房間，尤其是收拾得喜慶無比的床，有了一種想要離開的衝動。我懷疑床上的被單被套都是堂哥當年使用過的，他們捨不得扔，如今拿了出來；我更懷疑他們把我當作堂哥，如今，兒子回家，破天荒地要留宿一晚，於是好酒好飯好床招待。我幾乎要哭出來。

大伯父對我說：「喝茶。」我坐回吃飯的位置，面前已經擺好了一杯濃茶。酒後喝茶其實是大忌，但我們就是如此這般地過來了，印象中此地的人多少年來都是如此。我自己平時酒後也喜歡喝茶，這樣對胃非常不好，但是忍不住茶葉的誘惑，尤其是在一些枯燥無味但是酒喝得不少的飯局之後。我們喝茶，抽煙，中途我起身從包里拿出兩包中華煙。幾年前，我就開始習慣在包里永久性地準備一些散裝的煙和一筆錢，以備突然情況。比如接到某個好朋友的電話說是遇到車禍或者遭遇麻煩之類。今天也算是突然情況，是自己出了狀況，我失去了在單位原有的那些小小的權力，失去了繼續升遷的希望和人模狗樣的資本，流落到大伯父家。

我和大伯父幾乎是面對面沉默著。電視里傳來源源不斷的廣告和澎湃的廣告語，「讓勇敢充滿自己」「大師之作，價值典範」「媽媽再也不用擔心我的學習了」「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侖蘇」「巴黎歐萊雅，你值得擁有」「一天兩塊五，上山打老虎」……我不知道大伯父每天面對廣告時作何感想，現在，我覺得所有的廣告都是在以虛假的氣勢鄙視乃至羞辱真實的日常生活，它的德行如同那種進城后的人們在鄙視同根同源的農村人。我努力問大伯父一些問題，既讓他有話可說，也讓他不至於難受。談到福利時，大伯父比較高興，和我列舉學校最近一兩年給他們發的各式各樣的福利，橄欖油、圍巾、被套、購物卡，等等。我確定他不是在暗示我什麼，他只是真心地為一些工資之外的所得而高興，好比這些是撿到的便宜，在喪失了堂哥這一人生的最大希望之後，大伯父把自己的希望與追求自動降格到最低，於是，每一分錢的意外所得他都覺得滿足，如果可以，他會感恩與歌頌。

九點不到，小璐洗漱完畢，紅著臉和我打招呼說，你們慢慢聊，我先進房間休息了。我覺得非常遺憾，遺憾我不能像小時候那樣和她一起自然而然地走進房間，然後把門關上。或者說，我很遺憾自己不得不和大伯父坐在這裡聊天，把成人之間的一些儀式履行完畢。在這個過程中，我會錯過很多美好和有趣的事，但我畢竟不敢錯過這一儀式。

繼續枯坐一會兒，我起身，洗漱完畢，走進為我準備的房間。我坐在房間里發獃。這個房間里沒有任何一本書，任何一個字，這對於習慣了文字的我而言是一種折磨。我應該倒頭就睡，也確實因為喝酒而頭昏眼花，但我睡不著，難受，並且覺得不安。我這算是什麼呢，讓大伯父一家「如臨大敵」地招待我一晚，騰空了原本屬於灰塵和雜物的房間。大伯父一家顯然負擔沉重，但是對於我的突然造訪，他們還是給出了最為平和與溫馨的招待，甚至包含了他們和我都難以言說的激動。

十點多鐘，我出來上廁所。借著外面忽閃忽現的燈光，我看到茶杯茶葉還放在桌子上，於是我給自己泡了一杯茶端進房間，隨後又折回來，把水瓶也拎到房間里去，隨後我端坐在床上，拉著被子蓋住下半身，開始看手機里的小說。我手機里存儲了大量的小說，以至於彼此抵消，沒有一部讓人願意看，這就是盈餘時代的悲哀。我選擇了最為通俗易懂的《盜墓筆記》，看了幾分鐘，覺得毛骨悚然，我厭惡鬼怪一類的事物，心裡發毛。換成《父母是最好的老師》看，但剛看到作者簡介就十分厭惡，作者介紹自己時說到了她的女兒，早熟，市三好學生等，這讓我斷定這個女兒在這樣的母親的教育下生活得非常悲哀和不幸。這本書的說服力從何而來呢！再搜索一通，找到了《萬曆十五年》看，這本書我看過四五遍了，好幾次出差都是帶著紙質版，一兩個晚上看一遍。現在重看，咬牙往前推進。

