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發難(3)

鄭振鐸態度強硬地說:「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聯繫，由中央決定，不應採取粗暴的態度。」但吳晗綿里藏針：「全國性的問題請示中央決定。」這是不是意味著，只要不是「全國性的問題」，就不需要「請示中央決定」呢？林徽因提出，「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保護舊的是為新建築保存優良的傳統」，「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再如天壇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辦法」。她認為民居建築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藝術從來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宮殿藝術，一個是民間藝術，後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這些是非常重要的。」梁思成在發言中指出，「北京市的發展是要在歷史形成的基礎上發展，一定要保存歷史形成的美麗城市的風格。有些單位（如公安、交通、經濟部門）考慮得片面」，「在保護古文物建築工作上，首都應起示範作用，慎重是必要的」。他搬出了蘇聯經驗，提出「在莫斯科建設中，古建築在原則上盡量保存下來」。他還以「土地私有」譏諷破壞文物建築的行徑：「北京各機關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觀念，在他們自己的範圍內愛拆愛建，一點不考慮整體。」可是，吳晗作答：「在處理中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專家不能以為自己的意見必須實現。」會後，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與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等部門共同組織的聯合調查小組，對北京城區的牌樓及其他一些古建築進行調查。最後，對牌樓作出了保、遷、拆三種處理方式，即在公園、壇廟之內的可以保下來；大街上的除了成賢街和國子監的4座外，全部遷移或拆除。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吳晗與鄭振鐸組織的這次對牌樓調查測繪的所有資料，全部遺失。被遷至陶然亭公園的東、西長安街牌樓，也大約在1971年9月，被**下令拆除。1953年12月20日，吳晗主持召開首都古代建築處理問題座談會。他在總結髮言中說：「座談會已取得一致意見的幾處古代建築處理意見：第一，景德坊先行拆卸，至於如何處理，另行研究。第二，地安門的存廢問題以後再研究，先拆去四周房屋10間，以解決交通問題。第三，東、西交民巷牌樓可以拆除。」由於梁思成的堅持，周恩來總理不得不親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與周恩來懇談了幾乎兩個小時，並極富詩意地描述了帝王廟牌樓在夕陽斜照，漸落西山時的美麗景象。周恩來則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作答。孔慶普主持拆除了歷代帝王廟景德坊和東交民巷牌樓。他向筆者追憶了當年梁思成向這兩處牌樓告別的情景：市裡對梁思成先生非常尊敬。1954年3月6日，我們開始拆東交民巷牌樓，腳手架都搭好了，第二天接張友漁副市長通知：「交民巷牌樓暫停施工，等梁教授看完后再拆。」我們當天晚上又把腳手架拆下來，把杉槁等放在中華門前面。可是，等了兩天仍不見梁先生來，我們就報告局秘書室，12日由秘書室出車接來梁先生，由我在現場接待。梁先生只看了東交民巷牌樓，他說，這兩座牌樓都是改造過的，是混凝土牌樓，已不屬於古代建築，既然影響交通，拆就拆吧。他還問長安街牌樓的情況，問什麼時候拆，說要是拆也應該挪到別的地方再建起來，東、西長安街牌樓是古建築，都是木質的、老的。我說，東、西長安街牌樓計劃在「五一」前拆完，6月15日上汛前，計劃拆完東、西四牌樓。他沒再說什麼就走了。梁先生走後，我向局裡彙報，說梁先生沒說什麼，還說東交民巷牌樓已不是古建築。局裡又向市裡彙報，市裡就指示，動手吧。沒過幾天，市政府又來通知：長安街牌樓暫緩拆除，東、西四牌樓拆否未定，另行通知。後來，這幾處牌樓還是被拆除了。長安街牌樓是8月21日下午7時正式開工的，兩座牌樓同時施工，25日凌晨做到場光地凈。東、西四牌樓在12月21日同時開工拆除，26日凌晨6時，兩處同時做到場光地凈。歷代帝王廟牌樓也是我們拆的。1954年1月8日，我們開始準備拆卸。10日，梁思成先生來到現場，這是他自己去的，當時我們正在搭腳手架。他就在旁邊看，見到我問這兩座牌樓計劃什麼時候拆完？照了相沒有？拆下來的部件存在哪裡？重建的地點定了沒有？我說，相片已照了，立面、側面、局部、大樣都有。上級布置是拆卸，要求操作仔細，力爭不損壞瓦件，木件不許鋸斷，立柱和戧柱必要時可以鋸斷。拆下的部件暫存於帝王廟內，由文整會安排，重建地點尚未確定。據文整會俞同奎同志說，民族學院擬將牌樓遷建於校園內。梁先生說，北京的古代牌樓屬這兩座構造形式最好，雕作最為精緻，從牌樓的東面向西望去，有阜成門城樓的襯托。晴天時還可以看到西山，特別美，尤其是傍晚落日的時候。為爭取保留這兩座牌樓，他曾給周總理寫信，總理很客氣，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唉！也難說！這裡的交通問題確實也不好解決。拆這座牌樓，是因為它影響交通。支撐牌樓的戧柱，老被車撞。可梁先生說，這座牌樓被挪了就沒有意義了。他還問我，牌樓的木件腐朽程度如何？我說，經初步檢查，木構件大部分腐朽很嚴重，拆卸時儘力小心吧。梁先生最後說，感謝！感謝！這次來主要是向牌樓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