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印（五）(2)

崔聯似乎早就料到村裡、鎮里肯定要派人去火車站堵他。所以，他故意在這個旅館住了五天之後，令擇吉日才動身。在小旅館里，崔聯複印了很多自己寫的各種各樣的材料，說是擔心北京複印費太貴了，畢竟是大城市。然後，打電話邀請那兩個在培訓班上認識的，遭遇比自己『凄慘』的村主任一起上訪。一個是王姓村主任，母親被村支書一家辱罵致死；另一個是何姓村主任，兒子險些被村支書一家打成殘廢。三個人一拍即合。另外兩個村主任東挪西借湊了1500元錢，加上崔聯的1000元錢，總共2500元作為上訪期間的費用。複印完材料，湊足了錢，三個村主任不知道還能作些什麼，只能呆在這個離家只有十多里地的小旅館里發獃。崔聯說，逼到這份兒了，當時三個人都抱著『就是萬丈深淵也得閉著眼睛往下跳』的決心。萬丈深淵是否言過其實？不得而知。然而，大多數上訪者的遭遇似乎都離不開『辛酸』二字。有時候，象個皮球一樣，他們被各有關部門踢來踢去；有些時候，上訪者採取自殘來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和全社會的同情；很多時候，這些已經滿腹冤屈的上訪者在上訪過程中，反而雪上加霜，遭受人生中更大的不公。從以下這些血淚斑斑的報道中，人們彷彿看見一個個上訪者的身影——蓬頭垢面、疲憊不堪、孤苦無助、四顧茫然……2003年《南方都市報》報道，陝西省興平市政府大院3名保安人員在院內狂歐一位上訪老人，老人被打昏后大小便失禁。2003年《長白山日報》報道，吉林省松原市發生流血事件，防暴警察圍打上訪群眾。2003年《京華時報》報道，安徽農民朱正亮因為拆遷問題在**金水橋前**。2002年《南方周末》報道，山西省上訪教師李綠松的舌頭被當地公安部門割了。2001年中央電視台《今日說法》報道，一名上訪教師被當成精神病人強制關進了精神病院……這次上訪會有些什麼樣的遭遇？前景怎樣？能不能順利的找到管事兒的領導？縣裡會不會派人到北京去截他們？錢夠不夠？萬一去北京是白跑一趟，以後的日子還怎麼過？三個人愁眉苦臉，呆在旅館里愁得一天都懶得說一句話。三個培訓班上的『話嘮』變成了三個悶葫蘆。後來，王姓村主任試著與一個自稱能幫上大忙的朋友聯繫上了。此人姓劉，曾經在縣公安局工作，並且還是山東省一家公安報的業餘記者，兜里常揣著一個業餘記者證。（這種記者證其實隨便找個印名片的地方，再用幾分錢買個羅卜，刻個羅卜章，就製成了。）接到王姓村主任的電話后，劉記者很快就來到小旅館，與三個村主任見面。劉『記者』說，自己利用採訪的機會，認識了北京公安部的幾個大人物，而且是葦縣的老鄉。他信誓旦旦地說，只要能找一個這樣的大人物，崔聯他們的事就分分鐘搞定了，說不定那幾個鎮長、縣長都要被撤職。劉『記者』的話，把崔聯三個人說得熱血沸騰。崔聯形容當時的感覺『簡直就象神兵天降。天助我也。』劉『記者』繼續說，因為自己寫文章得罪了縣公安局，前一段時間被雙規了，丟了工作。自己也正想去北京找那個大人物伸伸冤。如果崔聯他們信得過他，自己可以捎帶說說他們的事兒。劉『記者』的話讓崔聯他們有了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三個人很憤慨，罵道『這狗日的葦縣，怎麼就容不下一兩個好人呢。』劉『記者』最後提出要一些活動經費。崔聯說三個人『連眉頭都沒有眨一下』，答應了他的要求。當即，何姓村主任解開褲腰帶，從最裡面一條褲子的兜里，摸出已經被裡三層外三層包裹好的錢，拿出一千元給了劉『記者』。當時三個人還一個勁兒地道歉，說是錢不多，劉『記者』看在老鄉的情面上，就收下吧。劉『記者』的加入，使三個村主任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離開小旅館的時候，崔聯買了瓶廉價白酒，分成三份，和另外兩個村主任跪在地上一口氣喝完。三個人舉手發誓：三個人結為兄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果有人在中途反悔、告密，就會遭天打雷辟，不得好死。三個人中，崔聯年齡最長，是大哥，何姓村主任是二弟，王姓村主任是三弟。由於1000元已經給了劉『記者』作為活動經費，本來就緊張的錢就顯得更緊張了。為了節省錢，他們買了四張硬坐火車票和一箱速食麵——這是大家到北京以後的主要口糧。王姓村主任曾經提出，速食麵太貴，要不然從家裡帶幾張大餅上北京。這是葦縣的一種薄餅，象農村的大鍋蓋那麼大，用大麥製成，也是葦縣村民平時的主食。製作這種大餅非常麻煩，必須用文火慢慢烤。由於這種餅不容易變質，忙碌的村民們經常一次性的製作三四十張大餅，擱在家裡，誰餓就從餅上撕下一塊當飯吃。劉『記者』否定了這種做法，理由是，背著幾張餅走在北京城，一看就知道是來上訪的。這樣目標很容易暴露，大家上訪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何姓村主任又提出扛上自家的被褥，如果錢不夠，隨便找個旮旯睡幾個晚上，節省點兒住宿費。這種想法被崔聯制止了，說是萬一被北京的警察發現了，會被當成盲流收容遣送回家。