實際上我在想著小璐，她晚上也喝了不少酒，加上白天勞頓，現在應該睡了。我很希望她過來，或者允許我過去和她聊一聊過去、現在、未來。我很想問問她是否可以聊天，但是我手機里沒有她的號碼，沒有大伯父家的電話號碼。以往，想要找他們，通過父母就可以了，現在我身在大伯父的家裡，卻覺得和他們隔得很遠。

當然我可以敲門、敲牆，或類似的原始方式，但是如此一來，就沒有退路了，如果她接受，那就是姐弟之間的長談，不接受，事情難免演變成男女親戚之間的混亂和尷尬。我一直沒有什麼舉動，坐在那裡看書，雖然《萬曆十五年》的敘述很精彩，官員與皇帝們的處境很吸引人，但是我不能夠融入其中，我被泥濘的現實和充滿了霉味與悲哀氛圍的大伯父家拖住了，不斷抬頭看看周圍。真的是家徒四壁，石灰牆上除了灰塵和隱約的水漬，沒有任何裝飾，床靠牆，牆的蒼白與冰冷傾斜在床上。這個房間里甚至沒有電視機，大伯父他們認為我就該早早睡覺。此前他們問過我，要不要看電視，可以在客廳看，我說不用了，自己平時也不看電視的，他們於是把客廳的電視、燈全部關掉，躲進了自己的卧室。一切顯露出老年人的生活習慣和接近湮滅的氣息。我也不好發出多大聲音，窩在床上看書吧！

很快我坐著睡著了，酒精和焦躁讓我一點點陷入麻木和昏睡。醒來時，口乾舌燥，胃裡不舒服，每咽一口唾沫都感覺刺痛。看看時間，十二點，我站起來打算上個廁所，然後睡覺。

推門出來，我愕然發現小璐坐在我剛才坐的座位上，一盞壁燈開著，光線落在餐桌上，小璐面前放著好幾個大碗以及一個塑料袋。她沖我笑笑，我第一反應不是她笑起來很漂亮，而是這個時間出現在眼前的笑容異常恐怖——她還披散著長發。定定神，我看清桌子上的塑料袋裡裝滿了豆子，紅、黃、綠三種，小璐正在把豆子分開，一种放進一個碗里。我有點迷糊地問：「這麼晚了還幹活？」她看看我沒說話。我發現所有這些豆子表面都有一種奇怪的光澤，作為稍懂古玩的人，我馬上想到了「包漿」這個詞，幾乎要笑出來。我的猜測是對的，小璐對我說，這些都是她爸爸打發時間用的，好幾年來，如果睡不著，他就把豆子給分開，要花好幾個小時。然後她補充說：「我今天睡不著，可能是喝酒喝的。」我有點兒衝動地伸手抓住她的手腕，隨即再一使勁，把她的手甩到一邊，堅定地說：「別忙了，睡覺吧！」小璐順從地站起來往房間走。她站起來那一刻我比較緊張，因為她如果說「還睡不著」，或者說「你再陪我說會兒話」，諸如此類，我不知道怎麼應付，不知道從下午到現在積累了好幾個小時的鬱悒會演化成什麼樣的事物，是衝動，還是承諾，或者是近乎邪惡的發泄。

