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媒體與風流韻事(6)

甘迺迪之所以拒絕採納沃福德的建議，是因為他確信自己已經竭盡所能。他理解在一個以自由和機會均等為榮的國家裏黑人們對等級制度感覺到的不公正感。對於黑人在南方受到的虐待——包括對參加非暴力型抗議活動的黑人男女進行人身恐嚇——他並非視而不見。他知道這不僅僅是個最低工資增加5美分或者10美分的簡單問題，而是一個與國家信念相抵觸的問題。儘管如此，在他看來，這個問題的優先程度低於核戰爭的危險，因為核戰爭會令數千萬人生靈塗炭，給整個星球帶來的災難將破壞人類的生存。他似乎在遵循一種虛假的認識，即公開、全力地投身於美國黑人同等權力事業就會阻礙他對世界和平的追求。許多民權活動家很合理地斷定，甘迺迪對他們的事業根本沒有道義上的承諾，他作為一個富人的出身背景使他沒有接觸過美籍非洲人，而他們的苦難促使他成了一個有興趣的觀察家，而不是像休伯特·漢弗萊那樣發自本能地支持運用聯邦政府的權力來醫治這個國家最大的社會痼疾。

5月16日至18日，也就是亞拉巴馬州發生動亂期間，甘迺迪第一次作為總統出行——前往加拿大。雖然他知道此次訪問的時機可能會激怒民權活動家，但他覺得渥太華的談話太重要了，不能推遲。希望加拿大獨立於美國冷戰政策的約翰·迪芬貝克（JohnDiefenbaker）總理反對華盛頓要加拿大加入美洲國家組織的壓力和在加拿大國土上部署核武器的要求。由於甘迺迪沒有希望通過私下交談來改變迪芬貝克的想法，因此他利用在議會的講話機會來闡述美國的政策。他將美國與加拿大的歷史關係描述為「平等而獨立的國家的團結」，敦促加拿大人加入美洲國家組織，從而令「整個這個地區更加安全，能夠抵禦任何形式的侵犯」。他強調說明加拿大的加盟將使美洲國家組織多麼歡欣鼓舞。同樣重要的是，他敦促部署核武器，以便保衛所有北約地區，即加拿大和歐洲，並警告說，「我們的對手們正在觀察我們西方是否有分歧。在我們有分歧的時候，他們就有了勇氣。」

迪芬貝克痛恨甘迺迪試圖迫使他違心採取行動。在甘迺迪回到美國后，這位總理威脅要發表一份備忘錄——據說甘迺迪在備忘錄中稱迪芬貝克為狗娘養的。特德·索倫森聲稱那張手寫的紙條模模糊糊地提到了美洲國家組織，絲毫未涉及迪芬貝克。備忘錄事件過去后，博比回憶說，他哥哥「憎恨······迪芬貝克——對他很是鄙視」。私下裏，甘迺迪巧妙地針對備忘錄風波說，「我並不認為迪芬貝克是個狗娘養的，我覺得他是個蠢貨。」（「我不可能叫他是個狗娘養的，」甘迺迪開玩笑說。「我並不知道他是這麼個東西——在當時。」）拋開個人偏見不說，加拿大訪問加深了甘迺迪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擔憂。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丘吉爾一樣，他完全可以抱怨說，惟一比擁有同盟更糟糕的是沒有同盟。

加拿大之行，以及他從渥太華回國1星期後於5月25日向國會發表的一次特別講話，反映了甘迺迪內心對豬灣慘敗以後恢復他外交政策領導地位信心的擔憂。他解釋說，通常情況下，總統就國情狀況每年只發表一次講話，可是現在是美國人面臨「非常挑戰」的「非常時期」。在議會講台區向聯合會議發表講話時，甘迺迪莊重地提醒國會，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自由事業的領袖······今天，捍衛和擴展自由的偉大戰場，」他說，「是整個南半球——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是正在興起的民族的土地上。」反對自由的勢力正在努力控制這場革命，並使之有利於他們。而雖然他們擁有「強大的國際打擊力量，（以及）進行常規戰爭的龐大隊伍」，但他們的「侵略常常是暗中進行，而不是公然行動」。

由於美國在核武器數量和應用能力上的優勢在這場「爭奪思想和靈魂的戰鬥中」處於第二位，因此甘迺迪沒有提及這一點。同時，他覺得沒有必要把南方各地的民權運動作為被壓迫人民反對「不公正、殘暴和剝削」的鬥爭的一部分包含在自己的講話中。那樣不會取悅於南方的眾議員和參議員，而他們的投票對於增加國防預算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