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並非當事人開的「黑名單」(1)

在「余秋雨現象」討論中，對余秋雨散文提出批評切中要害者，可以開出一長串名字：林賢治、朱大可、李書磊、易中天、胡曉明、周澤雄、古耜、劉洪波、楊早、東方生、裴文、高恆文……但他們均是一般意義上的批評者。真正成為「論敵」的，是觸及余秋雨政治傷疤的學者，其中激起余秋雨強烈反彈乃至將其告上法庭的，有本人和肖夏林。

下面一份是並非當事人余秋雨開出，而是由張賓來編寫后收入本書時由我修改補充而成的「黑名單」：

余開偉湖南文藝出版社資深編輯。編有《余秋雨現象批判》、《余秋雨現象再批判》。另寫有《余秋雨是否應該反思》、《誰是文化殺手》等六篇文章，並和湖湘學人一起參與評選余秋雨為「中國文壇第一作秀高手」的活動。他和其他湖南文化人由此被余秋雨誣陷為與盜版集團有關的「文化殺手」，又稱之為「中國最後一個法盲群落」。其與余秋雨的論戰，被稱為「二餘之爭」。

余傑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號稱「北大怪才」、「大陸李敖」、「王小波第二」。他左手拿着一把正義的匕首，右手握著一支道德的手槍，兇狠地殺向所謂「文革餘孽」、「才子加流氓」余秋雨，逼着余秋雨要「懺悔」。正如著名作家二月河所說：「余傑、余秋雨一個真『搗蛋』，一個確實有『蛋』可搗。」正因為在某一方面「搗」中了余秋雨的痛處，故引起余秋雨的強烈反彈：認為「這二十年來中國各地法院判決的大量誹謗案和侵害名譽權案，有哪件的嚴重程度超過他的筆下？」但余秋雨表示歷史會原諒無知，重要的是「把他們背後的人抓出來」。因而決定暫不起訴他。余傑與余秋雨的論戰，被稱為「二餘之戰」。

孫光萱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原「石一歌」成員，后成為清查包括戴厚英、余秋雨等人在內的寫作組文藝組副黨小組長。從2000年4月起，以「見證人」的身份發表了《正視歷史，輕裝前進——讀余秋雨致余傑的一封公開信》，得到京滬文化界的廣泛贊同和認可；並通過對原清查上海寫作組組長夏其言的訪問，寫了題為《夏其言沒說過余秋雨「文革」中沒有問題》的文章，從而揭穿了余秋雨利用上海大型媒體《新民周刊》弄虛作假的重要事實，一時廣為傳誦。這位「嚴肅而又寬容」的孫光萱，由此被余秋雨稱之為「這個事件中唯一的一個所謂『證人』」；是他的文章的發表，使「事情立即走向惡性」，並揚言發展下去，「下一個被告」就是孫光萱。

于光遠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余秋雨要不要懺悔」的討論中，先後寫了《讀了余秋雨兩篇自白以後》、《又讀余秋雨的兩篇自白》等文，稱讚古遠清對「文革」寫作組及對余秋雨的評價客觀公正。余秋雨在接受境外記者採訪時，批評于光遠利用自己「如此高的地位」發言，加深了對余秋雨現象批判的「嚴重性」，還攻擊于光遠違背了自己「反對偽科學」的一貫主張。

沙葉新原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系余秋雨摯友，后寫有《「書生」及「梁效」評議》文章，不點名批評了余秋雨。雖然只寥寥數語，但顯出敏銳的感覺和深刻的洞察力，其鮮明的批判立場，讓余秋雨感到震撼。難怪余秋雨在自己的文集中多次談及「劇作家朋友」對友誼的「背叛」，並稱沙葉新為「沙警官」。對這位「昔日好友」銜恨之深，實為罕見。

黎煥頤上海作家，《中國詩人》名譽主編。寫有《戴厚英和余秋雨》、《余秋雨如何面對自己的「烙印」》，稱余秋雨「是四凶在上海文化方陣帷幄中的主將之一」。因說得過於激烈，此言論在《新民周刊》發表《余秋雨「文革問題」調查》時，被放在《「批余文摘」》的顯要位置中「示眾」。

古遠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所所長。2000年3月他在《文藝報》上發表《論余秋雨現在還不能「懺悔」》，因使用了打引號的「狡猾」一詞，被余秋雨稱之為「構成了整個侵權事件中性質最嚴重的焦點」，而成為第一被告。《余秋雨與「石一歌」》，則充分體現了古氏善於作實證性研究的特點，因而招來「誹謗內容最具體」的惡名。又在《文化名人傳記也要打假》、《弄巧反拙欲蓋彌彰——評〈新民周刊〉等媒體聯合調查余秋雨「文革問題」》中，因對有關余秋雨的傳記和報道進行打假，使余秋雨惱羞成怒，他在接見記者時竟說：如果古遠清「自稱『學術』就可以逃避法律，那麼連殺人犯也會宣稱他在作『心臟穿刺』的學術研究。」

王彬彬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有「黑駒」之稱。他借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中的「文壇三戶」（指「破落戶」、「暴發戶」、「破落暴發戶」）一語做書名。這本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書，用犀利的投槍，呼嘯的吶喊，把余秋雨與金庸、王朔這「文壇三戶」（而非「三傑」）「幫忙與幫閑的三重唱」的文化人格做了淋漓盡致的解剖。他是李美皆文章出現以前研究余秋雨現象最系統、最深透，為文化媚俗把脈最具學理性的一位學者。

聶作平四川作家，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獨著的《「審判」余秋雨》。作者一再鄭重說明：「這本書雖叫《『審判』余秋雨》，但批判的並非他本人，而是近年來因為余秋雨的種種作秀而形成的『余秋雨現象』。『審判』二字，也絕非法律名詞，而以予特定的文化解讀——這就是審視和判斷『余秋雨現象』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界意味着什麼，它所負載的內涵是什麼。」此書假設了一位未然的作家，虛擬了一個莊嚴的「中國文學法庭」。在2000年10月9日，作家未然一紙訴訟狀以「謀殺散文」為由將余秋雨「告」上了「法庭」，訴狀羅列了余氏散文十大弊端。「余古官司」開始不久，余秋雨在北京的代理人肖金彪律師在媒體上披露：「有另一場官司在四川開打」。其「打開」對象雖沒有明說，但有人猜測可能是指侵犯他著作權的四川某出版社，也有人說是指聶作平這本書。但聶著對「審判」加了引號並作出特定解釋，書中也全部是學術討論的內容，故余後來沒有敢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