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印（五）(6)

一個小學生看升旗的觀后感中這樣寫到『迎著火紅的朝陽，鮮艷的五星紅旗升至30米高的旗杆頂端，高高的飄揚。我在心裡默默地為祖國祝福。』崔聯說，他記得那天的風特別大。廣場上每個人都凍得直跺腳，鼻子和耳朵都凍得通紅。三個村主任那天看到的**廣場是修繕一新的廣場。為了迎接國慶五十周年，這一年的國慶節前夕，北京對**進行了大力改造。六十四組呈蓮花狀的華燈全部刷漆和更新，拆除了地面舊的混泥土方磚，換成淺粉色的花崗岩條石。四周的綠地面積擴大了，金水河的噴泉也改造了。不知道那天升旗的時間，具體是六點幾分幾秒。不過三個村主任所看到的肯定也是下列景象：武警**國旗護衛隊官兵步調一致地走出**城樓，走向**廣場國旗的旗杆下。升國旗時，三名戰士並排齊步前進，中間是掌旗手，左肩扛著國旗，兩邊是護棋手。兩位戰士走到旗杆兩側，面向**，立正站好。持旗的戰士把國旗掛到旗杆上，按動升旗的電鈕將國旗升起。整個嚴肅、神聖的升旗過程，時間不長，但每一個細節動作都要求分毫不差。這些國旗護衛隊官兵，身高、長相也都要求極嚴，算得上是些不折不扣的中國美男子。為了練就這樣的精氣神，據說這些官兵每天都得練習頭上頂好幾塊磚的功夫。這麼嚴苛的要求，不只是因為國旗手們要升國旗給包括三個村主任在內的全國人民看，更因為要升給各國政要看，升給永遠的**看。某種程度上，他們代表的是國家的形象。就象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一樣，都必須長著一張『國嘴』和『國臉』，因為他們經常念出中央的聲音給全國人民聽、看，給全世界的老百姓和正要聽、看。比較規範的說法是『黨的喉舌』。看完升旗之後，三個村主任在**前留了幾張影。本來三個人想登上**城樓看一看，可是一看一張票得花15元錢，幾個人只好退縮了。隨後，三個村主任在一張北京市地圖的指導下，又跑了好幾個單位。比如中紀委信訪辦，國務院信訪辦，公安部信訪辦等等，『凡是我們覺得能沾點兒邊的部門，我們都去了一下』崔聯說。在某信訪辦門口，崔聯詫異地看見前來上訪的人排了足有兩三百米長的隊伍。有些上訪者好像是日夜住在那個地方，披著一條髒兮兮的被子，坐在一個角落裡，等人召見；一個老人竟然在那個地方用鍋生火做飯吃；一個婦女已經瘋了，一個人坐在地上自問自答，一會兒笑一會兒哭。時不時地有一些官員模樣的人，挨個問上訪者是哪裡人，如果聽出是本地區的口音，當場就把上訪者拉走，塞進停在不遠處的小車裡。然後，揚長而去。沒有人知道，這個被當地政府官員帶走的上訪者後面的故事究竟是什麼。崔聯舉起相機拍了幾張照，被一個武警戰士有禮貌的要求將膠捲曝光和離開。離開那個信訪辦，三個村主任的心情很複雜。後來，三個村主任慕名來到中央電視台的門口，對站崗的武警戰士說，他們想見《焦點訪談》的記者，他們要向記者反映農村的民主情況。訓練有術的武警戰士表情嚴肅，一句話都沒說，右手指了指緊挨著東門的一間小屋子，然後，就轉過身去了。順著武警戰士的手勢，三個村主任走向《焦點訪談》專門的接待室。那裡沒有記者，只有一個值班的老頭，他坐在用鐵欄杆與外面隔開的辦公室里，只負責接收材料。大部分上訪者都是千里迢迢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所以，總是心有不甘地想和老頭說點兒什麼。老頭說『你趕緊地，還有其他人呢。光聽你說了，其他人怎麼辦？你就回家踏踏實實的等著吧』有一個婦女和孩子，身上穿著用血寫成的告狀信。在接待室的門口縫人便說，她的丈夫被地方官員的小車撞死了，快五年了，地方官員不但沒有受到處罰，還當了比原來更大的官。她帶著孩子到北京告了幾年的狀，住在橋洞里，孩子該上學的年齡了，可是現在冤屈都沒有伸，怎麼上學。崔聯說，那個女人和孩子穿成這樣子，實在是太嚇人了。所以，看見她們走過去，行人大多數紛紛躲開，或者離得遠遠的。這個可憐的母親和妻子，就象當年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一樣，走在大街上，嘴裡念叨著『阿毛，下雪了，這山上怎麼還會有狼呢』。崔聯曾經質問我說，一個這麼可憐的女人，中央台的記者怎麼就不管管？是不是太沒有責任心了？對於崔聯的質問，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回答。就拿《焦點訪談》和《今日說法》來說，一年只有365期節目，可是每天收到的來信就有五六百封，一年下來是近20萬封的告狀信。每一封的告狀信後面，都有一個辛酸的故事，一段不平的遭遇。全部報道，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譚。為了處理這些滿懷著信任的信，兩個欄目都有專門的工作人員，對這些信件進行分類，根據不同的問題，將信寄往不同的部門。職責範圍內能做的似乎也只能到此了。《焦點訪談》的一位資深主持人說，他不敢看觀眾來信，因為每看一次，就會增加一分自責和痛苦。久而久之，便變得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