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城牆行動(5)

彭真對拆城牆在公開場合堅決得很，可在底下和我們搞規劃的人談時，說要慎重。主席說要拆，他當然公開得說拆，但他又問我們：歷史上北京發過大水沒有？城牆起過作用沒有？城牆可以利用起來嗎？比如在上面修高架鐵路、搞交通等，能不能搞個規劃？就這樣，我指揮做了規劃方案。彭真還說，如果非拆不可，能否保護城的四個角，能否把城門樓保留下來？只拆一部分，把城裡城外連起來就可以了，留下四個角，讓後人知道城牆的位置？關於城牆，主席說這是皇帝老子怕農民造反的，要這些幹嗎？主席對舊東西是有看法的。拆城牆這件事，從解放至今，一直有爭論，大家都動感情。甚至有人說，**搞「文革」錯了，拆城牆也錯了！為什麼不做結論：拆城牆也錯了？我認為拆錯了！可以打幾個豁口，但城門樓應該保護。當年都市規劃委員會道路組組長鄭祖武，在50年代中期，做了一個保留城牆、在護城河外建設二環路的規劃。後來，他又奉命研究如何利用城牆並加以保留。1995年4月26日，鄭祖武在接受筆者採訪時回憶道：拆城牆是**提出來的。據主張拆城牆的專家說，解放軍見了城牆就惱火，因為城牆死了多少人！陳干就不止一次這樣說。兩年前西安開會討論保護城牆的問題，蘭州一位老專家，叫任震英的，就說北京的城牆拆錯了。陳干說，西安的城牆應該保，但北京應該拆，解放軍為城牆死了多少人？這個說法在當時也有一定道理。我個人的看法是，我既無拆城牆的想法，也無保護城牆的想法。50年代，我做二環路的規劃，在距城牆以里30米處建房，如新僑飯店就是。我就向里劃了30米紅線。城牆外怎麼辦？城牆與護城河有一定距離，大約是三四十米，有的地方也只有一二十米，過了就是護城河。為什麼不在護城河以外修路呢？我們是要在那裡修快速路的，那個位置是需要路的。在這裡修路，就可以在出城門的橋下面挖下去做立交，這很節約。於是，我們在這以外幾十米劃了紅線。當時蘇聯專家斯米爾諾夫、勃得列夫也認為這是對的，他們都同意。1954年、1955年，這個規劃就部分實施了。這表明了我對城牆的態度。我雖然沒有拆城牆的想法，但按照我做的方案實施，城牆自然也就保下來了。後來要拆城牆，我也沒什麼反應，領導說要拆就拆。後來市政府也決定了，**說話一句頂一萬句。那時候，**說話是非常有組織性的，從戰爭年代過來以後，解放軍的組織紀律性和覺悟都很高。過去我是從工程角度來考慮修濱河環路的，我也不是很愛城牆。但我想，這玩意怎麼拆得完？多少土方量？也不是一句話就拆得掉。「大躍進」期間，大伙兒拆城牆取土取磚，那時是極左高峰，外城拆完了，內城剩下了一半。大約是1963年、1964年，鄭天翔讓我研究城牆的防水問題，讓我查歷史上北京被永定河淹過幾次，城牆起過多大作用。我還真找到了一個史料，表明一次城牆防住了水，城門打不開了，後來還是用大象打開了城門。那時市裡有一個想法：能不能利用城牆剩餘的部分擋水防水？1964年，又讓我做城牆上走車的方案，這被叫做「高台方案」。但是第二年修地鐵，要從城牆直挖下去，「高台方案」也就沒有了意義。「文革」期間，有不少人貼了我的大字報，批我搞「高台方案」是想恢復城牆。其實，我並無保的意思，但按照50年代我做的濱河環路方案，城牆也就保留下來了。當年在北京市委負責城市建設工作的鄭天翔，在1989年對拆除城牆一事作了這樣的回憶：城牆和城門樓是北京城最顯眼的標誌，要不要拆除或怎樣拆除，爭論很大，問題也很複雜。1953年，為了交通方便，曾考慮拆除西直門城樓和箭樓。隨後的實踐表明，為了疏導集中的交通流量，在交通要道道口還需要設置大小不等的轉盤，證明環繞城門樓可以建造成交通幹道的轉盤，採取適當措施，城門樓不會妨礙交通。因此，我們在規劃總圖上對城門樓明確予以保留。城牆封閉了城內外的聯繫，決定拆除；但對於是全部拆除，還是保留四周的城角，或者是拆到底改建為環城路，還是拆到一定高度改建為立體交叉的高速幹道等等問題，都需要做進一步研究。因而，1958年雖有過拆城牆的指示，研究結果還是暫緩行動。崇文、宣武城門樓是在修地鐵時拆除的。朝陽門城樓有坍塌危險，當時又無力修繕，1956年拆下來，材料一律保存。十年內亂中，在拆除城牆時，除正陽門、前門箭樓、德勝門外，其餘各城門樓通通被拆除。古城風姿，為之減色。「大躍進」結束之後，全長公里的北京城牆的狀況，正如鄭祖武所言，「外城拆完了，內城剩下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