好在她朝她自己朝北的房間徑直走過去，我往洗手間走，嘟囔一句：「你搞半天豆子我都沒聽到一點兒聲音。」她回頭朝我笑笑，在昏暗的光線中表情越發苦楚，窗外閃過的車燈的光芒讓她的身影猛然出現在牆上，又消失。她沒有光輝，只有一種信徒的重負掛在臉上，雖然我知道她沒有像很多人那樣，在生活不順后皈依了這個教，那個教。她學古箏，在我造訪的夜晚撿起了父親打發時光的豆子，她正介於發泄和放棄自我之間的那個階段。

堂姐下班回家時，我就注意到她手腕上空空如也，沒有當下很多女性手上的裝飾或手錶。於是，在一個月後的五一長假時，我沒和父母多說一句就跑到大伯父家，給他送上了兩桶四斤裝的原漿酒，心裡嘀咕著「看你能喝多長時間」，同時送上了一塊手錶，說是給小璐的。大伯父、大伯母沒多問我理由，我反而有點兒忐忑，補充說：「前幾年小璐結婚生小孩兒我都沒回來，這個小禮物算是彌補一下。」大伯父疑惑地看著我，我也覺得好像非常牽強，趕緊說：「這個酒很好，六十八度，保證你喝得好。」大伯父留我吃飯，我說中午安排好了，在我舅舅家，他說晚上到我家吃飯，我說要和我父母說一聲。於是我打電話，父親勉勉強強同意了，他不願意麻煩自己的大哥，卻又對我明顯努力而主動地和親戚們接觸高興。

晚上，兩家人坐到一起吃飯。父親、大伯父和我喝酒，小璐不喝。有父親在，我立刻成了配角，聽他們說話，對其中疑惑的人或者事提問。一頓飯以正常偏快的速度吃完，照例是酒後喝茶，母親和大伯母一起收拾著，小璐則兩頭跑，一會兒去給她們搭手，一會兒到我們這邊給茶杯添水。這一次，大家完全沒有提到已經遙遠得不復存在的堂哥和人生陷入深淵的小璐。一切都是泛泛而談，拉家常。而我則能不說話就不說話，我又回到了十來歲時的狀態，他們是大人、成年人，是主角，我是配角，旁觀者，無足輕重，甚至註定了將要與此無關。

很快到了國慶，我一年內第三次和大伯父坐下來喝酒，大伯父為我的到來甚至準備了螃蟹。我給他帶了兩瓶酒和一條煙，自己臨時買的，沒有給小璐帶任何東西，畢竟我們是平輩。父母沒有和我一起來，他們到底還是鼓勵我自己去和親戚們相處過日子的。大伯父對此很不高興，說我父母嫌棄他們。這也不是事實，他自己說著說著也覺得應該見好就收了。我們喝酒，在秋高氣爽的正午坐在陰暗的客廳里聊著以往的事，拆遷之前，然後是20世紀90年代，20世紀80年代，20世紀70年代……大伯父的表述太凌亂了，我很多時候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小璐陪在一邊，異乎尋常地沉默，我看到她手腕上的手錶，我送的，她沖我笑笑，以示感謝，但沒有一個字。

到了春節，在我即將回家前，父親在電話里調侃我：「你要不要去你大伯父家？」我想了想說：「算了，沒意思，你幫我送幾件常見的禮物去他們家，說我沒回家過年。」

我決定不再去大伯父吃飯喝酒了，可以說我嫌棄他們，也可以說我不想過多打擾他們。我真正的理由是和他們無話可說，我努力希望自己能夠像生活在他們中間一樣推門就進去，坐下來就吃喝，但是這一狀況不僅不合現實，我內心也排斥。我得承認，在大伯父一家的事情上，在和小璐恢復堂姐弟關係的事上，我努力過，但是快速失敗了，可以說我努力得還不夠，但無法知道什麼叫夠，因為完全沒有一個目標出現在眼前。好在，總有人是失敗的，快一年了，我在單位里的處境依然沒有好轉，在諸多同事眼裡，我是本輪人事調整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已是定論，我無所謂，總有人是失敗的，相對於早早變成灰燼的堂哥，相對於小璐，相對於大伯父大伯母，無論物質生活還是內心，我都已經富足得讓自己都很羞愧了。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