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自成小天下(2)

梁啟超還結合社會主義對土地國有論進行了評論，認為剝奪了個人土地所有權將導致國民經濟與「個人勤勉殖富」的「兩敗俱傷」的局面：「若將所有權之一觀念除去，使人人為正義而勞動，或僅為滿足直接消費之**而勞動，則以今日人類之性質，能無消減其勸勉赴功之心，而致國民經濟全體釀成大不利之結果乎？」「今一旦剝奪個人之土地所有權，是即將其財產所有權最重要之部分而剝奪之，而個人勤勉殖富之動機，將減去泰半。故在圓滿之社會主義，絕對不承認財產所有權，而求經濟動機於他方面者，固可行之；若猶利用此動機為國民經濟發達之媒，而偏采此沮遏此動機之制度，則所謂兩敗俱傷者也。」梁思成在「土地國有」這個問題上，走向了父親的反面。顯然他的認識角度是與父親截然不同的，他既沒有從土地私有制的歷史淵源入手，也沒有從經濟發展的**動機入手，更沒有從建立在私有財產之上的社會契約入手，他在這個問題上，也絲毫沒有孫中山「平均地權」的政治主張，他只是樸素地從自己的規劃與建築本行出發，就認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但是，1949年之後，北京城市建設中出現的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無計劃狀況，卻使梁思成憂心忡忡，他試圖尋找答案。1953年梁思成訪問蘇聯。歸國后，他寫文章極力稱讚蘇聯城市建設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沒有規劃就建造起來的城市不可能為有計劃的經濟服務，猶如一個沒有按照生產計劃和科學的生產過程建造起來的工廠不能為生產服務一樣。現在蘇聯全國所有的城市、村莊，都是有建設和發展的計劃的。而這些城市村莊的規劃，都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城市建設原則進行的。例如烏拉爾河上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西伯利亞西部的新西比爾斯克，就是無數斯大林式城市的兩個例子。在這樣的城市中，工業區都放在居住區的下風和下游，使煤煙和污水都不侵入居住區。居住區與工業區都適當地隔離開來，同時又極方便地聯繫起來。不但居住區和市中心區都有高度綠化的街道、廣場和公園，而且工廠中也種植了幽美的花草、樹木。居住區中，都按人口中的學齡兒童的比例分佈學校，使兒童在幾分鐘內就可以步行到學校，而且不必通過車輛繁密的交通幹道，確保兒童的安全。此外，還按人口比例分佈醫院、幼兒園、託兒所、文化宮、圖書館、商店、劇院、運動場、小型公園等，使得每一個居民在住處附近就能得到文娛、福利、休息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這樣處處為國家的經濟，為生產，為勞動人民生活的需要而規劃建造的城市，惟有社會主義制度下才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主義惟利是圖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實現的。1957年，梁思成再次呼籲重視蘇聯城市建設經驗：在蘇聯，城市規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繼續，是與有計劃地發展生產及提高勞動人民生活的各項巨大的社會主義**建設配合進行的。由於消滅了階級壓迫和剝削，消滅了土地私有制，城市才有了可能作為一個整體來統一規劃，統一建造，統一管理。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的。可是，長期以來，缺乏計劃的發展，難以得到有效控制。1954年，**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報告，指出「在城內有空就擠、遍地開花，在城外則各佔一方、互不配合，現在這種現象，必須停止」。1964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關於北京城市建設工作的報告》，指出，「由於建設計劃是按『條條』下達，各單位分別進行建設，北京市很難有計劃地、成街成片地進行建設，至今沒有建成一條完整的好的街道。許多單位總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區建設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築形式的不諧調。不少單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設，造成用地的嚴重浪費」。1982年，《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提出，「今後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門戶『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到20世紀80年代末，北京市在重新編製城市總體規劃的時候，規劃工作者發現，北京的各種大院，已達2．5萬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