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發難(2)

4月25日，市政府通知建設局：政務院撥給北京市修繕城樓工程款15億元（舊幣），牌樓修繕工程，由建設局年度投資內列支，修繕從簡。於是建設局將牌樓修繕工程改為維修工程，投資壓縮近半。但一年沒有修完，弄不了這麼多。1951年底，我們又寫出二期古建修繕報告，但沒有批下來。這之後，風向陡轉。1952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此問題由公安局交通管理處首先提出。他們認為，大街上的牌樓附近交通事故頻繁，牌樓影響交通是導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議建設局養路工程事務所拆除牌樓。這一年，在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門前發生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原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總建築師李准回憶道：那裡的交通環境的確不好，自北海大橋下橋向西正逢下坡道路，車速一般較高，經過通視條件稍好的金鰲牌樓后即面臨原北京圖書館門前附近的「三座門」。它有3個門洞，開間不大，一般只能通過一部汽車，再向前又遇到向北的彎道，行車視線受到較大的障礙。當時一部汽車自東向西疾駛，但快要進三座門時突然發現轉彎過來的另一部汽車迎面駛來，這位司機看到迎面來的車裡有前蘇聯專家乘坐，在已無法採取任何措施躲避的情況下，這位司機出於對「老大哥」的尊重，毫不猶疑地把車撞在三座門的門垛上，專家的車有驚無險地順利通過，這位司機卻失去了年輕的生命。當時，這類事故已有多起，很顯然，道路間建築物與交通的矛盾已達到非常尖銳的地步，應該迅速合理地予以解決。1953年5月，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簡報稱：「女三中門前發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為帝王廟牌樓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樓的戧柱和夾桿石多次被撞，牌樓有危險。東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過陡，又有牌樓阻礙交通，亦屬事故多發點。」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陽門、阜成門和東四、西四、帝王廟前牌樓影響交通的問題向中央請示：擬拆掉朝陽門、阜成門城樓和瓮城，交通取直線通過；東四、西四、帝王廟牌樓一併拆除。5月9日，**中央批准了這個方案。並指出進行此項工程時，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解釋，以取得人民的擁護。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主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據吳良鏞回憶，梁思成一次當著吳晗和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的面，對周恩來說：「我對這兩位領導有意見，他們不重視城樓的保護」。當年在國務院工作的方驥回憶起梁思成與吳晗的一次衝突：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自稱「改革派」的吳晗同志爭得面紅耳赤，記得有一次，吳晗同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這都是我們這些在場作記錄的同志耳聞目睹的事實。1953年的一個夏夜，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那是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席間，鄭振鐸感慨道，推土機一開動，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物，就此壽終正寢了。林徽因則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雖然那時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梁思成致信中央領導，認為以「純交通觀點」來決定牌樓存廢是片面的，應該從城市整體規劃的角度來考慮文物保護以及避免車禍的辦法，例如可建設交通環島，將牌樓保留為街心景觀等。另外，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如歷代帝王廟前的一對牌樓「所在的一段大街，既不拐彎也不抹角，中間一間凈寬6．20m，足夠兩輛大卡車相對以市區內一般的每小時20km的速度通過，不必互相躲閃，絕對不需要減低速度；若在路面中線上畫一條白線，則更保絕對安全。兩旁的兩間各凈寬，給慢行車通過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絕沒有絲毫的『思古幽情』，我們是尊敬古代勞動人民卓越的創造，要我們的首都每一條街道更能夠生氣勃勃地代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時代的偉大面貌。片面強調『交通』，借口『發展』來拆除文物，確有加以考慮的必要。」他建議對古建築進行調查，立法分級保護，「把文物組織到新的規劃中，而不應用片面的理由或個人的愛惡輕率地決定文化遺產的命運。」交鋒越發激烈。1953年7月4日，北京市建設局奉市政府指示，牽頭組織關於交民巷和帝王廟牌樓拆除問題座談會。會議同意拆除交民巷的兩座牌樓。關於帝王廟牌樓，文物部門的意見是最好能夠保留，或易地重建。8月20日，吳晗主持會議，討論北京文物建築保護問題。薛子正、梁思成、華南圭、鄭振鐸、林徽因、羅哲文、葉恭綽、朱兆雪等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