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自成小天下(1)

大院自成小天下(1)

在除舊布新的過程中,梁思成等規劃學者深感困惑的不僅僅是文物保護的問題,同時困擾他們的還有在現實與計劃之間,那似乎是無法逾越的「鴻溝」。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致信聶榮臻,對一些單位未獲得都市計劃委員會同意就隨意興建的現象提出批評,指出「這種辦法若繼續下去,在極短的期間內,北平的建設工作即將呈現混亂狀態,即將鑄成難以矯正的錯誤」。他希望聶榮臻「以市長兼市划會主委的名義布告所有各級公私機關團體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築外,凡是新的建築,尤其是現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築,無論大小久暫,必須先徵詢市划會的意見,然後開始設計製圖。這是市划會最主要任務之一,(雖然部分是消極性的)若連這一點都辦不到,市划會就等於虛設,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了」。當時,各機關為解決辦公問題,陸續佔用城內空房較多的王府,如衛生部佔用了醇親王府、解放軍機關佔用了慶親王府、國務院機關佔用了禮親王府、全國政協佔用了順承郡王府、教育部佔用了鄭親王府、國務院僑辦佔用了理親王府、國務院機關佔用了惠親王府、外貿部佔用了廉親王府等。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隊分完了,形成一個個大院,如海軍大院、空軍大院、國防學院大院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區,民族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誰蓋樓中央就撥錢,誰就跑馬佔地」的現象。由於各部門來頭都很大,疲於招架的都市計劃委員會幾成「撥地委員會」了。一位部隊首長竟在薛子正的辦公室質問王棟岑:「你們要我們的用地計劃,這涉及軍事機密,能告訴你們那麼具體嗎?我們的發展規模,連我們自己都說不出,你們能估計出來嗎?」王棟岑啞口無言,只好要多大地塊,就給多大地塊。1952年12月22日,梁思成在《人民日報》發表《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築設計的思想》一文,借蘇聯專家穆欣之口,對各自為政「圈大院」的現象予以批評:「現在有許多建築還保持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每個單位都用圍牆把自己圍起來,自成一個小天下。」1953年1月31日,梁思成在北京市政府的一次學習會上,聽到作家老舍對「趕任務」的抱怨:「文藝幹部不惟無時間寫,更嚴重的是沒有時間念書。要有生活,有理論。市府任何部門有任何運動,就向文藝部門要東西,如向百貨公司要一打鉛筆一樣。婚姻法給了兩個月,也只是婆婆打媳婦而已,要寫媳婦如何反抗,兩個月不夠的。不如寫一出永久有價值的戀愛劇,而不必按婚法第X條、第Y條寫。望給文藝工作者一些自由,做出好東西,不要太逼著趕任務。」他在筆記本上寫下這樣一句話:「我們的總平面圖也如此。」就像陳占祥的老師賀爾福把蘇聯描繪成「計劃工作者的天堂」一樣,梁思成自從解放前讀到蘇聯建築學者窩羅寧所著《蘇聯衛國戰爭被毀地區之重建》一書後,也對社會主義制度充滿了嚮往。1949年新中國建立,梁思成無比振奮,認為城市規劃的黃金時代到來了。梁從誡回憶道:1949年,我父親興奮得不得了,我母親病成那樣,也是同樣的興奮,因為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有計劃的制度,只要有一個統一的規劃,大家都會遵守,而不是像資主義制度那樣各干各的。我父親當時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城市規劃很難實現,土地是私有的,你要規劃,對不起,這塊地是我的,我要蓋成什麼樣是我的權利,國家不能干預。他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動都是計劃性的,這樣才有可能來通盤規劃一個城市,使這個城市能夠按最科學、最合理的方式來加以總體規劃、總體建設。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一條街他要蓋成十樣八樣你都拿他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他有法律保護,那是他的私有財產。只有**才能解決這個問題。1951年,梁思成曾這樣追述當時的心境: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我對反動政府已不存絲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著「社會主義」。我從研究都市計劃的理論開始,我以為自己是一個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我不只贊成計劃經濟,並且希望它表現在區域、城鄉、都市、住宅等計劃上……我自己認為在思想上同**是接近的,所以願意留在這裡等**來。梁思成對土地公有制的推崇,與他的父親梁啟超大相徑庭。1906年,梁思成5歲的時候,父親梁啟超與孫中山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論戰,這被現在的一些史學家稱作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論戰。在這場論戰中,孫中山等人明確提出以土地國有的方式,實現平均地權的政治主張,而梁啟超表示堅決反對,認為自己有「掃蕩魔說」的「義務」,寫了兩篇文章予以反駁。梁啟超從分析土地私有制產生的歷史和原因入手,提出土地私有制是歷史的產物,「土地自共有制度遞嬗而為私有制度,實有歷史上之理由,而非可蔑棄者也」。在他看來,私有制是現代社會一切文明的源泉,「蓋經濟之最大動機,實起於人類之利己心。人類以有**之故,而種種之經濟行為生焉。而所謂經濟上之**,則使財物歸於自己支配之**是也。惟歸於自己之支配,則使自由消費之、使用之、移轉之,然後對於種種經濟行為,得以安固而無危險」。這種經濟行為產生的效果是,「非惟我據此權與人交涉而於我有利也,即他人因我據此權以與我交涉亦於彼有利」。因此,「今日一切經濟行為,殆無不以所有權為基礎,而活動於基上。人人以欲獲得所有權或擴張所有權故,循經濟法則以行,而不識不知之間,國民全體之富,固已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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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北京城半個世紀的滄桑回憶: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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