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為營之第二步:2000年9月22日(2)

步步為營之第二步:2000年9月22日(2)

每當我們到達一處旅遊景點、市場或者清真寺參觀時,總是有人站起來歡迎我們。一開始,他們會先說:「很高興再有美國遊客到訪。」然後會問,「難道美國人就不再恨伊朗了嗎?」我們回答說不會,接着他們會滿懷希望地再次發問,「其他美國人也是這樣想的嗎?」

就像家庭內部的齟齬會很快化解一樣,20年前的那場風波帶來的仇怨也早已煙消雲散。這進一步證明,那些整天東躲西藏、深居簡出的生存主義者實在是大錯特錯了。現在,我們已經邁進互相寬容與理解的新時代,所以沒有什麼好怕的。

從德黑蘭、色拉子、伊斯法罕到古城波塞波利斯一路行來,只有一次我們聽到有人說美國人不好。當時我們對一位畫家豎起大拇指,後來才知道這個手勢在伊朗的意思是「滾蛋」。

無論你走到哪裏,也許人與人之間本來都是一樣的,不一樣的只是那些符號吧。問題是,人人都覺得自己的符號名正言順,而別人的符號都匪夷所思。

在塞爾維亞能夠看到如此眾多畫有反美圖案的明信片,或許這就是其中癥結所在。雖然克林頓政府下令轟炸非平民區協助塞爾維亞人民推翻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的政權,並讓美國在道義上佔了上風,問題是這樣做了就要有人在道義上處於下風。然而不論是誰都不甘承受別人的壓制,因為這是有悖人類天性的。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別的角度再佔領一個道德制高點。於是,仇恨就這樣產生了:雙方互不相讓,並且都堅定不移地維護自己的道德高地。

一天,在前往德黑蘭伊瑪目清真寺的路上,我們看見街上一輛接一輛的坦克隆隆駛過,後面還跟着威武雄壯的導彈發射架、高射炮和士兵方隊。那情形和我兒時印象中的伊朗一模一樣。

「出了什麼事嗎?」我找了一個會講英語的士兵問。

「這是神聖國防周啊。」他說。

「是哪裏要開仗嗎?」

聽到這兒,他向我解釋說,今天是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的周年紀念日,軍事演習的目的是為了向人們和阿亞圖拉表明,伊朗仍然有能力保衛自己的國家。「如果你的頭號敵人就住在你的旁邊,」他接着說,「有時候你必須得做點什麼,老百姓才會覺得沒有危險。」

我可真是個井底之蛙。對娛樂世界我可能無所不知,但是對這個現實世界我卻一無所知。我竟然不知道伊朗的頭號敵人不是美國,而是伊拉克。

霎時間,我覺得自己有幸能夠生活在我們的這個時代。作為一個美國人,你可以毫無顧忌地周遊列國,而絕對不用擔心會遇上敵人。即使是在禁區古巴,所謂的禁運也早已形同虛設,彷彿只是業已死去的冷戰的一處遺跡。

弗朗西斯·福山曾經預言,世界的不斷進步,使得宗教與民族戰爭幾乎變為不可能。因此,這類衝突往往局限在那些較為原始的社會中,而讓他們跟上潮流,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同樣,諾曼·安吉爾在《大幻覺》一書中也寫道,當今世界文化多姿多彩,宗教多種多樣,各國經濟上相互依賴,戰爭正日漸被人們遺棄。

當然,安吉爾這本關於現代戰爭終結的著作寫於1911年。3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因此,無論是安吉爾,還是福山,甚至還有我自己,我們所感受到的也許只是暴風雨來臨前的一時平靜,過度樂觀與妄自尊大讓我們一度以為歷史已經終結,後來的事實證明的確如此。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不是什麼戰爭的終結,實際上,它正是下一次戰事的濫觴。

帶着拍到的那些塗鴉之作和下面這些政府官方的郵票從伊朗回國以後,我才真正開始收集形形色色的反美宣傳品。

這些宣傳品大都來自冷戰時期的俄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以及今天的韓國。

我收集這些東西,就像之前我準備與那些從《聖經》上引經據典的末日論者共度千禧之夜一樣。因為在我心中,根本就沒把他們當回事兒。

美國畢竟是美國。我們吸取往昔的教訓,用以鑄就今朝的完美。我們有世界上最精彩的電影、最悅耳的音樂、最高效的政府、最珍貴的機會和最完美的生活。我們用不着侵略別國,相反,我們在他們集市上開設麥當勞,在他們的影院裏上演《虎膽威龍》,給他們的體育館送去後街男孩。所以,他們越是愛吃我們的快餐食品,越是愛看我們的動作明星,越是愛唱我們的流行歌曲,我們就會變得越發強大。

當然,這也會讓我們樹敵眾多,就像我們在宣傳畫中看到的那樣。一個歌手要是胸有成竹,就會對那些庸俗寫手的大肆攻擊毫不見怪,相反還會驕傲地把他們的胡編亂造掛在自己的牆上,我的收藏亦然。但當時我還沒意識到,引發這些怨恨的,其實不是我們的漢堡,而是我們的政策。正是這些政策給我們留下了不堪設想的後患。

當我帶着玫瑰色的太陽鏡遊歷伊朗時,在美國有一本書悄然問世。不過這次寫的不是歷史的終點,而是帝國的末日。作者是一名前中情局顧問,查爾摩斯·約翰遜,他的新書名為《反戈一擊》。這是特工們的行話,意思是指那些秘密的外國組織對本國政策出人意料的反應。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冷戰後的十年中,」約翰遜寫道,「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拋棄了以外交手段、經濟援助、國際法與多邊體製為主的對外政策,而更多地訴諸威言恫嚇、軍事力量與金融操控。」

接着,約翰遜又告誡我們說:「這一做法的副作用就是,它引發了世界各國對美國人——遊客、學生、商人以及軍隊官兵——的集體憎恨,其後果將是毀滅性的。」

如果當時我就懂得這個道理,那麼事情會很明顯——我的收藏並非意味着美國胸懷寬廣,相反顯示了美國的懵懂無知與妄自尊大,而這也許正是讓別人怨恨我們的最主要原因吧。

現在,當我再次看到這些郵票、T恤衫和海報時,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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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危機世界的「逃亡計劃」:逃吧,地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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