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城牆行動(4)

同年10月9日，朝陽門城樓被拆除完畢。《北京日報》刊登的報道稱:「這座城樓有二十四公尺高，牆身樓頂等共重約四千六百噸。由於年久失修，發現牆身多處下沉、裂縫，部分柱子向外歪斜，飛檐和柱子接榫處很多糟朽，南面樓門劈裂下來。如果不拆除，隨時都有倒塌危險。為了保障來往行人的安全，以及防止樓坍后砸壞城樓東面（距離不足一公尺）的高壓線，市人民委員會決定把它拆除。」朝陽門城樓正位於文化部大樓的東南角，文化部文物局的專家們從辦公室的窗口就可以看見它，拆這座城樓給了他們極大的觸動。羅哲文回憶道：1954年最高當局決定拆北京城牆的時候（當時我們並不知道），不僅在社會人士、專家學者之間產生了分歧，就是在文物工作者之間也產生了不同的派別。少數人是主張拆的，多數人是不主張拆的。不主張拆的被稱之為「城牆派」。當時文物處內，我和謝辰生、庄敏、臧華雲等同志都是屬於「城牆派」，並且還展開過公開辯論……引發爭論的原因是，1956年要拆除朝陽門時，文物處的辦公室正位於文化部大樓的東南角，從窗口正好可以看見要被拆的巍巍城樓。……由於專家們呼籲保護，國務院曾經下文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共同召開專家會討論，但北京市政府未曾理睬。文化部（由文物局起草）主動去函北京市政府，希望共同召開討論會，但這個公文，主持工作的部長（黨組書記錢俊瑞）不敢簽，而是推請從不簽發公文的部長沈雁冰簽發了，而北京市政府仍未回應。至此，北京城牆的拆除成了定論，無人再提反對意見了。於是，各行各業、各個部門、各路人等，根據需要就可以去拆。從1956年5月到1957年5月，北京市共舉辦了4次城市規劃彙報展覽，參觀人數共計萬餘人。「關於城牆存廢問題，不少『八大』代表和來賓主張城牆還是拆了好。也有的明確提出，城牆可拆，城門樓不應拆；少數同志表示不應拆，或者持懷疑態度。」1958年8月9日，《人民日報》又登出署名王啟賢的《束縛城市發展的城牆》一文，號召「用大家喜愛的義務勞動的形式」，「拔除」城牆「這個障礙物」：生產管理方面的規章制度，如果不能隨著形勢的發展而改進，就不僅不能促進生產，還束縛了生產。然而生產力是最活動最革命的，你要束縛也束縛不住，最後終於被它突破。城牆的情況也彷彿如此。它在過去對城市的建設也起著促進和保護的作用，但是現在顯然已成了城市發展中的障礙了。以北京城為例，如今到處都是豁口就足以說明。城牆開了幾個豁口只是點的突破，並沒有根本解決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徹底清除。特別是在目前節約建築用地的號召下，城牆卻佔用了大量土地，這是可以充分發掘的潛在力量。要拆城牆，特別是要拆北京的城牆，從保護文化古物的角度來說，不免容易產生一種惋惜甚至抵觸的情緒。我想這裡需要清醒地估計一下，文化古物需要保護，但也要看它的價值有多大，無論如何總不能影響當前的發展；**前面的三座門，還有各式各樣的牌樓，不都已全部拆除了嗎？那末對於一座到處是豁口的城牆又有何足惜呢？讓我們用大家喜愛的義務勞動的形式，拔除這個障礙物吧！在大躍進潮流中，先進單位的「事迹」是把城牆進行了「廢物利用」。1960年8月17日，《人民日報》刊登報道，稱讚北京宣武鋼鐵廠「克勤克儉加速生產發展」，「這個擁有九座小高爐和四座轉爐、電爐的鋼鐵廠，是1958年用城牆上的舊磚，在一個野草叢生的葦塘上興建起來的。現在全廠職工仍然保持著建廠時那種艱苦樸素的作風」。這家報紙同日配發的評論更是「畫龍點睛」般指出：「宣武鋼鐵廠的出名，是勤儉起家的緣故……原來，這個小廠是在一個葦塘上用城牆上的舊磚建起來的。」拆除城牆的行動，在1957年曾出現一次小小的「波折」。1957年6月，國務院向北京市批轉文化部的報告，稱：「北京是馳名世界的古城，其城牆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對於它的存廢問題，必須慎重考慮。最近獲悉，你市決定將北京城牆陸續拆除（外城城牆現已基本拆毀）。針對此舉，在文化部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很多文物專家對此都提出意見。國務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見，希你市對北京城牆暫緩拆除，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並加以綜合研究后，再作處理。」北京市接通知后，制止了拆城牆之舉。但是，1958年，**明確提出拆除北京城牆；隨後在「大躍進」浪潮中，北京市又在總體規劃草案中明確提出「城牆、壇牆一律拆掉」；9月，北京市人民委員會作出拆除城牆的決定，這使得零星的拆除城牆行動，變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次年3月，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又決定：「外城和內城的城牆全部拆除，需爭取在兩三年內拆完」，隨後就有組織有計劃地拆除了外城城牆和內城的部分城牆。1993年11月16日，當年的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周永源，就北京城牆拆除問題，向筆者作了這樣的回憶：**主張拆城牆，毛選五卷里也說這是中央的決定，一建國就這樣定了，因此很多領導人都主張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